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アタシらは催眠ガスだと聞かされてコロニーにあれを》
228事件,都是外省人欺負了本省人,
現在,都是中國人欺負了台灣人,
都是外勞欺負了台灣人,
都是那些跟中共建交的國家欺負了台灣人,
你不支持這個聲音,
你就是跟社會唱反調,
你就是民主之敵,
你就是共產黨同路人,
你是舔共產黨屁股的賣國賊,
你就是開戰時該被拿到前線去擋子彈的人肉盾牌,
面對中共,我們已經獲勝,我們將會獲勝,我們必定獲勝,我們不會失敗,
甚至這已經不是敗不敗戰的問題,
失敗主義者與投降主義者,就是畜牲,就不配被當人看。
不想參戰的人,就不配被當人看。
你今天納粹了嗎?
#有民主真好
下文轉自: https://matters.news/@tbshopping818/%E5%AD%98%E6%A1%A3-%E8%BF%99%E4%B9%88%E5%A5%BD%E7%9A%84%E4%BA%BA%E6%B0%91-%E4%B8%8D%E5%80%92%E7%82%B9%E9%9C%89%E9%83%BD%E5%AF%B9%E4%B8%8D%E8%B5%B7%E4%BB%96%E4%BB%AC-zdpuAnA1WyvBYLTLn923Zqorx2TED9dCzUJiQEhgTe6XZXH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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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好的人民,不倒點霉都對不起他們
大家都知道,納粹德國幹了很多壞事,侵略了那麼多國家,殺了那麼多人,甚至搞出種族滅絕這樣的罪孽。但我一直對一個問題很好奇,那就是:二戰的時候,德國老百姓是怎麼想的?
他們一直把自己當成文明人,周圍國家也覺得德國人是文明人,那他們當時是怎麼看待這場戰爭的呢?
換成其他國家的老百姓,會表現得比他們好麼?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他們是咋想的?
一
從開戰的時候說起吧。
現在我們都知道,德國入侵波蘭,二戰正式爆發。這是大家現在這麼說,回到1939年的時候,沒有幾個德國人覺得德國欺負了波蘭。
相反,他們覺得是波蘭欺負德國。
不是一個兩個德國人這麼想,而是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這樣想。
德國報紙和廣播上說了,波蘭軍隊穿越國境線,挺進5公里,襲擊了德國電臺,殺死了德國人,還大喊“波蘭萬歲!”呢。
這不是欺負人是什麼?
德國報紙和廣播上又說了,波蘭人迫害、槍殺境內的德裔人,成群成群地拿機關槍突突。
這不是欺負人是什麼?
你會說,這是騙人嘛。波蘭侵略德國,就像說立陶宛欺負俄國,盧森堡入侵法國一樣荒唐,誰會信?
可是德國人真的信。
一方面當然是因為輿論封鎖。
但這種封鎖其實並不嚴重,德國人還是可以隨便聽外國電臺的。再說歐洲這麼小,來往那麼頻繁,要是願意的話,他們是可以翻wall得到外部資訊的。但是他們聽到了也不信。就算有個別人心裡頭有懷疑,也不敢說啊。
——我們的領土被侵犯,我們的同胞被殺害,你居然出來說風涼話,你還有人性嗎?!
——波蘭人哪一天殺你全家的時候,你就知道好歹了。
所以,最激烈的反對也就是當回理中客:波蘭人這麼欺負咱們,咱們一定要還擊,但是還是要注意一下世界和平,不要打起大仗啊。
戰爭打起來以後,德國人勢如破竹。佔領波蘭後燒殺搶掠,殺人無數。幾個月內殺掉了至少十萬波蘭老百姓。那德國市民咋想的啊?
他們想的是:波蘭人搞了針對德裔居民的大屠殺,是在太壞了。
德國外交部說,5萬多德裔居民被波蘭人殘忍殺害。這個數字完全是胡說八道,但是德國人都信了。所以德國人腦子裡一直有個“波蘭屠殺”。這個屠殺可不是德國人殺波蘭人,而是波蘭人殺德國人。誰也不敢懷疑這個數字,除非你想被罵成“舔波蘭人屁股的賣國賊”。
所以,德國人都在批評納粹政府。批評它對波蘭人太溫和,殺的太少,太仁慈,沒有執行公平的正義。(順便說一下,波蘭人二戰期間死亡五六百萬)
到了1943年,戈培爾想拉攏一下波蘭,想要來個德波人民大團結,攜手抵抗蘇聯人的大好局面,結果德國老百姓還不答應,說戈培爾你忘了“波蘭大屠殺”了?
戈培爾也不好出來闢謠,當時也頭疼。
二
不過公平地說,德國人確實不喜歡打世界大戰。懲罰波蘭是對的,打世界大戰就有點危險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太慘烈了。為啥英國法國對希特勒那麼慫,搞什麼慕尼克妥協?其實就是一戰打怕了。其實德國人也打怕了,所以一說對法國英國宣戰,大家都不太歡喜。誰知道一打就把法國打垮了,英國也逃跑了。這下德國老百姓放心了,徹底高興了。
那德國老百姓對法國人、英國人啥態度呢?
德國人不怎麼恨法國人。
在德國人眼裡,法國人有點可笑,但不兇惡。有個德國兵就給妻子寫信說,他們一路挺進法國,在路上碰見幾個法國人。法國人問德國兵:你們去哪兒啊?德國兵說:去巴黎!去找你們的總理達拉第!法國人捂著臉跑開了,一面跑一面嗚嗚哭:啊,不幸的法國!最不幸的法國!
德國兵沒憋住笑。
德國兵真進了巴黎以後,跟土包子進城一樣,泡咖啡館,參觀大教堂,買票看歌劇,覺得法國人雖然可笑,但是文化建設搞得還是不錯的。
那麼對英國呢?
在二戰前,德國有一種崇拜英國的風氣。希特勒就很崇拜大英帝國,對英國的東西很有好感。他一直念念不忘和英國講和,邱吉爾拒絕的時候,希特勒有一種發自內心的震驚。
希特勒是這樣,德國普通老百姓也是這樣,德國風氣就是如此。德國人一直覺得英國人很牛,很文明,可他們怎麼就是不理解我們德國人這顆熱騰騰的心呢?
在二戰期間,德國劇院還是不斷演出莎士比亞。希特勒就很喜歡莎士比亞,對此頗有研究,他說英國人演的莎士比亞戲劇反而是全世界最爛的。轟炸倫敦那個季度,德意志歌劇院就演了三出莎士比亞,三出蕭伯納。在1944年,英國對德國進行大轟炸的時候,柏林還在上演莎士比亞的《冬天的故事》。買到票的德國人穿過廢墟和“臉上濺滿鮮血的民眾”,去看莎士比亞。
德國人真正鄙視的是東方人。
四
波蘭入侵了德國,結果遭到了反擊。那蘇聯呢?
德國跟蘇聯簽了互不侵犯條約才兩年,怎麼就打起來了呢?德國老百姓咋想的呢?
德國人想:蘇聯一直在挑釁,元首不得不做出回應。而且元首怕大家擔心,一直把這件事深深地埋在心裡,忍辱負重,最後不得不回應,真是太讓人感動了。
德國報紙號外上的標題是:“我們的元首!他獨力承擔,不讓人民煩憂!”
老百姓的感歎是:“同情元首,他不得不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一直瞞著他的人民”。
如果這事發生在英國,或者美國,老百姓會質問總統或者首相:“你憑什麼在這麼長時間裡一直瞞著我們?”可是在德國,人們的反應卻是同情元首,他“不得不”瞞著我們,多可憐!
人一旦給自己弄出個元首,就會把自己當成小孩子看待。
小孩子問大人:世界上有沒有聖誕老人呀?大人說:有!等到孩子長大了,想起這段對話,心裡還是暖暖的。
德國老百姓問元首:我們是不是要和蘇聯交朋友呀?元首說:是!等德國老百姓勝利了,想起元首的回答,心裡也是暖洋洋的。
這麼好的人民,不倒點黴都對不起他們。
五
猶太人也是一個問題。
德國人到底知道不知道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
大致來說,還是知道的。細節可能不確定,但是總體來說,他們知道猶太人都會死掉。
說德國人到了戰爭結束後,才知道種族大滅絕,那是撒謊。
在戰爭期間,已經流傳了很多小道消息。柏林就有笑話說,歷史上有三個最偉大的化學家,耶穌把水變成了酒,戈林把黃油變成了大炮,希姆萊把猶太人變成了肥皂。(順便說一句,希姆萊沒有這麼幹。他第一次聽說這事以後非常吃驚,下令以後屍體只能掩埋和焚燒,不得做這樣的利用。)
十幾歲的孩子踢完足球,去洗澡的時候還會開玩笑說,這些綠色肥皂裡有多少猶太人。老百姓不完全相信,但肯定是模糊知道一些的。
有人反對麼?當然有。
在德國一直有反對希特勒的人,也有一直反對種族滅絕的人。這些人裡,最堅決的是鐵杆左派。不管我們現在怎麼笑話白左,但是在當年,左派確實是反對種族滅絕最堅決的一批人。
其次是教徒。而且總體來說,天主教徒要比新教徒態度更堅決些。天主教主教們有點懦弱,但是在原則上是站在同情猶太人這一面的,反對濫殺無辜。
當年希特勒在國內推行安樂死計畫,秘密處死精神病和殘疾人,就是天主教主教挺身而出,在佈道的時候公開譴責這樣的事情,最後希特勒中斷了這個計畫。
在另一個極端,也有真正的活畜生。
戰爭中期一個德國婦女到了波蘭,跟當党衛軍軍官的丈夫團聚。有一天,她買完東西回家的時候,看見六個猶太孩子,幾乎一絲不掛地蜷縮在路邊。她馬上停下車,把這些孩子帶回家,給他們吃的,然後等丈夫回來。丈夫就是沒回來。她就“準備自己來解決”。她拿出家傳的老左輪手槍,帶著孩子穿過樹林,排成隊站在溝渠旁邊,對著他們後脖子逐一打死。她記得打死兩個孩子以後,其他孩子“開始哭”,但是聲音不大,“只是啜泣”。
當然大部分德國人沒這麼極端,但是他們對滅絕猶太人也是默認的。可能不贊成,但也不激烈反對。
在當時,排猶是政治正確的事情。即便是不贊成種族滅絕的人,也認為猶太人是壞的,是反德國的。
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認為,戰爭是猶太人策劃的。蘇聯被猶太人控制了,英國被猶太人控制了,美國也被猶太人控制了。這種話現在看來簡直荒唐,可在當時,真的幾乎所有德國人都相信,至少半信半疑。
沒有人敢真正為猶太人說話。在戰爭初期,有一個德國婦女坐電車,上來了一位猶太老婆婆,站都快站不住了。這位婦女起身給她讓座。結果呢?電車裡所有人都高聲指責她:你還有沒有點民族自尊心?你還要臉麼?電車司機停下車,勒令這位婦女下車。婦女掩著臉,抽抽搭搭地下車了。
在這個大環境下,如果你是德國人,你會怎麼說?猶太人是德意志民族的敵人。所有人都這麼認為,你不這麼認為就是不要臉。你最多說:哎呀,把他們趕走就是了,何必殺光呢?事情是好事,但過頭了也不好。
你如果說:猶太人是無辜的,或者哪怕你退一步說,即便有的猶太人是壞的,他們的孩子也是無辜的。你就是在挑戰社會共識。
不要以為堅持自己的良心很容易。當自己的良心和社會共識完全相反的時候,能認識到自己的良心就很困難了,堅持自己的良心需要巨大的勇氣。
六
但是對猶太人問題,德國人也有後悔的時候。
那是在他們挨轟炸的時候。科隆就被炸了個稀巴爛,傷亡極其慘重。面臨炸彈,老百姓甚至對親愛的元首都有點不滿了。有位科隆姑娘就提醒弟弟說:在這裡,最好別說‘嗨,希特勒!’否則可能會被人打耳光。很多納粹官員上街的時候也不敢戴黨徽了。
接著柏林也被轟炸了,漢堡也被轟炸了,一大串城市都遭殃了。
這個時候,德國老百姓念叨起了猶太人。
他們想起了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說現在挨炸是“報應”。但不要搞錯,他們說的不是上帝來報應他們,而是說猶太人在報復他們。
德國老百姓深信英美是被“猶太財閥”控制的,因為我們殺了猶太人,所以英國美國來轟炸我們。咱們當初要是不殺那麼多猶太人就好了!“我們對猶太人幹過的事兒”成了大家的心病。
這跟道德感沒關係,跟內疚也沒關係,就是覺得自己惹了禍了。
不少德國人都希望拿猶太人當人肉盾牌。他們覺得城市裡要是有猶太人,英國飛機就不會來炸他們。有人造謠說,維爾茨堡一直沒挨炸,因為有城裡猶太人,現在完了,當官的也不知道怎麼想的,把最後一個猶太人也運走了,現在要挨炸了。
這時候,德國老百姓開始覺得,要是老天再給一次機會的話,德國對猶太人不要那麼凶。可是已經晚了,“我們回不去了”。
七
越往後,納粹的聲望越下降。老百姓不再相信報紙和廣播了。
戈培爾自己也說,看看咱們宣傳的是個啥?
戰爭第一年:我們已經獲勝;
戰爭第二年:我們將會獲勝;
戰爭第三年:我們必定獲勝;
戰爭第四年:我們不會失敗;
老百姓怎麼會相信我們?
元首的聲譽也受到了影響。但是碰到了什麼不好的事兒,德國人還是會說:“要是元首知道這事就好了”。1944年,希特勒被刺殺,炸傷了一條腿。這次事件讓希特勒的聲譽再次直線上升。盟軍從不同時期的戰俘裡做過調查,發現刺殺前希特勒的信任率是57%,刺殺後上升到68%。
換成另一個國家的話,吃敗仗的領袖說不定會被替換,但是在德國,沒有幾個人想要替換希特勒。就算是不喜歡希特勒的人,大多也覺得等戰爭過去以後再說,在危機時刻只能依賴希特勒。他們一向不知道沒有元首管著會怎麼樣,在如果危機關頭更不敢沒有元首管著了。
他們對元首喪失忠誠,是在德國本土被大規模入侵,一切希望都破滅之後。這個時候,他們也談不上反希特勒還是擁護希特勒了,因為實在顧不上了。現在完全就是動物性的求生。
老百姓能往西邊跑就往西邊跑。都知道德國要完了,難民都想跑到英美佔領區,離俄國人越遠越好。德國到處都是俄國人怎麼殺德國百姓的傳言,但從沒有人傳英國人、美國人殺人。
他們也知道德國和俄國之間仇恨太深了。
八
在蘇占區,德國人確實過了一段可怕的日子。饑餓,逃難,無家可歸,還有無數婦女當著丈夫和孩子的面被蘇聯士兵強姦,沒有任何辦法。
但熬過這一段日子之後呢?德國人怎麼看待二戰呢?
在當時,大部分德國人忙於自憐,顧不上懺悔。他們當然知道了集中營,奧斯維辛,知道了在東線的大屠殺,但是他們沒有多少負罪感。
在極權統治下,人們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狀態。一個人放棄了自由,也就放棄了責任和道德。
很多人甚至在懷念希特勒。一片混亂中,他們想回到那個自己不需要負責的年代。美國人做了11次民意測驗,結果發現47%的人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是個好思想,就是沒執行好”。元首本意是好的,就是做沒做好。在西柏林,這個數字甚至高達68%。
這種想法是被一點一點消除的。在聯邦德國,人們不得不學會自己做決定,學會自己為自己負責。而在民主德國,人們還是沒有學會。即便今天,同情納粹的光頭党還是集中在東德。這後面當然有各種原因,但是有沒有自己為自己負責的習慣,肯定是其中一個因素。
九
不知不覺這個文章已經拖得很長了。對於一篇公眾號的文章來說,已經太長了,我必須得結束了。可是在結尾,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麼。因為整個事情怎麼看怎麼荒唐。
德國人是文明人麼?我想是的。他們聽巴赫,看莎士比亞,讀歌德。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他們為什麼會相信是波蘭侵略了德國?他們為什麼會相信猶太人是戰爭的罪魁禍首?他們為什麼讓那個德國婦女下電車?他們為什麼忽然置身於一場戰爭的時候,還會同情元首?他們猜到了種族滅絕,但為什麼並不在乎?在這麼多災難之後,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人覺得納粹是個好思想,只是執行壞了?
這跟文化肯定有關係。中歐文化確實有一些問題。比如就算在30年代,我們也很難想像英國會出現一個希特勒式的人物。但是我覺得這是次要的。
我相信,我們中的大部分人處在那個環境下,也會如此行事。
我對此深信不疑。
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永遠不要進入那個環境。
永遠不要用集體的聲音淹沒個體的聲音。
永遠不要放棄為自己行為負責的念頭。
永遠不要把自己當做孩子。
永遠不要相信聲音大的就是正確的。
永遠有懷疑的能力。
永遠有懷疑的勇氣。
永遠不要把自己完全交出去。
「雖然是 精神病 但 沒關係 中國人」的推薦目錄:
雖然是 精神病 但 沒關係 中國人 在 龍應台 - Lung Yingtai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文明的力量 1949-2019
9月2日「花園裡有一顆雞蛋」的短文發表後,除了人民日報、央視等等眾多國家級媒體強烈反應之外,數萬的大陸讀者翻牆過來閱讀、怒罵,我才發現,雖然海峽隔絕,臉書禁止,這個「個人小客廳」裡所寫的字,大陸讀者其實是可以看見的。兩萬多條留言,90%來自翻牆的讀者,語言粗暴者不少。
沒有關係,粗暴往往是因為不了解,而不了解往往是製造出來的——牆的目的,就是使人看不見,使人無知,使人粗暴。
十月一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七十年前,飽受戰爭和天災蹂躪的中國宣告重新出發。這一天,幾億人將臉龐轉向清晨的陽光,夢想一個休養生息、民安樂利的未來。
在習先生升任總書記提出「中國夢」這個願景口號之前兩年,2010年8月1日,我在北京大學演講,主題就是「中國夢」。
那是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和中國大陸讀者面對面的溝通。當天,到我踏上講台前十分鐘,主辦方南方週末和我自己都還不知道會不會被現場通知:演講取消。甚至在極其緊張、恐懼的氛圍裡,踏上了講台,演講開始了,我也都準備隨時突然斷了電。
那是十年前了。此後不曾再有那樣溝通的機會。
演講後來整理出逐字稿,在廣州南方週末和台北聯合報同步發表。南週版本有一點點刪減,已經極其不易。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週年這個特殊的日子,我把這篇講稿找出來,讓願意思考的讀者在這樣一個意義深沈的日子裡,做一點深沉安靜的、獨立的思考。
讀了講稿你也許還是憤怒的,或者更憤怒,沒關係,憤怒之餘,沈靜片刻,想一想很多事情的「為什麼」,那麼你的初心,就越過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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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力量
—從鄉愁到美麗島
編按
二○一○年八月一日,龍應台應邀於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發表演說,現場擠進滿座一千八百名聽眾。
主辦方一直擔心演講會被臨時取消,但結果順利舉行;演講內容談及「美麗島事件」等敏感議題卻未遭官方封殺,深具意義。
在「中國夢」裡長大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裡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台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裡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著軍人的制服、帶著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裡唱著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播放歌曲)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滿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五○年代進入六○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播放歌曲)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酒一樣的長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血一樣的海棠紅
沸血的燒痛
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一九四九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份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縈,不是「中國夢」嗎?
我們都是名為「弘毅」的孩子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裡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裡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台灣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裡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子.牧民篇》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 —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飄著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著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台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著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衛東」,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十四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裡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
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國語.周語上》
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十四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低頭看見腳下的泥土
這個中國夢在七○年代出現了質變。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裡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七○年代整個國際情勢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著,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一九四九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台灣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台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著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讚的,是台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甜甜的雨
肥肥的甘蔗肥肥的田
雨落在屏東肥肥的田裡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想牧神,多毛又多鬚
在哪一株甘蔗下午睡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七○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質問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裡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自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
〈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播放歌曲)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
蓽路藍縷 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 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裡,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著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一九七九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台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裡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
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衝著他問「你是哪裡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著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裡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一九七九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台灣人。
一起作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過渡到台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台灣夢,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八○年代後,台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一九七九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
當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著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播映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卸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八○年代台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
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三十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裡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新聞局長是宋楚瑜。
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裡,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台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汙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台灣民主的所謂「亂」會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台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台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
掌權者是會腐敗的,
反對者會墮落,
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
資本也可能產生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誰在乎「血濃於水」?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台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裡沒有中國。
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
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台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裡,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兩千三百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
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十五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軍隊走了。
我的父親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七十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
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
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著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著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地感覺到這個七十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因為開闊包容,所以柔韌長遠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
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一九八五年我寫《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
一九八六年八月,離開台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學,我想朗讀一九八六年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台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這裡說話,我心裡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裡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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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收在《傾聽》,印刻出版。
圖:湖南——父親的故鄉,LYT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