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曼102歲誕辰】兩年前費曼百歲誕辰時,我寫了這篇文章,內容全靠我自己多年重讀N次所有費曼的書和傳記而寫成(加上後來一點fact check)。我大致把他最有趣和最有意義的生平事跡都寫過了,我想暫時也難再寫另一篇了。
立場link:http://thestandnews.com/cosmos/百年華誕紀念-繼續鬧吧-費曼先生/
//一百年前今天,理查.費曼 (Richard Feynman, 1918–1988) 在美國紐約出生。他的父親梅爾維爾.費曼 (Melville Feynman) 移民自白俄羅斯猶太家庭;母親露西樂.菲利普 (Lucille Phillips) 則來自波蘭猶太家庭。費曼五歲時,父母誕下了第二個兒子。不幸地,這個孩子在四週大時夭折。費曼的妹妹喬安.費曼 (Joan Feynman) 在他九歲時出生。
費曼是誰?他是理論物理學家、諾貝爾奬得主、開創量子電動力學、發明費曼圖;他亦傳奇無數,曾偷偷打開放有原子彈機密的夾萬、為脫衣舞廳老闆出庭作證、在皇室面前邊抽煙邊講爛笑話、身為物理系教授跑到生物系與學生一起上課做功課、飛到巴西參加音樂表演等。費曼從不介意別人目光,他甚至寫自傳細說這些離經叛道的行徑,使他可能成為物理學界裡比愛因斯坦更有名的物理學家。
父親啟蒙費曼踏上科學路
費曼與愛因斯坦一樣,很遲才開口說話。費曼從不認為自己是天才,他把對科學的啟蒙與熱情歸於他的父親。費曼憶述,雖然他父親是個賣制服的商人,但他從父親處學到了如何學習。有一天,費曼在玩一輛玩具貨車。他在玩具貨車上放了一個球,然後他發現當他把玩具貨車向前拉時,球會向後滾。
費曼覺得很奇怪,為什麼玩具貨車明明向前跑,但球卻向後滾?他跑去問父親,父親對他說,「其實球並沒有向後滾,你試試水平看著玩具貨車,就會發現這只是錯覺。」費曼照做,果真發現球其實是向前滾的。他再問父親,為什麼?父親的答案影響他一生往後看待宇宙萬物的態度:「那是個神秘的現象,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普遍的原理是,運動中的東西會繼續運動,靜止的東西會繼續靜止。科學家們叫這做慣性,但事實上,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有慣性。這只是一個稱呼。」費曼的父親教會費曼「知道東西的名字 (Know-what) 」和「知道東西 (Know-how) 」的分別。費曼的父親雖不是科學家,但他有科學家的態度:誠實地說不知道。
我希望分享另一個關於費曼與父親的故事。話說城鎮裡的家庭都會在暑假期間一起到郊外度假。男人們會在週中回城工作,在週末回到度假區陪伴家庭。一天,費曼與其他小孩一起郊遊,他們發現了一隻特別的鳥。其他孩子就比賽誰知道那隻鳥的名字。他們問費曼,費曼說他不知道。他們就嘲笑費曼:「難道你爸爸什麼都沒教你嗎?」
其實,費曼與父親早就見過同一種鳥。費曼父親當時對他說:「理查,我可以告訴你這隻鳥在世界上每種語言裡的名字。可是,到最後除了世界各地的人如何稱呼牠。關於牠的一切,其實你什麼都不知道。你要觀察這隻鳥,試著理解牠在做什麼。」費曼父親教會他名稱只是人類的創造,與大自然真實的知識毫無關係。
費曼回憶,他父親很喜歡與他一起閱讀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當他們讀到一個段落,例如恐龍,他父親就會停下來,圖像化地解釋:「暴龍身高二十五尺,頭闊六呎,我們來看看這是什麼意思。這代表如果有一頭暴龍站在窗外,牠能從這裡的二樓窗外看見我們。不過牠的頭太大了,穿不過窗戶。」
這影響了費曼日後做物理研究時,往往喜愛從圖像化方式入手把問題簡化。費曼曾說過,如果我們無法把一個理論簡化至大學一年級的程度,我們就不算真正理解這個理論。他發明的費曼圖,大大簡化了量子力學的計算方式,就是明證。費曼圖幫助費曼推導出光與物質的互動——量子電動力學,費曼因而獲頒 1965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厭惡權威的費曼
費曼厭惡權威,這點與愛因斯坦相似。費曼的父親是個制服商人,看盡世上各種制服行業的虛偽。他曾對費曼說:「教宗衣服下的那個人,也只不過與我們一樣,需要吃飯。」後來,當費曼知道他要從瑞典國王手上領取諾貝爾獎,他仍十分抗拒穿上西裝。
費曼不喜歡榮譽。他在學校的時候,被邀請加入了一個叫做「Arista Honor Society」的精英學生團體。費曼說他不喜歡這個團體,因為他們開會時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討論「誰有資格加入我們」。當費曼成為了有名的科學家後,他又被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院士。費曼非常反感每次開會都在討論「誰有資格加入我們」。最終,費曼忍受不住這些沒有養份的會議,不得不請辭。此後,費曼再也沒有加入過任何榮譽團體。
費曼母親:不怕炸了整間屋 更怕扼殺了費曼的好奇心
費曼的科學家性格可能培養於學生時代。他曾在家裡建立了一個小實驗室,製作一些電路和做些電學實驗,有時候更會發生一些小意外。費曼的母親邀請朋友來家裡時,朋友們問她,妳不怕費曼炸了整間屋嗎?她回答說,她更怕扼殺了費曼的好奇心。
費曼喜歡把電器拆開,研究內部結構再重組。有一次,鎮上一個人找費曼幫忙修理一部收音機。費曼簡單檢查了一下,就看著收音機沉思,思考解決方法。那人看了,就問費曼為何還不動手?費曼就說:「我正在修!」最後果真給他想出問題根源,修好了收音機。那人就周圍幫費曼宣傳:「他用想的就能修好收音機!」
與妹妹的約定
有一晚半夜時分,費曼把妹妹叫醒,說有東西要給她看。費曼帶她到外面空地,喬安抬頭看到美麗的極光。喬安問費曼,這是什麼?費曼說「這叫極光,但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出現極光。」喬安覺得極光很有趣,便說日後也要成為科學家,研究極光。他們就約定,費曼可以研究世上任何現象,除了極光要留給她。最終,喬安真的成為了一位天體物理學家,一生都在研究她與哥哥約定的極光。
費曼成名後,有一位物理學家想請教費曼對極光成因的想法。費曼說他是有一點想法的,但是他必須先打一個電話。費曼當場向學校借用電話,「喬安,我可以說我對極光的想法嗎?」然後回頭向那位物理學家說:「對不起,我跟妹妹有個約定,這世上所有現象我都可以研究,除了極光要留給她,所以我不能夠回答你的問題。」
精於數學 自創符號
費曼對數學很感興趣,很早就自學超越學校程度的數學了。他想學習微積分,就去圖書館借相關的教科書。可是,圖書館管理員竟然因為費曼只是個小孩而不借給他。費曼要說謊稱書是幫他父親借的,才能得到他想學習的知識。
由於費曼的數學知識大多靠自學,他自己發明了很多數學符號。他也不喜歡記著科學實驗或理論的名稱,他認為只需要知道內容就可以了。這導致他教導同學、寫筆記和交功課時,有時會不自覺用了自創的符號,以致沒有人明白他在說什麼!他後來笑稱,他父親忘記了告訴他名字是跟其他人溝通的重要工具。費曼的數學功力十分深厚,他於高中最後一年贏得了紐約大學數學冠軍賽。
輕視人文哲學題目 卻愛上素描、邦哥鼓藝術
費曼曾認為「真正的男人不會對詩詞和類似的東西感興趣」,這與他後來沉醉於素描和邦哥鼓等藝術相映成趣。由於中學時代的費曼的人文科目成績不太理想,而且他來自於一個猶太家庭,即使他的數學和物理成績都十分優異,這些都使他在升讀大學時碰到不少困難。他曾經試過考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入學試,但並沒有被錄取。最後,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錄取了他。
費曼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修讀物理學,成績優異。不過,他有時候還是會用了自己發明的數學符號,使他的同學們一頭霧水。費曼很不喜歡人文學科,可是麻省理工要求學生必須修讀人文課程才能畢業,費曼就勉強選了哲學,因為他覺得這是最接近科學的科目了。
在英國文學課裡,教授要求同學們寫一篇文章,費曼絞盡腦汁也寫不出來。最後,費曼把自己正在研究的物理題目亂寫一通,竟然獲得教授稱讚,並在課堂上朗讀出來!這使費曼從此輕視某些人文和哲學題目。
調皮搗蛋的費曼
費曼也愛捉弄人。在大學裡有間房間,很多同學都會在裡面溫習。每當有人進去問問題後,裡面的人都會大叫「請關門! (Please shut the door!) 」有一天清晨,費曼睡不著,散步經過那房間。他發現兩扇門的其中一扇不見了,只留了一個牌子,寫著「Please shut the door」。
費曼認為應該是有人很煩厭這句話,所以惡作劇拿走了門。費曼覺得很有趣,就偷偷把另一扇門也拿走藏起來。沒有人找到那兩扇門。後來,學生聚餐時就討論該怎麼辦。費曼發言說:「我建議拿走了門的人,可以匿名留下字條,寫出門的藏處。」學生們並未認真考慮費曼的建議。高年級的學長認為事態嚴重,於是對在場的每個人逐一問話:「門是你拿走的嗎?」每個人都說不是。
輪到費曼時,學長問:「門是你拿走的嗎?」費曼回答:「是的,門是我拿走的。」學長就說:「費曼!這是很認真的,不要開玩笑!」然後就去問下一位學生了。之後,門被還回來了。直到幾個月以後,他們才發現原來其中一扇門真是費曼拿走的。他們就很生氣,說費曼不應該說謊。費曼說,可是他明明有誠實回答啊!
別鬧了,費曼先生!
費曼大學畢業後,報考了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研究生課程,並在物理入學試中取得滿分。他的數學成績也非常出色,可是英文和歷史科卻考得很差。這令普林斯頓物理系主任非常擔心。不過,原來他並不擔心費曼的成績,而是費曼的猶太人身分。因為歧視,大學分配給猶太人的學位很少。費曼最終被取錄,跟隨約翰.惠勒 (John Wheeler) 進行理論物理學的研究。
費曼第一天進入普林斯頓,去了參加院長的茶會。費曼從未參與過這種社交茶會,不知道原來有很多禮儀。茶會上,院長夫人問費曼:「費曼先生,請問你想要加檸檬或是奶油?」不懂如何選擇的費曼說:「都要。」院長夫人就笑說:「嘻、嘻、嘻、嘻、嘻。別鬧了,費曼先生!」費曼後來才知道,每當院長夫人「嘻、嘻、嘻、嘻、嘻。」地笑,就即是有人犯了社交錯誤。後來,費曼第一本自傳的書名就叫做《別鬧了,費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費曼打算在他的首個研討會上報告他與惠勒共同研究的一個結合量子力學與電動力學的構想。惠勒竟然邀請了大名鼎鼎的愛因斯坦;現代電腦和博弈論之父、數學家約翰.馮諾曼 (John von Neumann) ;以及提出量子力學效應「鮑利不相容原理 (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 」的華夫岡.鮑利 (Wolfgang Pauli) 等人出席!
知道了這些科學巨人將會來聽自己第一次的研究報告,費曼當然非常緊張。研討會當天,費曼很早就到課室準備。怎料愛因斯坦剛進課室,向費曼說的第一句話是:「請問茶點放在哪裡?」想必費曼當時不會知道,未來自己會成為跟愛因斯坦等人一樣有名的科學巨人吧!結果,當費曼開始講解物理的時候,就完全忘記了聽眾是誰,完全不緊張了。
加入曼哈頓計劃 偷走夾萬文件
1942年,正在寫博士論文的費曼,被羅拔.奧本海默 (Robert Oppenheimer) 招募進入極機密的原子彈研發計劃「曼哈頓計劃 (Manhattan Project) 」。研究部門設於新默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 (Los Alamos, New Mexico) ,費曼與其他科學家都必須搬到建於當地的研究所居住。
洛斯阿拉莫斯研究區是軍事重地,保安非常嚴密。進入時必須在入口閘門經過冗長的安全檢查,然而離開卻只需出示證件就可以了。費曼發現圍籬上有個大洞,可以避開安全檢查進入研究所。費曼認為軍隊安全意識不足,然而他愛玩的性格又驅使他不直接報告,而是跟軍隊開個玩笑。費曼利用籬上的洞進入,然後在閘門出示證件離開,如是者不斷地重複進進出出。負責檢查的軍人覺得奇怪,為什麼這同一個人沒有進入過,卻不斷離開?結果他們竟然拘捕了費曼,而不是去正視問題。
大家可能聽說過費曼的開鎖傳奇。研究所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夾萬。費曼研究了夾萬運作方式,發現很多人選的密碼都很容易猜到。結果,他練成了能在短時間內打開研究所內任何人夾萬的技術,經常偷走其他人夾萬內的重要文件,放在他們的辦公桌上,希望提高他們的安全意識。每個人都非常害怕費曼,他的開鎖技術連真正的鎖匠也為之景仰。結果,將軍竟然不是要求眾人更改密碼,而是叫所有人提防費曼。
研發平行運算 改變運算方式
研究所訂了一部當年最新的 IBM 打卡式電腦(即是用打有孔的卡片進行計算的最早期的電腦),足足有一個房間那麼大,用來計算提煉鈾元素的方程式。費曼領導一隊從全國挑選出來的精英中學生,要在幾個月內算出結果。由於計算複雜,而人手更換卡片的速度又慢,進度落後很多。最終費曼與學生們發現,如果分開幾隊人手同時計算不同的部分再整合結果,速度會快很多。這使費曼成為平行運算 (parallel computation) 的創始人,而且是在現代電腦被發明出來之前的人力平行運算!
物理學家的愛情故事
費曼第一任妻子叫做阿琳 (Arline Greenbaum) 。他倆從學校讀書時已相識,是對青梅竹馬,而且亦認定對方為終身伴侶。1996 年的電影《無限 (Infinity) 》描述的就是費曼與阿琳的愛情故事。可惜,天意總弄人,正當一切都看似美好時——費曼是物理學界的明日之星,仍未博士畢業就參與了曼哈頓計劃——阿琳被診斷出患有肺癆,當時這是不治之症。阿琳剛出現症狀時,醫生以為阿琳患的是小病。費曼卻不同意,他自己一個在圖書館裡尋找資料,對比阿琳的病徵。最後是他向醫生建議,阿琳患的可能是絕症。多麼動人、又多麼令人心碎。
費曼在普林斯頓的博士奬學金有一附帶條件,就是受獎人不能已婚。1942 年,費曼取得博士學位後,就立刻向阿琳求婚。雖然費曼的父母反對,費曼與阿琳仍然在紐約史丹頓島 (Staten Island) 的市政廳結婚。由於肺癆會透過接吻傳染,費曼只能在婚禮親吻阿琳的臉頰。沒有親人和朋友來他倆的婚禮,只有一對陌生人見證。
因為曼哈頓計劃是機密,阿琳不可以隨費曼搬到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所居住。而且,她因病情嚴重,必須廿四小時住院。費曼於奧本海默的協助下,在新默墨西哥州阿布奎基 (Albuquerque) 找到一間療養院供阿琳入住,以便費曼能於週末駕駛幾個小時的車程穿過沙漠去探望她。
費曼和阿琳喜歡以書信通訊。在戰時的軍事重地都有一個不明文規定,軍隊負責人會拆開所有信件,確保軍事機密沒有外洩,而且會擅自刪改內容。為了不讓其他人明白信件內容,費曼和阿琳就發明了一種只有他倆明白的密碼。但亦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的信件常常通過不了軍隊審查,因為軍隊想要知道他們的密碼有沒有洩漏機密!不過費曼和阿琳很享受寫這些密碼去刺激軍隊,軍隊花時間解碼後發現密碼內容只是日常購物清單之類!
當時,費曼因為介意其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而苦惱。阿琳告訴他,不用介意別人的評價,要忠於自己。阿琳在療養院對費曼說:「你管別人怎麼想? (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阿琳過世後,費曼寫了兩本自傳(都是他口述然後朋友幫他寫出來)。費曼第二本自傳的書名,就是以這句話命名。
當阿琳快不行的時候,醫院打電話給費曼,叫他快來醫院。費曼就借了朋友的車(他們後來才發現這個借車的朋友是間諜),極速向醫院開去,但在途中車子又壞了幾次,幾經波折才趕到醫院,可惜已經來不及見阿琳最後一面。費曼回憶說,他當時很傷心,可是卻沒有哭出來。他看到阿琳床邊放著阿琳送給他的手錶,錶面時間竟然停在阿琳的死亡時間!費曼初時覺得這是阿琳留給他的訊息,然而理性告訴他這不太可能。這手錶曾經壞過幾次,每次都是費曼把它修好。所以,費曼知道應該是護士拿起手錶記錄阿琳的死亡時間時,不小心再次弄停了它。
費曼回憶說,直到很多個月後,他在街上看見一間時裝店的一條裙,心想阿琳一定會喜歡,終於才淚流不止。阿琳生前很喜歡與費曼寫信。阿琳死後一年半,費曼寫了一封最後的信給他的太太。費曼自己一直收藏著這封信,直到他 1988 年離世後人們才把信打開。信中充滿費曼對阿琳的愛,在最後一句,費曼寫道:「附注:請原諒我沒有把信寄出。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啊。」
“PS Please excuse my not mailing this — but I don’t know your new address.”
原子彈試爆
史上第一個原子彈試爆時(試爆計劃代號是「三位一體 (Trinity) 」),所有研究人員都被安排在遠處觀看。由於核反應會釋放出極大量的高能量輻射,包括伽瑪射線、X射線和紫外線,每個人都分配有護目鏡。只有費曼沒有戴上護目鏡,他選擇於車內觀看試爆,因為他知道紫外線並不能穿透車輛的擋風玻璃。試爆成功,所有人都非常興奮,因為他們的研究終於成功了。只有三位一體計劃負責人肯尼.班布里奇 (Kenneth Bainbridge) 對奧本海默說:「現在我們都是婊子養的。 (Now we are all sons of bitches.) 」
費曼回憶道,當日本的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毀滅時,他們還未意識到自己究竟做了什麼事。直到後來,興奮感褪去了,費曼才意識到,這將是世界末日的開端。戰後很長一段時間,當費曼看見街上有工人在建設房屋和橋樑時,他都會想:「這些全都沒有意義;這一切都將被摧毀。為什麼還要建設?」的確,當年不少科學家認為世界即將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人類會因核戰而滅絕。
隨心研究 由餐碟擺動到量子電動力學
戰後,費曼在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當物理學教授。他曾有一段時間因為想不出新的物理構思而非常苦惱。費曼覺得自己不值得大學高薪聘請,他走去跟物理系主任說:「我想不到重要的問題去研究。」系主任就跟他說:「別擔心,聘人是我們應該承擔的風險,你儘管做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就好。」從此,費曼就真的不管任何人,只做自己感興趣的事。
有一天,費曼在餐廳看到幾個學生在拋餐碟。餐碟上印有學校的標誌。費曼發現標誌旋轉和擺動的頻率似乎有著某個數學關係。他覺得這個現象很有趣,於是立即埋首計算。他把計算結果交給系主任看,主任問他:「這很有趣,可是有什麼用?」費曼回答:「我只是覺得這很有趣,我不管它有什麼用!」
世事難料。費曼在 1965 年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原因是他成功推導出電磁輻射與物質的交互作用的一個完整理論,稱為量子電動力學 (quantum electrodynamics) 。費曼對其中電子自旋的計算靈感就是來自於當年餐碟標誌的計算。
費曼與朝永振一郎 (Shin’itirō Tomonaga) 以及朱利安.施溫格 (Julian Schwinger) 共同獲得 1965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三人各得 1/3 獎金,因為他們各自使用不同方法推導出相同結論。其中,費曼的方法與別不同,他用圖象方法代替繁瑣的代數運算,使整個物理過程能表達得更清晰。我們現在稱之為費曼圖 (Feynman diagram) ,是粒子物理學計算不可或缺的工具。或許費曼擅長把物理問題圖象化,是因為他父親的教導。
有一次,工作人員帶費曼去看巨大的粒子對撞機。費曼問:「這些機器用來做什麼的?」工作人員說:「費曼教授,這些機器是用來驗證你的理論的!」「花了多少錢?」「3 千 7 百萬美元。」費曼笑說:「你們這麼不相信我的理論嗎?」
熱愛邦哥鼓 街頭巡遊表演
費曼的父親在 1946 年離世,費曼因此受抑鬱症狀困擾。也是於同時期,費曼寫了上述給阿琳的最後情信。1951 至 1952 年,費曼使用他的研究休假(sabbatical,研究員可在休假的情況下自由進行研究)到巴西授課。
費曼很愛打邦哥鼓 (bongo) ,他甚至因為作為愛打邦哥鼓的物理學家而為人所識。在巴西,費曼深深受森巴音樂所打動,他學習了一種叫「frigideira」的巴西獨有的樂器。他參加了一個地道樂團,而且更被選拔進入街頭巡遊表演!
表演那天,費曼入住的酒店一個相熟的侍應生知道費曼熱愛森巴音樂,就跟費曼說:「教授,今天街上有森巴音樂巡遊表演,你一定會喜歡!」費曼就說:「今天我有事要做。」結果,當費曼的樂團經過費曼的酒店時,那侍應驚喜地發現費曼竟然是表演者之一!他就大叫:「那是教授!那是教授啊!」費曼在巴西歷險之後,沒有再回到康奈爾大學,轉到加州理工大學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任教直到 1988 年離世。
以科學角度欣賞花朵之美
費曼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可能並非他的科學成就,而是他對知識的態度。費曼的藝術家朋友 Jirayr Zorthian 對他說:「科學拿走了花朵之美,令花朵變得枯燥乏味。」費曼回答道:「我也可以感受到花朵之美。但同時我看到其他人並不一定能立即看出的更深刻的美麗。我能看見花朵之中複雜的互動之美。花是紅色的。這代表花朵演化出顏色去吸引昆蟲嗎?這帶出另一個問題:昆蟲能看見顏色嗎?牠們會審美嗎?如此類推。我看不出研究花朵何以拿走它的美麗。這只會加深。我不明白這如何減少。」
“The beauty that is there for you is also available for me, too. But I see a deeper beauty that isn’t so readily available to others. I can see th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s of the flower. The color of the flower is red. Does the fact that the plant has color mean that it evolved to attract insects? This adds a further question. Can insects see color? Do they have an aesthetic sense? And so on. I don’t see how studying a flower ever detracts from its beauty. It only adds. I don’t understand how it subtracts.”
費曼認為,世界的美麗是每個人都可以看見的。但透過科學,除了世界外表上的美,我們更可以看見大自然運作的美麗。後來費曼跟 Jirayr 約定,每隔週末輪流教導對方自己擅長的事。這個禮拜,費曼會教他物理學;下個禮拜,他會教費曼畫畫。最終費曼學會了素描,舉辦了(匿名)個人畫展,更有人以高價買他的作品。費曼說, Jirayr 卻學得不太好。
沒有架子的科學巨人 為脫衣俱樂部辯護
費曼從不擺教授的架子。他試過在休假年走到生物學系上課,因為他對生物學感興趣。生物系的教授就說:「你可以跟其他學生一起上課和實習,條件是你要跟他們一樣交齊功課和報告。」結果費曼真的照做了。
費曼喜歡光顧一家脫衣舞酒吧,他會點一支可樂(他在巴西時戒了酒,從此他未有再喝過一滴酒精),然後計算一些物理問題,或是練習素描。酒吧顧客也不乏其他專業人士,有律師、老師等等。後來,這家酒吧被人告上法院,說他們破壞社區形象之類的。酒吧老闆請求常客們幫他辯護,可是那些專業人士們一個也沒答應,除了費曼。費曼想,我喜歡這裡,而且也沒有做什麼違法的事情,怕什麼?費曼就出庭作證了。結果,第二天報紙就刊登了「物理學教授經常光顧脫衣舞酒吧」。
費曼走出失去阿琳的極度傷痛後,曾兩次再婚。他與第二任妻子 Mary Louise Bell 去度蜜月的時候,竟然同時沉迷於破解古馬雅文明的文字,這一點各位男士最好不要學,除非得到了太太的批准……
疼愛子女 遺憾未能見證女兒長大成人
費曼與第三任妻子 Gweneth 於 1962 年誕下了卡爾 (Carl Feynman) ,然後他們於 1968 年領養了米雪 (Michelle Feynman)。費曼曾嘗試使用他父親當年教育他的方式,跟卡爾和米雪一起讀大英百科全書。可是費曼發現這只對卡爾有效。卡爾後來成為了電腦科學系教授,而米雪則成為了著名的攝影師。
費曼很愛他的兩個子女。費曼於 1978 年被診斷出患有脂肪肉瘤(癌症的一種),可能是由於當年曼哈頓計劃時接觸太多放射性物質(他們每天都會用手摸一個放射性物質造成的球)。《費曼的彩虹 (Feynman’s Rainbow) 》作者倫納.姆沃迪瑙 (Leonard Mlodinow) 曾經問費曼有沒有什麼遺憾。姆沃迪瑙本來以為費曼會回答他在理論物理上遇到的難題。然而,費曼眼泛淚光地說:「我最大的遺憾是我可能不能親眼看見我的女兒米雪長大成人。」
關心教育 啟發下一代
費曼也關心教育。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曾講了一次為期兩年的物理學課程,對象是全校所有新入學的學生。費曼講課生動,深受學生喜愛。結果,很多教授和研究生每堂都會來旁聽,使得座無虛席,連地板和樓梯都坐或站滿了人。這套講義被完整記錄了下來,編成了著名的《費曼物理學講義 (The 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 》。這一套三冊紅色硬皮教科書,時至今天依然風行於物理系學生之間。加州理工學院現已把所有《費曼物理學講義》放在網上,使所有人也可以免費讀到費曼教的物理學。
費曼曾經幫助政府審查中學科學和數學課程用的課本。他非常認真的逐書逐頁看完,寫下了很多感想和意見,希望出版社和作者能夠改善。可是根本沒有人理會費曼的意見。費曼也發現,委員之中只有他細心看過這些課本。此後,費曼決定不再幫助政府做任何事。
不以為意諾貝爾獎 發現自然定律便是最大榮譽
費曼並不喜歡諾貝爾獎或任何其他榮譽。他認為榮譽只會為他帶來煩惱。1965 年,當諾貝爾獎委員會於美國半夜時間從斯德哥爾摩打電話給費曼時,他生氣地說:「現在什麼時候?明天早上再打來!」就掛了電話。很多記者一個接一個打電話給費曼,使得他要把電話線拔掉。費曼苦惱地問妻子,他應不應接受這個獎。他妻子就說:「如果你不接受這個獎,你會更加出名。」於是,他無可奈何地就接受了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是瑞典國王頒授的,諾貝爾獎得主需要走到台中間從國王手中接過獎項(只有一次例外,就是 2009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因患阿茲海默症,瑞典國王親自走到高錕前)。費曼以為離開時不能背著國王,於是就練習倒後行。後來有人告訴他瑞典沒有這個規定,他才鬆一口氣。
費曼在諾貝爾獎晚宴上看見丹麥公主,他就問可否坐在旁邊,公主說:「可以,你不是其中一位得主嗎?你是做什麼領域的?」費曼回答:「我做物理的。」公主就說:「噢!我們不能談論物理,因為那是沒有人明白的領域。」費曼卻說:「正正相反。正是沒有人明白的東西,我們才要去討論。人人都明白的東西,就不需要討論了。」費曼說得雖然很對,但公主眼睜睜地看著他,面上頓時結冰。
費曼認為能夠發現自然定律,就已經是最大的榮譽。他享受找尋大自然定律的樂趣 (the pleasure of finding things out) ,認為成就不應該由獎項去量度。費曼說,他知道其他科學家會運用他的研究結果,就是他的成就。費曼得到諾貝爾獎後,他以前的一個學生 Koichi Mano 寫信祝賀他。費曼回信問 Mano 現在做些什麼研究, Mano 回覆說自己的研究是「卑微」的。費曼看了,就回信說:「那些你能解決、能幫助解決、能夠出力的問題,就是值得花時間研究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做些東西,這問題就不小、不瑣碎。你說你名不見經傳?對你妻兒來說,沒有這回事。」
重回政府助調查穿梭機爆炸慘劇
1986 年,美國太空穿梭機挑戰者號 (Challenger) 升空時發生爆炸, 7 名太空人全部罹難。政府邀請費曼成為事故調查委員會的成員,他本來是拒絕的。可是,費曼的妻子對他說:「如果你不去做,就永遠沒有人能夠發現這意外的真相。」最終,費曼調查出了事故原因:升空當天氣溫很低,不幸地穿梭機的 O 型環在低溫下會失去彈性,導致燃料洩漏並引發爆炸。費曼在聽證會上突然公開做實驗,證明 O 型環在低溫下的確會失去彈性。不過,這其實是委員會中的一位軍隊將領故意暗示,引導費曼找出答案。費曼知道後曾一度非常生氣,不過最後他倆成為了好朋友。
費曼公開展示美國太空總署的失誤,不單令全世界嘩然,美國政府對費曼的擅自行動也非常不高興。費曼獨自寫了一篇報告,可是委員會卻不肯把費曼的報告加入到最終要總統簽署的報告書之中。費曼就說,如果不加入我寫的報告,我就不會在報告書上簽名。這樣的話,調查就永遠不能結束。最後雙方妥協,費曼寫的報告被放在報告書附錄裡。費曼在裡面寫的最後一句話,當為所有人引以為鑑:「對於一項成功的技術,真相必須置於公共關係之前,因為大自然是不可能被欺騙的。」
“For a successful technology, reality must take precedence over public relation, for Nature cannot be fooled.”
晚年醉心研究克孜勒文化
費曼晚年時,曾與好友 Ralph Leighton 打賭世界上有個地方叫做唐努‧圖雅 (Tannu Tuva) ,其首府叫做克孜勒 (Kyzyl) 。費曼覺得這個地方一定很有趣,因為這個地方的拼音裡完全沒有響音。圖雅人也有著唱喉音的傳統,費曼非常希望親身去感受這個地方的文化。可是,圖雅是當時蘇聯的一部分,由於美蘇冷戰,一般美國人是很難得到簽證前往蘇聯的。蘇聯政府提出,如果費曼以諾貝爾獎得主身分去蘇聯的大學演講,就可以獲得特權去克孜勒。可是,費曼一生謹記他父親的說話,非常討厭特權,拒絕用這個方法得到簽證。他們花了很長時間研究克孜勒的文化,並以一般人的身分與很多研究圖雅的專家和教授交流。他們在美國舉辦巡迴展覽,介紹圖雅文化,希望以此換取簽證去克孜勒。
1988 年 2 月 18 日,能夠前往圖雅的簽證終於送到了費曼的家。可惜的是,費曼已經在 3 天前與世長辭。費曼清楚知道自己未必能夠等到簽證去完成他這最後心願。可他仍然堅持原則,不使用任何特權。費曼在人生最後的歷險之中學到了圖雅的文化,他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了。
不死的好奇心
費曼對世界的看法,很簡單,也很深刻。他接受大自然就是我們觀察到的樣子,無論我們喜不喜歡。他覺得,知道自己並不知道,比起以為自己知道但卻是錯的答案,更有趣。他曾說:「我可以與懷疑、不確定、不知道共存。我覺得比起知道可能是錯的答案,不知道反而更加有趣。」
“I can live with doubt, and uncertainty, and not knowing. I think it is much more interesting to live not knowing than have answers which might be wrong.”
費曼一生都覺得世界是有趣的,以純真的好奇心去看這個宇宙。他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說話,也許亦是他這一生歷險的最佳結語:「死亡很沉悶。我會討厭死兩次。」
“I’d hate to die twice. It’s so boring.”
謹以此文紀念費曼。希望在下個 100 週年,費曼的歷險傳奇和科學態度,仍會繼續啟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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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米倫學費 在 吳柏蒼 Pochang Wu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這篇長文寫於 2016,原收錄在《耳朵的棲息與散步》書中,但今天為了上映中的《麂皮:永不滿足》分享於此,推薦大家進戲院觀賞,也感謝翻面映畫 / B-side Film代理此片完成了大家的心願。
〈So Young〉
文/吳柏蒼
太平洋上空,機艙裡正模擬著黑夜,我在狹窄的位子上翻來覆去,難以入眠。
去年十二月,回聲樂團結束了暫別前的最後巡演,幾天前,我離開了一手創辦的 iNDIEVOX。近九年來,不曾有機會像現在這樣,放下一切,沒有任何顧忌地遠行。飛行中低沉的背景音裡,我的內心五味雜陳,卻又前所未有地平靜。耳機中,播放的是 Suede 的《Night Thoughts》,Brett 反覆唱著
When you are young...
When you are young...
午夜夢迴間,心思也跟著回到了過去。
※
我發現自己有一個新的能力。
當全神貫注,棄絕多餘的感官觸動,我能讓耳中的音樂變成一層一層的。意識漂浮在 Q 彈的鼓點間,黏著拍分的 bass 像是軌道建構其上,讓人在洪水般奔流的吉他聲裡有所依歸。一九九五年在愛爾蘭的 Féile Festival,The Stone Roses 接連演奏了〈Daybreak〉、〈Breaking Into Heaven〉、〈Driving South〉三首歌,長達二十分鐘的樂音一氣呵成。我在律動中亢奮著,肉身不再有所牽羈,神馳間我陷入不可遏抑的狂喜,直到群眾的歡呼聲漸漸淡出,CD 播畢。
睜開眼睛,抬起頭,我依然和音樂開始前一樣,坐在南陽街大型家教班狹小的高腳鐵椅上,額頭還能隱約感覺到剛剛趴著時被手臂壓紅的痕跡。這裡沒有搖滾明星,然而即將上台的王牌名師卻同樣呼風喚雨。對於不少台北高中生來說,那才是他們崇拜的偶像、能夠改變世界的信仰,學校裡,大夥甚至可以不惜爭得面紅耳赤,只為了證明誰家才有最強的解題口訣。在即將到來的大學聯考前,這成了同學們最緊密的連結之一,而搖滾樂,只是我藏在內心世界裡,一個難以分享的私密救贖,卻也是一片茫然混沌的未來裡,唯一的希望光點。
放學後,從南海路走到南陽街的路上,我總會沿著重慶南路慢慢地閒晃,卡其制服的建中男生三三兩兩的走著,延伸成一條數百公尺的鬆散隊伍,再到貴陽街口和綠色上衣的北一女同學匯流。如果時間較早,偶爾會在總統府門口遇上降旗典禮,這時,所有人都必須停下腳步,觀看憲兵樂儀隊的軍禮儀式。土色與綠色交雜的人群仰望著尖塔上的旗杆,聽著國歌演奏,有些同學會輕聲地開口合唱,直到國旗隨著國旗歌緩緩降下。
再往前走,就是重慶南路書店街。那是國語流行音樂最輝煌的年代,張學友的《吻別》在前一年賣了數百萬張,大街上隨處都能聽見辛曉琪的〈領悟〉和劉德華的〈忘情水〉,王靖雯的〈我願意〉和巫啟賢的〈太傻〉更是吉他社裡正夯的練習曲。而原本和大家一起在社團唱著這些歌的我,卻在高二開始瘋狂迷上披頭四,從此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我每天努力地省下零用錢,一張一張蒐集披頭四的 CD,但總是找不到與他們有關的中文讀物。那天,我一如往常,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走進建宏書局,竟然宛若神蹟地在架上看到一本以披頭四為封面的雜誌。我興奮地箭步上前,一頁頁仔細翻閱,奇妙的是,雜誌裡最吸引我的並非封面故事,反而是隨後的一篇樂評,標題是「英國最佳新團—Suede」,文章中用了一句明顯犯規的推薦語:「如果你今年只買一張專輯,那絕對是這張《Dog Man Star》。」對於一個急欲探索未知世界的高中生來說,這句話令人完全無法抗拒。隔天一下課,我迫不及待地跑到西門町淘兒,最後卻選了他們兩年前的第一張專輯。「如果要聽就要從頭開始才完整」,我是這麼想的,一種處女座的怪異執著。
當晚從補習班回家已經深夜,家人都早早睡了。我打開老爸鮮少在用的 SONY 音響,放進 CD,唱盤咻地開始旋轉。兩個小節後,喇叭裡傳出一聲尖叫,我在驚訝、興奮和寒毛直豎的神聖裡,久久無法回神。
那首歌叫〈So Young〉。
※
很小的時候,因為爸媽要上班,我有大半的時間由保母凌媽媽照顧。凌媽媽家位於木柵久康街一條斜坡的盡頭,那條短短不到一百公尺的坡道上,還錯落著幾間簡陋矮房。每次經過,我都會大聲地和幾位坐在自家門口的杯杯們打招呼,記憶中他們總是在那裡,和鄰居聊天或是獨自抽菸。跟許多老榮民一樣,他們操著濃厚鄉音,孤零零地居住著。長大之後,我便不再看過他們的身影,而那些矮房,也早已隨著這個快速變遷但不再動盪的時代,逐漸消逝。
斜坡再上去,市政府正在鋪一條通往政治大學的新馬路。我最喜歡看挖土機,總會要凌媽媽家的幾位姊姊,帶我到門口看塵土飛揚的挖路工程。幾年後,我們家搬到那條新開的馬路上,一直住到現在。我在那條路上做了 Echo 的三張專輯,和草創了 iNDIEVOX。
那時候路邊很容易就能抓到獨角腳仙和鍬形蟲,爆米香車偶爾會來到凌媽媽家門口,「碰」的一聲讓人又怕又期待。逢年過節時,斜坡會因為舞龍舞獅熱鬧起來,五六歲的我看得津津有味。每隻舞獅兩人一組,毛茸茸的獅頭帶著一雙銅鈴大眼,後面披著閃亮的披風,當獅頭昂首一躍時,看起來好不威風。兩隻舞獅後面,跟著一條鮮豔的綠色舞龍,咧開的大嘴上掛著兩條龍鬚,當龍身盤旋時,畫滿鱗片的長長布幔像是被灌注靈魂般活了過來。喧天的鑼鼓聲中,小朋友們嬉嬉鬧鬧,追著巨龍奔跑,一如每張泛黃照片裡,快樂的童年景象。
※
We’re so young and so gone.
Let’s chase the dragon
from our home.
—〈So Young〉
我知道這句歌詞和我的兒時記憶沒有任何關係,但還是會不禁聯想。我也曾經自行釋義,把「追逐巨龍」解讀為年輕人對於舊時代的反抗,直到長大一點,才知道那不過是放蕩男孩對用藥幻覺的描繪。其餘的,都只是我自身的投射和腦補。
但這更加深了我對搖滾樂的迷戀,也開始在腦中勾勒自己未來的樣子。什麼都不懂的我,買了一把便宜的大搖桿吉他、一顆老師上課用的擴音機當吉他音箱,窩在臥房裡寫歌、錄成錄音帶,想著以後要組一個搖滾樂團,唱自己的歌。
清大畢業再從紐約逃學回來發行《感官駕馭》,已經是六年後的事了。我把家裡的頂樓倉庫清理成一間工作室,作為和團員們寫歌與錄製 demo 的據點。它後來的名字叫「巴士底」,一個在城市邊緣的富麗洞穴,禁閉並期待革命到來的地方。房子中間的天花板上,掛了一隻腳上裝有螺旋槳的原子小金剛,我說他是威風盤旋的守衛者,儘管總是撞到大家的頭。
白天工作、晚上寫歌的日子就這樣過了好多年。《少年的最後旅行》、《巴士底之日》、《處女空氣》、《獻給生命中的純粹》,我的確實踐著十六歲時想像的人生,除了那些腸枯思竭的夜晚和漫長的孤獨之外。時常在放下吉他、累癱在工作室的床上時,天早已大亮。頂樓三面都有窗子,但沒有裝窗簾,天氣好的時候,強烈的日光直射進來,讓人即使再累都無法入眠。若遇到玉帝、關公,或是其他我不認識的神明生日時,大樓隔壁的廟更會一早就開始慶祝,在激昂的鑼鼓、銅鈸、嗩吶聲中,還有一小時以上的誦經持續放送。我在這四面八方襲來的阻撓中彌留,心裡想著:神明怎麼可能喜歡這種音樂?
在巴士底兼作 iNDIEVOX 的辦公室後,我就更離不開了。白天,我和夥伴們一起寫程式、做設計、開會辦公;晚上下班後,Echo 團員便緊接著來錄音練團直到深夜。有時候時間強碰,兩組人馬就得擠在這個不到十坪大的空間裡一起工作,克難但又溫馨。而我,從那個被姊姊們抱在懷中看挖土機的小男孩,到埋首在音樂裡的成年人,不知不覺地在這條路上度過了好長的人生。路的那一頭,凌媽媽和老杯杯們的房子都早已改建拆除,過節時也不會有舞龍可以追逐;爆米香車消失了,獨角仙和鍬形蟲也不知道去了哪裡。路的這一頭,山邊的雨還是得天獨厚地下著,一棟棟蓋起的住宅大廈取代了竹林和滿山蘆葦,我再也不能從窗外看見貓空山上的點點燈火。倒是一整家子的藍鵲和獨來獨往的烏鴉開始飛來作伴,三更半夜依然嘎嘎地叫著,讓我在獨自寫歌時不至於太過寂寞。
那些年常去的唱片行,也一間一間地關了,以前下公車就要進去晃兩圈的政大唱片行,在我去新竹念書後沒幾年就結束營業。我在那裡買的第一張 CD 是 R.E.M. 的《Out Of Time》,這個專輯名稱現在看來就是整個唱片產業的註解。回到台北後,西門町和東區的兩家淘兒也黯然退場,那曾經是我最愛駐足的地方。高中時捷運木柵線剛啟用,放了學我總會繞遠路搭公車到東淘,再從忠孝復興站坐捷運回家。那種被 CD 和音樂雜誌所包圍的快樂讓人成癮,Björk 和 David Bowie 的大型看板旁,放滿新片的試聽機讓人流連忘返;最新到貨的《Select》、《Q》、《VOX》、《NME》封面上,Oasis 和 Blur 的世紀對決正熱烈上演。而捷運新穎的車廂、俯瞰城市的快感,以及驗票閘口的逼逼聲響,則令人恍若置身未來。對一個在升學壓力下生活的少年而言,所謂的微小而明確,指的就是這些。
木柵線後來變成了文湖線,捷運的驗票音也變成了鋼琴聲,唯一不變的只有東淘樓下的麥當勞,多年來始終在原處屹立不搖。忠孝復興站裡,我聽著閘口此起彼落的鋼琴滑音,懷念起以前那個單純的逼逼聲。
我在九一一事件的三天前來到紐約,在那裡短暫求學的幾個月,我目睹了這個城市的重創,卻也見識了它的堅強,在事發後很短的時間內,人們便恢復了正常生活。地鐵站裡的街頭藝人依舊辛勤地演出著,斯文的民謠歌手、賺取學費的學生弦樂家、設備齊全的搖滾樂團、老邁的二胡演奏家⋯⋯當然也少不了用破銅爛鐵和水桶做鼓組的打擊樂手。偶爾,也會遇到車廂內演出的表演者,有的唱歌有的演布偶劇,他們多半會在到站前向乘客們請求打賞,隨後轉往下一個車廂。
我每天都要從上城百老匯街搭地鐵到 W. 4th Street 上課,某天,一名壯碩的黑人男生上車後在我對面坐下,忽然拿出一台音響,接著就無預警地開始饒舌。嘻哈的律動彷彿就存在血液裡面,他穿著一件大號帽 T、白色高筒籃球鞋、放音樂的銀色老 boombox 和身體一樣大。周遭的乘客們面露微笑,我的身體也不自覺地跟著擺動。但更妙的是,在他唱到一個段落的空檔,原本坐在我隔壁不起眼的白人男生,猛不防地接了下去,他的發聲和韻律都跟黑人男生不同,但同樣犀利而帶勁,兩個人一來一往,興致高昂,觀眾們也跟著他們的即興比拚開始血脈賁張。終於,列車到站,兩人擊掌碰拳,在掌聲中黑人男生拎著他的 boombox 開心地下了車。車門關閉,一切回到平靜,街頭的嘻哈鬥陣,紐約的日常。
幾年後,我也在台北看到了乘客們的微笑,只是我從觀眾變成了表演者,地點從老舊的紐約地鐵換到了明亮的台北捷運。我一個人拿著木吉他在淡水線車廂裡唱〈木雕輪盤〉和〈可能性〉,下車後,台北車站滿坑滿谷的紅衫軍一路蔓延到忠孝東路上,我知道,這終究不是台北的日常。
但我始終相信底層孕育的聲音。儘管信義區香堤廣場上,配著〈江南 Style〉的打鼓演出,和五音不全的《鐵達尼號》主題曲,依然令我避之唯恐不及。但也許,西門町六號出口前那個獨立樂團,或是一旁刷著吉他,宣傳社團成發的青澀高中生裡,有一個人,也經歷了我十六歲時那樣奇蹟降臨的夜晚;他會在未來做出一張專輯,成為某個少年苦悶青春的救贖;他會寫下一句歌詞,挑起別人對童年回憶的想念;他會做出一場表演,成為另一個補習班教室裡心馳神往的私密記憶;他願意獨自度過漫長的黑夜,只為了分享一個無與倫比的體驗,就算他熱愛的一切,有一天終將與他告別。
※
When you were young...
When you were young...
歌詞的時態變成了過去,我卻在迷濛的尾聲曲中回到了現實的當下。音樂結束了,飛行中低沉的背景音持續著。我睜開眼睛,機艙依然模擬著黑夜,即便窗戶縫隙的光線洩漏了外面的時間。我趁著遺忘前快速記下剛剛聽到的感觸,闔上本子,便沉沉睡去。我知道當醒來的時候,一切都將重新開始,但在這之前,請讓我再墜入年少的夢裡一次。
麥米倫學費 在 吳柏蒼 Pochang Wu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這篇長文寫於 2016,原收錄在《耳朵的棲息與散步》書中,但今天為了上映中的《麂皮:永不滿足》分享於此,推薦大家進戲院觀賞,也感謝翻面映畫 / B-side Film代理此片完成了大家的心願。
〈So Young〉
文/吳柏蒼
太平洋上空,機艙裡正模擬著黑夜,我在狹窄的位子上翻來覆去,難以入眠。
去年十二月,回聲樂團結束了暫別前的最後巡演,幾天前,我離開了一手創辦的 iNDIEVOX。近九年來,不曾有機會像現在這樣,放下一切,沒有任何顧忌地遠行。飛行中低沉的背景音裡,我的內心五味雜陳,卻又前所未有地平靜。耳機中,播放的是 Suede 的《Night Thoughts》,Brett 反覆唱著
When you are young...
When you are young...
午夜夢迴間,心思也跟著回到了過去。
※
我發現自己有一個新的能力。
當全神貫注,棄絕多餘的感官觸動,我能讓耳中的音樂變成一層一層的。意識漂浮在 Q 彈的鼓點間,黏著拍分的 bass 像是軌道建構其上,讓人在洪水般奔流的吉他聲裡有所依歸。一九九五年在愛爾蘭的 Féile Festival,The Stone Roses 接連演奏了〈Daybreak〉、〈Breaking Into Heaven〉、〈Driving South〉三首歌,長達二十分鐘的樂音一氣呵成。我在律動中亢奮著,肉身不再有所牽羈,神馳間我陷入不可遏抑的狂喜,直到群眾的歡呼聲漸漸淡出,CD 播畢。
睜開眼睛,抬起頭,我依然和音樂開始前一樣,坐在南陽街大型家教班狹小的高腳鐵椅上,額頭還能隱約感覺到剛剛趴著時被手臂壓紅的痕跡。這裡沒有搖滾明星,然而即將上台的王牌名師卻同樣呼風喚雨。對於不少台北高中生來說,那才是他們崇拜的偶像、能夠改變世界的信仰,學校裡,大夥甚至可以不惜爭得面紅耳赤,只為了證明誰家才有最強的解題口訣。在即將到來的大學聯考前,這成了同學們最緊密的連結之一,而搖滾樂,只是我藏在內心世界裡,一個難以分享的私密救贖,卻也是一片茫然混沌的未來裡,唯一的希望光點。
放學後,從南海路走到南陽街的路上,我總會沿著重慶南路慢慢地閒晃,卡其制服的建中男生三三兩兩的走著,延伸成一條數百公尺的鬆散隊伍,再到貴陽街口和綠色上衣的北一女同學匯流。如果時間較早,偶爾會在總統府門口遇上降旗典禮,這時,所有人都必須停下腳步,觀看憲兵樂儀隊的軍禮儀式。土色與綠色交雜的人群仰望著尖塔上的旗杆,聽著國歌演奏,有些同學會輕聲地開口合唱,直到國旗隨著國旗歌緩緩降下。
再往前走,就是重慶南路書店街。那是國語流行音樂最輝煌的年代,張學友的《吻別》在前一年賣了數百萬張,大街上隨處都能聽見辛曉琪的〈領悟〉和劉德華的〈忘情水〉,王靖雯的〈我願意〉和巫啟賢的〈太傻〉更是吉他社裡正夯的練習曲。而原本和大家一起在社團唱著這些歌的我,卻在高二開始瘋狂迷上披頭四,從此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我每天努力地省下零用錢,一張一張蒐集披頭四的 CD,但總是找不到與他們有關的中文讀物。那天,我一如往常,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走進建宏書局,竟然宛若神蹟地在架上看到一本以披頭四為封面的雜誌。我興奮地箭步上前,一頁頁仔細翻閱,奇妙的是,雜誌裡最吸引我的並非封面故事,反而是隨後的一篇樂評,標題是「英國最佳新團—Suede」,文章中用了一句明顯犯規的推薦語:「如果你今年只買一張專輯,那絕對是這張《Dog Man Star》。」對於一個急欲探索未知世界的高中生來說,這句話令人完全無法抗拒。隔天一下課,我迫不及待地跑到西門町淘兒,最後卻選了他們兩年前的第一張專輯。「如果要聽就要從頭開始才完整」,我是這麼想的,一種處女座的怪異執著。
當晚從補習班回家已經深夜,家人都早早睡了。我打開老爸鮮少在用的 SONY 音響,放進 CD,唱盤咻地開始旋轉。兩個小節後,喇叭裡傳出一聲尖叫,我在驚訝、興奮和寒毛直豎的神聖裡,久久無法回神。
那首歌叫〈So Young〉。
※
很小的時候,因為爸媽要上班,我有大半的時間由保母凌媽媽照顧。凌媽媽家位於木柵久康街一條斜坡的盡頭,那條短短不到一百公尺的坡道上,還錯落著幾間簡陋矮房。每次經過,我都會大聲地和幾位坐在自家門口的杯杯們打招呼,記憶中他們總是在那裡,和鄰居聊天或是獨自抽菸。跟許多老榮民一樣,他們操著濃厚鄉音,孤零零地居住著。長大之後,我便不再看過他們的身影,而那些矮房,也早已隨著這個快速變遷但不再動盪的時代,逐漸消逝。
斜坡再上去,市政府正在鋪一條通往政治大學的新馬路。我最喜歡看挖土機,總會要凌媽媽家的幾位姊姊,帶我到門口看塵土飛揚的挖路工程。幾年後,我們家搬到那條新開的馬路上,一直住到現在。我在那條路上做了 Echo 的三張專輯,和草創了 iNDIEVOX。
那時候路邊很容易就能抓到獨角腳仙和鍬形蟲,爆米香車偶爾會來到凌媽媽家門口,「碰」的一聲讓人又怕又期待。逢年過節時,斜坡會因為舞龍舞獅熱鬧起來,五六歲的我看得津津有味。每隻舞獅兩人一組,毛茸茸的獅頭帶著一雙銅鈴大眼,後面披著閃亮的披風,當獅頭昂首一躍時,看起來好不威風。兩隻舞獅後面,跟著一條鮮豔的綠色舞龍,咧開的大嘴上掛著兩條龍鬚,當龍身盤旋時,畫滿鱗片的長長布幔像是被灌注靈魂般活了過來。喧天的鑼鼓聲中,小朋友們嬉嬉鬧鬧,追著巨龍奔跑,一如每張泛黃照片裡,快樂的童年景象。
※
We’re so young and so gone.
Let’s chase the dragon
from our home.
—〈So Young〉
我知道這句歌詞和我的兒時記憶沒有任何關係,但還是會不禁聯想。我也曾經自行釋義,把「追逐巨龍」解讀為年輕人對於舊時代的反抗,直到長大一點,才知道那不過是放蕩男孩對用藥幻覺的描繪。其餘的,都只是我自身的投射和腦補。
但這更加深了我對搖滾樂的迷戀,也開始在腦中勾勒自己未來的樣子。什麼都不懂的我,買了一把便宜的大搖桿吉他、一顆老師上課用的擴音機當吉他音箱,窩在臥房裡寫歌、錄成錄音帶,想著以後要組一個搖滾樂團,唱自己的歌。
清大畢業再從紐約逃學回來發行《感官駕馭》,已經是六年後的事了。我把家裡的頂樓倉庫清理成一間工作室,作為和團員們寫歌與錄製 demo 的據點。它後來的名字叫「巴士底」,一個在城市邊緣的富麗洞穴,禁閉並期待革命到來的地方。房子中間的天花板上,掛了一隻腳上裝有螺旋槳的原子小金剛,我說他是威風盤旋的守衛者,儘管總是撞到大家的頭。
白天工作、晚上寫歌的日子就這樣過了好多年。《少年的最後旅行》、《巴士底之日》、《處女空氣》、《獻給生命中的純粹》,我的確實踐著十六歲時想像的人生,除了那些腸枯思竭的夜晚和漫長的孤獨之外。時常在放下吉他、累癱在工作室的床上時,天早已大亮。頂樓三面都有窗子,但沒有裝窗簾,天氣好的時候,強烈的日光直射進來,讓人即使再累都無法入眠。若遇到玉帝、關公,或是其他我不認識的神明生日時,大樓隔壁的廟更會一早就開始慶祝,在激昂的鑼鼓、銅鈸、嗩吶聲中,還有一小時以上的誦經持續放送。我在這四面八方襲來的阻撓中彌留,心裡想著:神明怎麼可能喜歡這種音樂?
在巴士底兼作 iNDIEVOX 的辦公室後,我就更離不開了。白天,我和夥伴們一起寫程式、做設計、開會辦公;晚上下班後,Echo 團員便緊接著來錄音練團直到深夜。有時候時間強碰,兩組人馬就得擠在這個不到十坪大的空間裡一起工作,克難但又溫馨。而我,從那個被姊姊們抱在懷中看挖土機的小男孩,到埋首在音樂裡的成年人,不知不覺地在這條路上度過了好長的人生。路的那一頭,凌媽媽和老杯杯們的房子都早已改建拆除,過節時也不會有舞龍可以追逐;爆米香車消失了,獨角仙和鍬形蟲也不知道去了哪裡。路的這一頭,山邊的雨還是得天獨厚地下著,一棟棟蓋起的住宅大廈取代了竹林和滿山蘆葦,我再也不能從窗外看見貓空山上的點點燈火。倒是一整家子的藍鵲和獨來獨往的烏鴉開始飛來作伴,三更半夜依然嘎嘎地叫著,讓我在獨自寫歌時不至於太過寂寞。
那些年常去的唱片行,也一間一間地關了,以前下公車就要進去晃兩圈的政大唱片行,在我去新竹念書後沒幾年就結束營業。我在那裡買的第一張 CD 是 R.E.M. 的《Out Of Time》,這個專輯名稱現在看來就是整個唱片產業的註解。回到台北後,西門町和東區的兩家淘兒也黯然退場,那曾經是我最愛駐足的地方。高中時捷運木柵線剛啟用,放了學我總會繞遠路搭公車到東淘,再從忠孝復興站坐捷運回家。那種被 CD 和音樂雜誌所包圍的快樂讓人成癮,Björk 和 David Bowie 的大型看板旁,放滿新片的試聽機讓人流連忘返;最新到貨的《Select》、《Q》、《VOX》、《NME》封面上,Oasis 和 Blur 的世紀對決正熱烈上演。而捷運新穎的車廂、俯瞰城市的快感,以及驗票閘口的逼逼聲響,則令人恍若置身未來。對一個在升學壓力下生活的少年而言,所謂的微小而明確,指的就是這些。
木柵線後來變成了文湖線,捷運的驗票音也變成了鋼琴聲,唯一不變的只有東淘樓下的麥當勞,多年來始終在原處屹立不搖。忠孝復興站裡,我聽著閘口此起彼落的鋼琴滑音,懷念起以前那個單純的逼逼聲。
我在九一一事件的三天前來到紐約,在那裡短暫求學的幾個月,我目睹了這個城市的重創,卻也見識了它的堅強,在事發後很短的時間內,人們便恢復了正常生活。地鐵站裡的街頭藝人依舊辛勤地演出著,斯文的民謠歌手、賺取學費的學生弦樂家、設備齊全的搖滾樂團、老邁的二胡演奏家⋯⋯當然也少不了用破銅爛鐵和水桶做鼓組的打擊樂手。偶爾,也會遇到車廂內演出的表演者,有的唱歌有的演布偶劇,他們多半會在到站前向乘客們請求打賞,隨後轉往下一個車廂。
我每天都要從上城百老匯街搭地鐵到 W. 4th Street 上課,某天,一名壯碩的黑人男生上車後在我對面坐下,忽然拿出一台音響,接著就無預警地開始饒舌。嘻哈的律動彷彿就存在血液裡面,他穿著一件大號帽 T、白色高筒籃球鞋、放音樂的銀色老 boombox 和身體一樣大。周遭的乘客們面露微笑,我的身體也不自覺地跟著擺動。但更妙的是,在他唱到一個段落的空檔,原本坐在我隔壁不起眼的白人男生,猛不防地接了下去,他的發聲和韻律都跟黑人男生不同,但同樣犀利而帶勁,兩個人一來一往,興致高昂,觀眾們也跟著他們的即興比拚開始血脈賁張。終於,列車到站,兩人擊掌碰拳,在掌聲中黑人男生拎著他的 boombox 開心地下了車。車門關閉,一切回到平靜,街頭的嘻哈鬥陣,紐約的日常。
幾年後,我也在台北看到了乘客們的微笑,只是我從觀眾變成了表演者,地點從老舊的紐約地鐵換到了明亮的台北捷運。我一個人拿著木吉他在淡水線車廂裡唱〈木雕輪盤〉和〈可能性〉,下車後,台北車站滿坑滿谷的紅衫軍一路蔓延到忠孝東路上,我知道,這終究不是台北的日常。
但我始終相信底層孕育的聲音。儘管信義區香堤廣場上,配著〈江南 Style〉的打鼓演出,和五音不全的《鐵達尼號》主題曲,依然令我避之唯恐不及。但也許,西門町六號出口前那個獨立樂團,或是一旁刷著吉他,宣傳社團成發的青澀高中生裡,有一個人,也經歷了我十六歲時那樣奇蹟降臨的夜晚;他會在未來做出一張專輯,成為某個少年苦悶青春的救贖;他會寫下一句歌詞,挑起別人對童年回憶的想念;他會做出一場表演,成為另一個補習班教室裡心馳神往的私密記憶;他願意獨自度過漫長的黑夜,只為了分享一個無與倫比的體驗,就算他熱愛的一切,有一天終將與他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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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were young...
When you were young...
歌詞的時態變成了過去,我卻在迷濛的尾聲曲中回到了現實的當下。音樂結束了,飛行中低沉的背景音持續著。我睜開眼睛,機艙依然模擬著黑夜,即便窗戶縫隙的光線洩漏了外面的時間。我趁著遺忘前快速記下剛剛聽到的感觸,闔上本子,便沉沉睡去。我知道當醒來的時候,一切都將重新開始,但在這之前,請讓我再墜入年少的夢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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