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 #是一種能力
#那些看似帶來不適的 #往往告訴我們關於自己的許多
「交談增進瞭解,但是孤獨培養天才。
一件作品能表達出均一性,
正是孤身藝術家手筆的表現。」
——愛德華‧吉朋
(Edward Gibbon,一七三七九四,英國史學家)
吉朋所言甚是。包括許多詩人、小說家或作曲家,多半跟吉朋一樣,在一生中有很多時間注定要獨處,許多畫家與雕塑家也往往如此。從當代盛行的各派精神分析理論流傳下來的看法,人們普遍相信,人類是社會動物,從生到死,都需要他人的陪伴和喜愛;而且親密的人際關係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幸福來源。但是,創作者的人生似乎常與這種說法背道而馳,包括如笛卡爾、牛頓、洛克、巴斯卡、斯賓諾沙、康德、萊布尼茲、叔本華、尼采、齊克果及維根斯坦等許多思想家,都不曾建立家庭或親密的私人關係。這些天才之中,有的跟男人或女人有過短暫的關係,有的則像牛頓那樣獨身以終,但他們多半沒結婚,獨自一人過上大半輩子。
偉大的天才並不常見,他們因本身的天賦而受人敬畏、遭人妒羨,他們也常被視為異數,彷彿不需要承擔一般人的歡樂與痛苦。以精神病理學的觀點,這種異於常人之處是否意味著不正常?確切來說,創作家對孤獨的偏好,是否代表他在建立親密的關係上的無能?
在看到許多人際關係一波三折的天才們,因為精神疾病、酗酒或藥物濫用而失常的例子之後,我們很容易認定:創作天賦、精神不穩,以及關係建立的低能,三者有著緊密的關聯。因此,擁有創作天賦是否為一種福分,就變得很難判斷了,因為這種一體兩面的資質雖然可能為天才帶來名利,卻也不見容於凡人的幸福之路。
世人往往認定,只要是天才,精神狀況一定不太穩定,尤其自佛洛伊德以降,這種看法更加普遍。不過這不是絕對,並非所有創作家的心理都不正常,也不是所有孤獨的人都不幸福。吉朋在初戀失敗後過著一種人人稱羨的恬靜生活,他自言:
「當我靜思人類終有一死的共同命運,我必須承認自己抽中了人生大獎……我有愉悅的性情、溫和的感性,而且天生喜靜獨處,不好活動,某些不良嗜好和習慣可能也被價值觀和時間給糾正了。好學是一種可以化享樂為活力的熱情,讓我每天每個時刻隨時都有獨立且理性的樂趣,我不覺得我的心智有任何衰退。依據瑞士的標準,我是個富有的人,我的確富有,因為我的收入高於花費,而我的花費又都恰能如我所願。吾友謝菲德爵士一直熱心相助,使我能卸除最違反我的志趣和脾性的牽累。我還要接著說嗎?自從我的初願未償,我就不曾認真考慮過婚姻關係。」
利頓‧史垂奇(Lytton Strachey)在一篇短文中這樣描述吉朋:「一想到吉朋,心裡馬上湧現幸福這個詞,而且是最廣義的幸福——既有好運道,又能夠享樂。」
有人或許會說吉朋遵從父命放棄對柯寇德(Suzanne Curchod)的情愛之後,就已經斷絕了幸福之源,甚至變得心理失常。然而,吉朋一生或許少有性愛,但其他的關係卻相當可觀。卷帙浩繁的《羅馬帝國淪亡史》需要他長時間孤獨地研究和寫作,但在與人為伍時,他也同樣快樂。他在倫敦有活躍的社交生活,他曾是「文學會」的一員,也曾加入「同僚會」、「白人會」及「布魯克斯會」,而且所到之處言談充滿了魅力。此外,吉朋對撫育他長大的姨媽波頓夫人有著深刻的感情,對終生至友謝菲德也有純粹的友誼。
他偶爾會在信中悲嘆自己的孤獨,也戲言要收養一位表妹,不過他對婚姻的期待只是稍縱即逝的空想:「當我設想這種結合可能帶來的後果,我就從夢中驚醒了!我高興自己得以苟免,還大呼謝天謝地,讓我保有原來的自由。」
身在現代的我們,常常斷言要先有親密的感情,特別是性的滿足,才能擁有真正的幸福。這種說法沒有為吉朋這樣的人留一點餘地。很明顯,吉朋雖擁有許多友情,但他的自尊與樂趣卻主要來自於他的工作,這點在他自傳結尾說得明白:
人到老年會以希望作為慰藉,父母對延續他們生命的孩子表達慈愛,高唱天國頌歌的人熱衷宗教信仰,而作家也有一份虛榮心,希望自己的名字和著作永垂不朽。
吉朋是古典派藝術家,他用諷刺且客觀的筆鋒表現了人類的愚蠢和虛榮。他在著作中表露的同情心確實很有限,性通常是作為消遣的主題,對宗教也斥為迷信。不過,致力於繁雜的歷史整理工作,他必須採取這種姿態。要在紊亂紛雜、有如長河的人類歷史中尋找秩序,他得建立超然的觀點。吉朋沒有、也不能把他的個人情感表現在他的歷史觀中,但是他對待朋友的溫情及朋友對他的喜愛,都顯示了這個人本身有一顆多情的心。
以過去的標準而言,吉朋可說格外地正常。然而,依照佛洛伊德的看法,異性間的性滿足,才是精神健康的必要條件。於是,自從佛氏提出這個觀念以來,大家開始懷疑吉朋並非一般認定的幸福或成功者。
我認為,並非只有天才能在不涉及人際關係的領域裡找到自我的價值。只要是興趣,無論寫歷史、養信鴿、做證券或股票買賣、設計工具、彈鋼琴或從事園藝,都可以使人幸福快樂,而且興趣的重要性遠大於精神分析師的想像。
偉大的創作家最能支持上述論點,他們有作品為證。至於沒沒無聞的平凡人或許無法留下對興趣著墨的痕跡,但這些興趣可能是他們窮其一生投注熱情之所在。有錢人也許會有大量的收藏品,熱衷園藝者可能能留下創意的證據,這類證據就算無法像一本書或一幅畫那麼持久,但好歹能維持個幾年,當然如果是對風車或板球運動有狂熱,可能就無法留下任何東西了。
不過,在我們認識的人當中,一定有些人因為興趣使然,無論他們的人際關係是否圓滿,也擁有意義非凡的人生。我們過於高估人際關係的重要性,總以為圓滿的親密關係理應使人幸福,否則一定是關係出了差錯。事實上,這種想法太偏頗了,人際關係實在禁不起我們這般倚重。
人生要產生價值,愛情和友誼固然是重要來源,但絕非唯一的來源。而且,人會隨著歲月改變和成長,到了老年,人跟人的關係會變得不那麼重要。這或許是大自然善意的安排,使人在不得不跟至親死別時,不致那麼痛苦。無論如何,人際關係總有「不確定」的因素,它不該被理想化,也不能被視為達到個人滿足的唯一途徑。
婚姻大概是人際之間最親密的一種結合,但在西方世界,導致婚姻破裂的原因,也許就是人際關係被過於理想化。如果我們不把婚姻視為幸福的主要來源,以淚水收場的婚姻就會比較少。
我認為人類在大自然的造化下,既能與人產生關係,也能觸及與人無涉的領域。這項特點對於人類的適應性來說不但寶貴,也很重要。我們跟動物一樣都有繁殖的生理需求,都希望基因延續不絕,但在主要繁殖期過後,剩下的大段人生,還是有它的意義。對一般人而言,就是在這種個時期,與人無涉的領域才顯得更重要,雖然這些領域的興趣很可能早就萌芽了。
在後續的章節中,我們會看到偉大創作家由於環境乖違,很難跟人產生親密感,他們遠離人群,致力於發展才華。不過這是為了突顯重點,並非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也就是說,這些人並非像某些精神分析師所以為的,因為缺乏人際關係,只好努力創作。我也會說明,除了配偶和家庭,沒有建立長期興趣的人會顯得知性有限,相對地,既無配偶又沒有孩子的人,就可能感性有限。
許多興趣及真正有創意的工作都可以在不牽涉到「關係」的情況下進行。我認為,一個人獨自進行的工作,以及與他人的互動,兩者同樣重要。在人的一生中,始終受到兩種對立的力量驅策:一種力量使你傾慕友誼、愛情及親密的關係,另一種力量則驅使你獨立、遠離人群,變得自主。如果只從精神分析的「對象關係」論出發,那麼孤立的人都不健全。因為這個理論告訴我們,必須與人建立關係,人是靠連結的功能才能體現價值。換句話說,每個人都是因為他人而存在。
然而,在那些為人類經驗做出豐富貢獻的人之中,有些人所貢獻的,跟人類福祉可說一點關係也沒有。例如前述思想家都活得很自我或遺世獨立,甚至「自戀」,他們專注於內心的活動,很少關心別人的幸福。一個創作者會不斷透過創作發現自我,重塑自我,找尋宇宙的意義。他們認為這是一種重要的整合過程,就算如冥想或禱告等活動幾乎跟他人扯不上關係,但絕對具備獨特的價值。對這些人而言,獲得某種新的領悟或發現,才是最有意義的時刻。而這種時刻出現時,他們多半是獨自一個人。
天才畢竟非常稀有,不過只要身為一名創作者,就具備跟你我平凡人相同的需求和願望。他們在作品裡留下了思想和情感記錄,所以是以醒目的方式成為人類奮鬥的榜樣。至於我們普通人,雖然歷經了同樣的奮鬥,卻不受到注意。因此,創作家對孤獨的需求以及對內在整合過程的專注,或許可以透露出那些缺乏天賦的平凡人需要些什麼。只可惜,這方面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往往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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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孤獨,是一種能力:面對真實自我、探索孤獨心理的當代經典》(Solitude: A Return to the Self)一書之作者序言。
作者安東尼.史脫爾是英國當代最富盛名的精神醫學權威及知名心理學家。畢業於劍橋大學和西敏醫學院,專攻精神醫學,成為英國首批在分析心理學會受訓學習榮格心理學的成員、皇家醫師學會、皇家精神科醫師學會及皇家文學學會的資深會員,同時是牛津郡衛生局名譽精神科顧問醫師,以及牛津洛林學院榮譽院士。擅長分析負面情緒,以開創性理念治療精神疾患,對當代醫界有相當的影響力。他雖師從佛洛伊德和榮格,卻勇於挑戰傳統觀念,發表了從性欲錯亂症到侵略性,從孤獨的需求到創造性衝動等重要的論述。
本書由 漫遊者文化 AzothBooks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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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仰的英国左翼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17—2012 )今日离世了!
似乎所有历史系专业的学生,都不能不认真阅读他的著作,西方左派对他的学术造诣和政治立场,也都肃然起敬。
以下是我转自中国百度词条索引对霍布斯邦的简介:
霍氏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广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文章,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如《新左派评论》著名编辑安德生所言:霍氏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丰,先后计有14部以上专著问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匪徒》、《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始的叛乱》、《爵士风情》等书。
霍布斯邦:一个爵士化的左派
政治信念,尤其是左派信念,是不是像雷蒙·阿隆所斥,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鸦片”呢?许多自由派思想家往往低估了作为一个左派的隐秘而牢固的心理根源——为无产者请命、为弱势群体呐喊、为小人物代言、进而为那些“无命运者”书写一种命运,这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主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个人情结和信仰被天然合理化。左派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就是一个例证。
霍布斯邦恐怕是当今名头最响的左派史家了。因他史笔恢宏,人送他一诨号,唤作“左派雄狮”。但今日依然健在的他其实是一糟老头,瘦矍,大鼻子,大黑框眼睛,相貌酷似影人伍迪·艾伦。和伍迪·艾伦一样,他也是犹太后裔,而且酷爱爵士乐。在“十九世纪三部曲”之三的《帝国的年代》一书开头,霍布斯邦热情回忆了双亲的相识。“日不落帝国”在埃及的统治,成就了一位维也纳富家女子和一位来自伦敦的俄国犹太后裔的男子的姻缘。一九一七年,霍布斯邦在埃及出生。不幸的是,双亲很快早逝,伯林的叔叔收养了他。也许是因为犹太血统,或者一口英语,或者生活上的经济困难,或者更直接的就是希特勒的上台,少年时的霍布斯邦对共产主义一见钟情。十四岁入党,历经冷战、斯大林主义,任凭共产主义运动潮起潮落,他独矢志不渝,岿然不动。这种固执,甚至到了不顾非议,对斯大林极权统治加以默认的程度。这种执着该作何解释呢?一个孤儿、一个无根的犹太后裔、一个伦敦上层的局外人内心天然涌动的反资产阶级意识吗?
在其气势恢宏的大手笔“十九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以及《帝国的年代》)中,霍布斯邦的确是以这样一种“写意”的方式,宣告了资产阶级世纪的盛极而衰、自由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必然崩溃。就基本内容而言,霍布斯邦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脉络的描绘,显然并没有越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资本主义在“革命的年代”登上历史舞台,在“资本的年代”自由扩张,在“帝国的年代”陷入垄断性竞争,最终导致二十世纪——也就是霍布斯邦所说的“极端的年代”——的两次世界性大战。值得注意的,倒是霍布斯邦对十九世纪历史的写法。正如“三部曲”扉页上所言,“知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和哀怨动人的浪漫情怀的完美结合,诉说了十九世纪的难忘故事”,这种在写实中融入写意、在“大历史”中穿插细笔的历史表达法,并非霍氏独创,但在左派的历史书写中,也可谓独树一帜。尤其是《革命的年代》一书,是“三部曲”中写得最有趣最飞扬的一部。在谈法国民众攻占巴士底狱所带来的影响时,霍布斯邦举的例子是哲学家康德作息时间的改变;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巴尔扎克的时代取代了杜巴里夫人(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的时代”;在他看来,拿破仑“作为单独的个人,他似乎向四周扩散了一种伟大的意识。……他还是十八世纪的文明人、理性主义者。他好奇、开明,但身上也有足够的卢梭信徒气质,……他是从事革命和带来稳定的人,……他是每一个与传统决裂的人梦想成为的人物”。这种弥漫的革命浪漫精神和乌托邦情结,甚至使霍布斯邦从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身上也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造反的身影。
为资产阶级撰史,并不是霍布斯邦的意图所在,或者说,他通过资产阶级的反史想表达的只是无产阶级的正史。“十九世纪”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的世纪,但它注定无法自我定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它才能得到注解。当“双元革命”开启资产阶级的历史时,也就同时开启了无产阶级的历史,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命运要么是争取成为资产阶级,要么让自己忍受折磨,要么就是造反。而“造反”,成了霍布斯邦的左派情结所在。在那些“原始的叛乱”、那些“盗匪”身上,霍布斯邦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原型。甚至,在爵士乐上,他也同样挖掘出了无产阶级因素。在他另外一部著作《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中,他如同描述一场劳工运动一样描述爵士乐浪潮——“爵士乐是十九世纪末从西方工业社会的平民(主要是城市平民的)环境中涌现出来的多种新兴文化艺术创作之一。它们最可能的滋生地是那些大城市中的娱乐业街区所固有的特殊化的流氓无产者环境,随之而来的是它们特定的亚文化,独特的男性女性的固定模式,服装——以及音乐。……英国的爵士乐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大众基础,因为它空前庞大的工人阶级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对于欧洲来说是惟一可辨认的、城市化的、非传统的生活方式。”
霍布斯邦的左派,是一个爵士化的左派,充满着即兴、贱民和理想的色彩。在“十九世纪三部曲”的“序言”中,霍布斯邦一再强调他的书是写给“有一定理论素养、受过教育、有一定学识的公民”看的,实际上也就是写给新无产阶级看的。因此他强调高度通俗化,漫说口吻,大历史,理想气质——霍布斯邦的这种历史写法,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位大象风格的历史写家房龙,但是霍布斯邦在历史中灌注的不是自由主义的人文信念,而是共产主义信念。正如他在“三部曲”结尾所认定的那样,顺着进步之路迈向乌托邦理想境界,是十九世纪的基本精神,“资产阶级希望通过自由主义的进步,达到一个在物质上、思想上和道德上皆无穷进步的时代。无产阶级或自命代言人,则企盼经由革命进入这样的时代。”对共产主义者而言,这是马克思主义所赋予的一项重要的承诺。而表达这个承诺甚至比实现这个承诺更为紧迫。
一九九八年,在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而新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导言“里,霍布斯邦如此评价这部无产阶级“圣经”——“面对这份震撼人心的小册子所呈现的热情信念、精准简洁的论述、强烈的知识与风格魅力,新读者几乎很难不为之心折”。显然,这几乎就是霍布斯邦在“十九世纪三部曲”里所梦寐以求的左派风格的最佳阐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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