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花蕾］
今天香港有宗小新聞，《蘋果日報》位於將軍澳的壹集團總部大樓，內有很多綠色植物，自公司停業後擔心沒人打理，有心人聯絡過負責人，安排周日免費公開派發。
如此新聞，令人想起蘋果日報接待大堂，除了有漂亮的室內植物，還有一個巨型鳥籠，內裡的各式雀鳥吱吱喳喳叫個不停。據說，壹集團停業，有人已經把鳥兒也安頓好。
信奉自由市場的黎老闆，還在大堂展示了三個經濟學者的頭像和說話：分別為殖民地時代前財政司郭伯偉、學者佛利文和海耶克的話。早年我到訪過，逐一細看金屬板鑲起的話，大概是說，政府干預市場越少越好，市場無形之手是最好的。後來我去美國芝加哥，特意也到訪芝大看看這些學者的主張。
在傳媒大堂養鳥竪像，實在是非一般傳媒老闆的作風。一位前輩記者記得，她年輕時在香港任英文傳媒，曾經採訪過一單奇怪的新聞。原來黎氏大宅裡養了一頭黑熊，後來被有關當局帶走這只受保護動物。
這些作風，令我想起被譽為美國最偉大電影《大國民》的主角Charles Foster Kane. 這套1941由Orson Welles拍攝的黑白電影，以美國報業大亨William Randolph Hearst為藍本。
Kane自小窮困，被富翁收為養子後，收購一份紐約報紙，以大膽的手法做新聞，發達後與歌女再婚。被影射的美國傳媒大亨特別因為戲中描繪其愛情生活不滿，傳聞Hearst曾派人花錢購下底片準備銷毁，最終電影順利上影。多年以後，Hearst後人在大宅放映《大國民》，替這段歷史來個closure.
《大國民》其中一幕，寫Kane年少氣盛，進駐一間老牌報紙編輯室，他把自己藝術藏品搬來，連牀也搬進來。
原來的老報人表示側目，Kane反駁：「你們以前做新聞是運作12小時，我們的新聞是24小時運作。」Kane拿着別張報紙問為何我們的標題那麼小，別人的那麼大，老報人答，那個新聞根本不大，Kane答：「只要標題夠大，新聞就夠大。」還請「狗仔隊」到失踪婦人的家追問那位丈夫是否把妻子藏起來。
這種氣焰氣魄，小報做法，讓Kane的報紙迅即大賣。但Kane自命不只是個生意人，他出身寒微，永遠記得蟻民的苦況。夜深，他把氣油燈關掉，說出一句志氣話：「我要這份報紙，對這個城市的重要性，好比氣油對紐約那麼不可或缺。」
一張報紙，讓一個城市的人感到有所歸屬，也是蘋果日報於1995年創刊號，社論寫過的話。當年的社論題為〈《蘋果日報》：我們屬於香港〉，內文這樣寫：「我們要辦的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
「不怕九七後情況有變嗎？我們怕。但我們不願意被恐懼所威嚇。我們更不願意被悲觀所蒙蔽。我們要積極樂觀地面對未來，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深信，習慣了自由的香港人，對不合理的禁制，不公平的對待一定不會啞忍，因為天生下來香港人便對自由熱烈追求。」結語寫道：「我們將忠誠地去緊守工作崗位，老老實實地做個驕傲的香港人。」
說回《大國民》，此電影不只是說報業，其戲名「Citizen Kane」，說明的就是一位報人不只是一個普通人，而是象徵了美國精神的國民。他的善與惡，好與醜，完美與瑕疵，也就是說明美國精神的衝撞、破格、探索。
在漆黑的房間，燈光師讓Kane的臉落入完全暗黑的當中，新穎的打燈法，說明了Kane內心的不可理解。他用筆於紙上寫了幾句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我們的原則。大意是，要為人民發聲，讓他們不會被有錢人的聲音淹沒。Kane的兄弟調侃道，「你好像寫的是美國憲法？不要把人民掛在嘴邊，口口聲聲。」
但雄心壯志的Kane當然聽不入耳，他喚了印刷小子進來，「第四次改版。」令我想起蘋果日報打破了一般報紙印刷規範，過去廿六年，每個清晨，它是最早應市的報紙，凌晨二時於九龍旺角已經可買；新聞只要夠大，隨時加印特集號外也可以。
這一天，香港也有一單不大也不小的新聞。有一間政府官方運作的康文署圖書館，早前被發現「館長推介」一欄，擺放了多本關於黎智英的自傳，究竟是館長知道，還是被戲弄不得而知，但事又引起一陣騷動。作為一個傳奇人物，多年來出版過多本傳奇，有些是由本人授權，有些是別人撰寫的。
香港的出版業從來頗自由，禁書進出口的聖地。自國安法一出，今年七月中辦的香港書展，營運方說，若有人舉報書籍涉違國安法，會召警方處理。而亦有人發現，於官方在全港的圖書館搜索系統，黎智英的多本自傳已經消失了，或不准借閱。
黎智英的歷史，有那麼令人害怕嗎？他的故事，也是千千萬萬香港人經歷過。那些年，大量人口為逃避政治運動，或追求更好生活，從中國內地逃難到港。在廣州，這段歷史叫「大逃港」。南中國的人民，抱着一只籃球或車呔，穿一條底褲，或爬山或游水，南來香港，尋找自由和生存的機會。
黎智英在廣州出生，父親很早來港，母親被抓往勞改，自小和輕微智障的姐姐及攣生妹妹一起求生，甚麼低下層的工作也做過，能夠有一口豬油撈飯吃已經很快樂。據說，今日黎氏能受得了香港監獄的狀況，部份原因，也因為出身寒微，捱得苦。
《大國民》始終是一套美國電影，說的是，發了達的Kane，無論多奢華的日子，也沒法滿足他，從政失敗，人民不愛他，他卻嘗試從一個失意歌女身上找真愛。然而Kane想操控歌女，兩人最後亦不歡而散，歌女離他而去。Kane在大屋Xanadu中孤獨終老，畢生追尋的是甚麼？
Kane在病榻上呢喃了幾次：「Rosebud」（玫瑰花蕾），一位記者於是展開偵查這名傳媒大亨死前的遺言究竟是指甚麼？是名是利？是兄弟情？是愛情？
電影最終幕，大堆官僚在點算Kane財產，在豪宅裡把已逝主人的藏品分類，值錢的放一邊準備變賣，不值錢的一概扔進火爐即場銷毁。其中一個木製雪橇玩具被指為「便宜貨」，被扔進火爐。
鏡頭大特寫雪橇的圖案，正是一朵人手畫的玫瑰花圖案。回帶電影開場，貧窮的Kane在冰天雪地的美國小鎮，被逼離開親生父母，到富翁家作養子，母子別離之前，少年Kane正在小屋門外的積雪上玩樂，伴着他離家的只有那只雪橇玩具。即使富甲天下，死前一刻，他還是想起自己那個寒微的家和父母。
我們的大國民，又有沒有他的玫瑰花蕾呢？黎智英坐囚前，不只一次接受訪問，說得哽咽，「香港的自由社會給了我這一切，為了回報這份自由，或許是時候我要為它付出。」“I came here with nothing, the freedom of this place has given me everything. Maybe it’s time I paid back for that freedom by fighting for it,” （法新社，2020）
12歲的黎，游水來香港後，由工廠散工做起，之後矢志要當老闆，開了製衣廠，佐丹奴曾是八十年代非常成功的成衣品牌，其推銷手法新穎，讓黎氏擁有強大資本，進軍傳媒業。
在傳媒業，由《壹週刊》到《蘋果日報》，他以優厚的薪酬招兵買馬，然而要忍受高壓工作環境也讓不少傳媒人又愛又恨。《壹週刊》聞名的「鋤書會」讓人聞風喪膽，公司競爭激烈，黎老闆炒人也手起刀落，如此管理風格和一般文人辦報相去甚遠。但香港曾經有一種精神，就是雅俗混雜，創意爆發，沒有界線的創新，也讓整個香港傳媒界風起雲湧。
在壹傳媒工作過的人，被該公司解僱過的，或會擁有深深的恨，但我也認識不少同業，對公司，對黎老闆，又恨又愛。尤其在香港如此風雨飄搖之日，黎氏本有機會脫身，但他卻一步一步走進牢獄。一位生意人，由擁抱自由市場，到擁抱自己相信的理念，不能自拔。
壹集團至今，有多位高級管理層及主筆以國安法被捕。公司資金被凍結，向員工出糧也有困難。有員工卻說，寧可自動辭職也不願被解僱，「不想公司蝕錢」。
黎老闆在囚車出入法院，原來追着囚車喊「老闆！加油！」的壹集團高層，現在自己身在囚車中，換成其他暫且獲保釋，或暫時安好的同事追着囚車大喊：「羅生，加油！張生，加油！」採訪法庭的《蘋果日報》記者，由寫抗爭者的故事，變成寫老闆的法庭新聞，變成寫上司成為被告的採訪筆記。
一位在《蘋果日報》打工的攝影記者說，在法庭第一排旁聽後，被公司派往「上山」去拍攝羅偉光總編被收押荔枝角收柙所的照片。由於那個山坡偏僻，要爬好一段路寄身樹叢以超長鏡才可以拍攝得到。「幸好你下囚車時沒有回頭，否則我應該會崩潰了。」平日在公司撞口碰面的上司，這一天，成為了照片新聞裡的主角。零距離的痛楚。
在香港，被關押的抗爭者，包括黎智英本人，在香港監獄有權訂閱一份報紙閱報，當中包括蘋果日報。這是牆外人們不明白的狀況。沒有了蘋果，就如切斷了關柙者對外資訊的一個重要選擇。很多記者或作家繼續寫實體報，也是抱着這種「文字可以進牆」的原因，奮力揮筆下去。總有一些東西，網絡不可取代。
說回我們的「大國民」，他沒有孤獨終老，因為他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黎老闆的妻子，在壹集團運作的最後一晚，受同事擁簇，在最後一份《蘋果日報》付印的時候，她獲員工們的深深擁抱。
或許，黎老闆也有他的「玫瑰花蕾」。據說，黎智英還未偷渡來港時，只有八、九歲的他，替別人在廣州車站開車門托行李，獲得小小打賞，有時是錢，有時是禮物，有時甚麼也沒有。
但他很記得，有人給了他一片巧克力：「我那時完全不知道香港是怎樣，但把巧克力放在口中，天下間有這麼美味的東西，來自一個地方叫香港，那時我便認定，香港就是天堂，我要去那個地方。」
(圖片來源：By RKO Radio Pictures, still photographer Alexander Kahle -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er, Volume XII, Number 12, January 1941 (front cover), 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6766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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