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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的鹽
　
「其次，刻意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他認為２２８事件是『中國高官、逼台灣民』的省籍對立剝削．他表示，１９４７年２２８事件爆發，當年國民黨接收台灣，外省人壟斷了所有的權位．果若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他的父親怎能有此機會擔任官派首長？」
　
「陳建仁的這場演講，刻意偽裝家族是２２８事件受難者、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隱滿家族豐厚成長背景，以及誇張了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而刻意不論政府在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這場謬誤不實的演講，不但扭曲了２２８事件及威權時代的真相，也彰顯一個知識分子袒護當權者的墮落，更著實豎立蔡政府的新威權．」
　
這什麼墮落文章？提及事實叫做操弄族群對立？要戰陳建仁祖宗八代就算了，順道扭曲二二八真相？
　
二二八本來就跟省籍衝突脫不了關係，國民政府來台就是實行殖民統治，「中國高官、逼台灣民」、「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這本來就是事實，說是實行殖民統治，怎麼會讓本省人位居高位？就算讓本省人當官，其動機為何？難道不是效法清廷以番制番，來個以台制台？這不就是過往外來獨裁皇權對於本土居民的高壓手段？不就是為了靖綏所以採取的統治方法？如同中國共產黨在人大安插的台灣省代表，藉以加強殖民統治與侵略他人的正當性？
　
難道說，港人林鄭擔任特首，就等於「中國政府沒有排斥香港人，重用香港人？」林鄭鎮壓反送中運動，是站在香港的人角度著想，還是站在中共的立場？林鄭的自主性有多少？能代表香港人嗎？她是當作樣板宣傳，還是讓香港人自己當家作主？我們可以用林鄭來合理化中共對香港的暴政嗎？可以用香港本土警察攻擊香港民眾，說明他的行動是自願的？他們樂意這麼做？可否將真兇中國政府下的明明白白的指令，扮演的角色徹底去除？香港人自己殺死自己？說中國政府制定的國安法是為了「護國、保港」？
　
如果不行，怎麼會拿陳建仁的父親當過官派首長，所以沒有「中國高官，逼台灣民」，沒有「追究台灣人民的政治忠誠，剝奪他們參與公職的權利？」
　
真敢摸著覽趴說，二二八「外省人沒有壟斷權位？」、「沒有中國高官逼台灣民」？　
　
不如這麼說，要是陳的父親有所抵抗，或者說，拒絕擔任，違背黨國意志，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本土人士擔任國民黨的官，就不會面臨到黨國的壓迫？　
　
難道要效法李敖的說法，因為有少數外省人被毆擊，所以變成「臺灣從光復 以後，從日本人手裏，我們中國重新把它拿回來以後所發生的一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一個嚴重的衝突」、「台灣人殺外省人」、「軍人並不知道誰該殺誰不該殺，有一些臺灣的人，張三跟李四的不對，張三就鼓動軍隊去殺李四，所以嚴格的說起來，最後的殺來殺去的局面是臺灣人殺臺灣人」、「台灣人自己殺死自己」？
　
這是部分替代整體的謬誤．
　
按照李敖的說法，外省人被殺了十天，死了數萬，但警備總部紀載的的外省人死亡人數為５２人，然後李敖說本省人死亡數字是炒作，所以把受害者的數字驟減，被波及的人數誇大，所以整體就變成「元凶是台灣皇民日本兵」？
　
這種被害者當成加害者，加害者變成被害人，國民黨無罪，蔣介石鎮壓暴民的黨國史觀，不就跟陳儀的記者會和黨國報紙專門強調外省人傷亡，遮蓋自己暴行無異？
　
迫害外省人的又是誰？不分本省外省一齊鎮壓的始作俑者又是誰？不就是外來殖民政權嗎？警備總部之下的忠義服務隊，在台灣實行反間工作，專門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利用黑道流氓在各地製造混亂、燒殺擄掠，製造派兵的藉口，這怎麼不提？所以忠義服務隊利用黑道或吸收台灣學生，滲透台灣民間，可以說成是讓本省人當官，「外省人沒有壟斷權位」？因為忠義服務隊隊長許德輝是本省人？林頂立這個「半山」是軍統裡的本省人？
　
誰收買他們的？誰指揮他們的？誰下達命令讓他們去殺害手無寸鐵的學生？
　
「柯遠芬引導監察委員兼監察院特派臺灣監察使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廣場，指遍倒在廣場上的數百具屍體說：這些就是昨晚進攻這個倉庫，被國軍擊斃的奸匪暴徒．楊亮功無言．後來楊亮功對他的跟隨人透露：倉庫附近並沒有戰鬥過的跡象，死者都是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又沒有攜帶武器……這數百名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就是昨晚在市內各派出所維持治安，而機槍步槍齊響以前，被憲警，林頂立的『行動隊』和許德輝的『忠義服務隊』所拘捕、押到圓山倉庫前面廣場，被國軍擊斃的．」
　
誰使百姓為了自保互相舉報？誰用利益誘惑他們讓他們互相殘殺？
　
警備總部接收了西本願寺，以「整理情報」、「收集情報」之名，進行逮捕、監禁、拷問之實，結果把外省人歐陽可亮給捉進去，稱他為「３４號」．
　
「一種叫做『跪鐵鍊』的拷問，是教犯人坐上鐵鍊，讓鐵鍊的凹凸不平，叫人疼痛不已．還有一種『踏木桿』，教人跨坐到一根削尖的木材上，然後由二個人用力從肩膀下壓，屁股嵌入木桿，痛的連尿都會閃出來．也有人陰莖被通電流，因而喪失生殖能力。聽說在詢問室的隔壁，一些被判死判的囚犯還被用來練習空手道呢．甚至曾經謠傳，死去的人的鬼魂經常出現．」
　
「他們說我和台灣共產黨的林樑材同謀造反，無論如何，都不能教我心服口服．我抵死抗辯．於是，他們從另一個角度詰問我：『不然，你清楚地交代你的經歷．』」
　
「我父親是外交官，我在北京出生，到國外留學過一段時間．回國後，任教於各大學」．
　
歐陽可亮在獄中，和其他獄友相識，旁邊有一人和他搭話，
　
「我叫王育霖，是建國中學的老師，也擔任『民報』的法律顧問。我有個弟弟在台南．如果你可以離開這裡的話，能不能請你告訴他，我最後被關在西本願寺的事．」
　
「沒問題，我叫歐陽可亮．我們大概沒救了吧？不過，像你說的，我也要拜託你，如果是你離開這裡的話，請把我的事情轉告大同的林挺生．」
　
「林挺生，他是早我一年的高中學長．」
　
「我不記得王育霖到西本願寺是十四日或十五日，不過確定是比我晚進去的．他什麼時候死的，我也不知道．到我離開西本願寺的三月底為止，他應該都還活著的．」
　
歐陽可亮不久就被釋放，他的太太向上海的吳元黎告急，吳元黎再向南京的父親吳鼎昌求援．吳鼎昌便直接打電話給陳儀，要求他「不要殺歐陽可亮．」
　
但是其他同在獄中的人，可就沒那麼幸運．
　
歐陽可亮出獄了以後，又被姚虎臣勒索，即是當初關押他的警備總部第二處處長，他身兼三個職位，訓練總隊長和綠島集中營主任，專門懲戒流氓，本身的行為卻跟流氓沒兩樣－甚至比流氓還惡劣，他把放出去的人又捉了回來，向他們勒索贖金．
　
和歐陽可亮一同被姚邀請的，還有林挺生、林子畏，林子畏是「全民日報」的社長，批評陳儀被威脅，於是將全民日報頂讓給林頂立．
　
「你們都是台灣有名的大企業家－」　
　
姚虎臣說，　
　
「和你們比起來，我不過是一介武夫．台灣呢，比我想像的還難治理，而且物價又貴．只靠陸軍少將的薪水，不容易生活的喲．」
　
「所以，要和你們打個商量，」、「能不能請你們各別寫張借據給我？」
　
我們四人互相看來看去．

「借據？是說我們向姚處長借了什麼東西嗎？」林挺生問，
　
「沒錯，中國的作風是以黃金幾兩計算的．物價波動這麼厲害，金錢是會貶值的．」
　
於是被關押出來的人們，又紛紛被勒索黃金，簽下借據，可謂將一條牛剝兩層皮，歐陽可亮被迫要繳交一百兩黃金，其他人兩百兩．
　
「這話真是欺人太甚．不正面向我們勒索，變成是我們償還向他告貸的債務，真是狡滑」
　
書中如此形容，
　
在這個勒索完成後，姚心滿意足地找來樂隊唱戲，聲音太大，驚動了隔壁的台灣仕紳劉明，他不認識姚虎城，卻認識歐陽等人，他不知道他們正被這群「阿山兵」綁架著．
　
「像這樣咚鏘吵雜，一點也不像你們的樣子．隔壁的人根本無法談事情．我正在招待教育廳長許壽裳，討論成功大學昇格登記的重要事情．你們能不能安靜一點，拜託！」
　
姚虎臣聽了，勃然大怒，他跑去隔壁討面子，對著劉明吼「劉明，你知道有天，不知道有地嗎？知不知道我是誰？警總第二處處長姚虎臣，就是我．」
　
「聽好，明早十點之前，來中山堂給我謝罪，否則，給我小心你們兩人的狗命！」
　
最後，劉只好找歐陽、林幫忙說情，諷刺的是，這兩人也是被威脅的對象．
　
姚在中山堂羞辱了劉一番，稱看在歐陽、林的面子上，饒他一命．
　
「然而劉明並不就此平安無事．沒多久，不知因何罪名，他被警總逮捕，判了十年徒刑．此事報紙也曾刊登過，相信還有人記得吧？他一日不少地在砂石場整整服刑十年．
　
教育廳長許壽裳更可憐，竟被暗殺了．」
　
姚虎臣就是典型「中國高官、逼台灣民」、「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的代表，他囂張跋扈的嘴臉，連同為外省人的教育廳長許壽裳都不放在眼裡，連歐陽可亮都能加以威脅，至於同為他眼中羔羊的人們，顯然也有差別待遇，至少在西本願寺被關押的本省人，不一定等得到打給陳儀的一通電話．
　
所以，若要將當時被迫服從的人們，或者被當作工具，有利用價值的本省人，為了自保而屈從，服務於外省權貴的仕紳階級，反而當作一種證明，稱陳建仁的父親擔任官派首長，所以「當年國民政府不但沒有排斥曾在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反而更加重用」，而把數百數千被殺台灣菁英當作不存在，這是去語境的謬誤，陳建仁的父親當然很幸運，他能生存下去，不代表國民政府屠殺壓迫，實行階級剝削的事情不存在．
　
接著將責任轉嫁到陳建仁身上，說他「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隱滿家族豐厚成長背景」，以及「誇張了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而刻意不論政府在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
　
這種就是黨國文宣看太多，才會產生的去語境的謬誤，維護真兇，合理化暴行的見解．
　
只有白癡才會在香港人被中國鎮壓以後，說香港人講中共的暴行是誇張中共的過失，故意不提中共建設香港的功勞．
　
簡單直白問一句，你會在看到被害者被強暴以後，要他提起加害人曾經多愛自己？為他做了多少事？
　
噁心透頂．
　
這篇墮落的文章透露出許多謬誤，實在讓人難以吐槽，居然會有媒體刊登這種謬論，並且指稱他人犯了謬誤，所以都是假的，並合理化自己的謬論為真，簡直是謬論謬論，謬誤學家的謬誤．
　
「他父親只會講台語，不會講國語(普通話)…」，說陳的家族經商，是漢語化家庭，陳的父親不會中文，怎麼當官？
　
這依然是個謬誤，陳說的是語言，不是文字，外省族群來台灣，來自中國各省，就不是使用同一種語言了，蔣介石的母語也不是北京話，就連蔣介石帶來的官兵，也不少聽得懂台語，陳所敘述的原文是，
　
「陳建仁也提到，１９４５年起，父親陳新安擔任官派的旗山鎮長，有一天鎮長辦公室突然遭許多軍人闖入，配槍軍人還將刺刀對準陳新安，要求『搬出去！』但陳新安只會說台語，不會說普通話，因此以台語反問『什麼叫「出去」？』不料對方回嗆『我槍斃你！』一度引發緊張對峙，所幸後來找上軍方長官溝通，才順利化解僵局．」
　
聽得懂不代表會說，會說不一定說的很流利，會聽不一定聽得懂全部，說陳的父親是漢語化家庭，不會中文怎麼當官，這就是訴諸純潔的謬誤，北京話不等於中文，漢語化家庭不一定會說北京話，至於陳父所當的土官，實際上是為了統治者方便統治台民，那顯然會台語的實用性大於北京話．
　
我們看看歐陽可亮所敘述的另一個情境，
　
「學生當中有人對軍隊明白表示不滿，和他們起了衝突而被毆打．我連忙趕去道歉，教訓學生，平息軍隊的怒氣．那種情況之下，不這樣做，就無法救那些學生．另外有些學生不知事情原委，看到軍人打開倉庫拿米，大叫：『阿山兵搶我們的米』
　
從福州調來的二十五師獨立旅團，有不少士兵聽懂台灣話．就在學生大聲喊叫的時候，一個士兵突然拔出手搶，當場射殺那名學生．那種殘酷的景象，至今仍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就可以知道，當時使用的語言情境，十分複雜，如同姚虎臣聽不懂台灣話，身邊卻有可以當翻譯的軍官，他依此跑去問責仕紳，陳父如果做官，應也有類似會北京話的同僚，而陳所稱「找上軍方長官溝通」應也是凸顯這個語言衝突的實際情境．
　
而如果不會中文，就不能當官，這不就是「外省人壟斷權位」的最佳例證？依此邏輯，台灣人不會中文，當不了官，那多數權位不就由會中文的外省人擔當？
　
簡直通篇自打臉．
　
說國民政府重用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不曾排斥，不如說，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被殺死、冤枉關押的有多少？當官存活跟被殺的比例為何？
　
光講幾個例子，當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的宋斐如被拖去大直槍殺，依據歐陽可亮所述，
　
「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林茂生也是在大直被槍殺．淡水中學的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體育老師等多人，也都被載到大直槍斃．花蓮出身的國大代表張七郎，他的台北住宅遭受襲擊，全家遇害．蔣渭川被便衣收押時，利用機會從後門逃走，可是，他女兒卻當場被射殺身亡。此外，遭受毒手的人數，難以估計．在三月十三日這一天被逮捕的人當中，大概只有我倖免於死吧．」
　
所以這個「重用」到底怎麼個重用法？這些當官、不當官的，是如何死的？怎麼會用「國民黨重用台人」、「陳建仁父親當過官派首長」一筆畫帶過去？
　
被迫害過的人當不了官？當官的一定不會被迫害？這又是一個簡單邏輯，光講文中的蔣渭川，國民政府派武裝警察攻擊宅邸，謂「我們奉命要來槍斃你」其女蔣巧雲當場慘死，兒子松平則重傷，此後一年蔣渭川逃逸，直到丘念臺向政府作保，蔣渭川方才出來．
　
蔣渭川在吳國楨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後，被聘為民政廳長，甚至當到內政部次長，吳國楨，外省人，以公開大膽地與蔣經國激烈爭執而著稱，他是親美派，蔣介石任命吳國楨，「以利用吳國楨『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爭取美援」，吳國楨擔任臺灣省主席期間，致力於推動台灣地方自治、農業改革，允許某些地方官員職位由普選產生，可以看出二二八屠殺後，外省統治集團內有其他派別對台灣人有不一樣的態度，事實上，屠殺完後，蔣隨即派白崇禧來台「宣慰」，然後嘉獎屠夫彭孟緝，這也是獨裁者的雙面手法，也意味著他們害怕台人再次反抗，一群外省集團要以單純的鎮壓來治理台灣，或者在政治上完全隔離台灣人，那是不可行的，因為這是台灣人的島，島上都是台灣人，而且還要看外國的臉色，必然要有其他分化、懷柔的手段，而這些手段不會是擦拭血跡的白布－全世界都知道，二二八屠殺是不義恐怖統治，就連統治者自己也知道，他們心裡有鬼，他們畏罪，害怕暴行被揭穿，公諸於世．
　
吳國楨作為實質建設台灣的人物之一，不久就被控以貪汙批鬥下台，吳公開批評政府「一黨統治」，指出臺灣當時政治的六大問題：一黨專政、軍隊政戰部門、特務問題、人權問題、言論自由與思想控制．吳在美國雜誌用英文發表《在台灣你們的錢被用來建立一個警察國家》的文章，「在台灣每年的預算中，美國人提供了３０-４０億美元，用來創造一個極權國家」、「國民黨之經費，非由黨員之捐助，乃係政府，即國民之負擔，這種國庫通黨庫做法，除共產集權國家外，實為今古所無．」
　
曾有作家劉宜良欲寫「吳國楨傳」，卻被蔣經國下令國防部情報局局汪希苓指派台灣黑道刺殺，此即著名的「江南案」．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為了確保自己的獨裁統治，連外省人也不放過，至今仍有人把被他們驅逐出去的人所做的事，當作獨裁統治的建樹，說什麼「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二二八是「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這種諂媚威權統治的言語，企圖將暴行除罪化，堪稱知識分子的恥辱．
　
事實上，沒有這個外來殖民政權，台灣也有本事能獨立建國，台灣本身經日治時代的洗禮，早有超越中國本土的進步和現代化，以及自己治理自己的台籍菁英，掌握經濟的仕紳階級，是蔣介石敗逃到台灣，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使一切都變了調．
　
當時美國亦可以扶植其他本土勢力，或者是讓較為開明的如吳國楨之流掌權，這都能避免蔣介石一干外省統治集團荼毒台灣的現況，而他們留下的迷思，依然在統治某些人的腦袋，企圖搬弄是非．
　
到底是台灣確保了外省族群以及外省統治集團的生存，還是他們在「反共、護國、保台」？是台灣保護他們還是他們保護台灣？平心而論，你突然闖入別人花園將草木踐踏殆盡，這會是「保護」嗎？將國共爭端帶到台灣，用反共之名屠殺台灣人，樹立權威，這叫「反共」還是「毀台」呢？
　
然後「護國」是護哪個國？鬥爭的是哪些「國民」？哪些人被劃定於該國之外慘遭殺害？
　
「陳建仁竟然附和台大獨派教師陳翠蓮的 『中國高官，逼台灣民』的主張」
　
如今看來，實在可笑，中國人反台獨，滯台中國人亦反台獨，從１９４５年至今，當真沒學到一點東西，一點教訓，一點懺悔，自外於台灣之外？
　
我只看到，當初姚虎臣囂張跋扈的嘴臉，到現在還浮現在進步的台灣社會．
　
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把反抗的人殺光了，留下了「順民」，強迫他們服從自己，為其所用，否則便死，現在，「順民」的後代不願服從了，開始述說真相，就開始批鬥他，說他的祖輩也拿了黨國的好處，怎麼能不服從，說黨國的壞話？
　
好像當過奴隸，就必須當一輩子－連連子子孫孫都必須當下去，世世代代陪他們一起說謊．
　
一旦提及事實，就說他在操弄族群對立．
　
「日本人投降撤出台灣後，滿懷期望的臺灣人原本認為應該有更多自治與參政的機會，但是在台灣政治方面，行政長官陳儀本人不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還身兼軍事大權，權力之大較過去的日本總督有過之無不及，而政府的中高級職位幾乎由外省人壟斷．行政長官陳儀以下九個處的十八位正副處長之中，只有一位副處長是自大陸返台的臺籍人士（即宋斐如，歿於二二八事件）十七位縣市長中，僅有四位臺籍人士，且均為自重慶返台的「半山仔」，並不受台灣人歡迎．根據１９４６年１１月由長官公署發表的統計，簡任及簡任待遇級官員，臺籍僅占０.８２％；薦任及薦任待遇級官員，臺籍僅占６.６３％，而且在極少數的薦任、簡任級臺籍人士當中，大陸返臺的半山就占據裡面的７０％．」
　
最後我們要問的是，到底誰在操弄省籍對立？
　
恐怕不是陳建仁，而這些１９４７年至今，仍然揮之不去的威權遺緒，只要有人提及２２８，他們便跳針２２８是人們取之不竭的提款機．
　
至於他們是什麼？恐怕是獨裁者的殺人硬幣．
　
獨裁者每殺一個人，就投一枚硬幣，這些硬幣會大聲歌頌獨裁者的美好，並強調他們殺人如何合理，台灣人如何不知感恩，嚷嚷著扭曲真相去扭曲真相．
　
就像硬幣上那一抹微笑一樣，他們凝視著那一毫釐的慈悲，而歡愉．
　
他們在萬人塚裡尋找一枚完整的指節骨，盛讚獨裁者的溫柔，在那些堆疊的屍首的後代裡，尋找數不盡的邪惡，用以憎恨，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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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蓬佩奧國務卿講話的全文翻譯（轉自美國之音）＋錄影：
　
謝謝你，謝謝大家。謝謝州長的介紹，實在是過獎了。的確，你走進那個健身房，提起「蓬佩奧」的名字時，會有人悄悄耳語。我有個兄弟，馬克，真的是很棒，真的是很棒的籃球手。
　
再次為藍鷹儀仗兵和空軍下士凱拉·海史密斯和她精采的國歌演唱鼓掌，怎麼樣？
　
也感謝勞瑞牧師動人的禱告，我想感謝休·休伊特和尼克松基金會邀請我在這個重要的美國機構發表講話。很高興有一位空軍的人為我唱歌，一位海軍陸戰隊的人為我做介紹，而且他們讓陸軍的人站到了海軍的人的房子前。這一切都很好。
　
很榮幸來到約巴林達。尼克松的父親在這裡建了這座房子，他在這裡出生長大。
　
感謝尼克松中心董事會和工作人員使我和我的團隊今天的活動成為可能，在眼下這樣做絕非易事。
　
我們有幸看到在座的有些非常特殊的人，包括克里斯，我得以結識他，克里斯·尼克松。我還想感謝翠西·尼克松和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對這次訪問的支持。
　
我還想感謝幾名勇敢的中國異議人士，他們遠道而來參加我們今天的活動。
　
所有的其他貴賓，所有的其他貴賓，感謝你們來到這裡。那些能夠坐在帳篷下面的人，你們一定是多付錢了。
　
也感謝那些收看直播的人。
　
最後，就像州長提到的，我出生在聖安娜，離這裡不太遠。今天在座的有我姐姐和姐夫。謝謝你們來。我敢打賭你們從來也沒想到我會站在這裡。
　
我今天的講話是一系列有關中國的演說的第四部分，我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聯調局局長克里斯·雷和司法部長巴爾與我一道發表這些演說。
　
我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的、一個真正的使命，這就是解釋美中關係的不同層面、幾十年來累積起來的那種巨大的關係失衡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霸權意圖。
　
我們的目標是表明，川普（特朗普）總統中國政策旨在解決的、針對美國的威脅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我們為確保這些自由制定了戰略。
　
奧布萊恩大使講到了意識形態。聯調局局長雷談到了間諜問題。司法部長巴爾講到了經濟。我今天的目標是為美國人民把這些匯總在一起，詳細闡述中國的威脅對我們的經濟、我們的自由乃至世界各地自由民主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明年將是基辛格博士祕密訪問中國半個世紀的一年，離202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50周年也不太遠了。
　
大家知道，那時的世界大為不同。我們曾經想像，與中國接觸將會產生團結合作的光明未來。然而，因為中共未能履行對世界的承諾，今天我們都仍然戴著口罩，目睹大流行病死亡人數的上升。每天早晨，我們都在讀著打壓香港和新疆的新聞頭條，我們看到造成美國就業流失、沉重打擊美國各地、包括南加州這裡的經濟的中國不當貿易行為的驚人統計數字，我們目睹中國軍隊變得越來越強大並且越來越具威脅性。
　
從加利福尼亞這裡到我的故鄉堪薩斯州以至更遠的地方，美國人心靈和腦海中縈繞著這些問題，我也要重複它們：
　
與中國接觸50年後，美國人民現在有什麼成果可以示人？
　
我們的領導人提出的中國朝著自由與民主演變的理論被證明是正確的嗎？
　
這是中國所定義的「雙贏」局面嗎？
　
而且，從一位國務卿的視角來看，核心的是，美國更加安全了嗎？我們自身以及我們後代的和平前景是不是更大了？
　
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無情的事實。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個自由的21世紀，而不是習近平所夢想的中國世紀，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無情的事實並應以此作為我們未來幾年和幾十年的指導：與中國盲目接觸的舊模式根本做不成事。我們絕不能延續這個模式。我們絕不能重回這個模式。
　
川普總統非常明確地表示，我們需要一個戰略，保護美國經濟，還有我們的生活方式。自由世界必須戰勝這個新暴政。
　
在我好像急於要破壞尼克松總統的遺產之前，我希望明確表示，他做的是他當時相信對美國人民最為有利的事情，而且他可能是對的。
　
他是一位出色的中國研究者、強悍的冷戰勇士，而且是中國人民的仰慕者——我想我們大家都是。
　
必須要充分肯定的是，他認識到中國實在太重要了，不能被忽視，即使當時的中國因為自我施加的共產暴政而處在被削弱的狀態。
　
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中解釋了他的未來戰略。這是他說的話，他說：「長遠來看，我們根本無法承受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除非中國改變，世界不會安全。因此，在我們對事件所能影響的範圍內，我們的目標應為引導改變。」
　
我認為這是整篇文章的關鍵詞：「引導改變」。
　
因此，尼克松總統歷史性的北京之行，開啟了我們的接觸戰略。他崇高地尋求一個更為自由、更為安全的世界。他希望中國共產黨會對那個承諾做出回報。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決策者日益假定，隨著中國變得更為繁榮，它會開放，對內會變得更為自由，而且對外不那麼具有威脅性，更為友好。我敢肯定，一切似乎都顯得如此的勢在難免。
　
然而，勢在難免的時代結束了。我們一直在追尋的那種接觸政策沒有在中國境內帶來尼克松總統所希望引導的那種改變。
　
事實是，我們的政策，還有其它自由國家的政策，重振了中國失敗的經濟，看到的卻是北京反咬餵食給它的國際之手。
　
我們向中國公民張開了雙臂，換來的卻是中共利用我們自由與開放的社會。中國派出宣傳手進入我們的記者會、我們的研究中心、我們的高中和大學，甚至進入我們家長教師協會的會議。
　
我們把我們在台灣的朋友邊緣化，台灣後來成長為一個生機勃勃的民主（楷模）。
　
我們給予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本身特殊的經濟待遇，看到的卻是中共堅持要求在其踐踏人權的問題上保持沉默，把這作為允許西方公司進入中國的代價。
　
就在前些天，奧布萊恩大使提出了幾個例子：萬豪、美國航空、達美和美聯航都從它們的公司網站上刪除了提到台灣的地方，以免觸怒北京。
　
離此不遠的好萊塢——這個美國創意自由的中心和自封的社會公正的仲裁者，對哪怕是中國稍微不利的說法都實行自我審查。
　
企業界對中共的默默接受在全世界各地都在發生。
　
企業界的這種效忠效果如何？這種奉承得到了回報嗎？我來引用司法部長巴爾上星期的演說中的一句話，他說：「中國統治者的終極企圖不是與美國進行貿易。它是搶掠美國。」
　
中國竊取我們珍視的知識產權和商業祕密，使美國各地損失了數以百萬計的就業崗位。
　
它從美國吸走了供應鏈，然後加上了奴工器具。
　
它使世界的關鍵水道對國際商貿不那麼安全了。
　
尼克松總統曾說，他擔心，他把這個世界向中共開放，創造了一個「怪物弗蘭肯斯坦」。而這就是我們所處的局面。
　
誠信者可以辯論為什麼這麼多年來自由國家會允許這些壞事發生。也許我們當初對中國的共產主義毒株過於天真，或者冷戰之後，我們相信自己必勝，或者我們是貪婪的資本家，或者被北京的「和平崛起」言論所蒙蔽。
　
無論什麼原因，中國今天在國內越來越威權，而且越來越咄咄逼人地敵視世界其它地方的自由。
　
川普總統已經說了：夠了。
　
我不認為兩黨中有很多人對我今天所舉出的事實提出質疑。但是即使是現在，有些人還在堅持說，我們必須保留那種為了對話而對話的模式。
　
現在，要明確說明的是，我們會堅持對話。但是如今的交談不一樣了。幾個星期前，我去檀香山見了楊潔篪。
　
還是老一套，話說了很多，但真的是沒有提出要改變任何行為。楊的承諾，跟中共在他之前做出的很多承諾一樣，是空洞的。我猜測，他的預期是，我會屈從於他們的要求，因為坦率地說，太多以往的行政當局都這樣做了。我沒有。川普總統也不會。
　
奧布萊恩大使闡述得很好，我們必須記住，中共政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權。習近平總書記是一個破產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真正信仰者。
　
他的意識形態決定了他數十年來對中國共產主義全球霸權的渴望。美國不能再忽視我們兩國之間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根本不同了，就像中共從來也沒有忽視它們一樣。
　
我在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任職、隨後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以及出任國務卿兩年多來的經歷讓我有了這樣的核心理解：
　
真正改變共產中國的唯一方式就是以中國領導人如何表現而不是說什麼為基礎來採取行動。你可以看到美國的政策對這個結論做出回應。里根總統說，他本著「信任但要核實」跟蘇聯打交道。對中共，我的說法是：「我們必須不信任，而且要核實。」
　
我們這些世界上熱愛自由的國家，必須引導中國做出改變，就像尼克松總統所要的那樣。我們必須以更具創造性而且更為強勢的方式引導中國做出改變，因為北京的所作所為威脅著我們的人民與我們的繁榮。
　
我們必須從改變我國人民與合作夥伴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開始。我們必須說實話。我們不能像對待其它國家一樣，把這個中國的化身當作一個正常的國家。
　
我們知道，與中國進行貿易不像與一個正常、守法的國家進行貿易。北京把國際協議視為建議，作為獲得全球主導地位的渠道。
　
但是，通過堅持公平條款，就像我們的貿易代表在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時所做的那樣，我們可以迫使中國正視其盜竊知識產權和傷害美國工人的政策。
　
我們也知道，與中共支持的公司做生意和與一家公司、比如一家加拿大公司做生意是不一樣的。他們不聽從於獨立的董事會，而且很多公司是國家贊助的，不需要追求利潤。
　
一個好的例子就是華為。我們已經不再假裝華為是一個無辜的電信公司，它只是來確保你能和你的朋友交談。我們以它本來的面目來稱它——一個真正的國家安全威脅——而且我們採取了相應的行動。
　
我們也知道，如果我們的公司在中國投資，他們可能有意或無意地支持共產黨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我們的財政部和商務部因此對中國領導人以及正在傷害和侵犯世界各地人民基本權利的實體進行制裁並將他們列入黑名單。好幾個政府部門合作制定了一個商業諮詢公告，以確保我們的首席執行官了解他們的供應鏈在中國境內的運作情況。
　
我們也知道，並不是所有的中國學生和雇員都是來這裡只是為了多掙一點錢或者多為自己積累一些知識的正常學生或工作人員，他們中有太多的人是來盜竊我們的知識產權並把它們帶回自己的國家。
　
司法部和其它部門已經在大力尋求懲罰這些罪行。
　
現在我們知道，中國人民解放軍也不是一支正常的軍隊。它的目的是維護中國共產黨精英的絕對統治，拓展中華帝國，而不是保護中國人民。
　
因此，美國國防部加強了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以及台灣海峽的自由航行行動。我們建立了太空軍來幫助阻遏中國侵略太空這個最後邊疆。
　
坦率地說，我們在國務院也建立了一套與中國打交道的政策，推動川普總統的公平對等的目標，改寫幾十年來不斷增加的失衡。
　
就在本星期，我們宣布關閉中國在休斯頓的領事館，因為那裡是間諜活動和知識產權盜竊的中心。
　
兩個星期前，我們逆轉了八年來在有關南中國海國際法問題上的那種右臉被打轉過左臉的做法。
　
我們已經呼籲中國使其核能力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戰略現實。
　
國務院在各個層級而且在世界各地與我們的中國同行進行接觸，只是為了要求公平和對等。
　
但我們的做法不能只是一味強硬。這不大可能達到我們想要的結果。我們還必須與中國人民進行接觸，並賦予他們力量，——他們是充滿活力、熱愛自由的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完全不同。
　
這要從面對面的外交開始。無論走到哪裡，我都遇到了才華橫溢、勤奮努力的中國男性和女性。
　
我見過從新疆集中營逃出來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族人。我和香港的民主領袖們交談過，從陳樞機主教到黎智英。兩天前，我在倫敦與香港自由鬥士羅冠聰會面。上個月，我聽到了天安門廣場倖存者的故事，其中一位今天就在這裡。
　
王丹是一名關鍵的學生，他從未停止為中國人民的自由而鬥爭。王先生，請站起來，我們好認出你來。
　
今天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中國的民主運動之父魏京生。他因為倡導民主而在中國的勞改營裡度過了幾十年。魏先生，請站起來，好嗎？
　
我在冷戰時期長大並在陸軍服役。如果我學到了什麼的話，那就是，共產黨人幾乎總是撒謊。他們撒的最大的一個謊言是，認為他們是在為14億被監視、壓迫和恐嚇得不敢說出真相的人民說話。
　
恰恰相反。中共對中國人民誠實意見的恐懼甚於任何敵人。除了失去對權力的掌控之外，他們沒有理由恐懼。
　
試想一下，假如我們能夠聽到武漢醫生們的聲音，假如他們被允許對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的爆發發出警報，全世界，更不要提中國境內的人，會好得多。
　
在太長的時間裡，我們的領導人忽視或淡化勇敢的中國異見人士的言論，他們就我們面臨的這個政權的性質警告過我們。
　
我們不能再忽視它了。他們和任何人一樣清楚，我們永遠不可能回到現狀了。
　
但是，改變中國共產黨的行為不可能僅僅是中國人民的使命。自由國家有捍衛自由的工作要做。這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但我有信心我們能做到。我有信心，因為我們以前做過。我們知道事情會怎麼發展。
　
我有信心，因為中國共產黨正在重複蘇聯曾經犯過的一些錯誤——疏遠潛在的盟友，在國內外破壞信任，拒絕接受產權和具有可預見性的法治。
　
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是因為我看到其它國家的覺醒，他們知道我們不可能回到過去，就像我們在美國一樣。從布魯塞爾到悉尼到河內，我都聽到這個信息。
　
最重要的是，我有信心我們能夠捍衛自由，因為自由本身就是一種甜美的吸引力。
　
在中國共產黨加強對香港這座驕傲的城市的控制時，看看那些爭相著要移民海外的香港人吧。他們揮舞的是美國國旗。
　
的確是有差異。與蘇聯不同的是，中國已經深深地融入了全球經濟。但北京對我們的依賴比我們對他們的依賴更大。
　
我拒絕這樣的看法，即我們生活在一個勢在難免的時代，某些「陷阱」是命中註定的，共產黨的主宰地位是未來。我們的做法並非註定要失敗，因為美國並沒有在衰落。正如我今年早些時候在慕尼黑所說的，自由世界仍在獲勝。我們只需要相信這一點，知道這一點，而且對此感到自豪。
　
世界各地的人們仍然希望來到開放的社會。他們來這裡學習。他們來這裡工作，他們來這裡為他們的家庭開創美好的生活。他們並不急於在中國定居。
　
現在是時候了。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時機很好。現在是自由國家採取行動的時候了。不是每個國家都會以同樣的方式應對中國的挑戰，他們也不應該如此。每個國家都必須自己悟出如何保護自己的主權、如何保護自己的經濟繁榮以及如何保護它的理念不被中共的觸角所染指。
　
但我呼籲每一個國家的每一位領導人開始做美國已經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堅持從中國共產黨那裡得到對等、透明和問責。他們是一小夥統治者，遠非鐵板一塊。
　
這些簡單但強有力的標準將會產生巨大的效果。我們讓中共來制定接觸條件的時間已經太久了。已經不再是這樣了。自由國家必須設定基調，我們必須在同樣的原則上運作。
　
我們必須劃定不會被中共的討價還價和甜言蜜語所沖洗掉的共同底線。事實上，美國最近就是這麼做的……我們一勞永逸地拒絕接受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非法聲索……同時，我們敦促各國成為潔淨國家，這樣他們公民的私人信息就不會落入中國共產黨的手中。我們通過設定標準來做到這一點。
　
的確，這是困難的。對於一些小國來說，這是困難的。他們害怕被一一幹掉。因為這個原因，一些國家此刻根本就沒有能力或是勇氣與我們站在一起。
　
的確，我們的一個北約盟國在香港問題上沒有以應有的方式挺身而出，因為他們害怕北京會限制他們進入中國市場。這種膽怯將導致歷史性的失敗。我們不能重蹈覆轍。
　
我們不能重複過去幾年的錯誤。面對中國的挑戰，需要歐洲、非洲、南美、特別是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民主國家使出力氣，投入精力。
　
如果我們現在不行動，最終，中國共產黨將侵蝕我們的自由，顛覆我們各國社會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基於規則的秩序。如果我們現在屈膝，我們的子孫後代可能會受中國共產黨的擺布，他們的行動是當今自由世界的首要挑戰。
　
中國的習總書記註定不會永遠在中國內外施行暴政，除非我們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這不是關於遏制。不要相信這個。這是關於我們從未面對過的一個複雜的新挑戰：蘇聯當時與自由世界是隔絕的，共產中國已經在我們的境內了。
　
所以我們不能獨自面對這個挑戰。聯合國、北約、七國集團、20國集團，如果我們有明確的方向和巨大的勇氣，我們的經濟、外交和軍事力量的結合肯定足以應對這一挑戰。
　
也許是時候建立一個志同道合國家的新聯盟了，一個新的民主聯盟。
　
我們有工具。我知道我們能夠做到。現在我們需要的是意志。我要引用《聖經》裡的一句話來問：「我們的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共產中國，共產中國肯定會改變我們。不能僅僅因為過去的做法舒服或方便就回到這些做法。
　
從中國共產黨手中確保我們的自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而美國處於領導這個使命的最佳位置，因為我們的建國原則給了我們這個機會。
　
正如上星期我定睛站在費城獨立廳時所解釋的那樣，我們的國家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上，即人人擁有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
　
保障這些權利是政府的職責。這一簡單而有力的事實已使美國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人民所嚮往的自由燈塔。
　
理查德·尼克松在1967年寫道：「除非中國改變，世界不會安全。」他說得太對了。現在要靠我們來聽從他的話了。
　
今天，危險顯而易見。
　
今天，覺醒正在發生。
　
今天，自由世界必須做出回應。
　
我們永遠也不能回到過去。
　
願上帝保佑你們每一個人！
　
願上帝保佑中國人民！
　
願上帝保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
　
謝謝大家！

【對華政策的範式轉移】絕對是歷史性講話.
#成萬字 #萬言書 #頹譯都譯死人

----小弟頹譯------
蓬佩奧：謝謝。謝謝你們。州長，您的慷慨介紹。的確是這樣：當您在那個體育館裡散步時，說出“蓬佩奧”的名字，人們就會耳語。因為，我有一個兄弟，Mark，他是一個非常好，一位非常出色的籃球運動員。

請為藍鷹榮譽衛隊（Blue Eagles Honor Guard）及飛行員Kayla Highsmith下士對國歌的精彩演繹給多一次掌聲如何？ （掌聲）

也要感謝Laurie牧師那動人的祈禱，我還要感謝Hugh Hewitt和尼克遜基金會的邀請讓我在這個重要的美國機構發言。很高興能受空軍人員演唱，由海軍陸戰隊介紹，讓個一個陸軍傢伙站在海軍傢伙的房子前面。 （笑聲）（按蓬佩奧曾在美國陸軍服役 ）一切都很好。

很榮幸來到Yorba Linda，尼克遜的父親在那裡建立了他出生和成長的房屋。

在這困難時刻，使今天成為可能的尼克遜中心董事會和工作人員，感謝，感謝我和我的團隊使這一天成為可能。

我們很幸運能在觀眾中見到一些特別的嘉賓，包括我認識的Chris Nixon (尼克遜的孫，Christopher Nixon Cox)。我還要感謝Tricia Nixon和Julie Nixon Eisenhower　（尼克遜兩位女兒）對這次訪問的支持。

我還想提一提幾位勇敢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他們長途跋涉並出席。其他尊貴的客人-（掌聲）-尊貴的客人，謝謝您的光臨。那些在帳篷下的人，您們必須支付額外的費用（笑）。

以及那些正在觀看直播的人，感謝您的收看。

最後，正如州長所說，我在Santa Ana出生，離這裡不遠。今天有我的姐姐和她的丈夫在聽眾中。謝謝大家的光臨。我敢打賭，您從沒想過我會站在這裡。

我今天的講話是我在一系列中國演講中的第四組講話，我請國家安全顧問Robert O’Brien，聯邦調查局局長Chris Wray和司法部長Barr陪同我發言。

我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一個實在的任務。這是在解釋美國與中國關係的不同方面，數十年來這種關係中出現的巨大失衡以及中國共產黨所計劃的霸權。

我們的目標是明確指出，特朗普總統的中國政策正在解決的對美國人的威脅是明顯的，並且我們正確立保障自由的戰略。Robert O’Brien談到了意識形態。聯邦調查局局長Wray談到了間諜活動。司法部長Barr談到了經濟學。現在，我今天的目標是將這一切匯總給美國人民，並詳細說明中國的威脅對我們的經濟，我們的自由，乃至全球自由民主國家的未來的衝擊。

自基辛格（Kissinger）博士秘密訪問中國以來，到明年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而尼克松總統訪華50週年也就在2022年。

那時世界大不一樣了。

我們以為與中國交往（engagement）將創造一個帶有友好合作前景的美好未來。

但是今天—今天我們仍然戴著口罩，看著疫性的死亡人數仍在增加，因為中共對世界的承諾沒有兌現。我們每天早上都在讀到鎮壓香港和新疆的新聞消息。

我們看到的中國貿易濫用行為的驚人數字使美國失去了工作，並給整個美國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包括南加州。而且我們正在看著一支越來越強大，甚至更具威脅性的中國軍隊。

從加利福尼亞州到我的家鄉堪薩斯州以及其他地區，我都有著與美國人心中的疑問：從與中國交往至今，美國人民這50年見到了什麼？

領袖們曾說過的中國邁向自由與民主發展的理論是否正確？

這是中國對 "雙贏" 局面的定義嗎？

實際上，從國務卿的角度來看，美國更安全嗎？我們是否有更大的可能為我們自己實現和平，並為我們之後的子孫後代享有和平？

看，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硬道理。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硬道理，它將指導我們在未來幾十年中發展，如果我們要擁有一個自由的21世紀，而不是習近平夢想的中國世紀，那麼與中國盲目交往的舊範式坦白說是沒有贏的機會。我們決不能在此繼續，也絕不能重返。

正如特朗普總統已明確指出的那樣，我們需要一項保護美國經濟乃至我們生活方式的戰略。自由世界必須戰勝這一新的暴政。 The free world must triumph over this new tyranny.

現在，在我似乎不太希望拆除尼克遜總統的遺產之前，我想明確地說，他做了當時他認為最適合美國人民的事情，而且他很可能是對的。

他是中國的傑出學生，冷酷的勇士和中國人民的偉大仰慕者，正如我們一樣。

他意識到中國太重要而不能忽視，即使國力由於自身的共產主義野蠻行為而被削弱。這值得尼克遜給予極大的讚譽。

1967年，尼克遜在一篇非常著名的外交事務文章中解釋了他的未來戰略。

他的話是這樣的：他說：“從長遠來看，我們根本無法永遠把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在中國改變之前，世界不會安全。因此，我們的目標是 —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必須作出影響，而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促使改變。”

我認為這是整篇文章中的關鍵詞：“促使改變”。

因此，在歷史性的北京之行中，尼克遜總統開始了我們的交住戰略。他崇高地尋求一個更自由，更安全的世界，並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兌現這一承諾。

隨著時間的流逝，美國決策者越來越多地認為，隨著中國變得更加繁榮，它將會對外開放，它會在國內變得更加自由，而實際上在國外所面臨的威脅卻越來越小，它將變得更加友好。這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那個必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一直在進行的這種交往並沒有帶來尼克遜總統希望所引起的中國內部的變化。事實是，我們的政策以及其他自由國家的政策使中國經濟從衰落得以恢復，但北京反咬了養活它的國際力量。

我們曾向中國公民張開雙臂，只是看到中國共產黨利用我們的自由開放社會。中國派宣傳員參加了我們的新聞發布會，研究中心，高中，大學，甚至參加了家長教師會議。

我們將台灣的朋友邊緣化，後來台灣蓬勃發展為積極的民主國家。

我們給中國共產黨和政權本身以特殊的經濟待遇，只是看到中共堅持以對其人權侵犯保持沉默作為讓西方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代價。

前一天，Robert O’Brien大使舉了幾個例子：萬豪，美國航空，達美航空，聯合航空都從其公司網站上刪除了對台灣的提及，以免激怒北京。在荷里活，這裏的不遠處，距離美國創作自由的中心和自命為社會正義的仲裁者，他們的自我審查可說是對中國發展最不利的參考。

公司對CCP的默許也發生在世界各地。

這種企業忠誠度如何運作？奉承會得到獎勵嗎？讓我引述Barr總檢察長在講話。他在上週的一次演講中說：“中國統治者的最終野心不是與美國進行貿易。是要略奪美國。”

中國剝奪了我們寶貴的知識產權和商業機密，損失了在美國各地了數百萬個就業機會。它從美國吸走了供應鏈，然後添加了一個由奴隸制度製成的小工具。

它使世界上主要的水路對國際貿易而言變得不那麼安全。

尼克遜總統曾經說過，他擔心自己通過向中共開放世界而創造了一個“科學怪人”，這正是如此。

現在，有誠信的人可以辯論為什麼自由國家允許這些年來，這些不好的事情發生。也許我們對中國的惡毒的共產主義幼稚，或者在我們在冷戰勝利後變得自大，或者軟弱的資本主義者被北京所說的“和平崛起”所愚昧。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無論出於何種原因，今天的中國在國內都越來越專制，並開始對其他地方的自由作出干預。

特朗普總統說：夠了。

我不認為兩派的人對我今天所說的事實提出異議。但是即使到現在，也有人堅持認為，為了對話而對話。

現在，要明確地說，我們將繼續討論。但是這些對話的意義是不同的。幾週前，我去了檀香山，與楊潔篪見面。

這是同樣的古老故事—說了很多話，但實際上沒有任何改變任何行為的提議。

楊的承諾，就像中共在他面前做出的許多承諾一樣，都是空洞的。我想，他的期望是我會屈服於他們的要求，因為坦率地說，這是許多前任政府所做的。我沒有，特朗普總統也不會。正如O’Brien很好地解釋的那樣，我們必須記住，中共政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權。習近平堅信這已破產的極權主義思想。

正是這種意識形態，正是這種意識形態反映了他數十年來對全球共產主義中國霸權的渴望。美國再也不能忽視我們兩國之間的根本政治和意識形態差異，就像中共從來沒有忽視它們一樣。

以我在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然後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以及擔任美國國務卿兩年多的經驗，使我對這種中央理解成為可能：

唯一的方式　—　真正改變共產主義中國的唯一方法，不是對中國領導人聽其言，而是觀其行。您會看到美國政策對此結論做出了回應。列根總統說，他是在“信任但要核實”的基礎上與蘇聯打交道的。關於中共，我說我們必須＂不信任和核查＂。 （掌聲）

我們，世界上熱愛自由的國家，必須像尼克遜總統所希望的那樣，促使中國發生變化。我們必須促使中國以更具創造性和果斷性的方式進行變革，因為北京的行動威脅著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繁榮。

我們必須首先改變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伙伴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我們必須說實話。我們不能像其他任何國家一樣，把這個假象視為正常國家。

我們知道，與中國進行貿易不像與一個正常的，遵守法律的國家進行貿易。北京威脅將國際協議視為—將協議視為建議，以作為主導全球的渠道。

但是，通過堅持公平條款，就像我們的貿易代表在獲得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時所做的那樣，我們可以迫使中國考慮其知識產權盜竊和損害美國工人的政策。

我們也知道，與擁有CCP支持的公司開展業務與與一家加拿大公司開展業務不同。他們不回答獨立委員會的問題，而且其中許多是由國家贊助的，因此無需追求利潤。

華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不再假裝華為是一家無辜的電信公司，它的出現是為了確保您可以和朋友聊天。我們稱其為真正的國家安全威脅，並為採取了相應的行動。

我們也知道，如果我們的公司在中國投資，他們可能會有意或無意地支持共產黨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

因此，我們的美國財政部和商務部已批准並將那些危害和濫用世界人民最基本權利的中國領導人和實體列入黑名單。多個部門已就商業諮詢機構合作，以確保我們的CEO了解其供應鏈在中國境內的工作。

我們也知道，我們也知道並非所有的中國學生和僱員都只是來這裡賺錢和積累一些知識的普通學生和工人。他們太多人來這裡竊取我們的知識產權並將其帶回自己的國家。司法部和其他機構已對這些罪行進行了嚴厲的懲罰。

我們知道，解放軍也不是正規軍。其目的是維護中國共產黨精英的絕對統治，擴大中國帝國，而不是保護中國人民。

因此，美國國防部加大了工作力度，擴大了在東，南海以及台灣海峽以及整個海峽的航行操作自由。我們還建立了一支太空部隊，以幫助阻止中國對這一最後邊界的侵略。

同樣，坦率地說，我們在美國國務院制定了一套與中國打交道的新政策，推動特朗普總統實現公正與互惠的目標，以改寫幾十年來不斷加劇的失衡。

就在本週，我們宣布關閉在休斯敦的中國領事館，因為它是間諜和知識產權盜竊的樞紐。 （掌聲）

兩週前，我們在南中國海扭轉了過去八年忽略的國際法權益。

我們呼籲中國限制其核能力以適應當今時代的戰略現實。

國務院- 在世界各地，各個層面- 都與中國同行進行了交流，只是要求公平和互惠。

但是我們的方法不只是要變得強硬。那不可能達到我們想要的結果。我們還必須與中國人民互動並賦予他們權力，他們是一個充滿活力，熱愛自由的人民，他們與中國共產黨完全不同。首先是面對面的外交。 （掌聲）

無論我走到哪裡，我都遇到了有才華和勤奮的中國人。我遇過逃離新疆集中營的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我曾與香港的民主領袖進行了交談，有陳日君樞機到黎智英。兩天前，我在倫敦會見了香港自由戰士羅冠聰。

上個月在我的辦公室裡，我聽到了天安門廣場倖存者的故事。其中之一今天在這裡。王丹是一名關鍵學生，他從未停止為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王先生，請您站起來，以便我們見到您嗎？ （掌聲）

今天與我們同在的還有中國民主運動之父魏京生。他在中國的勞改營度過了幾十年的時間。魏先生，你能站起來嗎？ （掌聲）

我成長及服役於冷戰時期。如果我學到一件事，共產黨人幾乎總是撒謊。他們告訴我們的最大謊言是，他們認為自己能代表14億被監視，壓迫和害怕說出來的人。

恰恰相反。中共比任何敵人都更擔心中國人民的誠實觀點，失去對權力的控制。

試想一下，如果我們能夠從武漢的醫生那裡聽到他們的來信，並且允許他們對新疫病的爆發發出警報，那麼世界會變得更好—更不用說中國內部的人了。

幾十年來，我們的領袖一直無視，淡化勇敢的中國異見者的話，他們警告過我們所面對之政權。

我們不能再忽略它了。他們與任何人一樣知道我們永遠無法回到現狀。

但是改變中共的舉動並不單單是中國人民的使命。自由國家必須努力捍衛自由。這不是簡單的事情。

但是我有信心我們可以做到。我有信心，因為我們以前做過。我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我有信心，因為中共正在重複蘇聯犯下的一些同樣的錯誤-疏遠潛在的盟友，破壞國內外的信任，拒絕財產權和法治。

我有信心。我之所以有信心，是因為我看到其他國家之間的覺醒，他們知道我們無法回到過去，美國亦如是。我從布魯塞爾，悉尼到河內都聽說過。

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我們可以捍衛自由，因為自由本身是漂亮的。

看看香港人因中共加強對這個驕傲城市的控制，要移居海外。他們揮舞著美國國旗。

是的，確實有差異。與蘇聯不同，中國已深入融入全球經濟。但是，北京對我們依賴，甚於我們依賴他們。 （掌聲）

瞧，我拒絕相信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可避免中國的時代，某些陷阱（按：修昔底德陷阱）是預設的，中共至上是未來。我們的方法不是注定失敗的，因為美國正在衰落。正如我在今年早些時候在慕尼黑說的那樣，自由世界仍在勝利的一方。我們只需要相信它，就明白它並為此感到自豪。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仍然希望加入開放社會。他們來到這裡學習，來到這里工作，來到這里為家人謀生。他們並不想留在中國。

是時候了。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這是完美的時機。現在是自由國家採取行動的時候了。並非每個國家都將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中國，也不應該。每個國家都必須對如何保護自己的主權，如何保護自己的經濟繁榮以及如何保護自己的理想不受中國共產黨的觸碰而有所了解。

但是我呼籲每個國家的每一個領導人—如美國所先行的—簡單地堅持互惠，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透明度和問責制。

這些簡單而強大的標準將取得很大的成就。太長時間了，我們讓中共制定交往條款，但不再這樣做。自由國家必須定下基調。

我們必須遵循相同的原則。我們必須在沙子上劃出共同的界線，而這不能被中共的討價還價或他們的野蠻沖走。確實，這就是美國最近所做的事情，因為我們一勞永逸地拒絕了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非法主張，因為我們已敦促各國成為廉潔國家，以免其公民的私人信息落在手裡中國共產黨。我們通過制定標準來做到這一點。

現在，這確實很困難。對於一些小國家來說很難。他們害怕被人欺負。因此，其中一些人根本沒有能力，沒有勇氣暫時與我們站在一起。的確，我們與北約的盟友並未以其對香港的立場站起來，因為他們擔心北京會限制中國市場的准入。這種膽怯會導致歷史性的失敗，我們無法重複。

我們不能重複過去幾年的錯誤。中國面臨的挑戰要求民主國家發揮作用和精力，民主國家包括歐洲，非洲，南美，尤其是印度太平洋地區。

而且，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行動，那麼中共最終將侵蝕我們的自由，並顛覆我們的社會努力建立的基於法規的秩序。如果我們現在屈膝，我們孩子的孩子可能會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擺佈，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是當今自由世界中的主要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註定不會永遠在中國內外施暴，除非我們允許

現在，這與圍堵無關。不要相信這策略。這是我們從未遇到過的複雜的新挑戰。蘇聯與自由世界隔絕了。共產主義中國已經在我們的邊界之內。

因此，我們不能獨自面對這一挑戰。聯合國，北約，七國集團國家，二十國集團，我們的經濟，外交和軍事力量合力，如果我們清楚明確地並勇往直前，無疑足以應付這一挑戰。

也許是時候讓志趣相投的國家組成一個新的團體，一個新的民主國家聯盟了。

我們有工具。我知道我們可以做到。現在我們需要意志。引用聖經經文，我問“要警醒禱告，免得陷入試探。你們心靈雖然願意，肉體卻是軟弱的。”

如果自由世界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共產主義中國一定會改變我們。無法因為舒適或便利而返回到過去的做法。

確保我們脫離中國共產黨的自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而美國完全有能力領導它，

因為我們的建國原則為我們提供了這一機會。正如我上週在費城站立時所看到的那樣，注視著獨立廳，我們的國家建立在所有人類都擁有不可剝奪的某些權利的前提下。

確保這些權利是我們政府的工作。這是一個簡單而有力的真理。它使我們成為全世界人民的自由燈塔，包括中國境內的人。

確實，尼克遜在1967年寫道“除非中國改變，否則世界是不安全的”是正確的。現在我們該聽他的話了。

今天的危機已經明確了。

今天，覺醒正在發生。

今天，自由世界必須作出回應。

我們永遠無法回到過去。

願上帝保佑你們每個人。

願上帝保佑中國人民。＇

願上帝保佑美利堅合眾國人民。

謝謝你們。（掌聲）

Thank you. Thank you all. Thank you, Governor, for that very, very generous introduction. It is true: When you walk in that gym and you say the name “Pompeo,” there is a whisper. I had a brother, Mark, who was really good – a really good basketball player.
And how about 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for the Blue Eagles Honor Guard and Senior Airman Kayla Highsmith, and her wonderful rendition of the national anthem? (Applause.)
Thank you, too, to Pastor Laurie for that moving prayer, and I want to thank Hugh Hewitt and the Nixon Foundation for your invitation to speak at this important American institution. It was great to be sung to by an Air Force person, introduced by a Marine, and they let the Army guy in in front of the Navy guy’s house. (Laughter.) It’s all goo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in Yorba Linda, where Nixon’s father built the house in which he was born and raised.
To all the Nixon Center board and staff who made today possible – it’s difficult in these times – thanks for making this day possible for me and for my team.
We are blessed to have some incredibly special people in the audience, including Chris, who I’ve gotten to know – Chris Nixon. I also want to thank Tricia Nixon and Julie Nixon Eisenhower for their support of this visit as well.
I want to recognize several courageous Chinese dissidents who have joined us here today and made a long trip.
And to all the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 (applause) – to all the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For those of you who got under the tent, you must have paid extra.
And those of you watching live,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And finally, as the governor mentioned, I was born here in Santa Ana, not very far from here. I’ve got my sister and her husband in the audience today.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out. I bet you never thought that I’d be standing up here.
My remarks today are the fourth set of remarks in a series of China speeches that I aske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Robert O’Brien, FBI Director Chris Wray,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Barr to deliver alongside me.
We had a very clear purpose, a real mission. It was to explain the different facets of America’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massive imbalance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at have built up over decad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esigns for hegemony.
Our goal was to make clear that the threats to Americans that President Trump’s China policy aims to address are clear and our strategy for securing those freedoms established.
Ambassador O’Brien spoke about ideology. FBI Director Wray talked about espionage. Attorney General Barr spoke about economics. And now my goal today is to put it all together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detail what the China threat means for our economy, for our liberty, and indeed for the future of free democracies around the world.
Next year marks half a century since Dr. Kissinger’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and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President Nixon’s trip isn’t too far away in 2022.
The world was much different then.
We imagined engagement with China would produce a future with bright promise of comity and cooperation.
But today – today we’re all still wearing masks and watching the pandemic’s body count rise because the CCP failed in its promises to the world. We’re reading every morning new headlines of repression in Hong Kong and in Xinjiang.
We’re seeing staggering statistics of Chinese trade abuses that cost American jobs and strike enormous blows to the economies all across America, including her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we’re watching a Chinese military that grows stronger and stronger, and indeed more menacing.
I’ll echo the questions ringing 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Americans from here in California to my home state of Kansas and beyond:
What do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to show now 50 years on from engagement with China?
Did the theories of our leaders that proposed a Chinese evolution towards freedom and democracy prove to be true?
Is this China’s definition of a win-win situation?
And indeed, centrally,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perspective, is America safer? Do we have a greater likelihood of peace for ourselves and peace for the generations which will follow us?
Look, we have to admit a hard truth. We must admit a hard truth that should guide us in the years and decades to come, that if we want to have a free 21st century, and not the Chinese century of which Xi Jinping dreams, the old paradigm of blind engagement with China simply won’t get it done. We must not continue it and we must not return to it.
As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very clear, we need a strategy that protects the American economy, and indeed our way of life. The free world must triumph over this new tyranny.
Now, before I seem too eager to tear down President Nixon’s legacy, I want to be clear that he did what he believed was bes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t the time, and he may well have been right.
He was a brilliant student of China, a fierce cold warrior, and a tremendous admir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just as I think we all are.
He deserves enormous credit for realizing that China was too important to be ignored, even when the nation was weakened because of its own self-inflicted communist brutality.
In 1967, in a very famous Foreign Affairs article, Nixon explained his future strategy. Here’s what he said:
He said, “Taking the long view, we simply cannot afford to leave China forever outside of the family of nations…The world cannot be safe until China changes. Thus, our aim – to the extent we can, we must influence events. Our goal should be to induce change.”
And I think that’s the key phrase from the entire article: “to induce change.”
So, with that historic trip to Beijing, President Nixon kicked off our engagement strategy. He nobly sought a freer and safer world, and he hop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ould return that commitment.
As time went on, American policymakers increasingly presumed that as China became more prosperous, it would open up, it would become freer at home, and indeed present less of a threat abroad, it’d be friendlier. It all seemed, I am sure, so inevitable.
But that age of inevitability is over. The kind of engagement we have been pursuing has not brought the kind of change inside of China that President Nixon had hoped to induce.
The truth is that our policies – and those of other free nations – resurrected China’s failing economy, only to see Beijing bite the international hands that were feeding it.
We opened our arms to Chinese citizens, only to se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xploit our free and open society. China sent propagandists into our press conferences, our research centers, our high-schools, our colleges, and even into our PTA meetings.
We marginalized our friends in Taiwan, which later blossomed into a vigorous democracy.
We g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egime itself special economic treatment, only to see the CCP insist on silence over its human rights abuses as the price of admission for Western companies entering China.
Ambassador O’Brien ticked off a few examples just the other day: Marriott, American Airlines, Delta, United all removed references to Taiwan from their corporate websites, so as not to anger Beijing.
In Hollywood, not too far from here – the epicenter of American creative freedom, and self-appointed arbiters of social justice – self-censors even the most mildly unfavorable reference to China.
This corporate acquiescence to the CCP happens all over the world, too.
And how has this corporate fealty worked? Is its flattery rewarded? I’ll give you a quote from the speech that General Barr gave, Attorney General Barr. In a speech last week, he said that “The ultimate ambition of China’s rulers isn’t to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to rai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ripped off our priz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de secrets, causing millions of jobs[1] all across America.
It sucked supply chains away from America, and then added a widget made of slave labor.
It made the world’s key waterways less safe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e.
President Nixon once said he feared he had created a “Frankenstein” by opening the world to the CCP, and here we are.
Now, people of good faith can debate why free nations allowed these bad things to happen for all these years. Perhaps we were naive about China’s virulent strain of communism, or triumphalist after our victory in the Cold War, or cravenly capitalist, or hoodwinked by Beijing’s talk of a “peaceful rise.”
Whatever the reason – whatever the reason, today China is increasingly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d more aggressive in its hostility to freedom everywhere else.
And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enough.
I don’t think many people on either side of the aisle dispute the facts that I have laid out today. But even now, some are insisting that we preserve the model of dialogue for dialogue’s sake.
Now, to be clear, we’ll keep on talking. But the conversations are different these days. I traveled to Honolulu now just a few weeks back to meet with Yang Jiechi.
It was the same old story – plenty of words, but literally no offer to change any of the behaviors.
Yang’s promises, like so many the CCP made before him, were empty. His expectations, I surmise, were that I’d cave to their demands, because frankly this is what too many prior administrations have done. I didn’t,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not either.
As Ambassador O’Brien explained so well, we have to keep in mind that the CCP regime is a Marxist-Leninist regim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s a true believer in a bankrupt totalitarian ideology.
It’s this ideology, it’s this ideology that informs his decades-long desire for global hegemony of Chinese communism. America can no longer ignore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our countries, just as the CCP has never ignored them.
My experience in the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and then as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my now two-plus years as America’s Secretary of State have led me to this central understanding:
That the only way – the only way to truly change communist China is to act not on the basis of what Chinese leaders say, but how they behave. And you can see American policy responding to this conclusion. President Reagan said that he dealt with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basis of “trust but verify.” When it comes to the CCP, I say we must distrust and verify. (Applause.)
We, the freedom-loving nations of the world, must induce China to change, just as President Nixon wanted. We must induce China to change in more creative and assertive ways, because Beijing’s actions threaten our people and our prosperity.
We must start by changing how our people and our partners percei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have to tell the truth. We can’t treat this incarnation of China as a normal country, just like any other.
We know that trading with China is not like trading with a normal, law-abiding nation. Beijing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s – treats international suggestions as – or agreements as suggestions, as conduits for global dominance.
But by insisting on fair terms, as our trade representative did when he secured our phase one trade deal, we can force China to reckon with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nd policies that harmed American workers.
We know too that doing business with a CCP-backed company is not the same as doing business with, say, a Canadian company. They don’t answer to independent boards, and many of them are state-sponsored and so have no need to pursue profits.
A good example is Huawei. We stopped pretending Huawei is an innocent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that’s just showing up to make su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We’ve called it what it is – a true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 and we’ve taken action accordingly.
We know too that if our companies invest in China, they may wittingly or unwittingly support the Communist Party’s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ur Departments of Treasury and Commerce have thus sanctioned and blacklisted Chinese leaders and entities that are harming and abusing the most basic rights for people all across the world. Several agencies have worked together on a business advisory to make certain our CEOs are informed of how their supply chains are behaving inside of China.
We know too, we know too that not all Chinese students and employees are just normal students and workers that are coming here to make a little bit of money and to garner themselves some knowledge. Too many of them come here to steal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o take this back to their countr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other agencies have vigorously pursued punishment for these crimes.
We know that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s not a normal army, too. Its purpose is to uphold the absolute ru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lites and expand a Chinese empire, not to protect the Chinese people.
And so our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s ramped up its efforts,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out and throughout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nd in the Taiwan Strait as well. And we’ve created a Space Force to help deter China from aggression on that final frontier.
And so too, frankly, we’ve built out a new set of policie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dealing with China, pushing President Trump’s goals for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to rewrite the imbalances that have grown over decades.
Just this week, we announced the closure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Houston because it was a hub of spying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pplause.)
We reversed, two weeks ago, eight years of cheek-turning with respect to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ve called on China to conform its nuclear capabilities to the strategic realities of our time.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 at every level, all across the world – has engaged with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simply to demand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But our approach can’t just be about getting tough. That’s unlikely to achieve the outcome that we desire. We must also engage and empower the Chinese people – a dynamic, freedom-loving people who are completely distinct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at begins with in-person diplomacy. (Applause.) I’ve met Chinese men and women of great talent and diligence wherever I go.
I’ve met with Uyghurs and ethnic Kazakhs who escaped Xinjiang’s concentration camps. I’ve talked with Hong Kong’s democracy leaders, from Cardinal Zen to Jimmy Lai. Two days ago in London, I met with Hong Kong freedom fighter Nathan Law.
And last month in my office, I heard the stories of Tiananmen Square survivors. One of them is here today.
Wang Dan was a key student who has never stopped fighting for freedom for the Chinese people. Mr. Wang, will you please stand so that we may recognize you? (Applause.)
Also with us today is the father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Wei Jingsheng. He spent decades in Chinese labor camps for his advocacy. Mr. Wei, will you please stand? (Applause.)
I grew up and served my time in the Army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if there is one thing I learned, communists almost always lie. The biggest lie that they tell is to think that they speak for 1.4 billion people who are surveilled, oppressed, and scared to speak out.
Quite the contrary. The CCP fears the Chinese people’s honest opinions more than any foe, and save for losing their own grip on power, they have reason – no reason to.
Just think how much better off the world would be – not to mention the people inside of China – if we had been able to hear from the doctors in Wuhan and they’d been allowed to raise the alarm about the outbreak of a new and novel virus.
For too many decades, our leaders have ignored, downplayed the words of brave Chinese dissidents who warned u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regime we’re facing.
And we can’t ignore it any longer. They know as well as anyone that we can never go back to the status quo.
But changing the CCP’s behavior cannot be the mis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lone. Free nations have to work to defend freedom. It’s the furthest thing from easy.
But I have faith we can do it. I have faith because we’ve done it before. We know how this goes.
I have faith because the CCP is repeating some of the same mistakes that the Soviet Union made – alienating potential allies, breaking trust at home and abroad, rejecting property rights and predictable rule of law.
I have faith. I have faith because of the awakening I see among other nations that know we can’t go back to the past in the same way that we do here in America. I’ve heard this from Brussels, to Sydney, to Hanoi.
And most of all, I have faith we can defend freedom because of the sweet appeal of freedom itself.
Look at the Hong Kongers clamoring to emigrate abroad as the CCP tightens its grip on that proud city. They wave American flags.
It’s true, there are differences. Unlike the Soviet Union, China is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But Beijing is more dependent on us than we are on them. (Applause.)
Look, I reject the notion that we’re living in an age of inevitability, that some trap is pre-ordained, that CCP supremacy is the future. Our approach isn’t destined to fail because America is in decline. As I said in Munich earlier this year, the free world is still winning. We just need to believe it and know it and be proud of it.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till want to come to open societies. They come here to study, they come here to work, they come here to build a life for their families. They’re not desperate to settle in China.
It’s time. It’s great to be here today. The timing is perfect. It’s time for free nations to act. Not every nation will approach China in the same way, nor should they. Every nation will have to come to its own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protect its own sovereignty, how to protect its own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how to protect its ideals from the tentacl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ut I call on every leader of every nation to start by doing what America has done – to simply insist on reciprocity, to insist on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s a cadre of rulers that are far from homogeneous.
And these simple and powerful standards will achieve a great deal. For too long we let the CCP set the terms of engagement, but no longer. Free nations must set the tone. We must operate on the same principles.
We have to draw common lines in the sand that cannot be washed away by the CCP’s bargains or their blandishments. Indeed, this is what the United States did recently when we rejected China’s unlawfu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nce and for all, as we have urged countries to become Clean Countries so that their citizens’ private information doesn’t end up in the han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did it by setting standards.
Now, it’s true, it’s difficult. It’s difficult for some small countries. They fear being picked off. Some of them for that reason simply don’t have the ability, the courage to stand with us for the moment.
Indeed, we have a NATO ally of ours that hasn’t stood up in the way that it needs to with respect to Hong Kong because they fear Beijing will restrict access to China’s market. This is the kind of timidity that will lead to historic failure, and we can’t repeat it.
We cannot repeat the mistakes of these past years. The challenge of China demands exertion, energy from democracies – those in Europe, those in Africa, those in South America, and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if we don’t act now, ultimately the CCP will erode our freedoms and subvert the rules-based order that our societies have worked so hard to build. If we bend the knee now, our children’s children may be at the mer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ose actions are the primary challenge today in the free world.
General Secretary Xi is not destined to tyrannize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forever, unless we allow it.
Now, this isn’t about containment. Don’t buy that. It’s about a complex new challenge that we’ve never faced before. The USSR was closed off from the free world. Communist China is already within our borders.
So we can’t face this challenge alone. The United Nations, NATO, the G7 countries, the G20, our combined economic,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power is surely enough to meet this challenge if we direct it clearly and with great courage.
Maybe it’s time for a new grouping of like-minded nations, a new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We have the tools. I know we can do it. Now we need the will. To quote scripture, I ask is “our spirit willing but our flesh weak?”
If the free world doesn’t change – doesn’t change, communist China will surely change us. There can’t be a return to the past practices because they’re comfortable or because they’re convenient.
Securing our freedom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mission of our time, and America is perfectly positioned to lead it because our founding principles give us that opportunity.
As I explained in Philadelphia last week, standing, staring at Independence Hall, our nation was founded on the premise that all human beings possess certain rights that are unalienable.
And it’s our government’s job to secure those rights. It is a simple and powerful truth. It’s made us a beacon of freedom for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people inside of China.
Indeed, Richard Nixon was right when he wrote in 1967 that “the world cannot be safe until China changes.” Now it’s up to us to heed his words.
Today the danger is clear.
And today the awakening is happening.
Today the free world must respond.
We can never go back to the past.
May God bless each of you.
May God bless the Chinese people.
And may God bless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ank you all.
(Appla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