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很開心能參加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主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學術研討會,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東吳大學。那天知識量太大導致肚子餓,但又不好意思吃兩個便當,所以發現樓上有麥當勞還開心地傳訊息給朋友說:「妳學校好讚喔!竟然有麥當勞。」對方回:「我學校確實有麥當勞,但我讀的是清華大學。」
😔
當天研討會的下午茶點心很讚,我一直盯著桌上的司康流口水,但實在不好意思跟同學搶點心吃。😂
我擔心教授誤會我去現場白吃白喝,所以寫了一份作業證明我有認真聽課。
=======研討會開始=======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時間:2020年12月5日(週六)09:00-18:00
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社會學家Max Weber於1920六月因感染大流行肺炎而過世,一百年後同樣遇到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我們紀念這位影響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家格外具有意義。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人文社會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合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紀念研討會,讓現代學者透過知識上的交流與韋伯對話。大多數的人都以為韋伯只是社會學家,對他的印象就是與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 並列為「社會學三大經典作家」。如果更熟悉韋伯一些的人可能會知道其最著名的著作《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經濟與社會》都是社會學經典,但較可惜的是,讀過這些著作的人,或許也罕有機會去深度理解韋伯的知識創造過程,以及為何他從不認為自己是社會學家。
這場研討會邀請了多位學者與會。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裴元領的論文<宗教是什麼?為研究韋伯宗教社會學的準備工作>以中國四書五經、易經、聖經、佛經、墨子、印度摩科婆羅多及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來分析韋柏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維公的<從新社會學的角度談韋伯>認為社會學的關鍵在於創造力,而不是有多少學派、生產多少論文。現在的環境已經不是社會學誕生的那個年代,而是數位社會時代,這個年代你(妳)在網路上的「帳號」比自己是誰更重要。在(法國後現代思想家)布希亞的時代,人們認為「大眾不在乎真實」,但到了今天,則是「大眾創造真實」——假新聞、偽資訊都是現代人的集體創造。跟性愛機器人做愛算不算出軌?未來趨勢已經不是在爭吵性別、性向,而是當機器人成了人類更好的選擇而非替代品時,這些倫理問題怎麼辦?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君玫的<韋伯與奧斯華德:一個能量社會學的想像>從化學家奧斯華德的「社會能量學的一元論」與韋伯的「多元社會學觀點」的對立衝突切入。根據她的研究,韋伯不認為奧斯華德的化學概念可以推展到人文社會,只是現代的人反而開始重讀奧斯華德的能量學(能量的關係),因為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確面臨能源、環境等新的問題。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賴曉黎的<從禁欲概念論尼采與韋伯的異同>研究尼采的《道德系譜學》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宗教社會學》中,禁慾理想與韋伯禁慾主義之間的主要區別。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暨系主任黃厚銘的<消失於社會學中的理論與經驗間關係之多元想像>認為思想史、理論研究不該只存在哲學、歷史學中,但不少人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只有「質性、量化、田野」三種方法。講者取三大家理論與經驗之間的關係來說明:涂爾幹的「社會事實論」是用一個理論來掌握一個實在,並從經驗中來驗證理論是否符合實在,或從經驗中產生新的理論。韋伯的「理念型」則建構出一個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的東西,認為社會學是具體事實的科學,所以最抽象的法則最沒有用處,沒有辦法套用於所有社會。韋伯的理念型和涂爾幹的普遍可以適用的想法與抽象概念抵觸。如果是這樣,那麽,馬克思學說的本質是「自由自覺的勞動狀態」,若將其核心精神從《資本論》中抽掉,只留下經驗證據,那這本書還能成立嗎?青年馬克思談了一個共產世界的理想狀態的理論,但《資本論》的實證經驗卻非如此。中山醫大醫社系副教授黃敏原的<韋伯的人論及其社會心理學考察>指出韋伯由理念引導世界圖像,認為需要我們「熱情」參與,並舉「清教徒可望成為天職人,我們則必須是職業人」的新教倫理為例。
每位講者雖然只有短短的20分鐘,但卻帶給現場聽眾如沐春風的知識啟迪。只可惜礙於篇幅與我的知識有限,僅能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論文作為研討會代表,而與會學者豐富精彩的研究,大家可以按照論文題目搜尋拜讀。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在其論文<韋伯的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1895-1907>(Max Webers Konzeption einer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1895-1907 )中提到,韋伯關於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形成,與他轉換人生跑道(由法學家轉變成國民經濟學家)有關。並且,這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從 1895 年弗萊堡大學就職演說首度提出,到1907到 1910 年已初步完成, 直到1910德國才成立社會學學會。講者在研討會上企圖論證韋伯的通才在各領域皆有傑出表現與貢獻,只是韋伯在學術領域中不斷跨界的強烈特色,也導致後人不斷地挑戰他的權威;但同時,各領域的學者得藉著韋伯的典範出發,才能開啟更多知識上的創新與可能。根據韋伯太太瑪莉安娜(Marianne Weber, 1926)的說法,青少年時期的韋伯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製作了一幅 1360 年的德國歷史地圖,並在 15 歲那年的聖誕節期間再度寫了一篇長達 46 頁的論文<對印度日耳曼諸民族之民族性格、民族發展與民族歷史的一些考察 >。
但從小熱愛歷史的韋伯並沒有成為歷史學家,除了他的興趣廣泛外也有經濟上的考量——就跟我們尋常人一樣。韋伯 1882 年 5 月在海德堡大學註冊時,是以「法學」作為主修與職業學門 ,1884 年冬季學期轉讀柏林大學、1886 年通過第一次法學國家考試,直到 1889 年完成博士論文及1891 年完成任教資格論文完整了法學家訓練。所以,韋伯在 1892 年開始以私講師身份在柏林大學教授法學課程,並於 1893 年 11 月被任命為法學非教席教授。
韋伯的教職生涯並非一路到底毫無變動,這與德國的教育體制、韋伯個性與博學多聞都有關係,就像1893 年 6 月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就已經想要挖角韋伯去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 而韋伯在 1894 年 4 月初決定轉換人生跑道接受聘任,前往弗萊堡大學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這也意味如果韋伯只懂法學,是無法受到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青睞的,假如他的底子不夠也無法輕易脫離舒適圈,獲得更好待遇的工作。
韋伯於1919年1月28日受巴伐利亞「自由學生同盟」之邀,在慕尼黑大學所做的二場演講,<以學術為志業>與<以政治為志業>皆是「以精神工作為志業」的系列演講。韋伯後來根據速記人員抄錄的筆記,於1919年出版演講內容。為何韋伯會特別提到政治呢?在還沒了解韋伯前,我原以為像他這樣的經典學者不會沾染政治領域,但在閱讀這兩篇演講稿後得知,在當時德國的學術氛圍,韋伯意識到政治立場干擾學術領域造成的困惱。他在演講中呼籲——一種學術倫理的規範性訴求——政治不屬於課堂、教師扮演先知的徒然。在此摘引<以學術為志業>中對於學術倫理訴求的經典段落:「在文化團體以及政治團體的範圍內應該如何行動——這兩種完完全全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如果他接下來問道,他在課堂上為什麼不應該同時處理這兩者,那麼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就是:因為先知與鼓動家並不屬於課堂上的講臺。先知和鼓動家都被告知說:『要走上街頭去公開演說。』意思就是到容許批評的地方。」
擁有學者身分的韋伯排斥政治進入課堂上,但課堂外的韋伯卻希望透過候選而不競選的方式從政,來達到他參與制憲的目的。他在1918年12月25日寫給友人的信中,韋伯還信誓旦旦地認為:「看來,我在法蘭克福相當篤定能夠當選。」結果卻事與願違。韋伯也曾經感嘆地說,終其一生,他都是個「政治獨行俠」。從這兩篇演講稿中就能發現,韋伯身處學術領域與政治領域中,產生既熱愛又互斥的矛盾心情。
張旺山教授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韋伯一生始終對政治有一種「秘而不宣之愛」,因此,他對政治學的貢獻,也使得諸如《政治學的經典作家》(Klassiker der Politik)這樣的書,不得不將他列入政治學的「經典作家」之列。韋伯提出「正當支配的類型」的學說時,雖不是為了政治學而生,但卻影響了政治學領域,並被政治學者所用。C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曾依照韋伯的期望並提供優渥的條件,希望聘他為波昂大學的「政治學」講座教授,但後來韋伯基於私人理由選擇了到慕尼黑接 Lujo Brentano(1844-1931)退休後所留下的國民經濟學講座教授的空缺。1920 年夏季學期,韋伯甚至在慕尼黑大學開設了一門進階課程,課名就叫作「一般國家學與政治學(國家社會學)」。
我們廣為傳頌韋伯的博學多聞,但卻忽略了就是因為他懂太多、擁有太多知識,常讓他面臨抉擇的痛苦。在一封韋伯於 1887 年 9 月 30 日寫給他的大姨丈包姆加騰(Hermann Baumgarten, 1825-1893)的信中,韋伯就曾坦承:由於「種種實際上的利益――對這些利益的規制,乃是法律發展的基本課題呈現了種種的結合,而這些結合在我看來,用我們的科學的那些手段,是無法加以掌握的」。這意思是韋伯體悟到法律知識的極限,而將其排除在自己的興趣與職涯之外。
雖然講者一樣只有短短二十分鐘,但卻提供了韋伯豐富的知識之旅。韋伯在學術職涯上並非如我們習慣的教育體制,只能線性發展的刻板印象。在這意義下,韋伯的一生為台灣學者、學生帶來的啟示是:在求知、求學的旅程中,「修正」與「調整」是再正常合理不過的現象了。我們不要被一時的挫折擊倒,休息夠了爬起來就好。同時,韋伯的一生也提醒我們面對知識要謙卑,那是因為人擁有的知識都有極限與界線。即便博學如韋伯也不斷地受到各領域的專家挑戰,但知識就是憑靠在如此的堆疊中精煉與豐富。或許韋伯可以成為各種領域的專家,但他卻未定義自己是某個領域的專家,就是因為他清楚知道自己的所知所能有限。不過,韋伯逝世百年後其知識系統並沒有因為各種挑戰崩潰,反而留給社會學界與對社會科學有興趣的每一個人,可以憑著韋伯的典範達到他以前辦不到的事情,與少經歷他在肉體與精神上的煎熬。
最後,由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與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韋伯學說與二十一世紀對話」只是第一個一百年,未來將會有兩百週年、三百週年與韋伯對話的學術研討會。雖然韋伯的生命逝去,但他卻能持續地啟發後人追求知識,熱愛生命與社會;死亡只是瞬間的終點,卻是邁向精神永恆的起點,韋伯的學問與精神永存在知識宇宙中。
新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 在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瓷器」曾經是中國歷史中產業工藝的驕傲,大量出口海外。但在18世紀卻有了翻轉,變得需要從西方進口。這當中發生了什麼事呢?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視野如何能幫助我們來認識這樣一個重要的轉折?
這篇來自【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上節錄自《獻給皇帝的禮物:Wedgwood瓷器王國與漫長的十八世紀》一書的文章,帶我們從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角度來重新理解近代中西對於「瓷器」的生產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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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近來許多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都強調,「物」有自己的生命,熱衷探索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所謂的「物的社會生活」,認為物隨著由生產者端經過商人中介,抵達消費者端,物在社會中的意義和角色已經改變。在物的交換中,藉由追尋物的流動路徑,可以做為連結各社會、大陸之間的方法。就像學者西敏司(Sidney W. Mintz)對「糖」這一產品的歷史探索,為歷史學家建構了商品的傳記模式。
隨著對物與商品視野的拓展,學界對消費現象的分析也有了不同的觀察角度。例如,儘管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延續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分析,認為資本主義商品的大量生產,創造了驚人的文化消費,讓文化平庸化、同一化,公式化的電影、流行音樂、廣告,成為布爾喬亞社會將其商品化生活方式擴散至全社會的一種媒介。結果,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標準化、麻痺和順從,想像力與自發性的退化。然而,對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與伊舍伍德(Baron Isherwood)來說,欲望的生產,已經從生產者、廣告人轉向消費端,消費者自己可以創造符號與價值的意義,並且從中建構自我認同,甚至如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做的分析,商品與消費也是一種社會權力與社會地位的展示。
所以,為物做「傳」,根據社會學家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的闡釋,可使本來曖昧不明的東西慢慢浮現出來,揭示豐富的文化訊息。就像英國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著名詩句,「一沙一世界」,即使細微的沙粒,都能自成一個世界,蘊藏宇宙的浩瀚。瓷器也是如此。一只瓷器:它是如何被製造,它採取什麼原料製造,裝飾哪種圖案紋樣,消費者如何購買它,消費族群是哪些人,消費者購買它的用途是什麼,在什麼場合使用它。這種種看似枝微末節的問題,卻共同交織出十八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的技術創新、科學知識的傳播與流通、商業文明、消費革命、審美資本主義、美學情趣、社交禮儀、社會階級結構以及洲際貿易等大歷史的場景,這些也全都是約書亞.瑋緻活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
(以上引用網頁原文)
新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 在 Dr. A-bau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引戰文]
被問到有沒有看今天的辯論,老實說,沒有,也不打算看,因為看到『考考妣妣』之說,就覺得不用浪費時間了。說真的,每次看這種無腦言論,就要相對應的做回應也是挺累的啊,那種感覺就像是,你花時間跟一隻寵物豬辯論,好像很沒必要吼。但哥是專業打臉手,還是來嘴砲一下。
首先,語言和稱謂這種東西,本來就是與時俱進的,難道你現在還在喊你爸媽『爹娘』嗎?爹娘這樣的稱謂,從我們的日常語言中消失,有因此改變了我們家庭的結構或是社會價值觀嗎?(更不用提清朝劇裡頭的『阿瑪,福晉』了)或者你見到醫師喊兩聲『大夫』,對你的老師叫聲『先生,大夫』。如果語言或稱謂這種東西,真有這麼大力量去改變社會結構,那太簡單了,我們要從君主專制時代變成民主,只要對原來的皇帝喊兩聲『總統』,我們也不需要革命了。語言是活的,它當然可以隨著時代而有所改變,尤其擺在人權這樣一個大議題面前,那根本是微不足道,不需要擔心的枝微末節。就算『考妣』的稱謂消失,也不會讓這些核心價值消失,一定會有新的語言去做替代(你反而該擔心的是,簡體字盛行是否會讓某些語言文字消失吧,例如古拉丁文的消失),就像我們現在用『嗎,呢,吧』取代了『矣,哉,也』等語尾助詞一樣。
偏偏每次這樣啼笑皆非的言論,都是出自位高權重的學者,到底是怎麼樣的教育可以生出這樣的思想與腦袋,完全不經大腦的發言,我也是醉了,如同之前什麼同性戀會導致戀童癖增加(你該學習的是兩個名詞定義的不同),或是啥通過同婚就可以去跟摩天輪結婚等等(你該學習的是...不好意思,你什麼都需要學習,甚至學習當個人,不要當摩天輪,好嗎)。拜託學者們,你們大學的統計學,研究方法等等是怎麼教的?當你說出這些言論,不該是空想,而是請你經過統計,經過研究,再說出來好嗎?(尤其摩天輪之說,小一學生都知道有問題吧。對不起,這樣好像太看輕小一生了)我是三類出身的,我只相信科學數據,台灣也不是第一個要通過同婚的地方,全世界已經有這麼多國家,這麼多地區通過了,請你去做功課,犯罪率,疾病等等問題,是否與同婚有統計學上的數據意義。
但我想順便提個這類統計學常出現的謬誤。例如當我提出假設『吃檳榔會導致肺氣腫和肺癌』,不用統計了,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答案,做出來的結果一定會符合我的假設。但是,真的是檳榔導致肺部疾病嗎?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吃檳榔的人口中,同時抽菸的比率遠大過不吃檳榔的人口?例如,可能吃檳榔的人口中,又愛抽菸的人高達80%,而不吃檳榔的人口中,抽菸的人僅佔20%,那麼你怎麽做統計,都會發現吃檳榔的人口罹患肺氣腫肺癌遠大過不吃檳榔的人,但實際上吃檳榔可能與這些肺部疾病不相干。
所以,當你做統計,『禁止同婚的國家,同性戀比率相對低,所以通過同婚會導致同性戀增加』,有沒有可能有這樣的結果,是因為禁止同婚的國家,對同性戀相對不友善,所以勇於公開自己性向的同性戀就相對少了?一個地區和國家如果對某些事情,以禁止或不友善的方式對之,當然會有所影響,例如你不會去中國大陸高舉中華民國國旗,不會在美國喊賓拉登萬歲,但你外在表現的行為,並不代表你真正的思想。
不管是贊成同婚,或反同,我都沒意見,只要你願意提出科學且理性的數據來一起討論,那就來吧。偏偏這些無腦發言根本充斥版面。研究和理論,並不是靠你在家空想就完成,社會學的法蘭克福學派,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多少學者互相辯證,多少研究,多少統計才成為一門學問,你真的有好好做功課,我們再來討論。你也許會說『你這麼會說,那你去做研究了沒?』,你怎麼知道我沒有?我就是也查了,看了很多東西,但並沒有發現有什麼好拿出來討論和說嘴打臉同婚的數據啊。
腦袋是個好東西,但不是人人會用。每每看到這樣無腦的發言,我覺得你連基本的邏輯學都有問題啊,跟你辯輪,根本是拉低了我的水平,我只能說你不太適合活在2017的現在,蠢到連這種可笑言論都敢搬上檯面來講啊,阿門,阿彌陀佛,真主阿拉。(以中指和粉色X頭來結束這回合)
#考考妣妣 #同婚 #護家盟 #大腦
新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 在 法蘭克福學派... - 精華區NCCU06_EA - 批踢踢實業坊 的推薦與評價
====== 簡單解釋法蘭克福學派...
法蘭克福學派是以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中心」為中心的一群社會科學
學者、哲學家、文化批評家所組成的學術社群。被認為是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一
支。其主要的人物包括第一代的阿多諾、馬庫色、霍克海默、弗洛姆以及第二代
的柏格(Peter Burger )、哈伯瑪斯等人。
社會研究中心成立於1924年,但要到1930年由霍克海默成為機構主任之後,才轉
向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思考方式,包括以馬克思及黑格爾、盧卡奇、葛蘭西等人的
理論為基礎,對於20世紀的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及文化等等作進一步的探討,並
藉助韋伯的現代化理論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他們最大的特色,在於建立所謂
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相較於傳統社會科學要以科學的、量化的方
式建立社會經濟等等的法則規律,他們則更進一步要探討歷史的發展以及人的因
素在其中的作用。阿多諾提出的文化工業、哈伯瑪斯提出的溝通理性等,都是批
判理論的重要概念之一。
From: Wikipedia
====== 法蘭克福學派發展史...
法蘭克福學派”涉及到“社會研究所”成員所從事的工作,該研究所1923年始建
於德國的法蘭克福城,它是第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方向的研究中心,隸屬於德國
一所主要的大學。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其所長卡爾‧格龍貝格的主持下,研究
所傾向於經驗地、歷史地、定向地研究歐洲工人階級運動的問題
1930年,霍克海默繼任研究所所長,並將許多卓有才華的理論家──包括弗洛姆
、馬爾庫塞、阿道爾諾──網羅在自己身邊。在霍克海默的主持下,研究所試圖
發展一種跨學科的社會理論,用以作為社會改革的一種工具。這個時期的工作乃
是綜合哲學和社會理論,把社會學、心理學、文化研究和政治經濟學結合起來。
研究所的大部分成員既是猶太人又是馬克思主義激進分子,因而在希特勒掌權以
後,不得不逃離德國。流亡者大多移居美國。從1934年開始,研究所附屬於哥倫
比亞大學,直至1949年遷返法蘭克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阿道爾諾、霍克海默和波洛克返回法蘭克福,在德國重建
研究所,而洛文塔爾、馬爾庫塞和其他人則繼續留在美國。在德國,阿道爾諾、
霍克海默及其同伴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並成為德國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潮流。此時
,“法蘭克福學派”這個詞開始廣為流傳,標誌著他們關於將跨學科進行社會研
究的見解,標誌著由阿道爾諾、霍克海默及其同伴所發展起來的特殊的社會理論
。他們經常同其他社會理論展開方法論和本體論的爭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實證主義辨論”,在這場辯論中,他們對於社會理論中較重經驗和數量的方法進
行了批判,並為自己更具思辨性和批判性的社會理論進行辯護。這個圍繞在阿道
爾諾和霍克海默周圍的德國人團體還日益對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懷抱敵意,同時,
這個學派也反對來遭到各種形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
”的批判,被指斥為放奔革命,放奔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由於提出了“完全被支配的社會”或“單向度社會”的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終於
成為最流行的派別,這種理論系統地闡述了資本主義在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日益
增長的力量,系統地闡述了社會控制新形式的發展。然而,五十年代期間,下述
兩個方面之間出現了分歧:一方面是重返法蘭克福的研究所的工作,另一方面是
由弗洛姆、洛文塔爾、馬爾庫塞和其他人(他們都沒有返回德國)所發展起來的
理論,後者同阿道爾諾和霍克海默的當前工作或早期工作常常不一致。因此,如
果以為戰後各種批判理論家都是作為鐵板一塊的“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來從事工
作的話,那是容易引起誤解的。雖然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期,批判理論家既
有共同的目的,又有跨學科社會理論的集體成果;此後,批判理論家之間經常出
現分歧,而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法蘭克福學派”這個名稱實際上只能用來
表示德國研究所的工作了。
因此,要在總體上概括“法蘭克福學派”的特性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的工作跨
越幾十年的時間,並涉及到形形色色的思想家,他們後來彼此又進行了激烈的爭
論。我們應該去把握研究所工作的各個不同的階段:
(1)格龍貝格時代的經驗-歷史研究。
(2)在霍克海默的領導下,從三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嘗試建立一種跨學科的唯物主
義社會理論。
(3)流亡時期(1937年前後至四十年代初期),試圖發展一種社會批判理論。
(4)四十年代,研究所成員分散開來,阿道爾諾和霍克海默擬定了新的方向。
(5)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研究所遷返德國以及它在法蘭克福開展的工作。弗洛姆
、洛文塔爾、馬爾庫塞和其他留在美國的人以各種方式發展批判理論。
(7)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哈貝馬斯、涅格特、施密特等人在德國繼續研究所的規
劃,並發展批判理論。
目前活躍在歐美的青年理論家和學者對批判理論的貢獻。在概覽批判理論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各種不同的理論,不同的理論家和不同的規劃,這些異質的要素鬆散地
連接在一起,因為它們都信奉跨學科的社會理論,都對社會批判和社會變革發生興
趣,而所有這一切又都受到阿道爾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理論家的
影響。批判理論家傾向於對經驗主義的、定量的社會理論進行批判,而更多地贊同
理論建設、社會批判和社會變革。在今天的社會理論中,盡管批判理論常常是不重
要的趨勢,但仍然不失為一種非常活躍的趨勢;因此,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仍然存
在。
From: https://ceiba.ntu.edu.tw/course/17052d/database/basic_concepts.htm
====== 須注意的是...
法蘭克福學派 "不等同" 新馬克思主義!
而匈牙利理論家盧卡奇. 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葛蘭西便是新馬克思主義者而非法藍
克福學派成員... (因為他們很早前就死了)
但新馬克思主義跟原先馬克思主張有何不同呢?
新馬克思主義(Neo-Marixism),也稱為當代馬克思主義,是指嘗試重新重新檢討或
修正馬克思古典理念,但仍相信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原則。新馬克思主義拋棄
了馬克思主義所宣稱的唯一真理,轉而藉助於黑格爾哲學、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
以及理性選擇理論的觀點。
新馬克思主義者試圖在教條式馬克思主義的機械式與決定論式理念之外尋求出路,
"拒絕去接受經濟優先" 或 "無產階級優越角色" 的觀點。其次,他們關注於解析
馬克思預言之所以失敗的理由,尤其對意識型態與國家權力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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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大貓空行館東亞研究所板 (bbs://bbs.cs.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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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Department/ 目錄 Σ《政治大學系所園地》
>> 2. Graduate/ 分類 □【 所板 】
>> 3. A_East_Asian 東亞 ☆ 東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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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140.119.20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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