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字形」的隋唐大運河，為何到後來被「拉直」成京杭大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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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計白當黑
唐朝詩人皮日休留有「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的詩句，詩中的「此河」指的就是大運河。人們通常認為隋煬帝楊廣修建了現在依然發揮作用的大運河。
其實大運河分為隋唐大運河和京杭大運河，前者南北走向，兼顧東西，是「人字形」的，後者縱穿南北，橫臥東南，呈「一字形」，到底是什麼原因拉直了大運河呢？
大運河的前世今生
大業元年（605年）三月，隋煬帝組織上百萬民夫，開挖連通黃河和淮河的永濟渠，拉開了修建隋唐大運河的序幕。整條運河全長2700公里，以洛陽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南抵餘杭（今浙江杭州），地跨京、津、冀、魯、豫、皖、蘇、浙等8個省市，綴連黃河、海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5大水系，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的運河。
隋唐大運河縱貫華北平原、淮河平原、長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是隋、唐、宋時期的重要經濟命脈，它以漕運為主兼及其它商品運輸，不僅節省了巨大的物流成本，還帶動了運河沿線城市的經濟發展，同時，促進了北方少數民族文化和中原漢族文化的交融，促進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生成、鞏固和壯大。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對隋唐大運河實行局部修鑿，京杭大運河由此登上歷史舞台。儘管起止點相同，但它全長1797公里，途經京、津、冀、魯、皖、蘇等6個省市，主要水源由微山湖、昭陽湖、獨山湖、南陽湖等組成的「南四湖」補充。與隋唐大運河相比，京杭大運河縮短了903公里。至今，它仍然是重要的航運水道，與長城、坎兒井並稱「中國古代三項偉大工程」。
政治重心偏移，隋唐大運河命運堪憂
隋唐大運河惠及隋、唐、宋三朝，輻射長安、洛陽、開封、杭州、揚州等世界級大城市，奠定了唐朝的開元盛世和宋朝的經濟繁榮。可以說，在隋唐大運河的滋養下，奠定了唐宋數百年的長治久安、豐衣足食。
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遷都大都後，隋唐大運河愈發顯得不合時宜。當時的政治中心在大都，並非唐宋時期的中原腹地。隨著政治中心的東移，迫切需要江南輸送的錢糧物資。受到隋唐大運河走向的限制，物資經過多次水陸轉載才能到達目的地，運輸效率低下，增加物流成本。而江南地區在全國經濟總量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隋唐大運河難以適應社會經濟交流的要求，必須進行升級改造，截彎取直。
中統三年（公元1262年），著名科學家郭守敬因「習水利，巧思絕人」，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視。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郭守敬升任都水少監，成為當時興修水利的骨幹成員。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郭守敬受命考察河北、山東山川地形。經過考察，他提出了拉直隋唐大運河的初步方案，以圖文並茂的形式，上報朝廷。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身為都水監的郭守敬開始主持運河改道工程。在十年間，工程以江蘇清江為基點，在其南北兩南岸分別施工。清江北岸開挖「洛州河」和「會通河」，沿河的天然湖泊補充了巨額水量，船隻可直航天津，同時，開鑿大運河最北端的「通惠河」，運河從通州至大都積水潭，清江南岸鑿通邗溝和江南運河，抵達終點杭州。如此一來，京杭大運河初具雛形。清朝中期名臣朱軾稱讚郭守敬「所陳水利，言未盡從，然功烈赫赫」。
黃河水患頻發，隋唐大運河陣痛不止
從走勢來看，隋唐大運河分為「一撇一捺」兩部分。一撇是運河的下半部，自揚州始，運河向西北延伸，斜穿安徽，進入淮河流域，再經河南，接通黃河，到達洛陽。一捺是運河的上半部，運河從黃河轉向東北，流經河北，穿越海河，終至涿郡。
由於與黃河連接，給隋唐大運河帶來了不穩定因素。黃河中游穿行於黃土高原之間，河水中夾雜著大量泥沙，有「斗水七沙」之稱。據統計，黃河年輸沙量最多時達39.1億噸，年均輸沙量為16億噸。最高含沙量為920千克/m³，年均含沙量達37.8公斤/m³，因此，黃河是世界是含沙量最高的河流。
黃河裹脅大量泥沙，導致河道變窄、河床抬高、水利設施淤塞，形成地上河奇觀。出現洪水時，在巨大水量和泥沙的衝擊下，黃河下游堤壩極易發生潰堤，嚴重威脅兩岸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黃河在2540年中，有543年發生決溢事件，總共決溢達1590次。隋唐大運河受到黃河水患的影響，下半部絕大部分故道已經埋入地下，唯有考古發掘才能證明它的存在。
地緣政治變化，隋唐大運河難挽狂瀾
隋文帝楊堅實現了南北統一後，在江南地區推行諸多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造成當地門閥士族和關隴貴族之間的矛盾。開皇十年（公元590年）十一月，江南地區降而復叛，暴露出隋朝內部的裂痕和不穩定。
事實上，江南地區經濟發達，「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關中地區作為首都，是全國的政治和軍事中心。隋煬帝通過隋唐大運河溝通南北，調動東南地區的錢糧，供養西北地區軍需消耗，雙方各取所需，達成戰略平衡，實現南北和諧共處。
隨著政治中心的東移，產生了新的地緣政治。南宋詩人辛棄疾曾坦言：「夫守江而喪淮，吳、陳、南唐之事可見也。」足見淮河流域對江南的重要性。明朝地理學家顧祖禹強調：「南直以江淮為險，而守江者莫如守淮」也就是說軍事上守江不如守淮。他還提出：「淮甸者國之唇，江南者國之齒。」由此確立了淮河和江南唇齒相依的戰略關係。
故此，將東西走向的隋唐大運河改建為南北走向的京杭大運河，無疑是一筆性價比極高的投資，不但可以利用高效的航運，進行戰略機動、兵員調配、物資供給等軍事行動，還能為南方提供軍事戰略屏障，使北方政治軍事重鎮和南方經濟重心有機結合，形成統一的整體。
不論隋唐大運河還是京杭大運河，是封建王朝保持生機和活力的經濟動脈，產生了特有而豐富的自然景色和人文資源。隋唐大運河被拉直，順應了南北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對時代進步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如果說隋唐大運河是弓臂，那麼京杭大運河就是弓弦，兩者合力，射出了中華民族偉大繁榮之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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