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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一女校慶聊天十分鐘45元的新聞，還可以怎麼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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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怎麼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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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女中12月12日舉行117周年校慶和園遊會，其中一個攤位提供「聊天」項目，消費者可以從街舞社社長、民謠吉他教學、流行音樂社社長、合唱團團長等學姐中，選擇拍照、點歌、聊天、打球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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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網路熱議，有人認為有商業頭腦、有人則認為不妥，更多的是在網絡平台的批評和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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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什麼方式更深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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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標籤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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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主角多重身份背後標籤拆解，通常輿論都是從標籤的衝突之中產生
比如「你是xxx就應該要ooo」，而當沒有做到ooo時，就會引起輿論
所以將標籤拆解，以便理解「預設概念衝突」是怎麼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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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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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的社群輿論主要從三種觀點切入，分別為 #社會 #商業 #教育
我會以第一人稱口吻，描述各持這三種不同觀點的人會怎麼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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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先後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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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發生「園遊會」，才有「網路熱議」，然後才有「新聞報導」
所以不能直接看到「新聞」來反推「辦這種活動」的起心
「是為了賺錢才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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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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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女學生同時背負 #女性 #名校 #高中生 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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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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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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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 #女性 #名校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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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麼多活動，「拍照」「點歌」「打球」可以，唯獨「陪聊」被特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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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與「盈利」掛鉤，潛意識便會跳出「性交易」「八大行業」？
這是這社會還不願正視的問題所致，#污名化 和 #歧視 普遍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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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不明白八大行業真正內容為何，而直接認為這是下賤、骯髒的，事實上，並不是所有酒店從業人員都是在賣身、賣感情，會上酒店的人也不是每個都想亂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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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客群主要分成商業客和兄弟客，商業客就是一般西裝領帶的商務人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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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又依照服裝樣式開放程度分成 制服店、禮服店、便服店。
以最單純的禮服店而言，就只是倒酒、整理桌面、唱歌聊天，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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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更多的接觸，如果自己不能接受，是可以拒絕並換桌/換台的，看每個人程度到哪（當然有些人就是想找人包養，用自己去交換未來，用話術和身體去勾引客人，但大部分不是。）
（btw我前男友幹上的那個就是這種典型，但不是每個人都這樣。感謝前男友讓我對酒店行業了解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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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感受到被侵犯時，每個小姐會有求救暗號，打暗號讓少爺/行政/幹部知道，就可以被保護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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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是對於女性的「貞潔」要求凌駕於「身體自主權」，女性應是屬於另一個主體的，不是自己的，這種「自己」除了身體，還上崗到了包括「時間」「談心裡話」
當這樣的行為被作為獲利工具，就如同出賣自己的靈魂約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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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背後的品德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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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於這種社會新聞「xx高材生竟然犯了oo罪」不陌生，這種就是標籤的概念衝突。
背後假定了「會讀書就應該品行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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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穿著小綠綠制服，走在路上就應該要舉止端莊賢淑、在公車上要坐有坐相等等。
（短褲夾腳拖是我高中的基本配備，想來也是對於這種標籤的微小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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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當「應該品行優良的高材生」與「八大從事人員的陪聊工作」碰上了，標籤的衝突因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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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自己、販賣父權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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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酒店公關是物化女性和販賣父權紅利的終極體現，那在灰色地帶的直播主、「線上聊天平台」算不算是？
她們都知道「我是漂亮的/性感的/甜美可愛的」「女人」正是收益來源，因此從事此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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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北一女學妹一開始辦這攤販的起心，是「因為我知道男人會付我錢」而去辦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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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物化自己？
用身體作為契約的客體，主動的成為從屬者/商品化，又因性別權力不對等而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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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與學妹們聊天的過程中，她們的起心本意與「仗著自己是女生來賺取男生的錢」而且「我就是要成為商品本身附加在男生身上」恐怕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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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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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 #名校 與 #高中生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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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市場機制裡，有需求就有供應，有客群願意掏錢買單，交易便成立
但這個需求是被創造出來的、還是本來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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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需求內涵是什麼？
是社會上無處可去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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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中生而言，就是升學壓力、同時處理課業、人際、社團、家庭的滿腹辛酸，師長的不理解或高壓要求
因此他們有了「只有年紀相近的學長姊能體會、並針對當前環境給予建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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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校外而言，是對光環的想像與追逐。
人們對於自己未到過的地方，會有加成的想像附著，例如，能出國讀書/旅行，一定很有國際觀/一定家裡很有錢，那他們是怎麼做到/從中習得什麼，無論他們到底是靠自己的努力達成還是靠爸（能考上名校，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資本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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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是升學主義學歷至上，根本而言，出於人性的基本好奇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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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遊會本質：娛樂性的進行學生商業行為賺取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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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有兩種輿論聲音：分享心得經驗怎麼可以拿來賺錢/怎麼可以用無成本的方式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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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首先，沒有人會在園遊會時候做公益，什麼家裡的破布娃娃都可以拿來賣個三五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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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為了賺大錢來辦活動，不如說為了符合園遊會性質加減產生一些金錢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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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有辦園遊會的經驗，通常都先問班上有沒有人家裡是賣什麼吃的喝的，再來設計一些遊戲或服務
這就是練習如何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盤點現有資本設計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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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中生而言，他們的資本並不多
「知識」和「經驗」正是他們最大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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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上，當他們發現有市場需求，而他們正好能以現有資本作出供給，且現實面呈現供不應求情形，證明這樣的價格符合市場機制並未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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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什麼知識可以賣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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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濟、知識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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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知名網紅表示「女學生要想啊，你憑什麼賺取這個錢，律師和心理諮詢靠講話可以收那個錢，是因為他們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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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什麼賺這個錢，就是對於這個「知識」和「經驗」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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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職能培訓、升學求職經驗分享、家教、線上課程、一堆冬夏令營培訓、之前紅極一時的醫學生面試工作坊爭議，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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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濟是近幾年才蔚為風潮的商業模式，最初因著互聯網從中國大陸崛起，2017年被稱作知識經濟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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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打破原本實體物換取收益的模式，也包括縮短知識變現歷程（產品-營銷-交付），轉變為擁有知識的主體獨立完成這個流程，實質經濟性價值判斷就來自「知識的不可取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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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點在於他們認為，高中的知識，大家攝取的大部分相同，不可取代性低、「專業性」低，有課綱、有老師，就能觸及這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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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師傅引進門，修行在個人」，已經脫離全民教育的階段，高中課程更深更廣，無法妥善吸收而載浮載沉於知識苦海的學生才是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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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女學生的專業，不止在於課業本身，更是「學習如何學習」這件事，「如何有效率的、有系統性的」張羅和梳理浩瀚陌生知識，這才是她們的不可取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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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成本、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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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新聞被放上網時，那個筆者用這句話來形容這個攤販，這個「零成本」恐怕未估計得到這些知識和經驗時間的隱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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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跌跌撞撞中所獨自承受的心理壓力，在沒有人提攜和引領時的惶恐和迷茫，這些對高中生而言，都是很沈重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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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過程中，學習如何去找前輩解決種種心理與精神困境，如何與同儕相處互動待人處事、在社團上當幹部，學習如何做一個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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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時兼顧家庭、課業、社團、人際，這些是成本，也是經驗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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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前輩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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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前輩板上截取的，但資料太多混淆來源了，如果有人知道麻煩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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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下：「
【怎樣是門好生意】
有一年的期末報告主題是老師給每一組學生一百美元的基金，要他們去創造最高的收入，並在期末報告時上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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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同學都是去買東西來賣，靠各種加工或銷售方式賺取差價。但最後獲勝的那一組根本沒有買任何東西來賣，卻獲得了最高收入跟超高利潤率。你猜他們怎麼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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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組同學仔細分析了所有手上擁有的元素，發現這次報告最有增值空間的不是那一百元能買來的東西，而是他們自己花在這件事上的工作時間、全班同學在期末報告時專注聆聽的十分鐘，以及這些準畢業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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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們把期末報告的上台時段賣給了徵才企業跟獵才公司，最後選了出價最高的一家，不僅沒有花到那一百元，還賺了好幾千元的收入，甚至可以獲得未來獵才成功的抽成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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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商業頭腦，懂得從資源稀有角度出發。我要是天使投資人，還會想從當中談一輪找出是誰發想跟執行這個計畫的（當然要付錢給他們），長期輔導跟追蹤這一群孩子。
#時間才是最值錢的資產 #年輕人的未來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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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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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 #名校 #高中生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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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面所述，能夠上名校的，有一定程度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資本，這些是幸運，而不單靠「自己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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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認為，這是販賣光環，是忽視了作為社會族群中佔優勢的位置，將功勞佔為己有的自大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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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只北一女有標籤，其他學校各自有各自的原罪要背負，這邊的問題，我想，是會持續在有人有文明的社會持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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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資格論，17歲怎麼談108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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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才經歷新課綱一年，可能連自己學習歷程都還搞不定、甚至連老師、學校都還摸不清楚課綱到底在做什麼，有什麼資格談、甚至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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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者與實踐者，很多時候是不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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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坊間教育組織裡，是因為認同了同一個理念而湊在一起，但在國民教育的教學場域，一個政策的實施，不是每個人都認同，迫使大家開始群起討論這個方向，需要更多的激盪和問題反饋，才是推動下一個進程、或是將遇見所阻呈報回政府機關並再修正的重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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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討論，應是被鼓勵、而非以資格審查而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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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課綱大家都還在摸索，教學者與當事者，會有不同的摸索經驗，是只有那個位置能看見的視角和困境、新想法和新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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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有各自獨特經驗，就值得被提出來探討，跨越了身份審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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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資訊落差，是可以販賣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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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是，北一女的資源肯定比其他學校優渥。（我在TFT徵才那篇有詳細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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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有的資訊、管道、組織、計畫，其他學校可能不見得有、或老師不見得重視，阻斷許多機會流入學生手中的可能。
有些人認為，名校學生經歷這些活動營隊後的心得，販賣給其他學校沒有參加過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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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點在於，這樣的資源落差，是大多數教育（含NGO）工作者致力想解決的問題，當這種落差被用作盈利時，是一種「傾銷」之既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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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衛生場域上，曾發生過一件事：
某A大國獲得Ｂ小國的共用病毒株後，回去研發出疫苗，再高價賣給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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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共用病毒株可視為總體教育資源，名校（Ａ國）從總體資源中拿取站比較多的資源後，有能力產製出知識結晶（視做疫苗），再賣給原本被剝奪資源的那些學校學生（Ｂ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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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行為無本意，但在結構上問題油然而生，高中生或許不明白這件事還藏有這一層問題在，但每個角色在社會上，都同時擁有壓迫與被壓迫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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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先後因果關係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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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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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清一色是男性，恐怕賣的都還是“女高中生”甚至“北一女”相關的概念，所以“成本”並不是零，而賺取的就是“父權紅利”，所以這件事的本質其實是“父權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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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權經濟”在任何男性掌握資本而且有貧富差距的社會都存在，程度多少的問題而已，因為“愛慾”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而且女性天生可以在生理和心理上供給，所以市場必定存在。父權經濟的光譜很廣，從單純的陪伴經濟到性產業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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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很典型「用新聞來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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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振振有詞，實質為 #倒果為因 的謬論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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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強調，是先有園遊會，才有新聞。
不能看到新聞註解「顧客清一色都是男性」，就認為學生是為了招攬男性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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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新聞媒體怎麼報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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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真香」「暴動」「懂賺」「清一色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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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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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照片？正的話馬上驅車前往」
「便宜還保證女高中生」
「不早講，我在火車上了」
「直播主出道預備」
「良心事業，人美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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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顏值、外貌，而非舉辦活動初心，強化「只有漂亮的我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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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們在物化自己、還是新聞出來後，社會在物化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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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對事實的描寫、還是變相鼓勵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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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社會反應的記載，還是以明知可能的眾矢之的作為標題博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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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知不知道可能會產生的輿論和社會問題、對當事者、北一女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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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有沒有這個責任要知道後續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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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攔截問題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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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的強化與新的標籤

在議題被鼓動到大家一窩蜂去搜尋時，「陪聊」「台女」在搜尋度暴增，新的標籤就產生了，成為「熱門關鍵字」，永遠留在網路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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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少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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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新聞文章都是互抄，片面之詞呈現，但網絡的反撲、指責、甚至對女學生的羞辱卻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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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不客觀，不是因為主觀意識表示支持與否，而是少了不同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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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續造成的輿論有哪些、校長回那封信的前提是什麼、大家在意的關鍵點是哪些、為社麼會有這個現象、當事者受網路攻擊後的反應如何？
甚至用數據分析網路聲量、正負面比例、搜尋關鍵字圍繞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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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也都是客觀事實，並不是主觀認定，是可以同時呈現在報導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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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媒體都少寫了。
是不知道、不在意、不想花時間研究，還是就是打定了想要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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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是記者本身、媒體自己本身的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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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媒體生態下生存，高工時、低薪資，內部編制導致落在記者個人身上負擔過高，生態惡性競爭即時性和煽動性，廣告與流量定勝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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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產能和品質降低，又得成為千夫所指之人，這是記者自願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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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後的低級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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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士修在留言處寫道「有加Ｓ嗎？」（掏皮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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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來解釋台灣的性交易生態，雖然是非法，但其實到處都有檯面下的交易，而且相當頻繁。
不一定要從酒店，只要有經濟帶、有群組門路、有學長姐或朋友，只要有「媒合人」，一場交易就能達成。
（感謝拿我爸的錢去嫖妓的前男友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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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自己狩獵型的，遇見有解時的通關密語，就是「S？」
「掏皮夾」的意思是：「性交易的錢直接給現金」就不會有金流、留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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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怎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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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慶當天，本校所有園遊會的擺攤學生沒有回報任何負面訊息，也沒有任何外賓反映攤位問題。
2.以"聊天"為項目的攤位，該班級當初設定的客群是高一學妹，針對108課綱的選課問題、如何製作學習檔案、社團幹部的工作內容等等。想法單純且正向，導師及學務處都支持。
3. 園遊會現場為公開場合，人潮眾多、教官巡場，未發現任何不妥現象，當天的活動除了學妹外，也有本校家長、大學教授、外校學生等外賓參加，外賓詢問的內容多以本校學業、社團活動、時間管理、校園生活為主。
4.針對那些沒在校慶現場，只憑臆測去描述自己觀點，並連結負面意象的網友留言，本校表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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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學們，校長相信你們有足夠的智慧，去判斷事情的真相與是非，也相信你們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莫須有的不實流言。這個世界雖不美好，但我們仍要正面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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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陳智源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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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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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媒體無法進到守門人角色時，這個責任就落在閱聽眾身上。
除了上網跟大家辯論之外，還有哪些是我們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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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要搜尋「被固化的標籤」增加流量和搜尋引擎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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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北x女 陪聊」這種直接綁死的關鍵字，最直接的讓大家在搜尋時會跳到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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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條列式舉例、分段思辨
先區分議題，如我前面所提，要討論社會觀點、商業觀點、還是教育觀點？
要論證舉例，是在哪個區塊、要舉反例，又是不是在相同的社會背景下？
如果想到什麼講什麼、爆氣式論述，容易讓雙方語言沒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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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要讓學生在這場風波中受的傷白費
這一起輿論能夠鬆動、或喚起社會怎樣的關注和討論，後續如何延續動能？
既然大家已經發現前述污名化與歧視問題，那可以在自己能力所及之中，做出哪些改變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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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面對學生，理解取代羞辱、批判取代批評。
如果可以，讓孩子們知道這個社會會這樣評判一件事情，何妨不是一次機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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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傾聽與尊重。
不是說支持這種行為（你當然可以不認同、可以批判）
但可以試著告訴孩子們，這場風暴是一堂課，理解了可能的優缺點與風險之後，在下一次她思考後並做出選擇時，我們會尊重他們、但他們也必須自行承擔後續的社會輿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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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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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她們自己要販賣父權紅利，看似既得利益，其實是被社會的需求，被迫推向了供給的一方，讓原本立意良善的初心被扭曲、認為他們就是為了這樣的目的而去主動供給，而且被固化為標籤，而且這標籤會跟著所有北一女學生、甚至包括其他女高中生，至少數年。

我在《堅料網》最新的評論文章😎😎😎

https://n.kinliu.hk/…/%e9%81%95%e5%8f%8d%e7%a6%81%e5%88%b6…/

違反禁制令起警員底　僅判緩刑欠缺阻嚇力

2020-10-21 13:32

2019年10月份，高等法院就禁制警員被「起底」，而頒下「臨時禁制令」。

2020年6月17日，高院法官高浩文處理首宗違反該「臨時禁制令」的起底案件。當天，39歲的答辯人、女珠寶設計師陳藹柔於高院承認一項「民事藐視法庭罪」; 根據案情，陳藹柔在2019年11月5日透過臉書帳戶轉載警員及其家人資料，並加上「血債血償（警員名稱）及眾黑警」字句，該警員的友人其後於網上發現有關資料。答辯人於翌日被捕，警方於其住所搜查電腦。被「起底」的警員在案中的誓章表示，其與妻子在境外期間，因被「起底」而擔憂及不安，故無奈地延期返港 ; 警員夫婦返港後，更曾因被「起底」而入住了安全屋3個月。他倆更曾每天接獲不少於20個滋擾電話，弄至最後只得更換電話號碼。另一方面，在2020年初，警員曾被店舖售貨員認出，及因而慘遭辱罵！據悉，答辯人的法律代表在庭上曾指出，答辯人事發前曾到英國及日本，沒有留意禁制令一事 ; 至事發時，她因受到科大生周梓樂事件之影響，頓時轉載了有關警員資料，期間並沒有想及後果，其對事件深感到後悔，亦承諾不會重蹈覆轍。 答辯人最終被判監禁28天，但獲准緩刑1年。

陳藹柔一方面向法庭表示因其先後到訪英國及日本，故留意不到禁制令之頒布。另一方面，最自相矛盾的，竟是她卻可以知道周梓樂事件，並受其影響！唯一的合理推論，是她根本經常有從網上等途徑，不管身處何方，也密切留意所有與反政府暴動相關的消息，故其必然是清楚知悉禁制令的存在，但只是意圖狡辯，希望獲取法庭的輕判，其是否對違反禁制令有真正的悔意，也令人成疑！高浩文法官對她輕判一個緩刑，根本未能全面反映案件的嚴重性。

2020年3月24日，中西區區議會主席、民主黨區議員鄭麗琼在其臉書中，違反高院之前頒布的禁制令，將一名被指射傷印尼女記者的警員之個人資料公然披露，故被控藐視法庭。2020年10月19日，鄭麗琼的案件在高院進行聆訊，也是由高院法官高浩文負責處理。聽取雙方陳詞後，高浩文判處鄭麗琼與陳藹柔相同的刑罰，即入獄28天，但獲准緩刑1年。在聆訊中，律政司一方的代表於陳詞期間，曾極力邀請高浩文法官，在判處鄭麗琼時考慮以月計的即時監禁處理該案。律政司一方直指鄭麗琼聲稱不知道禁制令的存在，直至被揭發其曾於2019年於WhatsApp討論禁制令後，才改口 ; 除此以外，鄭麗琼聲稱自己不加思索便把起底訊息轉發，並加上「以眼還眼」的字句，令訊息快速傳播，正因為她從政多年，並身居重要公職，有逾3,000人追蹤其臉書，故公眾對她理應具有更大期望。而這些都是重要的加刑因素，因此被告應被判即時監禁。至於鄭麗琼的代表資深大律師則強調，其在轉發有關訊息時，確實是忘記了法庭禁制令的存在，故在犯案心理而言，屬嚴重性最低的一種 ; 另一方面，在她進行轉發時，涉案警員的資料早已被公開，並非由她號召其他人「起底」，儘管鄭麗琼初時的而且確曾經表示過不道知有禁制令，並會提出抗辯，但她在2020年10月初諮詢過資深大律師的意見後，已馬上決定承認責任，及在此基礎上請求法庭輕判守行為或罰款。

法官在判決鄭麗琼時就表示，被告稱轉發訊息時不知有禁制令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但法庭會接納當時禁令未必在其腦海裏佔上主要位置。法官又引述律政司一方的陳詞，指被起底的警員事後收到超過100個滋擾電話，個人資料亦被塗鴉在街道上，甚至曾被人冒認其名義，去登記捐贈器官及叫外賣等。而他的太太更收到約300個滋擾來電，至今仍不敢獨自離開住所。法庭強調，法庭命令並不僅是行為指引，而是必須遵守。而一個人的影響力越大，其責任亦越大，做任何事之前要更清楚考慮後果。然而，儘管法庭接納律政司一方的陳詞，並裁定鄭麗琼一案的刑罰，應該以即時監禁作為起點，但法庭也同意鄭麗琼在本案前行為良好，多年來參與公共事務，其在本案已是上了寶貴一課，其亦已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懊悔。最後，高浩文法官決定將有關的28天的監禁刑期，暫緩執行1年。

在自從2019年6月份開始的反政府暴亂中，黑暴大肆破壞香港 ; 唯一守護這片土地的，只有香港警察。黃絲港獨份子為了打擊異己，及除去阻礙他們推動港獨的「眼中盯」—─ 警隊，對警員予以「起底」及不斷的騷擾，便成為了他們達到目的之手法。所有有份參與非法「起底」的黃絲港獨份子，公然挑戰高等法院頒布的臨時禁制令，不管他們在「起底」事件扮演着那一個角色，例如發起人、轉載人，或張貼有關宣傳品在公眾地方的人士等，任何人只要在警員「起底」行為中有份參與，便責無旁貸，必須承擔刑責。慘遭陳藹柔或鄭麗琼「起底」的警員及家人，在過程中受到的傷害之大，根本是無法估計，也難以彌補！高浩文法審理兩宗案件時，手法也是如出一轍，即最初不停強調案件的嚴重性，其後卻替案中的答辯人說盡好話，再將監禁予以暫緩執行，將答辯人輕輕放過。如此輕判，又如何能夠構成足夠的阻嚇力及反映案件的嚴重性？律政司理應就鄭麗琼的輕判作出上訴，其最初表示對「臨時禁制令」不知情，着實令人懷疑其是否對犯案有深切及真正的悔意，及認罪只是其面對「鐵證如山」的無奈決定 !

高浩文法官在處理鄭麗琼的案件期間，曾稱其在案發前行為良好，多年來參與公共事務。正如時任裁判官、現任區域法院法官謝沈智慧在7年前的金句「警察唔係免費服務社會㗎！They are well paid for it！（他們獲優厚薪酬！）」，同樣地，鄭麗琼也不應因多年任職區議員而獲得輕判。擁有一份可以同時服務社會兼支取優厚薪酬的工作，到底是否該獲得減刑及輕判的因素？多年以來，不同的法官有着不同的看法及處理手法，也因而在相關的案件中造成了判刑上的分歧。要杜絕如此的司法不公，「量刑委員會」的成立明顯地已是刻不容緩。

文：龔靜儀

執業大律師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沈旭暉隨緣家書 】「一國兩制3.0」系列：毀滅企業自由的「國家法團主義」

「香港走不回去了。」這幾個月來，一部機器正全速啟動，駕駛往越來越一國化的香港，除了我們談及的警政暴力、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白色恐佈，還有商業世界的異動。月前有多間與香港有關的跨國企業出現人事變動，先有匯豐銀行、國泰航空多名管理層離職，後有新鴻基地產首次委任內地企業家為獨立非執董，再是其他大中小企寒蟬效應。但最為港人關注的，始終是多名國泰、港龍機組人員被裁，包括一位我的好友，而他不過在Facebook上載了黃絲帶；自此類似案例如恆河沙數，已成社會新常態，相當恐怖。執筆期間，身處三萬呎高空的國泰航空，空少、空姐悄悄走過來說「多謝發聲」、「現在甚麼也不敢說」，只能給我一個杯麵答謝。這樣的對白，極其可悲：我們的香港，香港人的航空公司，甚麼時候淪落到這樣？

墨索里尼與今日香港：功能組別的前世今生

資深編輯Tom Holland早前在《南華早報》撰文，直言這是「未來香港法團主義」(future of corporatism)︰今後入職與離職不再唯才是用，而是政見先行；國家機器以不同方式介入私人企業，藉控制商業社會，控制民眾的經濟及政治自由。
法團主義不是新鮮事。早在19世紀末，為抗衡共產主義的激進改革，同時回應資本主義下工人階級的艱困，歐洲有知識份子選擇中間落墨，提倡引入不同法團(corporation)，通過協商、共識，解決社會資源分配及權力問題。法團主義有別於資本主義強調「個體競爭」、共產主義強調「集體鬥爭」，讓不同法團「推舉」精英代表屬下階級、意識形態及利益，與其他界別的「法團」精英議政議事，達成共識後，再以國家機器，全面落實協議，將利益回饋社會。透過法團，這機制理論上能將精英及民眾有機結合，由具智慧及仁心的社會賢達牽頭，制定政策，反映界別民眾意見，最後以「理性討論」方式，得出最切合大眾利益的政策，既保障資產階級利益，亦顧及工人階級感受……

單以文字表述，法團主義高大全、真善美。但綜觀多個被學界視為法團主義的政體︰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拉的納粹德國、佛朗哥的西班牙、瓦加斯(Getulio Vargas)的巴西、貝隆的阿根廷等，均與法西斯、極權政府掛勾。雖然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James Q. Whitman 也以「法團主義」形容羅斯福新政，但國際社會不會將之與法西斯扯上關係。那兩者有甚麼分別？

政治學者Philippe Schmitter認為，法團主義政治Vs法西斯政體，就是後者組織的「法團」、被推舉的「法團代理」，幾乎全是政權代理人、持分者。墨索里尼的「功能組別」國會，可說是這模式的典型，Schmitter將之命名為「國家法團主義」(state corporatism)。與此同時，也有另一種法團主義，例如歐陸民主國家的傳統政黨，多有工會、商會背景，比例代表制選舉及因而衍生的聯合政府體制，令這些國家需要同時向商家及工人階級釋出善意，否則必然面對下次選舉的懲罰。這種由下而上、再回到下的「社會法團主義」(societal corporatism)，正是戰後西歐不倒向蘇聯的一大原因。

我們與極惡的距離：急速惡俗化的「國家法團主義」

港英管治期間，議會早就出現功能組別，希望透過將殖民時期主要經濟持分者引入立法局，透過局部有競爭的選舉，一方面回應民主化的壓力，另一方面不至於因全面民主化而「引狼入室」，避免激進親中人士坐大。對當時北京而言，功能組別將商界精英留在建制，成為過渡期穩定人心的手段，欣然接受。以行業功能來區別「法團界別」，對長於建立工會、善於統戰的共產黨而言，自然不是壞事，令不少原在六七暴動後地下運作的工會及行會，重新組織起來，等待加入建制。即使如此，在回歸後的「一國兩制1.0」，功能組別議員仍保留開明工商派如田北俊、周梁淑怡等，總算有「社會法團主義」的影子。

但近年特區政府（和背後的中聯辦）越來越傾向以忠誠度扶植界別領袖，而不是接受他們自行選擇的真精英；委任這些人進入諮詢、決策機構，一方面代表不了界別，另一方面也令不同業界之間的利益平衡被「個人利益」（你懂的）打破。結果，這大大強化了民間對「官商勾結」的觀感，政權與界別利益似是更緊密，但政府的「界別中立性」(sectoral neutrality)開始成疑，最後就跌入一個有趣循環︰政府既要向界別利益傾斜，以確保施政暢順，以免出現如商界廿三條倒戈的情況；商界也要考慮自己會否「落錯注」，往往等到有清晰指示，才敢公開表達意見。然而這樣的政商共同體，和社會真正的利益持分，處於平行時空，連維穩也無效。到了最後今天，就只能訴諸純粹粗暴的高壓。

大換血：需要香港，不需要香港人？

這樣的改變，比誰當特首、交通燈能否運作如常，影響大得多。港英和特區早年那種「社會法團主義」，與法西斯仍有極大距離：一方面，即使競爭如何微不足道，選舉依然被視為有一定競爭性，「雖不完美、但可接受」。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即使公共政治生活逐步窒息，經濟領域的生活、私人領域的政治自由，理論上，在2019年6月前，仍得到《基本法》保障。

可是到了今天，特區政府推廣極權國家下的國家法團主義，卻是以控制公共及私人領域為大前提，以控制民眾的政治、經濟生活為管治基礎，從而達至史學家Stanley G. Payne強調的Fascist goal：建立專政的經濟社會制度。且看國際前輩的智慧：法西斯意大利的商會代表Confindustria與法西斯工會相互認證彼此為「合法代表」，將非法西斯工會排拒於體制之外；軍政府時代的葡萄牙，則以國家企業及公私合營，控制國家發展命脈；不少極權國家還通過企業設立秘密警察，24小時監控秩序。表面上，這些企業組織是協助國家發展；實際上，卻是要落實由政治到經濟生活的「全面管治權」，防止任何企業縱容員工行使自由，成為逃避極權的避風港。

2012年梁振英執政以來，雖然曾嘗試收緊自由，但整體而言，社會抗體依然充足，傳統商界、專業界、法律界精英牢牢控制香港這個金融機器。但中國經濟崛起後，FDI從香港引進的比例不跌反增，對香港的依賴程度更多，這也是為什麼北京始終需要「二次回歸」的原因之一。為了拓展「全面管治權」，界別換血、扶植忠誠於國家的法團，就變成理所當然。2019年的反逃犯條例運動，也有商界在背後的大力支持，北京對此特別不是味兒；現在加強整頓，正是希望「社會法團主義」終結、一國主導的「國家社團主義」登場，一片混亂，正成了大清洗、大換血的契機。

黃色經濟圈：反抗國家社團主義的時代革命

換血手法層出不窮，既可通過「企業信用評級」，確保非嫡系企業難以得到合約；也可直接以市場進入限制方式，強制他人合作。至於如何達到「合作條件」，理論上，自然是企業決定，與人無尤，反正「要賺我們的錢，就要守我們的規律」，正是國家社會主義面對境外投資者的精粹。香港回歸前，反對派到深圳設廠工作，俯拾即是；但近年港人即使要到內地做網店，也不得不當「護旗手」、分享習近平講話，否則就會被「篤灰」。當經濟活動、私人領域動輒得咎，「一國兩制」的灰色地帶、經濟自由，只會不斷褐色。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當北京堅定不移，攬炒香港昔日成功的一切明暗制度，又能如何？

即使今天我們仍是自由經濟體，當經濟生活要仰賴政治正確，與極惡的差距，已經不遠。「黃色經濟圈」崛起，更多是回應「國家法團主義」，讓一般人逐步脫離對建制及大企業的依附，否則沒有可持續性，一切只是空談。各行各業開始意識到新工會的重要性，除了因為不少現存公工會淪為「國家法團主義」既得利益者，也因為在新時代，斜槓族越來越多，他們組成工會，支援大企業同路人，也是突破控制的蹊徑。至於檯面上的傳統商界領袖，表面上自然響應主旋律，但他們對惡俗本質一清二楚，國企購入香港的戰略性資產清單亦人所共知，明白自己早晚是大清洗對象，假如不能「光復香港」，資本的流向、心裏的話兒，早已和我們#WeConnect。

明報筆陣，2019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