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疫情重點【今日新增與校正回歸確診493例,單日死亡21人;萬華風險下降,但其他縣市卻微幅增加,公衛教授呼籲別去市場群聚;雙北醫療量能緊迫,醫師工會曝院內確診爆量狀況,喊別「置之不理」】
台灣今(29)天新增320例COVID-19(又稱新冠肺炎、武漢肺炎)本土確診個案,校正回歸166例(新增與回歸數共493例),7例境外移入,死亡人數再度破新高。今天公布21人死亡,其中19人有慢性病史,18人年紀超過60歲,年齡最輕僅30多歲,是一名無慢性病史的男性,為全台目前最年輕死亡案例。
以校正回歸後每天確診人數的7天移動平均值顯示,目前台灣確診案例仍在高峰,衛福部長、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也表示,目前確診案例持平,萬華相關活動史的確診者雖減少,但其他縣市則增加,疫調後發現足跡曾到過傳統市場、黃昏市場,呼籲大家口罩要戴好,不要到太壅擠的地方,降低家庭聚會人數,維持手部清潔衛生。
另台北市與新北市將在明天一起進行第四級警戒的推演,包括新北市8個高風險的熱區進行防疫的升級。台大公衛學院教授陳秀熙表示,台北市今天確診案例有趨緩一些,不過雙北有些區域案例仍快要破百,雙北做封城演習是好事,去年他們也做過,現在只是提前部署,記取教訓,不代表就是要封城,演習對雙北公衛措施嚴謹度有提升效果。
■新增486例本土確診者,專家呼籲別到傳統市場
陳時中在記者會中宣布,今天新增320例本土個案,有169例男性、151例女性,年齡介於未滿5歲到90多歲,發病日介於5月7日至5月28日。校正回歸個案有166例,其中90例男性、76例女性,年齡介於未滿5歲至90多歲,發病日介於5月6日至5月27日。
總計今天公布的本土個案共486例,仍以新北市224例最多,其次為台北市168例,台中市33例,桃園市19例,基隆市14例,台東縣、宜蘭縣各5例,花蓮縣、嘉義縣各4例,苗栗縣3例,新竹縣及彰化縣各2例,雲林縣、高雄市及新竹市各1例。其中萬華活動史相關36例,茶藝館相關2例,其他已知感染源158例,關聯不明49例,疫調中241例。相關疫情調查持續進行中。(見最新疫情概況圖)
陳時中進一步表示,目前確診案例持平,萬華相關活動史的確診者在減少,但其他縣市則增加,疫調後發現新出現的確診者曾到過傳統市場、黃昏市場,呼籲大家不要到太壅擠的地方,降低家庭聚會人數,維持手部清潔衛生。
台大公衛學院教授陳秀熙分析,如果目前三級警戒措施民眾可以落實到9成,6月14日疫情還是很有機會趨緩,但要守住其他易被攻破的地方,例如市場群聚要減少,減少喪禮、宗教聚會,嚴防長照機構、遊民爆發感染,其他國家過去一年曾發生的經驗,台灣要記取。
■21例死亡再創新高,指揮中心擬公布新指引,醫院優先收治年長者
根據指揮中心資料,今天21起死亡案例中19人有慢性病史,18人年紀超過60歲,更有6人是死後才確診。由於近期死亡案例屢創新高,集中在60歲以上長者,許多醫生都紛紛指出不能再以症狀作為送醫或居家隔離的標準。疾管署副署長、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證實,上週四(27日)的專家會議的確有討論送醫標準,以60歲以上或有慢性病者作為住院、送往集中檢疫所標準,觀察血氧濃度和呼吸次數、相關病症,例如胸悶、呼吸急促、意識改變都是警示徵象。60歲以下、無慢性病者則居家隔離,正在做最後確認,近期很快會公布。
羅一鈞補充,指揮中心也購置了1萬5,000台血氧機,提供給地方衛生局,尤其雙北,透過採檢站、衛生局等提供給居家隔離者,偵測血氧濃度,定期回報,希望多一道防護。不過如果居家隔離者相對年輕、沒有慢性病,呼籲大家不要搶購血氧機,否則可能會影響到真正需要的人。
■啟動全台23家傳染病防治醫療網
由於雙北醫療量能滿載,指揮中心昨天啟動全台22縣市、共23家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應變醫院,要求儘速清空病房,支援收治確診者。羅一鈞表示,22縣市都有一家傳染病應變醫院,必要時會執行全院或部分清空,台北市原先只有聯合醫院和平院區,這次多指定一家三總松山分院。目前雙北3家應變醫院已全院清空,專責收確診病人,和平院區有110床,已收治83人;三總松山分院93床,已收治36人;新北市立聯合醫院117床,收治75人。
羅一鈞說,總計全台應變醫院有1,092床,目前已收治520人,桃園的應變醫院部立桃園醫院新屋分院已完成全院清空,部立台東醫院也完成清空,其他醫院則是分階段清空,必要時增加清空床數達到全院清空。
加護病房部分,衛福部次長石崇良表示,全國有557張專責加護病床,專門收治重症病患,目前有429張空床,但雙北比較吃緊,截至上午剩97張空床,正在努力擴大加護病床量。全國負壓隔離病房則有919張床,截至上午空床391張,雙北剩43張空床,會留給需要插管、使用呼吸器的重症。
■雙北醫療量能緊繃,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喊「別置之不理」
柯文哲指出,現在台北市的醫療量能從昨晚開始才足以應付疫情的狀況,但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今傍晚卻發出聲明稿,指出台北市聯醫仁愛院區確診爆量,今(29日)仁愛院區已收治總共65床病患,24床需要使用呼吸器,其中有13床使用呼吸器的個案因加護病房量能已滿,只能在普通病房繼續治療。除了病房能量不足,醫護人力也窘迫,從5名護理師增加到62名護理師負責輪值專責病房,其中卻只有8名護理師具呼吸器照顧的經驗。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表示,還是要先由台北市地方衛生局先調度其他醫院專責病房或醫學中心來提供床位,如果要跨區的話,可以透過區域的指揮官協助。台北市緊急醫療網有各醫院床位資訊,重症在這部分床位本來就比較擠,如果真的沒床位,可以跟衛福部醫事司反應,由中央來協調。
針對聯醫仁愛院區反應北部各醫學中心都有相對應的中南部醫學中心可以備援,聯醫這種區域醫院卻沒有備援,莊人祥回應,目前區域醫院的確不像醫學中心有列出對應的備援醫院,不過可以透過上述那些方式,由地方和中央來協調病床。
台北市政府在發稿前尚未回應此事,柯文哲則在記者會中表示,台北市目前總共有19間防疫專責醫院,總共有1,292張各類病床,預估在31日可以上升到1,333床。其中負壓隔離病床有167床、普通隔離病床有165床、專責病床有960床。柯文哲說,因為在這個禮拜裡,台北市的醫院將960床的普通病房改成專責病房,再加上部分醫院每天都有再加開病床,讓台北市的醫療量能得以緩解。例如昨天全台北的空病床只剩下16張床,但今天北榮再加開了140張床,才讓台北市目前的空床增為156張。
新北市長侯友宜則指出,新北市目前1,043間專責病房已經清空出953房,預計在下週可以擴充到1,330張病床,並且會再繼續增開117間加護病房。
■台大、中研院皆表達願支援PCR篩檢,指揮中心:評估中
台大校長管中閔昨(28)晚在臉書發文表示,台大樂於提供校內的PCR設備和P2實驗室投入防疫。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證實,昨晚疾管署昆陽實驗室已經跟台大獸醫學院接洽,確認是否可以符合疾管署規定,「符合的話可以分擔部分檢體檢驗。」
他解釋,要做高危病毒的篩檢,檢體處理有生物安全顧慮,要在P2等級實驗室進行,台大獸醫學院有做過動物方面的檢體操作,實驗室在P2安全等級以上,不過台大可以提供多少量能,還需要昆陽實驗室來評估。
媒體詢問指揮中心未來是否會徵召更多學術單位實驗室支援,例如中研院、國衛院等等,指揮中心沒有正面回答。張上淳表示,中研院也有跟疾管署聯絡,目前都還在聯絡跟評估中。不過他解釋,現在大家以為檢驗有點塞車,問了台北區各實驗室發現,檢驗本身不是大問題,「並沒有量能不足問題」,是在上傳系統有點塞車。
羅一鈞表示,目前指定檢驗機構有145家,檢驗量能全開時一天超過5萬1,744件,前一星期不管是感控或醫檢師,最困擾的都是系統問題,常常在篩檢站已經採檢完,也送到實驗室檢驗,更通知受檢者了,但因系統上傳困難或資料無法核對,沒辦法完成通報和上傳。簡化流程和系統速度加快後,昨天通報和排除數差距有5萬多,今天縮小剩4萬多,會努力讓差距縮小。
■8月底預計擴增1,000家診所打疫苗
首批15萬劑AZ疫苗本週開打,指揮中心統計目前已施打數約4萬2,920劑。陳時中表示,下週二會把第二批疫苗分發下去,希望第一線人員要儘速接種。為了因應接下來到貨的疫苗,陳時中今天也宣布增加基層診所接種點,6月預計有500家,8月預計增加至1,000家,之後也會透過外展服務,主動讓更多人快速接種疫苗。
近日有企業、地方政府、宗教團體表達希望採購疫苗,疾管署署長、指揮中心疫情監測組組長周志浩表示,「最近很多人熱心介紹,仲介聯繫,但我們回過頭來問原廠,原廠回覆他們接觸的對象都是各國家,而且買疫苗要確保運送品質、冷藏條件,原廠告訴我們,他們基本上不會賣給中介廠商。」陳時中也表示,感謝這些團體,他們可以提出申請,但要由政府來簽約。
針對中央計畫發出6千億的紓困金,台北市長柯文哲呼籲中央,不如撥出其中1成的金額到國際市場上購買疫苗,盡快擴充台灣疫苗接種率。
柯文哲說,中央發下來的2萬2,000劑AZ疫苗,昨天已經接種5,164人,台北市也再向中央申請6萬劑的疫苗,讓第一線的警消醫護人員可以接種。柯文哲說中央已經承諾,下週二將再撥發一次疫苗。柯文哲建議中央,下次疫苗的分配方式不要以全國縣市人口比例作為基準,應該以感染程度高低比例來分配,讓高感染縣市的第一線人員可以先打。
■雙北確診數字上升速度趨緩,明天進行升四級警戒兵棋推演
柯文哲在記者會上指出,接下來的死亡人數出現的高峰會比染疫人數的高峰期來得慢。台北市5月28日各快篩站總共有705人今行快篩,陽性率有4.4%。柯文哲說,台北市萬華區的疫情有被控制住,但其他的行政區仍有潛在的感染源。
侯友宜在記者會上表示,新北市確診人數已經超過3,000人,共有8個高風險熱區,這幾天確診人數上升的速度降緩,但永和區的上升趨勢需要注意。他指出,新北市在明天跟台北市一起進行第四級警戒的兵棋推演。侯友宜表示,這8個高風險熱區會進行防疫的升級實戰演練。
(文/林慧貞、楊智強;設計與資料整理/黃禹禛、何柏均;攝影/許𦱀倩、鄭宇辰、蘇威銘、黃品維)
#延伸閱讀
【「這是我們集體的失敗」──疫苗生產大國卻被疫情重創,來自印度沉痛的告白】https://bit.ly/3bXnguw
【真的假的?確診數「校正回歸」很正常,但一次回補太多天恐使疫情判斷失準?】https://bit.ly/3fJSUfW
【從武漢到世界──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即時脈動】http://bit.ly/2HMR2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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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評 人員 專責 化 在 陳信諭 醫師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高雄人或多或少都聽過龍發堂,
到底這個宗教機構怎麼來的?
看完之後,才驚覺背後勢力還蠻龐大的呀
#打狗故事第二集
#超長文慎入
【把你送去龍發堂】😱
-台灣精神醫療史上一個難以分類的篇章
文/ 陳信諭 醫師
從去年底龍發堂爆發結核病等群聚感染開始,龍發堂的存廢再度被提上檯面討論。在堂眾被陸續移出,以及司法單位陸續展開調查堂眾「非自然死亡原因」之際,龍發堂突然於2018年1月3日宣布全面暫停精障照顧,希望政府加速安置332名堂眾(雖然3天後堂方就反悔改口)。這樣的「反撲」,也讓衛生主管機關戒慎恐懼,地方中央已展開緊急應變。
「把你送去龍發堂」是筆者年幼時,有些長輩恐嚇不聽教訓小孩的話語。而「龍發堂跑出來的」,則是國小學童用來「互相霸凌」之語。
到底這個充滿著神秘色彩、令人畏懼的地方,到底為什麼成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機構的代名詞?
■ 從草寮到全台最大民間精神病患安置處
龍發堂官方版本的創立史,帶著點鄉野傳奇的色彩。創堂住持釋開豐俗名李焜泰,僅國小畢業,原在祖先留下路竹農地上務農養豬。
但1971年,李焜泰40歲時,不知為何佛性頓開,便在農地上搭起草寮修行佛法。有位友人之子是精神病患,想拜他為師,但這個案連大小便都無法自理,這時,已是釋開豐的住持,用草繩將兩人綁在一起,「為他講解道理,教他如何做人,並領他從事些簡單的勞動工作。」根據官方說法,僅僅幾天,這位弟子就變得非常配合,脫胎換骨。口耳相傳後,他所創的小佛堂龍發堂不斷有病人家屬將病人帶來託付,堂史記載「出於同情和憐憫,大師又只好把他們收容下來照顧。」
不久之後,龍發堂就發展成數百多人規模的病患收容所,還有養殖場、製衣場等,雖然堂方強調「自由活動、不強調藥物、重視社會功能訓練」。但最為人知的管理方式,恐怕還是釋開豐發明的「感情鍊」。堂方讓功能好的病人和自我照顧能力差的病人腰際繫在一起,互相照顧,但不僅引起爭議,還曾經發生過暴力攻擊事件,讓堂眾暴露在風險中。
1982年,大學畢業的釋心賢拜釋開豐為師出家,並主管龍發堂行政事務和對外發言,讓龍發堂逐漸朝組織化發展,收容的病患曾逾千人,至近年也維持在六百人左右。
民間普遍傳聞,不堪長期照顧患者負荷的家屬,只要付出1~200萬「功德金」,龍發堂就會照顧患者終生,但家屬若中途要帶走患者,堂方卻以這是捐獻為由拒絕返還。雖然堂方多次公開否認「買斷」等說法,表示是採「隨喜捐獻」,但平日刻意管制不公開的「居住區」、獨特的照顧模式、龐大的堂眾群體,加上宗教色彩,也讓龍發堂爭議越來越多。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龍發堂出現時,台灣精神醫療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1970當時,省立高雄療養院成立不到十年,仍是四合院的建築,主治醫師編制只有四人。台北市立療養院才成立一年,剛開辦60床的住院病床。台灣兩大城市都如此,可見精神醫療設施仍相當貧乏。
和歐美相比,台灣精神醫療的起步相當慢,再加上社會的恐懼與污名化,對精神醫學知識與制度的引進,也遠遜於其他醫學學科。
現在西方醫學的引進始於傳教士時代,但精神醫學的引進則要回溯到日治時代,1918年台灣第一所精神病院台北仁濟院成立,1934年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養神院在松山成立(後來的錫口療養院,1970年代遷移到桃園成為桃園療養院),當時尚無抗精神病藥物,也沒有足夠接受精神醫學乃至各類心理治療訓練之醫事人員,這些醫院較多以「人道安置」為主。就算1936年殖民政府公佈「精神病監法及精神病院法」,其中社會管束的意義都比較大。
這或許會讓人想到法國哲學家傅柯所研究的《古典時代瘋狂史》中的大禁錮時代;傅柯在書中提到,關禁閉是十七世紀才全新創造的制度,是作為一種經濟和防範措施,將「貧困」、「沒有工作能力」、「無法融入群體的人」隔離。
古典時代的人們從社會角度來認識瘋癲,選擇了放逐,理智獲得了勝利。
相對於傅柯筆下的法國,國家主導的衛生服務在台灣要等日本殖民時期才出現。而從前現代時期一直到現代化開始,台灣人普遍仍以宗教解釋瘋癲之原因,現代國家治理的角色被家庭、社會互助和宗教團體所取代。許多患者被家屬禁錮,或由廟宇等組織收容。
日本殖民政府未竟的現代化治理機器,戰後,由中國殖民政權完成。在日治時期之末,臺北帝大已經成立神經精神科,開始引進「理性的力量」,嘗試將精神病「醫學化」。然而,戰後初期整體的公衛政策,「社會角度」仍重於「醫學角度」。
1957年,第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玉里榮民醫院成立,而後西部許多找不到去處病患被送到玉里收容,除了一般熟知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尚包含了「政治不正確的反動者」在內,人數多達5000人以上。這些病患除了不用繳納費用,更可領有少許零用金,會由工作人員帶領「購物大隊」到鎮上消費,接觸社會。
當然,除了購物大隊外,投票也是集體出動。據媒體報導,玉里醫院中為了訓練精神病患投票,曾在病房內貼出選舉公報,並反覆使用「行為制約」、「社會模擬」等模式訓練患者。玉里榮民醫院院內過去甚至曾經成立中國國民黨黃復興黨部支部,因而特定政黨得票率,居然比眷村還要高。
二戰後數十年間,在中央政府的衛生主管單位,竟也沒有心理健康專責部門或預算。公衛學者陳瑞容和八里療養院的彭英傑便提到:
「1980年以前,精神醫療是完全歸屬於社會救助,其實只是救助病患、容病患、補助病患生活照顧,解決社會的問題而已,負責的單位是內政部、社會處、社會局等,在1980年以後才由衛生署主導,將精神醫療當作醫療來看。」
這樣的情況,當時的精神醫療從業人員也更有深刻感受。1980年代初期,台北市立療養院的葉英堃院長和陳永興醫師申請研考會經費進行了全國八十間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調查,結果讓陳永興永難忘懷,他寫道:
「這個研究做完後,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我覺得市療簡直像天堂一樣,沒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間和地獄的長相,我們在教學醫院內每天穿得整潔亮麗,早上看門診,中午就是讀書會、討論會,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著準備寫報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過著這種生活。幾乎每家醫學院的學生都走同樣的路,根本不知道我們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灣運氣最好的病人,當時會將病患送到醫學中心住院、看門診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經濟很好的,那時候還沒有健保,能送來這裡的都是家庭經濟能負擔得起的人。我們繞了台灣一圈才知道,全台灣的天堂真的沒幾間,八十間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間,剩下的都是長期收容的院所,不見天日、黑暗淒慘的地方很多。沒實地見識過的人,完全不會知道世間有多黑暗。 」
當我們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處境和家屬的負擔可想而知。在龍發堂病人家屬的訪談紀錄中,便可以見到,許多家屬並非否認現代精神醫學,也並不相信龍發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長期求醫與進出各類機構的過程中,弄得精疲力盡,最後才找上龍發堂。
甚至連經過台灣一流精神醫學訓練的醫師,也認為:對於無法取得現代醫療資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屬而言,龍發堂提供一個比起醫療機構更容易負擔、更妥適的居住空間。寫下這樣話語的,正是第一位進入龍發堂調查的精神科醫師。
■ 現代社會與精神醫學視角下的龍發堂
1982年,台大訓練出身,剛到高醫不久的文榮光醫師,獲得堂方同意帶隊進入龍發堂調查,並在國科會的支持下展開這個台灣特有的醫療行為與民間信仰,以及精神醫療體制的研究。文醫師雖以現代醫學的角度切入,但對於龍發堂的存在的社會功能,仍抱持開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認為,雖然龍發堂所採用的民俗療法,療效上當然比不上現代化的精神醫療院所。不過:
「該堂卻遠勝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機構。因為龍發堂不會把病人當作呆人擺在像倉庫一樣狹小的空間內置之不理,或以類似人間地獄、惡魔島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聯合報,1984.05.01) 」
此外,龍發堂採用的民俗療法也並非完全無效:
「在龍發堂,鐘聲就等於住持開豐,鐘聲的權威已凌駕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約』行為。…在現代精神醫療中有職能治療,即教一些手藝,讓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寧及訓練專心......養豬、養雞、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職能治療的原則(聯合報,1984.04.09)」
雖然龍發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榮光醫師也同時指出,有6成堂眾皮膚有異狀、4成內科理學檢查異常、3成神經學檢查異常,另有相當高比例堂眾死於感染,這些都是在醫學協助下可以避免的。換言之,堂方若沒有讓堂眾接觸到充分的醫療資源,當然有其責任。
文榮光醫師的研究引起了社會注意,而其他專業人員,例如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趙庸生也曾帶領學生前往參觀。龍發堂利用禁錮方式的管理也隨著曝光率爭加引發爭議。尤其在1984年更發生一起備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銬逃出,周邊居民以為是逃犯報警,警方出動霹靂小組圍捕,引起廣泛關注和再次的輿論抨擊。
龍發堂爭議,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會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擬「精神衛生法」。同時,也加速發展精神醫療體系以及擴建精神醫療設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動精神醫療網、隔年精神醫學會與神經科分割、1989年開始精神專科醫師考試認證制度化。硬體方面,推動大型療養院新設和擴建,例如省立桃療八里分院(現八里療養院)、設立500床的嘉南療養院、玉里榮民醫院整建、省立玉里醫院設精神科1200床(現衛福部玉里醫院溪口復健園區)、北市療(現北市聯醫松德院區)復健醫療大樓、凱旋醫院綜合大樓等,合計總經費達32億元,並陸續於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啟用。
■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當然,對於精神衛生法的立法,龍發堂大力反對。1989年時,支持精神衛生法立法的高縣立委黃河清,因反對龍發堂合法化,釋開豐便率領病患組成的樂隊,前往黃河清服務處吹奏「西所米」等出殯音樂。不料黃河清數週後居然後在沐浴時死亡,不但民間繪聲繪影,釋開豐還公開表示,黃河清的過世,是因為「連神明都看不過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衛生法的醫師立委洪奇昌,也曾被兩百多名龍發堂家屬包圍服務處抗議。
相形之下,當時自封「民主戰艦」,作風爭議的朱高正,卻在立法院發言相挺龍發堂。由於精神衛生法草案29條規定,精神醫療機構非為醫療、復健之目的或防範緊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朱高正就表示:
「是否於本條定一些客觀標準,在施行細則中明定,在我們尚未有足夠的精神病院、精神醫師之前,對這些機構是否做一妥善處理,以免造成社會問題。」
而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 #王金平 則表示:
「有許多龍發堂病患家屬曾來本院請願,.......大家聽了家屬的陳述後,認為很有道理,同時希望能再了解,類似龍發堂等精神收容機構後,再審本法。因為大家認為,龍發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沒有能力照顧這些病人之前,對類似龍發堂的機構亦必需慎重妥善處理。」
但不論是龍發堂家屬團體,或是反對立委,均未能影響立法內容,另一方面,康復之友協會等對立法持正面態度的團體和其他病友、家屬,其意見以及復健需求等面向,也沒有在立法過程中充分凸顯。因此亦有學者批評為「國家官僚獨大,缺乏市民參與」的精神衛生法。而從配套建設脈絡來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衛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視社會安全,而較少社區化復健醫療的投資。因而在歐美以去機構化與社區醫療為主流已積極發展多年時,台灣則仍持續進行醫院急慢性床數擴增。
而對現代精神醫學持懷疑態度者,更援引龍發堂為例。如中時記者劉揮斌於1990年一篇名為<回首來時路,龍發堂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寫道:
「現實上,藥物治療對嚴重精神病患完全無效,這也是龍發堂能夠受到病患家屬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醫界卻拒絕省思,以事實成就來證明他們的理論,反而要借助賦予本身的權源,透過刑法的力量來肯定自我,這種勝利未必光榮。」
不過,朱高正協助龍發堂「走向國際」,幫助龍發堂大樂隊、宋江陣到東南亞、中國等國演出,以及牽線讓釋開豐到中國推廣龍發堂療法等服務。也讓龍發堂倍感窩心,甚至成為朱高正的超級助選員。而堂眾與家屬的票源,也成為各級選舉的一大票倉。
而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精神衛生法」後,龍發堂存廢引發各界激烈爭論,在家屬說明會中,釋心賢便指出:
「精神衛生法草案經總統公佈實施後,不但是龍發堂,連所有病患家屬,一個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醫治療,都要罰款;因而致死,還要判徒刑,對家屬而言,可說是沒完沒了。」
釋開豐為抗議這項政策,竟使出「解散龍發堂」絕招,龐大堂眾安置問題果然引發軒然大波,最後不了了之。而龍發堂也因此一直被衛生單位視為燙手山芋。
■ 進入21世紀的龍發堂
之後,處於違法身份的龍發堂,爭議絲毫未減。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屬向立委余政道陳情,指控釋開豐自稱是元光神佛下凡,製造合成分身照片誇顯神力,還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屬膜拜,並強迫信徒購買30-50萬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時病患指控釋開豐和釋心賢收容病患每人索價250萬元,並長期凌虐病患,從事無償勞役。余政道當時曾招開記者會批評龍發堂斂財及凌虐病患,但釋開豐對指控一概否認。
2000年6月,監察委員至龍發堂視察,發現該堂確實有結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縣府輔導合法化,讓病患獲得更好的照顧。衛生署及高縣衛生局介入後,對龍發堂「堂眾」完成身心評估,後續有部分病情嚴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顧。而政府也規劃將該堂改設康復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輔導合法化。
2004年,住持釋開豐病逝,但他晚年因糖尿病併發症、中風等原因,堂務早已委由釋心賢與第二代住持釋心善處理,營運並不受影響
然而,雖然衛生署核准龍發堂籌設康復之家,高縣府社會局也核准籌設康復之家附設身心障礙教養院,但因土地變更等問題,遲遲未合法立案。而雖嘉南療養院的精神科醫師每周三會到龍發堂進行巡迴醫療,堂眾也服用精神藥物,但也有消息指出,龍發堂內給藥完全不經管理,堂眾難稱有接受治療。而龍發堂內大量病患,也沒有像是合法的康復之家和精神護理之家有足夠的專業人力、復健活動。
縣市合併後,高市府也曾有意輔導龍發堂就地合法化,以「向日葵康復之家」提出申請,但2013年堂方向市府申辦非都市計畫土地變更作為宗教使用專案輔導合作案,但因「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原則不得變更使用」而被駁回。在龍發堂並未積極配合解決合法化相關作業下,衛生福利部已於2016年3月31日廢止其康復之家150床許可。
而到了2017年,龍發堂更爆發嚴重疫情。從7月開始,阿米巴痢疾及肺結核發生群聚感染,累計確診阿米巴痢疾個案32例,肺結核6例,在衛生局屢次稽查後,衛生與防疫措施並無顯著改善。而衛生局預估龍發堂之潛伏結核感染陽性率(IGRA陽性率)將達40%,也就是多達200人必須移出。因而衛生局於2017年12月21日公告龍發堂為傳染病疫情流行地點後,並要求堂方確實落實「移動管制 只出不進」措施,逐漸移出病人。
12月18日,龍發堂仍有503名堂眾,在持續移出下,至1月已經降低到332人。而衛生局介入查核後,赫然發現近8年共死亡97人,對部分死因與病歷記載有落差,移送檢調調查。
然而,龍發堂移出的病人還是一大問題,這些移出的病患大多屬於第五第六類病人,卻有許多安置在綜合醫院或療養院急性病床,不但可能佔用急性醫療容量,也會對需要病床病人產生排擠效應。就算之後逐步安置,也仍需要龐大經費。經衛生局調查後,龍發堂收容許多患者領有補助,但這些補助金去向,或是之前所傳家屬支付堂方的安置費用,去向都不甚清楚,有待進一步釐清。
此外,在衛生局移出行動中,若遇到不符合精神衛生法定義之嚴重病人,或就算符合,但沒有「自傷傷人之虞」,無法啟動緊急安置的病人要如何處理?社政與其他資源如何轉介連結?突然被改變安置地點的老病患,會不會出現遷移壓力症候群(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這些都是大問題。
儘管龍發堂爆發疫情後,的確需要即時的動員處理,但龍發堂在台灣精神醫學史上的角色是否就此「蓋棺論定」,尚難定論。
以龍發堂在精神衛生治理下形象作為碩論主題的湯家碩便指出:
「從龍發堂案例來反思今日我們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與想像,可以發現精神疾病不僅僅是醫療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歷史/社會問題,因此也自然無法化約為一種從個人生理跳躍到社會的解決模式。」
當然,當今的精神醫療強調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單一的向度詮釋疾病,而社會精神醫學也更強調康復(Recovery)的概念,協助病人重建功能與積極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與職業選擇,並以個案管理和團隊服務概念,提供重返社會之協助資源。
但本次的事件,能否跳脫過去精神醫學-龍發堂的對立或背後政治勢力衝突的「二元對立」,而能真正以病患之福祉為本,並喚起大眾對精神醫療社區照護資源的重視,才會是龍發堂半世紀紛擾下一個理想的結局!
#高雄 #路竹 #龍發堂 #精神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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