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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時間沒接觸行為科學的書籍了。 天下文化 此次出版的《雜訊》，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康納曼，與另外兩位學者共同撰寫。康納曼在台灣曾經出版過《快思慢想》，這本非常經典之作。雖然當初出版時有部分翻譯問題，但內容中討論的「快思」及「慢想」兩套系統，以及對人類諸多不理性行為的討論，依舊能帶來諸多啟發。

書名名為《雜訊》，聽來費解，但其實這是統計學上未能妥善解釋或改善的變因。本書開頭便以人類打靶時的不同結果，作為解釋「雜訊」的方式。若彈孔集中分布於靶心，則不存在偏誤或雜訊；若彈孔集中但偏離靶心，則產生了「偏誤」；彈孔集中與否的狀態，則取決於是否受到「雜訊」干擾。康納曼於書中明確的說，統計學長期發展皆致力於發現並解決「偏誤」，鮮少花費氣力於消除「雜訊」。

書中將雜訊分作水準雜訊、型態雜訊，而型態雜訊中又包含了場合雜訊。水準雜訊所指，便是不同個體因為性格和專業判斷不同，產生的不同結果。型態雜訊，則是因個體對不同事件好惡有差異之別，導致統計意義上的雜訊。而場合雜訊則屬於無法歸類的項目，諸如天氣、情緒等等。

舉本書中的法官故事為例。有些法官平均起來特別喜歡輕判，有些則喜愛重判，這是水準雜訊。而部分法官針對盜竊案特別重判，或針對單親家庭的罪犯特別寬容，這是型態雜訊。而宣判當天的天氣、法官的情緒、咖啡的好壞等則為場合雜訊，因太不可定義及討論，則被視為單純的隨機變數。本書《雜訊》，即為討論如何消除水準及型態雜訊而寫。

20世紀初，統計學大師高爾頓參加一場鄉間活動，主持人將一頭牛牽至台上，請底下800餘位鄉民猜體重。這些鄉民中有畜牧專家，也有單純的路人。他們將手中的投注票丟到箱中進行活動。高爾頓不相信這麼多閒雜人等能正確猜出牛的體重，事後向主辦單位索取全部投注票，算得所有人猜測的平均體重為1197磅，而牛隻的實際體重為1198磅，平均數離真實數字相去不遠，就連中位數也與實際體重相差無幾。

當然這是群眾智慧的一個現象，但前提是群眾並未產生從眾或錨定等效應。換之，重要的是讓意見彼此獨立，就能發揮群眾智慧，降低雜訊。作者提及許多大型組織的決策，之所以會產生過大的雜訊，有相當程度的因素在於組織內部不願導致爭吵，避免有不團結的氣氛。事實上確實如此，許多企業的中高層幹部，都不願意與其他同級主觀產生紛爭導致雙方不睦，更別提下屬敢當面質疑上司決定了。

當然這些高層都並非是甚麼尋常人，他們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專家，只是作者認為這些專家學者們，都對自身過於自信，否定自己有「客觀性的無知」存在，導致許多判斷下得果斷，卻被過多雜訊所影響，進而影響了決策的效益。

如何減少雜訊就成了更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方式，便是保持對事物的開放心態，並衝分理解判斷的目標是準確，而並非是領導人個人特質的展現。決策不能以單一個案去審視當前狀況，而更應該以統計意義為出發點進行思考，並非陷入個案的故事及敘事結構，進而喪失客觀性。更重要的是不要對事情有「絕對」的判斷，更應該以「相對」的數字方式評斷事件。總而言之，這本書以長期被統計領域忽視的「雜訊」為題，寫了一本引人深思的著作。

每次閱讀行為科學或行為經濟學書籍時，我總能感受到一股濃濃的「反人性傾向」。作者雖然於書中並非否定人類的直覺或第一反應，但本書有相當篇幅皆用於描寫演算法或統計模型優於人類，甚至部分內容還提出，人類針對不同事物的加權比重，遠遠不及於等比重的方式用於統計模型中。

閱讀時，我不斷想起曾火紅一時的電影《魔球》。指MLB奧克蘭運動家隊，曾於2000年以數學統計模型，建立一支低薪資但卻足夠強大的球隊。該部電影中，將所有球員的能力量化分析，並否定了過往球探覓才時的直覺和潛力。果不其然，本書也略帶提到《魔球》原作。魔球確實曾經影響大量運動領域，MLB曾有多支球隊皆引進魔球計量法，進而重新打造隊伍。近幾年就連NBA也出現部分球隊，將這套系統引進，並成功打造勁旅。不過魔球的成功，也僅能代表這套系統能有效打造勁旅，真正遇上統計意義上的「異數」時，統計數字是沒有能力發掘潛力巨星的，如Kawhi Leonard或Stephen Curry於選秀或生涯初期，都是黯淡無光的球員，若全採用魔球方式，這類球員恐將沒有今日之巨星地位。

書中因多次以演算法為主軸，強調人類應該將直覺至於判斷的最後階段，而非是一開始就有直覺先入為主。作者曾以法官判決及醫療診斷為部分篇章的主題，總無可避免地提及人工智慧於這些領域的發展。多少讓人想到，《關鍵報告》中的犯罪預判系統，以及《心靈判官》中的全能西比拉系統。每每讀這類行為經濟學的書籍，總讓人有種反人類和反人性的衝動。

本書相當有趣。若你是《快思慢想》的讀者，則齋主我相當推薦你一讀，畢竟書中大量引用前作的思維陷阱案例，並有大篇幅提及「系統一」的缺失。若齋友你不曾讀過《快思慢想》，那本書有相當篇幅用於介紹這本前作，甚至在幾位作者巧妙的敘述下，你會發現讀完《雜訊》時，你也有了相當《快思慢想》的思維基礎。

《雜訊》已經全台上市。 今天(7/1)博客來還有特殊優惠，《快思慢想》66折，同時還可以用75折的價格加購《雜訊》。有興趣的齋友們還不趕快下單購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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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分析預測台灣蘋果日報三年結束】
本文將從經濟分析中的成本觀念切入，討論為何我認為台灣蘋果日報三年內將被淘汰出局。

這邊要強調的是，傳統經濟學（如Paul Samuelson大名鼎鼎的「Economics」教科書）所教授的「成本」大多錯誤處處且自相矛盾。本文使用的成本觀念謹守「正確的機會成本概念」切入。

1. 同一生產程序有不同產品，收入如何最大化？
Alfred Marshall在1890年經典著作「Principles of Economics」第五卷第六章中提出「joint supply」問題，列舉諸如：羊毛與羊肉、牛皮與牛肉和棉花與棉花籽油都是同一生產程序下會產生的兩種商品，二者間存在固定比率。當牧羊人因用羊毛需求增加而增養綿羊時，羊肉供給也會隨之增加從而影響市價。

現今世界更常見的是汽油與柴油（還有其他油品）之間也存在這種關係。

這使得後來的經濟學家進一步問：如果一個生產程序下會產生多種商品，且不存在固定比率時，收入如何最大化？

答案是：各種商品的平均成本不可求得；但邊際成本可以。收入最大化之道是各種商品邊際價格等於邊際成本；如果引入交易費用概念，則邊際價格與邊際成本的差距不得大過交易費用。

為方便理解，我先以傳統紙媒報紙為例，常見其一個生產程序的產品就包含：不同主題內容的新聞或評論（無體財產）與以印刷與紙張為載體的報章（有體財產），以及廣告。而百年來報紙的收費安排主要有二種極端：一者是以昂貴價格出售，廣告少而內容與印刷均優（如某些極為專業的媒體--如英國金融時報台灣紙本訂購價每日約新台幣$79；經濟學人美國版紙本訂購價單本$3.6美元/台灣零售價$275新台幣）；另一者則是give-away papers，如台灣曾流行的捷運免費報，這類報紙完全免費但內容幾乎都是廣告，印刷品質與紙質均低劣。

多數報紙收費安排在二種極端之間。

此外，就我所知的成本結構，台灣若報紙零售價在$10以下者，大概都是只回收了印刷、紙張與運送的費用，「向讀者直接收費」這塊是毫無利潤可言。

經濟學上也透露著：不同的收費安排會影響報紙媒體在終端產品上的呈現，包含內容的長度、深度、廣度、可信賴度與品質，包含廣告數量、呈現方式（如佔版面比率）與廣告品質（純文字廣告亦或聘請世界明星代言且由知名設計師編排之廣告）。

上述經濟原理，放到網路新聞媒體上也是一樣。

2. 邊際生產成本並非為零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看線上報紙的生產成本：

a. 從線上訂閱讀者看
傳統經濟學教科書很愛說：「網路世界提供服務的邊際成本趨近於零」。其實這是錯誤的說法。持此說法的學者不但對真實世界認識不清，同時經濟學也不及格。

(1) 如果邊際成本近乎於零，則平均成本曲線不再是U形而也會是趨近於零，則根據經濟學法則，世界上各種網路服務供應商將只有一家完全壟斷，這與真實世界不符。

(2)Google在伺服器與頻寬支出一個會計季度就高達幾十億美元，怎麼看也不像是「邊際成本趨近於零」會產生的費用。

雖然我不是專家，但以我過去架設Linux server以及使用cloud computing services的經驗，上述經濟學者最大的錯誤在於「計量錯誤」。

以Apache網頁伺服器看，一個連線大約會佔伺服器12~35MB記憶體，一張圖片豐富的頁面（假設4MB）大約要吃掉32Mbps頻寬，同時還要考慮CPU響應速度與使用者的單位時間點擊頻率等等。簡單說，即便以一次點擊服務的角度看，邊際成本恐怕都不是趨近於零。當架設的網站流量成長到機器可承受邊緣時，不管我是要升級機器、增加伺服器、增加頻寬，其邊際成本更不是以「每多一位使用者」為邊際單位，而是以上述機器與頻寬的綜合考量為邊際單位。

這是說為了應付一天某幾個時段的高峰使用，我必須備好足夠的運算力與頻寬；但當其他時段在線人數掉下來時，我的運算力與頻寬是閒置但費用依然要支付的。此外，隨著使用者的人數增長過某些門檻，許多小型服務不需要支付的費用或問題也會隨之而生。

這一塊我從香港壹傳媒公開的財務報告中並無法清楚查出，但從其2019年（會計年度結束於2019/3/31）年報記載的「其他營運費用」高達3億港幣（約新台幣11.6億元）可窺知其網路服務相關費用支出應該不低。

我們換個更容易理解的角度：網路服務就像一個個水桶，其內含容量空間是邊際單位總成本。每一位使用者都是顆小乒乓球，球體體積是訂閱費。當一個水桶裝不滿乒乓球時，這個邊際服務單位收入是低於邊際成本的。當使用者量剛好裝滿1個水桶時，邊際成本與邊際收入相符，是前述經濟學原理下收入最大化狀況。但若裝滿1.1個水桶時，則看似更多的使用者其實可能卻是在一個網路服務虧損放大的區段。而且，水桶中的乒乓球數量是每一秒都在變化的。

當然上述形體化的描述只是為了方便理解，真實網路服務提供的成本狀況不完全是這樣。但我希望能幫助讀者理解我想要點出的重點：計量基準並非以「每多一人」為準。以訂閱收入扣除成本為縱軸，以訂閱人數為橫軸，其曲線是非常波動的，一定區間內，訂閱人數增加收入可能反而減少。因此，以台灣每日約4元新台幣或香港每日約$1.68港幣的訂閱價格看，並不見得「高於邊際成本」。

b. 從線上廣告看
吸引讀者靠的是內容，而內容的產生與發佈在線上同樣存在持續的成本投入才做得到。

此外，以我過去與壹傳媒購買廣告的經驗可知，多數廣告套裝（特別線上版）多是以5天為最少單位（當然有例外狀況，這裡我只講普遍而言的現象），週末另外定價。因此再換一個成本角度，從邊際而言我們可以把5天為一個單位將人員費用與行政費用（包含伺服器與頻寬租賃費）以2019年香港壹傳媒的財報做估算，台灣蘋果日報每5天的新聞生產與發佈總成本大約為800萬港元（約$3100萬新台幣）。

綜合二者，如果我們把每五天的新聞內容生產當做是一個生產計畫（production plan），則每單位$3100萬會是直接成本，若來自訂閱與廣告收入無法超過此數字，則蘋果日報面臨的是直接虧損。其中，蘋果日報可以選擇方案一「免費閱讀佐以大量廣告」或方案二「訂閱付費佐以少量廣告」。前者必然會發生減少文章字數、一文拆多文、追求標題黨與廣告滿佈...等等現象；後者則理應要以深度報導或提供競爭對手難以取代的內容來又使付費訂閱者認為物有所值。

3. 從壹傳媒財報見端倪

承第1點所述，當台灣蘋果日報網路版轉為訂閱制後，可見的是網路流量競爭之下必然會有相當幅度下跌（畢竟免費新聞來源充斥且讀者近乎毋須付出轉換成本），這點我們也可以分別從東森集團總裁王令麟的接受訪談間接與Alex網路排名直接得到印證：

「...他認為蘋果在這方面（訂閱制）犯了錯，光以流量來說蘋果從2,200萬下跌剩不到1,000萬。「但是流量事還小，我們（ETtoday）數位廣告營收在去年6月將近7千萬元跟他們伯仲，但今年蘋果已經跌破4千萬，我們數位廣告已經在8千萬往9千萬元走。」就算蘋果擁有付費訂閱用戶，王令麟也認為「台灣市場太小，很難成功。」根據香港壹傳媒9月中公布的公告指出，香港蘋果日報、壹週刊付費人數已經超過84萬人，台灣訂戶人數則未有揭露。」

Alex有關台灣網路媒體流量變化如下：

（圖一 蘋果日報）
（圖二 自由時報）
（圖三 東森新聞）
（圖四 中國時報）
（圖五 聯合報）

我們可以從壹傳媒整體財報（見圖六）看出，在面對Google與FB這類網路廣告巨獸的強力競爭下，從2016年轉盈為虧後，每年虧損額達三、四億港幣，營收更是節節下滑。

根據壹傳媒公布的香港部分84萬人訂閱戶（台灣人數未揭露我認為應該是因為數字遠低於此），其每年訂閱費收入約HK$515M，而2019年度財報顯示整體營收衰退至約HK$1304M以及流量快速下滑來看，恐怕杯水車薪，訂閱收入無法彌補失去的廣告收入將是必然。網站（包含app）流量的下降必然導致蘋果日報在廣告議價權的下降，這意味根據前述經濟學原理，其虧損放大的速度恐快得出乎主事者想像。這點就要等2020年度財報得印證。

4. 上頭成本的租值攤分

接著，我們再換個角度從上頭成本看台灣蘋果日報：

上頭成本是指企業不管生不生產都要付費的成本，對報社而言，場地租金、各種軟硬體設備、記者主編與管理者費用、伺服器開支（如果為承租）與網路頻寬租賃等...，都屬之。

而這些開支是由產品收入扣掉直接成本以上的盈餘累加後應付的，以蘋果日報的狀況這意味著：

a.台灣蘋果日報建構所需的上頭成本很可能與香港蘋果日報一樣甚至更高，因為台灣土地面積是香港的32.7倍。但我們從香港壹傳媒集團財報中得知，台灣蘋果與壹週刊僅佔總營收整體30%。佐以媒體產業的經濟特色 -- 量體夠大平均成本可以掉得很快，但量體越小則平均成本也可以升得飛快。表示台灣分部可貢獻的上頭租值不但小，甚至貢獻的虧損額度恐怕還大過香港。

b.這解釋為何2010年左右，黎智英在台灣努力地希望促成壹電視的開播 -- 因為同一生產程序可以同時出產紙本、網路與電視新聞。而佐以IT科技越發物美價廉的、各種手機攝影與app應用不但逐漸讓單一記者具備多工能力（撰稿、拍攝甚至簡易後製）下，智慧型手機加入下越大量體的受眾可以快速降低壹傳媒在台的邊際成本，從而提高整體獲利能力。

c.這更解釋黎智英為何願意虧損百億元代價執行壹電視計畫（包含近乎免費贈送的樂視通機上盒），因為從經濟分析角度看其戰略思維正確無誤，卻被台灣既有媒體業者、政府管制給卡死。短短三年，於2013年6月就認賠賣給年代集團後，整個蘋果日報內容定位從相對中立轉向極為反中、台獨路線。我認為蘋果日報的定位之轉變，以及黎智英在香港16年佔中運動與19年反送中運動的作為，都源自於上述商業策略執行層面的失敗以及實際所受的經濟虧損。

可是訂閱制於2019年7月上路後，從Alex數字看來台灣蘋果日報希望搶占的市場顯然是輸給了類似定位自由時報。

這一點我建議讀者參考我寫過的「略談旺中投資蘋果日報案（2012/12/05）」一文的第三點：

「...台灣藍綠媒體市場區隔還蠻明顯的。這不是什麼大問題，美國媒體左派（如NYT）、右派（如Fox News）也是壁壘分明；這也不是媒體邪惡，市場導向、利之所趨罷了。

換言之，從經濟分析角度來看，假設A媒體專攻A'市場，B媒體專攻B'市場；今天若A決定轉向B'，則其最主要的成本就是必須放棄A'所帶來的盈利。例如男人幫（FHM）今天假如要切入商業周刊的市場，在不推出新報刊雜誌的前提下，其勢必要放棄的是男人幫既有市場的利潤。

從這角度看，一家走中立八卦路線的壹傳媒，假如因為幕後老闆換人而要改走親中國路線的藍色市場，則必然新壹傳媒得失去部分既有客戶的盈利，而這就是壹傳媒轉型的成本。此轉型與前假設例子並無差別。淺顯的道理，連路邊攤小販都懂。而市場觀察告訴我們，頻譜兩端點的觀眾數量相對較少，中間地帶者居多。若蔡衍明等人買下壹傳媒後，將其轉型為深藍媒體，則勢必要面對收入減少；同時，在競爭之下，蘋果與既有深藍媒體（旺旺中時）打起擂台，經濟學告訴我們假若市場結構無太大變化，結果是二者租值都一起降低，首當其衝的損失者是蔡衍明等人。

再想想私有產權，假若有人投資失利，是出於資訊不足、愚蠢或刻意為之，都與非股東的第三人無關。蔡老闆商場征戰多年，如果連這點道理都不懂而產生損失，那也是他自做自受，學生的抗議遊行都顯得無關痛癢。再假設蔡老闆投資壹傳媒的資金來自於中國政府的挹注，則虧損的也是愚蠢或一廂情願的中國政府。

媒體會變一言堂？當然不會。

台灣有既有的深綠媒體（自由時報）。而蔡先生假若真將壹傳媒變成中時，則空出來的市場反倒是可以吸引其他人進入經營。

黎智英來台灣經營蘋果日報與壹週刊，三年內損益兩平開始獲利，顯見這塊市場不但大，還有黎智英的經典前例，大幅降低後來者的訊息費用。故除非市場有大變動，否則有人跳出來收納這塊市場是可以想見的（當然此人也包括蔡老闆本身）。台灣要變一言堂，得透過政府暴力回到過去戒嚴時期才有可能；現在看來，政府要這樣做的成本很高。...」

虧損壓力下的黎老闆被迫走極端內容產品希冀提高獲利是可以想見；但目前看來，似乎兩頭空的終局可能性比較高。

d.以蘋果日報的流動資產快速下降（見圖七），速動比（acid-test ratio）惡化：2018年2.72；2019年1.03；營運淨現金流出更是從2018年的（HK$31M）惡化到2019年的（HK$137M）；若非2019年度因賣出廠房資產獲利HK$259.9M，其實帳面虧損會更難看（約HK$599.9M）。所以主事者急於今年改變收費安排，希望增加可預測穩定收入是無可厚非。但承前面的經濟分析所預測：蘋果日報線上版的兩種收費安排均可能發生邊際收入低於邊際成本的分離現象，整體虧損不但無法改善，甚至會擴大得超乎預期。

結論：

從經濟分析看，蘋果日報的收費制度不但無助於改善連年營收下滑與虧損，反而是註定失敗、註定擴大虧損與現金失血的失敗商業模式。

而該公司的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狀況不妙，可獲利的固定資產已經出清。在不改變收費安排以及無新資金挹注的前提下，我推估蘋果日報三年內就會離開台灣市場，不管是結束營業或是被併購。（尤其考量黎老闆以三年為時間區段測試一種商業模式的習慣）

文末順便附上成功的網路報紙訂閱制財報：The New York Times（見圖八）

各位可以清楚看到蘋果日報相對NYT，營收與獲利能力的差異。

後記：
此文的判斷大約兩、三個月前就已經形成，但今天才有空寫成文字。作為蘋果日報台灣版最早的讀者（當年在台灣開報時隨報贈送的蘋果我也吃了幾顆）；也曾與蘋果日報/壹週刊有相當時間商務往來（每週支付廣告費達七位數）；也曾受該社X總宴請日本料理。寫這篇預測文，多少也有點傷感。

不過還是老話一句：掌握正確關鍵侷限條件，經濟學科學性預測的準確率驚人。立此存證，三年後再來印證吧。

最近轉忙，近半年左右沒太多時間寫文更新，特此告知。

http://yuanyu.idv.tw/2019/11/04/%e5%be%9e%e7%b6%93%e6%bf%9f%e5%88%86%e6%9e%90%e9%a0%90%e6%b8%ac%e5%8f%b0%e7%81%a3%e8%98%8b%e6%9e%9c%e6%97%a5%e5%a0%b1%e4%b8%89%e5%b9%b4%e7%b5%90%e6%9d%9f/

上週五出爐的美中貿易「第一階段協定」，馬上就傳出說中國根本不簽，還要再談。週末的中國媒體，絕口不提協定成果，就是惡兆，現在敢直接打川普的臉，我們等著看有什麼下場。另一方面，騰訊又偷偷地開始播NBA的比賽，好像一切都沒發生過一樣。這兩個事情加起來看，我們可以認定，北京對國家的掌控力仍強，對愛國主義的控制仍然能收能放。而這也同時表示，共產黨的統治菁英，自信滿滿，自以為是不急不徐地「玩」著川普。

對香港的反抗運動來說，當然是不妙的。最後，還是只能靠川普，把共產黨凌遲處死了。

另外的新聞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發給了三個做發展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其中包含了第二個得獎的女性，同時也是史上最年輕的得獎人，Esther Duflo。來回顧一下我在2011年寫的報導。

杜芙蘿(上)
要做善事，我們想到的都是到非洲幫助難民，不管是到那一個國家，不管是去做什麼事，和一群黑黝黝的黑人照相，很可以是歐美白人和亞洲有錢人掛在牆上的戰利品。我是沒有資格去批評他們，因為我什麼也沒做，而且很多到非洲做好事的人，做的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事。看比爾‧蓋茲好了，誰能像他一樣，一出手就是幾億美金在做善事，這不是贖罪券那麼簡單的花錢買心安。

但是做善事，就像做事一樣，要講方法，要講目的，要檢討反省。要講人類社會的方法，當然是要靠我們無所不在的經濟學家了。最近在經濟學界裡的顯學，就是有關這方面的發展經濟學，顯學的證據之一，就是美國經濟學會在今年把號稱比諾貝爾獎還難得的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頒給了麻省理工的杜芙蘿(Esther Duflo)。比諾貝爾獎還難得是因為，這個獎只頒給四十歲以下的經濟學家，在今年以前還兩年只頒一次，Paul Samuelson和Milton Friedman都是早期的得主。想想看，經濟學家平均在三十一歲拿到博士學位，在九年內得發展出自己的研究領域，還須得到人人都認為自己最厲害的經濟學家廣泛的認可才有可能得獎，多不容易。蘋果橘子經濟學的李維特Steven Levitt也是早慧的得主之一。

杜芙蘿做的事，和李維特還有一點關係，我們都稱之為應用個體經濟學。李維特之前還說過一個和杜芙蘿有關的八卦，他說杜芙蘿和去年克拉克獎章得主，也是法國人的Emmanuel Saez兩個是麻省同學，一起上就業市場的時候，還在談戀愛，還同時是學界注目的焦點，芝大搶在就業市場開始前，就請兩個一起先到芝大演講、面試。毫無疑問，兩個都拿到芝大高薪的合約，但是都被別人搶走，看有多受矚目。

和李維特不一樣的是，杜芙蘿沒有大量用幫助變數(instrument variable)來找因果關係，而是用準實驗(quasi-experiment)的方式確立因果關係。比如說，我們常講高師生比例對學童教育很重要，但到底有多重要，多花錢請老師，真能提高教育水準嗎?杜芙蘿和其它兩個大牌，就在肯亞，隨機選了一些學校，幫他們每個班級多聘用一個老師。在和其它對照組相比之下，發現多一個老師的班級，因為老師會偷懶，學生的成績並沒有變好。

類似這樣的研究，杜芙蘿還有很多，多半在教育和衛生健康這些我們一般認定和經濟發展有關的項目上。意義當然很大，你如果跟比爾‧蓋茲說，因為老師不足，而造成非洲經濟發展落後，所以要跟他要個一億美金請老師，結果後來發現沒有用，那不是就像我開頭說的，做善事沒用對方法嗎?那還不如不要做。

杜芙蘿的研究，其實直指人的自利本性。如果善事沒有針對人性誘因設計出一套可行的方法，那只是有錢人自我安慰而已，只要制度設計對，錢不用很多，就可以大幅幫助落後國家。比如說，在她這個研究裡，她和其他兩名教授發現，明明施肥可以增加農作物產量，而改善生活，為什麼肯亞的農民不願意施肥，就算政府大幅助肥料，也不見普遍施肥。他們發現，在剛收成後，給農民買肥料大幅折扣，會有很強的效果。就這樣一個小小的改變，不用多花錢，就解決人性偷懶的問題，這不是比找影視明星去慈善義演更有用嗎?TED的演講，有她自己對這些發展經濟學演進的看法。其實想一想，她做的事，和貝克說的學經濟的初衷，有相呼應的效果。但是像是對蘋果橘子經濟學的反彈一樣，一些大老，像是MIT的Daron Acemoglu(也得過克拉克獎章)和普林斯頓的Christopher Sims(得諾貝爾獎的呼聲很高)，對類實驗經濟學的受歡迎，不以為然。到底怎麼回事?

杜芙蘿(下)
杜芙蘿在麻省理工的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 (
科學研究上，對照實驗是確認因果關係的最佳途徑，但是醫學或是經濟學的研究，還有另外一層考量，就是實驗對象沒有辦法是一模一樣的群體。比如說新葯的實驗，雖然對兩群人做了對照實驗，但我們不能直接判定，兩群人治療結果上的差距就是治療的成效，說不定其中一群人剛好有一種基因是另一群人所沒有的，而有這個基因，葯才會有效。所以我們得把實驗隨機化，確保兩群人在各種特性上，分佈是一樣的，沒有統計上的區別。

很多時候經濟學是無法做隨機實驗的，你能想像說柏南克為了想知道寬鬆的貨幣政策對經濟成長的影響，而對美國經濟作實驗嗎?當然不可能，一來結果成敗影響太大，沒有人可以容許他亂搞，二來，沒有隨機的對照群體讓他比較，結果的判讀也一定不準確。

但是發展經濟學，尤其是個體範圍內的研究，非常適合隨機對照實驗。不但在落後國家有大量的群體供這些經濟學家實驗，因為這些地方比較貧窮，研究計劃不用花多少錢，就可以取得大量數據。所以在非洲，尤其是講英語的肯亞，還有在南亞的印度，各式各樣的計劃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不少美國的大型慈善機構、基金會等，也非常願意經濟學家投入這方面的研究，做善事，真的得像做事業一樣才行。幾個力量加下來，讓杜芙蘿及J-PAL不紅也不行。

但隨機實驗畢竟不是萬靈丹，照Christopher Sims的說法，這些「機巧」的方法，是在逃避計量技術進步上的挑戰。身為一個堪稱瘋狂的計量經濟學家，他當然有十足的立場罵這些後輩不長進。這個批評，尤其是在總體經濟學上，是非常有力的。就像我舉的柏南克的例子，在可見的未來，我們永遠沒辦法在這個議題上做有意義的對照實驗。建結構模型(structural models)，然後設法測出參數，將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只能想辦法不斷地改進我們的模型和計量方法。不過傅利曼說，這個問題也不是經濟學獨有的，他說高等的天文物理，也是一樣沒辦法做對照實驗。

另一派質疑的代表是Daron Acemoglu，Acemoglu是土耳其人，也得過克拉克獎章，是有名的「牲畜」(animal)。說他牲畜不是罵人的話，郭凱說過他的一個故事(一時找不到原文連結)，他說在麻省拿課的時候，他們同學為了提早準備，向Acemoglu要下一堂的講義，結果Acemoglu說他沒辦法給，因為還在寫。還在寫不是在打混，而是近百頁的講義沒那快好。如果你看Acemoglu的文章數量，再看他備課認真的程度，不是牲畜，難道是人嗎?

言歸正傳，Acemoglu的批評是對於隨機實驗在政策意涵上有可能會下錯結論，主要的原因就是這種reduced-form研究，乎略了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問題。比如說，要研究政府財政補助對教育的影響，我們可以直接隨機選一些地區發錢作實驗。發錢有很多種方法，比如說可以辦課後輔導。隨機取一些學校學童，免費讓他們上課後輔導，再看他們和對照學童的成績差異，就可以下結論說政府在這方面補助教育有沒有用。

但如果你知道一般均衡的概念，你大概可以想到，那會不會因為有了課後輔導，原先家長會指導小孩功課的，樂得輕鬆，反而不教了?那政府的課後輔導和家長的投入教育互相取代，得到的效果不是純粹的(小測驗:那真實的效果是比觀察到的效果更好還是更差?)。這還不是一般均衡，只是多一個市場均衡而已，真的一般均衡，還的把政府額外的財政支出對家計經濟的影響也要納入考慮，問題複雜得多了。這個絕對無法用實驗求出，而如果政治人物只聽這個研究的「片面之辭」，錢一亂花，事情就大條了。

所以這些大老，不是只是看著杜芙蘿大出風頭而眼紅，他們提出的問題是很重要的挑戰。我覺得李維特對這個趨勢的批評，最有意義，他說「因為這些實驗容易達成目標，讓經濟學家乎略了問好問題的重要性。換句話說，誰都可以來評估實驗的結果，為什麼要把一些全世界最好的腦袋花在這些容易的事上?」很諷刺的是，李維特自己的蘋果橘子經濟學也助長了這個趨勢。

杜芙蘿(續)
有讀者來信告訴我紐約客上剛好有一篇講杜芙蘿故事的長篇，看了以後，覺得我之前著墨杜芙蘿太少，講得比較是結構上的問題。如果從杜芙蘿這個人出發，角度會有些不一樣，但是一樣會發人深省。

西方國家教養很好的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小孩，很多都是充滿理想性，因為父母已經讓你衣食無虞了，如果你沒有走上虛無漂渺的自我毀滅之道，多半會想幫助弱勢的人，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人。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美國的年輕人，大學左右年紀的，不少會花個一、兩年到和平工作團當義工，就是這個道理。而每個做發展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如果不是來自第三世界的，多半也都還保有這樣「拯救世人」的高尚情懷，但因為理想祟高的人多半不能接受人家質疑，很容易就上火，所以看發展經濟學家討論起來也相當過癮，因為很容易就吵起來。

杜芙蘿的父親是數學教授，母親是醫生。杜芙蘿說她的世界觀大概就是從「左派、基督教的主日學」裡來的，她媽媽從七0年代末期起，每年固定會花好幾個星期到非洲或是中、南美洲義診因戰爭受傷的小孩。在這樣的家庭成長，杜芙蘿會把消滅貧窮這樣的事情當成職志，一點也不意外。

但是杜芙蘿和大多數人不一樣的是，她沒有特別的觀點，她相信數字，她相信剔除噪音後的數據資料，所以她說她從來沒有不喜歡她實驗出來的數據。因為拿數據說故事，而不是有了故事後才找數據，你當然永遠可以熱愛實驗結果。

但就是這樣，她和不少大牌，或是主流思想槓上了。她之前的一篇講微型信貸的研究論文，就捅了大馬蜂窩。因尤諾斯而走紅的微型信貸，近幾年被捧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之道，因為符合了很多人的想像，最重要的想像就是結合了「婦女掌控、市場經濟和切實可行性」等特點。但是杜芙蘿等人在印度的研究發現，微型信貸沒有用，不但沒有增加家戶的消費力，各種指標，像是教育支出，健康情況等，完全和沒有微型信貸的時候一樣。

因為微型信貸已經變成一個不小的產業了，很多人投入了心血，對於這樣的結果很多人不能接受，在各個方面攻擊她和J-PAL，但是數據還是太強了，反駁的人，找了一堆人寫了一個大報告，結果裡頭只能放進許多微型信貸成功的小故事，完全沒辦法在科學基礎上說服人。

杜芙蘿說，發展經濟學經常就是從一個潮流擺到另一個潮流，之前是建大壩，然後是提高教育水準，接著是微型信貸，現在又回到建大水壩。經年累月下來，落後國家的經濟還是沒發展起來，援助金額倒是越來越龐大。她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部份的計劃都沒有正確的評估方法，所以她弄J-PAL，目的是要弄成一個可以到處做隨機實驗的大型機構，把所有在落後國家做的計劃都好好衡量、評估一番。

紐約客的文章裡特別提到一個故事。搞發展經濟學最有名的經濟學家是Jeffrey Sachs，靠著諾貝爾獎得主的名聲，Sachs有很多金主支持他在非洲的一些大計劃。比如說，他找了一些錢，打算在非洲發蚊帳，因為蚊子還是瘧疾在非洲肆虐的主要原因。計劃開始後幾年，Sachs主動問J-PAL怎麼評量他的蚊帳計劃效果，杜芙蘿說現在做已經來不及了，但是之後再發的蚊帳，她們可以參與。Sachs沒回應，結果不久後，在紐約時報的訪問裡Sachs說，隨機實驗裡的對照組不能拿到蚊帳，「讓他很痛心」，所以他不願意用杜芙蘿的方法評量。杜芙蘿的回應是「大便啦(crap)」。Sachs根本就是反科學，因為整個計劃代表的是他的心血，他的名聲，他根本沒辦法接受客觀評量下的任何結果。

在我看來，非洲國家要真正脫離落後的宿命，關鍵還是在良好的法治制度和市場經濟。Jeffrey Sachs這樣的人和事會一直存在，因為總是有富人願意花錢買良心，願意拱一些所謂的良心學者做這些事，而我前面說的西方國家教養很好的中產階級，就會變成這些所謂良心事業的馬前卒。杜芙蘿和她的這些研究，在科學上的推進是漸進的(incremental)，但恰恰變成良心事業者的照妖鏡，到底你們在幫的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人，還是你們自己?

(後記，Jefferey Sachs就是史上最舔共的經濟學家，不知道拿了共產黨多少錢，儘拍北京馬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