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沒有寫感想】甚麼比「平庸的惡」更惡?就是「平庸正義的惡」。「雖然我平庸,但我很正義。」不過,這只是一個假象。其實,正義永遠不會是平庸的。因為正義永遠是一種主動的狀態,它永遠在超越與突破。因此,正義的存在本來就與平庸的惡對立。
那麼,何解「平庸正義的惡」存在?它是一種靜態的正義,或,僵化的正義。它是已死教條體內的寄生蟲——寄生蟲不斷吸收正義的養分,保持正義的表面,卻極度平庸。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32萬的網紅快樂大學Happiness University,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本週高雄簽書會要登場囉 現場問題都會一一回答唷 趕快點聯結報名 #1024新書分享會(高雄場) https://pse.is/UNBBP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平庸的惡 為什麼從眾效應會讓我們越活壓力越大? 合作殺人與獨立殺人的心理壓力 你了解過嗎 【記得開啟字幕觀看】 趕快鎖定本週【熊仁...
平庸的惡 在 Roger Chung 鍾一諾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我的四本書之大曬冷】
剛接受《就係香港》的專訪,他們要求我在我的書中選出幾本,並抽取當中我很喜歡的段落,大聲朗讀出來。最後我選了四本書,三本來自德國,一本來自香港。四本書中,我從「民粹」、「邪惡」、「愚蠢」及「喪屍」四個關鍵詞來探討人性的陰暗面,並警惕自己與這些關鍵詞的距離。四段看似互不相干,屬於不同題目和時空的文字,實在有著異曲同共之妙。
以下是我選了的四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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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是選自德國猶太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1951年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 :
「在一個日新月異、難以讓人理解的世界,群眾已經到達了他們會同時間什麼都相信但什麼都不信的境地。他們會相信所有東西都有可能,但沒有任何東西是真相... 發動政治宣傳的人發現群眾隨時已經準備就緒去相信那些最壞的(無論有多無稽的)訊息,而且不會特別去反對自己被欺騙,因為他們相信所有訊息都總是謊言。極權中的群眾領袖根據他們對群眾心理的正確假設來構建這些政治宣傳,而這種假設就是說,在那種情況下,他們可以令群眾這天相信一些最棒的訊息,而當明天出現了無可否認的證據來反駁昨天的訊息後,群中會在犬儒主義中找到避難所。可是,群眾只會表示他們其實從來都知道那些訊息是謊言,甚至會佩服那些向他們撒謊的領袖卓越的策略性機智,但就是不會遠離那些領袖。」
- 漢娜阿倫特 《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
後記:今時今日的社交媒體及其意見領袖推動政治宣傳的機制與極權政府所運用的機制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相信漢娜阿倫特也會對這些意見領袖非常避忌。而當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意見領袖之時,我們要對自己運用社交媒體的方法非常警惕 — 這是我們和「極權」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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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是選自德國猶太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1964年的另一本名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邪惡從來都不激進(或帶有變革性),它只是極端(或偏激)而已,而它既不具深度亦不是魔鬼的化身,這是它恐怖的地方!它之所以可以蔓延叢生並且徹底摧毀整個世界,正正因為它像真菌一樣在地表上傳播開去。它是違反思考的,正如我曾說過,因為思考嘗試達到某一定的深度,回歸根源之處;但當思考嘗試與邪惡對話時,思考都會變得沮喪,因為邪惡裡頭是甚麼內容都沒有的。這就是所謂邪惡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激進、帶有變革性的深度。」
-- 漢娜·阿倫特,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1964
後記:正正因為「邪惡」並沒有魔鬼的化身,每個平庸的人也可以擁有邪惡的思想、做出邪惡的行為,尤其是當我們拒絕思考,過於順服於權力方(無論是有形的政權或是無形的民粹力量)時 — 這是我們和「邪惡」的距離。能夠抵抗邪惡的是思考和善良,而不是順服和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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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是選自另一位的德國學者、神學家,亦是計劃刺殺希德拉的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43年在獄中書寫的信件其中名叫《關於愚蠢》(”On Stupidity”)的一篇
,此文章收錄於 “After Ten Years: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比起邪惡,愚蠢是善良更危險的敵人。你可以抵抗邪惡,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憑藉力量來防止它。邪惡總是包含着它自身毀滅的種子,因為它總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話。
然而,面對愚蠢,根本無法防衛。要反對愚蠢,抵抗和力量都無濟於事,愚蠢根本不服從理性。假如事實與一己的偏見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實,假如那些事實無法否認,那就可以把它們乾脆作為例外推開不理。所以同惡棍相比,蠢人總是自鳴得意。而且他很容易變成危險,因為要使他揮拳出擊,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邪惡來說,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對付。我們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理論,因為那既無用又危險。
要恰當地對待愚蠢,認識它的本相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種人道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智力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卻是蠢人,還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絕非蠢人,作為某些特定環境的產物,我們驚訝地發現了這種情況。
我們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養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這樣一些環境中養成的,在這種環境下,人們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許別人把自己弄成蠢人...
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頑固,但我們切不可因此而誤認為他很有獨立性。人們多多少少會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談話時會感覺到,簡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談話,不可能同他進行肝膽相照的交談。同他談話時,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連串標語口號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施了咒語,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變成了純粹的工具,就再也沒有什麼罪惡的極限是蠢人所不能到達的了,但他同時又不能看得見自己所作的為惡。在此有一種惡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險,它會對人造成無可補救的損害。」
— 潘霍華,《關於愚蠢》,1943
後記:潘霍華所形容的「愚蠢」不是智力上的愚蠢,而是人道上的愚蠢,與漢娜阿倫特所形容的「平庸之惡」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我未有時間朗讀的部位,潘霍華繼續提出,正因為不是智力上的問題,蠢人不可能靠教導(instructions)來拯救,而是需要得到在靈性內在的解放(或救贖) (liberation)。企圖用理性論證去說服他們,絲毫沒有用處。亦正因為如此,試圖去發現蠢人究竟在想什麼是徒勞無益的,而這個問題對於負責任地思考和行動的人來說也完全多餘。在今時今日的世界,無論是有形的政權或是無形的民粹力量,也會使人容易變得愚蠢。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不論什麼政治立場,也不難遇到口號掛在口邊、執人口水溦的人,因為他們都放棄了獨立的思考。
———————————————
最後一段,是選自自己與伍桂麟和梁梓敦編著的《生死教育講呢啲》中,由我太太黎明著寫的一篇名為《鬼怪與喪屍的社會符號:我們和喪屍的距離》的文章:
「當我們認為喪屍和我們的區別在於喪屍沒有自主意識,只被本能驅動行事,並且具有傳染性,我們又有多大程度脫離了社會規範和傳統觀念對我們的制約,活出了獨立自主的生命呢?又有多大程度不是被社會競爭的求生本能驅着行事為人呢?我們的陳腐觀念,對權力的崇拜和爭奪,對不平等規範的固守,又何嘗不是一代傳一代並影響着身邊的人呢?喪屍電影最終告訴我們,這不是如同鬼魂一般死者對生者的復仇,我們與行屍走肉的分別,和生與死的界線一樣模糊,我們就是喪屍,喪屍就是我們。」
— 黎明,《鬼怪與喪屍的社會符號:我們和喪屍的距離》,2019
後記: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抑或在四五十年代的德國,人類的處境和面對的問題都有著跨越時空的共鳴。當我們把問題歸根於一些像似邪惡的化身,我們是否理所當然地就沒有做出惡事,站在正義的一邊、道德的高地,並不需要審視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呢?喪屍電影告訴我們,只是為了打敗敵人的最終結局就是我們也會變成如敵人一般的存在。在這個復活節的日子,讓我們嘗試反思一下我們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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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教育 X 伍桂麟
Minnie Li - 黎明
平庸的惡 在 Roger Chung 鍾一諾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我的四本書之(二)】
剛接受《就係香港》的專訪,他們要求我在我的書中選出幾本,並抽取當中我很喜歡的段落,大聲朗讀出來。
最後我選了四本書中的四段文字,今天分享第二段,是選自德國猶太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1964年的另一本名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邪惡從來都不激進(或帶有變革性),它只是極端(或偏激)而已,而它既不具深度亦不是魔鬼的化身,這是它恐怖的地方!它之所以可以蔓延叢生並且徹底摧毀整個世界,正正因為它像真菌一樣在地表上傳播開去。它是違反思考的,正如我曾說過,因為思考嘗試達到某一定的深度,回歸根源之處;但當思考嘗試與邪惡對話時,思考都會變得沮喪,因為邪惡裡頭是甚麼內容都沒有的。這就是所謂邪惡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激進、帶有變革性的深度。」
-- 漢娜·阿倫特,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1964
後記:正正因為「邪惡」並沒有魔鬼的化身,每個平庸的人也可以擁有邪惡的思想、做出邪惡的行為,尤其是當我們拒絕思考,過於順服於權力方(無論是有形的政權或是無形的民粹力量)時 — 這是我們和「邪惡」的距離。能夠抵抗邪惡的是思考和善良,而不是順服和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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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汉娜•阿伦特极具争议性的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犹太政策进行全面总结,提出著名的“平庸的恶”概念,引发西方 ... ... <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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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的罪惡 Evil of banality,指在意識形態機器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這種惡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會。 惡是平庸的,因為你我常人,都可能墮入其中。 ... <看更多>
平庸的惡 在 [轉錄] 《朗讀者》﹕“平庸的惡”、失落的正義和寬恕- 看板movie 的推薦與評價
https://www.mtime.com/my/twentyfourlies/blog/1687445/
《朗讀者》﹕“平庸的惡”、失落的正義和寬恕
zerone 發布於:2009-02-16 08:16
寬恕不可寬恕的
──德裡達
1
漢娜‧施密芝在獲得自由的前一天在監獄裡自殺了。麥克‧伯格忍著巨大的悲痛和內疚走
進了她的獄室﹐書架上整齊地放著他寄給她的錄音磁帶﹐還有一些她學會讀寫後借來閱讀
的書籍。
在這些施密芝閱讀過的書籍中﹐有一本就是著名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艾希曼是第三帝國保安總部第四局B-4課的課長﹐曾通過自己在鐵路運輸方面的專長把百
萬猶太人送進了集中營。戰爭快結束時﹐火車車皮不夠用﹐艾希曼便讓被捕者自己步行走
向死亡營地。
阿倫特(猶太人)作為《紐約客》的特約記者在耶路撒冷旁聽了對艾希曼的審判。讓阿倫
特震驚的是﹐這個“殺人魔王”看上去和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表現得畢恭畢敬﹐甚至像
一位紳士。
在艾希曼身上﹐阿倫特看到了﹕“恐怖的、難以表述的、難以想象的惡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確實是一個盡忠職守、嚴謹勤奮的官員﹐每天埋頭於時刻表、報表、車皮和人頭的
統計數字﹐極具工作效率。第三帝國的“國家理性”完全支配了、也合法化了艾希曼這樣
的“平庸”官僚的行為。他反復強調﹐自己隻是龐大系統中的一個小齒輪。
阿倫特認為﹐使得納粹的罪行得以實現的絕大部分人都具有這種“平庸”特征﹐他們輕易
地放棄了個人判斷的權利。在罪惡的極權統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災難可以遠勝於人
作惡本能的危害的總和。這就是應當從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訓。
《朗讀者》的小說作者、柏林洪堡大學法學教授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無疑
受到了阿倫特的影響﹐他對納粹罪行及其影響的思考始終在“平庸”的普通人的生活層面
展開。
那麼﹐漢娜‧施密芝真的就是“平庸之惡”的又一個例証嗎﹖
2
漢娜確實是“平庸”的﹐因為她是一個文盲﹐還用謊言極力掩飾這一點。換句話說﹐漢娜
由於無法讀寫(文盲)因而不能從文化及其社會秩序中獲得正常尊嚴﹐進而把掩蓋這種失
敗作為其一生拼死維護的尊嚴本身。
漢娜熱衷於傾聽朗讀﹐她對文化世界中的美好事物的向往越強烈﹐她對自己文盲身份的厭
惡和恐懼也就越強烈﹐這是同一種感情的兩面。這讓她近乎瘋狂地走上了一條維護、追求
尊嚴的道路﹐為此不惜撒謊﹐拋棄工作和愛她的人。
這種創傷性的尊嚴貫穿了漢娜的一生﹐構成了使她是她的精神核心。這種基本特征已經從
根本上決定了她首先是一個值得同情的形象。
和艾希曼作為有文化的“專家”卻放棄個人思考判斷和尊嚴相比﹐漢娜所追求的正好是艾
希曼輕易放棄的這一切﹐雖然這種追求的起點很低而且困難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那
個時代在德國普遍彌漫的那種麻木﹐漢娜顯然無法超越這一點。
這種麻木既彌漫在集中營的施害者身上﹐也彌漫在受害者身上﹔彌漫在法庭上的審判者身
上﹐也彌漫在被告身上﹔彌漫在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中。(小說比電影更清楚地展示了這
一關鍵內容﹐電影中隻出現了一個在法庭上織毛衣的被告形象)。
在集中營裡﹐無論囚犯還是看守﹐他們要繼續自己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活下去﹐就不得不
把毒氣室和焚屍爐──殺戮和死亡看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得不把他們自己的作用看
得很輕﹐不得不像被注射了麻醉藥或喝醉了酒一樣讓麻木狀態佔據自己。
在這種共享的麻木之上﹐他們形成了一種使惡得以日常化的合作關系。在這種環境中﹐是
非、善惡、生死等基本倫理問題都消失了﹐隻剩下各種本職工作的日常計較。
漢娜的不幸之處在於﹐在她那條偏執然而值得尊重的道路上﹐在她成為有文化和尊嚴的人
之前﹐在她能思考人類的尊嚴之前﹐她已經不得不面對了關於人類尊嚴的大是大非的殘酷
考驗──她沒有能解救教堂裡的那些猶太人﹐這是殘酷的、有罪的﹐但這符合她當時的思
考和行動能力﹐符合那個環境輕易強加給一個文盲的一切。
3
審判對漢娜是足夠正義的嗎﹖
“納粹”“兇手”“集中營的女看守”的這樣標簽對漢娜這樣一個卑微的文盲來說是實在
是太大、太沉重了﹐漢娜或許從未能準確地理解這些字眼的含義。然而﹐這些標簽已經足
以讓多數人在理解她之前已經對她下了判決。
在法庭上﹐漢娜實話實說﹐她顯然對遊戲規則毫無概念﹐對自己的和別人的表達方式也沒
有概念﹐更不會知道有罪或無罪、判刑或釋放在一個平庸的法庭上往往取決於這些表面的
東西。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各種身份的人之間充滿推托、謊言、策略、計算﹐唯獨缺乏對人性的
深思、對正義的虔誠。漢娜最終因為要堅持隱瞞文盲的身份而被定為罪首﹐處以重判。一
個偶然的因素就皆大歡喜地了結了這場審判。
審判始終沒有觸及漢娜身上真正重要的內容(漢娜的拒絕隻是一方面的原因)。麥克在研
討課上說出的“理解”這個詞是微弱的。很多人都會義正詞嚴地反問﹐我們真的需要理解
一個“納粹集中營的冷酷女看守”嗎﹖
漢娜的確有罪﹐但這並不意味著審判者就可以簡單地根據抽象的罪名、簡單地運用法律懲
罰她。如果審判不是基於對“這一個”被告的全部特殊性的真實理解﹐而是基於博弈(各
種計算之間的平衡)﹐這種審判不可能是正義的。
法國哲學家、猶太人德裡達(Derrida)在思考法(Law)和正義(Justice)時指出﹕“
若一位法官想作出正義的判決﹐他(或她)便不能自滿於隻是引用法律。他(或她)每次
都必須重新發明法律。”也就是說﹐“在一獨特的情況中重新發明一種正義的關系﹐這意
味著正義不能被降格為約束、處罰或獎賞的計算。正確的或合法的事﹐很可能是不正義的
。”
對漢娜的判決是“正確的或合法的”同時也是“不正義的”。
理解漢娜不是為了免除她的罪和罰﹐而是使法真正和她的特殊性發生切身的、正義的關系
﹐否則審判就會淪為暴力﹐甚至隻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暴力。阿倫特就認為﹐為了能正義
地審判納粹的罪行﹐一般的國內法是無效的﹐我們必須創造出基於對人類尊嚴深思的新的
法律。
漢娜這個形象從根本上召喚著正義﹐而不隻是同情。
4
那麼﹐麥克對漢娜是足夠正義的嗎﹖
麥克和漢娜的關系準確地表現了﹕經歷了二戰、在納粹的罪行面前或合作或沉默或麻木的
老一代德國人和年輕一代之間的愛恨交織的復雜關系。
“當我努力去理解時﹐我就會有一種感覺﹐即我覺得本來屬於該譴責的罪行變得不再那麼
該譴責了。當我像該譴責的那樣去譴責時﹐就沒有理解的余地了。兩者我都想要﹕理解和
譴責。但是﹐兩者都行不通。”小說這樣表達這種復雜的感情。
其中最關鍵的是麥克的兩次沉默﹕第一次﹐麥克知道了漢娜是文盲﹐卻沒有告知法庭這一
事實﹐而選擇了沉默﹔第二次﹐漢娜在監獄裡學會了讀寫﹐並給麥克寫來了字體蹩腳但飽
含希望的書信﹐但麥克卻選擇了沉默﹐沒有給出漢娜最需要的回應。
在第一次沉默中﹐最壞的可能原因是﹐麥克內心不希望漢娜因為自己的介入而得以減罪﹐
並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中﹔最好的可能是﹐麥克覺得揭穿她的文盲身份等於毀了她﹐沉默是
尊重她的決定﹔或兩者兼有或更復雜。而在第二次沉默中﹐麥克需要計較的現實因素就更
多了。
在麥克的沉默中﹐我們甚至能看到前面描述的那種麻木。這種麻木是讓日常生活繼續下去
所要付出的代價。“這樣才有可能讓我重新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並在這種生活中繼續
生活下去。”
麥克唯一做的是﹐給漢娜不斷地寄自己的朗讀錄音。這是麥克在重重矛盾中所能找到的唯
一合適的接觸漢娜的位置。此時﹐朗讀從原來的肉體之間的、面對面的﹐變成了抽象的語
音。朗讀延續了﹐但愛已經消失。漢娜終於通過磁帶學會了讀寫﹐但最終沒有獲得真正的
理解(正義)和寬恕。
漢娜沒有拯救猶太人﹐麥克也沒有拯救漢娜。在罪面前﹐在生活的各種牽絆中﹐麥克沒有
勇氣再去面對自己曾經的愛﹐更沒有勇氣把他的愛變成真正的寬恕。
德裡達說﹐寬恕“不可能寬恕的”才是寬恕。他的意思是﹐真正的寬恕﹐它的每一次具體
實踐(實現)都會打破原來關於什麼是能寬恕什麼是不能寬恕的經驗和界限(解構寬恕原
來的可能性)﹐就像正義的每一次具體實現都會要求法的重新運用甚至發明(解構法之運
用的原本可能性)﹐就像真正的愛是愛那些超越你並更新你的事物(解構自我的同一性)
﹐否則就隻是變相的愛自己(自戀)而已。
無論是寬恕﹐還是愛與正義﹐都需要一個超越性的維度﹐否則就會被日常生活的平庸所吞
沒﹐或者被罪所壓垮﹐或者被計算所腐蝕。
影片的結尾處﹐麥克把他原本疏遠的女兒帶到了漢娜的墓地前。的確﹐他有責任把漢娜的
故事向下一代(未來)重新講述一遍﹐而這個重新講述的故事應該不隻是關於罪與罰﹐更
是關於愛、正義和寬恕。
200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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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61.63.2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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