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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繡之城:兩千年蜀錦傳承與成都錦官城|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中國古代絲綢的歷史非常悠久,四川巴蜀之地的先民們很早就種桑養蠶,最早的古蜀國君主就號稱「蠶叢氏」。「蜀」字起源若從甲骨文考索,有一種說法也解釋為蠶蟲,代表當地是手工紡織的起源地之一。而蜀錦是古代絲綢品中一種高檔錦緞,今天很多人因為唐代大詩人杜甫的名句知道四川成都有「錦官城」的別稱,但蜀錦究竟何時產生,為什麼成都被叫錦官城,蜀錦在歷史上的演變和功用,都值得今天人們回味和探究一番其中的淵源。
精美的蜀錦
一、成都什麼時候開始生產蜀錦?
古代絲綢的歷史非常悠久,四川巴蜀之地作為中國古絲綢的起源地之一,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來說,關於中國絲綢的如何起源一直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話題。正如古代傳說中教會人們種桑養蠶的蠶叢氏是古蜀人,畢竟是傳說故事。同樣,關於軒轅黃帝的妻子嫘祖教會世人紡織也是傳說,而且嫘祖的故里西陵到底在哪裡說法不一,但有一種說法就是今天江油市的鹽亭縣,她也是古蜀人。
古代傳說無法作為確信的史實,但能夠側面說明四川與絲綢紡織起源的某種關係。而且,古印度地區也早在春秋戰國時候就有中國絲綢通過以四川、雲南為重要媒介的南方絲綢之路輸出,南方絲綢之路產生於秦漢大一統之前,也是客觀事實。
錦緞作為高級絲綢品種,原本並非四川地區獨有,著名建築學和營造學大家朱啟鈐的《絲繡筆記》中說:「蓋春秋末時蜀未通中國,鄭、衛、齊、魯無不產錦。」又云:「自蜀通中原而織事西漸,魏晉以來蜀錦勃興……」西漢時,蜀錦品種已經因為花色繁多,品質優秀而行銷中原和海外。三國蜀漢時期譙周在《益州志》記述:「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盛於初成」。兩漢到三國,蜀錦的地位一直在國內高級絲綢品中遙遙領先,成為中國優質絲綢品的代言人,也創下歷史上的巔峰榮譽。
三國蜀漢時期,丞相諸葛亮把蜀錦生產放在重要位置,蜀錦不僅是對外貿易的商品,而且也是軍費開支的來源。《太平御覽》引《諸葛亮集》:「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據資料顯示,成都聚集的錦緞織工多達7.6萬人,直到蜀漢滅亡時,庫存的蜀錦綢緞依然多達20萬匹。雖然當時三國之間互相敵對,但像蜀漢和曹魏對蜀錦的貿易一般沒有中止,以曹睿等君主和貴族生活崇尚奢侈,他們對蜀錦卻非常鍾愛。雖然蜀漢北伐階段會中斷貿易,但很多曹魏商人卻會冒險走私大量蜀錦,有時候貴族的需求量大,曹魏官府還會從吳國採購蜀錦,哪怕滿足東吳從中賺取差價。而東吳從劉備入川以後,雙方就開始展開蜀錦貿易。後來劉備伐吳,雙方一度敵對,但諸葛亮恢復與孫權通好以後,貿易就淵源不斷,成為支撐蜀漢經濟的重要渠道。
通過以上,其實大體已經可以了解蜀錦在古代的主要功用,大部分是用於貿易,而變相來說是用於皇帝、貴族的封賞和體現奢華,能夠穿戴蜀錦的無疑都是貴族顯宦。
看到古代諸多文獻資料對蜀錦等高級綾羅綢緞的各種讚美,以及歷史上廣受歡迎,其實並不說明這些高級絲綢品的普及程度非常高,恰恰相反,古代絲綢基本沒有流通民間。儘管全國很多地方都有大量民間百姓加入絲綢生產,紡織技術非常普及,但民間很少有人穿得起綾羅綢緞。之所以大量百姓都會生產紡織各種布匹綢緞,主要是提供給官府充當賦稅,尤其南北朝到隋唐實行租庸調制,一是繳納穀物,一就是繳納布帛。
從古到今,蜀錦通過官方貿易到塞外諸國是一大渠道,正如很多史料提到絲綢之路貿易,不論北方草原之路還是南方海路都如此。例如西域一些邦國的蜀錦都普及,如張騫出使西域見到當地流行蜀錦。好比如今眾所周知的精絕國發現的國寶級文物《五星出東方錦護膊》,是漢代蜀錦體現「五色輕絲」高超技法的一級品種,絕無僅有的實物證明。
著名的五星出東方是漢代蜀錦工藝的實證
南北朝之後,唐代蜀錦技術有很大發展,依然主要用於皇室用錦、貿易用錦,蜀錦的流傳進一步遠銷到日本、高麗、新羅和波斯。唐代蜀錦保存到現代的有團花紋錦、赤獅鳳紋蜀江錦多種。北宋再次建立成都府錦院,繼續以貿易輸出為主,尤其南宋半壁江山依然保持富庶與蜀錦的暢銷不無關係。元明以來品種應用更廣,可從元代《蜀錦譜》中窺見一斑。
二、錦官何時出現?成都=錦官城?
成都織錦生產源遠流長是沒有多少爭議的,但是,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錦官,說法有兩種,但兩種說法並不完全割裂。一種比較冷門的解釋,因為四川蜀錦在先秦時期就已經頗有盛名,古人利用流經成都的江水濯錦,色彩明亮鮮豔,而且人數非常多,江水經常呈現五光十色,豔麗似錦,習慣上就稱流經成都的江水為錦江。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張儀、司馬錯等人率大軍攻佔巴蜀。不久,張儀和張若修參考咸陽城而修建成都。有鑑於古蜀以蠶桑紡織著稱,為富庶之地。秦國佔據巴蜀奠定超過中原六國的實力基礎,所以,張儀所建的成都城本就是一座突出商業特徵的城市,於夷里橋南立錦官,專門在蜀錦發達的成都管理蜀錦織造。因此這一說法認為,錦官早在戰國後期就已經出現。
雖然不能完全肯定這一說法的真實性,但西漢張騫出使西域的時候,的確在外邦見到有精美的蜀錦流傳,基本是事實。蜀錦流傳西域的客觀實證,也是凸顯古代絲綢之路名揚天下的一個重要依據。西漢武帝多年開疆拓土,因為張騫出使得到市場需求,為了通過貿易絲綢充實國力,進一步加大蜀錦的生產和管理,再次設立錦官,西漢中期將錦官制度化可能更有說服力。
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提供了秦漢時期紡織機的證據
但另一種流傳比較廣泛的說法,還是三國時蜀漢專門在成都設立錦官,以集中管理織錦工匠。從兩漢到蜀漢時期,成都的織錦手工業特別發達,南北兩條絲綢之路都不斷輸往外邦,蜀錦美名遠揚。蜀漢在三國中處於弱小,蜀錦是對外貿易、支撐經濟的主要商品,因此專門設置「錦官」集中織錦工匠,規模化地進行蜀錦生產,並特別築城以保護蜀錦生產,被稱為「錦官城」,後人簡稱「錦城」。
南朝蕭梁的李膺在《益州記》裡寫道:「錦城在益州南、笞橋西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也。其處號錦里,城墉猶在。」顯然,成都的確專門為生產蜀錦開闢過一處比較封閉的地方專門叫錦官城,位於城南錦里、其實不完全就等於今天的錦里,而是以老南門大橋以西的一個片區,而錦官官署含糊其詞是「流江南岸」。據《成都街巷志》等書籍考證推測,從今天錦里背後到百花潭一帶都屬於錦官城,而錦官官署大概位於成都以南某處,具體位置測可能是成都百花潭公園以南介於武侯祠之間的某個地方。
據資料顯示,「錦官城」南的織錦工場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工藝技術水平最高的官辦織錦工場。成都東南一直延伸到雙流華陽一帶,還聚集有許多民間手工業織錦作坊。總之,成都城南是最集中、最興盛地區。後來為方便官員和客商往來運輸蜀錦,專門設立錦官驛,是歷史上成都最大的驛站之一,大概位於著名的九眼橋一帶,附近的碼頭也是成都古時候最大的錦江碼頭,著名古詩「王浚樓船下益州」,就是從成都城東南的碼頭出發。
到唐代,巴蜀之地以及成都的工商業一直繁華興盛,號稱「揚一益二」。巴蜀是支撐長安、洛陽京城的經濟重鎮,所以唐玄宗、唐德宗、唐僖宗遇到危難都會往四川逃跑。杜甫的著名詩句「花重錦官城」之所以流傳千古,因為杜甫的優點一貫寫實,他居住在成都城西浣花溪一帶,能夠看到當時錦官城的優美環境,唐朝成都的芙蓉花有名正是從錦官城開始。
杜甫是喜歡花花草草的人,他的草堂周圍樹木,花草,都是他到處向別人要來種子親自種的,所以寫下當時見到城南錦官城花團錦簇樣子。但錦官城並不指整個成都,正如杜甫的另一名句「錦官城外柏森森」,是寫錦官城之外紀念諸葛亮的祠堂。而到五代後蜀的後主孟衍,才把皇宮所在皇城四周也種上芙蓉花,成都就因此流傳蓉城的美名。
成都浣花溪是古代織女們濯錦的地方
唐朝時期的蜀錦在新羅、高麗、日本等地也十分風靡,尤其日本專門流傳「蜀江錦」這一獨特稱呼,在京都正倉院、正隆寺均珍藏有不少高檔精美的蜀錦。從貞觀時期開始,流行古代書法藝術的「文字錦」,例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之類。
當時,由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竇師倫主持設計的一批蜀錦圖案式樣,被唐代宮廷作為內庫織錦的標準範式。竇師倫作為一流蜀錦織造專家,早年是秦王李世民府上的屬官,但他並不是四川人,而是關中望族竇家一份子,據說父親竇抗是李淵之妻竇氏的堂兄。竇師倫廣泛吸收西域地區的圖案技法,設計出許多精美款式,以對稱圖案為基礎,一直風靡到唐代後期。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記載:「竇師倫,…敕兼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凡創瑞錦宮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鬥羊、翔鳳、游鱗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後來新疆吐魯番、青海都蘭等地都出土過這種蜀錦,如新疆出土的國寶《五星出東方錦護膊》《黃色連珠龍文綾》都是精品。如前段時間五星錦才用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的漢代織錦機重新仿製修復了全部圖文,而《連珠龍文》的背後明確寫有景雲元年(710)雙流縣字樣,都能證明蜀錦的風靡。當時唐朝的貴族女子大都以擁有一件「陵陽公錦」為時髦。
唐玄宗以後,四川地區生絲產地以果州(今南充)、保寧(今閬中)等地著稱,成都主打產錦,如貢品五彩背心在長安每件價值百金。唐朝後期南詔屢屢騷擾成都,多次強行帶走許多蜀錦工匠,使南詔地區也廣泛流行蜀錦,客觀上擴大蜀錦和紡織技術在雲南民族地區的傳播。
宋代蜀錦依然興盛,每年十二月中,專門以四月號稱「錦市」,分門別類生產不同的錦緞,貢品生產有花式和標準,用來市馬的花式圖案又有區分。《宋史.輿服志》中,寫了各級官吏服裝用錦的不同品種。如:「中書門下、樞密、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使、學士、中丞……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雕細錦;三司副使、宮觀判官,黃獅子大錦……凡七等。」基本都是以蜀錦為普遍。北宋流行過一段時間上元節穿的「燈籠錦」,寓意一種五穀豐登的吉兆,也是蜀錦。相傳仁宗的張貴妃穿上燈籠錦,皇帝很喜歡,貴妃趁機告訴仁宗說是名臣文彥博設計的,仁宗十分高興,就把文彥博進一步提拔重用。這個故事記錄在梅堯臣所作《碧雲騢》中,因為張貴妃父親當年曾經是文彥博府上的門客,為了幫助文彥博提議用蜀錦討皇帝喜歡。
宋代開始流傳流水落花錦體現了文人雅趣
文彥博這個故事也標誌了蜀錦開始增添許多文人士大夫的審美風尚,宋代蜀錦的一些風格開始轉變,最著名的就是「流水落花錦」,似乎來自李煜的名句「流水落花春去也」,以梅花和桃花圖案夾雜波浪紋為主,這種蜀錦一直到明代都十分風靡,而且其他各地錦緞都大量山寨、仿製。也是從宋代起,以蜀錦為標竿,其他地區織錦開始興起,如打著宋錦旗號的江南地區,尤其南宋主打杭州、蘇州的紡織工業,充分借鑑蜀錦的工藝,迅速提升,成為宋朝織錦的代表。但其審美和工藝基礎是蜀錦,正如南宋大詩人陸游來到成都以後,也曾在《晚登子城》詩中感慨:「錦機玉工不知數,深夜窮巷聞吹笙」。
到清代,四川的蜀錦和其他紡織品生產都是全國重鎮,即使太平軍一度佔據江浙十餘年,也以大量生絲和絲綢品遠銷海外賺取利益。而清朝方面就把「織造府」(即著名的江南織造局,曹雪芹祖上出任的)轉移到成都。據《清朝續文獻通考》記載,光緒年間,「成都有機房二千處,織機萬餘架,織工四萬人;絲織品佔全川總額百分之七十,成都以產錦為主」,有「晚清三絕」的「月華」、「雨絲」、「方方」錦。
四川的手工紡織業在西洋機器布匹大量進入以後,曾掀起過著名的土布洋布之爭,一度受到很大衝擊,跟著也順應歷史趨勢進入縫紉機為代表的機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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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寫】#鬼滅之刃的文化導覽(一):鬼的起源、鬼退治物語的敘事原型 // 鄭雋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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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漫畫家吾峠呼世晴創作、ufotable公司製作的知名動畫作品《#鬼滅之刃》系列在2019年因為動畫版第一季的成功,在全球引起熱烈迴響。相信讀者目前已對主題曲朗朗上口、也多少知道主角炭治郎等人服裝造型藏有不少秘密,近日電影版『鬼滅之刃劇場版:#無限列車篇』在日本上映後佳評如潮,上映三日票房突破46億日幣,超越《天氣之子》。偽學術將藉此良機推出《鬼滅之刃》相關連載,帶領各位讀者回顧日本文史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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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的起源:#平安時代對鬼的詮釋與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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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完結的漫畫原作中,作者曾清楚畫出本作大魔王「鬼舞辻無慘」鬼化前,身穿平安時代貴族服裝的形象,而本文考察出的「鬼」也確實誕生在平安時代。日本在發明假名前,文化傳遞上相當仰賴且沿用漢字,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人所歸為鬼」。原始漢字「鬼」在中文、英語最直接對應的解釋理當是亡魂/ghost,但亡靈在日本語則另以「幽靈」稱之(Zack Davisso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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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西元931年-938年編纂、史上最早的分類體漢和辭典《倭名類聚鈔》記述,日本語對鬼的詮釋有「おに」(鬼)、「もの/もののけ」(物/物之怪)兩種說法,前者肉眼看不見但能感受實體;後者則為沒有明確型態,僅能感受到氣息的 #靈異存在(多田克已,2009),可直接反映平安時代起始前或初期的普遍觀點,與現今日本大眾解讀為 #兇惡的活物 顯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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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系統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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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化是會變異的,由於遣唐使 帶回兵法、曆道、陰陽道等大量直接來自中國的文物,同時包含漢傳佛典,佛法普及後「佛教系統的鬼」(惡鬼、夜叉、阿修羅、羅剎…等)兇惡描述對大眾影響甚鉅。由於各類口語轉述、抄本將印度、中國等地與本地混同,直到收錄各國民間故事的《今昔物語》在平安晚期成書,大眾對鬼的印象更逐漸複雜化(多田克已,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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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佛教雖然早在飛鳥、奈良時代已透過百濟納貢而形成早期日本佛教,卻也有著政教混同、流於抄寫與唸咒的 #形式主義 弊病(聖嚴法師,1993),故早期日本只將佛視為神道教的其中一種神祇,影響力不高。因此,兩位隨遣唐使渡海取經、開創本土密教的高僧 #最澄(天台宗)、 #空海(真言宗),除佛法成就斐然外,引進文獻對鬼的定義造成流變可說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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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陽道裡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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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土信仰陰陽道對漢代志怪文獻《神異經》的開創性誤讀也在日本境內產生了「鬼門位於東北方」的概念(川合章子,2002),該書星相紀載云:「東北方位有鬼星,其門題字為鬼門」與十二地支(丑、寅/牛、虎)的對應,加上對野蠻人的恐懼,導致民間普遍將鬼描繪為「#頭長牛角、#身披虎皮」的形象。民俗學者小松和彥在《カラー版 重ね地図で読み解く京都の「魔界」》指出:道教的「#牛頭馬面」也是影響鬼形象的因素(見圖二,歌川芳艷《大江山酒吞退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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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師與鬼的纏鬥也是民間故事的常見主題,平安京北邊的「#貴船神社」據信曾有女子因丈夫變心,透過駭人的「#丑刻參拜」化身為復仇厲鬼。這則傳說從平安晚期的《今昔物語集》到鐮倉初期的《平家物語》有多種變體可循。無論能樂謠曲《鐵輪》與小說家夢枕模的《陰陽師》中,鬼女最後都被陰陽師 #安倍晴明 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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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種種文化變異,現代日本出版品已普遍將鬼歸類為「妖怪」的其中一種,泛指「作惡的活物」。頭上有角、嘴有獠牙、身穿虎皮、力大無窮、生食人肉…可說是融合了先民恐懼野蠻人而產生的他者化 想像與各方宗教傳說,最後定型於平安時代的形象。文化語境的斷層造成美麗的誤會,卻也豐饒了庶民精神生活,鬼正是如此的存在、文化的混血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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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退治物語的原型:#桃太郎、#物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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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神話學與文學等領域,普遍有沿用 分析心理學理論,將故事解讀為原型(archtype)的說法。存在於人類集體潛意識裡的原型像某種公式,與工程學原型/物理模組功能相仿,會在歷史上不斷重複相似的現象。日本特有的「#鬼退治物語」(おにたいじものがたり,onitaijimonogatari,即英雄討罰惡鬼的故事)敘事原型,諸如《桃太郎》、《大江山酒吞退治》…等,由於桃太郎是流傳最早、深植人心的口述傳說文本,二戰期間的愛國宣傳動畫也經常使用來作為青少年的學習典範(見圖三,《桃太郎──海の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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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陳太乙(2010)的說法,青少年冒險故事最明確的經典模式為:「人物A→啟蒙旅行(voyage initiatique)→人物A’」,坎伯採納了心理學個體化歷程的觀念,將其賦予了極為詩意化的名稱:「#英雄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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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敘事原型相仿的研究,尚可參照俄國文學與民俗研究家普羅普(Владимир Пропп)以俄羅斯民間故事為基礎寫出《故事形態學》、比較神話學家坎伯(Joseph Campbell)暢銷名作《千面英雄》都是實用的研究書目。電影研究者如戴錦華《電影批評》(2015)則援引結構主義語言學佐證,整理出編劇的「敘事學」,裡面包含沿用自普羅普《俄羅斯民間故事研究》的 #角色行動範疇:壞人、施惠者、幫手、公主或寶物等。上述各領域的研究,都證明了任何型態的故事都有類似公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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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相較於華人與西洋,大和民族的物語文學有何獨特之處?在台日兩地文化頻繁交流的現今,現代日本語的「物語」(ものがたり,monogatari)幾乎等同「故事」,已是默認的文化共識,然而在《源氏物語》等物語文學蓬勃發展的平安時代,物語尚具有 #神祕主義 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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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前半已提及平安早期對「もの,mono/もののけ,mononoke」(物/物之怪)虛幻性的定義,現代日本學界,民俗學家折口信夫認為:「もの代表的是靈。像神,但位階較低的各種精靈」、哲學家梅原猛則進一步提出:「『ものがたり』是『もの』所說的話,是『もの』談論『もの』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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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家 #河合隼雄(2016)在《活在故事裡──現在即過去、過去即現在》整合兩位學者的觀點,輔以語言學佐證,證實了物語不但是故事,更涉及了民族集體心理與靈魂的層次,因此物語的敘事,即為靈性的言說。換言之,物語的本質比起故事,是更接近靈魂與神祕世界的行為,即「#以靈魂為基礎的內在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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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滅的國族情感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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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滅》的劇情以鬼退治物語為架構,呼應了存於大和文明先民拓荒建國的正邪對立觀念與神道信仰,喚醒了集體對遠古傳說的渴慕。既符合物語文學闡述傳奇與心靈的特性,更不偏不倚命中青少年對英雄之旅的浪漫想像。縱使動畫版明顯有成功的商業操作,也無可否認原作的敘事原型與物語性能產生強大的情感動員,這恐怕是吾峠呼世晴老師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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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之旅勢必有魅力十足的惡徒撞擊出戲劇張力,由於現今「鬼」在大眾文化已是常態被歸類為反派的存在,而本作明確描寫:由人轉鬼、階級嚴明(十二鬼月,上下弦)且高度組織化的邪惡勢力已經幾乎是現代人的認知,每個鬼更如同希臘諸神般充滿人性,各自有著悲慘的過去與對永生的渴望,這些要素開創了鬼退治敘事的新格局,敵我雙方的各種苦難又恰好滿足了亞里斯多德以來對悲劇淨罪作用(Ktharsis)的渴求(陳中梅,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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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最早鬼退治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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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上最早成形的鬼退治敘事,是流傳於岡山縣、岡山市周邊的吉備津彥命(孝靈天皇之子)討伐惡鬼「溫羅」的傳說,民間信仰普遍視為《桃太郎》的原型。但也因為史書對吉備津彥命著墨甚少,信史的匱乏導致史家對桃太郎=吉備津彥的推論仍有所保留。至於溫羅的真實身分,由於該地遺跡的朝鮮式建築 等諸多證據,人類學領域普遍推測是朝鮮半島渡海而來、擅鑄鐵的異邦人(孫嘉寧,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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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家阿村禮子與插畫家夏目尚吾合著《吉備津彦と温羅 : おかやま桃太郎ものがたり》則融合了傳說、史料,重構了更完整、串起傳說與史實的桃太郎,除了帶入 #天皇征服部落的政治史觀,更寫出溫暖動人的新結局:桃太郎在夢中得知溫羅實為流亡至當地的百濟國王子,悔恨不已,於是建立神社祭祀溫羅,並請溫羅遺孀阿曾媛擔任巫女。同時將自己名字依地名改為吉備津彥命,誓言守護人民(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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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岡山地區因為遍布 #古墳時代 的遺跡、供奉吉備津彥命與溫羅的 #神社,被視為重要文化遺產,地方政府推廣觀光與文化普及的資訊,到處可見桃太郎與鬼的文化符號,日本政府當局對文化產業的重視可見一斑,值得台灣方面借鑑。岡山市政府列為官方推行觀光刊物的《吉備津彦と温羅 : おかやま桃太郎ものがたり》,電子全書可至官網免費下載(有正體中文版!),網址:https://momotaro-ura.jp/stor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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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墳時代 的某些遺跡也跟往後連載的內容有關,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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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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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Zack Davisson.(2015).《Yurei: Japanese Ghost》,Chin Music Press Inc.,Seattle
2.多田克已著、歐凱寧譯(2009).《日本神妖博物誌》,台北市:商周出版(原典為1990年出版)
3.聖嚴法師(1993)〈日韓佛教史略〉《法鼓全集》,台北市: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數位線上電子版,2020.09.25瀏覽,網址:http://ddc.shengyen.org/)
4.川合章子著、簡美娟譯(2002)《漫畫陰陽道與陰陽師》,台北市:台灣先智出版(原典為2001年於日本出版)
5.小松和彥(2019)《カラー版 重ね地図で読み解く京都の「魔界」》,東京都:宝島社,P.45
6.河合隼雄著、河合俊雄編、洪逸慧譯(2019)在《活在故事裡──現在即過去、過去即現在》台北市:心靈工坊(原典為2016於日本初版)
7.戴錦華(2015)《電影批評》(第二版),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8.陳太乙(2010)〈解析普拉斯的創作世界──從『最後的巨人』到『歐赫貝奇幻地誌學』〉《追尋消失的秘境──普拉斯的世界解密手冊》,台北市:時報出版,頁10-11(普拉斯《最後的巨人》別冊贈品)
9.亞里斯多德著、陳中梅編譯(2001)《詩學》,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頁226-230(陳中梅撰寫附錄、名詞解釋部分,原典為古希臘文獻,約西元前335年成書)
10.孫嘉寧(2018)〈桃太郎昔話・温羅伝説と鳴釜神事から見る地域の「歴史の語り直し」〉,《日本文化人類学会第52回研究大会》,弘前市:弘前大学
11.阿村禮子著、夏目尚吾繪(2012)《吉備津彦と温羅 : おかやま桃太郎ものがたり : 吉備路ガイドブック》,岡山市:日本遺産『桃太郎伝説の生まれたまち おかやま』推進協議会(岡山市政府刊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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