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嚟節目差,二嚟世界媒體文化變到無大台,就算全港得得你一個免費台都唔係一定要睇你,TVB 每年愈賺愈少好快變亞視 : )
#我真係恭喜你呀
TVB高層除了炒人,還識甚麼?
無綫大裁員,解散體育組,老牌節目《體育世界》壽終正寢,MyTV Super體育台亦只做到下月15日。
傳媒向無綫行政總裁李寶安求證,他解釋道:「無綫電視在2014年播放世界盃期間,面對嚴重盜播情况,而近期亦留意到盜版侵權活動有增無減。」似曾相識乎?對,當年港產片盛極而衰,電影界人士也是歸咎於盜版問題。盜版侵權有影響,毋用懷疑,但電影業的既得利益者,在好景時不思進取,一味食老本,沒有用心栽培人才,趁機改良行業的制度和生態---例如重視劇本創作,不再單靠明星招徠---難道不是香港影壇衰落的重要原因?
TVB也是一樣。它過去一直是香地電視業的龍頭,連年賺大錢,人才鼎盛而老本雄厚,為何沒居安思危,在本地主要競爭對手消失後便不思進取?在全球化年代,競爭本來就無處不在,無線的高層怎麼如此沒有危機感,只懂得諗縮數,千方百計維持自身的壟斷地位,例如阻止旗下藝人亮相其他電視台,替出現在自己節目內的競爭者的咪牌打格仔,或度橋在頒獎禮插播吃炸雞賺廣告費,但對於科技革新帶來的翻天覆地變化,卻完全沒有先見之明和應對之策呢?
無線在2017年的業績,純利大跌51.27%至2.44億元,公司溢利在過去幾年更持續減少,反映TVB管理層口中的轉型---要由一家地面電視廣播機構變身為在香港及海外擁有龐大網上分銷網絡的數碼企業---未達預期效果,有理由相信這些變革來得太遲,而且換湯不換藥,沒有結構性和根本性的創新,無法應對網絡電視崛起,觀眾群碎片化的顛覆現象。
和不少大企業一樣,管理層無能,生意欠佳致虧損,高層不單不用承擔責任,更趁機裁員(所謂結構重整) ,節省資源,從而證明自己有能力替公司轉危為機。這些所謂商業行為,在坊間一些股評人、經濟學者口中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潛移默化之下,很多香港人習非成是,不懂得追究位高權重者失職的責任。多少盡心盡力的員工,飯碗不保,家庭經濟大受影響,只被理解為個人競爭力出問題。套用許文彪的一句話:「公平咩?」
但無線的問題不止於此。無線過去長期佔用寶貴的大氣電波資源,從而建立難以取代的地位,賺取龐大利潤。它絕非一般意義下的私人企業。它背負著和香港共榮共辱的文化使命和社會責任。它卻無視這一點,凡事只往錢看。今次解散體育組,其實是意味切斷一條重要的人才鏈,使本土體育事業的發展---在幕後製作的環節---失去培育新血的大量機會。更可惡的是,這並非第一次。幾年前兒童節目組也被連根拔起。不少藝人在訪問中都指出,無線對她/他們很薄情,聘用條件越來越苛刻,工作的穩定性得不到起碼的保障。試問如此短視的管理層,如何會替香港影視界培養得到優秀的新血呢?
作為市民,未必能(很快)改變現狀,但至少不要附和那些幫無能又無良的商人開脫的廉價理由。甚麼在商言商,甚麼「企業唯一責任是替股東賺錢」其實難聽過粗口。
#經濟 #哲學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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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業衰落原因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亞洲週刊國際制高點] 主辦寶萊塢典禮與澳門的軟實力
本欄上回談及印度寶萊塢兩度選擇澳門,作為舉行年度典禮的地點,這對印度軟實力大有價值。至於對澳門而言,這同樣是本小利大的投資。
作為一直被香港掩蓋光芒的「微型國際都會」,澳門主辦印度IIFA Awards,不但能得到旅遊業的短期效益,對城市的國際品牌建立也有幫助。一直以來,博彩業讓面積狹小、人口稠密的澳門躋身國際城市之列,但始終是單一經濟結構,在中央打貪下,2014年澳門博彩業盈利錄得自2001年開放賭權以來首次年度下跌。去年12月,習近平出席澳門主權移交15週年慶祝活動時,明言要「加強與完善澳門博彩業的監管,積極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在這背景下,澳門旅遊業自然需要尋找博彩以外的其他支點。影視娛樂、文化事業、乃至深度旅遊,都是能迅速培育的選項。
由於寶萊塢能吸引整個南亞次大陸的人,IIFA Awards除了向海外推廣印度電影,也一貫有刺激主辦城市旅遊業收益的能力。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數字,在IIFA Awards首次於澳門舉辦的2009年6月,訪澳印籍旅客人次為15,464,比2008年6月高出約4,000人次;2009年全年訪澳印籍旅客人次為107,513,比2008全年高出超過兩萬人次。2009年後,全年訪澳印籍旅客人次維持一貫上升趨勢,只在2012年錄得跌幅。當IIFA Awards於2013年7月第二度回到澳門舉辦,數字再次錄得約一萬人次增長,去年全年訪澳印籍旅客人次則為167,216。當然,這些趨勢不一定能持續下去,但概念上,IIFA Awards在印度社會與媒體間的廣泛認受性,應能為澳門旅遊業開拓博彩以外的更多客源。
事實上,不少人都忽略澳門和印度的淵源,其實兩者的近代聯繫已有四百年歷史。葡萄牙在十六世紀初殖民今天的印度果阿邦,將之變成殖民地;而葡萄牙人到達澳門,則在十六世紀中期,經海上絲路,自馬尼拉進入。據中山大學人類學黎熙元教授考究,居澳葡人到達澳門初期,開始實行「商人群體自治」,乃基建於經濟、而非政治利益,令居澳葡人與葡萄牙本土的連結,反而沒有與葡屬印度和中國緊密:「居澳葡人佔據澳門是出於開闢並壟斷馬來西亞-中國-日本航線的海上貿易的意圖,而不是來自葡國政府或皇室的政治意圖」。1580年,西班牙與葡萄牙短暫合併,居澳葡人擔心西班牙人瓜分遠東經濟利益,遂「加強了與距離最接近的葡國殖民地政府代表:葡屬印度總督的關係」,令澳門-果阿成了姊妹港。
根據1783年葡國政府頒布的《王室制誥》,澳門議事會要接受印度總督領導,可見果阿和澳門的關係之密切,當時已延伸之制度層面。在宗教方面,成立於1576年的天主教澳門教區為近代東亞地區當中歷史最悠久的教區,但自成立以來,一直隸屬東印度宗主教(即果阿總主教),直到1961年,果阿被印度強行「解放」,澳門教區才由羅馬教廷直接管轄。這段期間,部分印度人(主要來自葡屬印度)因政治、通商與宗教原因來到澳門,形成近代澳印密切的人口流通。
目前澳門雖然沒有特別密集的印度人社區,但推算澳門現時人口約8,000-9,000的「土生葡人」(即葡萄牙人與亞洲人通婚後,在澳門所生的混血後代)當中,相信不少具有印度血統。這種「推算」,是有一定根據的:據歷史研究網站「Far East Currents」上,由「葡人與澳門人研究項目」總監、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Roy Eric Xavier所著的文章中考證,十六世紀時,在果阿的葡萄牙人後裔已達一萬人,由於商路連繫,果阿葡裔種群與印度、馬來亞和斯里蘭卡語言文化圈產生混雜效應,形成一種名為「Maquista」的混成語言(creole language)。這語言與澳門葡語之間,有不少相通之處。
今天土生葡人僅佔澳門人口的1.6%左右,而且在回歸16年後,年輕一代保留固有文化之餘,也更多地融入澳門華人社會,土生葡人的獨特性和影響力,自然備受挑戰。但他們多元的文化根源,卻又逐漸成為澳門的歷史文化軟實力標記,例如回歸以後,先後列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土生土語(Patua)話劇和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均令土生葡人找回自己的身分認同。土生葡人的傳統文化,乃殖民時代混雜文化的產物,雖非純然來自印度,但確實滲入了好些果阿特色。時至今日,在澳門加強與印度、東南亞以至國際連結時,土生葡人仍能發揮一定作用,加上有了主辦寶萊塢,就更能事半功倍。
相較下,香港電影業自然遠較澳門成熟,自1960年代的粵語片到後來的港產片,直至2000年代初衰落之前,一直是香港文化值得驕傲的象徵之一;而香港和英屬印度的淵源,也比殖民時代後期的澳門和印度更深。然而,號稱「東方荷李活」的香港影業,似乎從來沒有想過爭取舉辦IIFA Awards一類國際電影盛事。畢竟香港的視野,始終停留在「紐倫港」之夢,但可惜,真正能和香港對口的,已換成另一批城市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5年7月
延伸閱讀:葡語國家論壇
https://www.facebook.com/…/a.9691406497867…/997539643613519/
香港電影業衰落原因 在 方志恒 Brian Fong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香港要重返「華南文化圈」。
【文章推介@香港革新論】
「華南文化圈」一詞,最先由《Disappearing Hong Kong/ 消失中的香港》Blogger吳勁憲提出,描述了香港流行文化産品在澳門、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的受歡迎地位;《香港革新論》作者之一鄺健銘,將「華南文化圈」一詞加以擴充,寫成<華南文化圈 — 重建被遺忘的區域腹地>一文,論述香港的海洋城市性格和與南洋等地的傳統聯繫,提倡重建「華南文化圈」作為香港腹地的區域發展戰略。
最新一期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Undergrad, H.K.U.S.U.,特別收錄了黃國強導演的專訪,進一步探討香港流行文化重返「華南文化圈」的可行性,值得香港人細閱。
伸延閱讀:
《學苑》八月號
ISSUU版:
http://issuu.com/undergrad2014/docs/august
PDF版:
https://goo.gl/J9EI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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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華南文化圈——與黃國強導演談香港電視業】
文/陳凱螢
受訪者簡介:黃國強自八九年從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就加入了無線電視(TVB)工作,及後轉到香港電視(港視)成為總導演。黃導演過去參與多套電視劇製作,包括無線電視的《天與地》、《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以及香港電視的《歲月樓情》、《選戰》等。
「香港人,係值得一人一票,去決定佢哋心目中嘅特首。」葉晴在《選戰》中字字鏗鏘地說出的一句話,似乎曾為雨傘革命的抗爭者燃起一絲希望。在《選戰》中,港人雖能一人一票選特首,卻遭少數人掌控提名權,跟香港現實中的「假普選」方案如出一轍。《選戰》的對白言猶在耳,但港人實現普選的願望卻不了了之。《學苑》訪問了《選戰》的總導演黃國強,談香港電視業與香港人主體塑造的關係,分析香港電視業的限制,以及香港流行文化聚焦於華南文化圈的重要。
從電視劇中尋找「香港人」
自七十年代起,以本土導向的流行文化迅速興起,當中包括粵語流行曲及港產粵語片,而電視文化的影響則最為廣泛。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本土文化發展採取不干預政策,以致當時香港的媒體擁有較大的自主空間。香港學者如馬傑偉、吳俊雄及曾仲堅指,七十年代電視的普及化,造就電視節目成為文化搖籃,以及確立身分舉足輕重的影像來源,香港人得以藉此建立共同想像及確立群體。黃導演微笑點頭,他說:「以前沒有其他娛樂,大家又很少出夜街,因此觀眾會鎖定電視機。《網中人》中的程緯(周潤發飾)讀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而劇中描述的香港大學是『精英學校』及『有錢人讀』的。我會想:我跟程緯一樣住公屋,因此不可能入讀香港大學。當時很多電視劇男主角都從商,更令我相信男生長大後一定是做生意。」可見普羅大眾會將電視劇角色的生活與自身經驗扣連,久而久之有助塑造香港人的價值觀。
英格蘭作家Baker Hugh指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及生活經驗,與深圳河另一邊的相去甚遠,故香港普羅大眾會視香港人為獨特的命運共同體。在建構身分的過程中,往往預設了「他者」的存在,透過排斥他者以確立自己的身分。若將這邏輯套用至香港的電視業,亦不難發現中國新移民被視為「他者」。
不論是無線電視《網中人》的阿燦,還是今天港視《來生不做香港人》的梁美田,中國新移民與香港人的價值觀均出現衝突。早於七十年代,當新移民來到現代化的香港後,更因難以融入本地文化而顯得格格不入。隨著主權移交,電視節目對中國人的負面描述相對減少,主流媒介傾向「再國族化」,開始逐步與中國整合文化。黃導演在訪問中點頭而笑說,若觀察過去二十多年電視劇所刻劃的中國人,將是十分有趣的對比。在七十、八十年代期間,中國人常以反派的形象出現,但在九十年代初起媒體不再強調「他者」與香港人的對立關係(如《真情》的好姨)。我們追問黃導演,港視的《來生不做香港人》又有否從七十年代的電視劇借鑑,將香港人塑造成別樹一格的群體呢?他坦言《來》沒有刻意作此安排,但港視的創作空間較大,容許他們拍攝這些較具爭議的題材。
電視業界的限制
步入九十年代,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談判,政治辯論此起彼落。在六四事件後,香港人抗共心態日益高漲,進一步視中國人為外來者。當時的商營電視進行自我審查,加上媒體容易受政治及和經濟權力所籠絡,令反抗中國的觀點備受壓抑。然而,當時抗衡中共的文化想像,仍可見於電視業之中。早前重播的《大時代》,不少人大讚演員的演技及故事編排出色。雖然《大時代》看似沒有政治論述,但觀眾卻有另一番政治化的解讀。例如有觀眾認為丁蟹像共產黨,橫蠻地入侵香港。該劇隱晦地表達當時在社會廣泛的反共意識,對劇情的想像亦反映了香港人的自我觀感。
民間史家徐承恩指出,即使當時有不少以中國為題材的電視劇,但只是描述虛擬的中國(如古裝的武俠片),甚少涉及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政後的事,對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描述更是少之又少。黃導演不畏言解釋,在七十年代時,大多投身電視業的都是大學畢業生;到了九十年代,已經甚少大學生願意加入,因此昔日電視劇的題材相對較有內涵。他以無線電視《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為例,即使劇中談到民國時期、抗日戰爭及中國現代化,但不少情節只是輕描淡寫。「TVB當時用『新政府』和『舊政府』來代替國民黨及共產黨的字眼,雖然我有參與拍攝,但仍然覺得那時的製作很畏首畏尾。」
電視劇創作上的限制,跟無線電視的管理不無關係。在以商業利益為先的框架下,創作團隊只能避免爭議的題材,選擇較能掌握觀眾反應的內容,結果拍出多套「師奶劇」。黃導演嘴角上揚諷刺說:「在TVB工作時,我們拍節目不是給觀眾看的,而是給老闆及管理層看的。但在港視,編劇、導演覺得好看的內容就可以開拍,這裏的創作空間比較大。」黃導演多次強調港視的創作空間比無線電視多,原因是老闆王維基在中國大陸沒有投資,即使拍攝如《警界線》、《選戰》等較敏感的題材,他也沒有任何包袱。
電視劇中的「獅子山下精神」
香港電台曾製作《獅子山下》處境劇,描述草根階層逆境自強及拼搏精神,及後更被港人歌頌為反映「同舟共濟、刻苦耐勞」的「獅子山下精神」。「獅子山下精神」多年來與「香港精神」劃上等號,巧妙地,黃導演加入港視後其中一套的作品-《歲月樓情》,同樣以香港人的「獅子山下精神」為軸心。
《歲月樓情》以公共屋邨為背景,描寫跨越三十多年的家庭故事。黃導演莞爾而笑,自豪地說出他很欣賞自己成長的歲月,這套劇正是他成長背景的寫照。聽起來,他的確跟許多上一代人一樣,懷緬昔日的港英時代。「我覺得香港人、香港社會和政府都有很多問題、很多缺點。但是,不知道為甚麼,我總覺得港英時代的香港的確不錯。那時候雖然有左右派,但大家從來不會打架。在讀書的時候,我會為了不同福利而到左派和右派的學校玩耍。雖然我知道去左派學校要聽《毛語錄》,去右派學校要唱梅花國歌,唱完還要分享對中國未來的看法,但當時十分open-minded(開放)。現在總有人逼迫你選擇黃絲或藍絲,如果要表露身分,似乎很尷尬,但以前沒有所謂。」他笑言。
然而,在黃導演眼中,即使上一代人為「獅子山下精神」感到自豪,也不應將自己的價值觀套在下一代人身上,甚至批評年輕人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雨傘革命過後,有人稱新獅子山下精神是對民主的渴求,黃導演沒有為此下定義,但他在年輕人身上看到尋根究柢的精神。「不論年輕人的政治取向是甚麼,他們會主動問為甚麼事情會這樣發生。但我們這一代,很多事情不會過問,只懂得人云亦云,讀書、買樓才是人生的目標。」
「香港製造」的電視劇
在八十年代,無線電視每年製作二千到三千小時的節目中,當中有一千小時的節目向二十五個國家輸出。然而,近年香港的文化軟實力下降,不論是音樂、電影或電視劇對外輸出的產量均大幅減少,逐漸失去其影響力。香港與中國合資拍攝電視或電影非近年的事,兩地合作跨境取材亦為大勢所趨。若要找到全以本土資金為主,又富有香港特色的及迎合港人口味的作品,更是難上加難。我不禁質疑,在現時缺競爭的市場之下,香港電視業會走向沒落嗎?黃導演沉默地思考良久,未敢肯定香港電視業日後的出路。「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的時候我曾經這樣想過,但後來又覺得未必。一來其他電視台發牌後亦要製作節目,二來有傳樂視(Letv)及美國福斯廣播公司(Fox)會大舉投資收購香港的電視節目,因此未必會沒落。」
然而,黃導演對電視業另一方面的發展卻不樂觀,臉上顯露擔憂神色。他以雙指作出括號的手勢,指「香港」電視業將會衰落,並嘆道:「主要原因不在投資,而是整個市場傾向中國。電視節目內容和口味不再以本土為基礎,遑論拍攝政治題材。日後可能沒有香港劇集,只有中國電視劇。假如在國內投資,回報一定比在香港高,因此不少商家傾向在內地投資。雖然那些電視劇是『香港製造』,但內容已經不再關於香港了。」
世界的香港 重返華南文化圈
昔日香港流行文化發展蓬勃時,香港一度成為東南流行文化的主要輸出地,香港電視劇、粵語片及粵語流行曲在華南文化圈更是大受歡迎。這龐大的外銷市場有助推廣香港的文化,將香港的本土特色及價值觀輸出至世界各地。
香港學者鄺健銘分析,若論文化及社會經濟的連繫,香港理應靠近南方海洋,而非北方大陸。華南文化圈由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形成,它的構成可追溯至十六世紀。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亦深受粵語文化影響,粵語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霹靂州和雪州更是主要語言。香港向來有其海洋文化的特性,亦如日本漢學家濱下武志所指橫跨東南亞八大腹地,因此更應向南望,放眼世界。香港電視業重返華南文化圈正是以主動姿態擴展海外市場,無須委曲求全寄望獲得中國投資者的青睞,更不必因政治考慮而自我設限。
那麼,香港重新聚焦華南文化圈,又應否與中國市場切割?香港的本土文化又有機會透過影視業向中國輸出嗎?黃導演堅定地回應:「要視乎投資者自己本身的理念。以古天樂為例,他的電影公司『天下一電影製作』十分支持港產片,甚至有演員願意為拍港產片而減片酬,可見仍然有人有心做。同樣道理,如果想拍攝香港本土劇集,就必先有人堅守理念。另外,由於港產片以廣東話拍攝,廣東省一帶較容易接受香港的文化。也許不談政治,只談文化,輸入中國是有可能的。」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在《信報》的專訪中曾說:「我們不應為『中國的香港』而遺忘或捨棄『世界的香港』這個身分,而且香港本來就是個國際城市。在21世紀現實環境中,亞洲近年也吹區域整合風,促使香港有必要積極面對和處理跟區內其他國家、城市的互動。香港要重拾國際城市這個身分,再次適應和活躍於國際生態,軟實力是重要的裝備和本錢。」
香港不但要對外輸出本地文化,鞏固在華南文化圈的地位,更要擴大在世界中的影響力。在商言商,中國座擁龐大的影視市場及資金,香港要與中國切割合作並不可取。然而,如果香港只求迎合中國市場,放棄香港的特色與價值觀,最終只會削弱香港電視業的主體性,甚至被中國市場吞併。全球以粵語為母語的人數接近七千萬,在中國市場以外,香港電視業仍有如星、馬等地的市場,故商家不必大舉投資在單一市場之中。此外,香港電視業可從電影業借鑒,發揮香港在華南文化圈的優勢。二零一四年,香港演員杜汶澤與跟馬來西亞導演鄭建國合作,在當地開設名為Dream Moon的電影公司,力攻星馬市場。學者鄺健銘及何偉倫均認為此舉為香港流行文化提出新想像,證明了香港影視業在東南亞粵語區內具備優勢。
香港人除了要如香港電視、天下一電影製作等支持本地影視文化,更應積極拓展國際市場,透過電視劇集將香港的文化軟實力--廣東話、香港歷史、飲食文化、香港精神等傳開去。香港的本義正是多元化,既聚居了不同國籍的人,又包含了各種族的文化及語言。香港不必再將視野局限於北方,更不應拋棄國際身分。若只將目光投放於中國市場,他日香港電視劇將會換上中國演員,播放不屬於香港人的故事情節,變成不折不扣的中國電視劇。
法國社會學家Frédéric Martel曾提醒港人:「香港,保留你的軟實力,你仍然有機會。」他指香港要保持軟實力,要堅守五大特質:自由、保護知識產權、法治、平等,以及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這裏指的不單是中國和香港體制上的差異,更是兩地推行文化軟實力的分別:中國以為軟實力等於硬實力,以為可以透過審查、控制去經營中國,卻忘了軟實力的核心不是允許(consent),而是權力下放(descent)。香港要面對世界,應保留文化多元性,對外推銷香港電視劇、粵語片、粵語流行曲等流行文化,而非卑躬屈膝放棄自身的優勢。若不想香港變成中國,不想港劇淪為品味低俗的中國劇,一如黃導演的精神 — 香港人,堅守你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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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王晶在訪談節目中的觀點
輝煌一時的香港電影下坡路,是從濟公和大話西遊的慘敗開始
臺灣投資商對香港電影失去了絕對信心,希望給香港電影蓋上1750萬港幣的購買上限
雙方都不滿意,談崩了以後,臺灣轉而放開了美國電影的進口配額,從一部八個拷貝上升到了100個
直接斷了香港電影的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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