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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zz Orange】有錢也不能狂買房 穿越時空回唐朝

近年來的高房價也讓你「望屋興嘆」嗎？儘管中央與地方政府紛紛祭出相關的打房政策，但是大眾似乎無感。對生活絕望的你，不妨來看看唐朝的買房規定吧，或許會有穿越時空的衝動。

大唐買房要看身分，即使富商也無法跟別人拼房產，真的羡慕就多去豪宅看看，只能看不能買。如果你是政府官員，想給自己弄間新房子，千萬不要想可以留下來給子孫萬代。想用房產造福子孫根本不可能，還不如珍惜當下，能住多久住多久，不然就會像長寧公主那樣，洛陽的新房子還沒住進去，房子就變成國家的了。

大唐商人即使有錢，也買到大量的房子

大唐商人有錢，但即使有錢也買不到大量的房子。因為他們不夠資格， 按照大唐的管理條例，商人的地位低賤，比不上普通的百姓，所以他們買房子受到大量限制，不是你想買就能買的。 即使是他們的後代也會受到影響，比如作為商人後代的李白，就無法參加科舉考試。

然而作為大唐的普通百姓，地位雖然比商人要高一點，但房產的購買面積依然受到限制。舉個例子，如果你是大唐的普通百姓，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那你家最多只能擁有一畝地的面積。 就算你再有錢，也不能多買，除非你入仕，擺脫平民的身分。 一名有錢的商人，他們的命運甚至還不如平民，購買的總面積肯定是不能超過一畝地的。

商人手裡有錢卻沒法買地，但貴族有權有錢，可以隨意置辦房產。太宗家的小四李泰就是這個典型。魏王李泰是太宗與原配長孫皇后的孩子，從小聰明好學，深得太宗喜愛。李泰在東都洛陽和長安都有自己的房產，其中長安的芙蓉園，還有洛陽的房產都是父親下令送給他的，絲毫沒有限購之說。

太宗有些溺愛李泰。李泰在長安延康坊內的住宅他親自去過，還免了坊內百姓一年的賦稅。其實，李泰在延康坊內的府邸原本是隋朝楊素的居所，他在住進去之前就開始裝修，還因裝修花太多錢被太宗的臣子告了一狀。儘管如此，李泰仍是太宗的心頭肉，裝修照樣進行。最後裝修完成的府邸面積，占延康坊總面積的四分之一。

所以，什麼限購房產的說法，到了李泰這裡完全沒有任何意義。在洛陽就更誇張了，李泰在洛陽占了比兩個坊面積還大的地方，在裡頭裝修自家的房子，而太宗為了讓他在洛陽過得舒服，還特地將洛水池也簽到李泰名下。

這樣一來，李泰不光擁有兩處超大住宅，還外加了兩處國家級風景區。白居易曾在他的詩中說：「原洛水池，現魏王堤上的柳樹已經發出新芽了，一點點綠真好看。」

買房容易守房難！關鍵竟在「後代子孫」

買地蓋房一直是大唐官員內部的一種時尚。當年那個住低檔旅店、不受店老闆青睞的馬周，得皇帝賞賜後，就開始了自己的買房計畫。不要怪馬周囂張，當時的官員都是如此。雖然長安房價不低，但官員們的投資熱情絲毫不減。新的府邸不僅是財富的象征，更是面子和身分的一種表現；面積越大，裝修越豪華，這家人越體面越尊貴。這樣的價值觀跟現代人還頗為相似。

買個大房子，然後豪華裝修一番，這對於官員來說，似乎比較容易，但如果想把這份房產流傳後代，估計就比較困難了。隋朝楊素在延康坊的大宅子後來被魏王李泰占為己有，這樣的更替可以說是朝代更迭造成的。下面再來看一組大唐房產的更替報導：魏徵的宅子最後被子孫變賣；楊貴妃姐妹的宅子豪華裝修後，不到二十年就無人打理；發明中國象棋的宰相李德裕死後，孫子李敬義想保留祖父留下的家業，卻遭到了手握權力之人的拒絕等等。

想在大唐弄到一套大房子，也許憑自己的努力就夠了。但要想在大唐守住一套大房子，尤其是非常顯耀的房子，不僅要靠自己的實力，還要看子孫後代的實力，因為稍有不慎，昨天的繁華就成了今天的一場夢。所以，在投資房產這個項目上，不管是重臣、貴人，還是多朝元老，都得慎重再慎重。

大唐炒房地產第一人：長寧公主

雖說賺房容易守房難，但投資報酬率還是很高的，比如大唐最瘋狂的房地產蒐集人，就是李顯與韋皇后的寶貝女兒長寧公主。

長寧公主置辦房產的愛好要從她嫁給楊慎交說起。長寧公主出嫁以後，首先在洛陽建造自家的房子。但這房蓋得不容易，花掉她大量的積蓄。最終房子相當豪華、氣派。洛陽的房子裝修好後，長寧公主又開始她其他的購買計畫。她接著把唐初宰相高士廉的房子買下來，還把附近軍營的地也買下來。但她不是想多蓋幾棟，而是要把在長安的家打造成超大豪宅。房子建好以後，公主總覺得還缺些什麼，於是又把新家西面的空地買下來當球場，這是何等的財氣和闊綽。

長寧公主在長安有一棟帶有蹴鞠場的豪宅，在洛陽也有一套精緻裝修的豪宅，按說她除了比魏王李泰少了國家級風景區外，已經勝過其他公主了。但長寧公主是房地產大亨，絕對不會滿足於現況。

不久，洛陽的永昌縣被撤銷了，縣衙空了下來，隨後公主將它「廢物利用」。洛陽雖有兩處房產，但沒有可遊玩的地方，因此把李泰在洛陽的宅子全部要了過來，成了她的別苑。

長寧公主雖有多套貴族豪華的房地產和深愛她的母親韋皇后，但隨著專政的韋皇后以失敗告終，她不得不將多處房產賣掉，以維持自己優越的生活。作為大唐房地產開發的成功人士，長寧公主也無法將自己的財產傳給子孫後代。儘管如此，在大唐，若能夠在保證自己房產的情況下，投資房地產的利潤確實很高。

#歷史 #經濟 #社會 #房屋

【方方：文學作品重要的在於個人表達】
　
由於年初以來的肺炎疫情，大家可能多少聽過「封城日記」（不是郭晶那本）以及它的作者，中國武漢的作家方方。
這次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方方談他與文學寫作的淵源。
一起來看看這位頗有人文情懷的作家，是怎麼看「文學」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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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品重要的在於個人表達 / 方方
　
01
我和文學的關係
　
我經常說，文學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小學時，「文革」開始，因為成分不好，我雖然成績優秀，但也不能加入紅衛兵。在家無事，只能看書，然後給人講故事。這種狀態延續了很久，以至於每晚都有人專門請我去講故事，故事講完或者忘記情節時，自己得現編。現在回想，這就是我文學創作的前期準備。講故事伴我度過了人生中第一個低潮。
　
高中時，父親去世，家境突然變得困難。畢業後，我被招工當了搬運工人，由此又淪為社會最底層。我能感受到人家眼神對你的蔑視。那四年，不僅讓我知道了底層社會的形形色色，也見識了各種類型的人。當工人時，我開始發表詩作，由此也受到同事尊敬，我用文學努力地爭取社會地位。1978年，我從那裡考上了武漢大學中文系，當時真的是很風光。
　
大學四年，最大的收獲是知道了怎麼去學。我第一篇小說得了80元稿費，而平時我每月只有3元助學金，其中2元多用於回家的車費。我棄詩歌轉小說與我經濟窘迫有莫大的關係。小說的稿費比較高，我也從此靠文學創作擺脫了貧困。所以，在我最困難時，無論是經濟困難，還是精神失落、情緒低迷，都是文學在幫助我走出窘迫，改變生活。
　
1990年，我被選為省作協副主席，還主持著一本刊物。雜誌辦了8年之後，卻突然被令停刊，我也被就地免職。當人人都覺得我很倒楣的時候，我自己卻沒有這樣的感覺。我在家專心寫作，因為作品不斷，也保持了影響力，突然有一天，我又被叫出來出任省作協主席，一直到今天。
　
在我最倒楣的時候，一直是文學在支持我。它甚至沒有讓我產生絲毫的倒楣感，倒讓我覺得，無論遇到什麼，都沒什麼了不起，人生依然很好。
　
02
我喜歡有態度的文學
　
1990年代的某天，我和作家蔣子丹討論現代派文學。我說，我覺得中國小說，特別是現實主義小說，至今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我想把這件事情做完。
　
中國自有小說以來，歷經了魏晉的志異、隋唐的傳奇、宋元的話本、明清的白話，到《紅樓夢》達到高峰。從片斷到巨著，從文言到白話，從編撰到獨創，從為說理到寫生活，甚至發展路線清晰明瞭，每個朝代的改變和進步都顯而易見。直到新文化運動結束了古典小說的命運。
　
而報刊的興盛，語言的革命和西方文學的引進，使小說也有了一個顛覆前人的變化。文學革命宣導有誠意的現實主義小說，號召作家用日常的語言寫時下的現實，寫普通人的生活，寫近距離的人生。在這種號召下，帶著現實主義標籤的小說進入讀者視野，它和當時人們的關注焦點和審美趣味深度吻合，它也將人們對詩歌的興趣一步步拉向對小說的興趣，上千年來在中國文學中一直占主體地位的詩歌，從此被小說所替代，中國文學的格局也由此改變。
　
現實主義，冷靜客觀地觀察社會，貼近現實，陳述人生的另一種可能，這在當時就是一個新的創作形式。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小說理念。它展示的是與社會現實平行發生的另一種現實，是一種可與我們自己的生活互為對照的、更具真實性的存在；它讓小說走出了魔幻世界、歷史演義、英雄傳說以及市井驚奇，而面向整個芸芸眾生。它從日常生活中一寸一寸長起來，一直到人們的內心；它開始深度介入我們的生活，展現了對弱勢人群的關心，甚至有某種干預性。它成為了一種有態度，有情懷的文學，有鮮明的傾向和價值判斷，而不再只是之前供文人雅士欣賞、消遣、把玩的乃至純粹審美的小眾產品。
　
但是，縱觀中國近代小說發展，它幾乎從沒有風調雨順過。到1930年代，現代小說終於擺脫了從文言到白話半文半白的晦澀，擺脫了因模仿西方翻譯作品而導致語言歐化的彆扭，開始成熟，開始有了全新的被稱為「成為了一種書面語言」的雅言，但此時，當小說創作進入成熟階段時，激烈的戰爭開始，族群的分裂、社會的動盪，令作家無法安定坐下完成作品，時代不給你應有的外部條件。小說的發展也受到阻斷。1950年代後，社會進入和平時期，但政治概念的介入，思想的禁錮，令小說成為宣傳的一種，實際上是不進而退。回頭看看，無論是小說的品質和數量，都遠不足以與中國的現實相匹配，也不足以與中國深厚的文學對稱。所以，我覺得，現實主義小說這條路，是根本沒有走完。
　
而我，很願意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把這件事做完。
　
現實主義小說有著明確的目標要求，現實社會動盪多變，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繁雜交錯，人本性中間的隱秘幽深給這類小說提供了永遠取之不盡的源材料，技術上也有著無數的可能。結構搭建、人物塑造、故事軌跡、語言雅俗、章節長短、時空變化，都可有無限的創意。要真正把人生中間最精髓的東西，把一個人的狀態，把一個人內心深度的靈魂或者人和人之間微妙複雜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展示出來，其實很難。我覺得現實主義小說對我來說，始終存在一種挑戰性，存在一種可以進行無限創造的樣式。
　
因為對這樣一種寫作理念的認識和喜歡，我的小說一直不願意離現實太遠。評論家認為我是新寫實，這個提法我自己還是蠻喜歡的。它實際上是現實主義小說向前跨進了一步，也是我理解中的批判現實主義。只是新寫實這個提法更溫和一些。
　
文學是人學。新寫實小說始終關注現世社會最普通的人。它秉持著人道精神，對生活中普通人充滿同情和憐惜。同時，它對現世社會也秉持著不合作不苟同的態度。既是近距離的，又是明顯疏離著的。它懷有慈悲，同時具有鋒芒。它的價值取向清晰明瞭，無奈感也異常沉重。
　
03
文學與弱者息息相通
　
我在電視臺做紀錄片時，會遇到很多人和事，會看到另外一種人生。1980年代末，我們到神農架拍金絲猴，請了三個農民幫我們背器材。一晚和他們一起在松柏鎮住下，催問他們是否洗過澡時，他們竟不知道衛生間裡的水是從哪裡出來的。而當他們和你講山裡的一草一木飛鳥蟲魚時，是非常生動的。他們特別喜歡講死人，他們對死亡的淡泊和平靜的態度，讓你震動。他的世界，與我們的不同，但也是一個完整的世界，他們從未覺得不認識自來水很丟人，因為對山裡的一切，我們也有著同樣的無知。
　
另一年冬天，我們到湖南非常偏僻的村子採訪女書的傳人。我們貿然闖入，見兩個老太太，用被子蓋腿坐在床上，正慢慢說話。翻譯說老人讓我們出去等待。半個小時後，兩個老太太重新出來，穿得漂漂亮亮，容光煥發，有種綻放的感覺，她們唱說著女書，有著發自內心的純粹狀態。
　
走多見多之後，你會覺得，很多宏觀大事比方全球化之類，並不是我所要關心的。我要做的是關注每一個個體的生命，關注他們的愛恨情愁，生離死別，關注他們存在於這個社會的方式，以及他們感受這個世界的方式。他們拉著你的手跟你敘敘叨叨時，讓我覺得我理解的文學我熱愛的小說，是能夠照顧到人心的，它是一種有情懷的東西。現實主義小說最本質的就是這點：它和弱者心息相通。
　
很多的事物需要有輸贏，而文學卻不需要。文學經常是與落伍者、孤單者、寂寞者相濡以沫，它更寬闊地表達著一種人情和關懷。它會護著那些被歷史遺棄的人事，被前進的社會冷落的生命。陪伴他們，溫暖他們，鼓勵他們。更或許，文學自己會呈現與他們同命相憐的氣息，也需要對方的陪伴、溫暖和鼓勵，需要他們與自己一起往前走。這世上的強者多是不介意文學的，對於他們，文學只是點綴。而弱者卻經常拿文學當作生命中的一盞燈。因為那個時候，只有小說可以告訴他，這世上你不是一個人孤單寂寞中承受焦慮痛苦，很多人也是如此。人活著有很多方式。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沒有關係。
　
文學千年來富有魅力，正是源于文學作品無數的個人表達。世界如此之大，而我們個人的觸點如此之小。文學讓我們超越自己的視野，超越自身的常識，而認識更為闊大的世界。我們每個人在閱讀時，都會從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找到同伴，找到參照，也找到力量。
　
個人的聲音只是代表自己。但很多不同個人的聲音匯總，就是這個時代的聲音。這就是我理解的文學創作與個人表達。

文長，推薦閱讀，對於中國歷史與台灣歷史的發展與爭議會有更全面的認識

重訂課綱，吹響號角

　　
　　
一、 我是政大彭明輝，不是清大彭明輝
　　
　　新世紀以後，清大彭明輝教授從部落格開始的評論書寫，頗引起媒體和閱聽人的關注，其文章論題廣泛，時事，科技，教育，經濟，人文，幾近無所不包；文章中有些論點我贊成，有些論點則有所扞格，有些不明就理者，誤以為是我，我從未出面說明，蓋因本家哥哥的文章，贊成不贊成都怪怪的，亦就隨它去，反正知道的知道，不知道的也沒關係。
　　
　　2016年1月24日，清大彭明輝教授在部落格發表〈失去真相的台灣史〉，引發網路的一些討論，我再次被點名，略云清大彭明輝不是政大彭明輝，我覺得自己有必要說幾句。
　　
　　現代中國從1920年代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德先生與賽先生以來，民主和科學成為救國救民的萬靈丹，亦即現代中國和臺灣所努力追求者。民主姑且不論，科學則形成學術上極度傾斜的唯科學是尚，即郭穎頤所謂的唯科主義(科學主義，我名之曰大理工主義)。部分理工學者常認為自己無所不能，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乃至常常越界而不自知。我的本家哥哥清大教授彭明輝是理工學者，行文難免有些大理工氣，〈失去真相的台灣史〉顯然越界談了他所不懂的知識領域，故爾引發爭議。
　　
　　我無意在這篇短文討論〈失去真相的台灣史〉，只是藉此說明我是政大彭明輝，不是清大彭明輝，我要討論的是我的本行歷史學和歷史教科書。
　　
　　2016年1月27日，教育部長吳思華在看守內閣過渡期間，宣布教育部預計2月將公布十二年國教領域課程綱要，吳思華表示，只有「社會領域」因各界歧異大，最快要到五、六月公布。但全家盟和全校協等教育團體均呼籲暫緩公布，否則恐又引爆學運，多位地方教育局長也認為課綱影響教學甚大，應該更充分溝通，別急著上路。2016年1月28日學生反課綱團體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行記者會，提出兩項訴求：一、撤回微調課綱；二、暫緩十二年國教課綱。
　　
　　記得2015年7月高中歷史課程微調課綱爭議如火如荼時，即有人嗆聲，有本事你們在下次選舉時贏回來，就可以修改課綱啦！台灣俗諺有云，嬈擺沒有落魄的久，話還熱著哩，人家真的在選戰中大贏，而且磨刀豁豁，吹響修改課綱的號角。
　　
　　
二、 微調課綱，引發爭議
　　
　　
　　2015年7月23日，教育部兵分四路，同一天在臺灣師大附中、新竹高中、彰化高中、台南一中召開高中歷史課綱微調座談會，學生們因不滿教育部的回應頻頻跳針，深夜時分，一群抗議學生衝入位於台北的教育部長辦公室，共33人遭警方逮捕，其中包括3名記者。
　　
　　這場闖入教育部事件，將自2014年1月17日以來的高中歷史課綱微調事件，推向一個新的高峰。此事件起源於2014年1月17日，教育部召開公聽會，公布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部分修正表。教育部花兩周時間完成課綱微調公聽會、審議大會等程序，並逕行公告實施。因公聽會時間過於倉促，行政程序多有瑕疵，教育部又堅持不公開檢核小組成員名單和會議紀錄，引發黑箱爭議。台灣人權促進會及教育團體等向臺北地方法院具狀告行政法院，一審於2015年2月12日宣判教育部敗訴，判決書3月5日首度公開。判決書指出黑箱作業會造成大眾不安與猜忌，甚為不妥，要求教育部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透明政府決策。但教育部仍一意孤行，歷經蔣偉寧、吳思華兩任部長，仍堅持2015年8月1日上路，於是引發高中學生闖入教育部事件。
　　
　　程序不正義，委員不專業，是學者和高中生質疑微調課綱的關鍵，程序不正義係指原本的檢核小組，經主席朱雲鵬的臨時動議，改成微調小組。原本因檢核而聘請的委員，忽然華麗的轉身成為微調委員，微調小組再大調課綱，引發其後種種問題。其間包括會議記錄的合法性，計票的爭議，公聽會舉行的時間倉促，公告時間太短，教育部長蔣偉寧卻斷然宣布微調課綱已然通過實施。這些行政程序都太犯規，實乃長久以來課綱擬訂歷史中從所未見。
　　
　　部分學者與民眾有疑慮的課綱，教育部何以一意孤行，堅持通過就必須執行，是另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處。並不太久之前，2008年通過的〈98課綱〉，教育部長杜正勝己經在該年1月正式發布，3月總統選舉，5月新政府上路，8月教育部長鄭瑞城暫停歷史與國文課綱。據媒體報導，原訂於2009年8月上路的〈98課綱〉，教育部長鄭瑞城以內容有問題為由，擱置國文、歷史二科課綱，並組成專案小組編修。與會的歷史科召集人周樑楷教授和林富士教授曾發言抗議，但不受採納。故爾教育部以行政命令發布的課綱，教育部可以停止實施，蓋已有前例可循，並不存在不能停止的問題，而是教育部長要不要停止。
　　
　　在委員不專業部分，14位微調委員中僅有兩人是歷史專業，要調整所有的高中歷史課綱，包括臺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課綱微調“十人檢核小組”的歷史專業一直飽受批評；雖然其中並非完全沒有歷史學者，海洋大學黃麗生、世新大學李功勤，以及後來加入的世新大學喻蓉蓉等人，均具歷史學博土學位，但非臺灣史專業，卻大膽微調甚至大篇幅重擬台灣史課綱，調整的方向即1890年代以來以國族主義所建構的大中國概念，將臺灣史置於大中國框架下。特別因引發爭議最大的臺灣史，微調委員未有臺灣史專業，很難說服說臺灣史領域的學者專家。而反微調課綱的幾位要角，多為臺灣史專業，實其來有自。臺大歷史系花亦芬教授講得很直接：「王曉波等人把歷史教育和“國家認同”關聯起來，要用歷史教育來塑造國家認同。」然而，就像花亦芬、金仕起教授分析的，這套觀點完全可能讓學生遠離老師、遠離歷史學習；那麼，他們又怎可能認同歷史課本裡建構出來的那個“偉大國家”呢？要培養國家認同，顯然是死胡同。
　　
　　有部分學者、媒體或個人，指責綠營不該把學生推上火線，甚而將微調課綱轉移到藍綠問題上，我認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當媒體或個人指責學者教授龜縮不出的信息排山倒海而來，許多人忘記了2014年2月高中歷史微調課綱甫出，3月9日即有百餘位歷史學者、教授聯署，反對此行政程序不合法，委員不專業，內容不符學術研究成果的微調課綱，這些均見諸媒體報導。但因2014年3月18日的太陽花學運，淹沒了學者連署的信息。當太陽花學運告一段落，2014年5月以後，學者們又再次抗議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的適法性，直到2015年5月，學者們的努力從未間斷，他們包括發起連署的薛化元教授，振臂高呼的周婉窈教授，長期關心此議題的陳翠蓮、花亦芬、金仕起教授；對微調課綱深入研究的台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生吳俊瑩。高中學生自主反課綱，是2015年5月以後的事，從5月一路燃燒到7月，學生占領教育部，此事件方始成為媒體焦點。我相信很多人是到2015年7月媒體大肆報導後，才注意到微調課綱的問題。
　　
　　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絕非單一事件，在更早以前的1997年國中實施認識台灣課程，早已埋下伏筆。而認識台灣課程之所以引起爭議，與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以後，長期將台灣型塑為中國文化的最後堡壘有關，在政統上以中華民國為中國的代表，在思想文化上以中國文化的傳人自居。
　　
　　
三、 歷史教科書細說重頭
　　
　　在動盪的時代，晚清士人醉心於西方政治、軍事、經濟，以及各種西方學術思想的新說，惟有關西方19世紀初葉以後所發展的科學派史學，似未曾引起太多注意。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猛烈抨擊傳統中國史學，掀起極大波瀾；此文同時積極介紹西方史學，雖然以今日的學術眼光來看，不免浮淺誇大，卻打開了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之門。
　　
　　西方史學輸入中國後，引發改編國史運動，章節體歷史教科書開始出現，加上傳統中國史學的資鑑思想，使得晚清新式學堂的歷史教育產生重大改變，一方面在教材上使用西方式的章節體教科書，另一方面則將歷史教育與國族建構相結合。因此，壓縮式的、簡明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成為改編國史運動的主體；而因當時對西方的認知亦屬急迫，翻譯西文簡明教科書或改寫西洋史教本，成為此時期的另一個特色，其目的希望能在短時間內，使學習者獲得簡明的、廣泛的、多面向的中國與世界史地知識。
　　
　　二十世紀初年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數量眾多且種類繁富，除一般通史性的著作外，亦出現鄉土歷史、兵法史和財務掌故史等教科書，以及有關史學理論、方法論方面的著作。整體而言，此時期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具有下列共同特色：(一)編纂體例受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影響，大部分著作採章節體；(二)西洋史教科書大部分譯自西文簡明教科書，亦有改寫自西文教科書或日文教科書者，中國史部分則受日本學者影響甚大，部分著作甚至逕以日本學者所撰東洋史教科書為藍本；(三)教科書不僅記述傳統中國以政治、軍事為內容主體的資鑑史學，並且開始注重社會、宗教、文化、思想等面向；(四)強調社會歷史進化的因果關係，以及人類文明發展的狀況，部分教科書明顯看出受到嚴復所譯《天演論》的影響；(五)呈顯以歷史教科書形塑民族主義的意圖，並強調實學救國的經世思想。我們看到今文學派的夏曾佑將新史學觀點貫穿於歷史敘述中，藉以形塑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並顯現其變法論的基本觀點；而治學傾向古文學派的曾鯤化和劉師培，在教科書中意圖透過對中國歷史的認知振興國魂，以發揚民族精神，並彰顯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結合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成為近代中國建構國族的重要理論，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和錢穆《國史大綱》，即將文化論與血緣論的民族主義加以結合，此後的中國通史著作，大抵延續類似的國族建構理論；因此在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過程中，歷史教科書曾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舉出中國史學的三個特點：悠久、無間斷、詳密，與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所說的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論述基調幾如出一轍。
　　
　　由錢穆和柳詒徵的例子，可以瞭解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是透過怎樣的思想模式建構而成，一面回顧昔日的榮光，一面建構新的國族主義。
　　
　　
四、 以史為鑑的春秋筆法
　　
　　
　　臺灣的歷史教育，直接繼承對日抗戰時期教科書，其中主要質素包括下列諸項目：一、自1890年代以來的國族建構理論，以中國為我國；二、以春秋筆法為本的歷史敘述；三、五德終始說影響下的朝代循環論與正統論。
　　
　　臺灣的歷史教育，在用字遣詞上受孔子《春秋》的影響極大，即所謂書法。傳統中國史學極強調所謂書法，如「君舉必書，書法不隱」，其中所涉及的鑑戒史學，固使中國史學光輝燦爛，但同時亦限制其進一步的發展，因為過度強調史學的鑑戒功能，使得史學侷限於朝代循環論，以及所謂春秋筆法，最常被稱道者，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套書寫模式被司馬遷和司馬光繼承下來，且為歷代修史者奉為圭臬。所謂春秋筆法，是一種文字表述方式，春秋之教的重點即在“屬辭比事”，舉其大要，「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所謂屬辭，係指遣詞造句，所謂比事，係指排比史事。屬辭比事，即是筆削的藝術。
　　
　　《春秋》記戰爭，有伐、侵、戰、圍、入、滅等不同的寫法；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軍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毀其社稷曰滅。同是記殺人，有殺、誅、弒、殲等不同的寫法，無罪見殺曰殺，有罪當殺曰誅，以下殺上曰弒，不留孑遺曰殲。這是用不同的字，表達不同的歷史情況，即所謂春秋筆法。舉最明顯的例子，如各朝代與邊族的關係，漢國攻打匈奴，寫成漢武帝北伐匈奴；而匈奴則是侵略漢國；類似的情形，蒙古攻打中國謂之入侵或侵略，這是從征服王朝攻打華夏的角度思考；但蒙古攻打歐州則名之曰 “西征”，如拔都西征。類似情形，忽必略攻打日本，名之曰“遠征”或“東征”；而對日抗戰時期，日本攻打中國，謂之侵略。有一段時間，臺灣甚至為日本教書未使用“侵略”而表達抗議，卻遺忘了自己歷史教科書裡忽必略“遠征”日本的敘述。
　　
　　春秋的筆削，是一套特殊的歷史敘事，如「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其後之史書即以“狩”代替天子蒙塵，故爾晚清咸豐皇帝因英法聯軍逃到熱河行宮，要寫成“咸豐狩於熱河”；八國聯軍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到西安，則寫為“西狩”。「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則區別內外，華夏攻打夷狄曰“征”；夷狄打華夏則曰“侵”。吳楚之君自稱王，《春秋》貶之曰子。
　　
　　有一個例子很可以說明我們學自歷史教科書的觀念，是多麼深入人心。左宗棠平回亂，是晚清的重大事件，大部分人都耳熟能詳。1999年7月，我因為做清中葉以降的西北史地研究，到西北地區進行田野考察。某日工作結束後，我到西安鐘樓附近的坊上吃點兒東西。坊上是西安著名的小吃街，有許多店主人是穆斯林，故又名回民一條街。那天我正啃著羊頭肉，喝著西北狼啤酒，這時看到一位著穆斯林傳統服飾的小朋友回來了，頭戴瓜皮小帽，身穿黃色袍子。我問店主人，「師傅，這您家公子。」店主人回曰，「是呀！小犬。」「幹嘛去呀？這老晚的。」「上學。」我說，「師傅您別逗了，暑假呢！上啥學？」師傅說，「上真主阿拉的學。」我一聽真主阿拉的名字，馬上正襟危坐起來，「那真主阿拉的學上些啥哩？」「歷史。」我笑了笑說，「師傅，您就甭開頑笑啦！俺可是歷史教授哩！學校不是已經有歷史課了嗎？」店主人打開黃色包袱，取出裡面的書，「那不一樣的，您老瞅瞅。」我看到書裡歪歪扭扭，像蚯蚓般的回文，「別逗了，師傅，俺識不得回文哩！您老給說說。」師傅翻開書頁，找到其中的一段，指著書說，「來！這一段寫左宗棠率大軍進駐天山南北麓，造成我族眾大傷亡。」聽完師傅敘述書中的內容，我一口西北狼啤酒差點沒吐出來，剛吃的烤羊肉串和羊頭肉都變成酸 的。
　　
　　是的，身為大學歷史教師，我從小讀的歷史教科書都寫「左宗棠平回亂」，壓根兒不曾想過，對伊斯蘭而言，「左宗棠率大軍進駐天山南北麓，造成我族眾大傷亡」，才是合理的敘述。我想起從小學到高中讀過的歷史，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之亂，漢武帝北伐匈奴，唐太宗征西突厥，這些熟悉的敘述，我從未想過究竟是否歷史事實，縱使大學念歷史系，我也不曾懷疑過課堂上和歷史書裡的記事，一切是如此的理所當然，這些所謂歷史事實，已經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已經是我脈管裡奔流的血液。當我讀到王莽篡漢時，我不會去思考如果新朝延讀數百年，歷史會怎麼寫？
　　
　　
五、 歷史教科書與國族建構
　　
　　
　　在1890年代以前，中國這個名詞並不用來指涉華夏，有些歷史學者為了合理化中國的概念，引述「赤縣神州，謂之中國」，來做解釋，這也是章太炎為同盟會擬定革命成功後新國名中華民國的由來，其後學者們踵繼其意，擴大建構中國的概念，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均納入中國，於是漢滿蒙回藏一律併入在中國的概念下，甚至非漢人建立的王朝蒙元和滿清帝國，亦視為中國帝國歷史的一部分。歷經1890年代到2015年逾120年以上，無以數計前行代學者們的努力建構，中國這個概念已根深柢固，極難動搖，一些並不存在的歷史在歷史教科書的宣導下，早已深入人心，諸如中英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明明該是清英鴉片戰爭、清日甲午戰爭，因為戰後簽署條約是大清國皇帝。這麼明顯的張冠李戴，學者們竟可以坐視，這真是非常不可思議 的事。而在歷史分期中，將1840年代以後的晚清，稱之曰中國近代，也是非常怪異之論，學者們卻習以為常。
　　
　　在國族建構神話中，另一個存而不論的問題是民族起源，歷史課本上最常出現的兩句話，一句是「黃帝我們共同的祖先」，另一句是「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很少人去懷疑這兩句話的真實性，非僅此也，姑不論這兩句其是否歷史事實，以邏輯學而言，這兩句話必有一為非，蓋如果「黃帝是我們共同的祖先」為真，「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即不可以為真；反之亦然。但大部分學生並去思考這兩句話的矛盾，反正考試的答案照寫，信不信無所謂。有一年政治大學歷史系教師做古都之旅，第一站是西安，從西安到黃河壺口瀑布，路經黃陵，祭拜黃帝。系上同事都進去上香，祇有我一個人躲到黃帝手植柏樹下乘涼。因為我姓彭，彭乃祝融八姓之一。史書上說是祝融、蚩尤的後代。祝融，名黎，為帝嚳時的火官，掌管民事，後人尊為火神，因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融的後裔分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史書稱為祝融八姓。但歷史上最有名的大概是彭祖，據說他活了八百多歲；也有人說這位彭祖就是《論語．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的“老彭”。因為黃帝是我的祖先蚩尤之仇敵，子孫再不肖也不能去拜祖先的仇敵吧！雖然在國族建構的時代(約1890-1945)，各種中國歷史教科書上都寫著黃帝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但我知道黃帝在血統上和我是沒什麼瓜葛的，任他血緣國族論者說得多麼冠冕堂皇，黃帝和我不相干就是不相干，要說有相干也可以，至多是我祖先的仇人。
　　
　　如果我們檢視晚清改編國史運動時期所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將會發現此時期的教科書並非都稱中國歷史教科書，有的以本國歷史教科書為名，有的以中學歷史教科書為名，甚至民國以後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亦非悉以中國歷史為名，如呂思勉編寫《白話本國史》，錢穆撰寫《國史大綱》，均未用中國之名，故爾此時期學術界其實是中國史、本國史、國史等名稱混用，並非以中國為至當歸一之名，比較統一使用中國之名，可能是抗戰以後的事。
　　
　　在歷史教科書中，有幾個朝代是很衰的，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短國祚王朝，後續者如為強勢王朝且國祚緜長，那麼，短國祚王朝往往被寫得很負面；如秦與隋，但卻忽略了秦築長城，區隔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是影響多麼深遠的事；隋煬帝開鑿運河，成為此後各朝帝國的重要經濟動脈。征服王朝入主華夏，亦成為歷史課本的大黑洞，如元國和清國的敘述，基本上即是負面的，元國尤其倒楣，被寫得沒有一處是好的。宋元之際和明清交替的二臣，即成為民族主義史學下的冤魂，至於漢民族所建王朝，則沒有這類問題。故爾這類撻伐主要來自民族主義史學，而非朝代興衰。運氣很差的還有女性，亡國常是女性要負責，如妹喜、妲己、褒娰、呂后、武曌、楊玉環、慈禧，都被形塑成紅顏禍水，甚至直指為禍國殃民。這種充滿男性沙文主義的敘述，在台灣的中國史教科書中俯拾即是。
　　
　　我須承認從1890年代到1950年代的教科書編纂者極其高明，他們建構了中國的概念，把國族建構發揮得淋漓盡致，以致於到今天台灣的歷史學者幾乎無法掙脫其籓籬。我的學術養成教育在此背景下，與大部分這一代的台灣歷史工作者類同。所以，當我們說“中國在唐代的時候”是如此自然，絲毫不會去想在唐國的時候，根本沒有中國這個概念。我們說“中英鴉片戰爭”，卻遺忘當時存在的是清國。教科書裡寫“漢武帝北伐匈奴”，“蒙古入侵中國”，被視為理所當然。所謂“中國”攻打他人時用的是“遠征”、“北伐”，他國打“中國”則是侵略。蒙古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忽必烈打中國是侵略，拔都打歐洲為西征，忽必烈打日本是遠征，這些春秋筆法成為歷史教科書的標準用語。台大花亦芬教授寫有關十字軍的討論，指出只有十字軍，沒有十字軍東征，說明過去台灣歷史教育的謬誤。這些都是長久以來歷史教育和歷史解釋的問題，而我們並不經心在意。
　　
　　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基本上以抗戰時期為依歸，在遣詞用字上，亦以抗戰時期為師，稍有不同的是較少使用本國，而用概念較為模糊的我國，或者直接用中國，而在稱中國大陸時，反倒簡稱大陸，而非中國大陸。於是教科書出現諸如“我國歷史悠久”、“我國幅員廣大”之類的敘述，授課教師往往不會特別說明“我國”的指涉為何。如果用比較精確的語意學要求，以1980年代的歷史教科書而言，我國明顯指的是中華民國，彼時的中華民國僅70餘年，何來歷史悠久？而台灣的土地面積又如何談得上幅員廣大？但不論任課教師或受教學生，基本上鮮少對這類課文內容提出質疑，於今看起來真的很難理解。尤其當學生讀到地理課本寫“我國屬於大陸型氣候”時，腦子真的會轉不過來，台灣不是海島嗎？海島怎麼會是大陸型氣候？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指出，中國具有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中幅員廣衾係指疆域廣大，從《史記》記載黃帝時的疆域，「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到清代的新疆設省，民國以後的漢滿蒙回藏各族領地，均納入版圖，於是中國疆域擴大到從古以來所未有。1960- 1970年代歷史地理學者譚其驤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之委託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在編繪明代總圖時，未將台灣編入明國疆域，國務院去函要求譚其驤必須將台灣編入，譚其驤堅持不肯，僅同意在福建分圖附上台灣，此一堅持維護了一位學者的學術尊嚴。有關台灣應於何時繪入中國版圖，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引發了激烈爭論；部分學者主張元代地圖即應將台灣畫成與大陸同樣的顏色，譚其驤認為《中國歷史地圖集》是根據歷史事實來畫圖，絕不能違背歷史事實，因而堅持清代疆域圖始將台灣畫成與大陸同樣的顏色；於是邀集學術界權威人士、各有關學術機構負責人或代表開會討論，最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元、明圖中台灣用中國基色中的鄰區顏色，與大陸不同；明圖增加鄭氏台灣圖，附於福建圖；打破「台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迷思。
　　
　　
六、 結論
　　
　　臺灣因為現實政治、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歷史經驗，在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上，特別強調民族精神教育與國家立場的主體性。
　　
　　有關臺灣史的主體性方面，1993年和1994年修訂的國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比較以臺灣為主體來看待臺灣史(2000年發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亦同)；1995年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程，則將臺灣史置於中國史課程中；與國中、小學歷史課程在銜接性和立場的主體性上並不同調；但這並不僅是歷史學界內部的問題(持中國／臺灣立場主體性學者間的拔河)，也涉及現實政治問題。高中歷史課程「九五暫綱」開始有獨立成冊的臺灣史，為其後“98課綱”、“101課綱”之所本，而引發爭議的微調課綱所調整者即“101課綱”。
　　
　　2014年1月17日，教育部召開公聽會，公布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部分修正表，引發黑箱爭議，台灣人權促進會及教育團體等向臺北地方法院具狀告行政法院。一審於2015年2月12日宣判教育部敗訴，判決書3月5日首度公開。法院明白指出黑箱作業會造成大眾不安與猜忌，甚為不妥，要求教育部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透明政府決策。2014年3月9日歷史學者的連署反對這分微調課綱；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許雪姬教授在記者會上，表達學者對綠營處理此事的不滿。
　　
　　因為自己是1997年《認識臺灣：社會篇》的兩位撰稿人之一(另一位是中研院史語所林富士教授)，緣於曾是認識臺灣教科書事件的弄潮兒，對當年反對陣營的學者們難免多所關切。故爾當媒體刊載微調課綱委員名單時，心裡一個咕咚，歷經17年的雨露風霜，認識臺灣教科書的反對者，竟然借屍還魂，成為微調課綱委員，用不合法的手段大改高中歷史課綱。
　　
　　2015年8月3日下午，在前台中一中校長蔡炳坤出面斡旋下，由學者吳密察、花亦芬教授陪同學生代表和吳思華部長協商。我在新聞影片中看到吳部長一再跳針，比壞掉的黑膠唱片還要嚴重。黑膠發燒友都知道，唱片跳針大部分時候是因為音軌有雜物，只要去除雜物，跳針問題往往即迎刃而解。這次中學生反微調課綱運動，音軌裡的雜物只有一個，就是微調課綱，去除雜物，吳部長就不必一再跳針了。目前看來，停止實施微調課綱，可能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即將於2018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目前正進行擬訂，這是影響更為深遠的課綱，將從2018用到2030年。而且，2018年才要使用的領綱，並無立即之急迫性，希望領綱委員效率別太高，慢慢來，別趕著在看守內閣期間輕舟已過萬重山，以免到時又是兩岸猿聲啼不住。
　　
　　經過高中歷史微調課綱的經驗，我相信〈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在行政程序上一定會完全符合，可是當我看到第一次會議記錄的領綱委員名單時，心裡忽然一個咕咚。
　　
　　在〈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第一次會議紀錄，我看到召集人為朱建民，其另一個身分是財團法人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基金會附屬機構為鵝湖月刊社。
　　
　　許多人注意到王曉波與《海峽評論》的關連性，而1997年刊行的《認識臺灣參考資料》，就是《海峽評論》所出版，其中有幾位作者是我非常熟悉的，包括王仲孚、王曉波、陳昭瑛教授、潘朝陽、黃麗生夫婦，而我靈機一動，腦子忽然晃過一分學術思想刊物《鵝湖》，於是找出《鵝湖》月刊，赫然發現潘朝陽教授是社長，陳昭瑛、黃麗生教授是編輯委員，方始恍然大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十二年國教領綱委員的部分名單，發現召集人是朱建民教授，而朱建民教授是《鵝湖》月刊社董事長。至此我始知原來媒體關注的《海峽評論》，固為兩次事件的要角，而其背後尚有影武者，這個影武者就是《鵝湖》月刊社，其成員化整為零，進入各科中學教科書委員名單，藉儒學之名，以遂行其大中國之實。另一個同樣藉儒學之名宣揚大中國思想的某書院，其成員遍布各大學院校，以講學為名，大力宣揚儒學思想，其組織之龐大，影響之深遠，可謂舖天蓋地。但我不便在這裡多所討論，蓋有太多師友為此書院成員，我不想因一篇卑之無甚高論的小文章惹來太多麻煩。
　　
　　2016年1月28日學生反課綱團體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行記者會，提出兩項訴求：一、撤回微調課綱；二、暫緩十二年國教課綱。在這場記者會中，立法委員鄭麗君，以及即將上任的時代力量立法委員黃國昌、林昶佐都到場發表談話，並且簽名同意在國會提案支持學生的訴求。在大選期間沈寂一陣子的課綱問題又浮上枱面，而且應該很快就會列入國會新會期的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