楊澤《人生不值得活的》──意象與節奏分析 ◎李懷
前言
本篇報告以楊澤第二本詩集《人生不值得活的》為研究對象,主要討論其意象使用與調整節奏感之手法。
第一節 意象分析
《人生不值得活的》共分五輯,囊括了對生死的理解、愛情的追逐與辯證、被置身於陌生城市的焦慮等,每一輯在寫作手法、意象使用與主題上皆有明顯不同,以下將進行分析:
壹、人生不值得活的
對楊澤而言,詩是屬於少年的,年輕人痛恨謊言與偽善、享受苦悶與憂鬱,用寫詩提煉回憶、救贖青春。開卷第一首同詩集名的〈人生不值得活的〉便基於此積極的風格為整本詩集定調,無論是年少當下的悲苦疾筆、事過境遷後或許坦然或許糾結的回顧,都在輯一「水」的意象下開展。
此輯共有八首詩,或多或少皆使用了水的意象:〈人生不值得活的〉、〈瓊斯海灘〉中使用了海:
愛與死的迷藥無非是
大海落日般──
一種永恆的暴力
與瘋狂……
(〈人生不值得活的〉)
天空是面陰鬱底牆
其上有海天──
最後迴光。一隻傘
一方無人眺望之窗口
生命的全部重量
倒懸於彼
(〈瓊斯海灘〉)
大海與落日,正對映著前句的死與愛,死彷彿一片汪洋廣闊而壓迫的存在著,而愛則若落日餘暉,雖絢爛卻是無比短暫。但對楊澤而言,這兩者其實都是永恆的,是早於任何理性、歷史的。愛與死以強大的張力互相拉扯著,死可以毫無理由的帶走人、愛上一個人也不需要任何邏輯推導,巧妙的是兩者也像海洋與夕陽倒影一般互為對方的因果。在〈瓊斯海灘〉中,天空如鏡映著大海,而傘似乎倒掛在上,其對應的卻正是雨中佇立的那個人,故事的主體往往在傘下,只是在楊澤顛倒世界的幻想中,由傘下孤零的一人轉成了倒掛傘中盛接的雨水。
兩詩皆用海作為世間萬事的盛載體,是一面凝望即可看見故事的鏡,而在物理世界中,我們稱之為「時間」。水在楊澤詩中的意象便是時間的流動、歷史的洪荒。〈克羅采奏鳴曲〉中以貝多芬的音樂帶著詩人流回曾經洶湧的青春、〈室外是雪〉以飄零的雨雪串起了異鄉子弟對故鄉地域的思念、〈霽〉以雨過天青與濃霧的對比、城與離城者之間關於留下與離去的行為,展現了眾人皆困於過往記(與霽諧音之設計)憶。輯一短短八首詩,雖皆有水的意象,楊澤卻巧妙的利用其不同形式詮釋各種對時間的理解、臣服與反抗。
貳、我已歌唱過愛情
氣候與花,追逐、放棄與釋懷。構成了楊澤以詩語言辯證愛情觀的輯二「我已歌唱過愛情」,我們在此輯中不斷見證愛情與生死、短暫現存與永恆記憶間:有限性與無限性、必然性與可能性的來回交錯。而「花(植物)」便是其中重要的媒介:
我已歌唱過愛情──
還有玫瑰、紫羅蘭、鬱金香的真理
但是為她,啊,單獨為她
我預支了我下輩子的愛情
(春天,落花,carpe diem
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
與我不再的七弦琴)
我已歌唱過愛情──
如今我將長久保持沈默。
喜悅以及悲傷──除非
大陸淪陷成海,海
淪陷成荒原,荒原
開出玫瑰而她向我走來──
我將,啊,永遠不再復活
(春天,落花,carpe diem
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
我不再沈吟愛情,髣髴在她的花園中……)
(〈我已歌唱過愛情〉)
對如今的詩人而言愛情已成過去式,而玫瑰、紫羅蘭、鬱金香雖如不同段感情有不一樣的顏色,其真理卻一樣是短暫的、是只屬於某特定時期的。楊澤浪漫的少年情懷卻不認同自己僅限於這樣的稍縱即逝,一方面他幻想著預支下輩子來換取此刻的永恆、一方面現實中他選擇停留,旅人在樹下稍作休息便會離去,楊澤卻甘願停滯在她的花園裡享受著他僅存的「永恆的愛情」。
末段表面上透過描寫時間進程以表楊澤對愛情長久而沉默的堅持,暗底下則展現了一種極致的融合觀,在時間恆流中不斷變換的地形與始終存在的詩人與樹、「永遠不再復活」中隱含「從未死去」與「甘願死去」這樣對愛情更高(也更狡猾)角度的視角,讓存有與逝去的界線模糊。讓我們感覺只要詩人能在記憶中永保18歲某場短暫而絢爛的愛情,即便分離後經歷年月摧殘,「愛情」本身也透過詩人的浪漫得以存續。
在楊澤的情詩中沒有純然煽情的情慾流動,更多的是青年對愛情本質的直逼叩問,〈伐木〉中春天隱密的繁花與透過伐木建築的愛的居室,引出自然而為與刻意為之的感情關係間的矛盾;〈告別1〉中從春天頹然倒下(感情破裂)後的自我懷疑、辯證,祈求與絕望下透過浪漫的遠離試圖保有僅存的愛情。
除了花等植物外,在〈告別1〉:「相對於我們,我們的戀情正在絕望地焚燒……我們的愛──如何像群樹那般不斷生長,像星球一樣永恆運轉……」、〈告別2〉:「像激流護衛一朵落花請為我為我護衛她/因為當黃昏遽爾落下,天井/再也無法護衛她的身影小小/因為當春天轉身背向離開/激流與落花/他的心中負荷有──/一千種難言的傷痛……」中,焚燒、激流、急雨,楊澤利用這些曖昧的詞彙營造了一場脫離現實、界線模糊、不負責任卻又純粹的「美」的愛情狂想。
參、與眾同禱、讓我做你的DJ
此為輯三與輯五,其並沒有特別多相同意象或如輯一、二那般具有貫串全輯的核心意象,在背景上而主要偏向異國、陌地、城市的氣氛營造、語境上則多有對自我存有、國族、生死的來回思辨,顧此二輯放在同一段談。輯三「與眾同禱」第一首詩〈在風中〉馬上構建了與前二輯截然不同的語境:
在風中獨立的人都已化成風。
在風中,在落日的風中
我思索:一個詩人如何證實自己
依靠著風,他如何向大風歌唱?
除了──啊,通過愛
通過他的愛人,他的民族
他的年代,他如何在風中把握自己
有如琴弦在樂音中顫慄、發聲
與歌唱……
……
在風中,在落日的風中
假如他逆風流淚奔跑,大風
將與他並行,並為他悄悄拭去
所有的淚……
(〈在風中〉)
沒有太多意象,而是較為赤裸的將思辯過程展現在讀者眼前,此詩或許在純文學性上並沒有太多進展,但卻嶄露了楊澤對詩的野心──也就是哲學性的思辨。比起將讀者直接丟入一個想像的詩空間中,楊澤更願意安排好一些命題、邏輯與線索,甚至像〈在風中〉一樣根本不多做包裝,利用其犀利精準的文字,將人置身於時代磅礡的大風下,如何發聲、如何證實自己?以愛、信仰做回應。即使「落日在風中,蒼茫墜落無聲……」即使在風中為了對國族的焦慮、對自我的渺茫,但當詩人大聲歌唱,此處的歌唱我認為指的便是各代文人的書寫,在時代狂暴的呼嘯中一個人堅守著愛與原則進行寫作能喚醒莫大的力量。此刻,原先掩蓋個人聲音的大風卻反過來悄悄拭去眼淚。
空間感,無疑是輯三、五中最能感覺到楊澤力筆營造的,風不僅作為涵蓋所有空間並改變其屬性的流體、同時也串連起所有曾佇立於風中的人,空間與時間被簡單的一個意象緊密交織在一起。當渺小的人開展思想,連結到興衰的落日、群星的運行下明與暗的對反、連結到陽光連結到愛。而詩末回收到淚這樣主體性的感受產物,將人最獨有的情感與時代做回應,閱畢此詩便能感受到在楊澤心中,存在本身便是一種極具張力且浪漫的辯證過程。
若說〈在風中〉給出了一個較明確且堅定的解答,〈在畢加島〉則停在一個較為開放性且困惑的結尾:
在畢加島,我在酒店的陽臺邂逅了
安塞斯卡來的一位政治流亡者;溫和的種族主義
激烈的愛國者。「為了
「祖國與和平……他向我舉杯
「為了愛……」我囁嚅地──
回答,感覺自己有如一名昏庸懦弱的越戰逃兵
(瑪麗安,我仍然依戀
依戀月亮以及你美麗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肉體……)
在畢加島,我感傷旅行的終站
我坐下來思索人類歷史的鬼雨
半夜推窗發現的苦難年代;
我坐下來思索,在我們之前、之後
即將到來的苦難年代,千萬人頭
遽爾落地,一個豐收的意象……
瑪麗安,在旋轉的童年木馬
在旋轉旋轉的唱槽上,我的詩
如何將無意義的苦難化為有意義的犧牲?
我的詩是否,只能預言苦難的陰影?
並且說──愛……
(〈在畢加島〉)
在私人的與國族情懷的愛是否有相同的基準點?或說兩者是悖反的?不相容的?在畢加島這個幻想的島嶼,楊澤清楚看見了其暴政歷史,但在這樣歷史的面前詩人該以什麼姿態面對?對愛國者囁嚅地回應,一方面反映詩人對私愛該在這樣磅礡且充滿道德意味的革命下如何自處、另一方面則受困於自身對苦難的無能為力。詩中「千萬人頭/遽爾落地」對應「人類歷史的鬼雨」,將歷史進程的殘酷與鬼雨相連結,讓讀者不禁思考究竟這樣的雨能否洗淨一地血流、或是雨的味道反倒掩蓋了血腥味?詩對於這個廣袤無邊且現實的世界究竟能起到什麼作用?相對前一首的堅決,〈在畢加島〉展現了楊澤陷於困惑與焦慮的模樣。
在大時代的交替下,知識分子對自我的定位是極度惶恐的,此本詩集收錄楊澤1977年至1990年的詩創作,此時政治動盪、文壇論戰四起,無可避免的楊澤除了書寫積極、愛情,也書寫「被置身」於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思想交戰下,文學寫作已不存在指標與真理,這點在輯三、五尤其如此。〈我曾在炎午的酷陽下注視〉是一首無論主題或語境皆展現對此刻與歷史的反覆論辯,詩中再度使用風中年代的意象,楊澤彷彿不得志的罪臣,雖抱有理想卻在中暑的城市中呻吟,一個有著愛與思想的人竟在這樣「信仰缺如的年代」顯得如此無助。黃昏、大廈窗前、無用的軀體、救火車,楊澤挑選了這些混亂或似乎待破碎的城市意象,深刻刻劃了一個踩在名為現代的道路上、卻只能渺小踽踽獨行……
輯五「讓我做你的DJ」較無輯三那樣沉重,但也因情感的渲染較足,時刻能感受到楊澤被置身於城市中的呼喊:
人間秋涼,雨日
薄暮不免有些感喟
徒然地立在回家的站牌前,看
施工中的對街大樓,在微雨中
一盞盞水銀路燈寂寞亮起
二三女子在一場黃昏雨中艷裝獨行
緊抿著紅唇趕赴人生的約會
在聖人不復的紅磚道上,我覷見
有人低頭抽手上的Kent牌香菸
歲月的驚愕與虛偽一如
嵌在無名指上的大粒鑽戒
在雨中淋漓發光
只一夜,那人須髮盡白,我
失落在路旁的朝代間,充滿了不合時宜的情懷……
城市的夜是激烈的搖滾不遠處爆發
我在霓虹的紅雨中為櫥窗的星星所射殺
世界在海變中向下沉淪
直到惡夜的中心
有人彎身撿起一支口紅
我發現你我的城市祇是
被丟棄在路旁的
一截再也點不燃的煙蒂
(〈雨日.女人No.12與35〉)
詩題中雨日似乎就是一種矛盾,而女人則一反身為人類的主體性,成為編號般的存在,帶著類似的戒指、風格無太多相異的服裝,在霓虹城市中豔裝奔走趕赴約會,但這樣的忙碌在楊澤眼中似乎並不存在什麼意義,相較楊澤詩中的救贖──瑪麗安,No.12與35顯得多麼扁平與單薄。
路燈逐漸代替了日光,只在開頭以無形容詞的狀態出現的「日」似乎解離成城市中一盞盞的燈光、絢爛的霓虹,走在這樣「聖人不復的紅磚道」彷彿有種究極的、真理性的消散。我們在此詩窺見楊澤較為尚古……或說崇尚可見道德規範的一部分。但這並非他沒有勇氣尋找新觀點、新視角,而是在太過紛亂的時代,亙古不變的「真理」最能令人有安全感,在一切準則盡失的現代城市裡,對某些詩人而言反倒是一種惡夢,我不確定此詩書寫的是楊澤在美國留學的時光抑或是回到故鄉後的悵然,但皆能深刻感受到他對外在世界的陌生、與那一份因純真仍在才導致的絕望。
第二節 節奏分析
楊澤的詩中充斥著刪節號、破折號與括號,修飾著詩中未完成的語氣、待補充的語境與解釋背景脈絡等功能。以下將逐段分析三者在詩中出現的位置與其作用。
一、刪節號(……)
刪節號在整本詩集共出現86次,使用刪節號的詩作有27首,超過了全集42首的一半。其功能分為三類,分別是「落寞語氣」、「待續語氣」與「延伸語境」:
(一)、落寞語氣
〈告別1〉:「相對於所有季節──我們的愛情顯得多麼有限……」
〈伐木〉:「感覺自己像去夏海濱所見/一座荒廢已久的建築鷹架在雨中……」
〈在馬賽〉:「像夏日午後的急雨,我匆匆避入的一間地下室café,妖嬈開放的燈色、音樂與人臉是一面遠遠的落地長鏡,我在其中找到我落寞的眼神……」
回想起某個雨中荒廢的建築如自己曾經的感情;想像各個季節的變化再與此刻的愛情相對應;五色燈光下人群中的獨身一人……此類刪節號常見於楊澤的情詩,求不得、回憶傷心事的寂寥、感傷,透過刪節號形成一種「詩人似乎無話可說」的語氣。當讀詩時來到這類段落,往往因刪節號的出現而略作停頓,而在此巨大的沉默中我們反倒能再度咀嚼前一句內容,具加強句子情感的功用。
(二)、待續語氣
〈在畢加島〉:「我的詩是否,只能預言苦難的陰影?/並且說──愛……」
〈詠懷〉:「憂鬱是消沈後的熱誠/關於我的靈魂,請相信/那始終不變的部分……」
〈里奧追踪〉:「我開車繞過,荒涼的菊花墳場,河流在左,在右,彷彿聽見一女子的傷心,不知為誰……」
在這些刪節號後讀者將期待詩人繼續說下去、或是語氣並未結束尚留存一些謎,那女子的傷心,不知究竟為誰而泣?在說完愛之後呢?是否還能有更多的意義?那始終不辨的部分是什麼?信仰?愛?痛苦?是何類的倔強?在楊澤充滿反覆辯證的詩中,透過刪節號的留白使的算式遺落了等號後的結論,讓讀者有更多的空間將自己生命的獨特性帶入。
(三)、延伸語境
〈母親〉:「那中年婦人的眼神始終/尾隨著我……」
〈人生不值得活的〉:「號角重返那最後/與最初的草原黎明……」
〈告別2〉:「而永恆是我離開她,留給她的一片/無盡的黃昏與等待……」
〈越過窗外暗雲湧動的天空〉:「彷彿我是她所遺棄、逐日枯萎的/一株向日葵;彷彿/我永遠是背對著她的雨季……」
第三類是楊澤詩中最常見的刪節號用法,當前句具有未完的旨意,楊澤便常常使用刪節號作為想像的延伸。最初的草原黎明……如何到達最後的?眼神始終尾隨著我……直到何時?現在嗎?還是會持續到永遠?後兩句更不用說,「永遠」與「無盡」皆指涉著往後提到的事物或狀態將一直持續。
透過這些刪節號,詩人一方面省去了筆墨描寫落寞、待續等狀態,也在此之上構了能做為讀者無限想像的媒介,刪節號後的世界楊澤交給了讀者,我們能因共鳴感到痛苦、也能擅自將未完的狀態在腦中延續或斷絕。在閱讀上,除了段落、句與句之間,我們多了一個煞車功能的刪節號,在連綿的情緒、意象堆疊中,有一個可以平衡動靜,讓思考暫時停歇下來回顧、深思的小棧。
二、破折號(──)
全集共有30首詩使用總計93個破折號,相比刪節號使用頻率甚至更高,破折號的運用在功能上就較為簡明,在連結前後兩句的前提下,以邏輯脈絡區分有二種主要型式之使用──「前後相輔」與「指涉後句」:
(一)、前後相輔
〈母親〉:「有許多窗鏡的陌生廂房/輾轉啼生了我──與我/終告分離」
〈霽〉:「青山彷彿昨夜/那人之髻──山後是/遽遽然不可逼視/珠簪般亂顫的光」
〈暴力與音樂的賦格──獻給Jethro Tull〉:「這是生存的/全部──全部的歡樂,全部的苦難/全部的春日,全部的愛……」
在這類句型使用中,破折號的前後二句並沒有明確的因果關係,而是補充前句未說明、或近意的重複敘述。
(二)、指涉後句
〈啊,我的祖國是一座神秘的電台〉:「但人車喧騰,那祇是──/失落在市塵中的/山河含恨……」
〈30路藍色巴士〉:「我看見──滿街奔跑,許多焦慮的父母/紛紛尋找他們二十年前遺失的小孩」
〈婚前曲(一九八一)〉:「驀然瞥見──你們暗中鼓動/靈慾的雙翼,於文明的夢寐中/巍巍誕生之秒密……」
相比前者,這類的使用佔據絕大多數,在語意未盡的前句後,以一種較緩慢、娓娓道來的口氣說明。
前面提到楊澤的詩邏輯性較強,少有純粹的意象堆疊,就算是意象較為豐富的〈暴力與音樂的賦格──獻給Jethro Tull〉、〈人生不值的活的〉等,也有許多因果、時間上的連接詞將整首詩串聯,破折號的應用便顯示了這點,唯有一個人的詩中需要大量的論述(儘管可能隱晦)才可能以這麼高的比例被使用。
三、括號(())
全集共有15首詩使用總計38個括號,以「動作描寫」、「背景補述」、「詩人獨白」為主要三個用法,以下將一一分析:
(一)、動作描寫
〈蔗田間的旅程〉:「多折的唱詞裡莫非便有/與她雷同的身世?/(五指輕撥過往琴弦)」
〈在格拉那達café(Castle in Spain)〉:「西班牙的哲學是音樂,與乎沒有哲學負擔的雲/他向我說(揮舞巨大的手掌在我眼前晃動)」
此種用法較少見於楊澤詩中,簡單敘述對方當下的動作以增加人物的鮮活與表明情緒。
(二)、背景補述
〈霽〉:「匆匆醒來的河流、車輛/逆向游走無聲/(遠行者離城而去,久久未歸)」
〈我已歌唱過愛情〉:「我已經為她/啊,浪費掉我的一生/(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與我不再詠嘆的七弦琴)/……(春天,落花,carpe diem/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與我不再的七弦琴)/……(春天,落花,carpe diem/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我不再沉吟的愛情,髣髴在她的花園中……)」
既然是作為詩背景的「補述」,那就表示這類括號中的句子通常將以一種潛藏在詩脈絡底下的形式展現,不讀括號看似對詩整體的結構沒有決定性的影響,但當這類的句子被特意的括起來,反而引發讀者將其與其他文字隔開,在腦中自成一個境地,讀者知道這是重要的背景資訊,否則詩人沒必要特別在此補充,因此可做到加強詩境渲染的效果。
在〈霽〉一詩中,黎明、青山、河流構成了一幅光景,離城者一樣放在段落中很可能被消融在豐富的畫面裡。但離城者這枚意象扮演一個極具重要的元素,楊澤因而將其放入括弧,將離城遠行久未歸的事實在他建構的黎明景色中凸顯,進而加強了全詩著墨濃淡的調配。而在〈我已歌唱過愛情〉中,三段中三個括弧以類似的結構出現,其作用便是詩經中的複沓手法,每段的論述不斷地前進的同時,躺在樹下的我身處的環境與心境也在配合三段情感的推演下逐漸出現。
(三)、詩人獨白
〈告別1〉:「不慣說謊的裸體也開始厭倦於/一襲過份精緻美好的衣服/(我們曾激賞過那份表裡合一的奢華感覺)」
〈夏蟲〉:「泰山其崩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漠漠風起,簌簌葉落,當下一個秋天來到──夫子哪,我們卻在那裡?)」
〈在格拉那達café(Castle in Spain)〉〉:「(站在一九七七年的櫥窗前,我是全然年輕的,而世界已頹頹老去,如一遲暮之妓……很多的不滿,太多憤懣,到後來變成只是些可笑的牢騷,微弱的聲音只有自己的喉嚨不清楚地聽見。假如我大聲呼喊,除了我的Echo──啊啊誰會聽見……)」
一首詩通常包含一條完整的敘事線,雖可能有詩人暫且的狂想,但基本上會在同樣的時空架構底下完成。而括號中的「我」以跳脫框架的形式存在於詩中有兩種可能,一是作為「詩中世界」的詩人對他寫下的故事的補充,〈告別1〉、〈夏蟲〉屬於此種。另一種則是作為現實中詩人的後設獨白,〈在格拉那達café(Castle in Spain)〉便是如此,是作為楊澤本人的聲音而非詩中的敘事主體。
楊澤的詩之所以充滿音樂性,便是他在使用意象展開論述的同時,將論述的過程以各種不同形式精巧的布置在各詩中,留白、待續、獨語、補述……而非滔滔不絕的從頭到尾使用類似語法,這樣的作法讓讀者在閱讀上多了些心思,類似拼湊積木一樣一塊一塊疊起楊澤浪漫而真實的詩世界。
第三節 結論
〈人生不值得活的〉傳遞就算面對苦悶的生活也要積極的生存姿態;〈告別1〉嶄露了只屬於少年的對愛的渴求、依戀與懷疑;〈在臺北〉我們窺見楊澤內心焦慮的、被置身於陌生時空的無所適從。《人生不值得活的》雖然以這樣厭世的詩集名出版,卻沒有任何一首詩要讀者消極、放棄。
文學性上,整部詩集並沒有非常創新的實驗筆法,但也透過楊澤精心的邏輯、脈絡安排使得沒有一首詩落於俗套,我們在楊澤的雄辯中直視愛、直視信仰、直視自我、直視焦慮,然後用一種少年式的浪漫予以回應。我們都曾、或現正處在後青春期成長與停滯間的矛盾地帶,一方面想盡可能的看清所有真相、一方面又有很極多部分的靈魂希望永遠保留著無知,我們與世界的爭鬥正如與自我的爭鬥,愛在這樣的辯證中是具有多麼強大的力量?我們對世界深深的絕望正因為我們如斯的愛著這個世界,只是有些人的愛走了岔路,而楊澤的詩正是將我們引回具修復與生長性的自我懷疑與肯定。
雖然,絕望可能在自我主體性開展的那一刻便已注定;雖然,自我的有限性與思想的無限性便是人類永恆的困境;雖然,即便書寫了也不一定能將苦難化為有意義;但至少,只要心中還記得楊澤理性而溫柔的文字,我們便能甘心的作一名千敗劍客、做一名深愛著無數缺陷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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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游佳真
圖片來源:游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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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楊澤 #人生不值得活的 #意象 #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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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自治@香港革新論
//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香港革新論文章】
不羈放縱愛自由──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
/ 鄺健銘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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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去年政改諮詢期間,學民思潮提出了「重奪政府」的口號,聲言要「重奪一個屬於香港人的政府」1。這個口號頗堪玩味,因為它大抵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30年的議程—「民主自治」的實現,在於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制度。
在後政改年代,這個「民主自治」議程也許有不足之處。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這篇文章主要述說這種「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提出在香港的環境和脈絡中,要保存「本土」,關鍵之一就在於民眾自我管理、突破凡事依賴政府的思考框框。這可分成兩部份:
一. 以東南亞高地Zomia住民的社會自治模式,來比照香港的情況。Zomia是人類學家James Scott著作《不被治理的藝術:高地東南亞無國家主義者的歷史》(The art of being not govere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的研究地域,那高地西起印度以北、東至越南北部,當中包括雲貴高原,所住有的社群,是由兩千年以來,一波又一波逃離低地邦國、帝國與文明中心—包括泰緬等印度政體與漢的中國政體—的人所組成。Scott的觀點是,高地社會的組織以及身份認同,都是為擺脫低地國家中央集權統治之下的產物。2
二. 探討香港實現「民主自治」的另類想像,即「以社會為中心」,而非「以政府為中心」的思路,解釋香港民間為何能夠以及如何自我管理,以保存香港民間創意與各種文化精粹這些重要資產。
【從東南亞高地的案例看香港】
簡括而言,東南亞高地人為不受國家操控、為免被同化,他們的社會組織與身份認同均源於三個重要理念:平等(Equity)、自主(Autonomy)與移動性(Mobility)3。這些特質,與受國家操控的地域剛好相反。Scott在書中不斷強調,這些高地東南亞人,並非如國家史觀所形容為未經開化、被遺棄的人,他們居於高地,是有意識追求自由生活的表現,因此Scott認為,高地東南亞人的社會文化,不能獨立地看,而應與國家之下的社會形態作對比4。
低地國家之下的社會,有三個特點,頭兩點顯示國家如何形塑空間,後一點則是社會結構如何配合國家權力:
一、所種農作物以米為主,原因是相較其他農作物,米有特定收成期、易於運輸與貯存,因此國家易於制訂稅收,也易於控制米的使用與貯存。故此,米成為前現代(Premodern)東南亞的主要農作物5;
二、國家很著意鋪設交通網,原因是為方便國家延伸權力、掌控各地的人與資源,也因此前現代東南亞政體通常都在河道附近或海旁6;
三、為方便監控與協商、以彰顯權力,國家喜歡穩定可靠的金字塔式社會結構7。
東南亞高地的社會文化特質,卻與上述三點相反:
一、高地人喜愛方便移動的刀耕火種,而非固定於某地種米,且所種的農作物多是隨時也可耕作、生長很快的品種,例如燕麥。這可避免國家的稅收、免於從屬於任何政府8;
二、高地人極抗拒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講求平等,正是為了避免高地人之間有任何部落乃至任何低地政權可以統領自己,確保自主。例如於緬甸的貢龍(Gumlao)型社群9,所有等級與階級制度都被謝絕10。具體地說,高地人實現平等社會的方法有幾種,例如傈僳族(Lisu)的族譜很短,以避免有任何一個支流因為某種「歷史優越」而支配其他人,這也解釋為何他們不以文字記錄歷史11。此外,傈僳族還有一個傳統,那就是如果有領袖想專權,他便會被族人殺掉12;
三、高地人社會之中沒有「大台」,組織猶如水,易聚易散,流動性高。例如緬甸的克欽族(Kachin),小至每家每戶都可有自主權。假如有某戶不滿某「領袖」,他們會離開村落到別處另起爐灶13。以泰國北部的傈僳族為例,即使需要有代表與低地國家打交道,他們也只會任命村裡沒有任何權力的人,而非能力受敬重、擁有財富的年長村民,且代表也沒有實權,殖民時代老撾山區社群也有相類特質。14因為這些社會特質,19世紀佔有緬甸的英人曾投訴難以佔領偏遠地區,也因為缺乏中央領導而難與當地人協商15;換句話說,這種如水一般的社會組織,使外力難以掌控,高地人因而得到自主,用Scott常在書中強調的一句話來概括,便是divide that ye not ruled。
雖然沒有「大台」,高地人之間也發展出一種「命運共同體」的身份意識。即便如此,卻很難將他們歸一為某「民族」或「種族」,原因是他們的文化內涵非常博雜,難以劃界歸類16。遊走於中國(Miao)與泰撾(Hmong)的苗族,以及緬甸的克倫族(Karen),就是例子。很多苗族男女可以說多於三種語言,也承繼了不少中國傳統文化習俗,而且與其他族群的通婚〔例如克木族(Khmu)、傈僳族、克倫族等〕極為普遍17。克倫族也一樣,他們沒有單一信仰、服飾、習俗與語言等標誌性的文化特徵18。殖民者往往也因此難以將他們歸類以方便管理。19曾有學者這樣形容這些高地東南亞人的文化身份:“the interflow of genes, ideas, and languages has been so intensive and multidirectional as to render futile any attempt to delineate the various ‘peoples’ in terms of completely distinct bundles of geographical, linguistic, biological, or cultural-historical features.”20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高地人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沒有對「自己是誰」與「自己不是誰」這些問題產生混淆。這種身份的含混,其實也是他們生存的政治策略—對抗國家權力的滲透與輻射21。Scott將這種為保持自主與自由的文化身份認同政治,稱之為「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並形容Zomia的文化處境,猶如巴爾幹半島22。身份含混,也有助高地人在險峻的高地求生,因為可方便增加人手,博雜的文化性格亦可增強社群的適應力23。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作用猶如一個政治群體的會籍,而且會籍要求很有彈性、可以說力拒國家操控的理念大於一切,這與崇尚先天決定論、強調「血濃於水」的民族身份認同操作大不相同24。
Scott其實是美國耶魯大學的政治人類學學者,尤其喜歡研究社會如何自下而上運作,東南亞是他案例的主要來源地。他的另一部著作《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正是批評政府自上而下、漠視地方智慧的規劃如何失敗。《不被治理的藝術》已得到不少年度最佳圖書榮譽,且為區域研究帶來了新的衝擊。
東南亞高地人這個案例,顯示在地意識並非虛無、保存本土就是保存多元,具體地說,有四點可助理解香港愈演愈烈的身份認同政治:
一、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某程度上,東南亞高地與香港相像,因為兩者都是移民社會。從太平天國起義到中共建政前後,不斷有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生活、避開國內政治動盪。特別是中共建政後,香港與東南亞高地更為神似,因為兩者都被視為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英治時代的香港,雖有殖民政府,但某種意義上,仍然形似於高地,因為相比鄰近地區,香港社會相當自由。教育家小思曾經這樣說過:「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管治者對文化發展,是採取半明半暗、自生自滅的『放任』政策,沒有強硬制約的外在規範,逼得非人人遵從不可。正因為此,只要有個人理想、有文化發展理念的人,總可以『自由』接受不同思想,向不同道路走去。」25而中共執政期間逃到香港的人,都曾經過深思熟慮,才拚命一搏偷渡到香港換取自由,這可算是這代人的「公民抗命」(例如幾百萬人在1962年夏天嘗試偷渡到香港,最後成功的,約有十萬)26。例如梁伯,他歷經三次偷渡嘗試,才成功到港,雨傘運動期間,他經常到金鐘以示支持,原因是「要保護學生、人愈多愈安全、有些自由是要爭取的」27。也記得在金鐘遇見一位同樣是偷渡來的老伯,他早在1950年代,已因對國家行為產生懷疑而有來港想法,最後在1960年代付諸行動—同行六人游水到港,最後只有兩人上岸。嚮往自由、逃離國家權力網的香港社會精神面貌,為雨傘運動埋下了伏線—從反國教運動到雨傘運動,常見到的一句標語,就是「我們的上一代因逃避共產黨而來, 不要讓下一代重回魔掌」。事實上,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意味香港從海洋國家手上轉讓到大陸國家接管,而這兩個有很不一樣的權力觀,後者更好將國家權力延伸到民眾生活的不同角落28,因此香港1997後面臨的處境猶如高地人:努力逃離國家權力網,卻在逐步被國家吞噬29。
二、非消極的本土意識。很多人說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因此易於認為香港的本土意識消極、純粹以強調非「大陸人」、沒有實質內涵來定義自己,也因而易於低估其面對國家同化壓力時的反作用力。東南亞高地人案例說明,雖然他們的身份政治策略以非「國家子民」為基調、從而活出自我,但難以形容他們的身份構建為消極,因為在每個細節上,他們都記得高地人身份為何存在—即擺脫國家操控—也因此有一份「命運共同體意識」、形成社群形聚力,共同守護某種社會模式,例如強調平等;換句話說,客觀效果上,高地人的身份認同,不是為了構建一種邊界分明、方便研究與管理的「民族」,而是維持一個有特定理念的政治社群的「會籍」賴以獨立生存。這都意味,移民在某地,也會主動守護自己珍視的價值,不一定就會隨波逐流。事前少人能夠預計會發生的雨傘運動,充分反映香港也已發展出這種近似於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與社會形態,以抗衡國家權力延伸,例如佔領區之中,奉行平等社會、抗拒「大台」;組織與行動相對自下而上(如流動佔領),令政府難以捉摸;縱然與高地人一樣,「香港人」的身份內涵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但一樣有種渴望維持自主、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積極在地意識、抱有相當程度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
三、本土包含多元。香港人與高地人身份文化內涵相類,也博雜,縱然程度未必一樣。李歐梵說,香港是「雜種」,特點是「雜糅」,這不無道理30。英治時代,香港是英帝國的一個港口城市,有本書曾視香港為世上十大構建帝國的城市之一,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指,香港的腹地接連八個板塊31。港口城市的特徵,在於匯聚各地網絡,十九世紀的香港,也因而曾被形容為最國際化的城市。至今,香港仍然留著這種「雜糅」,單是從好些文化與政治人身上,便能看見這些痕跡:例如導演徐克本身為越南人,後來移居香港;文人董橋,則是印尼華僑;歌手杜德偉,是中菲混血兒;演員黃秋生,是中英混血兒;另一位年輕演員李治廷,是馬來西亞馬來族、阿拉伯裔、華裔混血兒;「龍婆」形象深入民心的影星羅蘭,是有印度血統的混血兒;議員張超雄,也有祕魯血統。「雜糅」不代表本土特色缺席,散佈在海外的不同種類華人,例如土生華人(peranakan)文化,便是例證32。有此歷史過去,意味香港「本土」包含世界、本身就很外向,與高地人身份內涵同樣多元,「排外」之說也就無從說起,這亦是港人身份內涵無法三言兩語說清的原因。事實上,與高地人一樣,港人身份意識像政治社群會籍,多於民族身份,至少很少港人不視喬寶寶、杜德偉、李治廷、羅蘭以及上述的梁伯為香港人,這形同以「核心價值」為綱的「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而非以血緣為要的「種族血緣論」(Ethnic nationalism)。
四、「歧視」與保存「本土」。高地人的身份政治策略告訴我們,與國家權力網保持距離,就是維持其文化博雜的社群生活自主的關鍵,而身份認同與其衍生的社會組織模式,是保持距離的重要工具。動輒將這種身份認同視為「排外」、「歧視外來人」,這不會是道德判斷,而是「無聊與無情」。梁文道在2007年的文章《本土一定是保守的嗎?》曾如此說過:
「對於這種曾經流行一時的說法,美國人類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老早就毫不客氣地斥之為『無聊且無情』。他敏銳地指出:『本土主義對身分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與對生存的迫切關注聯繫在一起的;它不是停留在比喻意義上的,而是非常有形的。美國印第安人的土地,或者說其中剩下的部分,不僅僅是對已逝去的殖民歷史的一種提醒,而且仍然是國家和社團想摧毀的目標。』抽空地說(或者……『邏輯上』),這些原住民的神話式本土主義和大國霸權式的民族主義的確有類近的構造;可是作為一套論述,它們的目的或者計劃卻是完全不同的。南美原住民虛構傳統,是為了捍衛那被石油公司逐步侵蝕的雨林棲地;澳洲原住民鼓吹本土主義,則是為了奪回被白人政權壓抑了幾個世紀的權益。如果一個身居廟堂的學者這時跑去提醒他們不要犯了『本質主義的錯誤』,隨時得保持『身分邊界的開放』;就算不是無情,至少也是無聊吧。」
事實上,如果「多元」、「自由」是道德追求之所在,保存香港與高地人的「本土」、阻隔國家權力網延伸、免被同化,就是道德的行為。很難想像,認為Zomia社群消失於世上、失去自主空間不足惜、同時不分情由譴責那些社群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是合乎道德的判斷。
【香港的民間自治傳統】
因此,民間自治以保存本土,其實也是保存多元、值得港人為之奮鬥的道德目標。事實上,建立「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對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香港早有替政府代勞、自行成立民間組織、承擔政府職能、處理政府失能的傳統,東華三院便是一例。英人開埠香港30多年後,仍然與華人社群疏遠,也不了解他們需要。雖然殖民地政府沒有公開承認,但期間華人一直有不同自治組織,照顧社群需要33。
東華三院的建立,源於1866年香港華人范阿為與其餘四位香港華人的倡議。范阿為本身是政府的翻譯員,其他華人則是政府文員與學校老師。他們倡議興建一所華人醫院,但後來因選址與資金不足問題,計劃沒有實現34。到了1869年,爆發義祠醜聞,事情才出現轉機。殖民地政府當時發現,這所充當醫院角色的義祠,衛生條件極為惡劣,其後香港媒體將事件發酵、為當時港督帶來壓力,消息更傳至倫敦,有當地組織視之為打擊香港苦力貿易的機會,在倫敦引起了轟動35。
當時港府的反應是關閉義祠,結果死病者滿街。范阿為沒有放棄推銷興建華人醫院的機會,時任港督麥當奴也因此予以考慮。麥當奴將醜聞視為使用打擊華人賭博收來的特別基金—當時殖民地部在醜聞發生之前,禁止港府將之用於建設公用設施。經麥當奴向倫敦爭取後,特別基金便用於設立新的東華醫院,並委任華人精英成立委員會,管理醫院並確保往後自付盈虧36。麥當奴熱衷於設立東華醫院,除義祠衛生問題的迫切原因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其一,麥當奴對華人自理的保安工作(即團防)印象深刻,因此想利用華人的自理能力、分擔政府職能;其二,是麥當奴見到當時華人精英已積累可觀的財富,而港府卻經常面對財赤,因此想利用他們的錢財,以助善治37。
東華醫院創院成員視之為「公民中心」—有點公民議會的味道—不時在公所舉行公眾會議,討論公眾議題,然後華人精英向政府反映意見38。後來東華自主性下降,與殖民地政府借鼠疫爆發增加國家權力,以及東華精英與中國關係密切有關39。
東華事例仍可應用於今天—那就是民間自發組織與補位、自行填補政府的種種缺憾與失能,在資訊科技發達,這更是大有可為。更重要一點,香港近年發展迅速的社會企業,本質上就是推動民間自行運用各種資源,解決政府無法滿足的社會需要。而在這方面,香港不乏年輕人才。
例如中大環球商業學校首屆畢業生杜子中(Steven),2013年曾到美國西北大學修讀一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入學時,他到達宿舍大堂,發現該處堆積大量搬離宿舍學生留下的垃圾,包括家具、電器等,覺得十分浪費,遂萌生「減廢」念頭。其後他在當地成立了社企MIMO(Move In Move Out),以「收買佬」形式運作,在五、六月學生離開宿舍時收買他們不要的物品,再以低價賣給八、九月入學的新生,所得收入主要用來幫補經營成本,其餘捐給慈善機構。現時MIMO仍繼續運作,而且服務範圍已擴展至美國鄰近兩間大學。他因MIMO案例,曾受Bloomberg 訪問40。回港後,杜子中於去年六月與兩名朋友成立社企「獻技」(UgiveIgive)。獻技是技能分享平臺,由一班有才能的人士提供各種技能教學服務,每名報讀者須繳交100至數百元不等的「學費」,提供教學服務者則須捐贈最少25%的酬金給慈善機構。杜子中本身亦是獻技者之一,去年曾教授簡報製作,並捐出數千元予「食德好」食物回收計畫41。「獻技」最有意思的,不是捐款之增加,而是這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增加民間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配對,創造社會的更多可能。
又例如,香港大學 BBA 學生文舒穎(Stephanie)在歐洲當交換生半年後,決定進行1項為期10個月的 Asia Sense Tour 活動,在2013年9月出發到馬來西亞、越南、緬甸、尼泊爾和新加坡,與當地社企和NGO合作,以參與式設計作為切入點,推動由下而上的社會創新,當中經費透過世界眾籌網站Indiegogo籌得42。她的其中一個項目,是在印尼爪哇中南部的庫塔歌德(Kotagede)、一個曾經盛產銀匠的小村Jagalan,與當地社企合作,透過網站在情人節期間向港人宣傳Jagalan的「omah-omah」情侶銀戒指,部份收入撥捐當地的志願機構,藉此幫助那裡自2002年峇里島發生恐怖襲擊、遊客大減、失去了主要收入來源的銀匠43。
又例如「光房」計劃。這計劃把投資者的物業單位(又叫「光房」),以合租形式租給有迫切住屋困難的單親家庭。租金乃是按個別受助家庭的負擔能力釐定,會低於市價,亦不會因樓市波動而大上大落。這是很好的一個以「民間力量為中心」、解決如「住屋問題」這類不絕於耳的社會問題的範例44。
需要思考更多的是,我們應該如何整合這些人才,令民間發揮更大力量,自我管理、解決社會問題?
【香港民間自治路線圖】
如果政府的本質,是聚集各種資源、重新分配,以滿足各種社會需要,那民間也大概能做到這點,方向是善用資訊科技、以「群眾集資」(Crowdfunding)與「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匯聚各種物資、資金、技能、想法、人力,重新定義社會各種問題與解決方案。雨傘運動兩個月來,遮打自修室、遮打工場、風力發電等設置,已充份體現港人這種自理能力。
「群眾外包」一詞在2013年被收錄於牛津英語詞典,美國總統歐巴馬曾是眾包的宣導者,比如,他曾通過一個網路公司向公眾徵集意見和建設性想法,提了一個很吸引人的名字,叫「白宮2.0」45。套在香港,這運作有如讓臥虎藏龍的「高登仔」透過網上平台策劃不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與行動。
「群眾集資」功效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世界已有Kickstarter 與Indiegogo這類「群眾集資」平台,只要點子夠創意,便能得到民眾款項支持,令創意門檻降底。台灣在這方面發展相當成熟,「群眾集資」平台種類繁多,支援各類發展,包括民間報導、遊戲、音樂、文學、電影等。例如FlyingV,項目之一便是以政治事件228事件為背景的遊戲「雨港基隆」、藉此強化台灣人本土意識;又例如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以「個人」為單位,有各種民間報導系列集資項目。
當下香港面對各種脅迫,例如新聞自由,類似Wereport的「群眾集資」平台、將各種偵查報導進一步去中心化,便是很值得考慮的回應方法。事實上,已經有人在做了。今年五月,幾位香港外籍傳媒人,包括Tom Grundy與曾是主場博客的Evan Fowler,透過「群眾集資」平台Fringebacker集資成立面向世界讀者、獨立的媒體Hong Kong Free Press。
除此以外,香港也已開始有不少自下而上重新定義我城種種(例如審美觀、市場生態、文化發展等)、很值得注意與發揚光大的民間自治行動。這些行動包括:音樂人林一峰以眾籌方式出碟、培養更多本地音樂人、製造更多新音樂;另一位音樂人何韻詩創辦「有種市集」,在財閥壟斷的情況下,為本土各種創意商品製造更大生存空間;又或是高登網民發起「高登艾美獎2014-2015」,由一眾巴絲打一人一票選出最喜愛的電視劇集及角色,令本地藝術審美與品味更為多元。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畢竟,比起很多港人羨慕的新加坡,香港的優勢在於擁有與獅城相反的「強社會、弱政府」。
1 黃之鋒:〈重奪政府〉,《明報》,2013年7月7日。
2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同上,頁217。
4 同上,頁217。
5 同上,頁41-42。
6 同上,頁45。
7 同上,頁207-209。
8 同上,頁195。
9 “gumsa and gumlao”, Concise Dictionar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Blackwell: 2012).
10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14.
11 同上,頁276。
12 同上。
13 同上,頁212。
14 同上,頁213。
15 同上,頁212。
16 同上,頁240。
17 同上,頁240。
18 同上,頁240-41。
19 同上,頁242。
20 Geoffrey Benjamin and Cynthia Chou, eds. Tribal Communities in the Malay World: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p. 21.
21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43.
22 同上,頁242, 244-45。
23 同上,頁241。
24 同上,頁249。
25 盧瑋鑾、熊志琴:《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前言部份。
26 1945年時,香港有50萬人,1949年一年,將近90萬人從內地移居香港,到了1952年,人口達到了200萬。Ricci Yue,〈八十二歲佔領者梁伯—由三次偷渡到佔領〉,《評台》,2014年11月3日。
27 同上。
28 海洋沒有邊界,靈活變通,不是用力量去決定秩序,而是使用法規、談判、和解,這是海洋與大陸國家權力觀的分野。
29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reface.
30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893.
31 〈陳冠中 雜種世界主義〉,南方週末,2014年8月9日。
32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陳述、呈現》(台灣:聯經出版社,2013)。
33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9.
34 同上,頁31-32。
35 同上,頁33。
36 同上,頁35-38。
37 同上,頁43。
38 同上,頁89。
39 同上,頁177。
40 No Mini-Fridge Left Behind: MBA's Business Recycles Dorm Room Junk, Bloomberg, June 04, 2013.
41 〈港中大商學院學生創社企回饋社會〉,《大公報》,2015年2月28日。
42 〈實現社企夢!有 Heart 港大生用集資網〉,unwire.hk,2013年7月25日。
43 〈港大女生休學一年 闖窮鄉搞社企 與爪哇銀匠合作 為情侶訂做戒指〉,《蘋果日報》,2014年2月5日。
44 〈什麼是「光房」計劃?〉, http://www.lightbe.hk/scheme.html。
45 〈"眾包"時代來了 〉,《中國日報》,201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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