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廣東住血線蟲預後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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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移民嗎？」——真正的答案，在這裏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但有非常複雜的答案。在過去十年，每次都想長篇大論的答，總是被斷章取義。也難怪，本來在太平盛世，稍具思考型答案已經顯得很離地，但在此情此景的新香港，朋輩間，坦白說，沒有人不在想這問題。但與此同時，也沒有人不在尋找「是」與「非」之外的答案。

因為，大家經過過去一年，都成長了。都知道香港的出路，只有在重重矛盾、悖論、衝突中，跌跌撞撞地尋找。

我真心的答案是：this is not a question。非黑即白的「移民」概念，早已在冷戰結束時，已一併終結，正如中美就算出現新冷戰，也不會有一道圍牆，而是全新型態、互為表裏的衝突。不少人提起「移民」，往往有出於情緒的反應，就是因為假定了一種either / or 的對立。

從前，或許是的。但現在，還是嗎？

我們不妨先梳理提起「移民」，往往出現的對立式dichotomized情緒：

1A. 假如移居別處，就等於放棄我城，促進換血，這是不負責任。

1B. 假如留守我城，但君子不立危牆，連累人犧牲得毫無價值，同樣不負責任。

2A. 假如移到他方，天天圍爐取暖，只會成為蝗蟲，成為別人的排外對象。

2B. 假如移到他方，成了由內至外的美國人、英國人，豈非數典忘祖。

3A. 假如離開香港，沒有了熟悉的土地承載，再不會有香港身份認同。

3B. 假如留在香港，換血急速進行，社會大手術，同樣不會有香港身份認同。

4A. 假如到了海外，找不到和現有待遇同級的工作，就是二等公民，代表無能。

4B. 假如到了海外，只靠私人儲蓄過世，那是階級特權，是為自私……

「移民」的偽對立：住這裏Vs住那裏，融合Vs排外，上流Vs下流

凡此種種，一堆負能量。但這些對立，從來都是偽對立來的。

1. 在過去一年運動，明顯有大量工作，都是海外香港人積極參與的：捐款，文宣，後勤，乃至專門回來，反映他們始終心繫香港，港人對他們，不應有事鍾無艷；某程度上，國安法甚至也是要專門打擊他們，從現在通緝美籍港人Samuel Chu，即可見一斑。同理，生活在香港的不少人，其實早已「精神移民」，只在乎物質層，卻也不見得可以有何貢獻，則大可無事夏迎春。在國安法時代的新香港，有不少工作，即使不談政治，也100%肯定海外比香港適合，例如教育、文化、藝術、創作、創科等，都必須無邊界的創作力，才能成功；而通過互聯網和社區網絡，即使身處海外，影響也依然能輻射本地，甚至更能輻射本地。

就像疫情期間的教學，甚至香港、紐約還是剛果，又有何分別？而且對成長中的孩子而言，不少家長都覺得此刻的香港，不可能是理想地方：只要問有多少表面上支持政府的「藍絲」，讓孩子在非海外學校、非國際學校、非直資、非IB的本地學校接受教育，就是最好的指標。但另一類工作，卻是必須在地才能見效，例如社工、醫護、工程、本土經濟等，他們令香港人活得體面、尊嚴，同樣有時代選中的機遇。台灣民進黨創黨時的金主們，大都在戒嚴時代白手起家，對台灣自然有貢獻；猶太人保存血脈的大腦，二戰時都在美國，自然也對手足有貢獻。貢獻不在身在何方，而在心在何方。

2. 假如「移民」的定義，就是昔日的唐人街，時光停滯，與外界隔絕，連當地語言文化也不懂，自然非常糟糕，也值得被排斥；等而下之的酷愛炫富，乃至反客為主影響當地核心價值，更是大忌。至於昔日不少二、三代移民，以和母體割裂為榮，滿口比本地人更造作的口音，同樣叫人吃不消。但香港人難道沒有其他選擇？全球化時代出現後，不少到了海外的香港人，都奉行「engagement」策略，一方面積極融入當地圈子，另一方面在當地建立的社會資本，能對香港有幫助，例如進入當地經濟高端層，或把香港文化融入當地、自成fusion，都是功德無量，兩者兼顧得如魚得水，因為認同從來不是排他性的。這完全不涉及政治，但也是「國際線」的真諦。同一道理，留在香港的，同樣可以建構本地國際網絡，單是一間重慶大廈，就是由下而上國際線的寶庫。

3. 甚麼是「香港身份認同」，自然每人都有不同定義。林鄭月娥、李柱銘、梁天琦的定義，就全不一樣，但都會存在，就算是2020年的林鄭月娥，也不會說自己不是香港人吧。所以無論怎樣定義，香港身份認同從來都是外向型的，是很有效的大熔爐，信奉的是公平競爭、相信法治但靈活變通、專業精神而超然政治、東西文化共融、不依靠被規劃而相信由下而上，屬於典型的港口身份：例如梁天琦、羅冠聰也是新移民港人，南亞裔Jeffrey Andrews是土生土長港人，猶太人盛智文也是歸化港人。假如說離開了香港，就再也沒有身份認同，那怎解釋在過去一年，不少海外港人二代、甚至不懂地道廣東話，就像剛談及的美籍港人Samuel Chu，也完全被connected？特別是互聯網時代，對身份認同的影響已經超越了昔日理論，顛覆了上世紀對地緣政治的想像，本身就是一種加速劑。且看今天香港青年認為與英國同齡港人屬同一社群，還是感覺隔壁藍絲長老更似同一屋簷下？

4. 說到海外的生活、工作，這從來不應使用香港的同一基準：人不應該為了生存，而是為了生活。在這層面，處於不同崗位的香港人，完全可以發揮2+2=5的作用。香港人的資產相當豐厚，能力也高，人均GDP接近五萬美元，甚至高於不少人的移民目標德國、加拿大、日本；總GDP的規模，也可比愛爾蘭、馬來西亞、以色列，而且還未計算海外港人在內。

在全球化時代，香港人毋需大規模聚居在某一地方，也可以結成互助經濟體：英國港人可以支持住在台灣的黃秋生拍電影；台灣港人可以建立網上教室教美國港人中文；美國港人可以請被打壓失去工作的本地港人當freelance designers、editors；本地港人則可以從英國網購當地港人製作的日用品……李嘉誠在英國建「香港城」，固然是由上而下的例子；無數可以出現的虛擬香港村，則是由下而上的例子。香港百年前起家之時，華商全球網絡的匯款，承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讓香港成為一體兩面、內外合一的概念，日本濱下武志教授對此有詳細研究。百年前，未有現代科技，尚且如此，何況2020年後的世界？

這些，自然都是理念層面的討論。重點，還是如何執行。

真正的「移民」，其實是減少任何單一依賴的一個「Package」

十年前，我就真心相信每一個香港人，無論今天廣義的黃、藍，都應該有一個足以在全球生活的package。無論是最本土、還是最建制的人，萬一到了萬不得已之時想離開，都不應該受限。建制派有一個觀察是對的：不少vocal的本土派輿論領袖，都不在香港。不願離開時，也應該擁有實力。這對人對己、大局小局，都有好處。這個package，不是由純粹物質的check list組成的，而是由能力主導的check list 組成的：

1. 我們需要有被其他地方接受的能力。這不一定等同外國護照，可以是一種後備身份（例如擴權後的BNO），可以是一種聯繫身份（持外國護照的家人讓你離開），可以是一種能力身份（擁有其他地方高認受的專業資格），也可以是一種社會身份（外地朋友願意和有能力在必要時協助離開）。對香港人而言，這是不少人想到「移民」時真正所指的：對現狀感到不安，但因為種種原因，卻不希望馬上走，這在黃、藍營當中，都非常普遍。

2. 我們需要有在任何地方都能開工的能力。這不等於高薪厚職，甚至恰恰相反：在未來slashers世代，任何工作反正都保障不了終生收入、也再沒有到死的長糧這回事，真正能保障生活的，再不是擔驚受怕地保住一份工，但到了退休還是繼續擔驚受怕，而是要有到死也能開源的能力。很多人不敢發聲、犧牲一生的自由，不外出於這種恐懼，因為很擔心沒有走出comfort zone的能力。

至於這能力是甚麼，總會與時並進，更重要的，還是「學習的能力」。我們常對新一代說：能夠好好與人溝通（須知陪月、幼稚園老師才是最難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與持不同語言者溝通（例如瑞士人那樣有四種語言），與電腦溝通（例如掌握編程語言、能隨手寫網頁和app等），基本上，就可以保障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無論現在是否依靠單一僱主，我們都必須有第二、第三收入，可以是某種嗜好，可以是某種投資，而且應該是geographically friendly。到了要走要留，地域就不是限制。

3. 我們需要有在任何地方都能適應的能力。這也是我們在過去十年，常推廣的「文化智商」（CQ），一方面了解國際關係宏觀的基本倫理，另一方面要在最「落地」的日常生活，培養多元品味，例如兼容咖啡與烏龍茶、印度電影與台灣文藝片、Rap與古典樂等，那樣到了任何地方，都不會成為異鄉人。而這能力和我們珍愛本土文化和生活，從來不是對立的。即使足不出戶在香港，只要有能力，也足以建立personalized的獨家國際網絡，這可以圍繞你的興趣（例如電競）、技能（例如投資）、研究（例如找到愛好哥德式建築的全球同路人）、工作產生，到頭來，才容易在不同地方都有接頭人，讓網絡和現實世界虛實相間。至於出國留學、working holiday，除了增值，也是獲取上述網絡和能力的理想中介。

海內外香港人，不分黃藍，也是命運共同體

只要香港人、特別是中生代和新生代，能做到上述各點，兄弟爬山，各自選擇，自然不應再有「移不移民」這疑問。目前有大約150-200萬港人和後代散居海外和中國內地，單是主張加拿大的60多萬香港人、已比在沙田的香港人多，香港人已經是一個散居全球的命運共同體。今天藍黃高度對立，其實除了20%酷愛天天鬥爭的深藍無可救藥，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思維都是很一致的，在共同體內部，到了海外，反而大可以拋開政治分歧，就像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在香港，反而變成buddy，因為他們有共生能力。例如不少（表面上的）藍營商人，捐了很多資源支持香港（大多是黃營的）新一代創業、學習，這種資源流動，屬自然發生的默契，這就是真正的香港；現在很多僱主也在讓資金、公司先移到海外，也製造了不少就業機會予香港下一代。我們面對大時代，應該改變停留在數十年前「是否移民」的過時思維，內外合一，這才是香港人生存下去的最大憑藉。

在過去十多年，每次被訪問，都有記者問我「是否移民」。其實，我心裡明白，他們只期望最簡單的答案。而作為國際關係學者和近年的創業者，我大多時間，都不在香港。於是，有人以為我在新加坡，有人以為我在台灣，有人以為我在葡萄牙，有人以為我在英國，有人以為我在美國。其實，我全都在，one way or another，因為我成長以來，就是如此追求，也許是預視了全球大趨勢如此，也許是預視了狹義香港的出路如此，也許是futures studies和國際關係令我不能自拔。

至於未來，作為父母，讓下一代在這樣的香港接受教育，無疑是不負責任的，因此一定會讓她們到海外讀書，也會花多些時間和她們一起，但除非有不能入境的一天，否則斷不會改變保留香港為根據地之一，而且無論在香港、還是海外，適逢亂世，都應該開拓更多業務。朋友們，即使以往不理解，難道到了國安法時代的新香港，還不理解嗎？身體力行讓香港人有落地的國際視野，無論身在何方，一直都是我的崗位，過往如是，未來也如是。

但願我們不會成為最後一代香港人。

經濟一週，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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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與責任，潔淨與勇敢

農曆新年假期過後，武漢肺炎傳播進入高峰期，華夏食人族繼續視若無睹，形勢發展一如預期。當一比九十九比例再度成為香港日常，我從香港人嘅鎮定自若之中，又再覺察出香港民族遇強則更強之堅韌體質。接受挑戰，完成挑戰，然後再次從中國傳來嘅傳染病之中企穩腳步，過程或者步步驚心，但克服人類天敵之後，曾經受過嘅創傷就會癒合成香港民族嘅盔甲，往後任何試圖入侵嘅外人，都必須正視香港民族自我創造嘅歷史。

首次鼠疫，源自廣州

香港民族之鬱悶，源於同世界上最危險嘅華夏食人族共居於東亞此一客觀事實。二零二零年，主權繼續失落，邊境繼續接壤，人口繼續清洗，都令香港民族無法放低警覺，因為大家都知道隨時都要做好準備，為保留自己僅有嘅生存空間而戰。

一八九四年，香港爆發鼠疫，港英政府發起滅鼠運動，清洗太平地，平民一次死傷超過二千五百人。大多數香港人都以為呢件事只係發生喺香港，但早於香港鼠疫發生嘅十二年前，廣東北海已經有疫症出現，而到一八九四年，廣州鼠疫大規模爆發，短期內就已經造成逾五萬人死亡。無可否認，若然香港環境夠衛生，鼠疫自然亦無法擴散，但香港身為自由港，同廣州有頻繁往來亦係無可避免。當時，來往廣州香港嘅貨船每日有三至四班，而每個禮拜由廣州抵達香港嘅人數超過一萬人，香港平民最終要承受鼠疫之折磨，乃係必然結果。

中國毒害南傳，港英政府早有留意。廣州鼠疫肆虐之初，英國工程師Osbert Chadwick就有考察香港整體環境衛生，結果發現香港確實有爆發疫症之危險，大量窮苦華人聚居嘅太平山區一帶，尤其不可忽視。事隔一年，港督寶雲成立潔淨局，準備處理衛生問題，而之後接任嘅德輔抵港履任之日，更有幾千民眾聚集於碼頭，向新總督遞交載有幾萬人聯署抗議信，希望當局盡快改善香港衛生情況，足證香港華人之中珍惜生命者為數確實唔少。無奈嘅係，當時香港華人唔係人人都意識到鼠疫之恐怖，敵視港英政府抗疫措施者更係不在少數。

英國人曾經包容華人，希望香港華人會逐漸改善生活環境，但係大多數華人一缺經濟能力，二缺公共衛生概念，所以一直覺得英國人係刻意刁難自己，態度強硬，拒絕同西夷合作。事實上，當時由英國前往香港嘅軍人同政府官員，都喺香港頻頻染病，客死異鄉者，難計其數，譬如印籍軍人，幾個月內就死去一半。值得留意嘅係，港英政府直至鼠疫爆發之前，都未有明確責難華人就係傳染病之根源，而係以為西人或印度人喺香港之所以多死多病，只係唔適應本地水土同傳染病實在頑強，但到當局用強迫手段要求聚居太平山區嘅華人分散居住以減輕病菌傳染風險之時，竟然有幾千華人上街抗議，連以何啟為首嘅華商都認為港英政府唔尊重華人文化——然而，港英政府其實只係建議每個家庭之內唔可以太擁擠，居所宜有若干空間，甚至承諾會對拆卸同重建嘅住戶提供賠償，簡而言之，就係人口編制問題同城市規劃問題，而非華人所指嘅文化問題。最終，一八八七年就已經引入嘅《公共健康條例草案》擾攘超過一年至得以通過，而鼠疫趨勢已經抵擋唔切。由此可見，早期定居於香港嘅華人分為兩類，而較早具有防疫意識嘅一批，雖然未具備後人所具有之民族主體意識，但對抗中國鼠疫之記憶，已經植入佢地嘅歷史意識之中，亦自然會成為香港人嘅共有歷史。

自此之後，香港民族先輩逐漸恢復人性，學識珍惜生命，更加相信港英政府同西方醫學。華人領袖及慈善組織無法制止疫情，抗疫責任自然降臨港英政府肩上，於是港英政府回應民情，協助華人改變原有生活習慣。鼠疫最終得以撲滅，可謂有賴香港民族先輩遠離陋俗，願意與英人合作，亦係改寫香港歷史嘅關鍵。政府衛生官員開始清洗太平地，逐家逐戶檢查，將懷疑感染者送去一艘名為海之家（Hygeia）嘅船上面隔離治療，同時以金錢為誘因鼓勵大眾滅鼠，教育大眾注意環境衛生，疫情最終果然開始受控，港英政府亦因而漸得聲望。經歷疫症之後，西醫會以白蘭地酒灌醉病者然後取走佢地內臟呢類近乎反智嘅坊間流言，唔再有人信以為真，而香港人求診於西醫而非中醫亦逐漸成為主流，喺床底養豬，檯底養牛，任得老鼠蚊蟲同居屋簷下呢啲生活方式更加逐漸絕跡於香港。疫情告一段落之後，港英政府正式訂立法例，管理樓宇採光通風，此後，每隔一段時間要為家居大掃除，依照衛生官員建議勤用消毒藥水消毒環境，亦成為香港習俗。

沙士襲港，中共大禮

香港民族之公共衛生意識，因為首當其衝而變得高於鄰近地區華人。但係，因為九七主權移交，港中屏障不再，二零零三年，香港民族再次受到傳染病威脅，本地死亡人數接近三百人，社會一片愁雲慘霧。香港民族永遠企喺抗疫前線，係民族嘅必然命運，而如此命運，正係香港人要成為健壯民族嘅必經歷練。中國人非我族類，食人族非我文化，中國對外播毒，如同動物喺領地邊緣留低排泄物以宣示主權，香港人身為更為潔淨嘅族群，應有反應自然只有嚴陣以待，如同先輩一樣捍衛太平地。

沙士病毒之所以傳染人類，同中國人食用野味文化息息相關，而如此漠視衛生之文化，從未盛行於香港社會。長年研究沙士病毒嘅香港大學醫學院傳染病學教授袁國勇指出，沙士病毒之天然宿主為中華菊頭蝠，而野生果子狸同繁殖場果子狸身上亦未有發現病毒，可見果子狸係喺野生動物市場受到其他動物傳染，而野生動物市場之存在就係病毒溫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報告，沙士病毒源自以販賣家禽、貓、烏龜、蛇、獾、青蛙肉等動物嘅中國廣東省順德市。市內一名為東陽市場之野生動物市場，情況如同小型動物園，周圍都係各種動物嘅肉同內臟，到咗夏天，甚至有老鼠肉供應。香港各區街市，就算係活雞檔口，極其量都只會見到雞毛飛揚，而各大超級市場更只會供應包裝好嘅冰鮮肉類，整潔美觀，兩相對比，充斥血污嘅東陽市場可謂人間煉獄，而更驚人嘅係東陽市場只係成個現代中國嘅冰山一角。

野生動物市場之存在，反映公共衛生意識之匱乏，而中國極權政府之隱瞞，正反映穩定壓倒一切之虛妄。科學家查閱中國早期病例，發現早期沙士死亡病例中唔係農民，而係專門烹調野生動物料理嘅廚師。根據資料，早期病例之一，正係一個販賣蛇肉同雞肉嘅肉販，其後佢嘅妻子亦確診沙士。而面對如此恐怖之致命病毒，中國政府一如往常麻木不仁，未有及時對外界公開，甚至存心推卸責任，結果就導致世界各國所共同維繫嘅公共衛生體系拖延咗三個月先開始反應，錯過可以發出預警警告大眾嘅時機。為咗維持中國社會穩定，維持共產政權威望，香港醫護人員成為犧牲品，而不幸殉職嘅謝婉雯醫生，正係香港民族至今難忘之英靈代表。沙士爆發初期，新界屯門醫院接收咗三名沙士病人，但院內胸肺專科醫生不足，謝婉雯於是自願由內科病房轉去沙士病房工作。其後，佢喺救護病人之時沾染飛沫，能醫不自醫，需要留院治療，最終更因搶救無效而與世長辭。謝婉雯之父喺愛女死後，曾如此勉勵香港同胞：「希望婉雯嘅勇氣同犧牲精神，能夠鼓勵港人永不放棄，並多謝各界對婉雯嘅關心。」如今亂局再臨，再讀慈父之語，實在感觸良多。

人類需要肉類提供身體所需能量，食肉歷史源遠流長，本來無可厚非，但處理動物，必須心懷虔敬，戒慎恐懼，呢點正係華夏食人族所缺乏之品性。香港民族經歷沙士一役，理應對中國人份外警惕，生出仇恨亦不為過，偏偏香港人人心肉做，未能察覺人形生物之本質，結果彷彿淡忘沙士教訓一樣，再次接受中國愛國主義洗腦，親近中國之情更喺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期間創出新高。不過，由於香港本身存在即中國之異質，民族意識天然而絕對，有時減弱，但絕對唔會消失，中國國力轉弱之後，香港民族自然又再發現其實自身從來不容於中國。所以，上承反廿三條遊行，反高鐵抗爭、反國民教育以及雨傘革命相繼爆發，香港民族血液之中嘅獨特抗體，對中國各種傳染病隨即產生排斥——中國強迫香港社會加入中國交通網，強迫香港學生接受思想洗腦，強迫香港接受人大一錘定音，最終指向嘅就係對香港民族嘅主權之侵佔，心靈之污染，自由之蠶吞。

武漢播毒，最後試煉

二零一九年，反送中抗爭爆發，全因香港民族不惜一切，都要捍衛自由，而爭取獨立之呼聲，終於引起族群內部迴響。民族精銳義勇以智慧、鮮血同生命，引領七百萬同胞殺出重重包圍，苦戰半年，從未放棄，直至武漢肺炎爆發。當沙士經驗浮現腦海，中國上至領袖下至平民之道德一概不設下限作為事實，又再衝擊香港民族，香港民族只可以如同十九世紀末之先輩一樣，暫時放低靈魂之躁動，集中精神保護家庭，同時保衛成個民族。

中國以缺乏基礎之國族主義強迫平民為國家付出，偶有願意為民抗疫之良心人士但始終份屬少數，因為散沙社會只會孕育出恐懼共同體，為人民服務之口號，不過空言。而正因為社會環境不利良心少數生存，留守中國醫院之醫護人員，無論付出幾多，最後都唔會獲得相應尊重，因為人與人之間若然生出恩情，甚至互信，就會構成虧欠循環，如此關係網絡之中出現失德之人，好人就會受人背叛出賣，反受其殃。然而，中國立國至今畢竟只有七十年，國策要順利施行，始終需要國人適應配合，故此華夏食人族文化，正正解釋得到中國每逢疫症即倍添亂象之原因——人命廉價如草芥，飢餓時即可食用，家人鄉親亦唔例外，互信自然永遠無法生成。

人因恐懼而聚合，乃係消極聚合，人因互信而聚合，則為積極聚合。香港人為家人安全而奔波，正係積極聚合之例，故此愛自己嘅家人朋友，就已經等同保護公共衛生，更自然等同對抗播毒之國。香港先輩落戶香港，即從此遠離華夏地域，遠離食人文化。喺生存權已經受到保障嘅殖民地土地之上，香港人受到西方文化洗禮，受益於接近一百年嘅相對穩定社會環境，純樸人性美德得以逐漸恢復。到到二戰之後，香港經濟持續成長，社會欣欣向榮，人人努力經營生活，家人以至鄰居之間亦生出互助互愛之情，獅子山下之畫面，正與六十年代時代背景密不可分。獅子山精神所指向嘅，係香港民族對待工作可刻苦耐勞，遇到變數可靈活變通，面對逆境可不畏艱難，但尋根究底，香港民族自強不息之動力源頭到底在於家庭。不屈不撓，永不放棄，全因心有所寄。

香港人之所以重視搵食，更會視阻人搵食者為罪人，全因背負家庭重擔，理解愛與責任。為家庭默默忍受一切，為儲錢而死慳死抵加撈兩份工，為培育仔女成為大學生，繼而擠身中產階級，遷出公屋，正係八十至九十年代嘅香港社會面貌。香港人之無私，始於對待家人，而且表達尤其含蓄，同樣之含蓄顯現於對待外人，則較為冷漠無情。如此民族特性推而廣之，則自然化為民族內部之無私互助，抗爭時期嘅前線手足患難與共，各區同胞跨區營救受困手足，正係香港民族以極為香港之方式表達內心之豐富情感。分享物資，由抗爭到抗疫，都係因為當彼此係一家人，希望大家可以留住條命，齊上齊落，一齊邁向到想像中嘅未來。即使部分知識分子同社會賢達無心反抗，由抗爭開始至今都一直缺席，但佢地畢竟只係又一種消極聚合，好快就會為香港民族所吸收以及改變。假以時日，親近中國及中國所建立嘅脆弱秩序者，將會如同當年迷信中醫而且拒絕防疫措施嘅香港華人一樣，領受淘汰之因果報應，成為香港民族主體以外嘅邊緣人，同將要解體之中國玉石俱焚，同歸於盡。

林鄭政府堅拒封關，為嘅係容許中國人跨境求醫，同埋避免製造公眾恐慌。獨裁政權之典型反應，必然引致合乎預期之內部分裂，例如香港社會行業之間以至公司職員之間出現衝突。每日面對衝突，大眾深受政府失能之害，自然會更感受到邊境關口不由香港人自主之問題，繼而開始思考主權問題，進化成為真正香港愛國者。中國政權往後嘅一舉一動將會更加容易觸犯眾怒，民族獨立成為香港人共識之日，可謂指日可待。

共產病毒，萬惡之首

愛因斯坦曾言，民族主義係幼稚病、麻瘋病。眾所周知，佢對自己所身處之現實向來無知，智慧只局限於非關歷史與政治之範疇，所以毋須認真看待，但視佢嘅語句為對民族主義傳播力量嘅描述，實在不失為一個好比喻，因為用於壓迫他者之時，民族主義確實可能成為病毒，但用於抵抗他者之時，民族主義正係爭取主權嘅良藥。英國取得香港領土之時，香港民族主義或者無稽可笑，冷戰格局形成之後，香港民族主義仍然形神未備，但步入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民族主義已經具備雛形，準備盛開。由中共在港組織策動之六七暴動，正令香港民族認知到共產主義絕對係殘害人心嘅傳染病，比一切病毒都要猖獗，而香港同共產中國嘅裂痕，已經無法修補。之後，以港督麥理浩一系列惠民政策為主導，香港人對香港之認同與日俱增，加上本來已經具有嘅明確邊界同社會經濟規模，香港距離正式成為國家只差一步。

然而，杜絕共產病毒嘅最後一步，亦係香港民族最難跨越嘅一步。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國喺聯合國將香港由殖民地名單之中除名，禠奪香港自決權，香港從英國手中獨立隨即成為泡影，而試圖取代蘇聯地位嘅中國另一方面積極同西方國家建立外交，擺出政權有可能改變態度嘅友善假象。即使香港內部有繼續接受英國統治之強烈民意，但因為香港檯面上嘅政治人物一係如同司徒華之流早就企喺中共一方，一係就如同李柱銘之類真心相信中國將會民主化，香港民族命運隨之而陷入險境，暴露於共產病毒感染風險之中。到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以美國為首之西方視蘇聯倒台為一大勝仗，同時樂見中國接任全球化佈局之中嘅世界工廠崗位，共產主義得到適合病毒生長嘅新自由主義溫度縱容，繼續活躍。而等到主權移交之期一到，身體健康嘅香港人正式成為宿主，共產主義亦正式開始肆虐香港——埋藏喺香港已經幾十年嘅中共組織隨即浮上水面，四出攻擊香港體內健康細胞以自利，防不勝防，香港民族竟然可以負隅頑抗至二零二零年，全因擁有接近一百八十年之社會抗體。

香港所有社會問題，由自由行去到雙非，由廿三條去到送中條例，都係一國兩制引發嘅癥兆。二零一九年，香港民族終於意識到病原體之所在，亦意識到傳播媒介之無孔不入，勇於批判前人對一國兩制療法之見樹不見林，勇於否定前人對香港法律療法之治標不治本，於是就有反送中抗爭嘅出現。以往英國對待殖民地，管治建基於互相尊重，fairplay comes before everything，但宗主國換成中國，等待香港嘅就只有隱而不作嘅暴力，以及變得更加赤裸嘅暴力。當香港成為軍事統治之地，皇家香港警察變成香港警察再搖身一變成中國武警，香港民族終於無法再以遮擋雨，而係決心戴好口罩眼罩，同埋頭盔手套，為終極抗疫做足準備。香港民族唔係一心求死，自然亦無意攬炒，積極聚合成抗爭同路人，只係為咗爭取生存空間，截斷病毒繼續流竄，重新建立屬於香港嘅防線，等香港人下一代以後都可以得享太平。

病毒從來變形快，傳播亦快，但香港民族久經訓練，最擅長嘅就係避免重蹈覆轍，消滅病毒不遺餘力。雖則急速成長係惡劣環境使然，但香港民族從未崩潰，從未放棄，已經係生命力一直強大之表現。香港人從對抗廣州鼠疫之中學識接受西醫，拋棄迷信思想，從對抗沙士病毒之中學識捨己為人，預防勝於治療，而家亦必然會從對抗武漢肺炎之中學識團結一心，共同對抗外敵，最後將共產病毒從自身排出，推開重門深鎖嘅鬼門關，再次挺身迎向勇者所應得嘅未來。香港民族以香港民族主義迎戰中國共產病毒，正邪再次對決，誰勝誰負，歷史早已有所啟示。

生死關頭，生死與共

過去，好多人曾經喺香港停留，然後轉身離開，而如今，仍然有好多人意識唔到生命嘅重量，繼續若無其事。但係，更多香港人所選擇嘅係共同面對疫症威脅，守望相助嘅意志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堅定——儲備糧食，搜購口罩，為嘅並唔係囤積居奇，樹立個人名望，而係希望幫助同樣珍惜生命嘅同胞度過最艱難嘅時刻；堅守崗位，罷工明志，為嘅亦唔係遠禍自保，苟且偷生，而係為處於恐慌之中嘅同胞切斷播毒途徑，迫使林鄭政府封關截流。當對方繼續罔顧人命，繼續聽命於背後非人政權，香港民族只會更加努力為生存而全力以赴，喺自己能力範圍內同死神對抗到底。面對死亡仍然表現出勇氣，香港人已經為香港民族精神寫出新定義：香港係香港民族永遠嘅家，所以香港人嘅香港永遠百毒不侵。

香港民族，可以化鬱悶為靈動，化躁動為勇氣，即使知道生死有命，仍然勇往直前，因為香港民族有愛。始終無私，始終團結，惡菌必將消退，陰霾亦必將驅散，而他日戰勝一切困難之後，香港民族將會更加堅壯，更加無畏無懼。心存正義，保持良心潔淨，守護所有邊界，即使遭遇再大困難，香港民族都必將從他國統治中自我解放，建立屬於香港民族嘅國家，從此免受人禍牽連，看守自己辛苦爭取返黎嘅潔淨領土，最後同其他同樣努力生存嘅國家守望相助，共生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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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與責任，潔淨與勇敢

農曆新年假期過後，武漢肺炎傳播進入高峰期，華夏食人族繼續視若無睹，形勢發展一如預期。當一比九十九比例再度成為香港日常，我從香港人嘅鎮定自若之中，又再覺察出香港民族遇強則更強之堅韌體質。接受挑戰，完成挑戰，然後再次從中國傳來嘅傳染病之中企穩腳步，過程或者步步驚心，但克服人類天敵之後，曾經受過嘅創傷就會癒合成香港民族嘅盔甲，往後任何試圖入侵嘅外人，都必須正視香港民族自我創造嘅歷史。

首次鼠疫，源自廣州

香港民族之鬱悶，源於同世界上最危險嘅華夏食人族共居於東亞此一客觀事實。二零二零年，主權繼續失落，邊境繼續接壤，人口繼續清洗，都令香港民族無法放低警覺，因為大家都知道隨時都要做好準備，為保留自己僅有嘅生存空間而戰。

一八九四年，香港爆發鼠疫，港英政府發起滅鼠運動，清洗太平地，平民一次死傷超過二千五百人。大多數香港人都以為呢件事只係發生喺香港，但早於香港鼠疫發生嘅十二年前，廣東北海已經有疫症出現，而到一八九四年，廣州鼠疫大規模爆發，短期內就已經造成逾五萬人死亡。無可否認，若然香港環境夠衛生，鼠疫自然亦無法擴散，但香港身為自由港，同廣州有頻繁往來亦係無可避免。當時，來往廣州香港嘅貨船每日有三至四班，而每個禮拜由廣州抵達香港嘅人數超過一萬人，香港平民最終要承受鼠疫之折磨，乃係必然結果。

中國毒害南傳，港英政府早有留意。廣州鼠疫肆虐之初，英國工程師Osbert Chadwick就有考察香港整體環境衛生，結果發現香港確實有爆發疫症之危險，大量窮苦華人聚居嘅太平山區一帶，尤其不可忽視。事隔一年，港督寶雲成立潔淨局，準備處理衛生問題，而之後接任嘅德輔抵港履任之日，更有幾千民眾聚集於碼頭，向新總督遞交載有幾萬人聯署抗議信，希望當局盡快改善香港衛生情況，足證香港華人之中珍惜生命者為數確實唔少。無奈嘅係，當時香港華人唔係人人都意識到鼠疫之恐怖，敵視港英政府抗疫措施者更係不在少數。

英國人曾經包容華人，希望香港華人會逐漸改善生活環境，但係大多數華人一缺經濟能力，二缺公共衛生概念，所以一直覺得英國人係刻意刁難自己，態度強硬，拒絕同西夷合作。事實上，當時由英國前往香港嘅軍人同政府官員，都喺香港頻頻染病，客死異鄉者，難計其數，譬如印籍軍人，幾個月內就死去一半。值得留意嘅係，港英政府直至鼠疫爆發之前，都未有明確責難華人就係傳染病之根源，而係以為西人或印度人喺香港之所以多死多病，只係唔適應本地水土同傳染病實在頑強，但到當局用強迫手段要求聚居太平山區嘅華人分散居住以減輕病菌傳染風險之時，竟然有幾千華人上街抗議，連以何啟為首嘅華商都認為港英政府唔尊重華人文化——然而，港英政府其實只係建議每個家庭之內唔可以太擁擠，居所宜有若干空間，甚至承諾會對拆卸同重建嘅住戶提供賠償，簡而言之，就係人口編制問題同城市規劃問題，而非華人所指嘅文化問題。最終，一八八七年就已經引入嘅《公共健康條例草案》擾攘超過一年至得以通過，而鼠疫趨勢已經抵擋唔切。由此可見，早期定居於香港嘅華人分為兩類，而較早具有防疫意識嘅一批，雖然未具備後人所具有之民族主體意識，但對抗中國鼠疫之記憶，已經植入佢地嘅歷史意識之中，亦自然會成為香港人嘅共有歷史。

自此之後，香港民族先輩逐漸恢復人性，學識珍惜生命，更加相信港英政府同西方醫學。華人領袖及慈善組織無法制止疫情，抗疫責任自然降臨港英政府肩上，於是港英政府回應民情，協助華人改變原有生活習慣。鼠疫最終得以撲滅，可謂有賴香港民族先輩遠離陋俗，願意與英人合作，亦係改寫香港歷史嘅關鍵。政府衛生官員開始清洗太平地，逐家逐戶檢查，將懷疑感染者送去一艘名為海之家（Hygeia）嘅船上面隔離治療，同時以金錢為誘因鼓勵大眾滅鼠，教育大眾注意環境衛生，疫情最終果然開始受控，港英政府亦因而漸得聲望。經歷疫症之後，西醫會以白蘭地酒灌醉病者然後取走佢地內臟呢類近乎反智嘅坊間流言，唔再有人信以為真，而香港人求診於西醫而非中醫亦逐漸成為主流，喺床底養豬，檯底養牛，任得老鼠蚊蟲同居屋簷下呢啲生活方式更加逐漸絕跡於香港。疫情告一段落之後，港英政府正式訂立法例，管理樓宇採光通風，此後，每隔一段時間要為家居大掃除，依照衛生官員建議勤用消毒藥水消毒環境，亦成為香港習俗。

沙士襲港，中共大禮

香港民族之公共衛生意識，因為首當其衝而變得高於鄰近地區華人。但係，因為九七主權移交，港中屏障不再，二零零三年，香港民族再次受到傳染病威脅，本地死亡人數接近三百人，社會一片愁雲慘霧。香港民族永遠企喺抗疫前線，係民族嘅必然命運，而如此命運，正係香港人要成為健壯民族嘅必經歷練。中國人非我族類，食人族非我文化，中國對外播毒，如同動物喺領地邊緣留低排泄物以宣示主權，香港人身為更為潔淨嘅族群，應有反應自然只有嚴陣以待，如同先輩一樣捍衛太平地。

沙士病毒之所以傳染人類，同中國人食用野味文化息息相關，而如此漠視衛生之文化，從未盛行於香港社會。長年研究沙士病毒嘅香港大學醫學院傳染病學教授袁國勇指出，沙士病毒之天然宿主為中華菊頭蝠，而野生果子狸同繁殖場果子狸身上亦未有發現病毒，可見果子狸係喺野生動物市場受到其他動物傳染，而野生動物市場之存在就係病毒溫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報告，沙士病毒源自以販賣家禽、貓、烏龜、蛇、獾、青蛙肉等動物嘅中國廣東省順德市。市內一名為東陽市場之野生動物市場，情況如同小型動物園，周圍都係各種動物嘅肉同內臟，到咗夏天，甚至有老鼠肉供應。香港各區街市，就算係活雞檔口，極其量都只會見到雞毛飛揚，而各大超級市場更只會供應包裝好嘅冰鮮肉類，整潔美觀，兩相對比，充斥血污嘅東陽市場可謂人間煉獄，而更驚人嘅係東陽市場只係成個現代中國嘅冰山一角。

野生動物市場之存在，反映公共衛生意識之匱乏，而中國極權政府之隱瞞，正反映穩定壓倒一切之虛妄。科學家查閱中國早期病例，發現早期沙士死亡病例中唔係農民，而係專門烹調野生動物料理嘅廚師。根據資料，早期病例之一，正係一個販賣蛇肉同雞肉嘅肉販，其後佢嘅妻子亦確診沙士。而面對如此恐怖之致命病毒，中國政府一如往常麻木不仁，未有及時對外界公開，甚至存心推卸責任，結果就導致世界各國所共同維繫嘅公共衛生體系拖延咗三個月先開始反應，錯過可以發出預警警告大眾嘅時機。為咗維持中國社會穩定，維持共產政權威望，香港醫護人員成為犧牲品，而不幸殉職嘅謝婉雯醫生，正係香港民族至今難忘之英靈代表。沙士爆發初期，新界屯門醫院接收咗三名沙士病人，但院內胸肺專科醫生不足，謝婉雯於是自願由內科病房轉去沙士病房工作。其後，佢喺救護病人之時沾染飛沫，能醫不自醫，需要留院治療，最終更因搶救無效而與世長辭。謝婉雯之父喺愛女死後，曾如此勉勵香港同胞：「希望婉雯嘅勇氣同犧牲精神，能夠鼓勵港人永不放棄，並多謝各界對婉雯嘅關心。」如今亂局再臨，再讀慈父之語，實在感觸良多。

人類需要肉類提供身體所需能量，食肉歷史源遠流長，本來無可厚非，但處理動物，必須心懷虔敬，戒慎恐懼，呢點正係華夏食人族所缺乏之品性。香港民族經歷沙士一役，理應對中國人份外警惕，生出仇恨亦不為過，偏偏香港人人心肉做，未能察覺人形生物之本質，結果彷彿淡忘沙士教訓一樣，再次接受中國愛國主義洗腦，親近中國之情更喺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期間創出新高。不過，由於香港本身存在即中國之異質，民族意識天然而絕對，有時減弱，但絕對唔會消失，中國國力轉弱之後，香港民族自然又再發現其實自身從來不容於中國。所以，上承反廿三條遊行，反高鐵抗爭、反國民教育以及雨傘革命相繼爆發，香港民族血液之中嘅獨特抗體，對中國各種傳染病隨即產生排斥——中國強迫香港社會加入中國交通網，強迫香港學生接受思想洗腦，強迫香港接受人大一錘定音，最終指向嘅就係對香港民族嘅主權之侵佔，心靈之污染，自由之蠶吞。

武漢播毒，最後試煉

二零一九年，反送中抗爭爆發，全因香港民族不惜一切，都要捍衛自由，而爭取獨立之呼聲，終於引起族群內部迴響。民族精銳義勇以智慧、鮮血同生命，引領七百萬同胞殺出重重包圍，苦戰半年，從未放棄，直至武漢肺炎爆發。當沙士經驗浮現腦海，中國上至領袖下至平民之道德一概不設下限作為事實，又再衝擊香港民族，香港民族只可以如同十九世紀末之先輩一樣，暫時放低靈魂之躁動，集中精神保護家庭，同時保衛成個民族。

中國以缺乏基礎之國族主義強迫平民為國家付出，偶有願意為民抗疫之良心人士但始終份屬少數，因為散沙社會只會孕育出恐懼共同體，為人民服務之口號，不過空言。而正因為社會環境不利良心少數生存，留守中國醫院之醫護人員，無論付出幾多，最後都唔會獲得相應尊重，因為人與人之間若然生出恩情，甚至互信，就會構成虧欠循環，如此關係網絡之中出現失德之人，好人就會受人背叛出賣，反受其殃。然而，中國立國至今畢竟只有七十年，國策要順利施行，始終需要國人適應配合，故此華夏食人族文化，正正解釋得到中國每逢疫症即倍添亂象之原因——人命廉價如草芥，飢餓時即可食用，家人鄉親亦唔例外，互信自然永遠無法生成。

人因恐懼而聚合，乃係消極聚合，人因互信而聚合，則為積極聚合。香港人為家人安全而奔波，正係積極聚合之例，故此愛自己嘅家人朋友，就已經等同保護公共衛生，更自然等同對抗播毒之國。香港先輩落戶香港，即從此遠離華夏地域，遠離食人文化。喺生存權已經受到保障嘅殖民地土地之上，香港人受到西方文化洗禮，受益於接近一百年嘅相對穩定社會環境，純樸人性美德得以逐漸恢復。到到二戰之後，香港經濟持續成長，社會欣欣向榮，人人努力經營生活，家人以至鄰居之間亦生出互助互愛之情，獅子山下之畫面，正與六十年代時代背景密不可分。獅子山精神所指向嘅，係香港民族對待工作可刻苦耐勞，遇到變數可靈活變通，面對逆境可不畏艱難，但尋根究底，香港民族自強不息之動力源頭到底在於家庭。不屈不撓，永不放棄，全因心有所寄。

香港人之所以重視搵食，更會視阻人搵食者為罪人，全因背負家庭重擔，理解愛與責任。為家庭默默忍受一切，為儲錢而死慳死抵加撈兩份工，為培育仔女成為大學生，繼而擠身中產階級，遷出公屋，正係八十至九十年代嘅香港社會面貌。香港人之無私，始於對待家人，而且表達尤其含蓄，同樣之含蓄顯現於對待外人，則較為冷漠無情。如此民族特性推而廣之，則自然化為民族內部之無私互助，抗爭時期嘅前線手足患難與共，各區同胞跨區營救受困手足，正係香港民族以極為香港之方式表達內心之豐富情感。分享物資，由抗爭到抗疫，都係因為當彼此係一家人，希望大家可以留住條命，齊上齊落，一齊邁向到想像中嘅未來。即使部分知識分子同社會賢達無心反抗，由抗爭開始至今都一直缺席，但佢地畢竟只係又一種消極聚合，好快就會為香港民族所吸收以及改變。假以時日，親近中國及中國所建立嘅脆弱秩序者，將會如同當年迷信中醫而且拒絕防疫措施嘅香港華人一樣，領受淘汰之因果報應，成為香港民族主體以外嘅邊緣人，同將要解體之中國玉石俱焚，同歸於盡。

林鄭政府堅拒封關，為嘅係容許中國人跨境求醫，同埋避免製造公眾恐慌。獨裁政權之典型反應，必然引致合乎預期之內部分裂，例如香港社會行業之間以至公司職員之間出現衝突。每日面對衝突，大眾深受政府失能之害，自然會更感受到邊境關口不由香港人自主之問題，繼而開始思考主權問題，進化成為真正香港愛國者。中國政權往後嘅一舉一動將會更加容易觸犯眾怒，民族獨立成為香港人共識之日，可謂指日可待。

共產病毒，萬惡之首

愛因斯坦曾言，民族主義係幼稚病、麻瘋病。眾所周知，佢對自己所身處之現實向來無知，智慧只局限於非關歷史與政治之範疇，所以毋須認真看待，但視佢嘅語句為對民族主義傳播力量嘅描述，實在不失為一個好比喻，因為用於壓迫他者之時，民族主義確實可能成為病毒，但用於抵抗他者之時，民族主義正係爭取主權嘅良藥。英國取得香港領土之時，香港民族主義或者無稽可笑，冷戰格局形成之後，香港民族主義仍然形神未備，但步入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民族主義已經具備雛形，準備盛開。由中共在港組織策動之六七暴動，正令香港民族認知到共產主義絕對係殘害人心嘅傳染病，比一切病毒都要猖獗，而香港同共產中國嘅裂痕，已經無法修補。之後，以港督麥理浩一系列惠民政策為主導，香港人對香港之認同與日俱增，加上本來已經具有嘅明確邊界同社會經濟規模，香港距離正式成為國家只差一步。

然而，杜絕共產病毒嘅最後一步，亦係香港民族最難跨越嘅一步。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國喺聯合國將香港由殖民地名單之中除名，禠奪香港自決權，香港從英國手中獨立隨即成為泡影，而試圖取代蘇聯地位嘅中國另一方面積極同西方國家建立外交，擺出政權有可能改變態度嘅友善假象。即使香港內部有繼續接受英國統治之強烈民意，但因為香港檯面上嘅政治人物一係如同司徒華之流早就企喺中共一方，一係就如同李柱銘之類真心相信中國將會民主化，香港民族命運隨之而陷入險境，暴露於共產病毒感染風險之中。到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以美國為首之西方視蘇聯倒台為一大勝仗，同時樂見中國接任全球化佈局之中嘅世界工廠崗位，共產主義得到適合病毒生長嘅新自由主義溫度縱容，繼續活躍。而等到主權移交之期一到，身體健康嘅香港人正式成為宿主，共產主義亦正式開始肆虐香港——埋藏喺香港已經幾十年嘅中共組織隨即浮上水面，四出攻擊香港體內健康細胞以自利，防不勝防，香港民族竟然可以負隅頑抗至二零二零年，全因擁有接近一百八十年之社會抗體。

香港所有社會問題，由自由行去到雙非，由廿三條去到送中條例，都係一國兩制引發嘅癥兆。二零一九年，香港民族終於意識到病原體之所在，亦意識到傳播媒介之無孔不入，勇於批判前人對一國兩制療法之見樹不見林，勇於否定前人對香港法律療法之治標不治本，於是就有反送中抗爭嘅出現。以往英國對待殖民地，管治建基於互相尊重，fairplay comes before everything，但宗主國換成中國，等待香港嘅就只有隱而不作嘅暴力，以及變得更加赤裸嘅暴力。當香港成為軍事統治之地，皇家香港警察變成香港警察再搖身一變成中國武警，香港民族終於無法再以遮擋雨，而係決心戴好口罩眼罩，同埋頭盔手套，為終極抗疫做足準備。香港民族唔係一心求死，自然亦無意攬炒，積極聚合成抗爭同路人，只係為咗爭取生存空間，截斷病毒繼續流竄，重新建立屬於香港嘅防線，等香港人下一代以後都可以得享太平。

病毒從來變形快，傳播亦快，但香港民族久經訓練，最擅長嘅就係避免重蹈覆轍，消滅病毒不遺餘力。雖則急速成長係惡劣環境使然，但香港民族從未崩潰，從未放棄，已經係生命力一直強大之表現。香港人從對抗廣州鼠疫之中學識接受西醫，拋棄迷信思想，從對抗沙士病毒之中學識捨己為人，預防勝於治療，而家亦必然會從對抗武漢肺炎之中學識團結一心，共同對抗外敵，最後將共產病毒從自身排出，推開重門深鎖嘅鬼門關，再次挺身迎向勇者所應得嘅未來。香港民族以香港民族主義迎戰中國共產病毒，正邪再次對決，誰勝誰負，歷史早已有所啟示。

生死關頭，生死與共

過去，好多人曾經喺香港停留，然後轉身離開，而如今，仍然有好多人意識唔到生命嘅重量，繼續若無其事。但係，更多香港人所選擇嘅係共同面對疫症威脅，守望相助嘅意志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堅定——儲備糧食，搜購口罩，為嘅並唔係囤積居奇，樹立個人名望，而係希望幫助同樣珍惜生命嘅同胞度過最艱難嘅時刻；堅守崗位，罷工明志，為嘅亦唔係遠禍自保，苟且偷生，而係為處於恐慌之中嘅同胞切斷播毒途徑，迫使林鄭政府封關截流。當對方繼續罔顧人命，繼續聽命於背後非人政權，香港民族只會更加努力為生存而全力以赴，喺自己能力範圍內同死神對抗到底。面對死亡仍然表現出勇氣，香港人已經為香港民族精神寫出新定義：香港係香港民族永遠嘅家，所以香港人嘅香港永遠百毒不侵。

香港民族，可以化鬱悶為靈動，化躁動為勇氣，即使知道生死有命，仍然勇往直前，因為香港民族有愛。始終無私，始終團結，惡菌必將消退，陰霾亦必將驅散，而他日戰勝一切困難之後，香港民族將會更加堅壯，更加無畏無懼。心存正義，保持良心潔淨，守護所有邊界，即使遭遇再大困難，香港民族都必將從他國統治中自我解放，建立屬於香港民族嘅國家，從此免受人禍牽連，看守自己辛苦爭取返黎嘅潔淨領土，最後同其他同樣努力生存嘅國家守望相助，共生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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