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覺醒──2019，歷史的里程碑
香港思潮──本土意識的興起與爭議(日譯《香港之抗鬥》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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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數： 352頁
出版日期： 2020年5月（經已出版）
「二○一九，是香港極具意義的一年，也是我漫長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二○一九，必將記載於歷史上。這一年，香港覺醒。是近二百年歷史中里程碑式的覺醒。有些突然，但也由來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覺醒，一代人，會延續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的覺醒。從此，香港走上一條不歸路。再不會回頭。」──李怡
《香港覺醒》輯錄了李怡於二○一九年的政論文章。既有歷史視角的分析，卻不流冰冷；既有時代兒女的熱血，也不失睿智。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讀着夾敍夾議的時論文章，恍如置身運動之中，隨着局勢的轉變而休戚與共，同時能綜觀大局，不迷失於旁枝末節。
2019，歷史的里程碑
《香港覺醒》的副題，是「2019，歷史的里程碑」，編者譚秀嫻，為我在這一年所評論的事件，分了階段，作提示，加註解，展現了這一年作為歷史里程碑的全過程。並寫了以下的編序。
編序
二○一九年香港爆發的騷亂，不是一小撮人的抗爭，而是連繫着逾百萬人意志的一場社會運動。這場運動由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引起，名義上是反修例運動，但它的內涵遠不止於反修例，而是向一個專權政府爭取落實《中英聯合聲明》所承諾的一國兩制，是捍衞香港既有的自由、體制、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運動。
這一場運動，從相對溫和開始，持續大半年，演變成烽煙四起。其間在抗爭策略、政府應對、社會氣氛，以至在人心，都出現過不少轉化。李怡先生在其時事評論專欄中，每天評論時局，既有歷史視角的分析，卻不流冰冷；既有時代兒女的熱血，卻不失睿智。讀着李先生的文章，恍如置身運動之中，隨着局勢的轉變而休戚與共，同時能綜觀大局，不迷失於旁枝末節。
《香港覺醒》一書輯錄了李怡先生於二○一九年反修例運動開始至年底區議會選舉期間的相關評論文章，作為香港這一段關鍵歷史的註腳。書中的階段和事件提示、註釋、詞彙表，均為編輯所加。文末的日期，是文章刊載於報章的發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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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人生：這一年，香港覺醒 - 李怡
2019，是香港重要的一年，極具意義的一年，也是我漫長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2019，必將記載於歷史上。這一年，香港覺醒。是近二百年歷史中里程碑式的覺醒。有些突然，但也由來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覺醒，一代人，會延續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的覺醒。從此，香港走上一條不歸路。再不會回頭。
這一年三月底，我在這個專欄表示，我會暫停寫時事評論，接下來會就一生中值得記憶的一些經歷，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寫我的回憶。
我的人生經歷，是微不足道的。不過，既可說幸運又可說不幸的是，我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台灣和香港都經歷極為重大變遷的時代，我又置身在觀察、報道、評論這三地大變遷的敏感的傳媒當中。我目睹香港傳播界的淪落：從三地中最能夠自由看到海峽兩岸看不到的時事和政治，能自由評論，急速因自我審查、廣告和採訪受壓、事事要政治正確，而社會公信力不斷下跌；我經歷台灣人從正面期待「香港的今天，是台灣的明天」，而急速地變成負面警惕「香港的今天，是台灣的明天」。在這個大變動中，我的社會角色、出身、工作、家庭和在交叉路口的糾結，也許有些特殊。我想在有生之年，為自己留下這片雪泥鴻爪。
我說，這是我八十三歲高齡的最後心願。
想不到的是，四月以後，我就被香港一場反送中運動牽動着心緒，使我再也無法有心情去懷想過去。每一天，我都被社會發生的事情吸引着關注，都不能不寫自己對當前時世的感受和評論，也無時無刻不因時局變化而產生對自己既有觀念的審視。這一年我在許多認知上有所覺醒。我放下一年前的最後心願，因為我覺得自己過去的漫長經歷，即使對我自己，都已經不那麼重要。
魯迅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的一生也經歷過多次解剖自己，對社會主義的覺醒，對共產黨的覺醒，對愛國主義的覺醒，對中國的覺醒，這些都是不同層次的覺醒，一次次在解剖自己的思想認知，並貫徹在編輯寫作的實踐中。到八十多歲高齡，以為思想已經定型了，以為對生活了七十多年的香港社會已有相當穩定的認知了，不料整年反送中運動，卻醍醐灌頂般讓我又有了很大醒悟。
月前年輕作家盧斯達訪問我，問我會不會覺得不夠時間？我想他大概是想問我寫回憶的事。我說：「會，但我現在覺得要順其自然。我本來想寫回憶錄，但我現在覺得，做得到就做，做不到就算。」因為儘管寫政治文章多數要講理性，但一個人做甚麼事、走哪條路，是受感情支配，不由理性支配的。很多時抗拒不了。我很難離開這裏，是受感情的牽扯；我放下了自己的回憶錄，也是受感情牽扯。因為事情就在這裏發生，人不能沒有感情，不能不被感情激勵而行動。人可以抗拒很多東西，但抗拒不了感情。
人生無常，來去都沒有軌迹可尋，我只要活着一天，就要掌握每一刻的存在，實現自我；顧念時日無多，或來日方長，都是虛妄。
另一位年輕朋友看了那篇訪問後，跟我說，其實，你可以把你過去一年的感受，寫在你的回憶錄的第一章，從這裏開始，再回溯過去。
好主意。如果未來能夠寫出來，那會是重要的一章，是我的最後覺醒的一章。這一章的所有元素，就寫在2019的大部分評論文章中，也就收在這本書裏。（《香港覺醒——2019，歷史的里程碑》自序）
《香港覺醒》（內容試讀）
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潛在原因和走向
──日文版《香港為何抗鬥》序言
（日本草思社將我二○一三年的著作《香港思潮──本土意識的興起與爭議》翻譯日文，書名是《香港為何抗鬥》，譯者是日本資深記者和作家坂井臣之助，於二○二○年三月出版。我為這本書寫了一篇較長的序文，探討香港從本土思潮的興起到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 的社會政治和思潮的路向，也敘述了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概要。二○二○年三月，我因應香港局勢的新發展，將這篇序文改寫。收集在《香港覺醒》一書，以下是文章頭兩段。）
經過二○一九年，香港已經變得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幾乎是每天都發生的街頭示威與抗爭，每天都發生警察的暴力和示威者的暴力，每天都發生政府和警方對所有事態的荒誕而極少人會相信的解釋，把香港推向一個急速沉淪的境地。
二○一九年十月十四日台灣作家九把刀在facebook上問網友：「現在的社會，從事甚麼職業最丟臉最可恥？」他以為會是「賣假油」（指二○一三年台灣破獲以造假方式生產食用油為害公眾事件），誰料結果網友竟一面倒回答「香港警察」。
警察服務從來就是一個地方的安全指標。香港警察在二○一八年及以前，在世界經濟論壇、世界銀行這類國際組織中的「安全與秩序」排名一向在前十名內。但幾個月的香港抗爭運動，香港警察就在世界媒體露出了猙獰卑劣面目，即使在台灣的一個網頁問卷，也淪為「現在社會最丟臉最可恥」的職業。有網友回應說，「這個答案放在五個月以前，都難以想像」。的確，六月初作的民意調查，香港市民對警察「零信任」的只有百分之六點五，到十月調查已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一點五，即超過一半市民對警察「零信任」。民調顯示市民對警察信任度產生顛覆性改變。一個「安全與秩序」名列前茅的城市，短短幾個月就變成警察不可信的城市。對於我這個在香港居住超過七十年的媒體人來說，見過香港及世界的許多變遷，一個地方在這麼短的時間如此急速地淪落，還是第一次見到。
急劇變化是表面現象，潛伏的原因十多年前就開始在香港社會埋下了。潛伏原因就是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
香港急劇變化的潛在原因
回顧香港的歷史和中英談判導致主權轉移等等事態，當時香港人儘管對中國的承諾不信任，但沒有選擇餘地，只能夠勉強接受。在一九九七年主權轉移之初，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接受一國兩制，認同自己是中國香港人或香港中國人的身份。
但中國信守諾言的時間不長，共產黨人的本性就是有強烈的權力慾，取得主權後要中國掌權者能按照自定的規則忍住手不去干預香港事務真是很難，而香港這個與西方世界接軌的都市對中國經濟起飛後的暴發戶們的引誘太大了，於是在掌握香港主權後，隨着中國在全球化中與西方的關係趨於密切，中國就開始從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滲透香港，香港人的生活空間被壓縮，對由中國委任的特區政府越來越不滿。加上中國在國內壓榨人民權益的消息也不斷傳播到香港，香港人前往中國越頻繁，對中國和中國人的了解越多，就越對特府 在政經社加緊與中國融合的政策反感，而維護香港本地權益、要求同中國區隔的意識也就出現並快速成長。這就是香港本土意識。
本土意識的興起在民主派之間也引起爭議。過去在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士，大都有一種「大中華情結」，他們或基於傳統觀念，或基於對現實的考慮，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儘管對中國共產黨有批評，但認為雖不愛黨卻仍然愛國，從現實出發，他們覺得必須爭取中國實現民主香港才會有民主，他們每年都紀念六四，呼喚建設民主中國，反對帶有分離主義意識的本土意識。另外，他們強調爭取民主必須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簡稱「和理非」），反對本土派針對中國人大量在香港購置日用品、霸佔醫院床位等影響香港人生存空間的勇武抗爭，認為和理非才能佔有道德高地。更由於選舉席位的爭奪，他們與本土派在各次選舉中為爭取民主選民的選票也就成為針鋒相對的政治勢力。
在議會和民主派傳統組織中，大都是所謂大中華派，年紀較大；而本土派則在年輕族群中發展極快，青少年學生由於香港教育半強迫地要往中國大陸交流，反而促使他們增加對中國的分離意識。
建制派擁有最豐厚的資源與權力，傳統民主派亦擁有一定資源和政黨權力，年輕本土派就既缺資源又無權力，但社會思潮卻向本土派傾斜。
市民被送中法迫成本土派
本土派既缺資源又無權力，社會思潮卻向本土派傾斜，實有賴於二○一四年的佔領運動 。二○一四年的大規模佔領運動，又稱雨傘革命。運動基本上仍然由傳統的民主派主導。經八十一日佔領街道的抗爭後，特區政府進行清場，抗爭者也無抵抗地接受拘捕和散去。雨傘革命沒有取得任何成果，但香港自主的意識已經既廣且深地植入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意識中。
本土意識在香港成為社會主流意識的更重要原因，是自梁振英到林鄭 擔任特首以來，全面執行北京對香港民主力量的打壓政策，先是針對本土派，繼而擴大到所有民主派，包括大中華與和理非，使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全方位向北京傾斜，完全無視香港人的權益與需求。二○一六年香港發生農曆年街頭勇武抗爭運動，當局以暴動罪控訴年輕參與者，作不成比例的極重判刑，香港首次出現政治犯和逃亡外國的政治難民。政府又肆意取締一些年輕人的參選資格，和取締一些民主派的議會議席，由此造成行政獨大，不受立法機關監管。這樣，林鄭政權就認為可以肆意妄為，到二○一九年三月，林鄭推出修訂《逃犯條例》，終於使全面聽命北京的政權踢到鐵板也。
修訂《逃犯條例》，違反了所有香港市民，包括建制派、工商界和不問政治的市民，對於在香港和在中國的法律權利的基本認知，林鄭政權一意孤行，並且拒絕與法律界人士溝通解釋，恃着中聯辦向建制派施壓，準備強行以立法會多數票通過。這迫使幾乎所有市民都變成了維護香港本土權益的本土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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