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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對東方人振聾發聵航運界背後的”海運野史”(轉譯自2021/6/25 gCaptain)

作者：John Konrad 船長(gCaptain) 今天是海員節，我想講一個故事，而不是參與我們行業的常規廢話。一個令人震驚的故事，因為它是真實的。
幾十年前，世界第二大煙草公司遇到了一個重大問題。在1969 年，他們明白，當公眾了解到這個致命的秘密時，他們的產品會被淘汰，銷售也會消失。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購買了 20 世紀最偉大的發明——貨櫃，以及由其發明者馬爾科姆麥克萊恩創立的SeaLand公司。這解決了大型煙草公司的問題，因為它使他們能夠將現金從垂死的行業轉移到快速發展的行業。
到 1980 年代，RJ Reynolds Tobacco遇到了更大的問題。數十億美元的集體訴訟有可能導致其強大的船隊被扣押，海陸集裝箱數量不計其數，其碼頭和物流樞紐網絡也將關閉。它的資產需要法律保護。它需要強有力的保護，因此在 1984 年將公司分拆出來，但仍由大型煙草公司高管負責。出售給哈羅德·西蒙斯和CSX但是，到1999年，香煙造成404750人過早死亡 在美國，$ 157十億每年的醫療費用，以及數百萬全球死亡。SeaLand 剩下的那些從煙草中獲利的大煙草所有者比在大屠殺中遇難的人更多，需要一個瑞士來隱藏他們的黃金，他們需要一個小而強大的歐洲國家來隱藏他們被尼古丁污染的船隻。
最大的煙草”轉進”國家是丹麥，他們委託資產的公司是 AP Møller – Mærsk。
軍工園區
如果我們進一步倒回時鐘……更多的真相就會暴露出來。傳統的說法是 SeaLand 是 Malcolm McLean 的孩子，他是一名卡車司機、發明家和企業家，致力於顛覆一個行業。正如 Mercogliano 博士的著作《第四條防線》所述，事實是，到 1967 年 SeaLand 瀕臨破產，貨櫃運輸注定要失敗，直到與五角大樓達成協議，將武器和致癌化學品運往越南.
當您點擊馬士基網站上的”關於我們”時，您會被告知：“AP Moller – 馬士基擁有一段傳奇的歷史，我們為自己的悠久歷史感到自豪。” 在核心價值觀下，它說：“我們公司建立在開拓性成功和增長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傳統之上。我們的悠久傳統和價值觀每天都在指導我們的業務，並確保我們明天可以開展業務。”
向下滾動他們的時間線，您可以大致了解該公司歷史上的每一個重大事件，從它作為 Dampskibsselskabet Svendborg（Steamship Company Svendborg）的誕生到最近的 Maersk Drilling 分拆。提到了幾項合併和收購，但沒有提到公司歷史上的三大事件：馬爾科姆·麥克萊恩的發明、越南戰爭以及它與大煙草公司內部人士達成的交易。
馬士基要對多少尼古丁污漬負責？有多少大煙草高管從此次收購中獲利？馬士基在越南戰爭中留下了多少污點？也許沒有，但很難說他們網站的歷史記錄何時被刪除。
記者將這種審查公關稱為粉飾。
根本沒有提到一個對他們成功至關重要的詞：癌症。
這不僅是馬士基的故事，也是 gCaptain 的故事。在抵達越南凸輪拉恩終端1969年海集裝箱被裝上卡車，並交付給新山一空軍基地西貢我父親工作作為一名醫生。三十年後，就在馬士基和 SeaLand 的高管會面敲定他們職業生涯中最大一筆交易的那天，我的父親因暴露於橙劑而死於癌症。今天他躺在阿靈頓國家公墓，但他並不孤單。由於貨櫃非常有效，美國軍方能夠運送大量這種化學品，超過 300,000 名美國人因暴露於橙劑而死亡，這幾乎是在戰鬥中死亡人數的五倍戰爭期間，數以百萬計的平民被殺或致殘。
從 1967 年到 1973 年，SeaLand每月向越南運送1,200 多個集裝箱，為美國國防部帶來了 4.5 億美元的收入。橙劑裝在這些集裝箱中運輸，MSK的官方歷史始於 1973 年，越南戰爭剛剛結束。
馬士基從未就 SeaLand 在我父親去世中所扮演的角色向我的家人道歉……但這沒關係。我不是辯護者。這篇文章不是關於取消文化的。我不在乎他們的企業道德聲明或喚醒價值觀。我關心海員。我關心真相。他們顯然願意抹去的真相類型。關於海員的真相。
跟隨金錢弗蘭克
關鍵是在這個行業的表面之下流動著資金、政治影響和法律操縱的海底暗流。大多數這些影響都與美國的大企業、軍工複合體以及美國現代軍隊的無聲之手有關。
在越南之前，我國已經解決了當今海員面臨的許多問題。今天，我們慶祝少數港口為海員接種疫苗，但在越南海員訪問美國港口之前，可以在聯邦政府資助的大型海洋醫院無限制地獲得疫苗和免費醫療。我們有自己的醫生、護士、退伍軍人福利、免費的養老院、墓地和資金充足的養老金計劃。
馬拉德仍然很重要，雖然五角大樓取消了大部分這些福利並將美國商船隊推到了一邊，但他們保留了對政策的大部分控制權。許多海員待遇法律仍在製定中，但美國以外的人甚至很少知道MARAD 的存在，儘管來自福布斯等大型媒體組織的壓力，拜登的最佳候選人是（例外）行業未知數。
MARAD 和 IMO 的弱點是因為疏忽還是設計？
二戰後，海上條件很差，但美國（和幾個歐盟船旗國）確實為美國國旗船上的海員待遇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我們不再樹立一個好榜樣。今天，負責倡導美國海員的政府組織 MARAD 在 IMO 中甚至沒有一個席位。坐在我國席位上的是美國軍官，而領導IMO的最有權勢的人是一位兩星的美國軍旗軍官。
然而，歐洲或亞洲很少有人考慮美國在海洋政治中的揮之不去的作用。美國商船已經死了。瑪拉德無能為力。美國海岸警衛隊資金不足且分散。海軍對航運不感興趣。
航運界認為美國軟弱，但一些最大的方便旗的總部設在美國領土上，與五角大樓簽訂了國防協議，並僱用了無數退休的美國軍官。華爾街和美國對沖基金是當今最大的船舶融資機構。許多大型航運公司（例如嘉年華）都在我們的證券交易所上市。美國海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船東，擁有 2117 億美元的年度預算、兩黨的支持以及北約的國際影響力。
歐盟和亞洲業內人士可以（而且通常確實）忽視美國的航運利益，然後想知道為什麼推動變革如此困難。原因是五角大樓和華爾街的影響力比任何人都想承認的要大，但它們的影響卻是沉默的。
您最後一次在行業會議上註意到美國或北約海軍高級軍官是什麼時候？也許你應該邀請他們？郵輪公司的董事會上有五角大樓的旗官，他們可以輕鬆地談判新規定或獲得數十億美元的緊急疫情融資。他們僱傭美國海軍上將，也許你也應該？
或者，也許您可以通過支持海事記者來幫助揭露整個海底五角大樓的權力和影響力？無論哪種方式對我來說都很好，只是不要繼續無視 MARAD 和華爾街、五角大樓和美國記者，並期待 IMO 或歐盟的結果。
馬士基的政治影響力超乎你的想像
有人說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崩潰。也許吧，但是馬士基和其他大公司如何有能力讓當地港口當局花費數十億美元的美國納稅人的錢來籌集資金橋樑、拓寬道路和重建碼頭，以淹沒像紐瓦克這樣絕望的貧困城鎮？澤西島有數千個巨型集裝箱？他們怎麼能通過國會強制納稅人資助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而拜登總統卻不能？
他們怎麼能強迫世界各地的港口、運河、船旗國和船級社共同花費數千億美元來容納他們的新巨型船舶，但他們無法讓 MARAD 或 IMO 就基本排放標准或海員權利規定達成一致?
馬士基首席執行官上一次訪問 MARAD 或在 IMO 委員會捲起袖子，或派頂級海事記者前往丹麥是什麼時候？如果Søren Skou真的想要就海員權利和排放標準達成共識，他會這樣做。
今天，國際海事組織的“海員日”，世界上每一個航運公司、每一個海事組織、每一個國家都會讚揚海員的工作，並禮貌地要求做更多的工作來改善海上惡劣的條件。當然，他們不會使用“犯罪”這個詞，但會找到一些更溫和的委婉語來描述問題。美好、善良、協作和包容，將成為當今的流行語。垃圾。
海員不需要善良。我們需要真相。
事實是，某些海事、軍事和金融實體確實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他們只是不選擇使用這種影響力來促進海員的擔憂。為什麼？
自殺是無痛的
就在此刻，IMO 或 MARAD 或馬士基發布了他們的海員日聲明，海上的海員將寫下不同類型的筆記。遺書。
This is not an article to point fingers at Maersk. I do not know what lengths they went through to protect the SeaLand legacy from class-action lawsuits. I don’t know what legal liability they have today. Is it possible that pulling SeaLand from the grips of big tobacco was a good thing? I don’t know. Nobody does. Most of the people who made the Maersk/SeaLand deal are retired or dead. Who even cares? Not I. Several of those executives passed away from lung disease. Is that Karma at work?
這篇文章的目的很簡單。沒有調查和宣傳，我們就無法知道真相。為了改善海上條件，我們需要兩件事：確鑿的事實和政治意願。我們不知道 SeaLand/Maersk 交易背後的事實，因為在 1999 年，大型海事媒體利益——Lloyds List、FairPlay 和 Tradewinds——沒有投資於揭露完整故事所需的調查性新聞。
故事很重要，但不幸的是，馬士基、國際海事組織、五角大樓和我們今天的行業講述的故事不是由記者或歷史學家撰寫的，它們通常是由公共關係部門撰寫的。
如果一棵樹倒下
可悲的事實是，每次有公司副總裁更替時,我們的收件箱都會收到大量公告。每次 IMO 召開另一次委員會會議時，Twitter 都會響起我們的電話。每次有水手被強姦或自殺時，我們都會被沉默的嘈雜聲轟炸。
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並不便宜，但我們行業在公關和社交媒體活動上花費的數百萬美元也不便宜。解決方案是講述更準確的故事。但是什麼故事最有效呢？講述完整真相的故事。
相關視頻：講故事的力量 | 安德烈吉布斯，TED 演講
我們確實知道其他一些事件背後的事實。
船級社的誕生、普利姆索爾線的發明、SOLAS 的創建、直升機救援游泳者計劃、Gumby 套裝指令和OPA90（僅舉幾個保護海員的進步）都有一個共同點。
大多數人說共同點是生命的損失，他們說今天的安全規定是用過去海員的鮮血寫成的。這不是真的。直到今天，我們幾乎每週都會損失一艘船，甚至很少有人被調查。他們怎麼會考慮到我們收集的VDR 黑匣子錄音不到 30% ？
事件不會導致監管變化。
調查性新聞+行業合作=政治意願=變革
船級社從公眾集會中誕生。載重線是強制性的，因為艦隊街開始調查丟失的船隻，並為塞繆爾·普利姆索爾提供了與議會中強大的船東國會議員對抗所需的所有墨水。SOLAS 不是因為泰坦尼克號沉沒而創建的，而是因為像歐內斯特·海明威這樣的偉大記者追隨金錢並發表了圖片標題。雙殼油輪沒有被強制執行，因為埃克森瓦爾迪茲號撞上了岩石，他們被強制執行是因為Intertanko明白媒體在清理之前不會休息。
我們知道這是真的，因為即使是很小的事故也會對海員的安全產生很大的影響。1980 年，SS Poet 號沉沒，34 名海員在海上失踪。它幾乎沒有被調查，也沒有改變任何法律。然後在 1983 年 2 月 12 日，一艘類似的船Marine Electric因同樣的原因沉沒，但這次費城問詢報給了羅伯特·弗朗普一個完整的調查小組，並花費了數十萬美元研究此案。結果迫使美國海岸警衛隊推動變革。該救生員程序和救生服的任務是問詢努力的直接結果。
馬士基和國際海事組織
了解影響力，報導真相，講述海員的故事是在海上獲得基本人權的關鍵，但馬士基和國際海事組織都不會在新聞業上花錢，因為他們知道在這里花的錢會花在報導的記者身上。真相。整個真相。整個骯髒不舒服的真相。
了解和報導這一事實是海事新聞機構的工作，但這樣做的成本很高。不僅僅是我們。馬士基用於支持 Splash 24/7 的預算不到 0.001%。Tradewinds、Maritime Executive、The Shipping Podcast、FreightWaves、TheLoadstar以及諸如Frank Coles、Rachel Slade、Ally Cedeno和Sal Mercogliano等無數其他媒體都在發布真相。很少有海事新聞機構有資金深入調查這些問題。請問有多少人被邀請到 IMO 談論他們的發現？
你知道誰花錢支持海事新聞嗎？五角大樓。他們知道權力和影響力的秘密。
如果我們想幫助海員，我們不能依賴 MARAD、IMO 或馬士基。我們必須推動他們說真話，支持願意支持行業本身和希望獲得基本人權的海員的記者。我們需要馬士基停止抹殺歷史並開始投資航運業的第四產業。

孟巖：區塊鏈是數字科技霸權之外的第三選項

孟巖
2021年1月14日 16:55

把公權力讓渡給掌握先進數字科技的寡頭，並非社會治理的更佳方式。

我並不是一個對時事政治不感興趣的人，但是在這裏從來不談，因爲我相信專業主義。走出校門二十年以來，我幹過好幾個行業，談不上有什麼成績，但深知一個道理，任何一個實踐性（而不是純學術的）領域，八成以上的「真知」從不見於文字，只能出自實踐。所以，一個人能夠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搞明白一點事情，說清楚一些話，就已經很不容易。對於那些你可能很感興趣，而且也花了很多時間看媒體、讀文獻，但並沒有長時間專業從事過的事情，往往連基本的信息都是支離破碎的，甚至是錯誤的，遑論能有什麼靠譜的見解，所以應該保持謙遜，保持距離。

除非跟你的專業領域發生交集。

幻覺的幻滅

這次美國大選的亂局，國內外懂的不懂的不懂裝懂的已經很多，本來我就不懂，輪不到我們這些每天埋頭做事的人插嘴，但這幾天路轉峯會，因爲美國的互聯網科技巨頭統一行動，不但對特朗普家族統一封號，而且對於其黨羽「趕緊殺絕」，以至於過去幾年被特朗普搞得焦頭爛額的歐盟諸國也友邦驚詫了。而最令外界震驚的可能是對 Parler 的絞殺。依我看來，此事的嚴重性，甚至超過對任何個人賬戶的封殺。某些評論已經指出這件事情的諷刺意味：政府受 230 條款制約做不到的事情，在 230 保護之下的互聯網巨頭卻可以輕而易舉地對其他平臺做到。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雙標還真是耍得漂亮。人們終於問出了早就應該問出的問題：這個世界到底是誰在統治？這個世界正在走向何方？

當然，這次互聯網科技巨頭的統一行動，背後是有協調的。會有那麼一些「天下太平」主義者跟你說，所謂新霸崛起、權力轉移之說，純屬杞人憂天，發生的這些只是體現了美國深層政府的意志，沒有統一指揮，科技巨頭根本不會如此協調一致。因此一切並沒有脫離政治鬥爭那個軌道，那個自從《竹書記年》裏的堯舜禹時代和古羅馬格拉古兄弟遇害以來就爲我們所熟知的軌道。

但是，大多數明眼人還是看到了不同之處：關鍵不是會不會，而是能不能。這次，國際科技巨頭們已經嚮明明白白向我們展示了他們的能力：他們平時擺出一副殊死競爭、雞飛狗跳的模樣，好像永遠都尿不到一隻壺裏，讓大家放一萬個心。但關鍵時刻聯起手來，人擋殺人，佛擋殺佛，竟有如此大的力量！更關鍵的還不是能力問題，而是效率問題。過去的人形容政變或革命代價之低，往往用「兵不血刃」來衡量。不殺人、不流血，已經是前人能夠想到的最舒爽的方式了。今天，科技巨頭們可以用手機發出一個指令，幾分鐘之內，幾個工程師在鍵盤上敲下幾個字符，在屏幕上輕點幾下鼠標，貴爲美國總統者，瞬間社死，且殃及池魚，成本幾近於零。革命瞬間成功，同志無須努力。所以啊，二十一世紀已經過了五分之一了，還有人嘲笑「鍵盤俠」，其實這些過時的腦子只是不瞭解鍵盤的威力。這次他們明白了，一隻連接在關鍵節點上的 10 美元的水貨薄膜鍵盤，威力大過萬馬千軍。

對 Parler 的聯合封殺宣告了中心化互聯網之上的自由主義幻覺的破滅。這是一個在內行人看來早就荒誕不經的幻覺，只是平時任你怎麼呼與號，大多數人都只會投以輕蔑的微笑。沒想到啊沒想到，華盛頓沼澤裏的大鱷魚會在這個時間、用這種方式把蓋子揭開，把妖怪放出來。人們不要指望數字時代的爬行動物能夠控制這些妖怪，他們連自己的筆記本都可以弄丟，而且恐怕老得來不及說出第三個願望，又怎麼能理解數字權力的威力？人們也不要指望華爾街能夠控制這些妖怪。如果按照現在這個模式走下去，二十年之後，華爾街只是這些科技巨頭雲服務器上的一個 APP。今天華爾街上的幾十萬人當中，只有一小部分會幸運地與科技巨頭聯姻結盟而雞犬升天，多數人的命運，你看今天的 Parler 就知道。

而在全球的其他一些地方，我們聽到的多是幸災樂禍的喝彩，彷彿此事與己無關。這實在圖樣圖森破了。數字科技是一種新的世界性力量，它崛起的如此之快，而且還在不斷加速。多數人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即使有，應對的手段也往往是過時的，效果也只能是局部的。我們對此並不陌生，當文藝復興和大航海時代將工商業文明託舉成一種新的世界力量的時候，東亞各國普遍採用閉關鎖國、重本抑末的對策，對內的確抑制了工商豪強集團的崛起，但卻在幾百年之後整體傾覆。

硅基文明大趨勢不可阻擋

就數字科技本身而言，現在還處於一個很早期的階段，大約相當於發現新大陸之後兩百年、也就是 1700 年左右的時期：財富已經奔湧，但國王還是國王。歷史的來看，今天這個時代的算力密度還太低，能量供給還太少，連接速度還太慢，算法還太弱，碳基靈長類動物的低水平干預還太多。不過，感謝摩爾定律，數字科技給社會帶來的衝擊與顛覆，可用不着等上幾百年。在「一百億人口」和「十萬億智能設備」這兩個目標中，後者可能更快實現。假以時日，這個世界上的資源主要由智能機器消耗，生產和消費主要由智能機器完成，戰鬥和執法主要由智能機器執行，並且開始出現爲數上千萬的、能夠進行腦機互聯的、經過基因改造、能健康生活兩百年、被尤瓦爾·赫拉利稱爲「智神（Homo Deus）」的新物種。到那個時候，人的社會地位主要取決於跟智能機器的親疏。這種變革，無論我們多麼保守，都不可能幻想它僅僅只影響經濟，而不會溢出到其他領域，不會重構人與人的關係，不會改造社會的秩序和結構，不會重新定義全球地緣政治。所以，既然五月花號登陸新英格蘭，結果並不只是克隆了一個英格蘭，那麼馬斯克上火星，不管他自己的初衷如何，難道只會是給人類克隆一個新的居住地？我這般年紀的中年人，只要稍微注意保重身體，便很有機會活着見證太陽系新數字羅馬帝國的誕生。三體，可能不是科幻小說，而是稍加隱喻的預言。

我想說的是，不管你怎麼看待我開的這些腦洞，也不論你個人情感上支持還是反對這樣的趨勢，世界走向數字化硅基文明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特朗普集團的互聯網社會性死亡只是這一大趨勢碾壓過後留下的一堆刺眼的路邊枯骨。

數字公權力的寡頭化不是好事

趨勢不可變，但是路徑不止一條。我們要考慮的，只不過是在這個大趨勢下，我們有沒有更好的路徑選擇。

現在的路徑是什麼？就是少數幾個在市場化競爭當中獲勝的全球數字科技寡頭，在未經授權也不受有效監督的情況下，掌握龐大的公共權力，並以運營私營企業的方式來運用這種權力。按照現在這條路徑走下去，新的數字科技寡頭要麼通過沖突、要麼通過潛移默化的改變，遲早會成爲這個世界真正的統治者。一些國家通過傳統方式，或許能夠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對內壓抑這種力量的成長，但是這種壓抑不可能長久，只能是暫時的、局部的，並且日積月累，會因爲抑制了創新力量而導致整體性的落後甚至傾覆。

我們是否應該爲新霸權的崛起而歡呼？既然人類自古以來一直生活在一個金字塔體系之下，絕大多數人不是在這個霸權之下，便是在那個霸權之下，或許對於塔尖的更換大可採取一種袖手旁觀的態度，甚至應該歡迎和讚美這種改變？或者，嚴肅一點說，把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公權力讓渡給掌握先進數字科技的寡頭，是否是社會治理的更佳方式？

有三個原因使作爲普通人的我對此表示質疑。

第一是對這種新公共權力的來源不信任。現代社會公共權力的來源是有一整套觀念和制度體系的，這套體系與市場體系是不同的。雖然也有一些優秀企業家轉型爲優秀政治家的先例，但整體而言，市場競爭並不是選拔優秀公務人員的有效機制，更不是合理的授權機制。換句話說，一個私營科技企業主，因爲在市場競爭中獲勝，便獲得了巨大的公共事務權力，這個權力的來源是不合理、不健康的。

第二是對這種新公共權力的運行過程不信任。數字科技寡頭權力的高效率、低成本、強效果，與其決策執行的任意性、不透明性和不受監督結合起來，不單普通人毫無還手之力，就算是傳統秩序中的強者也只能甘拜下風。就像這次封殺特朗普和 Parler 事件所展現出來的，這些寡頭在運用權力的時候，其效率是如此之高，效果是如此之好，遇到的反抗如此之虛弱無力。寡頭們對於其不同行爲和主張之間內在的自相矛盾毫不在意，甚至懶得對外解釋，平時一言九鼎的政治領袖們只能隔着大西洋嘟囔幾句「有問題」，此岸或彼岸的所有機制對它們基本上產生不了任何監督和約束效力。如果你懷疑絕對的權力是否一定產生絕對的腐敗，那麼二十一世紀就給了你一個最新的驗證機會。只不過，試驗失敗的代價將會極其沉重，因爲不久之後，隨着人工智能、新一代無線通訊、物聯網和機器人的水到渠成的發展，科技寡頭消滅對手的能力，可就不止限於互聯網虛擬空間了。那時候，我們中大多數人能夠想到的最佳人生，可能就是暫時坐穩數字奴隸。

第三是是新權力崛起過程中與舊權力的衝突，會不可避免的將大量普通民衆捲入其中，改變很多人的命運。這個問題極爲現實，現實到正在好幾個地方以不同方式發生。正因爲如此現實，所以此處略去不表。

請不要誤會我，我並不是不歡迎硅基數字文明的崛起。如果一定要在人羣中劃分左中右，我肯定屬於「降臨派」。只不過，正如之前所說，我認爲趨勢不可避免，但路徑還是可以選擇。確實存在另外的道路。這裏指的「另外的道路」，並不是讓某些國人沾沾自喜、自信滿滿的「最近的事件表明全世界只有我們纔能有效應對和切實防範」的道路。坦率的說，我並不欣賞這第二條道路。隨着民主黨上臺，擁立有功的數字科技寡頭們將獲得怎樣的回報和縱容，我們且拭目以待。但一個不祥的預感是，如果他們和我們各自沿着現在這條路子走下去，已經過去的 2018 年可能是中國與全球數字科技頂峯最接近的時點，未來的差距可能會越拉越大。

也許還有第三條路線。

區塊鏈：第三選項

這次 Parler 被封之後，一些聽我介紹過區塊鏈與去中心化互聯網的朋友就給我發了消息，說一下子就明白了去中心化互聯網的意義。但其實，我覺得他們並不是真的明白。

目前全球的區塊鏈技術社區正在構建一個去中心化的互聯網技術棧，區塊鏈在其中扮演核心的角色。這個新的互聯網技術宅在存儲層、計算層、互聯層和應用層都基於區塊鏈的範式、或者乾脆直接用區塊鏈來開發。人們把這種新的互聯網叫做去中心化互聯網，或者開放互聯網，或者 Web 3.0。在這個新的互聯網技術棧還很稚嫩。嫩到什麼程度呢？性能低下，存儲不可靠，價格昂貴，而且使用起來非常麻煩。但它有它的力量。在它上面開發的應用，刪不掉、封不了、藏不住、改不動，只會規規矩矩、不折不扣按照既定方針辦。如果 Parler 基於這種技術構建，那麼就不存在被關電閘、拔網線的風險。

數字資產和去中心化金融（DeFi）就是這種力量的最初展示。在過去的一年中，全球數字資產的規模增長了三倍多，而 DeFi 的規模增長了三十多倍。但是這些應用從某種意義上加深了人們對區塊鏈的誤解，比如把區塊鏈視爲爲一個絕對自由主義的、對抗一切監管的異類。

但其實，區塊鏈真正的本質只有一點，就是「照章辦事」。

2016 年，IBM 觀察到一個名叫「以太坊」的新的區塊鏈項目的崛起，於是派了一個叫 Henning Diedrich 的聯絡員與以太坊核心團隊接觸，負責瞭解以太坊的特點。當時 IBM 內部對於區塊鏈的認識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在機構間共享數據和流程、創造信任以降低交易摩擦，二是設備民主。這些看法不可謂不深刻，但是這位聯絡員去研究了以太坊之後，帶回來一個不同的結論，他把以太坊描述爲「一旦部署了程序，就確保準確執行」的公共計算機，「確定性」是以太坊最大的特點。後來他的報告略加潤色之後公開出版，恰好在我離開 IBM 之前讀到，是早期對我認識區塊鏈產生決定性作用的兩三本書之一。

我想換一個方式表述 Henning Diedrich 的結論：區塊鏈是目前唯一能夠確保規則得到剛性執行的計算網絡。理解了這一點，我所說的「第三條路線」也就清楚了。

確實有可能基於區塊鏈的思想和技術構造新的互聯網，它安全、強壯、可靠，最重要的是具有規則剛性。區塊鏈可以在進一步激發企業家精神的同時，有效地限制數字科技寡頭公器私用和暗箱操作。作爲唯一擁有立法權的人類組織，政府可以通過區塊鏈實施更加高效的社會治理，對於這樣的基礎設施應該是歡迎和積極推動，而不是視如畏途。民衆則能夠得到規則的保護，享有免於被徇私打擊的恐懼。至於真正的企業家和創新者，他們失去的只是攫取和濫用權力的惡毒誘惑，得到的卻是一個輕輕朗朗的市場和無需破壞規則自相殘殺的健康的競爭環境。也許更重要的是，區塊鏈的規則剛性會迫使政府、公衆和企業坐在一起，認真的討論人類要給必將到來的硅基時代建立什麼樣的元規則，從而促進新的治理機制的產生和成熟。也許只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人類才能作爲一個整體避免《黑客帝國》和《終結者》所預告的命運。

當下而言，我絲毫看不出世界可能轉向第三路線的可能性。總體上，人類還是點頭哈腰地沿着第一路線狂奔而去，只有我們這些少數的異類，在區塊鏈和 DeFi 的道路上不知道搞什麼東西，不被人理解。但我希望這次的事件能夠提醒人們注意這個問題，注意到這第三條道路的存在。特別是那些有影響力和決策資源的人，你們在天基物聯網、全自動武器和武裝機器人到來之前，還有幾年時間思考和做出不同的選擇。之後，可能也只能向普通人一樣，考慮何時、以何種方式向科技霸權屈膝投降。瞭解一下區塊鏈吧，不要被「去中心化」的文字遊戲嚇得踟躕不前，畢竟，對中心威脅最大的，不是去中心，而是下一個中心。

資料來源：https://www.chainnews.com/zh-hant/articles/124856336082.htm

坐了40年冷板凳，現在拯救美國就靠她

全球都在等待新冠肺炎疫苗。

最值得期待的，是一種基於信使RNA技術的疫苗，正在美國FDA的綠色通道審批中。相比傳統疫苗，它更安全、快速、副作用小，可以說是汽車和馬車的區別。（中國在測試自己的信使RNA疫苗，也有企業跟美國企業合作生產）

這個技術不僅能生產疫苗，也能治療中風、癌症、流感等。新冠疫情將這一技術的變革，提前了至少一代人。

這項技術的奠基人，Katalin Kariko，匈牙利裔美國科學家，也終於進入大眾視野。

她已經在冷板凳上坐了近40年。30歲失去工作，漂洋過海赴美，被辭退，被降級、無數次申請經費被拒，終於等到了歷史的機遇。


Katalin Kariko的人生，沒有“容易”兩個字。

她生在匈牙利，博士畢業後，在匈牙利南部城市Szeged，匈牙利科學院下屬的生物研究中心工作。

Katalin Kariko癡迷于信使RNA。這是一種很特別的RNA，它告訴細胞，要為人體製造哪些蛋白質。理論上，如果能操控制造信使RNA，告訴它要製造哪些蛋白質，人類就能獲得一個最厲害的武器，去抵抗疾病。

想法很美好，但這只是理論。人類對它的瞭解剛剛開始，在1980年代，這是一個遠遠還看不到成果的基礎研究。


不出意外，沒有科研成果的Katalin Kariko，在她30歲那年，被單位University of Szeged解雇了。

她想在歐洲找個近一點的工作，但一直未如願。結果，只有位於遙遠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天普大學，給了她一個工作機會。

1985年的一天，她和丈夫帶著才兩歲多的女兒，踏上了赴美漂泊之路。

1980年代的匈牙利，是前蘇聯陣營裡自由開放度最大的之一，但經濟發展水準依然遠遠落後於西歐。

他們家唯一值錢的資產，是一輛汽車。賣掉後，在黑市上換了900英鎊。她把這900英鎊，縫在女兒的泰迪熊裡，進入美國。


從1990年開始，科學家嘗試用信使RNA來製造新藥，但結果都很不理想。

那個年代，人類對信使RNA瞭解太少。這個技術致命的缺陷是，它在到達靶細胞之前，就被人體的防禦系統破壞了。更嚴重的是，人體會本能的反擊外來入侵者，產生嚴重的免疫反應，甚至導致死亡。

經過很多次失敗，多數科學家都放棄了，信使RNA領域被稱為“科學上的一潭死水”。

Katalin Kariko拿不到經費，團隊解散了，1989年，她加入賓大藥學院。

那些年，是她職業生涯的最低谷，沒有人相信她。

1995年，因為拿不到經費，沒有專案，也沒有成果，她在賓大又被降級到最低級別。

換個人，此時都會想去別的地方，或者換一個方向，但Katalin Kariko很軸，她堅持下來了。

1998年，時來運轉，Katalin Kariko終於熬到了第一筆經費，10萬美元。

巧合的是，也就是那一年，他遇到了人生貴人。她在影印機旁遇到了一個新同事，Drew Weissman，他剛從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跳槽到賓大。


兩人在影印機邊閒聊，Katalin Kariko告訴他，我能造出任何一種信使RNA。

Drew Weissman慧眼識珠，看到了Katalin Kariko研究的無限價值。兩人一拍即合，成為合作夥伴，探索用信使RNA技術在生物醫藥上的應用。

2005年，他們終於找到解決人體免疫反應的辦法，用弱化的版本替換了一個RNA的模組。

這樣，人造的信使RNA，就像神偷一樣，不知不覺的潛入人體細胞，而不會驚醒人類的免疫防禦系統。



他們的成果被另一個高人注意到了，斯坦福大學幹細胞生物學博士後Derrick Rossi，讀到了他們的論文，驚歎這是諾獎級別的發現。

他感覺到其中巨大的商機，找到投資後，于2010年成立了一家公司，Moderna。

在德國，另一個團隊也看到了這項技術的巨大潛力，並組建了一家新公司BioNTech，其美國總部位於麻省劍橋。該公司將開發基於信使RNA的癌症疫苗。2013年，BioNTech聘請Kariko擔任高級副總裁，幫助監督mRNA工作。

這兩家公司的技術，都是基於Kariko和她的合作者Weissman。

雖然技術很前衛，但影響還只是局限在小圈子，直到2019年底，武漢爆發新冠疫情。

中國科學家于1月10日在網上發佈了其基因序列。因為信使RNA技術不需要病毒本身來製造疫苗，Moderna、BioNTech和其他公司的研究人員便開始工作，試圖用這一技術快速製造出新冠肺炎疫苗。

BioNTech與輝瑞達成合作，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生產疫苗。

Katalin Kariko 終於迎來了事業的高峰。


Katalin Kariko的成功，一是選擇了合適的土壤。

35年後，回憶當年的決定，Katalin Kariko慶倖自己離開了匈牙利，如果還呆在那，現在就是一個“不停抱怨的平庸科學家”。

她相信，到美國後，那種一切從頭開始，一切要靠自己，為了更好生活的掙扎，促成了自己的成功。在匈牙利，“關係”是非常關鍵的成功要素，整個國家，不是最好最聰明的人取得財富和名聲，而是靠關係來運作。

美國對基礎科學的寬容和慷慨，也給了她助力，儘管她的研究常年沒有成果，拿不到研究經費，但依然能維持生活。中後期，大量的研究經費讓她能笑到最後。對基礎研究的寬容和慷慨，美國確實是全球做的最好的之一。

二是，做自己熱愛的事情，無條件相信自己。

基礎研究很辛苦、很沉悶，研究者要甘於寂寞和清貧，只有真的是熱愛學術研究的人，才能堅持下來。

在哈佛的一次演講中，Katalin Kariko強調她的成功“特別的依賴於失敗”，因為她所研究的是未知領域，路上遭遇了無數的障礙。

但她沒有放棄，她是個工作狂，經常全年無休，包括新年的那一天都在工作。有時候累了就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

她享受工作，熱愛研究，夢想著信使RNA技術能治療所有的疾病。她的科研成果是驚人的，她的論文引用次數接近12000次，這是非常高的引用數字。

她的努力也激烈著女兒。


她女兒賽艇運動員，兩屆奧運會金牌得主，在北京奧運會和倫敦奧運會拿到了金牌。她曬了很多女兒獲獎，接受採訪和報導的新聞，為女兒的成就而驕傲。


這是她女兒在2008年奧運會上，與已故籃球巨星科比的合影。拿到金牌那天晚上，她在運動員村偶遇科比，科比對她脖子上掛著的金牌羡慕不已。

堅持和天賦，她把這兩個最好的基因，都傳給了女兒。


背景 信使RNA疫苗比傳統疫苗強在哪？

目前全球有十多種疫苗在後期臨床試驗階段，但只有輝瑞和Moderna的為信使RNA疫苗。

疫苗的原理都一樣，教人類的免疫系統起反應，來抗擊外來病毒。

傳統疫苗，將滅活或者減活病毒，注射入人體。這需要很長時間培育和優化病毒，而且，注射進人體的病毒，可能給人帶來風險。

信使RNA疫苗，並不需要真正的病毒注射到人體，而是人造了一個RNA片段，引發人體同樣的免疫反應，從而達到抗體的作用。

一是安全、副作用小。並沒有真正的病毒注射到人體，只是激發了人體免疫反應，因此，人不可能因為注射病毒而感染病毒，副作用要小很多。

二是有效性強。一般的流感疫苗，只有超過50%的有效性。此前，醫學界預計信使RNA疫苗有效性在60-70%。兩家公司大規模試驗接種結果顯示，超過95%的有效性。

三是研發生產速度快。常規疫苗的製造，雞蛋培育等過程需要幾個月，信使RNA 疫苗不需要這些步驟，大大加快了研發時間，只需幾周時間。


唯一的問題，是儲存分發。輝瑞的疫苗需要存儲在極冷的環境中，在美國就有多個巨大的疫苗儲存中心，上圖這個有一個美式橄欖球場大，擺滿了巨大的冰櫃。

全程都需要隔溫箱加乾冰運輸，但只要運到了醫院，就能在普通的冰箱中保存5天。

新冠疫苗的分發，將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光是輝瑞公司，就計畫每24小時20架飛機，在美國境內運送疫苗。

Moderna的保存條件沒有這麼苛刻，但也需要全程冷藏，而且，其生產能力沒有輝瑞那麼強大。

所以，信使RNA疫苗目前只能提供給美國等發達國家，可以說是富人的專利。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農村地區，可能還得依賴傳統的疫苗，或者等待生產能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