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家的自白】
這次來看個輕鬆一點的短篇,出自歐·亨利的〈幽默家的自白〉。
故事是這樣的:主人公是一位幽默的人,在生活中總能妙語如珠,逗得身邊的人哈哈大笑──直到,他辭掉了工作,開始以「寫笑話」謀生......
道理滿簡單,大概就是個興趣成為職業之後,在生活的壓力下變質的故事。那麼,以歐·亨利一貫的手法,你能猜到最後主人公的結局嗎?
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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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家的自白 / 歐·亨利
一種毫無痛苦的疾病在我身上持續潛伏了二十五年,接著突然發作了,人們說我得了這種病。
但是,他們不稱它為麻疹,而稱它為幽默。
公司裡的職員湊份子買了一個銀墨水台,祝賀經理的五十壽辰。我們擁到他的私人辦公室裡去送給他。
我被推選為發言人,說了一段準備了一星期之久的短短的賀詞。
這番話非常成功,全是警句、雙關語和可笑的牽強附會,笑聲幾乎震倒了這家公司——在五金批發行業中,它算是相當有實力的。老馬婁本人居然咧開了嘴,職員們馬上順水推舟,哄堂大笑。
我作為幽默家的名聲就是那天早晨九點半開始的。
之後好幾個星期,同事們一直煽動我自滿的火焰。他們一個個跑來對我說,我那番話是多麼俏皮,老兄,並且向我解釋講話中每一處詼諧的地方。
我逐漸發覺他們指望我繼續下去。別人可以正經地談論生意買賣和當天的大事。對我卻要求說一些滑稽和輕鬆的話語。
人們指望我拿陶器也開開玩笑,把搪瓷鐵器挖苦得輕巧些。我是簿記員,假如我拿出一份資產負債表而沒有對總額發表一些逗樂的評論,或者在一張犁具的發票上找不到一些令人發笑的東西,別的職員們便會感到失望。
我的聲望逐漸傳開,我成了當地的「名人」。我們的鎮子很小,因而才有這種可能。當地的日報經常引用我的言論。社交集會上,我是不可或缺的人。
我相信自己確實也有點兒小聰明和隨機應變的本領。我有意培養這種天賦,並且通過實踐加以發展。我的笑話的性質是善意親切的,絕不流於諷刺,惹別人生氣。人們老遠見到我便露出笑容,等到走近時,我多半已經想好了使他的笑容變為哈哈大笑的妙語。
我結婚比較早。我們有一個可愛的三歲男孩和一個五歲的女孩。當然,我們住在一幢牆上攀滿蔓藤的小房子裡,過著幸福的生活。我在五金公司擔任簿記員的薪水不很優厚,但可以摒絕那些追逐多餘財富的惡僕。
我偶爾寫些笑話和我認為特別有趣的隨感,寄給登載這類作品的刊物。它們馬上全被採用了。有幾個編輯還來信鼓勵我繼續投稿。
一天,一家著名週刊的編輯給我來了信。他建議我寫篇幽默文章,填補一欄地位,還暗示說假如效果令人滿意,他準備每期都刊登一個專欄。我照辦了。兩星期後,他提出和我簽訂一個合同,報酬比五金公司給我的薪水高得多。
我非常高興。我妻子已經在她心目中替我加上了一頂不朽的文學成就的桂冠。那天晚飯,我們吃了炸蝦餅和一瓶黑莓酒。這是我擺脫單調工作的機會。我非常認真地同路易莎把這件事研究了一番。我們一致認為應當辭去公司裡的職位,專門從事幽默。
我辭職了。同事們設宴為我送別。我在宴會上的講話非常精彩。報紙發表了全文。第二天早晨,我一覺醒來,看看鐘。
「啊呀,晚啦!」我嚷著去抓衣服。路易莎提醒我,如今我已經不是五金和建築材料的奴隸,而是專業的幽默家了。
早飯後,她得意地把我帶到廚房旁邊的小房間裡。可愛的女人!我的桌子、椅子、稿紙、墨水、煙灰缸全都擺好了。還有作家的全套配備——插滿新鮮玫瑰和忍冬的花瓶,牆上去年的舊日曆,詞典,以及在靈感空檔時嚼嚼的一小袋巧克力。可愛的女人!
我坐下來工作。牆紙的圖案是阿拉伯花葉,或者蘇丹的宮女,或者——也許是四邊形。我的眼睛盯住其中的一個圖案。我想到了幽默。
一個聲音驚醒了我——路易莎的聲音。
「假如你不太忙,親愛的,」那個聲音說,「來吃飯吧。」
我看看表。哎,時間老人已經收回了五個小時。我便去吃飯。
「開頭的時候,你不應該太辛苦,」路易莎說,「歌德——還是拿破崙?——曾經說過,腦力勞動每天五小時已經夠了。今天下午你能不能帶我和孩子們去樹林子裡玩玩?」
「我確實有點累。」我承認說。於是我們去樹林子了。
不久以後,我進行得很順利。不出一個月,我的產品就像五金那麼源源不斷。
我相當成功。我在週刊上的專欄引起了重視,批評家們私下議論說我是幽默界的新秀。我向別的刊物投稿,大大增加了收入。
我找到了這一行的訣竅。我可以抓住一個有趣的念頭,寫成兩行笑話,掙一塊錢。稍稍改頭換面,完全可以抻成四行,使產值增加一倍。假如翻翻行頭,加一點韻腳裝飾和一幅漂亮的插圖,便成了一首詼諧的諷刺詩,根本無從辨認它的本來面目。
我開始有富餘的錢了,我們添置了新地毯和風琴。鎮上的人也對我另眼相看,把我當做有點地位的人,不像以前在我做五金公司職員時,只把我當做一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滑稽角色。
五六個月後,我的幽默仿佛漸漸枯涸了。雙關妙語和雋永辭句不再脫口而出。有時候我的素材告急。我開始留意朋友們的談話,希望從中汲取一些可用的東西。有時候我咬著鉛筆,一連好幾個小時瞪著牆紙,想搜索一些不經雕琢、愉快詼諧的泡沫。
對於我的朋友們,我成了一個貪婪的人,一個莫洛克、約拿和吸血鬼。我心力交瘁,貪得無厭地待在他們中間,確實掃他們的興。只要他們嘴裡漏出一句機警的話,一個風趣的比喻,或者一些俏皮的言語,我就像狗搶骨頭似的撲上去。我不敢信任自己的記憶力,只得偷偷轉過身去,可恥地把它記在那個須臾不離的小本子上,或者寫在上過漿的襯衫硬袖管上,準備來日之用。
我的朋友們都以憐憫和驚訝的眼光看我。我已經判若兩人。以前我給他們提供了消遣和歡樂,而今我卻在剝削他們。我再也沒有笑話供他們逗樂了。笑話太寶貴,我可不能免費奉送我的謀生之道。
我成了寓言中可悲的狐狸,老是誇獎我的朋友們——烏鴉——的歌唱,指望他們嘴裡能掉下我覬覦的詼諧的碎屑。
幾乎所有的人都開始迴避我。我甚至忘了怎麼微笑,即使聽到了我要竊為己有的話,也不報之以笑臉。
我搜集材料時,沒有一個人、一個地點、一段時間或者一個題目能夠逃脫。甚至在教堂裡,我那墮落的想像也在莊嚴的過道和廊柱之間搜尋獵物。
牧師念長韻詩的時候,我立刻想道:
「頌詩——訟師——包打官司——長韻——長贏——少輸多贏。」
說教通過我思想的篩子,只要我能發現一句妙語或者俏皮話,牧師的告誡就全不在意地漏了過去。合唱團的莊嚴的讚美詩也成了我思緒的伴奏,因為我念念不忘的只是怎麼把古老的滑稽加以新的變奏,正如把高音變為低音,低音變為中音一樣。
我自己的家庭也成了我的狩獵場。我妻子非常溫柔、率真、富於同情心、容易激動。她的談話曾是我的樂趣,她的思想是永不枯涸的愉快的源泉。現在我利用了她。她蘊藏著女人特有的可笑而又可愛的矛盾想法。
這些渾樸和幽默的珍寶本來只應該用來豐富神聖的家庭生活,我卻把它公開出售了。我極其狡猾地慫恿她說話,她毫不起疑,把心底話全掏了出來。我把它放在無情的、平庸的、暴露無遺的印刷物中公之於世。
我一面吻她,一面又出賣了她,簡直成了文學界的猶大。為了幾枚銀元,我給她可愛的坦率套上無聊的裙褲,讓它們在市場上跳舞。
親愛的路易莎!晚上我像殘忍的狼窺視荏弱的羔羊那樣,傾聽著她喃喃的夢話,希望替我明天的苦工活找些啟發。不過更糟的事還在後面。
老天哪!下一步,我的長牙咬進了我孩子的稚氣語言的脖子。
蓋伊和維奧拉是兩個可愛的思想和語言的源泉。我發現這一類的幽默銷路很好,便向一家雜誌社提供一欄「兒時記趣」。我像印第安人偷襲羚羊似的偷偷接近他們。我躲在沙發或閘背後,或者趴在園子裡的樹叢中間,竊聽他們玩耍嬉笑。我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無情貪漢。
有一次,我已經山窮水盡,而我的稿件必須在下一班郵件中發出,我便躲在園子裡一堆落葉底下,我知道他們會去那兒玩耍。我不相信蓋伊會發覺我躲藏的地點,即使發覺了,我也不願意責怪他們在那堆枯葉上放了一把火,毀了我一套新衣服,並且幾乎送掉我一條老命。
我自己的孩子開始像躲避瘟神似的躲著我。當我像可怕的食屍鬼那樣向他們掩去時,我總是聽到他們說:「爸爸來啦。」他們馬上收起玩具,躲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我成了多麼可悲的角色!
我經濟上搞得不壞。不到一年,我攢了一千元錢,我們生活得很舒服。
可是這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我不清楚印度的賤民是怎麼樣的,但我仿佛同賤民沒有區別。我沒有朋友,沒有消遣,沒有人生的樂趣。我的家庭幸福也給斷送了。我像是一隻蜜蜂,貪婪地吮吸著生命最美好的花朵,而生命之花卻畏懼和回避我的蜇刺。
一天,有人愉快而友好地笑著向我打招呼。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遇到這類事情了。那天我打彼得·赫弗爾鮑爾殯儀館走過。彼得站在門裡,向我招呼。我感到一陣異常的難過,停了下來。他請我進去。
那天陰冷多雨。屋子裡一個小爐子生著火,我們進了屋。有顧客來了,彼得讓我獨自待一會兒。我立刻產生了一種新的感覺——一種寧謐與滿足的美妙感覺。我打量一下四周一排排閃閃發亮的黑黃檀木棺材、黑棺衣、棺材架、靈車的撣子、靈幡,以及這門莊重行業的一切配備。這裡的氣氛是和平、整飭、沉寂的,蘊含著莊嚴肅穆的思想。這裡處於生命的邊緣,是一個籠罩在永恆的安靜下的隱蔽場所。
我一走進這裡,塵世的愚蠢便在門口和我分了手。在這個陰沉嚴肅的環境裡,我沒有興趣去思索幽默的東西。我的心靈仿佛舒服地躺在一張鋪著幽思的臥榻上。
一刻鐘前,我是個眾叛親離的幽默家。現在我是個怡然自得的哲學家。我找到了避難所,可以逃避幽默,不必絞盡腦汁去搜尋嘲弄的笑話,不必斯文掃地博人一粲,也不必費盡周折去思索驚人妙語了。
以前我和赫弗爾鮑爾不是很熟。他回來時,我讓他先說話,惟恐他的談吐同這個地方的挽歌般美妙的和諧不相稱。
可是,不。他絕沒有破壞這種和諧。我寬慰地長歎一口氣。我生平從不知道有誰的談吐能像彼得那樣平淡無奇了。同他相比,死海都可以算是噴泉了。沒有一丁點風趣的火花和閃光來損害他的語言。他嘴裡吐出的字句像空氣那般平凡,像黑莓那般豐富,像股票行情自動收錄器吐出的、一星期前的行情紙條那樣不引人注意。我激動得微微顫抖,拋出我最得意的笑話試了他一下。它無聲無息地反彈了回來,鋒芒全失。從那時起,我就喜歡上了這個人。
每星期我總有兩三個晚上遛到赫弗爾鮑爾那裡去,沉湎在他的後屋裡。那成了我惟一的樂趣。我開始早些起身,快快趕完工作,以便在我的安息所裡多消磨一些時間。在任何別的地方,我無法拋棄向周圍勒索幽默的習慣。彼得的談話卻不同,任憑我拼命圍攻,他也不打開一個缺口。
在這種影響下,我的精神開始好轉。每個人都需要一點消遣來解除工作的疲勞。如今我在街上遇見以前的朋友時,竟然對他們笑笑,或者說一句愉快的話,使他們大為驚訝,有時我竟然心情舒暢地同我家裡人開開玩笑,使他們目瞪口呆。
我被幽默的惡魔折磨得太久了,以致現在像小學生似的迷戀休息日的時間。
我的工作卻受到了影響。對我來說,工作已不是從前那種痛苦和沉重的負擔。我常常在工作時間吹吹口哨,思緒比以前酣暢多了。原因是我想早早結束工作,像酒鬼去酒店那樣,急於去到那個對我有益的隱蔽所。
我的妻子心事重重,猜不透我下午去哪兒消磨時光。我認為最好不要告訴她真相,女人不理解這一類事情。可憐的女人!——有一次她確實受到了驚嚇。
一天,我把一個銀的棺材把手和一個蓬鬆的靈車撣子帶回家,打算當做鎮紙和雞毛撣子。
我很喜歡把它們放在桌上,聯想到赫弗爾鮑爾鋪子裡可愛的後屋。但是被路易莎看到了。她怕得尖叫起來。我不得不胡亂找些藉口安慰她。但是我從她眼神裡看出,她並沒有消除成見。我只得趕快撤了這兩件東西。
有一次,彼得·赫弗爾鮑爾向我提出一個建議,使我喜出望外。他以一貫的踏實平易的態度把他的帳冊拿給我看,向我解釋說,他的收益和事業發展得很快。他打算找一個願意投資的股東。在他認識的人中間,他覺得我最合乎條件。那天下午我和彼得分手時,他已經拿到了我存款銀行的一千元支票,我成了他的殯儀館的股東。
我得意忘形地回到家裡,同時也有一點顧慮。我不敢把這件事告訴我妻子。但是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因為我可以放棄幽默創作,再度享受生活的蘋果,不必把它榨得稀爛,從中擠出幾滴博人一笑的蘋果汁——那將是何等的快慰!
晚飯時,路易莎把我不在家時收到的幾封信交給我。好幾封是退稿信。自從我經常去赫弗爾鮑爾那裡以後,我的退稿信多得簡直嚇人。最近我寫笑話和文章的速度非常快,文思也非常敏捷。以前我卻像砌磚那樣遲鈍而痛苦地慢慢拼湊。
其中一封是和我訂有長期合同的週刊的編輯寄來的,目前我們家的主要收入還是那家週刊的稿酬。我先拆開那封信,內容是這樣的:
敬啟者:
我社與您簽訂的年度合同已於本月期滿。我們深為抱歉地奉告,明年不再準備與您續簽。您以前的幽默風格頗使我們滿意,而且受到廣大讀者歡迎。但最近兩個月來,我們認為尊稿品質有顯著下降。
您以前的作品顯示了左右逢源、揮灑自如的詼諧與風趣,最近卻顯得苦苦構思,窮於應付,並有捉襟見肘、難以卒讀之感。
我們在此表示歉意,並通知您今後不擬接受尊稿,敬希鑒諒。
編者謹啟
我把這封信遞給我的妻子。她看了後,臉拉得特別長,眼裡含著淚水。
「卑鄙的傢伙!」她憤憤地嚷道,「我敢說你寫的東西同過去一般好。而且你花的時間連過去的一半都不到。」那一刻,我猜測路易莎想到了以後不再寄來的支票。「哦,約翰,」她帶著哭音說,「現在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沒有回答,卻站了起來,繞著飯桌跳起波爾卡舞步。我肯定路易莎認為這個不幸的消息使我急瘋了,我覺得孩子們卻希望我發瘋,因為他們拉拉扯扯地跟在我背後,學著我的步子。如今我又像是他們往日的遊伴了。
於是我說明高興的原因,宣佈我已經是一家殷實的殯儀館的合夥股東,笑話和幽默去他媽的。
我妻子手裡還拿著那封編輯的信,當然不能說我幹得不對,也提不出反對的理由,除了表示女人沒有能力欣賞彼得·赫弗——不,現在是赫弗爾鮑爾股份公司啦——殯儀館後面那個小房間是多麼美妙的地方。
作為結尾,我再補充一點。今天在我們的鎮子裡,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受歡迎、更快活、說笑話更多的人了。我的笑話再度到處傳播,被人廣泛引用,我再度津津有味地聽著我妻子推心置腹的絮絮細語而不存圖利之心,蓋伊和維奧拉在我膝前戲耍,散播著稚氣幽默的珍寶,再也不怕我拿著一個小本子,像惡鬼似的盯在他們背後了。
我們的生意非常發達。我記帳,照看店務,彼得負責外勤。他讚嘆說我的機智、幽默與活潑足以使任何葬禮變成一個愛爾蘭式的追悼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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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跪著造反的出版人沈昌文】(本文在《報導者》同步刊出)
那年秋天,北京天高風爽,陽光燦爛。
那家飯店大堂,卻光亮不足,顯得陰暗。
從外頭走進來的人,有些背光,我設法看清他的面貌,揣測這是否我在等的人。
他不快不慢地走近,說:「郝先生嗎?我三聯書店沈昌文。」臉上帶一點淺淺的微笑。聲音不高也不低,音量很結實。他的頭髮是黑的,鏡框後的眼神不顯銳利,但讓人摸不準遠近。
後來,我談起第一次見沈公的情景,老說當時見到了一位活脫脫武俠小說裡「深蘊內斂的中年練家子」。
那時三聯書店的同事雖然都稱呼他「老沈」,我從開始就稱他「沈公」。
>>串糖葫蘆的神奇人脈
那是1989年9月。我第一次去北京。
行前打探需要拜碼頭的人,各方訊息都指向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這個名字。
我很快就確認,那是個不只台灣,所有海外,以及中國內地各處要去北京的人,都要知道的名字。
不只因為三聯書店這個重要的出版品牌,也因為當時他在主編的《讀書》雜誌緊密呼應甚至引動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脈動;不只因為他努力為中國各界文史作者、學者提供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因為他有本領在改革開放之後引進戴尼提、蔡志忠這些風動一時的暢銷書。
沈公不是那種初見就熱情四射的人,但他的深蘊內斂像個黑洞,不讓人疑懼,而吸引人一步步接近。
對剛去中國的我,他的人脈廣得很神奇。
談起對中國(不只出版市場)的任何問題,講起任何我想在大陸認識的人,出版界的人就不說了,文化、藝術,甚至某些政界的人,他都能在言笑間輕鬆送出答案。直似劍光閃動,只見燭芯短了一截的行雲流水。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半基於好玩問他能不能介紹崔健,心想這他可沒轍了吧。但沈公只是淡淡地說一句「我來看看」,然後沒幾天我就見到了這位中國音樂界的大腕。
比較熟了之後,沈公說他自己就是愛「串糖葫蘆」,也就是趁著機緣把各方相干、不相干的人串聯在一起。
並且因為他出身上海,所以很服膺十里洋場時代做什麼事都「閒話一句」的氣派。
這些都不只基於他的個性,也因為他就是有這種本領。
沈公眼神讓人摸不準遠近的另一面,也就是對人不分親疏。
看著他交往的對象五湖四海,我也就一直謹守和一個武林高手相處的分際,保持客氣的距離。
不過,後來我們畢竟是越來越親近了,和別人不同的親近。
>>計劃經濟之下紮實的馬步
打從開始,沈公就給了我各方面的啟發。
在出版的領域,他讓我對中國出版的歷史和當時的現況,快速抓到些梗概。
1990年代初,中國的出版市場和國際還沒有接軌,書籍的許多印製條件也有待改進,然而我從沈公身上看到一個在計劃經濟之下做出版的人,受著種種限制,但他的馬步可以蹲得多麼紮實,內功可以練得多深。
我學著體會中國出版社裡所謂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種種微妙關係,也聽到沈公在他一把手位子上要管多少台灣同行覺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政治課題就不說了,社內同事的住房問題、入黨問題、婚姻家庭瑣事,簡直無所不包。
在那個中國社會和經濟環境都在轉型的階段,沈公在三聯書店總經理的位置上,既要小心翼翼地不能在政治上犯錯誤,又要維持三聯書店引動思潮的傳統和風格,還得自行創利,壓力很大。他引進的戴尼提固然造成巨大的暢銷,但也有人不喜;他出版的蔡志忠作品固然造成萬人空巷的熱潮,也得來有人說他只會「賣菜」的評語。
此外,在那個主渠道出版社對民營二渠道或者有敵意,或者根本不放在眼裡的年代,沈公又帶我對二渠道有了很多了解。我很好奇他怎麼有這些門路。後來得知他雖然貴為三聯書店總經理,但贊同一些二渠道年輕學者編輯的西方學術文庫,慨然允諾立場開放的合作出版,為支持二渠道民營出版立過典範。
總之,我在中國結識的第一個出版人就是沈公,很幸運。
沈公讓我看到中國出版界一個高標,也影響了其後多年我和中國出版市場來往的基調。
這麼多年來,台灣很多人在中國走過買書號出書的路,我從沒做過。一來是我不想走這類落人把柄的路;二來也因為我覺得認識沈公,不走這種門路也罷。
>>共產社會國營體制的實相
沈公也讓我對中國社會的一些特別情況有了直觀的機會。
有一次,沈公帶我去友誼商店買一台傳真機送他的作者。看好機種、價格之後,沈公留下一張空白的三聯書店支票,就離開了。
我很驚訝,就問沈公難道不怕商店亂填金額。
「怎麼會,我們都是國營機構啊。」沈公哈哈一笑。
沈公說,反正大家都是國營機構,不怕對方亂來。他要自己填金額的話,還得計算稅金之類,寫錯了還麻煩。交給對方寫,對方敢亂填,最後自有雙方國營機構的主管單位出面查證、解決。
我見識了共產主義國家裡,大家都是國營單位體制的實相。如果連友誼商店和三聯書店都因為是國營機構而難分彼此的話,那中國所有出版社、書店之間的關係,當然就更不在話下。
出版、印刷、發行、零售都要聽出版總署的,出版總署又要聽中宣部的,真是上下內外,渾然一體。
我學到了很重要的一課。
>>「打擦邊球」和「跪著造反」
來往中國多年,我始終保持一個原則,不主動找政治話題來談。和沈公也是。但沈公還是指點了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19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一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很多人說毛澤東仍然在中國有很大的光環,這下子以後我再去中國可能有麻煩。七嘴八舌的很多分析。
我問沈公。他聽了之後,說了一句話就不但讓我安心,也讓我開竅:「只要不是批評現在當政的人,談過去的事沒什麼問題。」
沈公也跟我說過,中國有一個差點就開放出版的時刻。
改革開放之初,隨著中國社會各個層面都在鬆綁,出版也是。曾經擔任中共建政之後第一任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倡言成立形同民營出版的產銷合作社;人民出版社也準備了「東方出版社」的副牌,準備當開放的試點。
沈公說:就在大家都很興奮的時刻,中共的元老陳雲說話了。陳雲講了一句話:「你們都忘了共產黨是怎麼起家的嗎?」
開放出版的事,就此封箱;中國其他行業再怎麼開放,出版不在其內,形同國策。
不過,即使此後出版仍然一直在共產黨緊緊掌控之中,也設了重重禁忌,但是中國的出版和言論尺度還是持續有一些微妙的變化。像《讀書》之得以出現,正是代表。
聽沈公談一些兼有官職和知識份子身分的人,如何為他們雜誌巧妙而迂迴地創造空間;他們實際工作的人又如何善加體會,細加運用,是很動人的。
所以沈公介紹人給我認識的時候,最愛強調誰誰誰是個「自由主義」;他聊天最興高采烈的,就是談他在出版,以及主編《讀書》的過程中如何一次又一次打「擦邊球」,在一些禁忌議題的邊緣上行走的經歷。打擦邊球要打得有驚無險才高明,這固然要賭一些運氣,但更多的是要有膽識,有見解,還有一些幽默。
相較於有些人主張知識份子就當「敢言」,沈公這種擅打擦邊球的作法,有人稱他是「跪著造反」。
不論這麼說他的人是褒是貶,沈公毫不以為忤,一再轉述。的確是,對他來說,「打擦邊球」就是為了「跪著造反」,而「跪著造反」最重要的武器也就是「打擦邊球」。因此沈公引述「跪著造反」之語,是帶著一點自得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和「一僕二主」
在都是國營體制之下,在都歸出版總署和中宣部管轄之下,中國各個出版社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和演變,我們台灣人很難想像。
以三聯書店來說好了。
這個1949年前就卓有聲名的出版社,到中共建政後新成立旋即遭到撤銷,到1954年才又得以成為人民出版社底下一個「三聯書店編輯部」。三聯書店的招牌刊物《讀書》雜誌,是在1979年創刊的,但當時名義上是出版局研究室的刊物,由人民出版社代管。至於三聯書店從人民出版社分家出來,真正開始獨立經營,是1986年的事。
而沈公和他兩位關係密切的領導,陳原和范用的關係,都是從他1950年代初進人民出版社的時候就建立起來的。
陳原,人稱原老,是語言學家,是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室的成員之一,54年起兼任「三聯書店編輯部」主任,到改革開放開始,擔任商務印書館的首任總經理兼總編輯,但同時也是《讀書》雜誌創刊主編。
范用,人稱范老板或范公,在49年之後先在出版總署、中宣部工作過,調來人民出版社,歷任總編室主任、副總編輯等職位,在《讀書》雜誌創刊時,實際貢獻很大。
三聯書店還沒獨立出去的時候,范用兼任總經理,但是到1985年正式獨立前夕,他卻因故退休,改由沈昌文擔任了三聯書店獨立後的首任總經理。
沈公從工作的第一天,就一直受范用的領導,所以他說自己在組織上是范用的系統,但是他在思想和觀念上一直同陳原比較一致。
這樣,當沈公在三聯書店成立了編委會,范用和陳原兩位老領導又都在內,他就面臨了日後自嘲「一僕二主」的局面。
沈公在他的回憶錄《也無風雨也無晴》裡,有一段著墨不少。
《讀書》以創刊號上<讀書無禁區>一文發生轟動性影響,也同時成為另一派力量想要「打棍子」的對象時,兩位退休的領導給了沈公不同的建議。
范用跟沈公說要「敢於講話,不怕封」,說國民黨時代封過三聯書店的刊物,結果更壯大了三聯的聲名。
而陳原則認為歷史條件改變,今非昔比,情況已經不同,要怎麼說話可以研究,但不能走「不怕封」的路。
就當家者的立場,沈公同意陳原的見解,也從此發展他「跪著造反」的路線,結果也引來范用說他沒出息,認為沈公辜負了他的一手提拔。
沈公跟我講過一段六四期間的事。
那天,三聯書店開會,范用在會中慷慨激昂,主張大家都要聯署上街的聲明。開會的人傳閱聲明,沈公說他很猶豫,但是在范用的注視目光之下,也只得勉強和大夥一起簽了名。
這份聯署聲明傳到當時也在開會的陳原面前時,陳原拿在手裡看一看,微微一笑,就傳給下一位。
沈公說:「別人再給他,他就再微笑傳回去。如此來回三次。他始終什麼話也沒說,也什麼都沒簽。」
我問沈公,六四後來秋後算帳,那大夥簽的聲明沒事嗎?
沈公說他也很焦急,問了范用怎麼辦。開始范用沒回答他,問了兩次後,要他別管了。原來那個聲明范用後來並沒有送出去。
這個故事,沈公講了不只一遍。
每次講,他對陳原和范用都不下任何評語,但每說到陳原接過遞給他的聲明,再三微笑傳給下一位的那一段,他都會跟著頷首微笑;再講到范用說他後來並沒把那個聲明送出去,他又會再頷首微笑一次。
>>進入「打招呼」時代
沈公常講他在1996年1月1日怎麼得知自己在前一天退休的。
他說那天早上接到電話,電話那一頭跟他說:「沈昌文同志,你已經在昨天 12月31日傍晚六點退休了。」
沈公的個性和形象,都從退休開始出現些微妙的變化。
之前,雖然也海派,他的沉穩內斂多些;之後,他就交遊更廣,言談更無所禁忌。宴席上,他說編輯的工作就是要「談情說愛」、「坐以待幣」 等金句,妙語如珠,舉座皆歡。
在工作上,我和沈公也因此出現了兩個階段的關係。
他在三聯書店任內,擔任我的顧問;他退休那年,我也正好要創業,想在中國市場多探索一些可能,所以就邀請沈公一起工作,成為同事了。
大致從沈公退休時開始,中國政府對出版的控制也進入另一個階段。
之前,有命令,有肅殺,有邊界,所以有擦邊球可打。那之後,進入「打招呼」的階段。
沈公說:他接到的通知他已經退休的電話,就叫作「打招呼」。
之前,黨和政府會傳達正式命令或通知;之後,轉為私下打一通電話的「打招呼」。不必正式通告要禁什麼書、封殺什麼人,上級單位只要對出版社的領導打個招呼就好。而這個領導將來有沒有出路,就看上級眼裡的他是否識相,願意接受打招呼。
大致和軟性打招呼的年代一起開始,中國對民營二渠道的立場也有了變化。
改革開放之初,國營出版社把民營二渠道不是視為不法,就是不屑一顧。
第二個階段,大致是沈公說開始「打招呼」的年代起,為了應對加入WTO,國營出版社要集團化、上市,造大船出大海。於是容忍民間二渠道以「工作室」身分存在,把這些工作室的產出當作國營出版集團的資源。
這些遊戲都已經不是沈公自己所熟悉的了。但感謝有沈公的指點,我多少能看出點趨勢的變化。
當然,我也感謝他介紹于奇給我,讓我多了個不同世代的得力助手。
和沈公、于奇在北京一起工作的日子,是我人生中很美好的回憶。
>>看清「戰友」和「火力」的重要
除了對中國出版市場、社會的了解之外,我最感謝沈公指點了我為人處世的一課。
那年,我要離開上一家公司的時候,在一件事情上被人家設局,事後很不甘心,想要反擊。聞風而來,願意提供「火力」支援的人不少,該如何取捨,一時拿捏不定。
正好我去北京,就請教沈公。
飯店屋角有一柱立燈,沈公坐在沙發上聽我講了一大圈之後,幾乎沒經考慮就大致說了這麼一段話:願意提供你火力,想借你的手來打擊對方的人,肯定不少。但是你用了某人的「火力」,就等於承認此人是你的「戰友」。不過,你想要打擊敵人是一回事,但你也得考慮自己是否真的樂意和此人是「戰友」,是同一陣線。
這段話對我真有警醒作用,受益良多。
一般人在氣急攻心之下,只想打擊自己痛恨的對象,所以有任何支援火力都照單全收,不會考慮這些火力的來源。沈公的話,讓我冷靜下來,開始衡量究竟是反擊的快感大,還是事後可能因為和一些價值觀不同的人沾上邊而懊悔更大。
我檢查了一遍,發現是後者。我還真不願意就此和某些人當「戰友」。於是就婉謝了許多火力支援,也把反擊的事放下,從此不再回顧。
這真是我人生比較明智的決定之一。
行動之前,先評估戰友是誰,先看清支援的火力來源,也成了我日後行事的重要提醒。
>>氣功、羊蝎子、臭
沈公也是個追星族。追鄧麗君。
和中國70、 80年代很多人一樣,他從第一次聽鄧麗君的歌,就為之著迷。
他說每天清晨起來,最快樂的事就是自己在書房裡,把鄧麗君的歌放得很大聲,然後一面手舞足蹈,一面開始剪刀、膠水齊飛,整理各種資料。
他是個道地的資料控,講解過一些心法給我,端地是說來簡明扼要,但不是人人都能實踐。
再接下來,他每天的行程就是去搭公交車,去潘家園淘寶,找舊書刊。然後就是去親近熱愛的「傅小姐」——複印機了。大量複印他收集的資料,給一些人當「內參」,是他的樂趣之一。後來網路發達了,他則開始用電郵傳送。
沈公也熱愛吃喝。這應該歸功於兩點。
一是他練氣功,身體底子好。沈公少年時期體弱多病,因為練了蔣維喬的氣功方法而得益。他幾十年氣功練下來,大小周天、任督二脈都打通,平常聊天就不時兩手交握,左右大姆指來回交搓。所以不只精神恒常飽滿,頭髮一直不染也烏黑。
有一次他用辦公室的浴室沖澡,別人沖澡開心會唱起歌來,沈公讓大家聽到什麼是武俠小說裡的「長嘯」。于奇說他是練成了氣功的三花聚頂。
第二是他有一位當醫師的賢內助白大夫。白大夫知道沈公在外吃喝百無禁忌,每天關注他的身體情況,隨時調理他需要服用的保健藥品。沈公有這個憑仗,就更加吃得天南地北。
所以,想到沈公,就不免想到和他一起的吃喝。
從1989年北京夜裡找不到什麼吃的地方,到沙灘出現第一家「二十四小時都有飯」;從凱賓斯基的啤酒,到三里屯的酒吧。
猛地說起來最難忘的,還是去吃羊蠍子那次。
那家店是一面吃羊蠍子,一面把骨頭吐到地上。所以店裡地上到處都油膩膩的。
沈公很得意地說:吃羊蠍子就得這樣!還加一句:「這就要喝小二!」(小二指小瓶的二鍋頭。)
我難忘那家店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有件事後來怎麼都想不通:當時我還不坐輪椅拄拐杖,怎麼走得進地上那麼油滑的店裡?
沈公是寧波人,愛吃醃的臭莧菜梗,所以在飯桌上特愛講那些醃菜要臭到什麼程度,醃缸裡要看得到白白的蛆等等。大家要攔他,他才樂呵呵地轉移話題。
不吃臭莧菜梗,他就愛吃有臭味的美食。凡有台灣同事來,他就要推薦炸玉米窩頭片塗上王致和臭豆腐乳的美味。
結果引發過一場慘劇。
那年冬天,台灣有幾位同事去北京。聽他慫恿,其他人都掩鼻避之,有一人卻勇敢地嘗試了。勇敢的人不但吃了,還喝了杯可樂。所以稍晚她們幾人一起搭計程車出門,車子一顛簸,喝可樂的人打了一個大嗝,全車人包括司機都慘叫起來。
沈公真是喜歡逢人推介各種奇異的飲食。
>>因為反服貿而中斷聯絡
2013年7月,為了反服貿,我從寫第一篇文章起,就決定不再去中國了。
前面說過,中國官方對民營出版曾經有過兩階段的立場。最初,是對「二渠道」或者打壓,或者睜一眼閉一眼的階段;再來,是對民間「工作室」容忍利用,以便國營出版集團造大船出大海的階段。
而當時,已經進入更高明的第三階段。
有些國營出版社已經體會到不需要自己做大,而是提供養分讓「工作室」做大,把民營公司做大、做集團、做上市,再往海外伸足。國營出版社,及終極主導他們的中宣部,隱身在重重的商業包裝之後,幕後掌控就好了。
這樣做,最聰明的就是中國可以透過分身進入海外市場,卻不必相對地開放國內市場。而當時,早在服貿協議還沒簽之前,他們透過資助和投資等方式,就已經在台灣有一些相當活躍的代理人和合夥人。一旦服貿協議生效,他們可以更正式地往台灣投入資金和資源,兩岸出版業的不對等競爭,以及後果,都可想而知。
我們政府完全覺知不到這些。甚至連人家出版社都是國營,最上游的大老闆是誰的本質也意識不到。中國的出版社早就成長為出版、印刷、發行、零售各個環節一條龍發展,多頭一身的巨物,我們政府竟然以為這些環節像台灣一樣是各自獨立的存在,可以分割談判,還相信簽下服貿協議有助於換取中國未來開放出版。
至於對岸為了一手保護自己出版市場不要對外開放,一手又要走出海外,已經演化出多麼精細的攻守途徑和方法,根本不在我們政府的意識範圍之內。
用天真到像一張白紙來形容,不知算不算最客氣的。
而我寫了許多文章,雖然只是批評自己政府的愚昧,卻也決定從此不要再去中國。
我立刻和許多人都不再聯絡。不必讓大家為難。
其中,當然包括沈公。
不只沒再通電話,連電郵我也再沒寫給沈公。
我知道那裡對一切聯絡的掌控有多嚴密,也可以想像他應該已經接過不少打招呼的電話了。
這樣,沈公和我斷了五年聯絡。
偶爾,想起和沈公在北京的種種,恍若隔世。
中間,只有從共同的朋友那裡聽來一些消息。
大家都說沈公生活依舊,還是常去潘家園,還是常坐公交車到處亂逛;餐宴照去,吃喝依舊,精神好得不得了,唯一就是耳背越來越嚴重。
聽著朋友的形容,沈公頷首微笑,雙手交搓姆指的神氣,就在眼前。
>>「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2018年春天,我突然接到沈公在紐約的女公子來信,說沈公會在那年夏天去美國,想見我一面。
大喜過望。
我安排了行程,濶別五年後,和沈公在一家義大利餐廳見面。
那一天本來我以為和沈公會有很多話要說。
過去沈公雖然不怎麼談六四,但是對1949年後,一直到文革的種種經歷倒談了不少。他會講他是多麼忠貞的共產黨員,各種鬥爭都相信黨是對的。毛澤東發動各種運動時,半夜發表一個什麼文稿,大家都要激動地上街遊行等等。
我聽他活龍活現地描述那些場景,也聽他說過林彪之死對他造成多大衝擊。
連永遠的林副主席都會背叛黨和國家,這使得他對過去所有堅信不移的事情都產生了動搖。
也因此,沈公常說他感謝鄧小平,不論別人怎麼評價,他認為中國文革之後的發展,以及他所能過上的日子,都是這位總工程師的功勞。
而我每次問沈公,文革有沒有可能再次捲土重來的時候,他都會微笑,也搖搖頭。
所以那天要去見沈公之前,我準備了一些問題,想問他對這幾年中國的看法。
只是見面之後,那天是我和沈公話說得最少的一次。
主要是,一見面就覺得,不必多問了。
另外,沈公確實耳背得厲害。雖然他仍然精神奕奕,但是必須靠著他耳邊很大聲地說話才行。他自己一開口,音量也非常大。
沈公問我最近在忙什麼,我說趁五四一百周年紀念的時候有個出版計畫。
「你有什麼書,有什麼資料要找的,就告訴我吧!」在那家義大利餐廳裡,他聲若洪鐘,然後又加了一句,「我願意永遠幫郝明義工作!」
我問他家人怎麼不試一下助聽器。她們說再好再貴的都買了,但沈公都說適應不了,不肯戴。
「其實戴一戴就會習慣,但是他就是不肯。」她們說。
「沈公,你怎麼就不試試呢?」我靠近他耳邊大聲說。
這時沈公又使出他那個可能是跟陳原學來的頷首微笑的絕招了。
那天,他對助聽器這個問題就一直保持微笑和沉默。他不回答,誰也沒辦法。
直到餐後上甜點的時候,沈公突然對著我又中氣洪亮地說了:「我早上出門,搭上公交車就坐到總站再坐回來。我可以一路看北京的風景,練自己的氣功,別人說些什麼我可以什麼都聽不到,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我聽了之後,忽然覺得聽懂了,就大聲地回他:「享受!享受!真享受啊!」
>>不屑老化、三花散頂
去年底,于奇告訴我沈公前陣子腿腫、腹水,住院檢查。
一周後出院,于奇去看他,沈公要她錄一段視頻給我。
幾經輾轉收到視頻後,我看沈公對著鏡頭還是中氣十足地說:「郝先生,我等你來北京吃辣的啊!」沈公從初識我開始,就一直封我是台灣最會吃辣的台灣人。
然後沒幾天,得知沈公去世。
我和于奇通電話,聽她所知道沈公去世前兩天的情形。
沈公回家後仍大致如常生活。元旦前後,北京遇上寒潮降溫。但沈公還是堅持要出門自己去買膠水,好回來剪貼整理資料用。
去世的前一天,他沒有像往日一樣在家喝啤酒。他大女兒看他氣力很弱的樣子不放心,就留下來在他家裡陪他。半夜去看他還睡得很熟。到早上再去看他,身體微溫,人已經走了。
我們兩人得到的共同結語,就是這真是個永不服老的人。
年紀再大,他也不怕喝醉摔跤。
風雪再大,也攔不住他出門準備工作。
他一定要盡情把自己的生命之火燃燒到徹底的乾淨。
絕不留下任何牽絆。
他不肯戴助聽器,不只是因為他圖個耳根清淨,也因為他根本就不想讓自己跟任何老化的象徵相聯接。
沈公不只享受生命,不只是不服老,還根本就是鄙視老化。
他根本沒法接受自己戴助聽器的形象,更不會等到自己可能要用手杖、用輪椅,甚至必須別人照顧的那天。
所以他必須用氣功把自己的狀態保持到最好,然後在無法持續的時候,就三花聚頂也三花散頂,把所有的精氣神一次耗用殆盡。
在他滿九十大壽的時候如此離開塵世,實踐了他期盼的無疾而終,用他自己的話説:「這不是很享受嗎?」
>>也無風雨也無晴
沈公走後,回顧和他來往這三十多年,最感欣慰的,還是為他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本回憶錄。
當年邀他寫回憶錄,有多重理由。
他目睹自己家庭從富裕而敗落,經歷上海從十里洋場到進入社會主義,很有時代感;
他個人從1949年前在一家銀樓當學徒,到考進出版社當校對,再一路成長為出版界的標誌性人物,過程很勵志;
在他一路成長的過程中,由秘書而編輯而管理者,對不同領域的工作都有自己獨到的心得;
他學習與見識的許多政治、文化、學術界人物,有太多精彩的軼聞和傳奇;
他經歷1949年後的種種運動,又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版路程的實際開拓者之一,必定對這段出版史有很深刻的觀察和總結。
最後,他還是資料控,想必可以整理出一些他人忘記或視而不見的資料,讓人拍案驚奇。
沈公最初都是打哈哈,不當一回事。
請他吃飯、喝酒,邀著其他朋友一起遊說,也不成。
像是要栓住孫行者般鬥法良久,最後終於說動他了。但是到實際寫出來,又是漫長的路程。
同事共同押著他簽下不只一張承諾書,還是一拖再拖,不知何時才會真正兌現。
這樣熬了至少應該有個十年吧,沈公終於交出了書稿。
交稿後又顧慮這裡敏感那裡敏感而一再刪節、調整,最後終於在九年前,在台灣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新書發表時,他還和家人一起來了一趟。
回頭讀這本書,雖然知道他還是隱去了許多地方,但發現所有當初邀他寫書的理由都有相當完整的回應。
這本書不只寫出了沈昌文個人在大時代裡的足跡,不只寫出了三聯書店的歷史,也寫出了中共建政之後的社會環境,還有思想、文化界許多不同領域的人物面貌。
更重要的,是沈公透過註解、關鍵時刻的重要政策文件和書信,留下了一些線索。這些線索不只有助於讀者勾勒過去的一些樣貌,也可能有助於理解當下,甚至對未來有一些想像。
謝謝沈公。
再會。
《報導者》網路版 https://bit.ly/3c2IcQ0
#沈昌文 #三聯書店
銀屑病原因 在 洪仲清臨床心理師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生命早期的創傷或慢性壓力會阻斷神經發展。
其後果是至成年時,我們有時無法做出最好的決定,例如飲食選擇、同居對象、是否吸菸等,而這些行為會提高罹患糖尿病、心臟病、癌症等各種疾病的機率。我們通常把這類疾病稱為生活型態病,因為其病因和生活方式息息相關。
壓力和創傷可能改變DNA,使身體更容易患病,而這種基因甚至可能遺傳給下一代。我們已經知道,有害的壓力可能改變身體的化學與生物狀態,影響直達細胞。
摘錄自《#哈佛醫師教你喚醒自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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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晚安:
昨天的贈書直播沒提到疾病與「自我認同」的關係,我感覺很可惜,今天下午特別請出版社授權相關文章,想做文字上的補充。
https://www.facebook.com/Psychologist.Hung/videos/466001611099283
下面有兩篇摘文,這兩篇摘文從大腦神經的角度,來談「自我」。要花一點時間看,透過閱讀這篇還有接下來的系列文章,可以幫助我們知道,我們平常在版面上所談到的,看似很抽象飄渺的說法,可以找到甚麼樣的依據。
我先從我們所熟悉的童年嫌惡經驗來複習,童年經驗影響我們的自我認同甚巨,這是我們都清楚的。而童年經驗到底如何導致疾病,從下面文章的分析,我們就能有個具體的邏輯。
祝願您,有空能在心理上回到童年,看見我們對自己的信念與認同,如何形塑成我們現在的樣子!
... ... ... ... ... ... ... ... ... ... ... ... ... ... ...
【文/ 傑佛瑞.雷迪格】
人生故事的重要性
我形容自癒現象是醫學界還沒有打開的黑盒子。商用飛機上的黑盒子會記錄飛行途中的資料並儲存下來,假如飛機失事墜毀,調查人員可以從黑盒子中汲取重要資訊,釐清事故原因。
我們每個人心中也都有一個黑盒子,記錄一生中所發生的大小事。我指的特別是記憶、過去的情緒、銘刻在心靈與細胞上的古老創傷與失落、根深蒂固的壓力與焦慮,這無法透過幾分鐘的靜坐或改變生活環境而消除,像安全毯一樣被我們緊緊握住的悲傷與嫌隙;對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身分、能力、應得或不應得的事物,在人格形成期逐漸確立。就像醫學界不願開啟自癒的黑盒子,我們多數人也對自己心中的黑盒子避而不談,不曾檢視這些關於自己、他人、世界的潛意識信念。
我這裡所談的黑盒子不只是譬喻,而是真有這種東西,比較科學的名稱是預設模式網絡(default mode network,簡稱DMN)。基本上,DMN包含大腦幾個鬆散相關的部位,包括大腦深處較古老的結構以及大腦皮層較新的部分,當你進行特定類型的思考時,這些部位會啟動,或是亮起來。之所以說「亮起來」,因為這就是透過功能性磁振造影所看到的模樣,大腦原本呈現銀灰色,而啟動的部位會像營火中餘燄未盡的木塊一樣閃現火光。
什麼事情會點亮DMN呢?做白日夢、想著自己和他人、在社群媒體上被點「讚」、想起過去所發生的事、想像未來可能發生的事、自省、察覺到自己的情緒的時候。基本上,當你沒有想著外在世界的事物,而是關注內心,進入較為自省的狀態時,DMN最為活躍。DMN渴望敘述,透過連結過去、現在以及我們認知中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來協助我們譜寫關於自己的故事。
我們以自己獨有的方式來解讀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並根據自己的認知來「記錄」這些事件。我們常一再想起重要的事(尤其是負面或感受強烈的經驗),當我們腦中回想起這些事件時,我們就以同樣的模式一再啟動DMN,生成神經路徑,其上的「溝槽」會隨時間加深。你小時候在學校是否曾在書桌上寫字?我記得書桌原本是平滑的米色木頭,我在上面寫字時,鉛筆滑過光滑的桌面。不過一次又一次描著同樣的字跡之後,書桌上的凹痕愈變愈深、難以移除。不用多久,我就只能沿著原本的凹痕寫字,描著不斷加深加黑的線條。當你一再回想創傷、壓力、記憶、悲傷等各種關於自己的信念時,大腦的DMN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
DMN是神經科學領域中相對新穎的概念,因此醫界對於這個虛無縹緲又極為重要的腦部系統到底包括哪些部位還沒有明確的共識。不過醫界一般認為DMN應該包含前額葉皮質(負責計畫、決策、調節行為的中心)、扣帶皮質(屬於大腦邊緣系統,負責情緒與記憶的形成)以及下部頂葉皮質(負責解讀成形的情緒並處理語言與感官資訊),這些部位共同造就了旁觀者眼中的「你的個性」,或是你自己眼中的「我」。神經科學家為DMN取了個暱稱:我網絡(me network),這是自我在神經生物學方面的根基;這些部位造就你的本性。
這裡我得暫停一下,我要說明的是,你的本性不全來自DMN,構成身分認同的因素不只有DMN,單一神經網絡無法表現一個人的全部。特別是在徹底療癒方面,身分認同遠不僅止於此,但DMN仍是很重要的一個起點,這是「你之所以成為你」的建築藍圖,你的生命、身分認同、自我意識、處事方法都是根據這份藍圖所建造。
那如果你的自我意識(也就是你的身分認同藍圖)是構築在負面、有害、受限的想法之上,那會是什麼情況?自己加諸己身的負面或限制信念會對大腦化學、對體內的壓力循環或戰或逃狀態、對生物系統、對細胞、對你的患病機率、治療能力造成什麼影響?你的黑盒子中是否有東西阻礙你治療,甚至提高你的患病機率?
……
你的黑盒子裡有什麼?
一九八五年,一位研究人員的口誤開啟一項研究,後來進而改變了現代醫學的景貌。文森.費利帝(Vincent Felitti)是加州聖地牙哥凱薩醫療機構(Kaiser Permanente)預防醫學部門的主任,他想知道為什麼患者一直退出他的減重門診。減重門診是預防醫學部門很成功的一項舉措,不過奇怪的是,這裡的中輟率高達百分之五十。參與者一開始的減重過程都很順利,穩定朝預設的減重目標邁進,不過之後卻經常突然退出,再也不來門診。到底為什麼患者總在即將實現目標時紛紛退出?
減重門診曾有一位模範患者,她在一年內減去三百磅(約一百三十六公斤),之後卻突然退出減重計畫,費利帝醫師看著預先寫下的訪談問題訪問她,卻出現口誤。費利帝醫師問(或以為自己是這麼問):「你幾歲開始有性行為?」患者回答:「四十磅(約十八公斤)的時候。」費利帝醫師對回答感到疑惑,於是又問了一遍,患者還是給出同樣的答案,然後突然放聲大哭。
費利帝醫師突然明白,他把兩個問題合併成一個句子了,他原本是要問患者開始有性行為的年紀,卻問成「體重多重的時候開始有性行為?」而患者脫口而出的答案,則透露出在別的情況中可能永遠無法說出口的真相:她小時候遭到性侵,第一次性經驗是在四歲的時候和家庭成員發生的。
這是一個真相大白的時刻。之後費利帝醫師調整訪談問題,擴大訪問範圍,很快就發現患者成功減重,正是他們退出減重門診的原因。有一位女性在短短三週內復胖近四十磅,因為有一位同事稱讚她的外表,邀她出去約會,她說:「過胖讓我受到忽視,而我需要的就是被視而不見。」因為她也曾有受虐的經歷。
由於口誤,費利帝醫師意外發現治療患者的祕訣。童年遭受性侵與肥胖之間的關聯相當深遠,而且後來發現其實也相當普遍。由於小時候經歷過創傷,這些人可說是把增胖當成生存策略。因此,醫師為患者擬定減重策略時不能只著眼於現在;這些患者必須回到自己的童年,治療當時的創傷,這樣才能減掉體重並維持不復胖,真正獲得健康。費利帝醫師與傑出流行病學家理察.安達(Richard Anda)合作規劃一項大型的縱貫研究,擴大調查童年創傷與現在健康狀況的關聯,他們發現問題遠超過性侵與肥胖,遠遠超過。
費利帝和安達醫師區分出十種童年壓力與創傷類形,他們稱之為童年不良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簡稱ACE)。他們在兩年期間內檢視一萬七千名研究受試者,研究方法包括身體檢查與訪問受試者的過去與童年經驗。他們發現童年創傷經歷與眾多疾病類型間都存在顯著關聯。虐待及忽視、喪親、目睹家暴、與精神病患者或藥物依賴者同住,或即便只是情緒忽視所帶來的持續、少量慢性壓力,這些種種經驗都是肥胖、糖尿病、癌症、心臟病等各類疾病的重要預測指標。或者,從端粒研究者布雷克本和艾波的角度來看,這會縮短你的健康年限。
那這些過去經驗到底是如何轉化為成年的疾病?
乍看之下,ACE研究結果顯示的是,童年早期的創傷與壓力容易培養出致病的行為。比方說,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的說明,ACE與疾病之間的關聯是:生命早期的創傷或慢性壓力會阻斷神經發展。其後果是至成年時,我們有時無法做出最好的決定,例如飲食選擇、同居對象、是否吸菸等,而這些行為會提高罹患糖尿病、心臟病、癌症等各種疾病的機率。我們通常把這類疾病稱為生活型態病,因為其病因和生活方式息息相關。我們許多選擇與習慣的根源可能來自童年時期的經驗,這是一項大發現,而現在醫界終於開始據此改變檢查與治療疾病的方式。我之所以說「終於」,是因為這些變化早該出現了。
費利帝和安達醫師於一九九八年首次發表研究結果,而國內所有醫師早在當時就該正視這項結果,重新評估自己行醫的方式,但多數人根本不屑一顧、置之不理。他們說:相關性不等於因果關係;他們認為童年創傷與成人時期患病只是巧合,因此不願接受研究結果。不過ACE研究的設計相當精良、一絲不苟,而且發布之後陸續獲得其他研究的印證,因此我懷疑醫界起初不願採納的真正原因是:這個問題太過龐大,假如我們認同ACE研究的結果,就必須徹底改變醫療方式,思考如何改造整個醫療業的基礎體系,這項工作規模龐大,令人不知該從何著手。
文森.費利帝描述這項開創性研究所受到的負面反應時說:「沒有人想要知道這件事,可是這是確實存在的。」
你看到CDC所闡釋的關聯途徑(童年經驗、神經發展受阻、危害健康的行為)後,很容易想說:喔,我沒有ACE的問題,因為我沒有那些不良行為。也許你做過ACE測驗,發現自己符合一或兩項描述,但你現在的習慣很健康。這樣很棒,不論是完全靠自己或生命中有他人的協助,這代表你成功培養適應力或應對策略,但不幸的是,這不代表ACE對你毫無影響。不健康的行為只能解釋半數與ACE相關的疾病,那另外一半的原因是什麼?壓力和創傷可能改變DNA,使身體更容易患病,而這種基因甚至可能遺傳給下一代。我們已經知道,有害的壓力可能改變身體的化學與生物狀態,影響直達細胞。ACE不僅會培養出致病行為,甚至會直接帶來疾病。
那如果你做了ACE測驗後發現自己不符合任一項描述?這也是一大好消息,但仍然不代表過去壓力、創傷、悲傷等經驗並沒有刻入DMN中,不代表你目前的健康狀態或治療能力完全未受影響。ACE研究證實有十種創傷會影響健康,導致疾病,但不代表其他類型的創傷不會造成影響,只能說我們還沒加以研究。
我研究自癒到這個階段,我知道我不能只看已獲得科學充分證實的證據。ACE研究著重於童年經驗,並證明這些經驗會影響健康。不過就某方面來看,ACE研究只是初步的工具,只是起點,無法完全囊括過去經驗對目前身分認同與健康狀態影響的全部面向。我不禁想知道,那其他從未有人研究過的經驗呢?ACE研究沒有含括的經驗呢?像是生命早期我們所接收到關於自己的概念、關於自己值得(或不值得)擁有什麼、關於自己有哪些不是或過錯?關於悲傷和心碎、關於心中對曾傷害自己的人所放不下的怨恨?這些經驗又會如何影響我們?我們對這些經驗的感知和解讀埋藏在體內,長達數月、數年、甚至數十年,這對我們有什麼影響?這會如何形塑我們的DMN,影響我們對自己的認知與定義?
我第一次讀到ACE研究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的未來一片黯淡。如果你的黑盒子中裝了一些晦暗的過去,後來得知防止這些經驗內化,扭轉神經發展與生理發展的最好方式是早期療癒,那你大概感到毫無希望。我知道我自己就是這樣。我在心中回想自己的童年與青少年時光,想起這些很可能使我罹患各種疾病的經驗以及多年累積的有害壓力。我做ACE測驗的時候,我發現我符合其中七項描述。
七項。
看到這樣的結果,很難不覺得自己注定疾病纏身。我那時才發現,我的父母都會對小孩的身心施虐,我們每天的生活都像是戰場,我和弟弟都會被打。父母以宗教之名逼我們過著匱乏的生活,母親要求我吃下腐壞的食物、發酸的牛奶,製造各種極端情境,藉此展現她能全面掌控我的身、心、靈。我認為她也承受著未曾妥善處理的失落經驗,也許因為如此,她和我(她最大的兒子)的關係特別惡劣。她曾說我們之間的問題始於我兩歲的時候,她週末出門返家後呼喚我時,我沒有回應她。她放不下這件事,因此我們的關係從未獲得修復。隨著我逐漸長大,她試圖灌輸我,我內心有某種劣根性。她差點成功了。很久以後,在我脫離原生家庭後才知道,如果當時有人了解我們家是什麼情況,社會機構一定會把我和弟弟妹妹帶走安置。
回想起來,我發現我是手足中受害最深的一個,不過他們現在也都罹患各種慢性疾病。研究本書中提到的這些顯著康復者,是改變我自己生命軌跡的一大重要因素,尋求治癒心靈的正道一直是非常貼近我內心的一趟旅程。對我來說,放下童年創傷,確保自己的身體沒有陷於慢性戰或逃的循環中,同時也能脫離原來的DMN。
新的經驗是塑造新DMN的一種方式,當你脫離每日例行公事,創造新的經驗,大腦就能脫離DMN,跳出預設的行為模式,這對改變思考模式並促進健康來說都是一大良機。脫離DMN後,你就有機會創造新的神經路徑,隨著時間一再強化,之後就能覆蓋掉現存的路徑。
DMN全名預設模式網絡,聽起來雖然很機械化,不過比起我們過去常說的自我(ego),其實是更為精準的說法。自我在大眾文化中的定義很不明確,不過基本上指的就是個人的身分認同或自我意識:我們如何整合無意識與有意識的自我、協調高等與低等衝動、判斷生命中真相的方法。不過我們提到自我時,常認為這是固定或永久的,但其實身分認同不是固定不變的。而預設模式網絡這個詞的優點在於能準確表現出,身分認同其實可說是神經突觸與路徑的一種功能,可以加以編輯或重新設定,就像地圖也可以隨著地貌的改變修改或重新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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