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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報專欄鏤空與浮雕
#儂好胡歌

胡歌安靜下來的時候，是真的安靜。像什麼呢？像最深的嚴冬，夜裡靜靜落下來的雪。聽過和他同組拍戲的演員形容，胡歌一走出鏡頭，整個人就「嘚」的一聲，自動把渾身的光芒熄滅了去，然後慢慢的背轉身，往燈光照不到的地方走去——於是我想起北京。北京一下雪就變成了北平。北平的雪下得特別凶，凶得可以把胡同裡的喧鬧和動靜都掩蓋下去，而那靜，靜得連故宮都一眨眼就變成了紫禁城，紅牆宮裡萬重門，那紅門遠遠望過去，出奇的溫柔，出奇的嫻雅，隱隱帶著少女的嬌羞。我也想起胡歌演的梅長蘇，因為患有火寒毒，常年撐著單薄的病軀，在寒冬里抱著炭盆，坐在窗台前，憂患著家國的憂患，而死亡其實離梅宗主很近很近，近得彷彿就在積著厚雪的門外靜靜地守候，梅宗主一個大意把門打開，祂也就一臉冷峻地竄了進來。

後來胡歌說，出事之後，他發了一個夢，夢見了那位和他一同出車禍然後不幸離世的同事，夢裡頭，他把對方送到機場，大家沒事人一般，說說笑笑的，然後對方轉過頭來，告訴了他航班的時間，隔天胡歌醒過來，酸酸楚楚的把那夢回味一遍，赫然發現，那航班的時間，其實就是哀悼會的時間——於是胡歌把臉埋進手掌，肩膀抖動得像一隻僥倖躲過獵人子彈的松雀鷹，原來死亡曾經靠得那麼近，近得像是被誰在臉上吹了一口氣，甚至那撲面而來的氣息，胡歌到現在都還記得清。他記得本來是他坐在副駕駛位置，那同事說，「胡歌你坐到後面來，睡起來舒服點。」那時他們趕完通告，從橫店開車回上海，胡歌累得全程都在車上睡癱了，因此當他終於知道跟他換位子的同事已經因車禍去世的時候，整個人嚇呆了，又內疚又自責又傷心，哭著對瞞住他的經紀人叫喊，「不管怎樣，我一定要飛回上海出席葬禮。」經紀人聽了大聲叱喝，「怎麼回？從香港回上海的夜機已經飛走，就算明天一早飛回去葬禮也已經結束了，而且你現在臉上還纏著紗布，要怎麼出境？還有你眼皮還腫著，不許哭，不許流眼淚——」那一刻，胡歌整個人徹徹底底奔潰了，慢慢蹲到地上，然後把頭低下來，好讓眼淚可以一滴一滴地往地上掉，不會傷害到剛在香港動了手術，把整塊眼皮都割掉，然後將耳朵背後的皮膚移植過來的那隻右眼——當時胡歌那委屈我懂，委屈得像個最好的同學突然轉校離開了可卻又傷心得不敢在老師面前哭出聲音來的孩子，原來在生離與死別面前，命運的樓板掀了開來輕輕響動，我們除了用盡氣力的傷心，其餘的都無能為力。

我突然想起金宇澄談起《繁花》的時候，回到了江蘇黎明里的祖宅，然後搬了張椅子坐在破敗得像個荒園的屋子裡望出去，剛好望見一棵娟秀的老樹，枝葉晃動得像金線一般，金燦燦的，很是漂亮，金宇澄說，「這是棵野生樹，小鳥吃了它的果子，飛到這兒來拉屎就長出來了，江南特有的樹。」而人生誰不都是這樣呢？不管你長在哪裡，到最終落了下來，就好像一張樹葉一樣，飄走了，就什麼都沒有了——這道理當然胡歌都懂，胡歌比誰都懂，生命如果不是那麼脆弱，我們又何苦那麼驚慌焦慮？我記得胡歌說過，人的一生或長或短，都不必太計較，這一生來不及完成的事情，就寫進墓誌銘吧。而他唯一沒有放棄的是，既然活了下來，就把自己活成一個堅毅的、寬容的、赤誠的男人，給未來留下一點什麼，而且肩膀也不必太寬，擔得起人生的波瀾就足夠了。其實我何嘗不是那樣？特別抗拒把十年或廿年拉過來設定成一個年限來評估自己活出了一些什麼。在命運面前，歲月太單薄，十年廿年算得了啥，可能明天發生的一件事，就足以把經年累月累計下來的一切都崩解了，都改變了——「就好像一根羽毛，風吹過來，它就跟著飄走了」，而胡歌這感慨，不知咋的就和金宇澄說的給對上了，兩個不同時代的上海人，在上海飽滿的風月當中，不約而同地，一眼看穿每個繁華時代的背後，其實也陰晦，其實也貧乏。

也可能是因為那場車禍吧。胡歌臉上結結實實地縫了一百多針，整張臉差點毀了，胡歌醒來之後，為了不讓大家擔心，他渾身裹著紗布讓護士從手術室推出來，還故作輕鬆地沙啞著聲音說，「瞧，著是我最新的造型。」然後他看見經紀人神色凝重地背過臉去，這才把吃力舉起的包扎著石膏的手緩緩地放下來。之後醫生到病房替他上藥，拆掉了臉上的紗布，胡歌隱隱發現大家的眼神有異，開始覺得不是太對勁，於是央父親把鏡子遞過來，父親多番推搪，怎麼都不肯，後來胡歌藉故要進洗手間，在鏡子面前看見自己的臉腫得比原本的大上兩倍，顯然是大大的破了相，而且肌肉組織很多都移了位，傷得最重的是右眼，腫得根本張不開，幾乎自己都認不出自己來了，可他當時的第一個感覺竟然是如釋重負，回過頭來對父親說，「太好了，終於可以不用當偶像了，終於可以不用當演員了。」父親聽了，以為兒子受不了刺激，盡說些痴話，難過得不得了，眼眶紅紅的，但當時胡歌是真心的，當偶像壓力太大，大得讓他開始想逃想避，就算今天問起，胡歌還是會說，「如果可以把光環都褪掉，那我肯定會更舒服更自在一些」——於是我想，這和金城武是多麼的相似啊。明明兩個都是天生必須在強燈之下戲耍風流的男人，卻偏偏想方設法不把自己當一回事，而且所謂偶像，不外只是光環，不是志向，不是職業，至於帥哥——帥哥怎麼能算是一種藝術成就呢？

「既然活了下來，便不會白白地活著——」《琅琊榜》里的林殊逃過劫難重生，化身梅長蘇之後這麼說過，胡歌於是也一直把這句話懸掛在心口。尤其是，角色有主次，但人生沒有，每個人都只公平地分配到一個角色，每個人也都是自己人生唯一的主角，並且最終也都只能活上那麼一次。因此一旦決定了繼續留在演藝圈，胡歌第一件事就是必須丟掉古裝小生和螢屏偶像的包袱，於是他重回上海戲劇學院上課，於是他遠走紐約放空自己，於是他表達了想要上台演話劇的意願，於是他還不介意角色的主次，爭取參演賴聲川的《如夢之夢》———而賴聲川的話劇，主張的是一種依賴靈性激發的創意體系，所以常常在他的話劇裡頭，從舞台的氛圍和設計，故事的主幹和佈局，還有隱藏的枝椏和線索，都埋伏著人生的體悟，而往往演員在演完之後，在對生命的思考上，漸漸都有了深刻的改變，尤其是胡歌——在某種程度上，胡歌和《琅琊榜》裡的梅長蘇有點相似，都經歷過浩劫，都毀過容，都在涅槃之後重新再活上一次。最特別的是，賴聲川的《如夢之夢》，每一年年底都安排在北京上演，意即是今年這一天的晚上八點，胡歌在戲台上說出這一句台詞，明年這一天的晚上八點，胡歌也會回到北京的戲台上，說回同樣一句台詞，胡歌感慨地說，「這兩個點的距離，感覺就好像只隔了一天從同一張床上醒來，可實際上卻間隔的整整一年，一年裡頭的遭遇、經歷和生活，其實更像是一場長長的夢」——生命是循環，總有長短，也有圓缺，而在無常裡頭，我們都希望可以守住同樣的循環，守得緊緊的，守得牢牢的，所以我們才都愛說，「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其實我們忽略了，今夕是何年根本不重要，越是像夢一樣的，才越是真實的人生。

胡歌是個聰明的演員，他的演技，不狂妄不輕浮，總是收的時候比放的時候多，最好像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不見端底的，總是要到最後一刻才恍然大悟——啊竟然是這樣，啊居然是那樣。人如是。戲如是。所以胡歌用他自己的歷練，壓抑了梅長蘇的感情線，豐富了角色的孤獨感，有些人的人生，是必須經過不斷的否定自己，不斷的推翻自己，到最後才能慢慢地重新建立起自己。我喜歡胡歌，是喜歡他居然在這個粉絲可以兌換程貨幣的「新粉絲經濟時代」，一再千方百計地撲滅身上的明星光芒，把自己從明星退化成一個演員，然後再從一個偶像，「破帽遮顏過鬧市」，恢復一個演員最純粹的本質，這對胡歌來說，終究才是他最樂見其成的反其道而行的進化方式。胡歌說過，他是一個簡單的人，簡單是他的葉綠素，「有時候演了一場很牛的戲，我自己就會沾沾自喜，樂上好幾天，而這種樂，比起摘掉影帝或視帝什麼的，更加讓人開懷愜意。」無論演員還是明星，顯然都是趕熱鬧的行業，因此胡歌總是盡量在精神上讓自己傾向於「貧困」，而胡歌的貧困，是一層層的壓抑，是一步步的排斥，以及一些些人為的刻意的疏離——胡歌本身已經具有太強烈的存在感，他需要的反而是化繁為簡，是返璞歸真，是從喧囂的螢屏中退下來，扭轉頭，從表層鑽回內在，然後適當地給自己一種撕裂——胡歌老愛說，「我真正想要討好的，到頭來不外是在心裡頭經常給自己進行告解的另外一個胡歌而已。」

我隱約記得胡歌好幾年前已經開始在讀《繁花》，很有禮貌地稱金宇澄為 金老師，那時候他輕描淡寫，談起他讀的書，談起余秀華，談起村上春樹，也談起《蘇菲的世界》， 把《蘇菲的世界》當作哲學入門書，長期帶在身邊，邊走邊讀，然後說，「慚愧啊，到現在都還沒讀完呢。」也是在那時候吧，我開始覺得我應該喜歡他，喜歡他的不自戀；喜歡他對名利寵辱不驚；喜歡他帶點憂鬱和哀傷的自負；喜歡他明明是明星類型化最早的受益者，卻也是最快自覺性擺脫被明星類型化捆綁的明星；也喜歡他和金城武一樣，總是一逮到機會就轉過身把明星的光環都拆除都摘掉——

而胡歌在上海出生，說得一口正宗的上海話，聽上去特別的風流，一種隨時隨地和談話的人在調情的風流，我記得他說，他對1960到1990年的上海總有一絲念想，「當時上海的物質可能還挺匱乏，可精神世界卻很精彩很豐富，我特別嚮往能夠經歷那樣一個年代。」然後王家衛開拍《繁花》找上了他，說是因為他說得一口漂亮的上海話，但造型照一曝光，我心裡靈光一閃，胡歌出場時華麗而迷離的氛圍和造型上的耐人尋味，看上去竟和張國榮的阿飛有太多的似曾相識——都自戀，都憂鬱，都俊美得不容逼視；不同的只是，張國榮的阿飛難免太輕浮太跋扈太傾向自我毀滅，而胡歌的寶總，是大上海溫文爾雅但工於心計的商賈，可兩個人都同樣的對人對感情，對命運的起落和跌宕，有著太多的遲疑和不信任。

胡歌是個愛書人。 據說他刨書刨得近乎出神入化。常常劇本唸熟了，在劇組等其他對手進入情況的時候，他就順手把書給抽出來，能匆匆忙忙給瞄上幾段也是好的，他最開心的莫過於，能夠來來回回在一段給他衝擊最大的文字段落里徘徘徊徊，對他來說，也就是心滿意足的一件事了。我記得有一次他在內地得了個最有影響力的男演員什麽的，記者要他說出他心目中最能代表這個時代的人物，他特別配合地說了——我一聽，當場就呆呆地怔住了。因為我真的是天打雷劈都沒有想到他會說余秀華，並且還面不改色地說，「如果沒有這些詩，余秀華不過是一個身體有缺陷的普通農民，但讀過她的詩，就知道她的靈魂原來這麼自由，其實已經飛到很高的地方去了。」胡歌懂詩，佐以他的俊色，端到我們面前來，怎麼說都是一件性感的事。

更驚訝的是，胡歌說他這一生的第一根煙是為村上春樹抽的。那時他還在唸著高中吧，陰差陽錯地讀到了村上的《挪威的森林》，被男主角極度頹廢的氣質給吸引住了，於是讀著讀著就禁不住推開門走到街上買煙去了，而且他還很記得，那是十七塊錢一包的大衛杜夫，價錢還真不是普通的貴。所以我常常在想，不讀書胡歌照樣可以像其他明星一樣喝喝紅酒穿穿名牌日子過得挺好的，但或許是因為胡歌擔心一不讀書就會讓自己處於一種內心沒有著落的狀態，空空的，虛虛的，因此他需要書本來支撐他自己，讓自己看起來不像是個只識得在鏡頭面前背對白的行屍走肉，而且書本開啓的世界和提供的養分，從來沒有讓胡歌失望過，他笑著說，「書本擊退了我的焦慮，讓我不再搖擺不定。」而我想說的是，在劇組偷時間讀上兩頁好書，然後從書裡抬起頭來恍如隔世的胡歌笑起來真好看，讓我想起木心說的，「風啊，水啊，一頂橋。」胡歌是一頂溫柔的橋，情深款款，和河道依偎在一起，讓人禁不住想走到橋心去站一站——站一站就好，站一站其實已經很好。

【反年改群體的心靈圖像：年改作為吳斯懷與台灣和解之道】
　
台灣退役中將吳斯懷聆聽習近平訓話之後，便宛如習近平愛將，進入中國國民黨不分區安全名單。帶領「八百壯士」反年改的吳斯懷，在中選會財產申報資料中，包括基金、存款、不動產、奧迪車和保險，共計4300多萬元的財產。
　
根據安聯集團在今年九月的《全球財富報告》，台灣成年人財產超過3000萬台幣的約佔1.7%。換句話說，吳斯懷是全台灣前1.7%的「好額人」（Hó-gia̍h-lâng ）。
　
此外，吳斯懷退將月退俸本來是11萬2584元，改革後是10萬2474元，為了每月10110元，這個列名全台1.7%千萬菁英階級的大富豪，為何要為這筆只佔他總財產0.023%的金額，發起這場號稱「八百壯士」反年改運動？吳斯懷（們）這般行徑背後，只是因為愛錢與自私嗎？
　
▋日本經典電影《楢山節考》
　
《楢山節考》是由小說改編成的日本經典電影：在日本有個貧苦的村莊，由於現有糧食無法養活所有人，他們為了生存，長期以來只能把七十歲以上喪失生產力的老人揹上山，給他一顆飯糰，放他在大雪深埋的山裡等死。這是個令人動容的悲劇性故事。
　
換句話說，在糧食有限的條件下，村莊陷入了道德兩難：保全老人，全村最後都餓死；還是犧牲老人，讓一部分的人存活？於是村莊為了永續發展，便形成了令人不忍的文化習俗：把糧食節省給小孩以及年輕勞動力，沒有生產力的老人家只能棄置寒酷的山頭。
　
▋「楢山節考」對立面：非生產性陷阱
　
《楢山節考》的悲劇，不該發生在當前台灣，尤其台灣已經算是富裕的社會。然而，台灣卻很不幸地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非生產性陷阱（Unproductive Trap）──有生產力的領得少，無生產力的領得多；納稅的領得少，吃稅金的領得多。
　
根據2012年底，也就是馬英九卸任前、小英即將執政時的統計，當時台灣20~24歲年輕人失業率高達13.58%，許多為了考公務員而處於無業狀態的人還不算在內。縱使有業可就之人，卻有高達352萬9000人每個月就算做到倒下，月薪仍領不到3萬，尤其是年輕勞動力。另一方面，卻有8萬3519人，每月只要躺著，什麼事都不用幹便有超過3萬元的18%國庫利息補貼。
　
換句話說，馬英九執政後期，最具勞動生產力的年輕人，有很大部分是無業可就，即便有找到工作，卻是在過勞與22K的低薪之間徘徊。反之，那些生產力下滑或終止的資深或退休勞力，收入還遠高於此。於是，不具生產性的勞動力（unproductive labour）如吳斯懷這群人享有優渥退休金，而具備生產性、能生產出實質商品以創造社會財富的年輕勞動工種，待遇卻每況愈下。這種狀態之荒謬，正是「楢山節考」的反面悲劇。
　
這種狀況持續下去，絕對拖垮台灣未來。凡是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絕對會選擇著手改革。為了擔心得罪特定選民流失選票而任由事情惡化，更絕對稱不上愛台灣！年金改革是跳脫「非生產性陷阱」的必要環節。不論你是否喜歡小英，就她勇於任事並務實處理財政沉痾而言，我們必須給蔡總統一個肯定跟公道！！
　
那麼，吳斯懷以及他所代表的群體，在這場改革中究竟是佔據怎樣的位置？他們是「用完就遭政府丟棄的無聲弱勢者」，還是「享盡好處貪得無厭的愛財者」？他們是年輕時為台灣吃盡苦頭犧牲奉獻所以老來本應享有優渥生活？還是早已享盡資源卻仍不願放手的自私鬼？我們從吳斯懷（們）成長的歷史背景與條件追溯，或可窺知一二。
　
▋軍公教福利體制
　
國民黨政權流亡入台後，處於極端的「政權存續」的焦慮中。他們把這份焦慮轉化成經濟上兩大目標：1.經濟穩定；2.資本積累。
　
其中，「經濟穩定」表現在對物價高度控管，如碼頭工人搬運費、三輪車資、腳踏車保管費、理髮、浴室、旅社、豬牛羊肉、洗染、縫紉、碾米與腳踏車等物價，皆是透由議價訂定。 再加上，軍公教是國民黨轉進台灣之後統治的根本基礎，於是就在中國國民黨挪移龐大的「中國政府架構」來台之後，讓許多「後49族群」得以在「軍公教」裡頭找到飯碗。
　
而國民黨政權結合了這兩者，讓軍公教群體，能享有受控管物價的特別待遇。他們在現金工資之外，還獲得各方面的外補工資（fringe benefits），如住屋（軍眷、公教住宅）、教育費用（學雜費減免）、生活消費（如配給和福利品），以及醫療保險（公保、軍保、勞保）等。
　
因此，許多反年改的「軍公教」宣稱，早年政府經濟不好，因此他們待遇普遍偏低，這是違背事實的，因為上述的「外補工資」一直遭刻意忽略。在物資貧乏的年代，軍公教薪金加上這麼多的外補工資，生活待遇絕對優於一般工農大眾。 （參見林丘湟，《國民黨政權在經濟上的省籍差別待遇體制與族群建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2006。）
　
▋反年改群體的心靈圖像
　
那麼，早期這群依附在黨國政權結構下的軍公教群體，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特殊身分？
　
由於蔣介石是在「政權存續」焦慮背景之下，建構軍公教福利體制，因此，早年軍公教出身者也會分享這份焦慮，抱著「隨時落跑」的心情。此外，在1970年代，中華民國被趕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席位，以及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等，嚴重動搖了「中國國民黨在台政權代表中國」地位。政權存續焦慮催動了許多中國國民黨群體想方設法成為「綠卡黨」，像是馬英九被抓包的「綠卡」，就是在那個時空背景下申請的。
　
政權存續的焦慮，也讓這群人輕易地把民主化之後「政黨輪替」當成「政權存續」來看待：從以前深藍族群覺得李登輝執政就是亡國；到1994年新黨趙少康跟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時，認為阿扁當選「中華民國」就會亡；再到後來普遍反映在老一輩軍公教族群的深藍投票行為；再到2020年的選舉，吳斯懷喊出「一生捍衛的中華民國，是1911年的中華民國，而不是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台灣」，都在在證實了他們的身分區隔和身分焦慮。
　
吳斯懷（們）把自己視為中華民國的中國人，完全自外於這群島上的（中華民國）台灣人。島上年輕人的未來，跟他們自己的未來沒有關係，因為在他們心靈圖像中，兩分根本隸屬不同族群，甚至不同國家！這樣的性格，就是在早年蔣介石政權不斷催化的「政權存續」危機中，長期浸淫而養成。
　
▋「斜陽族」心態：
　
日本文學大家太宰治「斜陽」小說，創造出流行用語「斜陽族」，一種無法跟隨社會急遽變化進步，而日趨沒落的上流階級人士。因此，流亡來台的中國國民黨權貴，隨著民主化逐漸成為沒落的貴族，但他們心靈上，仍必須把這群在文化深受「日本鬼子殖民的而受到玷污的台灣人」當成次等存在，才能證成其文化優位與統治優越的正當性；這群台灣人民必須再度接受國民黨流亡者的「再漢化」，才能擺脫受污染的狀態。是故，對於台灣民主化進程，總有一群人抱著深沉的憂慮，卻又同時透露出對於從李登輝到陳水扁等台灣人「奪權成功」的鄙夷和焦慮。
　
說白話一點，這類焦慮就像是說：「番」怎麼能當家作主呢？所謂「民主化」，只是台灣人奪取政治實權的「番主化」的表現罷了！郭冠英的「台巴子」說法也是類似情緒焦慮的翻版。2004年，連戰輸掉總統大選之後，用「竊國」指控阿扁，就在在透露出他們早把「匪類」標籤從對岸中國轉移給島內的綠色陣營了。果不其然，連戰在高亢的「竊國」指控聲中，後腳隨之踏入對岸找尋溫暖。
　
▋吳斯懷們與台灣的和解
　
要清除這些人的心靈圖像，對內需要轉型正義、清除黨產，削弱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物質與形而上精神存在；對外則要抵擋中國滲透，確立中國為敵國，重新提升防中戒心。吳斯懷們在政權存續的焦慮中，一直學不會跟台灣進行和解。年改是讓吳斯懷們在身心靈上「土斷」（註）的重要一步，如此他們才有可能跟台灣這塊土地取得和解。
　
（註）「土斷」是把新來移民編入戶籍的行動。最早執行於晉朝，華北世族時為各種動亂而遷居江南，遷徙而來的世族並未有當地的戶籍，仍稱原本的籍貫。
　
#政黨票投台灣基進
#奕齊進國會一起進國會

【反年改群體的心靈圖像：年改作為吳斯懷與台灣和解之道】
　
台灣退役中將吳斯懷聆聽習近平訓話之後，便宛如習近平愛將，進入中國國民黨不分區安全名單。帶領「八百壯士」反年改的吳斯懷，在中選會財產申報資料中，包括基金、存款、不動產、奧迪車和保險，共計4300多萬元的財產。
　
根據安聯集團在今年九月的《全球財富報告》，台灣成年人財產超過3000萬台幣的約佔1.7%。換句話說，吳斯懷是全台灣前1.7%的「好額人」（Hó-gia̍h-lâng ）。
　
此外，吳斯懷退將月退俸本來是11萬2584元，改革後是10萬2474元，為了每月10110元，這個列名全台1.7%千萬菁英階級的大富豪，為何要為這筆只佔他總財產0.023%的金額，發起這場號稱「八百壯士」反年改運動？吳斯懷（們）這般行徑背後，只是因為愛錢與自私嗎？
　
▋日本經典電影《楢山節考》
　
《楢山節考》是由小說改編成的日本經典電影：在日本有個貧苦的村莊，由於現有糧食無法養活所有人，他們為了生存，長期以來只能把七十歲以上喪失生產力的老人揹上山，給他一顆飯糰，放他在大雪深埋的山裡等死。這是個令人動容的悲劇性故事。
　
換句話說，在糧食有限的條件下，村莊陷入了道德兩難：保全老人，全村最後都餓死；還是犧牲老人，讓一部分的人存活？於是村莊為了永續發展，便形成了令人不忍的文化習俗：把糧食節省給小孩以及年輕勞動力，沒有生產力的老人家只能棄置寒酷的山頭。
　
▋「楢山節考」對立面：非生產性陷阱
　
《楢山節考》的悲劇，不該發生在當前台灣，尤其台灣已經算是富裕的社會。然而，台灣卻很不幸地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非生產性陷阱（Unproductive Trap）──有生產力的領得少，無生產力的領得多；納稅的領得少，吃稅金的領得多。
　
根據2012年底，也就是馬英九卸任前、小英即將執政時的統計，當時台灣20~24歲年輕人失業率高達13.58%，許多為了考公務員而處於無業狀態的人還不算在內。縱使有業可就之人，卻有高達352萬9000人每個月就算做到倒下，月薪仍領不到3萬，尤其是年輕勞動力。另一方面，卻有8萬3519人，每月只要躺著，什麼事都不用幹便有超過3萬元的18%國庫利息補貼。
　
換句話說，馬英九執政後期，最具勞動生產力的年輕人，有很大部分是無業可就，即便有找到工作，卻是在過勞與22K的低薪之間徘徊。反之，那些生產力下滑或終止的資深或退休勞力，收入還遠高於此。於是，不具生產性的勞動力（unproductive labour）如吳斯懷這群人享有優渥退休金，而具備生產性、能生產出實質商品以創造社會財富的年輕勞動工種，待遇卻每況愈下。這種狀態之荒謬，正是「楢山節考」的反面悲劇。
　
這種狀況持續下去，絕對拖垮台灣未來。凡是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絕對會選擇著手改革。為了擔心得罪特定選民流失選票而任由事情惡化，更絕對稱不上愛台灣！年金改革是跳脫「非生產性陷阱」的必要環節。不論你是否喜歡小英，就她勇於任事並務實處理財政沉痾而言，我們必須給蔡總統一個肯定跟公道！！
　
那麼，吳斯懷以及他所代表的群體，在這場改革中究竟是佔據怎樣的位置？他們是「用完就遭政府丟棄的無聲弱勢者」，還是「享盡好處貪得無厭的愛財者」？他們是年輕時為台灣吃盡苦頭犧牲奉獻所以老來本應享有優渥生活？還是早已享盡資源卻仍不願放手的自私鬼？我們從吳斯懷（們）成長的歷史背景與條件追溯，或可窺知一二。
　
▋軍公教福利體制
　
國民黨政權流亡入台後，處於極端的「政權存續」的焦慮中。他們把這份焦慮轉化成經濟上兩大目標：1.經濟穩定；2.資本積累。
　
其中，「經濟穩定」表現在對物價高度控管，如碼頭工人搬運費、三輪車資、腳踏車保管費、理髮、浴室、旅社、豬牛羊肉、洗染、縫紉、碾米與腳踏車等物價，皆是透由議價訂定。 再加上，軍公教是國民黨轉進台灣之後統治的根本基礎，於是就在中國國民黨挪移龐大的「中國政府架構」來台之後，讓許多「後49族群」得以在「軍公教」裡頭找到飯碗。
　
而國民黨政權結合了這兩者，讓軍公教群體，能享有受控管物價的特別待遇。他們在現金工資之外，還獲得各方面的外補工資（fringe benefits），如住屋（軍眷、公教住宅）、教育費用（學雜費減免）、生活消費（如配給和福利品），以及醫療保險（公保、軍保、勞保）等。
　
因此，許多反年改的「軍公教」宣稱，早年政府經濟不好，因此他們待遇普遍偏低，這是違背事實的，因為上述的「外補工資」一直遭刻意忽略。在物資貧乏的年代，軍公教薪金加上這麼多的外補工資，生活待遇絕對優於一般工農大眾。 （參見林丘湟，《國民黨政權在經濟上的省籍差別待遇體制與族群建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2006。）
　
▋反年改群體的心靈圖像
　
那麼，早期這群依附在黨國政權結構下的軍公教群體，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特殊身分？
　
由於蔣介石是在「政權存續」焦慮背景之下，建構軍公教福利體制，因此，早年軍公教出身者也會分享這份焦慮，抱著「隨時落跑」的心情。此外，在1970年代，中華民國被趕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席位，以及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等，嚴重動搖了「中國國民黨在台政權代表中國」地位。政權存續焦慮催動了許多中國國民黨群體想方設法成為「綠卡黨」，像是馬英九被抓包的「綠卡」，就是在那個時空背景下申請的。
　
政權存續的焦慮，也讓這群人輕易地把民主化之後「政黨輪替」當成「政權存續」來看待：從以前深藍族群覺得李登輝執政就是亡國；到1994年新黨趙少康跟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時，認為阿扁當選「中華民國」就會亡；再到後來普遍反映在老一輩軍公教族群的深藍投票行為；再到2020年的選舉，吳斯懷喊出「一生捍衛的中華民國，是1911年的中華民國，而不是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台灣」，都在在證實了他們的身分區隔和身分焦慮。
　
吳斯懷（們）把自己視為中華民國的中國人，完全自外於這群島上的（中華民國）台灣人。島上年輕人的未來，跟他們自己的未來沒有關係，因為在他們心靈圖像中，兩分根本隸屬不同族群，甚至不同國家！這樣的性格，就是在早年蔣介石政權不斷催化的「政權存續」危機中，長期浸淫而養成。
　
▋「斜陽族」心態：
　
日本文學大家太宰治「斜陽」小說，創造出流行用語「斜陽族」，一種無法跟隨社會急遽變化進步，而日趨沒落的上流階級人士。因此，流亡來台的中國國民黨權貴，隨著民主化逐漸成為沒落的貴族，但他們心靈上，仍必須把這群在文化深受「日本鬼子殖民的而受到玷污的台灣人」當成次等存在，才能證成其文化優位與統治優越的正當性；這群台灣人民必須再度接受國民黨流亡者的「再漢化」，才能擺脫受污染的狀態。是故，對於台灣民主化進程，總有一群人抱著深沉的憂慮，卻又同時透露出對於從李登輝到陳水扁等台灣人「奪權成功」的鄙夷和焦慮。
　
說白話一點，這類焦慮就像是說：「番」怎麼能當家作主呢？所謂「民主化」，只是台灣人奪取政治實權的「番主化」的表現罷了！郭冠英的「台巴子」說法也是類似情緒焦慮的翻版。2004年，連戰輸掉總統大選之後，用「竊國」指控阿扁，就在在透露出他們早把「匪類」標籤從對岸中國轉移給島內的綠色陣營了。果不其然，連戰在高亢的「竊國」指控聲中，後腳隨之踏入對岸找尋溫暖。
　
▋吳斯懷們與台灣的和解
　
要清除這些人的心靈圖像，對內需要轉型正義、清除黨產，削弱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物質與形而上精神存在；對外則要抵擋中國滲透，確立中國為敵國，重新提升防中戒心。吳斯懷們在政權存續的焦慮中，一直學不會跟台灣進行和解。年改是讓吳斯懷們在身心靈上「土斷」（註）的重要一步，如此他們才有可能跟台灣這塊土地取得和解。
　
（註）「土斷」是把新來移民編入戶籍的行動。最早執行於晉朝，華北世族時為各種動亂而遷居江南，遷徙而來的世族並未有當地的戶籍，仍稱原本的籍貫。
　
#政黨票投台灣基進
#奕齊進國會一起進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