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隨緣家書】功能組別選舉Vs真雙普選:矛盾,還是統一?
近月曾經在社交媒體分享了幾次「功能組別攻略」,有些內容來自連登網友,總會遇上以下一類留言:「五大訴求」目標包括真雙普選,為何反而要參與功能組別這小圈子選舉?假如功能組別可以選贏,為甚麼過去贏不了?「特朗普已經承諾為香港人爭取雙普選」,為甚麼還要參與腐敗遊戲?
這些問題的背後,蘊含對特區政府「一國兩制」的高度不信任,以及對傳統泛民的深切失望,完全可以理解。但情緒宣洩過後,始終要面對具體問題:怎樣達到「真雙普選」?熟悉管理學的朋友,會聽過管理學大師杜蘭(George Doran)、杜魯克(Peter Drucker)等使用的「SMART」,假如「真雙普選」是project management,使用「SMART」研判三條路線,我們會得到較清晰的圖像。
路線一:傳統泛民「人哥路線」
假如參與功能組別選舉是按照過去22年傳統泛民的路線,坦白說,確是永不可能達到「真雙普選」。網友質疑這是永續象徵性零執政意志的反對派、「變相維穩」,邏輯上是完全成立的。這是簡單分析:
S(Specific goal,目標):爭取真雙普選(理論上)
M(Measurable,路線圖):佛系參選,既接受立法會分組點票這不公機制,但只參與小部份有勝算的功能組別選舉,放棄在所有功能組別擴大選民基礎,直到不知道哪一天選贏立法會、選贏特首,再推動真雙普選
A(Assignable,問責人):議會既得利益者主導
R(Realistic,可行性):零
T(Time-related,時間表):永續
這樣參與選舉,策略上是最愚蠢的:既認可了制度上的不公,沒有豁出去全面抗爭;又不尋求任何突破,不鑽研制度內部漏洞,去謀求顛覆遊戲規則;結果「兩頭唔到岸」,對少數派政權,卻是正中下懷。為甚麼傳統泛民會走這條路線,不同朋友有不同解讀;我們不鼓吹陰謀論,只希望提供一個參考。
經過過去八個月、再目睹林鄭政府以群眾鬥群眾方式「抗疫」,不少朋友都在研究怎樣建立新工會、為公司註冊,去選贏功能組別,於是約了職工盟的朋友請教,獲告知「人哥唔想咁做,覺得不斷生工會而為咗選票,咪淪落到同工聯會一樣囉,咁係出賣工運崇高理念」。聽了這解釋,同行朋友一律呆立當場,因為找不到內裏任何邏輯;看得出那位職工盟的朋友對「人哥路線」也不以為然,於是她也在協助建立新工會。無論這條路線為何走了數十年,none of my business,但是時候終結了。
路線二:制度外抗爭+國際線
有見上述路counter-productive,不少新一代對制度徹底失望,提起「功能組別」就是一片罵聲,這十分正常。但罵歸罵,過後同樣要回答同一道SMART題目,假如按照體制外路線,脈絡大概是這樣的:
S(目標):爭取真雙普選(不同人或有其他後續)
M(路線圖):拒絕參加功能組別選舉,讓少數派(目前控制權力的「建制派」)控制大局,凸顯制度荒謬,喚起全民覺醒;然後通過體制外方式,例如國際線的壓力、勇武派增加管治成本的方法、攬炒團隊的努力,逼北京讓步
A(問責人):全民參與,無大台
R(可行性):
(1)國際社會要有足夠自私誘因或內部民意,提出「不再承認香港獨特地位」施壓;
(2)體制外抗爭的壓力,能根本影響北京在港核心利益;
(3)社會民情需要有類似反二十三條、反送中、反警暴一類誘發點
T(時間表):部份朋友相信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提出「2020雙普選」是具體時間表,但這是一貫外交語言,是否代表不能達標、華府就會反檯,可自行判斷
相對「人哥路線」的零可行性方案而言,以上方案起碼邏輯上成立,遠勝往昔,這是必須肯定的。然而到了評估可行性、時間表,從過去八個月可見,單靠任何一條線,都是不夠力的;要不是林鄭月娥一意孤行打《送中條例》、「止暴制亂」、「鬥跨醫護」這三大戰役,以上路線的R和T,只會更渺茫。這不是說國際線、勇武線、攬炒線、其他抗爭線沒有用,恰恰相反,他們都有不能取代的角色,互為表裏,和其他路線從來要相輔相成,但孤注一擲,恐怕依然是等待果陀。
然後,我們再看第三條路。
路線三:制度內部顛覆
《基本法》是一部很有趣的法律,有趣之處,在於行政長官權力極大,同時制度設計卻充滿漏洞。「功能組別必然由少數派屈機」,其實是一個myth,建基於傳統泛民只參選個人票為主的組別。傳統功能組別30席(不計超級區議會5席)當中,目前非建制的6席(法律、教育、衛生服務、社會福利、會計、資訊科技),加上中立的醫學、得而復失的建築測量,都是個人票。但其實尚有其他個人票的專業界別,通過大規模選民登記,足以光復(例如工程);那些莫名其妙以沒有多少代表性的團體為代表的界別(例如文化出版體育演藝),存在新團體註冊的大量空間;不少商界組別的公司資格(飲食、批發零售、進出口等),都沒有高門檻;即使是勞工界,工會門檻也不過是七人一會。林鄭政府剛宣佈的「300億(私相授受)抗疫基金」,明眼人一看即發現,完全是公然協助這些界別的現任議員通過「協助申請政府資助」來註冊友好票的一貫手段。
然而,建制派即使不斷細胞分裂,但只要「六四黃金比率」存在,而民間出現覺悟,幾何級數的登記成為選民,即使是在功能組別這分組點票當中過半,也絕對可能。單是勞工界代表「老馮」由工聯會+勞聯壟斷,還要是自動當選,和民意比例完全相反,卻不聞泛民工運領袖反檯,就是咄咄怪事。雖然覺醒出現得太晚,林鄭少數派政權最後抵抗的「工作」明目張膽,但不爭取,怎麼也說不過去。好了,這和五大訴求又有甚麼關係?回到SMART:
S(Specific goal,目標):真雙普選
M(Measurable,路線圖):
(1)通過大幅度增加選民登記,
(2)令2020年立法會選舉的非建制派議席過半,
(3)帶動2021年選舉委員會選情,讓非建制派席位過半,
(4)選出非建制派的特首;
(5)由新政府提出政府方案,改革功能組別、落實普選;
(6)交由非建制派過半的立法會通過;
(7)由於政府方案只需立法會簡單多數通過,無需分組點票,而改變每一個功能組別的選舉方式為直選只是內部立法,無需經過人大,這是最快的道路
A(Assignable,問責人):任何能勝出上述選舉、認同五大訴求、不再走「人哥路線」的候選人
R(Realistic,可行性):
(1)路線圖成功率,很靠選民登記的覺悟;
(2)北京會否接受,則視乎「香港市民根據官方制度選贏也要反檯」 的代價,也就是其他戰線的壓力,包括(a)國際制裁;(b)街頭抗爭可能急速升溫;(c)催生獲民意授權而難產的平衡政府;(d)集體移民和撤資。A+B+C+D,都是不會自然出現的,但假如是通過北京破壞自己設計、已先天不公的制度,卻是製造了後天土壤。北京兩害相權,選擇非理性的反檯機會不應超過50%;假如真的有了非理性決定,那是de facto certify一國兩制,對香港人而言,也是一個解脫。
T(Time-related,時間表):2020、2021、2022三場選戰,終極一戰。
選民登記的死線,還有不到兩個月;登記功能組別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終結功能組別。退一萬步,就算是外國那些爭取獨立的政黨,也會參與各自所不認同的國家的議會選舉,何況「五大訴求」從不是爭取獨立,只是要光復香港?下一步怎辦,相信我們會得出一致的邏輯結論。
明報筆陣,2020年2月24日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2022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沈旭暉隨緣家書】功能組別選舉Vs真雙普選:矛盾,還是統一?
近月曾經在社交媒體分享了幾次「功能組別攻略」,有些內容來自連登網友,總會遇上以下一類留言:「五大訴求」目標包括真雙普選,為何反而要參與功能組別這小圈子選舉?假如功能組別可以選贏,為甚麼過去贏不了?「特朗普已經承諾為香港人爭取雙普選」,為甚麼還要參與腐敗遊戲?
這些問題的背後,蘊含對特區政府「一國兩制」的高度不信任,以及對傳統泛民的深切失望,完全可以理解。但情緒宣洩過後,始終要面對具體問題:怎樣達到「真雙普選」?熟悉管理學的朋友,會聽過管理學大師杜蘭(George Doran)、杜魯克(Peter Drucker)等使用的「SMART」,假如「真雙普選」是project management,使用「SMART」研判三條路線,我們會得到較清晰的圖像。
路線一:傳統泛民「人哥路線」
假如參與功能組別選舉是按照過去22年傳統泛民的路線,坦白說,確是永不可能達到「真雙普選」。網友質疑這是永續象徵性零執政意志的反對派、「變相維穩」,邏輯上是完全成立的。這是簡單分析:
S(Specific goal,目標):爭取真雙普選(理論上)
M(Measurable,路線圖):佛系參選,既接受立法會分組點票這不公機制,但只參與小部份有勝算的功能組別選舉,放棄在所有功能組別擴大選民基礎,直到不知道哪一天選贏立法會、選贏特首,再推動真雙普選
A(Assignable,問責人):議會既得利益者主導
R(Realistic,可行性):零
T(Time-related,時間表):永續
這樣參與選舉,策略上是最愚蠢的:既認可了制度上的不公,沒有豁出去全面抗爭;又不尋求任何突破,不鑽研制度內部漏洞,去謀求顛覆遊戲規則;結果「兩頭唔到岸」,對少數派政權,卻是正中下懷。為甚麼傳統泛民會走這條路線,不同朋友有不同解讀;我們不鼓吹陰謀論,只希望提供一個參考。
經過過去八個月、再目睹林鄭政府以群眾鬥群眾方式「抗疫」,不少朋友都在研究怎樣建立新工會、為公司註冊,去選贏功能組別,於是約了職工盟的朋友請教,獲告知「人哥唔想咁做,覺得不斷生工會而為咗選票,咪淪落到同工聯會一樣囉,咁係出賣工運崇高理念」。聽了這解釋,同行朋友一律呆立當場,因為找不到內裏任何邏輯;看得出那位職工盟的朋友對「人哥路線」也不以為然,於是她也在協助建立新工會。無論這條路線為何走了數十年,none of my business,但是時候終結了。
路線二:制度外抗爭+國際線
有見上述路counter-productive,不少新一代對制度徹底失望,提起「功能組別」就是一片罵聲,這十分正常。但罵歸罵,過後同樣要回答同一道SMART題目,假如按照體制外路線,脈絡大概是這樣的:
S(目標):爭取真雙普選(不同人或有其他後續)
M(路線圖):拒絕參加功能組別選舉,讓少數派(目前控制權力的「建制派」)控制大局,凸顯制度荒謬,喚起全民覺醒;然後通過體制外方式,例如國際線的壓力、勇武派增加管治成本的方法、攬炒團隊的努力,逼北京讓步
A(問責人):全民參與,無大台
R(可行性):
(1)國際社會要有足夠自私誘因或內部民意,提出「不再承認香港獨特地位」施壓;
(2)體制外抗爭的壓力,能根本影響北京在港核心利益;
(3)社會民情需要有類似反二十三條、反送中、反警暴一類誘發點
T(時間表):部份朋友相信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提出「2020雙普選」是具體時間表,但這是一貫外交語言,是否代表不能達標、華府就會反檯,可自行判斷
相對「人哥路線」的零可行性方案而言,以上方案起碼邏輯上成立,遠勝往昔,這是必須肯定的。然而到了評估可行性、時間表,從過去八個月可見,單靠任何一條線,都是不夠力的;要不是林鄭月娥一意孤行打《送中條例》、「止暴制亂」、「鬥跨醫護」這三大戰役,以上路線的R和T,只會更渺茫。這不是說國際線、勇武線、攬炒線、其他抗爭線沒有用,恰恰相反,他們都有不能取代的角色,互為表裏,和其他路線從來要相輔相成,但孤注一擲,恐怕依然是等待果陀。
然後,我們再看第三條路。
路線三:制度內部顛覆
《基本法》是一部很有趣的法律,有趣之處,在於行政長官權力極大,同時制度設計卻充滿漏洞。「功能組別必然由少數派屈機」,其實是一個myth,建基於傳統泛民只參選個人票為主的組別。傳統功能組別30席(不計超級區議會5席)當中,目前非建制的6席(法律、教育、衛生服務、社會福利、會計、資訊科技),加上中立的醫學、得而復失的建築測量,都是個人票。但其實尚有其他個人票的專業界別,通過大規模選民登記,足以光復(例如工程);那些莫名其妙以沒有多少代表性的團體為代表的界別(例如文化出版體育演藝),存在新團體註冊的大量空間;不少商界組別的公司資格(飲食、批發零售、進出口等),都沒有高門檻;即使是勞工界,工會門檻也不過是七人一會。林鄭政府剛宣佈的「300億(私相授受)抗疫基金」,明眼人一看即發現,完全是公然協助這些界別的現任議員通過「協助申請政府資助」來註冊友好票的一貫手段。
然而,建制派即使不斷細胞分裂,但只要「六四黃金比率」存在,而民間出現覺悟,幾何級數的登記成為選民,即使是在功能組別這分組點票當中過半,也絕對可能。單是勞工界代表「老馮」由工聯會+勞聯壟斷,還要是自動當選,和民意比例完全相反,卻不聞泛民工運領袖反檯,就是咄咄怪事。雖然覺醒出現得太晚,林鄭少數派政權最後抵抗的「工作」明目張膽,但不爭取,怎麼也說不過去。好了,這和五大訴求又有甚麼關係?回到SMART:
S(Specific goal,目標):真雙普選
M(Measurable,路線圖):
(1)通過大幅度增加選民登記,
(2)令2020年立法會選舉的非建制派議席過半,
(3)帶動2021年選舉委員會選情,讓非建制派席位過半,
(4)選出非建制派的特首;
(5)由新政府提出政府方案,改革功能組別、落實普選;
(6)交由非建制派過半的立法會通過;
(7)由於政府方案只需立法會簡單多數通過,無需分組點票,而改變每一個功能組別的選舉方式為直選只是內部立法,無需經過人大,這是最快的道路
A(Assignable,問責人):任何能勝出上述選舉、認同五大訴求、不再走「人哥路線」的候選人
R(Realistic,可行性):
(1)路線圖成功率,很靠選民登記的覺悟;
(2)北京會否接受,則視乎「香港市民根據官方制度選贏也要反檯」 的代價,也就是其他戰線的壓力,包括(a)國際制裁;(b)街頭抗爭可能急速升溫;(c)催生獲民意授權而難產的平衡政府;(d)集體移民和撤資。A+B+C+D,都是不會自然出現的,但假如是通過北京破壞自己設計、已先天不公的制度,卻是製造了後天土壤。北京兩害相權,選擇非理性的反檯機會不應超過50%;假如真的有了非理性決定,那是de facto certify一國兩制,對香港人而言,也是一個解脫。
T(Time-related,時間表):2020、2021、2022三場選戰,終極一戰。
選民登記的死線,還有不到兩個月;登記功能組別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終結功能組別。退一萬步,就算是外國那些爭取獨立的政黨,也會參與各自所不認同的國家的議會選舉,何況「五大訴求」從不是爭取獨立,只是要光復香港?下一步怎辦,相信我們會得出一致的邏輯結論。
明報筆陣,2020年2月24日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2022 在 Dung Kai-cheung 董啟章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沈旭暉隨緣家書】「林鄭三大戰役」之後:敘利亞化的香港少數派政府,真能管下去?
香港主權移交以來,雖然特區政府施政一直有種種問題,但特首民望下跌至破歷史紀錄的20%以下,而且持續漫長時間,這是由林鄭月娥這個連周永新教授也稱之為「無能、無信、無德」的極左政權開始,彭博社更有文章以「failed state」形容香港。
不少建制精英在私人場合,儘管把林鄭罵得狗血淋頭,但依然相信現制度能苟延殘喘,認為只要2022年換上一個「正常啲」、「無咁癲」的特首,又可以享有一段蜜月期,就像曾蔭權任內初年,也享有超過70%的高民望;就算是林鄭月娥剛取代梁振英時,也算一度穩住局面。這些朋友又深信,就算特區政府民望多低,「反對派」還不是無能為力:從「送中條例」、「止暴制亂」、「同心抗(擴)疫」這三場林鄭「群眾鬥群眾」「三大戰役」可見,只要政府老是顧全政治正確、而犧牲港人利益,豁出去行極左路線,香港人就是文攻武衛國際本土萬箭齊發,「咁你都吹佢唔漲㗎」。
以上都是真實對白。一年前,這樣說,也許是事實。然而經過「三大戰役」,一切天翻地覆,今後這個「管治模式」,已「肯肯定」不能永續。為什麼?
一、 根據《基本法》原有設計,特首應超然於黨派利益之上,因此才不得有政黨背景(也許共產黨除外),擁有和不同勢力周旋的彈性,民望高時可以比所有政黨都高。但自從「三大戰役」,林鄭綑綁全體建制派支持、卻遭遇滑鐵盧,在廣大市民心目中,「特首+建制派」,已經成為一個單一政黨——一個只代表少數派利益的政黨。
以往建制派可以通過區議會的蛇齋餅粽,宣傳自己才是多數派,立法會的直選部份只是「protest vote」,但經過上次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已成為全方位少數派,不見得未來可以逆轉。在過去22年,經過威逼利誘、滲透同化,非建制派的民意,始終固化在60%以上,本來他們自稱「泛民主派」,只以爭取民主為目標,和政府其他方面的合作空間頗大;但「三大戰役」之後,傳統泛民式微、本土主義大盛,這60%公民有了越來越強的身份認同,令執政少數派,也被賦予了「逆向認同」,合作幾不可能。
香港執政黨成了「永續少數派政府」,就像從前的台灣國民黨政權、伊拉克遜尼派薩達姆政權、敘利亞阿拉維派巴沙爾政權一樣。它們的下場,眾所週知。
二、 不滿少數派政府的人,真的做不了任何制衡嗎?自然不是。佔最少六成的非建制派公民,加上兩成只因自身崗位才不得不表面撐政府的「淺藍」,只要不順從,政府的管治成本無疑大增。
單是多數派區議會對一切地方施政制衡,哪怕只是權力有限的「非憲政機關」,政府已不可能黑箱作業。然後在真正的憲政機關立法會,只要議席按民意反映,又或非建制派得到70席當中的33-34席(須知建制派的老弱殘兵不可能長期開會),已足夠制衡所有立法工作。
在這社會氣氛下,商界、各專業的頭面人物,也會用自己擅長的官僚政治、文牘程序、法律條文,與少數派政府周旋,除非政府豁出去連這些也不顧,否則舉步維艱。
公務員更早已消極怠工,這次林鄭「抗(擴)疫」倒行逆施,一切都不具備可操作性,不少資深公務員私下都說:「你要玩呢套又要一言堂,我地咪申請一格廁紙都要seek clarification,任你啲荒謬嘢出街,睇你點死。」這還沒有把勇武派的衝擊、合法示威罷工的成本計算在內。以上種種也許不能直接令香港「攬炒」,卻會造成深遠的連鎖效應。
三、 香港「一國兩制」對北京的剩餘價值,就是以香港作為融資、集資、走資的白手套;當中美貿易戰變成持久戰,中國內部又沒有足以取代香港的機器,無論官方怎樣宣傳,香港的不可取代性,其實與日俱增。
在所有重要機構內部,信奉香港核心價值的真香港人,都肩負重任:為不合理的政策check and balance,這是為甚麼國際社會依然相信香港制度的原因。「留島不留人」要是可以成功,上海自貿區、或前海這個「深化港深戰略融合的東方曼哈頓」,早就成功了。但要是少數派政府繼續倒行逆施,各大機構內部的反彈,特別是涉及法律、標準、規範的,一定加大;假如這些反彈被強權以粗暴手段硬壓下去,卻是失去了「一國兩制」的最後價值。
試想像一旦所有香港企業公然「做數」、不理會行之有效的compliance,一如武漢肺炎因為「你懂的」原因被隱瞞疫情一個月,屆時國際社會不承認香港特殊身份,指日可待。假如北京願意香港變成那樣,在過去八個月,早就出動解放軍或武警了,也毋須在意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吧。
四、 少數派政府眾叛親離,自欺欺人的救命稻草,只能向極左陣營靠攏,也就是林鄭這樣。「極左」凡事意識形態掛帥,即使在香港傳統建制當中,也是過街老鼠,長期受傳統精英鄙視,有強烈報復心態,此刻依然支持林鄭政府的不足20%,基本上就是這些人。
為了鞏固他們的支持,除了施政要政治正確、夠「左」,還要愚民,通過微信公眾號、深藍whatsapp群組KOL等不斷製造fake news,令支持者保留活在平行時空的快感,政府和現實只能進一步脫節。有見自己在香港不受歡迎,內部煽動群眾鬥群眾也成不了氣候,極左只能加強和內地民族主義者串連,再煽惑內地人鬥香港人,必然造成中港進一步區隔。
向這條路線靠攏的特區政府,連最後的理性也被庸眾騎劫,只會更進一步的「無能、無信、無德」。這樣一來,香港本土意識勢必高漲,和國際社會的互動越來越強,在全球化時代,製造的蝴蝶效應,足以令北京不希望出現的大事小事,變成自我實踐的預言。
中共最大綱領始終是維穩。鄧小平說「警惕右、但主要防左」,正因為歷史上每每是林鄭這類極左作風,「形左實右」,才帶來最大不穩定性。特區政府也好、北京也好,真的要用這方式「管治」下去嗎?對香港人民的利益固然相違背,就是對北京每天掛在口邊的國家利益,又有何好處?
改變這恐怖循環的最後機會,不是選了一個曾俊華、黃仁龍當特首,就能改變一切,而是必須選出一個願意動用特首權力、改變制度的人,配合已變天的立法機關通過改革,結構上落實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無論咬文嚼字的定義如何,一般市民認知的真普選,必須讓候選人無篩選的參與,每人的選票持分基本均等,不再出現功能組別和選委會的特權階層,才能避免林鄭政權借屍還魂。經過「三大戰役」,除了那不足20%依然支持政府的鐵桿深藍,誰不希望立刻換掉林鄭月娥?
假如錯過機會,香港的中產不會再有耐性,只會自尋後路;新一代更不可能對制度有任何信任,定然豁出去自由發揮;而北京欽點填補位置的那種人,卻絕不可能駕馭這部國際認可的香港機器。屆時,還會留下一個怎樣的香港?
明報筆陣,2020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