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權力結構理論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張亞中教授終於取得他前所未有的聲量高度。

我在17年前，進台大政治系研究所的第一個學期，就修習張亞中教的兩岸政策專題。

當時他剛來台大任教不久，但相對於一般學術研究，他對「提出政治解方」更有興趣。當代學術體制下，其實並不鼓勵學者「提出解方」，能發表在期刊上的研究，多半是「以分析某個現象來與某理論對話」。

所以張亞中的課程，比較像是一個個的 pitch meeting，就是他對不同的人，發表他的「統一方法論」，針對他的「統一方法」，在對一群初入政治學領域的學子、學人，一次又一次地發表，在學子與他的對話、思辨中，他辯解、捍衛自己的「統一方法」。

當時，在課程評價上，有學長形容張亞中的課，「可以激起人對學術的熱情」，不知道那位學長的意思，是說張亞中的學術做得很扎實，所以讓人很嚮往，還是說，張亞中的學術做得不太到位，所以讓人有「你這樣都能拿到博士還在台大取得教職，那我一定更可以」的感嘆。我不確定，也沒定論。

在上課的時候，他喜歡的用詞是「駁倒」。

也就是，任何質疑他的言論，他都是以「駁倒」為目的。

他喜歡說，他把他的「兩岸統合論」的某個章節，拿去「大陸」某單位發表，有誰來對他提出質疑，他就以某某主張、範例「駁倒」對方。

他也很喜歡講「解決」。

就是，「你對我的主張所想到的可能質疑，我都已經想到了，而且我也想到一個你肯定能接受的論點，來駁斥你，你也一定會同意我，所以，你覺得我可能有的問題，我早已經解決了」。

如果這時候，對方還是無法接受他所謂的「解決」，他就會勸人「不要陷入我執」。

但也顯示，他真的相信「說服」這件事情，他似乎覺得，只要他能「說服」兩岸的領導人，這個統一大業，就能成了。

這在政治上，是個非常可愛，甚至天真的前提。

但其實他也從不諱言，他來台大教書，就是要把他的主張發揚光大，他要發起運動，他要影響政策，兩岸之所以沒有和平統一，就是因為大家都沒認真聽他講的話。

至於他為什麼可以在台大教書？只能說，在台大政治系，除了吳乃德、吳叡人這種學者不能進來教書以外，anything can happen。

所以他進台大沒多久，就開始發起反（台灣對美）軍購，後來也參加了任務型國大選舉、擔任洪秀柱主席的策士，在真的很關心政治的圈子裡，他似乎總是存在，但並沒有真的踏入到比較核心的政黨政策圈。

2005-2015，這段時間的張亞中，似乎在偏藍偏紅的世界很活躍，往返兩岸之間，也非常頻繁，但卻又不太受到國民黨的青睞。

我猜，他的明統立場，相對於馬英九與國民黨的暗統立場而言，不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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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的暗統立場，是有明確路徑的。

想像一群人走到一條三岔路，其中有人往半空中，丟一根樹枝，掉下來的樹枝指向其中一條路，眾人於是就往這條路走。那根樹枝上，歪歪斜斜地寫著「九二共識」四個字。

這條路，雖然不是對的路，不是好的路，是一條我會起身反對的路，不過，他們相信是條路，而且，當時，很多人在走。

但是這條「九二共識暗統」路，卻在馬英九總統後期，沿路一起走的人越來越少，跟著一起走的台灣人發現，不太對勁，你不是說大家都會發財嗎？怎麼只有兩岸權貴在賺飽飽？怎麼那些台商紛紛把生意收起來逃跑了？

直到2019年初，习近平直接把這條路封死，「九二共識，此路不通」。

這時候的國民黨，已經在台灣的中央政治場域裡，在野了幾年，（雖然地方不受到太大的影響，國民黨取得地方議會多數，仍然輕而易舉），但在論述能力上，在整體的國家路線上，似乎並沒有任何檢討、改變。

面對美中新冷戰、全球疫情、東亞印太地緣政治新局，這些可以說是改變整個人類歷史的新趨勢，他們並沒有拿出新的論述、新的對策。

他們仍然在用十五年前的老路「九二共識」，這曾經在當年選舉中，像是魔咒一樣幫助馬英九當選總統大位的四字真言，雖然已經此路不通，已經法力盡失，但他們樂此不疲。

但，他們真正的危機，還不是九二共識，而是「只談下一場選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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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人喜歡譏諷民進黨人，或是廣義的獨派說，「有種你就宣佈獨立啊」。

如果你在烤肉，你還在生火，有人在一旁說，「有種你就把肉放到烤架上啊！」

火還沒生起來，你把一塊生肉放到架上，肉也不會熟，你急什麼？要不就去幫我生火，要不就到一邊烘乾，你一直講，肉也不會比較快熟，而且，你是要跟我一起烤肉的同伴嗎？

但其實，這也表示，大家都知道，民進黨是要台獨的，也許不是現在宣佈獨立，但大家都有看到我們正在生火，而且火種燒得不錯旺，等炭再紅一點，也許可以放一塊肉來烤烤看。

我講明了我要烤肉，大家也知道我要烤肉，所以現階段重點只是，盡量排除生火的阻礙，盡快開始烤肉。

同伴們，可以幫準備飲料、甜點、切菜、備肉、備蝦，甚至準備一些我們沒想到要烤的好吃食物。

只在一旁唉唉叫都不出力，時候到了又搶著吃的人，也是有，不過，這種人永遠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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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國民黨的問題都不是這些。

國民黨的問題是，當民進黨要的是穩健台獨，那國民黨呢？

他無法說出自己要幹嘛。

這次國民黨黨主席選舉，除了張亞中以外，剩下的人，都在講「要贏得下場選舉」。

原本大家以為是朱立倫、江啓臣，半斤與八兩的世紀對決，沒想到，殺出了個張亞中，讓一切亂了套。

朱江的主張，是贏得下一場選舉。這乍聽之下，沒什麼問題，但是，贏了選舉以後，要幹嘛？

國民黨為什麼在野？國民黨在大型選舉中，不被青睞的原因是什麼？

韓流現象是利還是弊？

國民黨自己沒有了如「1998，沒有眼袋的馬英九」這樣的超級巨星，荒謬的政策立場經不起考驗，蜀中無大將，權力真空。

在「要贏得下場選舉」的朱江之外，卻有個人出來說「我不只要贏得下場選舉，我更要贏得兩岸中國人的千秋萬世」，這對青春期就灌注滿滿的中國人認同的中老年中華民國人來說，爆發力十足。

上面那句「千秋萬世」不是張亞中的話語，是我這陣子聽張亞中眾多訪談、辯論的感想。

張亞中這麼多年來，終於得到了他要的政治影響力，在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中呼風喚雨，這是他最接近權力核心的一次。他大概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從一個統派軍師，變成了可能的統派統帥。

與那些黨幹部不同的是，張亞中真的相信自己是中國人，他是個60年代國民黨教育下的好學生，他真的信了那一套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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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能接受嗎？」

國民黨主席辯論與相關討論裡，他們最常彼此質疑的一句話就是，「你這樣主張，北京能接受嗎？」

華盛頓能接受嗎？東京能接受嗎？華沙能接受嗎？布魯塞爾能接受嗎？孟買能接受嗎？

這些問題，在民進黨的主席選舉辯論裡，不會出現。

因為要當台灣這個國家的政黨主席，最重要，也唯一重要的問題，只有「台灣人民能接受嗎？」

不過，在國民黨主席的選舉裡，北京能不能接受，很重要。他們為什麼不是在北京辯論，也是很奇妙。

總之，不論是張亞中或是朱江，都在競相表示，自己的主張，北京最喜歡。

所以北京到底喜歡什麼？ 我不知道，沒人知道，也許北京自己也很緊張。

我們只能說，目前已知，北京所喜歡的東西，分別是马云的錢、新疆的血，與香港的死。

這幾件事情，這些爭取北京喜歡的人，不論是張亞中、朱立倫、江啟臣，都不約而同地，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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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過去這段期間，我不乏讀到一些國民黨內部的青年世代的書寫，主張，就是「國民黨要在論述上，揚棄九二共識，真正本土化」。

他們對現狀的掌握、民意的理解、局勢的發展、政治的判斷，都頗有見地。

雖然我不同意，但是是我可以文明地對話的對象。

只可惜，這樣的聲音，不是來自國民黨的民代、政治人物，而是苦無出頭機會的青年幕僚。

並且這樣的聲音，他們光是講出來，就要遭受到來自自己黨內的無情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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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亞中在上節目受訪時，不斷反問，到底為什麼要指控「張亞中當選黨主席，國民黨會分裂」？

國民黨人，始終沒人敢回答張亞中這個問題，其實我可以回答。

國民黨裡面有很多「沒有真正統派信仰的本土派」，而且為數不少。

這些人表面上跟你講九二共識，但實際上，他們能撈則撈，能混則混，今天身為國民黨員，純粹巧合而已。這個問題，別的政黨也有。有些人是民進黨籍、民眾黨籍，也只是巧合而已。

堅壁清野的統派路線，雖然不至於讓國民黨分裂，但如果國民黨沒有讓追隨的幹部有分得到好處的感覺，有些人會跟不上來。應該是很多人都會跟不上來。

然後，他們就不小心跟著另一個邏輯前後不搭，但說話很大聲，優質電視台每天固定至少給他一則新聞的政治人物去了。

對國民黨幹部來說，唏哩呼嚕的講一些「兩岸和平」、「溫和對話」，但又不講明到底要幹嘛，這才是維繫住他們大家的共同利益。

而且，國民黨裡依靠「李登輝路線」而起的人，比比皆是，台灣各地方的議長、副議長、議員、前市長、前立委，現任縣市長、現任立委，幾乎無一倖免都是在李登輝當國民黨主席、總統的期間，釋放機會、提名、提拔、扶持起來的人物與其後代。

歷史無法一刀切割，尤其是國民黨的「結構」，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嘴巴上可以罵李登輝，但若要真的追殺李登輝的「餘孽」，恐怕現在國民黨在國會、地方議會、里長，甚至宮廟裡的理事，都要被點名批鬥，掃地出門。

他們擔心的是這個，他們搶救的也是這個。

國民黨這個影響台灣至深至遠的百年老店，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他們到底該放眼「下一場選舉」還是「兩岸中國人的千秋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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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雖然內容不同，但就概念上來說，國民黨有，民進黨或多或少，也有。

所以，我一個民進黨人看待這場國民黨主席選舉，不論結果如何，我並不幸災樂禍，也不見獵心喜。

只以此提醒關心台灣的朋友們，面對這些議題，我們要屏息關注，面對這些政黨發展的問題，戒之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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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議員 張之豪

▍人們渴望刺激與認可，以填補生活中的空檔

我們已經有明確共識，撫摸嬰兒以及對成人施予與之相當的象徵性待遇（認可），都具有生存意義。那問題是，接下來是什麼？日常生活中，人們互相問候完要做什麼？

在「刺激渴望」和「認可渴望」之後，接下來便是「結構渴望」（structure-hunger）。青少年經常面臨的問題是：「（互相問候）接著，你要對她（他）說什麼呢？」不光是青少年，對很多人而言，沒有什麼比社交中斷、一段沉默、空白的時間更令人不舒服。人類的永恆問題是如何安排其清醒的時間。從存在主義的角度來看，社會生活的所有功能都是為了讓人們朝該目標前進而互相幫助。

「時間結構」（time- structuring）的操作方面可稱為「程式」（programming），它有三個方面：物質、社會和個人的。安排時間最常見、最方便、最舒服和最實用的方法，是制定計畫以處理外部現實中的物質：這便是通常所說的「工作」（work）。這種規劃可稱之為「活動」（activity），「工作」這個詞反而不太合適，因為社會精神病學的一般理論應該會認為社交也是工作的一種形式。

「物質程式」（material programming）是為了應對變化無常的外部現實，就這一點而言，物質程式化的活動僅僅是安撫、認可，以及其他複雜的社交形式所產生與發展的條件。物質程式化一開始並不是社交問題，它在本質上以資料處理為基礎。建造一艘船的活動要依靠一連串的測量和評估其可能性，而為了讓建造活動持續進行，在此過程中所發生的任何社交互動都應當處於次要的從屬地位。

「社會程式」（social programming）產生了傳統的儀式性或半儀式性交流。其最主要的判斷標準是能被地方所接納，即通常所謂的「有禮貌」。世界各地的父母都會教他們的孩子要懂禮貌，也就是讓孩子知道如何適當的問候、進食、排泄、求偶和進行哀悼儀式，以及在一段主題式談話中如何表現出進退得宜。這種進退得宜便體現出一個人處理人際關係是否老練或得體，其中有些是普世通用的，有些則具有地域性。通常，正式儀式後面是半儀式性主題式談話，而為了區別，可以將後者稱為「消遣」（pastime）。

隨著人們愈來愈熟悉彼此，將會出現更多「個人程式」（individual programming），結果就會發生「關鍵事例」（incident）。關鍵事例在表面上似乎是偶然出現的，而且當事人也能夠將它們說清楚，但如果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它們往往遵循明確的模式（我們可以對這些模式進行整理、分類），而且有一些潛在規則限制了這些關鍵事例的發展順序。只要大家按照心理遊戲規則玩下去，無論雙方是友好還是敵對，這些規則便持續潛藏，但是一旦有人違背心理遊戲規則，它們就會現身，並且帶來一聲象徵性、口頭上，或者「有法律意義」的大喊：「犯規！」和消遣不同，這樣的發展順序更多基於個人程式而非社會程式，所以我們稱之為「心理遊戲」。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以及各種組織生活，都有可能在年復一年的進行著同一種心理遊戲的不同變體。

「大多數社交活動是由心理遊戲所構成」並不意味著心理遊戲「好玩」或者玩遊戲的人沒有認真參與關係互動。從一方面來說，如同「玩」足球和其他體育「遊戲」有可能一點都不好玩，而且參與者也可能相當嚴肅。人類心理遊戲的本質特徵並不是虛偽的情感，而是將人的情感規則化。一旦出現不合規則的情感，就會施以懲罰。「玩」心理遊戲可以非常嚴肅，甚至嚴肅到具有致命性，但是只有當規則被打破時，才會出現嚴肅的社會制裁。

消遣和心理遊戲，是現實生活中真實親密關係的替代品。因此，我們可以把消遣和心理遊戲視為訂婚，而不是真正的婚姻結合，這也是為什麼它們會展現出一種尖酸的戲劇性特點。當個人（通常是本能）的程式變得更強烈並且人們開始放棄社會模式和隱蔽的動機與限制時，就會出現親密關係。親密關係是唯一能夠完全滿足刺激渴望、認可渴望和結構渴望的方法。它的原型是充滿愛的受孕行為。

結構渴望具有與刺激渴望一樣的生存意義。刺激渴望和認可渴望表達了個體避免感覺饑餓和情感饑餓的需要，缺乏感覺和情感會導致生物退化。結構渴望所表達的需要則是避免無聊，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曾指出，「惡」始於時間未結構化。如果這種未結構化再持續一段時間，無論多久，無聊就會成為情感饑餓的同義詞，並且帶來相同的結果。

一個人獨處時有兩種安排時間的方法：活動和幻想。有的人即使在人群中也有可能維持獨處，每一位學校老師都知道這一點。當個體成為由兩人或多人組成的社會集合的一員時，就有多種結構化時間的方法可供選擇。根據複雜程度，它們是：（1）儀式；（2）消遣；（3）心理遊戲；（4）親密；（5）活動，後者是前四種方式的基礎。

社會集合中，每一個成員都想透過與其他成員交流儘量獲得滿足，愈容易讓人接近並獲得的滿足就愈多，而他的大部分程式化社交都是自動的。由於有些「滿足」（satisfactions）是在諸如自我毀滅這種程式化之下獲得，我們很難用「滿足」一詞的一般意義去理解，所以最好使用更中性的詞來替換，例如「獲益」（gains）或「獲利」（advantages）。

社交接觸的獲益圍繞身體和心理平衡展開。它們與以下因素有關：（1）緩解緊張；（2）避免有害情境；（3）獲得安撫；（4）維持已建立起來的平衡。生理學家、心理學家和精神分析師已經詳細調查和討論了這些因素。若用社會精神病學術語來說，它們可表示為：（1）內在原發獲益（primary internal advantages）；（2）外在原發獲益（primary external advantages）；（3）次級獲益（secondary advantages）；（4）存在需求獲益（existential advantages）。前面三個恰巧與佛洛德所描述的「疾病獲益」（gains from illness）相對應，分別為：內在原發性獲益（internal paranosic gain）、外在原發性獲益（external paranosic gain）和繼發性獲益（epinosic gain）。我們的經驗已顯示，從獲益的角度來考察社交作用要比視其為防禦機制運作更具啟發性也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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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安撫（stroke）：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認可

伯恩將「安撫」定義為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認可，並認為安撫對個體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現在，物質剝奪、嬰兒依戀以及身體接觸對健康的重要性可能是心理健康領域研究最充分的幾個主題。例如，研究已證明幼兒需要身體安撫來維持生存，但是隨著他們學會用言語和非言語方式來交換安撫，實際的生理安撫已非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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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摘自
《#溝通分析心理學經典1【人間遊戲】》
拆解日常生活每一個互動、每一段對話中的真實密碼
Games People Play: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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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瑞克．伯恩（Eric Be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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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好：

這是等一下（9/18）晚上9點半贈書直播我要討論的書，抽書三本，歡迎參與。

上面這段摘文讓我用簡化的語言來說明：就是人與人之間透過互動滿足彼此的需要，這過程中會自然而然表現出情感，而情感表達的規則，跟社會文化環境，還有每個人的個性有關。那些透過情感表達規則滿足雙方需要的互動，可以形成一種心理遊戲。

譬如說，有人常要搶占受害者的位置，因為恐懼為自己負責，所以把自己的某些情緒與行為，歸因於加害者的迫害。而被指派的加害者也可能透過這個過程，滿足自己的控制慾。受害者與加害者，都在這樣的互動中，滿足了部分的需要，儘管對彼此不滿，卻沒有覺察背後的動力。當這樣的互動方式固定了，就可能是一種心理遊戲。

「人們為了心理存活就必須獲得安撫，但由於社會及個體內在規則限制了人們自由交換安撫，所以人們普遍缺乏安撫，因此心理遊戲便成為成年人為獲得安撫而展開的權力鬥爭。」

這段引自施坦納（Claude Steiner）的說法，也可以作為補充。

這本書是50年前的經典，所以在閱讀起來會感覺吃力，這是自然。對我來說，這本經典是教科書等級的著作，書裡面有不少概念，含納相當大的知識量，但缺乏足夠的說明，讓讀者能消化明白。這或許要等到下一中譯本出版，才能讓一般讀者抓到個相對清楚的理論樣貌。

祝願您，能覺察自己如何結構時間，意識每段關係中或遠或近的交流，坦承面對自己的生活！

《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旅行的旅行] 行動傳播技術空間中的旅行：#當我們用GoogleMap找路時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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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的那些超級冷門的風景、傳說地點、氛圍氣喫茶老店，到底怎麼找到的，聽都沒聽過這些地方。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本的地理想像，如方位、氣候、規模、人文特色等。接著，我會做一件事—大量地運用google map細查地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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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人對空間權力的掌握，當旅人們從地圖繪製者的手中，搶回擁有地圖的權力，這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旅行生活？然而，我們真正因為google map而搶回了對空間的掌握嗎？我們先從紙本地圖的使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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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地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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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到了旅遊的當下才使用google地圖來找路，而是平常沒事時，就打開地圖滑呀滑，細察預計拜訪的地點，了解地理資訊。不過，在2005年以前，旅行時掌握地理環境的技術大都依賴紙本地圖，旅客與觀光客在出發前，會購買旅遊手冊、旅行文學，透過特定旅行專家與旅遊資訊編輯的視野，來觀看地方（林子廉，2009）。在那時之前，各種「旅遊天書」隨著出國人數的增加，而銷售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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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旅行度假，不單僅是選好地方、買張機票、然後去就可以說「#這是我的旅行」，旅行的體驗是由生活中的不同媒介內容（電視、廣告、電影、書籍、旅遊手冊，現在還有社群網站）與你的真實旅程所交織而成（Urry, 2002）。當然也包含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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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地理狀態的再現。我們覺得地圖模擬了真實的環境樣貌，但事實上，地圖是一種「#簡化」、「#挑選」、「#裁切」，尤其是紙本地圖，在有限的平面版面上，地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一比一的還原，而是透過地圖繪製與資料整理，表現製圖者對大地的擁有權、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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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前的旅行中，我會在行前買一份巴黎的城市地圖，在台灣時就把旅行手冊上看到的景點標示在地圖中；並在旅程中逐一刪除，有時候還會用紅筆將散步走過的路徑畫上，以展示我對巴黎的熟稔程度。基本上，整張巴黎地圖我都畫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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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地圖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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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Google Map正式上線，一開始只是電腦版，同一年裡很快地推出手機版本，並且加入Google Earth的服務，直至今日，google的地圖是Google公司流量第二大的營運項目。Google Map運用了地理資訊系統（GIS），整合地表空間幾何特性以及地理屬性等兩種資訊之資料庫， GIS 中記錄的資料藉由適當的軟體解譯後可重現地表相關地形與地貌，使用者可以免費且自由地在地圖檔上標記並添加註記。這個地圖很快地成為旅行者的最佳找路工具，可以用微觀與巨觀的視野，審視空間樣態（廖酉鎮、陳均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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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傳統紙本繪製，#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廣泛應用，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叠和互動，我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給定的地圖框架上任意標籤，製作對我們有意義的地圖（L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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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不斷推出越來越豪華的地圖服務，像是「#交通資訊」、「#街景服務」、「#旅行規劃」，最近更加入虛擬實境的概念，將導航升級成「#AR導航」，透過 GPS 獲取用戶的位置，並使用街景資料產生「視覺定位系統」（Visual Positioning System，VPS），快速辨識周遭地標建築定位用戶位置，並在手機相機中以巨大的動畫箭頭結合街景，藉以更清楚地告知方向。這些方便的工具是積累在行動通訊技術、運算技術與人群使用習慣的大量應用與快速進步上，嶄新的地圖技術深刻地改變了旅行、旅人與城市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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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機器結合下的旅行：地理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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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機器在移動技術空間中，被結合成一種人機複合體，或是Bruno Latour行動網絡理論中的「人—物」，這讓人的體驗更加複雜。你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打開Google Map後，隨著指標轉動身體，試圖協調數位與真實的空間方向。或是，跟著導航行走，耳畔響起「向左轉」，就毫不猶豫地走向左方的街道。又或是，最一般的情況下，使用者會打開軟體，了解地理定位下自己與週邊資訊（店家、車站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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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隨身行動傳播科技時代，人與物結合下的移動與定位本身就是一種資訊，這些資訊詮釋了流動空間、網絡連結、移動過程的具體樣態。一方面，機器深刻地鑲嵌入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反過來說，人們亦透過機器產生全新、方便、延伸的特殊經驗。這種人機合一、日常鑲嵌的 #地理媒介（geomedia）（McQuire、潘霽，2019），在旅行實踐中更顯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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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2.0時代，藉由地理媒介所構連起來的網絡式公共空間，展示了人類時空感知的嶄新轉變。透過行動傳播與數位化的技術，遊歷的地點本身不只是被媒介再現，而是，這些地點本身就是媒介，在程式運算的框架下，人與人、人與城市有了全新的關係：Google Map的使用與資料的積累，很大的程度上，人們利用社會實踐、消費行為與協商互動來定義旅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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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次我們旅行到關東地區，特地前往宇都宮吃餃子。在行前我們藉由Google Map的即時資訊決定乘車的方式，查詢車站附近所有的餃子店以及他的評價、照片、菜單，用街景服務來定位自己如何到達要去的「餃天堂」。然後在這家算是有特色的餃子店鋪，我們竟然在餃子裡吃到了一根鋼刷鐵絲，店家也沒有很認真地看待。就默默地打開Google Map說明了當下的狀況，並給予較低的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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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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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情境是一種建構主義的場境，使用者們可能自知的情況下，#自願參與地理資訊的建構，這稱做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Sieber and Haklay, 2015），Google Map的VGI使得人們更有機會參與城市意義的詮釋，在公共參與的意義上，Google Map也是一種社群媒體，它建築在遊客、居民、店家等大量用戶的傳播意向性上。在McQuire與潘霽（2019）的「地理媒介」評斷便提到中，媒介傳播技術、隨身行動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體驗，打開城市生活的審美維度，同時推動了「成為公共」的過程。城市中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關係，不再僅僅依據根植於城市空間結構的生活形態，而是更直接地被轉化為主動的「傳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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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Google Map有著三種資訊類型：自然的資訊、技術的資訊與文化的資訊。自然的資訊，如同人們所可以感受到的地形等；技術的資訊則如道路、水系的測量描述；而文化的資訊則指涉各種人類的行為，如駕駛、消費等。透過運算平台，當然也包含IG、FB上的「#社會標註」，像是打卡、分享美照、「#」，使用者、物、與城市風景大量交織成數位形式與真實形式共存的存在，並且在公共性的概念下交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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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想像與批判，一個反烏托邦正在進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正是地理媒介的延伸，甚至不得不參與地理資訊的建立。當你想要運用導航系統時，其使用者本身正參與著車流量預測的演算過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也正經歷一種數據式的物化，個人與機器結合後，個人在時空中的所有作為都有可能面臨資本主義的收編，例如在Google Map上顯示個人化的位置性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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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的社群與信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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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們對Google Map的使用，構成了一種流動與移動的社群，這個社群強調的並非穩定的社會記憶，他們更欣賞獲得片刻的超凡體驗，與享受如遊戲般的過程，在虛實間讓自己更能夠掌握旅行的地方。從Google Map的旅遊嚮導設計就可以發現，Google Map將每一位參與地理資料建構的人們都當作「專家」，這個構想在另一個旅行APP「#TripAdvisor」裡也非常鮮明。你可以在「TripAdvisor」裡分享更多評價、文章與圖片，分享你在移動時的超凡體驗，以獲得「#頂尖攝影師」、「#飯店達人」等等標章，以提高個人體驗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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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批評家認為，我們太容易把Google Map、Google Earth上的作為，理解為一種全景全知的圖像、透明的秩序，甚至是前面討論的參與和賦權的工具（Kingsbury & Jones, 2009）。閃耀著令人暈眩光茫的球體，反映了人類的戴奧尼索斯的妄想，我們狂亂地航行，歡天喜地地喧囂，我們全心全意、不加思索地信任它，卻低估了虛擬世界對真實世界的集體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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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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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站在創用的立場，我還是傾向對科技保持信任。信任研究者Bostman（2017）在《#信任革命》中談到，只有「信任」，人類才能在進程上有超越性的變革。當然，對Google Map的信任早在2010年以後就幾乎被廣大的使用者們接受了，雖然偶而還是會看到我父親打開地圖導航後，然後罵導航太笨，繼續走自己的路。但無疑得，Google Map扮演了旅行實踐的重要推動角色，它把商品、交通、約會與各種推薦搓合起來，讓旅行同時是個人的行動，也是集體的社群參與。也因為這些更加錯綜複雜的信任，旅人們才能獲得更多足以創新生活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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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cQuire的地理媒介概念中，如果傳統大眾媒體帶給旅行者與地方的是一種想像的、再現的、去地方化的全球化幻覺。那麼這些隨身、隨地的地理媒介，像是Google Map，則在旅行者與地方之間形成更回歸地方化的關係，同時還包含了跨文化溝通的實現，透過這樣的地理媒介技術，更能提高人們對差異性與流動性的接受程度，還可以確保城市網絡中與他者共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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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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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子廉（2009）。旅遊手冊如何影響遺產觀光客對於原住民石柱真實性知覺、旅遊動機及體驗。文化大學觀光系碩士論文。
2. Urry, J. (2002). The tourist gaze. Sage.
3. 廖酉鎮, & 陳均伊. (2013). 讓地圖活過來一 Google Earth 運用於地球科學教學設計之應用. 科學教育月刊.
4. LO, K. H. (2012). 論班雅明式史觀和空間觀: 並以領匯霸權地圖為例. Cultural Studies@ Lingnan 文化研究@ 嶺南, 32(1), 1.
5. Sieber, R. E., & Haklay, M. (2015). The epistemology (s) of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 critique. Geo: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2(2), 122-136.
6. McQuire, S., 潘霽（2019）。From Media City to Geomedia: Cross-disciplinary Insights into Information Society from a Pioneering Australian Scholar。資訊社會學研究，36。
7. Botsman, R. (2017). Who Can You Trust?: How Technology Brought Us Together–and Why It Could Drive Us Apart. Penguin UK.
8. Kingsbury, P., & Jones III, J. P. (2009). Walter Benjamin’s dionysian adventures on Google Earth. Geoforum, 40(4), 502-513.

[大阪之外] 古代皇室的最大安息地：古市古墳群 / 李長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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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看古墳 #世界遺產 #硬要扯萬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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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倦了心齋橋的遊客喧囂？看膩了梅田的時尚男女？覺得大阪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去了？就讓我們稍微離開市中心，到大阪府的東南方的幾個小城鎮散步吧。自從2016年拜訪了以古墳為主題的「#大阪府立近つ飛鳥博物館」，開啟了我對關西一帶古墳的興趣，陸續以古墳為旅行主題。我認為，唯有考察古墳位置、形式、遺緒、敘事，方能得到理解過去時空之鑰。「#古寺古墳群」一直是我想拜訪的地方，和「#百舌鳥古墳群」同為古墳時代最重要的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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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文化的巨大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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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井寺市位於大阪府中南方，自阿倍野搭乘近鐵南大阪線，大概30分鐘就會到達，是一個僻靜的小城鎮。不過城鎮雖小，卻是古代文化的孕育之地。藤井寺市位在大和盆地口，地勢平緩，偶有丘陵，土器時代前就有人生活在此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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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地方土俗與中國道教思想的影響，此處成為開土墓葬的優良選址(島津光夫，2006)，還有一處地名就稱「#土師里」(土師ノ里)，「土師」即為古代建造古墳、製作陪葬埴輪的職人豪族。大化革新後，此處設置「河內國府」，即河域之內的國度的環境描述意涵，算是相對富饒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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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不要不要的古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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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市古墳群大部分位在 #藤井寺市，以及 #羽曳野市，建設於古墳時期中期(4世紀~6世紀間)，於東西2.5公里、南北4公里範圍內，共有大大小小246座古墳，目前是世界遺產的日本國內暫定名單。你可以輕鬆自在地漫步於古墳中(?)，僅僅花個2小時，便可見到日本體積最大的「#應神天皇陵」，與其他重要的「#仲姫皇后陵」、「#仲哀天皇陵」、「#允恭天皇陵」、「#日本武尊陵」等。古墳的數量眾多，幾乎是沒幾步就可撞見一個知名或不知名的墳塚，有些古墳規模宏偉有如一座草木豐美的小丘陵，春天觀櫻，秋天賞楓，還可以在坡上野餐呢(像是古室山古墳、赤面山古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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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墳的政治權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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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葛井寺一旁的路徑走，很快地就可以到達體積巨大的應神天皇陵。沿路經過一座陸橋，興奮地爬上登高遠望，廣闊的深綠色森林匍伏在低矮的民宅後，日常空間中有一座遠古設施隱匿著，千年前的政治權力結構展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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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墳時期，#葬送儀式與政治權力結構有著相當緊密的關聯性，埋葬地址的空間因素、埋葬設施的構造、送葬禮儀的安排反映了古代國家形成期的制度性過程。像是古墳營造的選址、規模、造型有著王族、貴族與平民的劃分，逐漸形成階層較為鮮明的社會系統(都出比呂志，1989)，在古墳建造的數量上，也於古墳時期中期、晚期暴增，透過大型古墳營造所需的強大財力人力之統籌營運，來展示(exhibit)王權的強度，可以說是一種混合「#展示複合體」(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Bennett, 2005)，形成了一種規訓綜合與權力關係，上演了國家形成初期的巨大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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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場國家與銀河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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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藤井寺市亂逛著大小古墳，腦子裏浮現日本古代國家形成的圖像，皇權的顯現(emerge)、權力的展示、國家的上演。我們可以從人類學家Geertz(1980)#劇場國家(theater state)與Tambiah(2013)的 #銀河政體(galactic polity)兩個理論概念來想像這政治秩序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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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rtz在《尼加拉：十九世紀峇厘島劇場國家》一文中描繪了峇厘島上有別於西方的政治運作，透過 #戲劇性的象徵形式「表演」出「國家」的具體形象，在這樣的模式中，國家並不是一種行政體系，反倒比較像是一種示範，宣告世人「#我就是王權」，對應於宇宙整體秩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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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位泰國社會研究者Tambiah也提出一個有別於西方社會模式的政治模型：銀河政體，其權力系統並非相當集中，#結構有如許多行星環繞太陽的星系，各權力中心不一定是和諧的，更可能是充滿衝突矛盾的，且以模糊的象徵性力量所拉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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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秩序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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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來看古墳、飛鳥、奈良、到平安時代，日本國家形成初期，送葬儀式、埋葬設施、死亡世界的神話觀點等，一直到《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寫成與論述確立，正有著上述兩種政治秩序的過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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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市古墳群，無論是觀賞風景秀麗、散步健身，或是窺見此地的悠久歷史性格，甚至是回答「#社會如何可能？」，詮釋日本政治與社會秩序的生成，都是一個相當值得探訪的「#大阪之外」的地方。你還不快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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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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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島津光夫. (2006). 古墳の石. 新瀉應用地質研究會誌. 66, p9-3.
2. 小笠原好彦. (1985). 家形埴輪の配置と古墳時代豪族の居館. 考古学研究, 31(4), p13-38.
3. 都出比呂志. (1989). 古墳時代の王と民衆 (Vol. 6). 講談社.
4. Tambiah, S. J. (2013). The galactic polity in Southeast Asia.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3(3), 503-534.
5. Geertz, C. (1980).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19th century Bali. Princeton: Princeton.
6. Bennett, T. (2005).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 In Thinking about exhibitions (pp. 71-93).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