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 #考題中的政治學 #性別平權指標大補帖 〕
▌公民與社會第32題
今年指考公民科第32-34題也是題組,題幹提到某國 GDP 、平均所得和勞動參與率持續提升,而失業率創新低。
但在經濟數據亮眼的同時,該國民間倡議組織也公布兩項統計數據批評政府的施政報告缺乏性別主流化觀點:
❶ 生育率持續下降而女性在婚後退出勞動市場以承擔家庭照顧工作的比例正逐年攀升。
❷ 雙薪家庭夫妻分攤家務勞動時間的比例,有男性下降而女性上升的情形。
32題詢問「數據顯示女性對 GDP 之貢獻程度並未妥當呈現出來,其理由是 GDP在計算時並未包含下列何者?」
正確答案為 (D) 選項:「非市場交易之產出」
這題考的重點是許多經濟指標無法完整反映性別在經濟數據上的差異,也未能將非市場交易之產出(例如家務勞動計算進對經濟的貢獻)。
為了回應這樣的缺失,近年開始出現許多指數提供給我們不同於以往的觀察視野。
於是今天「考題中的政治學」就要帶各位壯士們一窺現在有那些常見的性別平權指數可供我們參考!
▌常見的性別平權指數
為了更加清楚統整世界各國性別平等落實與否的情況和資訊,許多組織都有推出各式各樣的指數來做為性平衡量的參考。
其中較為著名的指標包含以下三個,分別是:
❶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的人類發展指數(HDI)
❷ 性別不平等指數(GII)
❸ 世界經濟論壇(WEF)所公布的性別差距指數(GGI)。
▌人類發展指數(HDI)
人類發展指數由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所公布。
推出的緣由是因為UNDP認為經濟指標雖和國家的發展密不可分,但並非是唯一的指標,應該用更全面的標準來衡量。
因此選取了健康(平均餘命)、教育(平均受教育年數、預期受教育年數)及經濟(購買力平價的人均 GNI )三大領域綜合而成人類發展指數。
數值介於 0 至 1 之間,愈趨近於 1 表示社會經濟發展程度愈高。
▌性別不平等指數(GII)
由於 UNDP 認為性別不平等是阻礙人類發展的主因之一,因此在 2010 年公布 GII 來衡量發展成就在兩性之間的分配差異。
和 HDI 指數很大的不同之處在於 GII 計算上排除「所得水準」的考量,因此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未必會與 GII 指數有絕對關聯。
GII 指數由三面向五指標編製而成:
❶ 生殖健康(孕產婦死亡率、未成年生育率)
❷ 賦權(國會議員女性比率、25歲以上受過中等教育以上之人口比率)
❸ 勞動市場參與(15歲以上之勞動力參與率)
數值介於 0 至 1 之間,愈趨近於 0 表示性別愈平等。
▌性別差距指數(GGI)
和前述提到的兩個指數不同,性別差距指數是由世界經濟論壇(WEF)所公布,著重衡量各國兩性在社會資源分配與取得機會之差異程度。
涵蓋四面向:
❶ 經濟參與和機會(勞動力參與率女男比例、薪資公平性、主管階級與專技人員女男比例)
❷ 教育程度(成人識字率女男比例、各級教育在學率女男比例)
❸ 政治賦權(國會議員和部會首長女男比例、總統任職年數女男比例)
❹ 健康與生存(健康平均餘命女男比例、出生嬰兒女男比例)
數值介於 0 至 1 之間,愈接近 1 表示兩性落差愈小。
▌比較
具體舉台灣和鄰近的日本跟韓國比較,三國中人均收入最高的是世界排名17的日本(41340美元)、其次為26名的韓國(30600美元),最後才是台灣(25360美元),位列第30名。
HDI 指數的部分,日本世界第19名0.915、第21名的台灣以0.911超越第23名0.906的韓國。
可以看出來在 HDI 的指標下,雖然整體排名情況與人均 GNI 相似,但因為還加入了健康與教育的指標,因此台灣和日韓兩國的差異並不如人均 GNI 巨大,甚至還能夠超越韓國。
GII 與 GGI 上的則差距更為顯著,由於指標不著重各國的經濟水準,因此台灣在兩項指標均優於日韓。
GII 表現為全球第九,勝過第11名的韓國和24名的日本。GGI 上的差異更是驚人,在台灣以0.746取得第29名時,日韓都在百名開外,尤其日本甚至只位列122名。
由此可見,純然的經濟數據的確如同考題所述,無法完整反映出性別的差異。
▌思考
綜觀各項指標,可以發現經濟發展的程度高低未必和性別平等落實與否的程度完全相同,從台灣和日韓的對比就很明顯可以看出。
不過雖然台灣在性別平等上的表現,就各指標來說比日韓還要來得好,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不過這並不代表我們已經足夠平等。
根據主計處2016年的統計,台灣女性平均每日花在家務勞動是3.88小時,其配偶或同居男性卻僅為1.13小時。
雖然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已經超過50%,但因結婚跟生育退出職場的比例依舊居高不下,職場為女性設下的玻璃天花板依然存在,需要我們持續致力於落實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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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應邀上公視台語台談台灣的援外工作,那一集還有林靜儀 醫師.立法委員、因為斷交而從索羅門群島調回來的國合會農業技師、索羅門的外交替代役男。
在節目中我談了我對台灣外交工作的一些省思,我在今周刊專欄中有將完整想法寫下來,在此跟大家分享。
***
【 比「零邦交國」更有意義的提問 】
在台灣連斷兩個邦交國後,有人在網路上討論「台灣零邦交國」的可能性。
其實這個問題的意義不大,甚至是一個假議題。怎麼說呢?
首先,中共要拿下台灣剩下的十五國邦交國需要花費龐大資源,而且這樣做的邊際效益並不高。邦交國的數字,在剛開始減少時會帶給台灣人民不安的感受,此時對中共而言邊際效益高。但當邦交國數字逐步下降時,說實話19國、18國或15國在台灣人心中感受的差異逐漸縮小,甚至對有些人來說無感。但中共每拿下每一個邦交國,的確都需要付出龐大資源,這是我說邊際效益遞減的原因。
更何況,台灣目前所剩的邦交國中,唯一歐洲邦交國者教廷與中共有主教任命權的宗教問題,太平洋四友邦中有兩國(帛琉與馬紹爾群島)與美國簽有自由聯合協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另外九個在拉丁美洲的邦交國以面積及人口而言並非小國,且屬美國勢力範圍後院。所以持平而論,中共拿下這些國家所需付出的代價及成本越來越高。
如果以習近平面臨的外憂內患觀之,就更難找出中共要在短期內殲滅全數台灣邦交國的正當性。習近平的旗艦外交政策是一帶一路,但一帶一路政策成效不佳且國際觀感負評不斷;美中貿易戰中國長期屈居下風;香港反送中事件及實彈射傷香港高中生事件更讓中共建政七十週年蒙上陰影。
可以說,習近平的外交戰場處理地左支右絀,輔以中國的經濟財政狀況並不佳,許多地方省份皆有養老金無法支付的財政缺口。在如此逆風的狀況下,倘中國決心要拿下台灣的其餘全數邦交國,習近平必須找到一個更強的正當性以杜政敵之口。
雖說「零邦交國」的短期可能性不高,但對台灣而言,我們倒是可以思考一件事:現在是不是重新翻整(revamp)台灣國際合作政策的時候?
台灣自從1971年退出聯合國,接著1979年與美國斷交後,我們的外交政策大致上分成兩個陣線:邦交國與非邦交國。其中在邦交國的部分,為了要鞏固邦交,台灣做了許多國際合作的具體項目,包括早期的農耕隊(現在稱為台灣技術團)、國際醫療合作、水產合作、畜產合作、華語教師等,這些國際合作的項目在每一個邦交國的具體實行面貌不一,但大抵上屬於國際政治中所謂的「政府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ODA)範疇。
有許多人常批評台灣為「凱子外交」,其實嚴格來說,台灣在ODA這一塊的付出以國際標準來看並不高。以下這段文字出自於外交部官網的敘述:
「107年我國際合作發展事務中符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定義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經費約3.02億美元(約新臺幣90億8千9百萬元),占我國「國民所得毛額」(GNI)的0.051%,較106年度(占當年GNI 0.056%)略為減少,與聯合國所訂0.7%的理想標準仍有相當差距。」
由此可見,台灣的ODA數字大概就是0.05%上下,與聯合國的理想標準0.7%差距甚大。不管數字如何,台灣過去在ODA的成就有目共睹,也得到許多國家肯定,這點應該毋庸置疑。
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ODA做得那麼辛苦,跟鞏固邦交的成效之間,有沒有互為正相關?
這個問題的答案,我認為要分年代來回答。
八零年代及九零年代,當時中國才剛剛改革開放,整個國家經濟一窮二白,沒人知道經濟改革是否會成功。以當時的世界局勢而言,我認為我們用ODA的思維來鞏固邦交,是有效的。
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在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儘管在政治及人權議題上仍然不及格,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的中國已經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強國,足以跟美抗衡。在這個世界局勢下,台灣這套沿用三四十年的ODA思維,已經越來越難與鞏固邦交呈現高度正相關。
這並不是說我們的ODA做得不好。台灣的ODA做得很好,也越來越細緻,只是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下,友邦的高層政要在考量與台灣或中國的外交關係選邊時,我們的ODA實績(performance)越來越不是他們考量的最主要因素。
一個很少人切入的角度是,台灣做ODA往往能得到當地人民的認同及好感,許多友邦的人民除了「愛歹丸」之外,甚至討厭中國(例如討厭中國人的負面觀光客形象)。既然台灣的友邦都是民主國家,都有選舉的民意機制,而「肯定台灣的ODA表現在當地是主流民意」,那為何「跟台灣斷交的政要不會擔心下次選舉選不上呢?」
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愛不愛台灣」,不會是當地最主要的政治因素。
這是國際現實,很難接受,卻正在發生且已經發生。
大家不用急著怪友邦忘恩負義,一國的外交本來就是利益計算,而非仁義道德的文字遊戲。例如,美國與日本雖然跟台灣是「理念相近國家」(like-minded countries),但他們也都跟中國建交啊!
對台灣而言,我倒是覺得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件事:如果沒有鞏固邦交的政治考量,台灣還要不要做ODA?
換句話說,全世界各國做ODA並不是為了鞏固邦交,而是身為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義務。那台灣該不該重新思考我們對ODA的角色?或是問問自己,如果不是為了鞏固邦交,我們認為台灣在全世界應該要擔負起何種援助角色?我們願意在每年的GDP中,花多少錢來幫助比台灣經濟落後的國家呢?
台灣長期在國際政治中以跟對岸搶奪邦交國為外交思維,現在可以往後退一步放空思考一下,台灣能不能在全球議題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這是一個幾十年來我們不太會去思考的問題。也許,現在可以思考一下。
公視台語台節目:
https://youtu.be/dOdLu2QVF9Q
今周刊專欄: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910040017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OC(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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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習近平面臨的外憂內患觀之,就更難找出中共要在短期內殲滅全數台灣邦交國的正當性。習近平的旗艦外交政策是一帶一路,但一帶一路政策成效不佳且國際觀感負評不斷;美中貿易戰中國長期屈居下風;香港反送中事件及實彈射傷香港高中生事件更讓中共建政七十週年蒙上陰影。
可以說,習近平的外交戰場處理地左支右絀,輔以中國的經濟財政狀況並不佳,許多地方省份皆有養老金無法支付的財政缺口。在如此逆風的狀況下,倘中國決心要拿下台灣的其餘全數邦交國,習近平必須找到一個更強的正當性以杜政敵之口。
雖說「零邦交國」的短期可能性不高,但對台灣而言,我們倒是可以思考一件事:現在是不是重新翻整(revamp)台灣國際合作政策的時候?
台灣自從1971年退出聯合國,接著1979年與美國斷交後,我們的外交政策大致上分成兩個陣線:邦交國與非邦交國。其中在邦交國的部分,為了要鞏固邦交,台灣做了許多國際合作的具體項目,包括早期的農耕隊(現在稱為台灣技術團)、國際醫療合作、水產合作、畜產合作、華語教師等,這些國際合作的項目在每一個邦交國的具體實行面貌不一,但大抵上屬於國際政治中所謂的「政府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ODA)範疇。
有許多人常批評台灣為「凱子外交」,其實嚴格來說,台灣在ODA這一塊的付出以國際標準來看並不高。以下這段文字出自於外交部官網的敘述:
「107年我國際合作發展事務中符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定義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經費約3.02億美元(約新臺幣90億8千9百萬元),占我國「國民所得毛額」(GNI)的0.051%,較106年度(占當年GNI 0.056%)略為減少,與聯合國所訂0.7%的理想標準仍有相當差距。」
由此可見,台灣的ODA數字大概就是0.05%上下,與聯合國的理想標準0.7%差距甚大。不管數字如何,台灣過去在ODA的成就有目共睹,也得到許多國家肯定,這點應該毋庸置疑。
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ODA做得那麼辛苦,跟鞏固邦交的成效之間,有沒有互為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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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零年代及九零年代,當時中國才剛剛改革開放,整個國家經濟一窮二白,沒人知道經濟改革是否會成功。以當時的世界局勢而言,我認為我們用ODA的思維來鞏固邦交,是有效的。
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在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儘管在政治及人權議題上仍然不及格,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的中國已經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強國,足以跟美抗衡。在這個世界局勢下,台灣這套沿用三四十年的ODA思維,已經越來越難與鞏固邦交呈現高度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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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而言,我倒是覺得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件事:如果沒有鞏固邦交的政治考量,台灣還要不要做ODA?
換句話說,全世界各國做ODA並不是為了鞏固邦交,而是身為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義務。那台灣該不該重新思考我們對ODA的角色?或是問問自己,如果不是為了鞏固邦交,我們認為台灣在全世界應該要擔負起何種援助角色?我們願意在每年的GDP中,花多少錢來幫助比台灣經濟落後的國家呢?
台灣長期在國際政治中以跟對岸搶奪邦交國為外交思維,現在可以往後退一步放空思考一下,台灣能不能在全球議題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這是一個幾十年來我們不太會去思考的問題。也許,現在可以思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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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80392/post/20191004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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