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陽光>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除了以書店街聞名,也因為接近台北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成為律師事務所薈萃之處,其中有一位大律師陳鄭權隱於其中,不同於其他律師,他樂於幫助弱勢人民,幫助尋常百姓爭取權力,更是與前總統李登輝推動修憲、讓公民直選總統的主要推手之一!因陳鄭權認為,人都有基本權利,同時也有捍衛自己的能力,就好像每個人都能成為小太陽,可以發光、更能照亮別人的生命,這也是社會可以生生不息地運行的道理。
【律師界的「林肯」-陳鄭權】(上篇)
受訪者:陳鄭權 / 大傑聯合法律事務所所長
陳鄭權律師:「每個人都能成為小太陽,照亮別人的生命。」
初見陳鄭權律師,是圓圓的臉上掛著親切的笑容,講話條理分明,沒有大律師的大架子,其實他被稱為社會公理正義的守護神,有律師界的「林肯」封號,陳鄭權與高官權貴結識,但更多資源投注在社會基層,尤其極富同理心和愛心,獲得委託人全心全意信任,對於台灣社會經濟現況,也有獨到的見解。
陳鄭權的家鄉在桃園縣觀音鄉的農村,小農家庭出身的他,深信念書才能出頭天,大學考上中興大學園藝系,才讀半年,父親做小生意的公司就出現跳票問題,其實父親雖是負責人、董事長,但根本不知道支票怎麼被開出去的,也不明白跳票的緣由,而那時還有《票據法》,父親還要因此負民、刑事責任;陳鄭權心想,他大學學費一學期2000元,請律師一次開庭費就要收3000元!這對家庭是不小的負擔,而且當時的委任律師對官司情況一問三不知,因此他毅然轉到法律系就讀。
陳鄭權到法律系日夜苦讀,一邊跟著父親的委任律師找資料、跑法院,不懂之處立即向師長求教,並到老師開的律師事務所去打工,那時一個月打工薪資5000元,他就拿其中1000元給打字小姐,拜託多COPY一份訴狀給他觀摩,也幫著老師處理案子,從登報啟示、支付命令、本票裁定、存證信函等,吸收滿滿經驗,因此法律系才讀兩年,陳鄭權自己就會寫出文理並茂的訴狀,又有跑法院的實務經驗,大學畢業就高考「律師」、「法官」、「法律研究所」及格,成為中興法律「三元及第」第一人。
台灣一年僅錄取80名法官、10幾個律師,陳鄭權謙虛地說,他可以一舉三元及第,是因為祖先功德庇蔭,他認為一個人一生中,有銀行、「功德簿」兩本存摺,他年輕時提出來用,現在有能力後要存回去,為他自己存,也為下一代存。而他在觀護人協會、生命線協會、社區守望相助協會等數十個非營利組織都擔任顧問、理事長,親朋好友都知道,如果陳鄭權找上門,不是要借錢,是要相揪一起做善事、做公益。他也鼓勵年輕律師,可以對親友做些無償法律服務,訓練自己對法律的熟悉度,而且這是延續性的,親友也可能回過頭來委任案件。
陳鄭權關心基層,從出身地桃園開始,桃園也是全台灣工業區最多的縣市,基於回饋家鄉與在地勞工的心意,他也鑽研《勞工法》,他說,勞工是社會弱勢的一群,但「萬一在路上跌倒,扶我起來的可不是達官貴人,是這種普通人啊!」而且幫助勞工,很快就會被信賴、被當成大貴人,會有立即性成就感,他處理過不少公司破產的案子,主張清算資產剩餘的錢一定要優先給勞工,也幫忙爭取調薪和獎金。陳鄭權因此是桃園各大工會最信賴的律師,常獲邀在《公共電視》的勞工講座出現
經歷許多勞資糾紛,陳鄭權自己開律師事務所、當老闆更是大方,年終加績效獎金平均6~8個月,有默契、經驗十足的員工願意留在所內30年,他認為員工可以分擔自己的事業,讓自己有時間做更多服務社會的事:「沒有錢跟銀行借,但時間沒有辦法借,更不能存。」因此他雖演講上萬場,出庭五萬次以上,辦過超過兩萬件案子,是司法院網站辦案數量紀錄的前三名,還是有餘力培養出50名以上律師。
「同理心」是律師專業素養之一
陳鄭權認為,要當律師、以法律為志業,「同理心」是專業之外最重要的素養:「要跟被害人都站在同一陣線」,一般人捲入官司,經常是緊張又難過,覺得自己怎麼那麼笨,如果委任律師這時又大罵當事人,是讓當事人心情更加雪上加霜,他以自己在當兵是部隊軍法官,處理過不少兵變的情況為例,這些軍人都身懷槍砲實彈,萬一心結沒有化解、可能真的開槍走火,小小的情緒會造成國安危機的!
話鋒一轉,陳鄭權說,普通人會害怕法律、不敢找律師、不敢上法院,因為現在台灣的司法系統,不能讓人民相信法院法官判斷正確,其實現代社會、生活越來越複雜,有衝突不可避免,官司越來越多,但要一般民眾要知道,找律師能夠獲得專業協助、上法院可以得到公平的判決;他表示,每個人都生活在法律中,鼓勵平常人學著用法律保護自己,建議可以結交一個懂法律的朋友、或自己讀EMBA了解法律、更可以鼓勵孩子習法。
陳鄭權說,台灣有許多判決脫離現實,法官也被稱「恐龍法官」,一部分是因為台灣的法官都是考試考出來,受限資訊與生活經驗:「就好像美國中央公園的馬戴著只能看前面的眼罩,雖不受到情境的干擾,卻也忽略的其他民情反應」。他認為一位好的法官、正確的司法系統,對錯要清清楚楚、合乎善良風俗、值得人民信賴,否則動不動私下解決報復的事情層出不窮。
(未完待續)
#生命中的陽光
#大傑聯合法律事務所所長陳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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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淡的康乾盛世
歷史春秋網
作者:陳路
中國朝廷似乎免不了被滅亡的命運,宋太宗得知日本天皇是萬世一系的時候,表達了自己的羨慕之情。
在傳統的歷史敘述中中國的大一統王朝往往經歷初創、發展、繁榮、衰落四個階段。其實,這就是積累充足和不充足的區別而已。在前兩個階段,尤其是第一個階段,往往大家都很窮,這種窮是超越階級的普遍貧窮。到後來積累充足了,因分配問題開始走下坡路。拋開日本天皇和中國皇帝在政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日本之所以「萬世一系」,很可能和他們一直貧窮有關。
探花不值一文錢
經歷了晚明大變局後,清朝初年是十分貧窮的,葉夢珠、呂留良都曾記載,「今日之窮,為羲皇以來所僅見」,「四海之內,日益窮困」。但滿清並沒有與民「休養生息」,在清朝初年,順治皇帝接納朱國治的意見,還搞了偷稅漏稅的普查。
這本無可厚非,一個政權即便對社會寬鬆,但還是需要一定的資金來維持正常運轉,但剛剛從東北過來的清朝皇室的做法,顯然太過野蠻。他們制定了剛性規定,只要是欠稅的,不管官職大小,也不論數量多少,當官的一律降兩級,有功名的,從秀才到進士,一律革去功名。如果什麼都沒有的,請君入獄。就有這樣一個倒霉蛋,他叫做葉方靄。他是順治十六年的進士,還高中探花。朝廷按照規矩,讓他當了翰林院編修,官職品等為正七品。
他家世代為讀書人,土地並不多,官府清算之後,發現他少繳了一文錢。由於當時的政治氣氛,數量雖然微不足道,也被報送到朝堂之上。要知道,那時候清廷已經急紅了眼,奏銷案牽扯了一萬多人,多他一個也無妨。於是,葉方藹便被革去了功名,好不容易得來的探花也丟掉了。這一年發生了很多大事,順治皇帝本人也駕崩了,新登基的是年僅八歲的康熙。葉方藹藉著新皇登基的契機,自己上表陳清,表示確實欠了一文錢,也願意補交,希望能得到開恩。可是,這個請求卻被無情的駁回。
消息傳到老家,苦中作樂的百姓將此事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到處流傳有「榜眼不值一文錢」的笑話。從這裡,我們不禁產生一個疑問,滿清在草創初期,為何會如此敲骨吸髓式的盤剝,還波及到了算是統治階層的葉探花呢?
康乾盛世怎麼來的?
順治時期稅收收入,和萬曆晚期差不多,而遠高於崇禎時期。剔除徵稅能力不考慮,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說明實際上在清代初年經過長時間的戰亂和80%的人口損失,中國家庭仍然能保有一定財富。
一直到滿清統治者沒有下限的勒索,才變成全國性貧困。經過大亂,還能禁得起滿清統治者勒索,也能反證明末的中國家庭是相當富裕殷實的。更別說達官貴人。大明公司最後一位董事長朱由檢,為了軍餉問題,頭疼不已,甚至把故宮大門上的銅釘都拿去熔作貨幣。
當時的一條解決方法就是以皇帝的名義去借,史料有記載,有人提議讓崇禎皇帝去跟京官和商人借錢,少則五百,多則一千兩千。「俟皇上財用有餘還之」,結果無人肯借。崇禎皇帝只能大發感慨,說跟那些達官貴人借錢,他們不肯借。真要等流寇來了,照樣被搶光,真是愚蠢至極。等到大明這個公司沒有了資本公積,沒有了法定公積,沒有了利潤盈餘,最後就只能山窮水盡破產清算。朱董事長的結局值得我們同情,但那些不肯借錢的人是不是就很可恨呢?
要知道在古代賺取財富,獲得資產積累就必須通過儲蓄。這就得靠一代又一代守財奴對家產的守護,通過時間來完成原始積累。不能怪他們拎不清大勢,我們也只是站在新世紀開上帝視角罷了。而中國最後的帝制王朝,秉承了老百姓錢太多不太好的思路,玩命把民眾往死裡盤剝,也不知道是誰發明的康乾盛世的說法。朱由檢征不上稅,也代表了人家是要臉的,儘量不擾民,跟滿清比起來,他吃相好看得很。無怪乎,人們都懷念明朝。
崇禎如果不顧吃相會如何?
拋開東林和閹黨忠奸的問題,假設崇禎沒有誅殺魏忠賢,利用閹黨制衡東林,是否能征到稅,讓明朝免於滅亡呢?古代中國王朝的統治,高度依賴於由文官構成的職業官僚系統。
無論是對資源的汲取還是分配,這套系統都遠較其他文明的政治系統要高效合理的多。但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等價交換才是世間的真理。古代王朝在享受這這套系統創收的同時,也必然要承擔維繫這套系統所需要的成本。而汲取與分配能力的高效,意味著需要具備相應的規模和專業性,自然這套系統的維繫成本也就遠較日本、西歐那種封建化的治理系統要高的多。
而且,這套系統本身並非固定不變的。人類社會的各種組織體系其實也如人一樣,有著強烈的自我壯大的傾向。與官僚體系的壯大相伴隨的,是資源與分配能力的擴大。但是社會上所能夠被汲取的資源是有限的,官僚體系的自我增殖是無限的。這有限的資源汲取一旦不再能滿足不斷自我增殖的官僚體系的需求,這個體系的第一反應就是削弱社會救濟來維繫組織自身的存在,由此便會形成亂源,從而導致王朝的崩潰。
閹黨的成員,很大一部分也是文官,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層面,和東林並無不同。但是你別看崇禎天天哭窮,當時官僚系統的汲取能力卻是空前的強悍。如果顧炎武所言屬實的話,當時明末地方所收繳的稅賦,已經有九成被解送朝廷,地方所留不過一成,可以說幾乎所能汲取的資源都已經完全被轉移到中央去了。滿清比大明佔便宜的地方在於,明末改朝換代的大規模戰亂,實際上相當於給社會整體來了一場徹徹底底的格式化,特別是對官僚體系的格式化。
清朝初期官僚機構的規模是很小的,有時在編的官員數量甚至不超過萬人規模,這與明末十幾萬的龐大編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船小好掉頭」,所以滿清才有精力對欠一文錢的葉探花進行懲處,換到乾隆後期,你試試?
滿清為何沒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康乾盛世雖然是吹出來的,但是整個社會趨於穩定也是事實,只要不出現大的動亂,人們的財富還是能越來越多。
當滿清走到王朝的一般規律時期,為何又延長了那麼久的國祚?農業社會,積累普遍充足時期,必然面臨兩種道路選擇。一是原有通道的擴大,二是新通道的開闢,比如工商業。因為工商業的效率要高於農業。這世界,永遠是高效率行業吸收低效率行業的過剩產能。這就是為何富士康當年出現了那麼大的新聞,那些年輕工人為何不會義無反顧回家種地的原因。同理,可以解釋為何某知名人物會喊出「996是福報」的口號,拼夕夕員工的淒慘絲毫不影響它的股價躥升。
就目前社會而言,互聯網行業的效率算是最高的。可發展工商業,需要一個工具,那就是槓桿,也就是負債經營。崇禎跟人借錢都不行,說明了在農業社會搞這個是太難了,因大夥兒的思維慣性接受不了。就跟改革開放沒多久,很多人下海一樣,當時可是銀行主動給人貸款,人都不敢借。滿清到了晚期,也遇見了晚明同樣的問題,但他們卻沾了全球化的大便宜。
那就是西方列強的到來使得過去封閉的經濟體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滿清不再依賴於傳統的農業稅收來維繫系統的運作,而是可以通過關稅以及找西方列強借債來維繫系統的運作。所以滿清不但扛過了太平天國這個大劫,又續了幾十年,還能砸錢搞洋務搞近代化。如果沒有每年上千萬兩收益的關稅和抵押權益換取的各項巨額貸款,這些大動作幾乎都是難以想像到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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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官貴人借代 在 張哲生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2021年2月6日傍晚,臺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5、7號,超過70年歷史的明星咖啡館。(張哲生 攝)
1949年,一個18歲的建中畢業生與6個年紀比他大三輪的俄羅斯人,在臺北市武昌街開啟了「明星」的璀璨歲月。
故事要從更早說起。1917年俄國共產黨發動革命,一位出身貴族的俄國沙皇侍衛隊指揮官艾斯尼(Elsne),跟著軍隊奮戰不敵之後,一路輾轉流亡到上海;此時他的同鄉布爾林於上海霞飛路7號開設「明星咖啡館」,後來艾斯尼跟隨國民政府到了臺灣,因緣際會下認識了當時年僅18的簡錦錐先生,結為忘年之交,且跟幾個俄國同鄉,包括布爾林在內,於1949年在臺北武昌街一段7號合作經營「明星西點麵包廠」,並於麵包店二樓開設「明星咖啡館」。
「明星」名稱是從其俄文店名「Astoria」而來,「Astoria」是俄語「宇宙」之意,明星正是星海中最美麗的那顆星。
早期的明星咖啡館只靠著販賣俄羅斯風味簡餐與咖啡,配合著明星麵包店的俄式麵包與西點,以異國風味吸引著臺北人。每天下午四點、五點,不少外國使館與達官貴人的黑頭車紛紛來到武昌街,等著在第一時間購買剛出爐的麵包回去,蔚為奇觀。加上來自俄國的蔣經國夫人蔣方良當年時常造訪明星品嘗家鄉味,她每回必嚐的是「俄羅斯軟糖」,這可是當年俄國皇室御用的點心。這些故事都讓明星咖啡館增添不少神秘的傳奇色彩。
明星咖啡館一開始吸引的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達官、商人,絡繹不絕,畫家們像是郎靜山、陳景容、楊三郎、顏水龍也常到此聚會。到了1959年,詩人周夢蝶在咖啡館樓下騎樓擺起小小的書攤,引來一些愛好文藝者聚集。往後21年,這裡成了動人的臺北文學傳奇。
時光雖匆匆,但至今還是不少人記得騎樓下的消瘦黑衣詩人。書攤營收有限,詩人曾一度餓昏倒地,簡先生伸出善意援手供他熱食,傲骨詩人卻堅持自己買單。只能喝得起一杯咖啡,或許太苦,也或許為添增飽足感,周夢蝶於是加了8顆方糖,這杯咖啡最後是苦是甜,只有詩人肚裡分明。從此,開啟了明星咖啡館與作家的相知相惜。
許多人在騎樓下買書之後,到二樓的咖啡館喝杯咖啡、閱讀,有時也和周夢蝶一起聊聊。有冷氣的咖啡館環境比家裡好得多,初初嶄露角的年輕作家流連於此埋頭寫稿。像是三毛、黃春明、林懷民、白先勇、季季、陳若曦、楚戈、方明、劉大任、王禎和、陳映真等人,一杯咖啡,可以坐上一日,篇篇動人的文學作品,在明星咖啡館誕生;《現代文學》、《創世紀》、《文學季刊》也曾在此編輯討論。
裝潢帶有古樸歐風風采的明星咖啡館,彷彿是近代臺灣的文學沙龍。白先勇說:「臺灣六十年代的現代詩、現代小說,羼著明星咖啡館的濃香,就那樣,一朵朵靜靜地萌芽、開花。」據說白先勇最愛二樓樓梯口靠近櫃臺的座位,面對一屋子眾生群像。不知道他的代表作—小說「臺北人」所描述的一個個鮮活臉譜,是否其中有乞靈於穿梭過明星咖啡的身影?還有作家將明星咖啡館當作第二個家,例如初為人父的黃春明,就曾在咖啡館的桌上為寶貝兒子換尿布。
80年代,臺灣經濟逐漸起飛,股票高漲至一萬二千點。全民炒股的熱鬧反而成了明星咖啡館熄燈的主因。簡錦錐回憶道,當時股票族佔據了所有的桌子,作家反而找不到位置坐。再加上自身體力日衰、女兒旅居外國後續無人接手,從1949到1989長達40年,明星咖啡這閃亮的臺北之光,暫時熄滅了。咖啡店關門了,但一樓的麵包廠依然在,二樓空間則租予「居仁堂素食館」。
麵包店的經理說,這15年間,不斷有客人跑來要喝咖啡,老顧客頻頻詢問不是說休息3年嗎?怎麼一晃15年過去了,依然不見咖啡館蹤影?直到2003年一場火災後,在舊日粉絲連署奔走下,咖啡館浴火重生,簡錦錐的女兒簡靜惠自美返臺,重新打造明星的光采。
老闆簡錦錐說,白俄羅斯人於1958年時曾經動念將明星賣掉、結束營業,或許因為位於城隍廟正對面,在中國習俗裡是正沖,一賣兩年沒有人敢買,方才持續營業。1989年明星咖啡謝幕,原以為這個號稱「臺灣近代文學永遠的地標」40年的傳奇篇章,就此逐漸淡出臺北人的記憶。
但也或許因位於廟前亦得神佑,大火一場只是虛驚,煙燻明星,反而帶來了再生的機會,也讓眾多文人想起曾經擁有的美好時光。眾多桌椅有的送給客人,多數借放至埔里寶岩寺的倉庫裡,一放十多年。直到九二一埔里逢大難,該寺幸運安然無恙,倉庫裡的老家具們依然安好。或許,正是時候到了吧,加上火災挑起了機緣,明星咖啡館在眾人的期待下復活。
2004年5月,消失15年的明星咖啡館重現臺北了。
現在的明星,試圖重建當年的原貌,用的是老桌椅,開心迎進老客人、新客人。屋裡隨處拾起,都是一塊塊的歷史拼圖,拼湊起60年來的歲月。
依然羅曼蒂克,依然燈光溫柔,看著明星咖啡館,簡錦錐笑言,這裡是相親好地方,暫停的時光並沒有造成任何的距離。
然而,有些時代、有些世代已經走遠了。老客人回來點上一杯咖啡,追憶似水年華,也有祖父母帶著孫兒,來到他們年輕時駐足的地方,讓故事一代代延續下去,新的世代創造著新的時代。
而當年的少年家常客,有不少已是文壇或藝壇巨擘,他們也回來明星舉辦活動。如林懷民、陳若曦等人,在復業後的明星三樓不時煮咖啡論劍。文藝青年兩鬢已班白,但豪情不減當年,也讓文學氣息再度與咖啡香相遇。
或許,味道會有點不一樣,但重新點上燈的明星咖啡館,已成為一種新的力量,延續再延續⋯⋯
明星的歷史沿革:
1917
俄國發生「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白俄人喬治艾斯尼(George Elsner)身為皇室貴族顛沛流離哈爾濱,三年後輾轉到上海法租界。
1920
白俄人布爾林洛維赤(Petter Noveehor)於上海霞飛路(今淮海中路)開設「明星咖啡館」。
1949
白俄人喬治艾斯尼(George Elsner)隨國民政府來台,相識台北人簡錦錐,並於北市武昌街一段5號開設「明星西點麵包店」,當時為西門町唯一的西點麵包店,轟動一時,也深受前總統蔣經國夫婦喜愛。
1950
於二樓開設「明星咖啡館」,成為當時外國人首屈一指的西餐廳,尤其是俄國人蔣方良女士,更愛於此會見俄國人士,一解鄉愁,回味俄國料理。聆聽家薌音樂。
1952
韓戰停火,由於台海情勢未明,布爾林等人移民至澳洲等地以躲避共產黨威脅,明星股權首次重組。
1959
明星詩人周夢蝶先生,周夢蝶開始在明星一樓賣書,所賣書本包含詩集、哲學、經濟、散文、小說等,甚至還包含大陸禁書,吸引不少文學同好,逐成風氣。
1960
房地產權移轉,明星股權二次重組。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創辦《現代文學》,定期於明星咖啡館聚會。
1966
《文學季刊》創刊,尉天驄、陳映真、黃春明等人時常在明星三樓校稿討論內文,黃春明之子國珍甚至被稱做「明星之子」。《看海的日子》因而誕生 。
1980
周夢蝶先生因胃病開刀結束20年來在明星一樓的書攤生涯。並轉至2樓明星咖啡館繼續與文學愛好者聚會。
1989
明星2樓咖啡館暫時停業。
2003
明星二樓素食店發生大火,所幸沒有發生重大災情,經媒體批露後,許多老客人紛紛來電關心。
2004
重新開幕,2004年5月開始試賣,7月盞燈再現,邀請台北市長馬英九及文壇重量級作家,如周夢蝶、黃春明、龍應台、林懷民、隱地、羅門、蓉子、陳若曦、李瑞月、劉秀美、楚戈…等人出席開幕茶會,各家媒體相爭報導此一盛況,並確立了明星咖啡館為文藝沙龍的地位。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曾說:「沒有明星,即使後來有雲門舞集,也不會是現在的模樣。」
2009
明星60周年慶暨創辦人簡錦錐先生新書《武昌街一段七號》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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