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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時代？】歷年政府十大縱容地產商壟斷行為

現時北京指需要整改香港發展商的「壟斷行為」，但「壟斷行為」的出現，與香港政府過往的房屋土地政策息息相關。那麼房屋土地政策會否來一場有意義的大改革？恐怕言之尚早。

現時政府放風的數個最新措施，非但不是劍指，甚至是鼓勵壟斷行為。這個弔詭之處，暫時被主流公共論述所忽略。以下十個香港政府助長發展商壟斷的行為，是否亦需要一併「整改」？

◾助長發展商加速圈地

多年來各種類型土地的發展管制，有維護城市景觀、保障生活質素與不同群體的權利，更有避免發展商全面壟斷土地資源的政策功能。但近日最新報導消息，傳出林鄭放風要大肆為發展商發展「起釘」，除放寬早已被發展商割據的濕地的發展地積比，亦打算向發展商視為「豬頭骨」的祖堂地開刀，鬆綁出售限制，預期發展商將能在新界加速囤地。

今次全方位的發展鬆綁，亦劍指市區土儲。自2010年起林鄭將強拍條件由9成收購門檻放寬到8成，十年後，今日有放風林鄭政府將舊樓強拍條件再降至7成。強拍底線似乎容許「無限後退」，在法例上不斷合理化發展商壟斷式收樓行為，相信「田牲式」收樓手法會更加放肆，而舊樓小業主及租戶的議價空間卻退無可退。

有趣的是，早前外投行的數據分析，在今次中央施壓下，估計恒基的地產謀財策略(農地王及私人市區收樓)將受最大影響。然而，今次放風的強拍放寬卻令市區舊樓最多土儲的恒基最受惠。政府跟發展商之間捆綁利益關係，在現時中央針對發展商壟斷行為下，更顯弔詭及複雜。

◾散播土地「荒」言

由2002年「孫九招」起，政府將香港房屋政策「定性」為集中土地供應，減少公營房屋供應，將私人房屋供應交由市場決定，是其後樓價飆升的重要因素。歷經20年，政府房屋大方針卻不見有大改變，繼續盲目催谷覓地，甚至不斷提倡天價人工島開，只為「做大個餅」，卻不全面收回棕地、發展商土儲及潛在違規丁地等其他土地選項。只講土地供應的政策論調背後，正配合著發展商動員打手發功，聯手在公眾輿論上背書式輸入「土地荒」的幻象，最後發展商圈地囤地等壟斷行為卻以「公共利益」之名變得合情合理。

林薪最近轉口風表示香港短期「搵夠地」，但劍指官僚「卡關」要加速審批，跟現時發展商指控回應香港房屋問題源自覓地到建屋速度「唔夠快」，明顯口徑一致，更顯政府貫徹親發展商的立場，不斷為發展商釋放土儲，助長由發展商主導香港土地供應。

◾「土地共享」度身訂做兼送基建

作為政府近年重點推銷的「土地共享先導計劃」，本身已被詬病為發展商「度身訂做」。政府以提供基建為由，幫助發展商釋放其偏遠、或有客觀條件限制（如位於濕地旁）而不適合發展的土儲，而公眾因而額外獲得的單位，往往只佔整個發展小部分（*額外*樓面面積的六成作公營房屋用途），發展商甚至能申請將官地納入發展範圍，將計劃稱為「共享」，實在是一個搵笨的公關表演，最後只會助長發展商繼續壟斷香港規劃主導權。

由發展商決定土地共享的選址，會否出現規劃錯配的社區？單從最新一宗共享申請中，恒基建議在林村杜山村鄉郊地區興建近40層高「公屋」，足見其潛在規劃災難。

可能發展商政府觀望政府會否進一步放寬發展限制，亦正與政府討價還價中，過去兩年土地「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只接到三宗申請，就土地供應速度而言，又是另一種「搵笨」。而昨天有發展商接受文匯報專訪就表示，在土地供應方面發展商可扮演更積極角色，表示可以提供多個「公營房屋單位」，參與「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可能是發展商心目中應酬北京施壓的其中一個成績表，能否真的解決房屋問題或壟斷問題只是一個大問號。

◾傾向避開發展商土儲收地

若政府真的動真格應付發展商壟斷及囤積行為，運用過去數十年在法院未嘗一敗的《收回土地條例》（土收）就最適合，將高度集中的業權復歸公有作公共用途，亦能夠增加租住公營房屋供應，舒緩基層居住困境。

政府亦會在收地政策上處處配合發展商。近數年有無數案例顯示，政府會選擇性利用土收針對一般農民、非原居民村甚至小地主，如橫洲、馬屎埔等，而巧妙地被避開發展商土儲，例如屏山北的棕地發展選址，以維護發展商的「私人業權」。「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亦容許政府利用土收收回選址內小業主的業權，為大業主的土地共享申請開路，位於林村的「土地共享先導計劃」正屬此例，申請文件建議政府利用土收收回申請範圍內某些道路的業權，為發展項目興建接駁道路。

單單看林鄭於2019年提出收回十組私人地興建公屋，兩年後現時只能夠收回三組地塊，另外有三組地塊因屬發展商而放棄收回。而宣布收回的三組地塊中，其中一組更是新鴻基地產無法獲得當中位置關鍵的「祖堂地」業權而未能發展，屬「豬頭骨」地，政府收地屬收拾殘局。而發展商和政府亦能分別在收取「壯士斷臂」及「果斷收地」的公關之效，但諸如此類選擇性收地的做法只是在助長發展商壟斷市場的行為。

◾助長囤地自肥兼送發展權

過往新市鎮發展模式，主要是政府收回土地並重新規劃，部分土地再行公開拍賣，沙田新市鎮便是一例。而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卻開始加入「原址換地」等概念，（「加強版」的新市鎮發展模式），逐漸將規劃主導權拱手相讓予發展商－發展商可以保留土地的發展權，早年聞風而一湧囤地的發展商大有斬獲，亦能夠決定能在那個位置起樓。

在新界東北發展公佈前，現任財政司陳茂波被涉嫌利益衝突，搶閘新界東北囤地，最後更逃過廉署起訴。連政府官員亦「其身不正」參與囤地等壟斷操作，怎能期望政府會大力遏止囤積堆奇？「加強版」新市鎮發展模式為發展商度身訂造，「獎勵」囤地行為，誰囤地囤得最多，誰就更能有能力壟斷市場。

◾批准無底線開則

回歸早年的發水樓、屏風樓，到近年納米樓，卻是一直導致香港房屋「貴、細、擠、焗」的一大推手。往往政府給予發展商樓面面積的優惠豁免，放寬這些建築物法規時，卻縱容發展商鑽政策空子，可以「無底線」開則，賺盡每一呎，而政府一向少有適時作出管制，卻稱將問題交予市場決定及解決，造就一個個三尖八角的「怪則」單位。除了樓價貴生活成本高，連市民的居住空間也被收縮及改造。今日，上有夏寶龍聲稱要解決劏房問題，下有繼續造就恒基成為「納米地產王」，更顯政府無心解決香港房屋問題。

◾放任樓市縱火

面對發展商囤樓囤地以及熱錢流入炒賣樓市，政府只講土地供應，將需求管理置於不顧，更故意忽視壓抑樓市炒賣的房稅政策改革，才是香港房屋問題「貴、細、擠」多年來一直未能妥善改善的關鍵。

上年年頭大肆宣揚的一手樓空置稅，林鄭已經不敢再提，資產增值稅亦再不考慮。而早幾年政府為「應對」熱錢炒賣物業投資樓價飆升而推出的買家及特別印花稅（「辣招」），原來可以透過公司股權轉讓業權形式避開， 所以公眾不時驚訝某高官、富商或明星竟能夠「首置」買樓，才猛然醒覺這些「辣招」實質上只係用來「做下樣」，向公眾顯示已經「做咗嘢」，實質上繼續「馬照跑、舞照跳、樓照炒」。

◾卸膊公營房屋予私人參建

除了政府每年公營房屋供應長期不足外，現時林鄭自稱「重建置業階梯」一大措施首置樓，更是政府將公營房屋供應責任交予私人參建的「卸膊」發展模式。在首置樓的官方定義上卻一直彈出彈入，一時形容為「公」，一時又「私」，變相可以「捽數」，成為林鄭公私營「七三比例」達標的最大「公因數」，根本地影響原作公營房屋(公屋/居屋)的潛在土地供應數目。

當政府推銷土地共享計劃的前身「以公私合營釋放發展商農地土儲」時，強調需要在地皮提供公營房屋，但沒有明言是是哪一種（公屋／居屋），時至今日，公營房屋部分成為了「公營房屋／首置樓」。首置樓「名公實私」，作為私人發展商作出「社會貢獻」的一大賣點，讓夾心階層可以首置「可負擔」的單位，但定價上所價不菲，舉例說最新由長實發展的安達臣首置樓，定價已不考慮申請者負擔能力，而是重新與市價掛鈎，往往比居屋更加昂貴，這正是政府卸膊公營房屋的必然後果。

從「公營房屋」定義的變樣，明顯見到政府房屋供應政策放軟手腳，鬆章於發展商。如日後首置樓恆常化為公營房屋供應的話，將延續香港房屋供應由私人發展商主導的命運。

◾讓地產利益滲入城規會

董建華時期，首次委任過半數有發展商背景的人進入城規會，將城規會審批土地發展的把關角色，慢慢被日益摻雜的發展商利益弱化。現時單靠城規會本身利益申報機制以及避席做法，已經未足夠釋取公眾對於官商勾結的質疑，例如現時城規會 「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會議」，已有五個委員有發展商背景，公眾對於城規會能否發揮公正審議發展申請的觀感已經大打折扣。

◾增加發展商土儲的「活化」政策

除了慣常賣地強拍舊樓，近年的活化工廈政策亦給予發展商增加土儲的機會。由初時2010年的整幢工廠改建優惠、2018年第二輪工廈重建免補地價，再到近日的工廠改契標準補地價，除了很有可能為發展商日後農地改契補地價標準化試水溫外，一連串加快重建工廠措施，據傳媒報導亦助長發展商過往十年囤積甚至炒賣工廠單位，直接導致工廠區的呎價急升。

所謂「活化」，不止助長發展商的壟斷行為由土地房屋重建，延伸至平民工廠區，在加快重建同時，卻少有安置及補償小租戶的措施，租戶愈搬愈遠/細。單是靠虛有其表的劏房租管，根本不足以解決香港中低層生活工作空間日漸收縮的問題。

◾小結

回顧過往十多年政府縱容史，縱使近日中央點名發展商壟斷行為，然而，最新一份施政報告，香港政府很有可能進行土地發展鬆綁大手術，短期內繼續甚至加劇這場壟斷遊戲。而未來這個利益纏繞的聯盟究竟會不會被清算／替代？或是中央施壓只是「雷聲大雨點小」？長遠仍需繼續觀望香港土地利益版圖變動、未來中央施政方針以及下一任政府班底之間如何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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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崑源與施明德
陳真 2020. 06. 25. (更正版)

施明德(的太太)攻擊跳樓身亡的高雄市議會議長許崑源，說他是「惡棍」，說人們若肯定他「殉黨殉國」則「實在太不像話」，說他「人活著，人死了，都必須被評價」，強調大家「必須知道是非黑白」，講得正義凜然。

緊接著，施太太甚至動用文學筆法說：許崑源「的一生與毒品、酒店、樁腳、小弟、砂石、賭場、選舉、喬事情等等為伍」，「如今他跳樓自殺，也不會改變他一生的作為」，並且說台灣政壇「放任這樣的惡棍大搖大擺行走社會、出入政界營黨派之私，這樣的事，實在太不像話。」最後問道：「誰在營私？誰為公義？」

施太太的想法自然相當程度反映了施明德的態度，如此義正辭嚴，道貌岸然，講得好像施家多麼清高似的；囂張傲慢，非常可恥。

用同樣的敘事邏輯與修辭筆法，難道不也同樣可以套用在施太太自己的老公施明德身上？頂多只是內容修辭略有不同而已。

最無恥的是：對著一個已經無法為自己辯護的死者猛潑糞，居然講得「正義凜然」。施家倘若如此「嫉惡如仇」，理當是在許崑源還活著的時候去進行指控與舉發，而不是對著一個死者任意抹黑與羞辱。

而且，他媽的什麼叫做「許崑源的一生與毒品、酒店、樁腳、小弟、砂石、賭場、選舉、喬事情等等為伍」？這樣去論斷一個死者的「一生」，不會太囂張嗎？

我們平常批評政客，批評走狗文人，也只是批評其特定作為，而非論斷其「一生」。施家是以為自己是什麼？上帝嗎？天之聖子嗎？怎麼會有人囂張至此？

如果要用這樣一種論斷邏輯來論斷人，那我豈不同樣也可以說「施明德的一生，與酒店、樁腳、小弟、玩女人、搞選舉、喬事情、玩弄權勢及追求權力為伍，結交權貴，並與人渣政客及貪污犯沆瀣一氣」。

同理，哪天就算施明德跳樓殉黨，套句施太太的話，那「也不會改變他一生的作為」；台灣政壇「放任施明德這樣的政治惡棍大搖大擺行走社會，出入政界營黨派之私，這樣的事，實在太不像話」。我若在施明德死後，家屬籌備喪葬之際，落井下石，如此評價，不知施太太做何感想？

再說，許崑源何時搞毒品、搞賭場、搞砂石等等等？這樣一些指控，你得一一提出具體事證不是嗎？若真有不法，理當公開舉發，繩之以法，而不是等人死了才來儘情任意抹黑，吃定死者無法為自己辯護，吃定亡者家屬之心力交瘁無法反擊，吃定眾人在一片綠油油之「新黨國」威脅下之不願惹禍心態。真是很可恥。

施家指控許崑源「一生搞毒品、搞砂石、搞賭場等等等」，這些罪名倘若屬實，你想，民進黨會放過他嗎？清清白白乾乾淨淨的韓國瑜居然都能被該黨及其文人走狗們給無中生有、憑空造謠抹黑得臭不可聞，更何況任何一個與民進黨站在對立面的人，倘若真有什麼違法亂紀，民進黨能饒過你嗎？

我不認識許崑源，只認識他哥哥許昆龍，但彼此八字不合；我無法認同許昆龍的傳統政客行徑，例如特權關說與經營酒店。不過，那是許昆龍，不是許崑源。哥哥的帳，不能統統算在弟弟頭上。

我看媒體報導說，許昆龍是民進黨建黨黨員，而且還是高雄市黨部第一屆主委，這些報導是錯的。許昆龍是在民進黨開始墮落之後，也就是我準備要退黨的1988年，他才入黨。

我的黨籍雖然是在高雄縣，但我人在高醫念書，住在高雄市；民進黨建黨第一年，我在高雄市黨部擔任政治組副組長，並負責組織訓練工作，我完全沒印象有許昆龍這號人物，更不用說擔任高雄市黨部第一屆主委了。

我比許昆龍小二十幾歲，但在黨齡上卻是他的「前輩」。他擔任高雄市黨部第二屆(或第三屆？)主委時，已是八零年代末期，那時候才剛滿兩歲的民進黨，已經開始以光速般的速度迅速腐敗。

我能舉個小例子，大約是1988年，也許就是許昆龍擔任民進黨高雄市黨部主委的年代，有一天，有一位護理系學妹聽我說起美麗島「黨外先賢」的感人事蹟，好奇想要來某位民進黨民代的服務處看看，於是我就騎機車載她來。

當時，服務處大門是全開的，從外頭馬路就能看見裏面。你知道我們一進門看到什麼嗎？看到一群人在服務處賭博，而且還一邊賭，一邊用巨大音量欣賞 A 片。我當場真是超尷尬，趕緊帶著學妹踉蹌而逃。

蔡正元把許昆龍講成「黨外先賢」是不對的。許昆龍是黨外沒錯，但稱不上「先賢」；據說他是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副主任，這部份我不清楚，因為那時候我還是個高中生。但是，蔡正元顯然誇大且美化了許昆龍在黨外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為。

那時候的許昆龍，所代表的是剛剛要開始墮落的民進黨；其腐敗規模，跟過去二十幾年來貪贓枉法無惡不作的民進黨相比，根本無法相提並論，差太遠了。

民進黨初期的腐敗，就好比說政治人物利用權勢包點小工程，拿點紅包回扣，特權關說一些細微案件的不法事項等等。但是，最近二十年來的民進黨，卻是金山銀山整座山挖著吃，把政權與國庫當成戰利品，如同土匪攻城掠地打家劫舍那般，毫無吃相可言；爭相搶奪金銀財寶，賣官鬻爵，結黨營私，權位私相授受；尤有甚者，賤賣國土，中飽私囊；藉權勢之便，勾結財團大炒地皮；甚至還開起法院，貪贓枉法根本無人敢辦。許昆龍那一點小惡小壞，哪能比得上這等惡行之千萬分之一。

而且，再說一遍，許昆龍是許昆龍，許崑源是許崑源，兄長之行徑，不能全盤轉嫁到弟弟身上。施家之惡評，基本上就是一種對於死者的無端抹黑。

再者，施明德一家如果如此清高，何以不能容忍「秋毫」，卻反而能與民進黨之「輿薪」為伍？頂多不過一根秋毫，都能被他施家說得這麼難聽，但是，民進黨無數人渣政客、走狗文人及黑金老賊黑金教父李登輝等等一大卡車、罄竹難書的違法濫權與貪婪腐敗，施明德卻反而對之大表敬意並與之為伍。這是哪門子的清高？

我並非說許崑源多好多棒，基本上我不認識他，但也沒聽過關於他的什麼敗行劣跡。再怎麼說，都絕對遠遠比不上民進黨之系統性的全面貪婪腐敗。你施家能夠與「輿薪」共舞，卻如此不屑「秋毫」，這是哪門子正義與道德？

我來舉些例子，看看施明德到底是多清高？

一，結盟貪污老賊、黑金教父李登輝：

施明德曾經說，李登輝當總統的最大「貢獻」就是「引進日本的三流文化，大搞黑金政治」；痛斥黑金教父李登輝「欺世盜名」，嚴重傷害台灣民主與法治，是「黑道暴力政權的領導者」，「利用黑道力量控制國會議員，破壞民主法治莫此為甚，使台灣淪為西西里島一個黑道控制的島嶼」。施明德擔任黨主席時還動員全黨，發起一個針對李登輝的「反黑金大遊行」。

不料，幾年後，施明德卻邀請這樣一個「嚴重傷害台灣民主政治與法治」的「黑金教父」、「黑道暴力統治者」來家中做客，打算共同成立「第三勢力政黨」，而且對李登輝大加推崇，說他對李登輝的「政治堅持」與「熱情」很感動。

更不可思議的是，這個原本打算由黑金教父李登輝和施明德共同領導的「第三勢力政黨」，黨名居然叫做「新台灣清廉本土聯盟黨」。施明德歌頌李登輝說：「我們兩個都是同月同日生，魔羯座的，而且還是同血型，都是 AB 型的啦！坦白說啦！這一段時間我對李先生的那種熱情，那一種鍥而不捨，我真的非常受感動。」

很噁心吧。有利用價值時，就連黑金教主、黑道暴力教父都能捧成讓他多麼感動的改革者。反之，遇到異己之死，就任意亂抹黑一通，沒來由地大扣帽子，充滿不屑。這不會太荒唐嗎？雖說惡言非出自施明德本人之口，但他難道不覺得他太太言行之可恥？

二，施明德與「黑影幢幢」的民進黨

2008年，施明德發起倒扁紅衫軍，民進黨反擊，對施明德發動抹黑，抖出施明德過去在政治上與金錢上一些難以查證的不堪往事。施立即公開威脅說，他擔任過黨主席，「長期掌握民進黨各種暗盤交易黑幕，要抖大家一起來抖。」

我想說的是，施明德如果真的如此道德清高、嫉惡如仇，那他應該把他所宣稱全盤掌握的民進黨罄竹難書之「各種暗盤交易黑幕」統統公諸於世才對，但我從未聽他抖過任何一件黑幕，反倒坐視其太太囂張跋扈地對一個死者憑空栽贓抹黑。

2013 至 2014年，根據各家媒體報導，蘇貞昌準備和蔡英文競爭黨內總統初選，謝長廷則準備爭奪黨主席，施明德的「換帖兄弟」柯建銘以及謝長廷辦公室主任林耀文很貼心，馬上幫蘇、謝向四海幫與天道盟兩大黑幫調動數萬名黑道份子入黨，充當投票機器之人頭黨員。

2013年5月2日中國時報報導，根據警方情資指出，「入黨答謝禮一人三千元」。一位四海幫中常委表示，基於私人情誼才願意幫忙拉攏幫派成員加入民進黨。

根據當時《壹週刊》的調查報導，為了協助當時的黨主席蘇貞昌及謝長廷爭取大位，「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及謝長廷辦公室主任林耀文分別向天道盟、太陽會求助，要求兩派人馬能分別拉到6.5萬及3萬人入黨。」「柯建銘並前往澳門和天道盟精神領袖羅福助會面，當時羅允諾動員6.5萬人加入民進黨，幫助蘇貞昌連任黨主席，而柯建銘也曾尋求天道盟旗下太陽會創會會長吳桐潭協助找人入黨。」

柯建銘否認一切相關報導，並對《壹週刊》提出告訴，但民進黨立委郭正亮卻在臉書寫道：「據了解，黑幫被請託入黨的不只天道盟，目前傳出的入黨答謝費，每人可得500元。估計到今年 (2013年) 5月底入黨截止，民進黨約有12至15萬黨員，某派系加上黑幫與人頭黨員大戶，約可掌握3至4萬張選票，勝選機率大增。」

媒體指稱，「如果柯、謝在黑幫中分別能順利達成拉攏 6.5萬及 3 萬人入黨的目標，那麼，光是這回的黑幫入黨人數，將占民進黨有效黨員的至少三分之一。」當時的民進黨秘書長林錫耀對媒體表示，「黨中央原本認為選前一年黨員增加乃是慣例，但後來陸續得知天道盟及四海幫找人入黨，才發覺事態嚴重。」

對此我想說的是：依照施家的道德標準，究竟是「黑道集體收錢入黨」充當「人頭黨員」比較可惡，抑或是許崑源那些莫須有的空洞罪名比較嚴重？

我沒法理解施家這種道德，對莫須有的一人傳聞痛恨入骨，對於整個黨集體染黑與公器私用以便競選總統與黨主席大位之瘋狂墮落行徑，卻反而視若無睹，甚至照樣與之為伍。

三，施明德的密友們

施明德有幾位鼎鼎大名的友人，比方說周伯倫，比方說柯建銘，比方說林忠正等等等。

1.周伯倫

先說周伯倫。黨外人士應該都知道這號人物，當年號稱是「阿扁的師弟」，後來擔任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1988年涉及榮星花園弊案，收受一千六百萬元賄款打通關節，案子卻拖延十五年才定讞，判刑六年，2003年入獄，僅僅關了兩年，2005年便出獄了。

出獄後，表面低調，其實仍相當活躍。比方說，我的「前」工運「同志」賴勁麟 (現在是一堆國營事業頭銜的董事長)，他女兒賴品妤參選立委，操盤手就是周伯倫，牽線者是柯建銘。

1995年，施明德跑來台南選立委，操盤手也是周伯倫。1996年，施明德競選立法院院長的核心操盤手，同樣還是周伯倫，以「大和解」為名，幫施明德四處喬事、串連新黨與部份國民黨人。另一個操盤手則是負責金援來源的林忠正。

周伯倫入獄前夕，前往其家中送別的就是施明德及其兩位密友，亦即柯建銘和林忠正。

周伯倫不但是貪污犯，而且黑白兩道通吃，依照施家羞辱許崑源的道德邏輯，為何反而與周伯倫如此麻吉？施明德擔任黨主席及立委等黨職與公職期間，周伯倫是他最重要的左右手之一。這又是哪門子道德？

2.柯建銘

施明德的另一個更大咖的麻吉友人就是民進黨內形象最腐敗的人之一--柯建銘。不過，老實說，我並不鄙視柯建銘，畢竟真小人總是勝過偽君子。但是，柯之行徑確實是民進黨的一個基本縮影。

柯建銘，一些黨內同志稱呼他是「現代和珅」。和珅是誰呢？和珅是清朝一位「喬王」，很會喬事情，號稱「中國歷史上第一大貪官」，富可敵國，從乾隆到嘉慶一路紅，無所不喬，權傾天下。

憑良心說，我認為給柯建銘這樣一個「現代和珅」的封號並不公平。因為，柯建銘的貪，跟民進黨那些表面清純的「正人君子」相比，顯然還是遠遠差了一大截。

真正貪婪舞弊者，往往以合法掩飾非法，隨便弄個地目變更，炒個地皮，馬上億萬錢財如洪水般滾滾而來，哪需要靠什麼幾十萬幾百萬的政治獻金撈錢？阿扁之所以坐牢坐得很不爽，就是因為他知道其他同志比他撈得更兇更猛。

不過，不管怎麼樣，施家如果如此道德崇高，連一個死者的清白都能如此踐踏，為何卻和「現代和珅」如此麻吉友好？甚至為其司法關說之非法行徑護航，這又是哪門子清高？

關於柯建銘，我就不多說了，請見底下幾篇相關文字：

卡韓政變 (137)：嘴巴黨在乎清廉嗎？(陳真)

https://bit.ly/2Va3enT

和珅亂政(李界木)：

https://bit.ly/2CpLGO7

柯建銘、陳水扁涉嫌買票、圍標、恐嚇受刑人(吳子嘉)：

https://bit.ly/3fMQcok

道德理當具有一種內在的一致性。但是施家的道德顯然不是如此。面對自己人，不管怎麼扯爛污都無所謂，但是，面對異己，就馬上換一副嘴臉，表現得好像他多麼重視清廉與正直似的。真是很可恥。

3.林忠正

1994年，施明德擔任黨主席，找來一位特別助理林忠正，為人海派，周旋於豪門巨賈之間。此人曾任民進黨副秘書長，後來擔任金管會委員期間，收受賄款為廠商護航，並接受女色花酒招待，判刑14年定讞。就連林忠正的秘書都能藉職務之便，從中漁利，以低價非法取得股票。

林忠正 2011年入獄，2016年就出獄了，現在是東森媒體集團首席顧問。講到東森，我想起一個人。我那位「前」工運同志賴勁麟的太太，現在跟林忠正應該就是同事。賴太太不但是力麒建設公司之獨立董事，同時也是東森新聞台副總監兼節目製作處經理，女兒現在也當上立委了，真是一門英烈，生財有道。

然而，我很想問問賴勁麟，過去口口聲聲講的那些什麼「左派」啦、「工運」啦、什麼「勞動階級」的什麼「理想」呢？可還當做一回事？抑或是這一切所謂理想，只是謀取個人權位與私利的一個手段？亦即為求一己之私，面對民進黨遠比昔日國民黨更為貪婪腐敗的各種違法亂紀，明知該黨檯面人物諸多舊國民黨餘孽，貪贓枉法，持續掏空台灣，危害社會，乃至殃及後代子孫，不但視若無睹，甚且為虎作倀。

賴勁麟年紀應該比我大上一些，是跟我同一年代的一位工運人士，同時也是極少數我認為品性端正者，尚且淪為權勢幫凶，遑論其他政治蟑螂老鼠，個個腦滿腸肥，為非作歹。

四，施明德清廉嗎？

阿扁貪污案不勝枚舉，其中之一是國務機要費案。施明德發動倒扁，阿扁非常不爽，指證歷歷曾以國務機要費450萬金援施明德。施明德辯稱事後才知金錢來源。此外，扁亦指控曾有其它金援款項數百萬，非僅一筆。

施明德的前妻艾琳達多次亦公開指控施明德說：「他一直都有一些間接的藍軍金錢資助，他現在是，最近五年也是，大部分都是依賴藍軍，我認為他應該把他個人的財政、個人的家用啊、他個人的收入等等，全部應該公佈」。

這類指控非常多，但是，老實說，除了阿扁的資助那部份不算之外，我不知道施明德是否清廉。我個人是傾向於相信他的清白，畢竟他若真要扯濫污，機會多得是。但是，若要說他多麼一介不取，我倒也不信。為什麼呢？

比方說，施明德經常「炫耀」說他身上只有幾塊錢之類，以示兩袖清風。但這是完全說不通的。一個人十幾年或幾十年都不用工作，「身上永遠只有幾塊錢」，卻又能每天穿得像花蝴蝶，吃住無憂，而且據說生活環境相當豪華，至少家裏空間大到可以宴請十幾位客人，這總該稱得上豪華吧。

問題是，錢從哪裡來？這其實也是我對其它政治人物的一個基本困惑。為什麼這些人當他沒有擔任政治職務時，依然永遠都不必工作就可以過得相當豪奢，究竟錢從哪裡來？為什麼我們一般人卻得每天忙到爆，累到快要過勞死，而且是從年輕一路累到老，無一刻喘息，方能養家活口，求得一點溫飽？政治人物卻每天華服美食名車接送？到底錢從哪裡來？

我知道基金會是政治人物「斂財」(或說「謀生」)的一個管道；長年不用工作，只要弄個冠冕堂皇的基金會，接受各界捐款，馬上就財源廣進。問題是：吃人脈，靠名氣，而不是靠力氣靠血汗，這樣一種生活很光采嗎？

施明德很早之前就有個「施明德文化基金會」，他太太就是董事長。但我查遍網路，就是找不到該基金會的收支帳目資料，只看到該基金會常有所謂「義賣」，居然連施明德自己釀的酒也能公開販售(這樣合法嗎？一般人可以公開販賣自己釀造的私酒嗎？)。長年以來，究竟義賣了多少錢？支出多少？收入多少？以及收入來源等等等，完全找不到帳目資料。

我不是要做任何指控，而只是想說：這樣一種長年不需勞動、不事生產的優渥生活，很偉大嗎？何以如此驕傲？
五，施明德很單純嗎？

施明德很單純嗎？不知政治黑暗嗎？他不知道政治人物整天忙著撈錢奪權扯爛污嗎？他不知道在政治上，「白道的白天，比黑道的黑夜更黑」的基本事實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施明德又不是三歲小孩，當然不可能不懂台灣政治之腐敗入骨。

舉個例，在他與李登輝企圖合作企組織第三勢力政黨之前，施明德曾多次批評李登輝當權之後，引入黑金政治對於台灣之嚴重傷害。同樣地，早在2000年民進黨剛取得政權時，施亦多次指控權力早已使民進黨腐化，喪失理想性。施並指稱民進黨所奉行的是一種比黑金政治更為腐敗、對台灣社會更具危害性的「白金政治」。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朱松嶺教授，寫了一本書叫做《民進黨政商博弈研究》，研究民進黨的政商關係本質。書中寫道，施明德多次指出：「權力使人腐化，民進黨早已喪失過去的理想性。台灣五十年來的政治轉型，是從兩蔣的『黨國不分』體制，到(李登輝的)『黑金體制』，再到 (民進黨的)『白金體制』。」「李登輝為了鞏固政權，不但引進黑道勢力，並將其培養成『黑金』，兼具黑道與政治勢力。」

書中指出，施明德認為，民進黨的「白金體制」時期，眾多的「紅頂商人」在政策制定與人事安排上，與掌權者掛勾，其所造成的傷害，遠比李登輝之黑金體制時期更嚴重。

一如該書作者闡釋施之看法，如此寫道：

「黑金縱然可怕，但白金更加可恥」；黑金政治底下，「黑道只能在暗地裏偷偷摸摸，但政商勾結的財團卻是公開地謀取不當暴利。」在「白金政治」底下，「貪腐官員的權力濫用以及不法商人侵吞資源的公開化、表面化，全然不避諱法律尊嚴與公眾輿論。」「久而久之，金權勾結形成政治寡頭與商界寡頭聯手的政策和資源壟斷聯盟，結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共同導致吏治腐敗、惡政濫權、貪腐橫行。最終導致民生塗炭，經濟社會發展停滯與倒退。」

你可以清楚看見施明德對於台灣政治貪婪腐敗之惡化十分了解。也就是說，施明德並不是一個政治傻蛋。林義雄似乎真的很「單純」，對政治現實很無知；林義雄似乎真的不知道他所力挺的無數民進黨人是一些什麼樣的貪婪人渣與走狗文人，但是施明德畢竟不可能像林義雄那麼單純。

問題是，施明德卻照樣與黑金勢力與白金政客共舞而不以為恥。他自己或許相當程度潔身自愛，但他事實上並不曾展現基本道德的一致性；對於自己人，百般「寬容」，對於異己，卻又是一副傲慢不屑態度。尤其是對於一名死者之清譽，竟放任其家屬任意踐踏羞辱之。這是哪門子道德？

今天，如果立場對調，假設為惡者是國民黨，一整年每天無時無刻發動所有媒體對民進黨某位義人進行抹黑與醜化，從而帶來一種以身相殉。你想，民進黨會怎麼做？恐怕早已四處包抄，暴亂四起，為義人與烈士討公道。而且，殉道者會被載入史冊，無限歌頌，哪怕他生前為人如何如何。

施家擺出這種對於所謂流氓、惡棍的不屑嘴臉是很可恥的。就算一個大惡人，難道不能有義憤？不能有愛國心？不能哀嘆義人之落難？不能有公義之心？

我在八零年代的黨外十年之中，認識兩種人，一種叫做菁英，很會耍嘴皮唱高調，理想總是說得滿天飛，實則爭功諉過，窩囊猥瑣，膽子小，慾望大；很會迎合媒體，塑造形象，凡事都能轉換成為功名利祿之所謂「政治資源」；哪怕根本微不足道的一點小事，照樣能吹噓與變賣，絲毫不會「浪費資源」。

尤有甚者，大多竄改個人歷史，明明是舊黨國餘孽，抑或窩囊膽小，屁都不敢放一個，如今卻各個搖身一變，成為民主先賢先知，其實全是鬼扯蛋，全是謊言。目前這個所謂「民進黨」，其檯面掌權者，大多就是這樣一種政治人渣。

相對於「菁英」，黨外的另一種人就叫做「庶民」，做牛做馬，出錢出力，流血流汗，有情有義，無怨無悔，擋拳頭，挨警棍，動輒黑牢伺候，但是論功行賞永遠不會有他們的份，甚至根本無人認識。

庶民裏頭，很多人往往居無定所，工作不穩，抽煙喝酒嚼檳榔樣樣來，並且滿口幹你娘。過去國民黨全面掌控媒體，總是洗腦社會大眾，說這些人就是流氓惡棍，所以黨外就是一群流氓惡棍所組成。

但是，事實上，台灣的所謂反對運動或民主運動，倘若有什麼成果，其實就是這樣一些無怨無悔不計毀譽不計代價不求功名的庶民百姓乃至「流氓惡棍」，以他們的青春血淚為代價，爭取而來。

民進黨得勢後，菁英們各個封官晉爵，名利雙收，玩權弄勢，財源滾滾，居然就開始蔑視起庶民來了，說他們是草包，說他們沒水準，同樣玩起「流氓惡棍」的抹黑醜化把戲。明代曹學佺有詩云：「仗義半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大概就是這等寫照，十分可恥。

後語：

我不認識施明德，但在他絕食期間，差不多是1987-1988年左右，我和陳菊以台權會代表的名義去三軍總醫院看過他。我對他曾滿懷敬意，但這份敬意，早在三十年前的九零年代初便已煙消雲散；並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壞事，而是因為他經常難以掩飾的傲慢，彷彿苦難賦予他傲慢的特權似的。

施明德的前半生因義受難，這點毋庸置疑，但是，再大的「苦難」本身都不足以讓人取得傲慢資格，更不會因此而擁有抹黑他人、羞辱死者的權力。

莎士比亞說：「一隻甲蟲之死，其痛苦不會亞於一個巨人」。一個人再怎麼偉大，他的痛苦也還是如同萬物蒼生螻蟻秋蝗一般，而不會更為巨大。

再說，苦難形式千百種，一個孤兒寡母含辛茹苦的生活磨難，一個工人家庭身心俱疲的經濟重擔，無人理解，無人可訴，這樣一種永難磨滅的一生艱難與難言之痛，又何嘗會少於政治受難？

苦難理當帶來一種滄桑，一種對於人事物的敏感與憐憫，而不是帶來傲慢與偏見。

許崑源當然不是惡棍。然而，即便面對任何一個惡棍，我們仍然還是只應給他應有的罪名，而不是趁其死亡，橫加罪名。

當今之世，在這小島上，在美國的長年殖民與強力政治操作下，仇中反華的綠色勢力橫掃全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人們爭相逢迎拍馬，爭相表態表忠貞。無恥之徒全加入綠營了，特別是菁英界，一個比一個窩囊無恥，一個比一個綠油油；請問島上還有幾人敢對綠有所不敬？乃至以死明志。光憑這一點，許崑源就是一條好漢。

曾經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施明德，自然也是一條好漢，但那似乎就像是個已成回憶的悲傷陳年舊夢；當下如許陌生，彷彿只能從往事如煙中去尋找。

許崑源與施明德 (續)

陳真

2020. 06. 25.

我這篇「許崑源與施明德」有個地方筆誤，請各方轉載者務必更正，也就是「後語」第一行，我去三總看他，是在 "1987-1988年"。是1988，不是1998。

每天公私繁忙，連想好好睡個覺都很難，再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做一些或許對他人有益之事。光是過去三天加起來，根本睡不到10小時，非常疲憊。像這樣一篇將近一萬字的文章，我是利用過去幾天看門診時沒有病患的空檔，斷斷續續匆忙寫成，零碎跳躍，閱讀上只能將就，沒法顧及什麼文字品質了。

八零年代末期，施明德曾經絕食幾年，前後估計長達三、四年左右，因此被移送三軍總院強制灌食。記得差不多是民進黨成立後的一或兩年，我和陳菊以台權會代表的身份去三總看過他，時間大約是1987-1988年。他被五花大綁在病床上，以胃管強制灌食。

記得從高雄出發北上的那天早上，有位黨外前輩，沒有事先告知，突然跑來車站送我。他「語重心長」地告訴我說，他希望施明德這回能絕食至死，他說，「這樣的話，(反國民黨的)運動才做得起來」。我聽了很訝異。我跟這位前輩的想法不一樣，我希望施明德能好好活下來。

那已經是距今至少33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是個大學生。兩年後，也就是1989年，想不到就換我叛亂了，罪名是「企圖分裂國土」及「煽惑群眾內亂」等等。那時我仍然還是個學生，正準備去醫院實習。

從此之後，噩運就找上我以及我的家人。該來的總是會來，可我沒想到它來得這麼快，這麼劇烈。

一個人，與其說為國為民為公義為理念，不如說是為了一個愛字；愛之所至，可以盡棄所有，可以亡命天涯，可以忍辱。可以負重，可以烈火焚身，可以引刀成一快，這一切其實都不算什麼；所謂「千古艱難惟一死」是錯的，一己之死沒那麼難，家人因你而受害才是人生難以言喻的痛。

我能體會林義雄的某種「孤僻」，不喜鎂光燈，不喜拋頭露面，因為我知道某種感覺，彷彿有個東西從生命裏破滅了，消失了，遠離了，從此世上再也沒有一種虛榮或個人榮耀具有意義、值得追求。家人一走，彷彿就帶走了我的所有明天，剩下的全屬「餘生」。

過去一段時期，對遙遠武漢前線的想像/理解中，討論得最離奇和偏差，甚至奇譚怪論到讓我覺得略欠人性、近乎磽薄的揣想，大概就是關於由體育館和會展中心改造而來，主要用來收治輕症級別的確診感染者的「方艙醫院」了。

至今復盤，或許大批量興建方艙醫院，讓輕症確診患者有地方可去、有一對多的基本醫療人力照護，且一旦病情惡化，能更有序地後送到正式醫院病房，大概是使武漢抗疫戰爭從醫護資源瀕臨斷線，到逐步拉回軌道、穩定住局面的轉捩點。

這一舉，扭轉了更多家庭因為起初隔離病房不足、醫院整體床位不足的狀況下，許多輕症患者自我居家隔離，但事實上很難做好居家隔離、反而造成全家多人交叉感染的悲劇繼續擴大。只可惜，這一決策來得太晚了。

用同事的話說，一些病人稱，方艙醫院是武漢在經歷十多天殘忍和混亂的自然選擇過程中，唯一讓人感受到安慰的地方。

是的，在這裡，除了醫護之外大家都染病了，都是輕症病人。不少人的家人還在重症醫院裡救治，甚至病逝。但與此同時，六七百張病床加上醫護同處一室的社區感和團結感，也成為病人們的心理支撐。

戰地醫院在壓力、情緒和生死交關、別無出路的多重壓力型塑下，竟也迸發了濃濃的社區感。康復情況較好的患者組成了志願者隊；醫護為了給病患“將一直與病人同在”的信心，挑選病況較好一起分組分隊辦起競賽；有的患者為了怕自己組建起來的患者志工隊一旦自己出院就散了，想著辦法讓自己多待幾天。有的正歷經喪親之痛的患者，不願意回到熟悉卻再也不同的家裡面對傷痛，而想一個人待在方艙醫院裡舔舐傷口。

同事們歷經四次進出方艙醫院採訪後，作出了下面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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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艙醫院裡的愛與怕

文|財新記者 蕭輝 包志明 高昱
攝影記者 丁剛（發自武漢）

　　張兵沒有想到，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住了16天，2月23日醫生通知他可以出艙了，竟然有些不舍。他對財新記者說：“原來在新聞上看到有人說捨不得離開方艙，我覺得有點假，輪到自己出院，也捨不得。”
　　毗鄰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的武漢客廳，原本是座占地面積1800畝的集會展、商貿、文化、服務於一體的超大型城市綜合體，2011年動工，之後分期陸續竣工開放，曾舉辦過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中國藝術雙年展等重大文化活動。2月3日，武漢客廳與洪山體育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一起，被選定興建首批“方艙醫院”，專門收治輕症確診新冠肺炎病人，設計容納2000張床位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是其中最大的一個。與此同時，在中央指導組的推動下，武漢及全國各方救援力量連夜行動，緊急抽調20個省份的醫療救援隊充實方艙醫院醫護力量。
　　之後武漢推進“應收盡收”，作為新冠病人最大的收治地，方艙醫院數量和床位迅猛增加。截至2月22日，包括在建和規劃中的武漢方艙醫院已達32家，總床位數達35529張，到2月23日，已建成的16家方艙醫院累計收治患者1萬余人，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床位緊張的局面。

02.2月21日下午，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收治在此的患者下床活動。2月3日，武漢客廳與洪山體育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一起，被選定興建首批“方艙醫院”，專門收治輕症確診新冠肺炎病人。


　　這是我國第一次在疫情中大規模建設方艙醫院。“方艙醫院是解決收治主要矛盾的現實之策。”作為方艙醫院的主要倡議者，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表示，大容量的方艙醫院既可以讓病人得到系統的醫學管理，讓大量輕症患者通過必要的救治獲得康復，又能起到批量病患集中隔離作用，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
　　另外一個還少人關注的意味在於，記者在方艙醫院觀察到，或許是一種劫難餘生的心理，又或許因為免費治療、免費食宿的公益性和“按需分配”醫療資源的平等性，千百人集體生活在同一屋頂下，曾被視為痼疾的醫患關係空前良好，身份與財富的鴻溝似乎也在同樣的病毒和口罩面前消失了。
　　“這是整個武漢失魂落魄的一個多月裡，我惟一感受到溫馨的地方。”張兵說，“就像一個夢。”
初入方艙
　　1月中旬，張兵的父親高燒，住進武漢大學中南醫院，1月23日確診為新冠肺炎，當天轉送到武漢市第七醫院，第二天也就是除夕的早上就去世了。張兵的母親、妻子和他本人在醫院陪護父親，自己確診，母親和妻子則是高度疑似，核酸檢測沒有呈陽性，但是雙肺病變嚴重。妻子的症狀最重，一度呼吸衰竭。1月底2月初正是武漢各家醫院床位最緊張的時候，作為中學教師的張兵動員了所有社會關係給妻子到處找床位，“每天打幾十個求助電話，瘋了一樣。”依然沒能求到床位。
　　每天早上，張兵拎著小板凳，陪妻子去門診打吊針，醫院裡人山人海塞滿病患，到晚上才能排隊打完吊針，拖著疲憊虛弱的身體回家。
　　張兵一度恐懼會失去妻子，幸好妻子熬到2月初，等來了“應收盡收”的政策，全國醫療資源緊急援助武漢，醫院的床位逐漸多了，張兵的妻子住進武昌醫院，病情得到控制。


　　新冠病毒在身強力壯的張兵身上沒有明顯體現，他一直“居家隔離”。2月7日傍晚，張兵接到社區電話，要他到東西湖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隔離。他匆匆吃了一片麵包，就坐上了轉運病人的大巴。張兵記得那天晚上天氣陰冷，下著瓢潑大雨，大巴車停在距離方艙醫院後門病人進口通道還有幾十米遠的地方，開不動了。
　　當天是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第一天接收病人，場面有些混亂，十幾輛轉運患者的巴士擁擠在進出口，前面的車很難掉頭出來，後面的車很難進去。警察張銀銀在大雨中往返走動，指揮清出了一條專門進車的道和專門出車的道。
　　張兵在晚上八點多抵達方艙醫院，在寒冷的登記大廳等了四個多小時，淩晨12點半，張兵終於進入艙內，他被分到A艙266號床位。病床很簡陋，一層褥子、一床被子，旁邊還有一個簡陋的床頭櫃。周邊床鋪已經住進了病人，神情淡漠地躺著，沒有人跟他打招呼。
　　張兵默默整理床鋪，一名男護士走過來問他是否吃過晚飯，給他端過來一份熱氣騰騰的飯菜。又冷又餓的張兵吃飯的時候，男護士又陪他閒聊，說自己來自福建莆田，家中的孩子才三個多月大，醫院號召大家志願支援武漢，男護士沒有多想就報名隨隊出征了。看到外地來的醫療隊，張兵覺得自己沉到冰水裡的心又熱了起來。
　　方艙醫院條件簡陋，對張兵來說，最難熬的是晚上睡覺時間，方艙內24小時不熄燈，頭頂明晃晃的大燈開著，換氣扇噪音很大，張兵感覺自己坐在飛機機翼下，嗡嗡的噪音在他耳邊不停轟炸。在方艙的第一夜，張兵失眠了。第二天晚上，他洗漱回來，發現床頭擺著一副眼罩和耳塞。又過了兩個晚上，張兵能安然入睡了。
　　對張兵來說，最大的安慰來自方艙裡的醫務人員。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聚集了從廣東、寧夏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來的三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和從福建、甘肅、安徽等過來的醫療護理隊，武大中南醫院負責管理，數百名醫護人員細緻的護理逐漸化解了病人們的恐懼不適。醫護人員定點給病人送來早、中、晚餐和藥物，分發水果和點心——這些東西都是這些醫護人員穿著厚密的防護服，從艙外經過三重緩衝門，一點點搬進方艙。
從醫院變成社區
　　在經歷長達十天的自然選擇式混亂後，2月2日中午，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發佈第10號通告，要求對新冠肺炎確診、疑似、發熱及密切接觸者“四類人員”進行集中收治和隔離，其中要求對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必須實行集中收治，重症患者須送定點醫院入院治療，輕症患者無法全部進入定點醫院治療的，須徵用其他醫院或酒店作為臨時治療區集中收治。然而這些臨時治療區究竟是哪些，人們並不知曉，更重要的是，醫院床位本就無比緊缺，收治重症病人都捉襟見肘，酒店隔離點則不具備治療條件，如何安置數量更為龐大的確診輕症患者，成為當務之急。
　　一位武漢政府官員向財新記者透露，興建專門收治新冠肺炎輕症患者的方艙醫院，是2月3日上午一次會議上，由王辰提出的——整個會議為此暫停，當天下午，武漢政府官員陪著王辰考察選址，最終緊急徵用了洪山體育館、武漢客廳和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三座面積較大、空間開闊的公共場館，建設總計可容納3800張床位的方艙醫院。
　　方艙醫院是一種以醫療方艙為載體、醫療與醫技保障功能綜合集成的可快速部署的成套野外移動醫療平臺，一般由醫療功能單元、病房單元、後勤保障單元等模塊構成，其中醫療功能模塊又包括緊急救治、臨床檢驗等設施功能。由於它機動性好、展開部署快速、環境適應性強等諸多優點，從戰爭急救到突發災害、應急救援獲得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
　　武大中南醫院宣傳部部長高翔對財新記者介紹，2月4日淩晨三點，設計師團隊開始設計武漢客廳改建方案，中午12點拿出方案，下午開工，2月6日改造完畢，又花了一天安排設備，即交付中南醫院管理團隊運營。2月6日財新記者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看到，來自武漢建工的施工工人還在接拉電路管線，身著環衛和城管服裝的人在佈置床鋪，一群後勤人員和保安圍成一個圈，拿著手機拍攝一名護士演示防護服的穿脫程序。
　　陳小豔是中南醫院外科的總護士長，此次擔任武漢客廳方艙醫院A區護理總負責人。她介紹，武漢客廳方艙醫院分為ABC三個艙，A艙614張床位，BC艙各400多張床位，一共有1461張床位。艙內每12個床位隔開成一個小艙，除了床位，還有治療室、採樣室、搶救室等醫療功能模塊，還設置了圖書角和公共活動區域。
　　1500張床位的醫院一天選址設計，兩天建設，一天調試，2月7日接收病人，前期難免簡陋。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她從中南醫院病區剛換到方艙醫院，幾百張床位鋪天蓋地進入眼前，她的頭有點暈，心裡咯噔一聲，“這麼多張床位，如何管理，我心中並沒有底”。
　　張銀銀負責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的秩序，他告訴財新記者，初進方艙看到600多張床位，他也覺得“震撼”。張銀銀2003年在北京當新兵第一年就遇到SARS，他被臨時抽調協助轉運SARS病人到小湯山醫院。“小湯山醫院是單間病房的，這次在武漢客廳，突然看到1萬多平方米的一個大廳擺滿了床位，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張銀銀第一天上班時間是排在下午2點至8點，一個班六小時，每天只有一套防護服，值班期間不能吃喝上廁所。方艙醫院按照傳染病醫院的結構，分為三區兩通道，工作人員從前門通道進出，病人從後門通道進出。
　　第一天的任務是接待病人入艙，張銀銀接近淩晨才出艙。脫防護服必須嚴格按照防護要求，光用酒精洗手都有十次，全套流程走下來又大概要花30分鐘。儘管又累又餓，張銀銀讓護士們先脫防護服出艙。等待出艙時，兩名護士扶著一個護士走了過來，被扶著的護士渾身軟弱無力，幾乎要暈過去了。張銀銀打聽，才知道她連續在艙內工作了20多個小時，從6日下午就進艙安排床鋪，到7日接待病人，一刻沒有休息。


　　剛住進來的病人愁眉苦臉，幾乎每個人都會拉著醫護人員問個不停：要在方艙醫院住多久？艙裡醫療條件如何，有沒有醫生，有沒有氧氣瓶、呼吸機，都發什麼藥，病重了能不能順利轉院，什麼時候能出院。還有病人心情不好，抱怨伙食差，抱怨沒有熱水，抱怨廁所髒。陳小豔帶著護士們儘量幫助病人改善居住條件，怕冷的添棉絮、加電熱毯，醫護人員掏錢從艙外帶東西給病人吃，安撫病人情緒。
　　“硬件條件差，我們就用服務來改善。”陳小豔說。
　　有一次，陳小豔例行查房，一個病人突然很傷心哭了，說自己很痛。陳小豔立即給病人測血氧、測心率，都是正常的，病人也說不上來哪裡疼，最後說是心慌，對這個病恐懼，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治好，不知道治好後會不會有後遺症。
　　一次查房中，有個老婦人突然撕心裂肺號啕大哭——她剛得到老伴在醫院去世的消息。“這個時候說什麼話都是蒼白的。”陳小豔只能默默地陪著她。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剛開始進艙，面對傳染病人，她有點緊張，刻意保持距離，但很快就不再顧忌，會拉著病人的手，拍拍他們的背，安撫他們。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醫生程青虹，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領隊——他總是驕傲地自稱是國家隊。作為重症醫學科醫生，程青虹的本行在方艙醫院使用並不多，有一次，一個正在登記入院的病人突然血氧降低，心跳也不好，程青虹給病人進行了緊急救治，隨後將病人轉入武漢客廳馬路對面的金銀潭醫院。
　　在方艙醫院，程青虹做得更多的是安撫病人的工作。一次查房中，程青虹發現一個老人坐在床邊不停搓手，口中念念有詞：我不出門玩，我不紮堆，我怎麼會得這病？程青虹打聽到老人得病把家人也傳染了，始終很自責。程青虹告訴老人，“千萬不要反復探究自己為何會得病，武漢病了，你身處的環境很容易得病，偶然因素你被感染了，那不是你的錯。”
　　陳小豔察覺，剛住進來的幾天，天氣陰冷，病人們普遍情緒低落，大多躺在床上不動。為了活躍氣氛，護士們動員病人下床走動，由護士們領著做呼吸操，新疆來的女護士們還跳了新疆舞，引來很多病人圍觀。醫護人員和病人以及病人之間的互動逐漸多起來，方艙醫院的氣氛逐漸活躍起來。
　　方艙醫院剛啟動的前幾日，護士給病人們挨個發飯、發藥，A艙30多名護士服務600多名病人，每頓飯要一個多小時才能發完。終於有一天，一名年輕的男病人走過來說：“我能幫你發飯嗎？”
　　在小夥子的帶動下，A艙成立了病人志願服務隊，協助護士送餐，工作任務大大縮小，半個小時就能送完餐。
　　張銀銀告訴財新記者，他最感動的一件事也是來自病人的幫助。艙裡的飲用水由他和四名安保人員運輸，他每天要搬30多桶桶裝純淨水，由於穿著厚厚的防護服，搬運比較費勁。有一天，他獨自在搬運純淨水，蹲下抱起桶裝水，突然覺得桶裝水變輕了，一個沒穿防護服的人幫忙扶住桶裝水的另一側，張銀銀錯愕了幾秒鐘，意識到這是個病人。“那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患者，他說了句‘我來’，就默默地幫著我搬運剩下的桶裝水。”張銀銀對病人說了句“謝謝”。說出口，張銀銀覺得這聲“謝謝”很特別，“以前都是病人對我說‘謝謝’，現在我對病人說‘謝謝’，很感慨，病人主動參與醫院管理服務，醫院成為了社區”。
　　2月23日，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組織醫護人員和患者舉辦“同舟共濟，大愛永存”歌唱比賽。中南醫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以及廣東醫療隊、甘肅醫療隊、福建醫療隊、安徽醫療隊一起合唱《讓世界充滿愛》，病人們也列隊合唱《歌唱祖國》，然後大家一起高喊“武漢加油”。程青虹告訴財新記者，病人們準備得很認真，精神飽滿列隊表演，看得他一度熱淚盈眶。
　　這些艙內的娛樂活動曾受到艙外人員質疑，認為唱歌跳舞會增加病毒傳播，加重患者病情。程青虹說，舉辦活動前，充分考慮了病人的身體狀況，謹慎選擇了身體恢復比較好的病人，對活動時長、唱歌時人與人的距離也做了要求。“我們想通過這個活動，給病人傳達一種信念，病人不好，我們醫護人員不會走。讓病人安心地對抗疾病。”
在方艙醫院“復活”
　　那個首先提出來幫護士發飯的病人叫楊信，28歲，是一家保險公司的推銷員，這是他第一次做志願者。
　　1月26日，楊信突然發燒，拉肚子，一連幾天高燒38度多。他在新聞上看到，病人一床難求，害怕交叉感染，就在家裡隔離昏睡。2月4日，楊信覺得實在熬不住了，自己開了一輛電瓶車到東西湖區人民醫院看病，CT顯示雙肺感染，醫生告訴他基本判斷是新冠肺炎。楊信的手發抖，想到了之前做生意欠下的70多萬元小額貸款，想到了在新聞上看到的有人跳橋跳樓，在回去的路上，他一度想到了自殺，只是再想到出生才三個多月的女兒，他選擇給社區打了一個電話“自首”。
　　當天晚上10點，楊信住進了社區安排的隔離酒店。他仍然在發燒，等了一晚上沒有醫生來，他心裡很害怕，哭了一晚。2月5日早上燒退了，他又收到保險公司的文件，一旦確診可以理賠19萬元。被每個月3萬多元小額信貸還款壓得有點喘不過氣來的楊信，這次反而希望自己能確診，拿到這筆賠償。
　　在隔離酒店，楊信身體逐漸好轉，2月9日核酸檢測，2月10日出了結果——陽性。“陽性是我期待的結果，確診了能拿19萬元，這是我賭命換來的，小百姓生活不容易。”
　　2月11日，楊信領到了保險公司理賠的19萬元，也進了方艙醫院。身體狀態不錯，心情也還可以，從來不讀書的他主動到閱覽區選了一本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就是看著這個書名挑的，我希望我會在方艙醫院復活。我跟我的同事打趣，‘富人靠離異，窮人靠變異’。我開玩笑說，我變異產生抗體，拿我去做實驗，掙他100萬元”。
　　讓楊信感到自己確實在復活的，還有他在方艙做志願者的經歷。進方艙的頭兩天，楊信覺得有點新奇，在方艙到處走走看看，拍照片發微信朋友圈。他拍護士們長時間穿著隔離衣，眼罩上起了一層厚厚的水霧；他拍護士們做的“愛心樹”、溫馨的彩繪圖和“武漢加油”字眼；他拍新疆護士領跳的新疆舞，他拍一個高三的小妹妹在複習功課。


　　2月14日早上，楊信收到單位工會主席的短信，工會給每個確診的員工發1萬元慰問金，用微信轉發。看到1萬元的那瞬間，楊信突然手顫抖了，沒有點擊接收按鈕。“我一下子被感動到了，之前保險理賠給我的19萬元解了我的生活之困，我得到社會的幫助已經很多，這1萬元不是我應得的。”楊信最終決定捐出這1萬元，他首先想到的是買方便面給病友吃，通過外面的朋友買了178箱方便面，送到方艙醫院。
　　2月14日，西方的情人節，護士們給艙內的夫妻病患贈送了玫瑰花。楊信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和三個月的女兒，他突然悟出來，情人節是“有情人”的節日。他想給遠道而來的護士們做點什麼。中午，護士們到病床旁發午餐，楊信一衝動，搶過了護士的飯盒，說：“放心，我不是搶飯的，你們太辛苦了，我能幫你們發飯嗎？”護士很開心地歡迎他加入發飯的隊伍。
　　2月15日早上六點，楊信起床了，在家隔離的那段時間他每天昏睡到中午，現在有了早上發早餐的任務，也就有了起床的動力。他七點就跑到護士站幫著取早餐，七點半分發早餐。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楊信又想了個辦法，拿著一張紙寫上“願意和我一起發飯嗎？”然後挨個床位遊說。中午，讀高中的楊陽和中學老師張兵加入了進來；到晚上，發飯的志願者隊伍就有十多人了。
　　楊信的領導能力被激發出來了，第二天他又跟醫護人員商量，成立了方艙醫院A艙志願服務隊，楊信任隊長，隊員們分工幫著發放飯、發點心、搬運桶裝水、打掃艙內衛生。
　　志願者還成立了一個監督清理廁所的小分隊，楊信捐出自己的一個盆子，在廁所外守著，他會用自己特有的幽默方式叮囑上廁所的人：“我們都是神槍手，拉便對著小洞口，大號以後沖盆水。”有志願者監督，病人也不好意思亂拉亂撒，上完廁所後主動沖水，廁所髒亂的問題得到改善。
　　楊信贏得了醫護人員的尊重，每天都有護士從艙外給他帶吃的東西，一包糖、一盒餅乾、一個蘋果，楊信把吃的分給志願隊的夥伴們，又會從病友那裡得到更多吃的東西。在楊信看來，方艙的生活不像是在醫院，也不像是在監獄，反而讓他想到了中學時的夏令營，大家集體勞動，互相分東西吃，充實而溫馨。
　　方艙醫院的生活設施和服務也在不斷完善：有了WiFi，以及各地捐助的食品、飲料、書籍、生活用品、影音設備。
　　相比其他醫院，方艙醫院不需要佔用過多醫護人員，也不需要太多高端搶救設備。2月16日，國家發改委宣佈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2.3億元，支持武漢方艙醫院完善設施、增添必要的醫療設備。據介紹，每個方艙醫院都要求CT設備全覆蓋，增加供氧設備和心電監測儀等。
　　在很多方艙醫院裡的病人看來，住院的日子固然難挨，但相比1月底2月初那十幾天在醫院和家之間無望奔波的經歷，方艙醫院像一處平靜的避風港。這裡所有人都是同一種疾病，住著一樣的床位，吃著一樣的飯菜，醫療服務平等對待——即使有區別也是根據病情輕重，身份、財富、階層，在這裡都暫時不存在了。
最後的庇護所
　　不過，方艙醫院畢竟是醫院，這裡有繞不過的悲傷。
　　張桂青是石河子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心理科主任，2月5日隨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征援助武漢，她和另兩名心理醫生承擔武漢客廳方艙A艙的心理輔導工作。
　　一天結束值班後剛回到賓館，張桂青又被緊急呼叫回艙內，另一位60多歲的女性，今天得到消息，老伴在醫院去世了。病人木然坐在床頭，不吃不喝不說話。張桂青走到病人的面前，輕輕地拍她的背，和她說話，病人眼眶裡含著淚，沒有任何回應。張桂青默默站在她床前良久，病人的手機響起，連續打了三次，病人沒有反應。
　　張桂青問她，電話是誰打來的。病人呆呆地說：“兒子打過來的。”張桂青勸她，“一定要接電話，要讓家人放心。活人生活要繼續下去。”病人在張桂青的勸說下接了電話，號啕大哭。
　　“我這幾天遇到五六起這樣的事，都是女性病人收到丈夫的死訊崩潰了。”張桂青對財新記者說，“病人在受到極度刺激時，壓抑自己的痛苦，對身體更不利，哭出來是一種釋放。”
　　中年男人也會有崩潰的時候。2月19日，鄧淼在方艙醫院度過了40歲的生日，沒有蛋糕、沒有祝福，妻子在身邊陪著他默默流淚。他們一家四口都確診了，五天前，鄧淼的父親在火神山醫院去世，他覺得世界塌陷了。
　　鄧淼和父親住了40年，從來沒有分離過。父親每天早上會給他熬小米粥喝，會幫他把衣服洗乾淨疊好放在床頭，偶爾父子倆也會拌個嘴，但第二天就和好了。鄧淼以淚洗面，經常在午夜半夢半醒間看到父親的身影，都是這些日常的場景。
　　鄧淼蜷縮在病床上，不想面對任何人，任何事。住在他對床的楊信會時不時給他塞一個橘子或者蘋果，醫護人員也對他特別照顧，在分配飯菜、點心時會多給他一些。鄧淼吃不下，醫護人員會勸他多吃。鄧淼告訴記者，在整個疫情期間，他感受到的溫暖就來自方艙醫院的醫護人員和病友們。
　　按照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醫療救治組制定的《方艙醫院管理規則》，方艙醫院原則上收治已確診且未在定點醫院隔離治療的輕症患者，要求有生活自理能力，年齡在18-65周歲之間，無呼吸系統、心腦血管系統等基礎性疾病及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治療過程中，以口服藥物為主，必要時可輸液、吸氧。根據治療過程中的病情演進情況，轉為重症的將送往定點醫院接受救治，治癒的可就地檢測，符合出院標準即可出院。
　　楊信告訴財新記者，他不想出院，為此還故意逃掉了一次核酸檢測。據醫生程青虹介紹，病人連續兩次核酸檢測為陰性，肺部吸收好，經過方艙醫院醫療隊專家組綜合評估達到出院條件，就能出院。楊信知道自己身體狀態恢復不錯，第一次核酸檢測為陰性，他故意漏掉了第二次核酸檢測，“我還想在方艙醫院多待一段時間，我擔心我出去了，志願隊就散了”。


　　護士專門來做楊信的思想工作，“你首先還是個病人，方艙醫院以治病救人為主，你出去了，可以騰出一個位置給新的病人”。志願隊的小夥伴們也向他保證，新的志願者會補充上來，志願活動會持續到方艙醫院結束的那一天。
　　2月26日，楊信出院了，相熟的醫護人員和志願隊的夥伴都來送他。“在方艙醫院我經歷兩次復活，一次是身體上的康復，一次是精神上的康復。”出院後住在隔離點的楊信每天最大的樂趣是在方艙醫院志願者群裡聊天，小夥伴們會拍照給他分享方艙的生活，“第一次留戀一個醫院，就是家的感覺”。
　　鄧淼也不想回家，家中有父親的點點滴滴印記；他不想回到社會，不想面對親友和同事的關心。他就想在方艙安安靜靜待著，獨自吞咽失去父親的痛苦。
　　同一個小艙的病友張兵、楊信等陸續出院了，方艙的床位逐漸空出來，又有新的病人住進來。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現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A艙每天平均有二三十名病人達到出院標準出院了，更多病人的CT影像顯示明顯好轉，出院在望。
　　“終有一天所有病人會治癒出院，方艙醫院會結束它的使命。我們不會忘記，全國醫護人員共同營造的方艙醫院，曾經給病人們一個港灣。”但張桂青也告訴財新記者，新冠疫情帶給武漢人的災難記憶會是極為深刻的，即使治癒了病人的身體，災後對病人及家屬的心理支持也必須持續很長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