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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曙光─德式中央軍(第一部：建軍)】賽克特訪華，大人物來臨聖迎

前情提要：
由於德國顧問團團長─魏澤爾，與蔣介石衝突日漸升級，老蔣開始尋找更合適的顧問對象，此時正好有一退休老將對來華工作頗感興趣，於是藉機來華訪問，而此人正是有德國國防軍之父美名的漢斯‧馮‧賽克特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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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斯·馮·賽克特，此人在一戰中被派往德國東線戰場擔任參謀職務，而他的上司則是馬肯森。
希望各位還記得馬肯森，這位名將曾被老蔣列為最初想要聘請德國顧問的第一首選。先前提過，馬肯森曾在1915年橫掃巴爾幹戰場，這其中就有賴賽克特的出謀劃策。當時德國的參謀總長─法金漢，曾經將「馬肯森與賽克特」的組合常為與另一組黃金組合「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相提並論；英國軍事史學家─李德‧哈特則紀錄當時流傳的說法：「哪裡有馬肯森哪裡就有賽克特，哪裡有賽克特哪裡就有勝利。」

但真正讓賽克特聞名於後世，卻是他在一戰後的練兵手腕。
由於德國在凡爾賽條約的限制下，陸軍只能保留10萬人，當時擔任陸軍總指揮的賽克特決定打造一支精良部隊，具體做法為：士兵當士官訓練、士官當軍官訓練、軍官當將軍訓練。如此在日後需要急速擴軍時，現有受過嚴格訓練的軍隊成員可以立刻成為幹部，奠定德國日後能快速擴軍的基礎。(我想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隆美爾了，這位老兄在一戰後始終只有上尉的軍階，結果日後卻成為橫掃北非戰場的德國元帥。)
另外賽克特還大力推動德國與蘇聯簽訂 《拉帕洛條約》，這不但改善兩國關係，而且還隱藏了一個對德國國防至關重要的協議：「德國能夠送戰鬥人員到蘇聯受訓(這其實已經破壞凡爾賽條約的內容了，可見賽克特也有不擇手段的一面，但我個人其實是理解賽克特的行為，畢竟德國在一戰後的軍事真的被限縮得太嚴重，任何一個期待國家有自衛能力的人，都會試圖補強這危險的現況)。」這為德國空軍提供後來復興的種子。
正因有賽克特的精心建設，才造就日後德國橫掃歐洲的精銳之師，而這一切還是在諸多限制且資源匱乏下成就，這位被人尊稱「德意志國防軍之父」的老將，自然也引起求才若渴的蔣介石重視。事實上，當初蔣介石在1926年想要組建德國顧問團時，也曾邀請賽克特；不過，當時賽克特剛被德國政府從陸軍總指揮一職中逼退，心情正惡劣，所以婉拒邀約。

如今數年過去，滿腹韜略的老將不甘在國內閒居冷落，加上一個非常現實的原因：太久沒工作，需要賺錢補貼家用。當蔣介石在1933年作出熱烈邀請，賽克特也心動地前往中國，準備認識一下這可能讓他重新出山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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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2個月左右的參訪，其中還與蔣介石促膝長談3天，賽克特感受到國民政府各方人員的尊崇之情，以至於他曾寫信告訴自已的姐姐：「在這裡，我被當作一位充滿智慧的導師，就像軍事上的孔夫子。」
而蔣介石也直接的告訴他：「懇請將軍留下來當我的『高級顧問』，若是有需要，將軍還可以接任顧問團長一職。」
此話一出，可讓賽克特為難了，一來他自己還沒下定決心在華工作，二來他如果趁勢接任團長一職，那是相當冒犯魏澤爾。所以賽克特說：「原諒在下身體老邁，於貴國旅途中時常感到精神不繼，身體如此不佳，實在無法任職而有所貢獻。但貴國及委員長對在下如此款待，敝人會在返國前盡可能考察，並提供一份軍隊整理建議書以作為回報。」

於是賽克特前往華北視察國軍駐長城部隊，之後提出《陸軍改革建議書》，其中主有內容有：
一、整個軍隊的訓練、發展、人事任免，需置於一個最高統帥(也就是蔣介石)之下，絕不允許其他單位有任何獨自為政之舉。
二、必須建立一支人數少、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軍隊，為此須先設立示範作用的教導旅，以及仿效德國軍隊的軍官團。
三、中國兵工廠的產能遠不足其軍隊所需，應逐步建立自身軍工業，這可在「歐洲軍火公司」的幫助下進行；另外也需改善交通基礎建設，如此在外敵入侵時才能迅速輸送部隊至危急地區。
四、增加德國顧問團人數，並讓德國顧問參與軍政部改組、掌握軍費，好達成軍火工業發展。
大概是有感於中日雙方衝突日漸頻繁，賽克特還在文章中強調：「依本人來看，在長江流域重要據點設置炮台及魚雷，以封鎖敵艦通航和侵襲，為刻不容緩的急務，如此才能保障國家政治及軍事中心的安全(這裡指的就是首都南京)。」

蔣介石對於賽克特的建議極為讚揚(個人覺得老蔣最欣賞的，大概就是讓自身大權在握的建議了)，在依依不捨的目送老將軍回國後，他迫不及待的對手下說：「我們國家要建軍，建軍是不容易的事，主持建軍的人要具有很高的學識經驗與品德，賽克特將軍正是這樣一個勝任的人！」
接下來蔣介石展開對賽克特瘋狂的「追求」，首先在賽克特還在歸國旅程中，蔣介石就寫信給他，大致內容可以簡略為：「賽老將軍身體好不好呀？我好想你呀，我對你可是覺得相見恨晚呀！你的建議我都開始照做了，然後順便想跟你反應一下，那個魏澤爾也不是說他能力不行，但他還是有許多缺憾，然後你真的好優秀，你覺得我可以怎麼辦？」(說真的，我把老蔣的公文做好以上整理後，現在一整個覺得肉麻到起雞皮疙瘩。)
之後蔣介石又對德國放話：「你不讓賽克特將軍來華擔任顧問團團長，我索性找法國的貝當元帥組新的顧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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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岔題一下，蔣介石口中的貝當（法語：Henri Philippe Pétain），是法國一戰的民族英雄。在1916年，德軍進攻法國重鎮─凡爾登(這地號稱「巴黎鑰匙」，是通往法國首都─巴黎的交通要道；此外，凡爾登也是法國高盧民族的發源地)，貝當發下「不准敵人通過」的誓言，最終粉碎德軍的進攻，成功拱衛首都，可說是法國防守悍將的最強代表。

蔣介石這個放話的意思，我想就是：「我就要最好的外國顧問！你們德國如果不派最好的，我就找法國組隊！」
這可讓德國政府坐不住了，畢竟德國從中國市場收穫不少利潤，還可以獲得中國的特產─稀土，好發展高科技及軍事工業，更重要的是：要是中國轉跟死對頭法國合作，那對德國無異是巨大的損失。
所以德國政府同意賽克特擔任新任顧問團團長，剛回到母國不久的賽克特，於是又要長途跋涉去中國就任了。但在臨行前，他決定先給魏澤爾發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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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即將在1934年3月前往中國，接替你的顧問團長職務，不知將軍是否願意留在中國和我一起共事？」

接到老上司訊息的魏澤爾，起先雙手不住地顫抖，接下來就是一聲爆喝：「這簡直是無恥的勒索！」
接下來魏澤爾對著代為轉達的德國軍官一陣劈頭痛罵(我覺得那軍官真衰)：「當初是我建議蔣介石讓賽克特來華訪問，我本來希望以前的老上司為顧問團增加聲勢，方便開展顧問團工作，結果賽克特竟然搶我工作，還要我留下來一起共事？這是過河拆橋！簡直是無恥的勒索！」接下來魏澤爾對蔣介石放話：「中國政府敢再跟賽克特有所聯繫，我就立馬走人！」

聽聞此言的蔣介石只覺得好氣又好笑：「娘希匹，本來就要你這普魯士頑固走人呀。」

於是1934年3月，賽克特將軍二度來華，成為新一任的顧問團團長。與此同時，魏澤爾忿忿不平的打包走人，臨走前他還做了一件事，各位要不要猜猜看他做了麼？

魏澤爾在臨走前，寫了兩份「整理部隊建議書」，首先他先總結目前部隊狀況：「華北戰事足以證明，顧問團在中央軍所施用的訓練及戰鬥原則完全適當。其顯著的進步，在於這四年來中央軍校的新式軍官訓練。中國人民確能練成良好陸軍，在先前基礎上繼續建設陸軍及發展，自然能建造出強大的國軍。」接下來，他從武器、練兵方式、軍事組織設計、軍事部門改革、面對日本未來侵略應採取戰略，全部都提出改進的建議。
蔣介石細讀了魏澤爾的臨別之言，然後告訴屬下：「我覺得魏澤爾的意見很正確，是陸軍進步的關鍵，將全書抄錄給相關單位實施，並且要回報給我結果。」

寫到這，我想評價魏澤爾：「真是一位實在的人物，克盡職責到最後一刻，並且能提出對手都認為中肯的建議。雖然退場的並不完美，但在中德合作史上已經留下扎實且深刻的功績。」

而隨著賽克特的到來，中德合作的格局將再發生巨大的變化。

圖片為：漢斯‧馮‧賽克特上將

【我向關心國家命運的讀者強烈推薦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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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歷史決議》40週年，堅守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

1981年6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週年之際，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全文於1981年7月1日正式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作為對建黨一甲子的嚴肅而誠懇的獻禮。

《歷史決議》通篇3.8萬字，大氣磅礴、一氣呵成，徹底否定了“文革”，科學辯證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表達了要反思錯誤、改革政治經濟不合理制度的決心，是黨的百年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決議之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一同構成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石。四十年後的今天，極“左”思潮仍然不時衝撞社會底線，回顧決議的製訂歷程，重溫其彰顯的精神價值，依然有現實意義。

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接受了“凡是派”領導人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和陳錫聯辭職的申請，選舉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次會議還決定，要仿照中共“七大”那樣，制訂一份歷史決議，給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來一個“蓋棺論定”，以消除人們的思想混亂，達到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起草工作從當年3月開始，由鄧小平和胡耀邦親自主持，參與起草的有胡喬木、於光遠、吳江、廖蓋隆、龔育之、鄭必堅、鄭惠等20多位資深理論家。當時中央對這個決議起草是異常重視的，整個過程九易其稿，先後經過了一年多的廣泛討論，範圍最廣的一次是眾所周知的“四千人大討論”。這次討論持續了一個多月，參加人員包括中直機關、地方、軍隊中高級幹部近4500餘人，此外，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00多名學員也參加了討論，實際人數近6000。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17次約談負責起草文件的中央領導同志，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後來其中9次談話被收錄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胡耀邦也是一直全程參與，多次主持書記處會議認真審閱歷次文稿。可以說，《歷史決議》是共產黨百年曆史上，打磨最嚴謹、傾注心血最多、討論最充分的​​一份文件，各個觀點都經過反复推敲和廣泛吸收各方意見，這也是雖然經歷時代的變遷，但是結論依然經得住考驗，持續散發跨越時代生命力的原因。

該如何評價這個決議的政治作用和歷史意義呢？從80年代改革之初的情形來看，《歷史決議》對建國三十二年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功過是非，做出了系統的、較為有說服力的結論，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達到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對凝聚全國人心、集中搞經濟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說》，歷史決議將標誌著“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

決議的核心結論，以及份量最重的內容就是徹底“否定”文革，這也是黨內唯一一份專門討論“文革”、並作出結論的文件。從長遠歷史意義來講，可以說是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一枚“定海神針”，沒有徹底否定“文革”這個結論和政治底線，就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成果，也就不會有我們今天歡天喜地慶祝黨的百年華誕的自豪感。總結1978年以來中國崛起的幾個基本經驗，那就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對外虛心學習和開放，給予人們充分的生產自由，建設一個包容和法治的社會，而“文革”所宣揚的價值無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歷史決議》可以說是徹底打碎了“四人幫”給黨製造的意識形態枷鎖，如果沒有歷史決議明確向全世界廣而告之徹底否定“文革”，我們的改革開放隨時可能觸碰意識形態底線，不可能這麼縱深地推行下去。

同時，《歷史決議》不僅是鄧胡老一代革命家留給我們的政治文本，還是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精神遺產，其中所蘊含的很多精氣神都值得今天好好挖掘、發揚學習。

第一，《歷史決議》所體現的理論勇氣、歷史責任感值得學習。對於當時而言，如何評價毛澤東，如何評價建國後一些列重大決策，是非常棘手的事情。這個文件充分體現了當時鄧葉胡等諸位決策者的強烈責任感和擔當精神，而不是得過且過或迴避問題，留給後人再做。

第二，《歷史決議》彰顯的敢於大膽承認錯誤的精神值得欽佩和繼承。 《決議》通篇對於共產黨執政32年所犯的錯誤都沒有迴避，並且對犯錯誤的原因進行了嚴肅的剖析，鄧小平、陳雲、李維漢等當事人在討論決議的時候也坦誠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比如李維漢勇敢的檢討了他和統戰部在1957年“反右”中的錯誤，他自己要為“反右”擴大化承擔責任。這種執政黨敢於認錯的坦蕩胸懷和巨大勇氣在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

第三，制訂《歷史決議》的民主精神值得發揚。這個決議可以說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份經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形成的文件。最後定稿前，還邀請130多位民主黨派高級領導人參加討論。在討論中，大家暢所欲言，彭真、李維漢、陸定一、譚震林、夏衍、張愛萍、周揚、方毅、王光美等都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意見。雖然，鄧小平、陳雲等出於維護政治穩定的考慮，最終沒有採納這些意見，但這仍是一場發揚民主、振奮人心的盛會，僅討論簡報就出了1000多份，被譽為是“黨內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說：“我1937年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四，《歷史決議》通篇展現的反思和改革基本製度的價值取向值得學習。決議的結論部分，系統指出了各項製度的改革方向，尤其是重點強調要“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包括：確保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有權威的權力機關，在基層政權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樹立憲法權威，保證國家司法機關和各種群眾全體獨立自主形式權利、開展工作。這些制度建設的設想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重要初心，也是黨的歷史上永遠閃耀光華的思想財富。

《歷史決議》透露著我們黨在那個年代的血氣、朝氣、民主、寬容、智慧和生機，這種精氣神也是80年代改革開放能夠打開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們今天又面臨新的改革開放難題，更應該學習和發揚好它。

由於過去對“文革”的反思和揭露不徹底，隨著親身經歷“文革”的那些“反思派”逐漸老去，近些年，整個社會對“文革”批判聲音逐漸式微。而另一方面，各種形形色色的力量，不斷衝擊中央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還有人試圖為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主犯翻案。

現在整個社會對“文革”的認識呈現虛無化、浪漫化和美化的傾向。人們有意識的忽略”文革“中的腐敗、特權、極度不平等，把它想像成為一個公平、沒有貪污的社會；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暴力血腥，美化所謂的“大民主”；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道德淪喪，把它描述成道德純真的年代；更有很多知名的清華北大教授，從經濟學、政治學專業角度，為建國後蓋棺定論的一些錯誤路線做粉飾，非得說成是被誤解的“正確戰略選擇”。中央現在強調要反對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這對於矯正社會試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種美化極“左”錯誤的言論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值得反思和警惕。

尤其是90後、00後的年輕一代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對“文革”的認知發生很大的改變。 70後、80後一代，尚能對否定“文革”形成較為普遍的共識。然而，在知乎這些高學歷二十來歲年輕人聚集的新媒體上，徹底否定”文革“已經快成為”政治不正確”。對於“文革”對錯與否，這個不應該有爭議的問題，竟然總能引起激烈的討論。

所以，影響未來中國命運的不僅有國際外部風險，以及人口低出生率、經濟增速放緩等經濟挑戰，更有“文革”思維在中國社會捲土重來的思想性危險。這個危險的內核不是唱懷舊老歌、跳廣場舞這種表象的東西，而是：崇拜極權，抗拒民主；推崇用暴力，抗拒法治和協商精神；崇尚國家主義，藐視個人的權利；崇拜權威，反智、反理性主義；盲目自大，排斥一切外來文明，閉關自守。

《歷史決議》是改革開放的”護法神“、“緊箍咒”，只有不放鬆這個緊箍咒，中國才有向更現代、開放、有秩序的社會轉型的可能，否則有可能葬送所擁有的的一切改革成果——正像鄧小平同誌所說的那樣：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原文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dVkp3iWwACqd7ID5nJf9yA?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624843105&enterid=1624843105

柯文哲再一次矛頭對準了陳菊。
　　
現在看柯文哲，我已經沒有去年大選混戰時的錯愕，也沒有今年稍早他一再背骨時的憤怒。
　　
現在我更多的，是惋惜，甚至有那麼一點可憐他，感嘆一個曾經被視為台灣政治希望的明日之星，會被自己的 #憎恨、#偏見、#傲慢、#投機、#野心，扭曲到如此面目全非，被眾人所棄的程度。
　　
我已經看破了柯文哲這個人，但，我還是得幫陳菊說幾句公道話。
　　
🔹 高雄市長是台灣最不容易做的工作之一
　　
很多人會覺得，高雄長期作為台灣唯二直轄市之一，市長應該是威風八面、滿手資源。但事實上，這都犯了以台北市的角度看高雄的刻板錯誤。真正有直轄市的資格，又有與之匹配的資源的，其實只有台北市。高雄市雖然有直轄市的行政框架，卻未必有與之同等的資源。
　　
在中央地方權責劃分上，直轄市比其它縣市要多負責不少東西。舉個最淺顯的例子，在直轄市裡面，公立高中職一般是「市立」，也有自己的「市立」醫院系統；而在其它縣市裡面，公立高中職、公立醫院一般是「省立」，凍省以後則由中央概括承受，改隸「國立」或「署立」。
　　
這些都意味著直轄市必須自行扛起很多日常政務的財政負擔，不像其它縣市由省府／中央概括承受. 也無怪乎２０１０年五都升格（桃園則稍晚）時，當時還是台中市長的胡志強率先發難，對中央政府要求「不接手國立高中職與署立醫院」。
　　
同樣的差異，也出現在健保費補助、地方工務與道路修繕等方面。而當有重大建設專案的時候，直轄市也要負擔不少自籌款。

胡志強的大動作，看在１９７９年即已升格，默默承擔直轄市財政框架三十年的高雄，難免有種「我們早知道了」的心酸。
　　
　　
🔹 柯文哲不告訴你的「雙城故事」
　　
高雄市有直轄市的行政框架，但經濟資源呢？
　　
柯文哲和陳菊隔空交火，常常拿台北與高雄的「創稅能力」出來說事。身為熟悉城市發展軌跡的高雄子弟，沒有什麼比柯文哲這種去脈絡化的批評，更令人憤怒的了。
　　
高雄自從日治時期就被定位為重工業的南進基地，國民黨來了，蕭規曹隨，仍舊在日本人遺留的基礎上，繼續把高雄建設成重工業城市。長期以來，高雄的城市經濟，高度倚賴於黨國色彩濃厚的石化、煉鋼等重工業。
　　
重工業給高雄帶來了就業人口與繁榮，卻也留下了嚴重的污染問題。最不公平的，是在稅收數字上，台北卻以「總公司所在地」的姿態，掠奪了其它縣市以勞工血汗、環境污染所換得的經濟成果。
　　
例如，２０１４高雄氣爆案的肇事元凶李長榮化工，一直到現在總部還放在台北市八德路。而產值上兆，九成以上產能都在高雄的中油，在２０１６年以前總部都還在台北市信義區，連帶地「創稅能力」也算給了台北市。
　　
也因為黨國政府長期以來向台北「一極化」的發展策略，科技產業、國際商貿、高等教育，幾乎都集中在從台北到新竹之間的狹窄走廊。連帶地，高收入的就業與產業創新、國際化的機會，也都向北集中。
　　
也無怪乎柯文哲會大言不慚地說台北市繳稅繳得多。
　　
他所不知道的，是國家掠奪了多少外縣市的勞動成果、打壓了多少外縣市的發展機會，才造就了一枝獨秀的台北市。
　　
撇開城市的常規財源與創稅能力不談，在「中央補助」這一塊，高雄與台北比也是吃虧多多。
　　
台北捷運可以政府蓋好，用「一元起租」給捷運公司營運；高雄捷運就要搞一個四不像的ＢＯＴ方案，讓捷運公司自負設備折舊與貸款利息，然後天天喊窮喊破產，直到陳菊完成債務協商與財務重組為止。
　　
台北鐵路地下化可以中央全額負擔，高雄就得分段負擔２５％～５０％的自籌款。
　　
健保欠費，馬英九可以編特別預算給郝龍斌幫自己擦屁股，陳菊就只能摸摸鼻子自己想辦法。
　　
台北治水，三、四十年前就可以花掉上千億，高雄拿個兩三百億，用滯洪池這種省錢的方式做，還被柯文哲嫌到臭頭。柯文哲不告訴你的是，他的「海綿城市」概念，還是客卿林欽榮帶去的「高雄經驗」。
　　
台北就像吃了最大的一塊餅，猶嫌不滿足的千金之子；而高雄卻是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很多事情得靠自己想辦法。
　　
　　
🔹 高雄的困境與陳菊市長的努力
　　
上一代的高雄人，流血流汗，拼出了上一代的繁榮，卻輸給了全球化、都市化、知識化的世界經濟潮流。
　　
因為全球化，台灣的製造業大量外流到中國，受傷最重的正是重工業起家的高雄。因為都市化，台灣的商貿與就業機會一股腦往台北集中，造成了高雄青年「北飄」的窘境。因為知識化，獨佔台灣一半以上高教資源的台北格外吃香，而高雄的科技業和高教資源，甚至還比不上台中、台南。
　　
高雄，是一座陷入瓶頸的城市。
　　
吳敦義時期，治市的宗旨是「不做不錯」、「好官我自為之」，只等著混完資歷、回歸黨國中央，更上一層樓。這時的高雄是停滯、怠慢，完全沒有在為未來做準備的。
　　
直到謝長廷上任，才開始發掘高雄的問題，並一一提出對策。高雄艱苦的轉型，發想自謝長廷，而主要執行的部份，是在陳菊任內。
　　
陳菊任內，在資源遠遠不及台北的情況下，高雄完成了包括高雄捷運、輕軌第一期、高雄港大型車輛「三國通道」在內的大型基礎交通建設。
　　
從「文化沙漠」的惡名，到「文化新銳」的美名，高雄文教發展至關重要的衛武營兩廳院、海洋流行音樂中心、圖書總館、一鄉一圖書館，也是由陳菊完成主要的執行部份。
　　
高雄未來的ＣＢＤ「亞洲新灣區」，原來是高雄港邊的重化工業跡地，有嚴重的土壤污染問題。也是在陳菊任內完成曠日廢時的污染整治過程，才有現在蓄勢待發的姿態。
　　
「大駁二特區」原本只是萬年荒廢的港邊倉庫群，在謝長廷發想，陳其邁、葉菊蘭協調，陳菊落實擴大的接棒努力下，已經成為聞名全世界的文化地景。
　　
這麼多的成績，主要的執行部份都是在陳菊任內，是陳菊頂著不友善的中央政府與困窘的行政資源，一點一滴地打拼、實踐，才讓高雄展露出城市轉型的一線生機。
　　
而在２０１６蔡英文政府執政下，高市府、市議會和中央政府終於有了「同心協力」的大契機。這時高雄的政策利多，多到看得大家眼花繚亂。黃線捷運初審通過，國艦國造與綠能給高雄帶來數以千億計的產業機會，橋頭科學園區起跑，舊有工業區清丈整理準備迎接台商回流，亞洲新灣區終於整治完成可以開發……
　　
而這一切一切的機會，卻因為一次選錯人，而不幸地停下腳步。
　　
　　
🔹 柯文哲的五大罪
　　
柯文哲被自己的「憎恨、偏見、傲慢、投機、野心」，扭曲到面目全非。事實上，從柯文哲對陳菊的明槍暗箭，便一一曝露了這五大罪。
　　
因為憎恨民進黨、憎恨因理念差異而與自己分道揚鑣的蔡英文與陳菊，從「比較胖的韓國瑜」到「民主罪人」到「不是上半生坐過牢、下半生就可以為非作歹」……柯文哲不只一次用非人的、無的放矢的話語針對陳菊。但是，明理的人都看得出，柯文哲的話語裡，沒有邏輯理性，只有失控的憎恨。
　　
因為對陳菊和新潮流的的偏見，柯文哲將吳祥輝、喜樂島等人在選戰中對自己的攻擊，都「乾坤大挪移」到陳菊對新潮流身上。但事實證明，吳祥輝和喜樂島甚至還談不上是民進黨，不管是非新潮流的姚文智，還是新潮流的陳菊，在器捐指控事件當中都找不到角色。
　　
因為基於台北市長角色的傲慢，柯文哲毫無脈絡地批評陳菊治下的高雄「繳稅不如台北」、「還債不如台北」，但是，他卻忘了台北是天子腳下，是集黨國三千寵愛於一身的千金之子，享受的資源與優惠都不是高雄可以比得上的。柯文哲講的愈多，只是愈突顯他的缺乏同理心。
　　
因為投機的政治性格，柯文哲可以一再背骨，為難幫忙他做好第一任市政的林欽榮、蘇麗瓊、林洲民等人；可以把高雄妖魔化、全盤否定他曾經模仿學習的高雄經驗；可以完全背棄自己保護台灣主權的初心，向蔡衍明與中共政權輸誠。
　　
因為問鼎總統的野心，柯文哲昧著良心為韓國瑜背書、出動網路聲量暗助韓國瑜，想讓韓國瑜成為自己在南台灣佈局的一枚棋子。諷刺的是，選後韓國瑜聲勢反而壓倒自己，斷了自己的總統夢。
　　
柯文哲以為自己可以一再拿陳菊當稻草人，來換取不明究裡的選民的注意。但是，選民雖然可以一時被愚弄，時間久了，終究要給陳菊一個公正的評價。機關算盡太聰明，柯文哲，又幾曾算到自己現在總統夢碎的窘境？
　　
我們也只能輕輕淡淡地說一句，「我們的生命，跟柯文哲沒有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