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惡因惡果
明成祖朱棣是我小時候就很喜歡的歷史人物:搬遷北京、五出漠北、修《永樂大典》、鄭和下西洋,樁樁件件都是極難的事情,也都在他任內達成。除此之外,他與佛教淵源頗深,是藏傳佛教許多大師的支持者與供養者。
最難的不外乎,他是史上第一個、在大一統王朝的情況下,起兵奪位成功的君主:他是朱元璋的四子,在朱元璋離世、傳位給孫子朱允炆後,身為朱允炆的叔叔,燕王朱棣從北方發兵南京,歷經3年餘的時間奪位成功。
然而,長大之後讀得書越多,越發現朱棣非常奇怪:他一方面功勳卓越、支持許多宗教活動,一方面殘暴無比。除了知名的方孝孺「誅十族」事件之外,有一次,他的後宮發生妃嬪中互相暗殺事件,最後牽連了上千人「剮刑」處死。
重點來了,朱棣在那段期間,每天親臨刑場看宮女們一個一個被剮死,史書說:「凡連坐者二千八百人,皆親臨剮之。」
他還有許多殘忍無比的所在與匪夷所思的極刑方式,蔡石山先生的研究表示:「毋庸置疑,永樂有過多的自我,而且擁有很多的美德......不過,他也有黑暗面,特徵就是不必要又未經思考的侵犯性,而這類侵犯性經常產生了暴虐和消耗。」
朱棣真的有自信嗎?朱棣得位後,終生最大的恐懼,出在「朱允炆」、也就是原本的皇帝(朱棣的姪子)下落何處,據說鄭和下西洋的一個重要政治目標,就是去尋訪朱允炆逃至何處。
很明顯的,朱棣的恐懼來自他的「得位不正」,透過邪惡手段所竄來的位子,自然惶惶不安,想透過更多的扭曲、來合法化自己的這第一個扭曲。
比如說,朱棣改了史實、將自己的生母從側室的碩妃、改成正宮的馬皇后,扭曲自己的出身,也是為了讓自己在爭奪皇位上有更高的合法性。然而,這種罪惡感終生追逐著他:為了平和這種罪惡感,他建立大報恩寺來感謝自己的生母。
如此,他極盡一切、扭曲一切,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只為避免這種自己一手創造的龐大精神壓力。
朱棣的故事對我來說,一直有很深的情感與啟發,當然概念上的理解,與真實生活中的徹悟是有距離的。但,蔡石山先生所說至允至當:「他也有黑暗面,特徵就是不必要又未經思考的侵犯性,而這類侵犯性經常產生了暴虐和消耗。」
為什麼他會有「本能侵犯」的性質,以及與此產生的剝削、欺騙、扭曲?或許因為他出身軍旅之中,從小看盡戰爭與殺害。無論如何,這種性格成為了他的毒癮與恐懼:他隨時害怕會被侵犯,因此決定搶先侵犯與攻擊;他隨時害怕會被欺騙,所以決定隨時都先欺騙與扭曲。
人會將自己習得的感知、投射到面對世界的方式,再因為這些方式,讓社會回饋到他身上:一個人覺得「萬事靠自己」的人、就會覺得別人也理應「萬事靠自己」,一個害怕受害而選擇主動出擊的人、就會活在四面楚歌的世界,也會覺得他人會攻擊他。一個算計他人的人、也就下意識會覺得自己會被算計。一個不信世界安穩的人,也會選擇蒙蔽與欺騙。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最可怕的是這種詛咒往往應在那種「自認聰明」的人身上:若是一個人個性相對怯弱、或是能夠耐著受傷、或是堅持某種信念,往往就不會發展出這種「扭曲迴路」。
「扭曲迴路」就是這裡所說的惡因,導致我們投射出一個扭曲的世界、並扭曲的回應著,進而活在其所產生的巨大精神壓力(惡果)之中。
我也有自己的扭曲迴路、惡因、朱棣,上述的每個迴路,都是我自己生命中發生過、我做過的事情。可怕的點在於,我的小朱棣(小Judy?)會刺傷、甚或絞死那些真心伸出手來的人、深深刺痛自己的愛人、愛自己的人,這讓我深感愧疚、疼惜與抱歉。
不過退一萬步來說,當朱棣操控著我的時候,那份因而產生的情感是否能稱之為愛,其實也很難說:缺乏了承擔、信任、忠誠與承諾的情況下,本質為掠奪、剝削和操控時,這能稱之為愛嗎?我也不知道。
當然,在遇到對的時機、對的人與對的啟發後,會更意識到、也理解到「愛是什麼」,愛需要學習、它很難,但這也是其珍貴的地方,不是嗎?
我覺得或許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人類是「習得性動物」,我們透過環境的學習、而長成自己的習慣。
我求學時代因為個人原因而酷愛孫權,現在回想起來挺變態的,史書對他的評價是:「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
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最終殺傷了自己摯愛之人、擊潰了他人後,讓自己更多的嫌忌。
或許當時的孫權,對身在求學期間的我是個典範(不是個好典範就是了),我也曾有沒有選擇的時刻。然如今,我有選擇了,深感愧疚與憐惜後,也就意識到自己能夠重新習得一個良善的世界觀。
當然,這種練習的開端,從意識到問題與承認問題開始,這是今天這篇自言自語的主軸:佛學認為,懺悔的基礎是「表露」、也就是公然承認自己的偏失,並努力往「不再犯」的方向前進。
還好我的生命中,除了朱棣之外,還有別的東西。
《慈經》:「願我無敵意、無危險。願我無精神的痛苦。願我無身體的痛苦。願我保持快樂。願一切有情眾生:無敵意、無危險。無精神的痛苦。無身體的痛苦。願他們保持快樂。」
With my deepest apology and regr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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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5日
地點:北京(紫禁城乾清宮)
事件:
林則徐在西城內辭行(註1)。
註1: 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九冊日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364 / 4556。
#知史討論 | 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的?(下)
歷史春秋網
從《本草綱目》來看,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仍侷限於藥用的範圍內,鴉片製成,尚沒有流變為癮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術用之」的事實,已明確無誤地表明,時人已懂得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並且借助它的藥力來縱慾了。從中我們已可窺見明代社會衍變中的風氣了。
毒品風靡
元初,蒙古人遠征印度。那時的印度已盛產鴉片,因此蒙古人得勝而返時,也帶回了大量戰利品——鴉片。一時,「士農工賈無不嗜者」。這可能是中國社會流行服食鴉片最早的成文記錄。
明代時期,儘管中國人已懂得從罌粟割乳漿中制取鴉片,但主要來源仍采自國外。當時的東南亞一帶,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導,多種植罌粟。《明會典》載:暹羅、爪哇、榜葛剌等地多產烏香,即鴉片。他們時常將「烏香」,即鴉片作為貢品獻給中國皇帝。據史書記載,暹羅國曾進貢給中國皇帝200斤「烏香」,給皇后100斤。直到民國時,有些地方仍稱鴉片為「烏香」。
由於進口的「烏香」急劇增加,明政府已將它列入納稅之藥物。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鴉片首次被列入關稅貨物的範圍。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頒布的《貨物抽稅現行則例》中規定:每10斤鴉片的稅銀為一錢七分三釐。隨著鴉片輸入的增多,民間漸漸出現了吃鴉片者。明成化年間,已有街市上販賣鴉片的記載了。到了正德年間,在廣東、福建沿海,當地富紳、地主食用鴉片已屢見不鮮。
鴉片是一種成癮物品,一旦成為社會供應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隨著食用人數的增多,鴉片的價格也直線上漲。有時因需求太大,價格奇貴,竟至於一兩黃金換取一兩鴉片。明代後期,不僅民間食用鴉片日眾,而且在京城與宮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續紺珠集》記載,鄭和之徒弟自西洋攜回「碗藥」,當時中貴多嗜之。這「碗藥」,就是鴉片。
鴉片特有的醉生夢死、飄飄欲仙的舒暢感,令朝廷貴族為之傾倒,甚至連皇帝也不能倖免。徐伯齡的《蟑精雋》曾記載,明憲宗曾令臣下出而收買鴉片,而明神宗就是一個 「鴉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長年不視朝政,戶部主事董漢儒說:「(萬曆皇帝)頻年深宮,群臣罕能窺其面。」究其原因,乃是「中烏香之毒」。由於長期吸毒,體質變壞,明神宗經常頒諭旨說:「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因吸食鴉片,他的性格也變得殘酷暴虐。而史家許熙重則把皇帝吃鴉片的責任推到奸臣身上。他在《神宗大事紀要》中指出:「帝之倦於正朝,多年不見臣工。實為奸臣毒藥所蠱。」究竟是神宗自己求取,還是「奸臣」有意用毒,尚待研究。但神宗是個鴉片癮者,應是不爭之事實。
再說清代的罌粟種植。由於清中期以後,各地民眾已知罌粟果制鴉片之法,因此,為生產鴉片而種植的罌粟,便在各地普及開來。
到了清代,罌粟主要通過海、陸兩條途徑流入各地。海路由東南亞諸地傳至台灣、福建。福建最早種植罌粟的,大約是福寧府的福安縣。在嘉慶年間,那裡的罌粟花已經盛開了。此後,又由福建傳入浙江。浙江的土壤顯然比福建的土壤更適合罌粟的生長。道光初期,浙江各地幾乎已是遍地罌粟了。1830年,御史邵正笏指出:「浙江如台州府屬,種者最多;寧波、紹興、嚴州、溫州等府次之。有台漿、葵漿名目,均與外洋鴉片煙無異,大夥小販到處分銷。」同樣,在安徽,「徽州寧國、廣德等屬,毗連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來棚戶串通該處業戶,私種分肥」。
陸路由印度經東南亞、緬甸傳入雲南。較早記載雲南種植罌粟的,是乾隆元年(1736)出版的《雲南府志》。雲南天熱多雨,是栽培罌粟的理想地,因此「滇省沿邊夷民向有私種罌粟」。該地出產的「雲土」(又稱「南土」)在土煙中為上品,產量也急劇增加。1839年,雲貴總督伊里布在一篇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緝獲煙土1.2萬兩。
雲南的罌粟很快傳入四川,至遲在道光元年(1821)時,涪陵一帶的農民已棄糧種煙了。所產人稱「川土」,據史料載:「川省五方雜處,間有吸食鴉片煙之人,會理州、平武縣一帶,毗連番界,尚有種植罌粟花處所。」從此不僅「川土見盛」,而且四川還成為罌粟傳播的中轉站。
罌粟由四川傳入貴州,在道光十一年(1831)時,貴州「尚無栽種熬煙之事」。但四年後,已有種、吸鴉片和開設煙館的記載了。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已是「遍載罌粟,熬煉成土」了。貴州巡撫賀長齡奏稱:「黔省民、苗雜處,多有栽種罌粟熬膏售賣之事……現據郎岱、普定、清鎮、貴築等廳縣先後查明民、苗私種者,或數畝、十數畝不等。此外,各州縣地方栽種牟利者,尚不知有幾。」
道光年間,罌粟的種植從四川北上傳入甘肅、陝西、山西等地。這樣一來,僅僅一二十年間,這一廣泛區域的農民「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
土煙氾濫的原因,除了民眾趨利之外,還有地方官吏的慫恿。在洋煙開始充斥之時,清政府內就有人提出以土煙來抵制洋煙的主張。道光十四年(1834),兩廣總督盧坤指出種煙的理由:「應弛內地栽種罌粟之禁,使吸菸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信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以土煙之利奪洋煙之利;也有人說:「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於種稻」;又有人說:「鴉片之利,數倍於麥,其益農者大矣」;甚至還有人認為「內地之種越多,夷人之利日減……不禁而絕」。
由於持以土煙抵制洋煙觀點的官員不在少數,因此,儘管清政府有禁止內地種植罌粟的政策,如較早的道光三年(1823)吏、兵兩部奏請酌定失察鴉片條例,要求禁止「私種罌粟煎熬煙膏」。此後,御史郭柏蔭奏請嚴禁栽種罌粟一折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番舶不通之處,皆由內地民田遍載罌粟,熬煉成土,地利、民生兩受其害。必當嚴申例禁,以除積習。」
但對於清廷三令五申的拔苗禁菸令,不少地方官吏卻持陽奉陰違的態度。他們在許多文告中,將鴉片改稱為罌粟花,將煙膏改稱為芙蓉膏,以表示有別於外國的鴉片。其結果,在1831年時,罌粟種植擴展到廣東、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煙與洋煙並行,加之土煙價廉,因此各地煙毒與日俱增。鴉片的氾濫,最終使中國蒙受恥辱,成為近代「東亞病夫」的象徵。
如今,一提及鴉片乃至毒品,人們大多是「談毒色變」。其實,絕大多數毒品,都具有醫療上的功效,只是過量服用後,可能會造成上癮等嚴重的副作用。在生活中,人們手術時要打麻醉,而手術後要打嗎啡止痛,有時精神不濟也會喝提神飲料……仔細去觀察,麻醉藥、提神飲料,其實或多或少都與毒品的成分有些類似。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吸毒」或許也可以被視為「基於不正當目的」而「過量濫用」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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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祖與太祖|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成祖朱棣是從淌血的靖難之役篡奪劇中,登上歷史的舞台。明成祖對海外政策態度上的改變,與他個人的因素有一定的關係。有人認為這是朱棣得位不正,篡立與殺戮的反激作用所致,甚至有學者認為,明成祖可能是一個癲瘋者。
在許多方面,明成祖可與他父親明太祖做比較。他們都具有雄才大略、猜疑心重,也擁有病態的殘忍性格。然而,兩人具有很大的不同點是,明太祖身為開國之君,對國內政治經濟給予細心的關注,對外政策卻是消極。其國策,基本上是在國內實行中央集權獨裁專政,經濟上重農抑商,使民勤於農桑,寧可選擇閉關自守,嚴密統轄其臣民。與明太祖不同的是,明成祖在對外政策方面卻比內政更發揮了積極性。除了他本身的個性,以及當時積累的國勢基礎之外,我們不難推測這是明成祖為了洗刷其「篡奪」壞名聲的意圖。
隱然地篡奪心理疑慮,反激了明成祖企圖利用對外偉業來轉移國內的視線,借由積極的外交手段以鞏固明朝之內政。建立偉大事功,創造萬邦來朝,君臨天下的盛世景況,構築一個以明朝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帝國之偉大盛世。如此盛景,提高了明成祖的威信,換取了得位的合理性。轉移國人目光,讓世人遺忘其篡位之殘酷記憶。
在處理邊境國家的對外事務上,明成祖更像是當年的元世祖忽必烈的繼承者。在南方,明成祖介入安南(今越南)陳、湖(黎)兩氏之紛爭,發動侵略戰爭,侵佔安南,置交趾布政司。縱然明朝統治安南期間實施一些不錯的政策,安南人民游擊反明的斗爭卻未曾間斷。明朝對安南的經營不易,至明宣宗時便放棄了這個得不償失的交趾布政司。
對北方,永樂八年(1410)至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一連五次親征蒙古。他不想消極地鞏固長城以防守,而是創造一幕幕空前絕後的皇帝親征漠北的積極政策。在第五次親征時,敵人遠遁,沒有交鋒,自己卻在永樂二十二年七月病死於榆木川(今內蒙古)的軍營中,結束了他65歲一生充滿欲望和不安的內心戰斗生涯。
對西邊的政略,明成祖派遣宦官侯顯,招撫格魯派第五代活佛宗喀巴,利用喇嘛教各派之權威,間接統治西藏。在東北之經略,則是在永樂七年(1409)招撫女真人,在黑龍江口的特林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
至於朝鮮半島,主張「反元親明」的李成桂自立為王,奉明朝為宗主國。在日本,正值室町幕府的三代將軍足利義滿時期,日本與明朝的關係在這期間也大為改善。以「日本國王」之名的足利義滿,遣使來華,表示愿與明成祖合作,聯合剿倭。這個舉動讓明成祖龍顏大悅,嘉許足利義滿是「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國者也」,並賜予「日本國王」「龜紐金印」,這是當時明朝皇帝對海外藩屬最高等級的封賜。日本則從明朝的朝貢貿易中獲得大利。
與此同時,明成祖大遣使團出國,招諭各地。在西方陸路上,永樂二年(1404)帖木兒於東征中國的途中病死,避免了一場東西兩大強國的激烈沖突,此乃「天助」了明成祖。旋即,明成祖頻頻遣使往赴西域,其中的吏部員外郎陳誠就曾三次(1413、1416、1420)出使西域撒馬爾罕等地,促使西域17國遣使來朝入貢。
海外之遣使招諭,其最著者,非鄭和下西洋莫屬。鄭和下西洋每次動輒2萬餘人,數十艘大型寶船(或謂百餘大小船隻)的遠洋航行,其航行區域之廣,詔諭國家之多,甚而把朝貢圈擴大至印度洋的阿拉伯世界,文獻所及更提及麻林(地)、木骨都束等東非之地。不僅如此,明成祖亦同時多次遣使琉球(今日本沖繩),及派遣張謙等出使「東洋」的蘇祿(菲律賓)、渤泥等國,強化與該區域的友好關係。
總而言之,欲探鄭和下西洋的本質,我們必須回探明成祖以及明成祖所推行的一系列積極的對外政策。鄭和絕不是孤立的神奇壯舉。事實上,鄭和只是貫徹明成祖對外政策中,頗有績效的奉行者。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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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明騎西行記,讓我想到多年前看張國立的匈奴以及最後的樓蘭女,手法是
有些類似的,真實的歷史時空,利用虛構的主角,去帶出作者想像或是猜測的可
能答案,為讀者製造另一種歷史的可能。
匈奴裡李力所觀察到的飛將軍李廣,讓我由衷為他流下悲劇英雄的憾恨之淚,那
一刻,歷史的人物不再只是平面的被描述,他有血有肉有恨有怒有怨。他為漢家
打下無數的沙場,卻無法如他所願馬革裹屍,一介將軍落得死不得其所的下場,
讓人唏噓不已!
最後的樓蘭女更加接近明騎西行記的精神,張騫通西域「鑿空」是東西文化交流史
上的一件大事,中間有許多太多文化開始衝撞的火花可以大書特書;明騎西行記也
試圖想創造出這樣的一個格局,甚至他所要帶出的世界觀比起張國立有過之而無不
及,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歷史上另一個重要的文化拓交史,而那些年,中亞及歐洲的
歷史變動又是如何的與東方串聯。
我們以為的中西交流,教科書上,總是停留在所謂的天朝進貢,虛華的假象,並無
法讓後人真正了解,當時的中國以外,發生了那麼多的事件,又與我們何干,讀過
的中國文化史與世界文化史,是被切割的,透過書中的描劃,中西歷史串聯在一起
了,中西文化的交盪與迴響變得不再只是片面性的,猶太人與回回如何在東方與西
方間,當起了穿針引線的角色,透過小說的穿插,我們可以在歷史裡找到更多的趣
味,甚至,那些死板板的名詞也生動有趣了起來。
但是,畢竟張國立是成熟的小說家,他的架構雖然沒有那麼貪心,但是小說角色的
刻劃功力,當然是高出許多,多年後我不會記得內容的每一場漢匈戰役,但我永遠
記得飛將軍死不得其所的不甘與憾恨,但宋慕,帶不出精采的歷史人物性格描述(好
吧!我現在知道鄭和除了是宦官外,還是個回回與色目人,他覺得中國人才是蠻子,
用神奇的報復手段想摧毀中國,但這是作者主觀式的訴說,而非我們從人物的表現上
所察),看完後,對人物的印象容易覺得薄弱,對人物描寫還尚需時間更多焠鍊。
PS:這時想起來,我的那兩本匈奴跟最後的樓蘭女不知道死到哪裡去了,
那可是十年前高中生涯的寶貴記憶,文中如有錯誤的地方,
請原諒老人家對於十年前的內容有點恍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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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如橄欖,惟有被粉碎時,才釋放出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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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23.194.1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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