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來到之前,我們如何與疫情共存:群體免疫前的公共衛生指引」(上):台灣與世界各國抗疫作戰策略
時間:2021年6月10日21:00~22:10
主持:邱顯智
與談人:台大公衛學院詹長權教授、台灣年輕藥師協會鄭文柏藥師
邱顯智:各位網友晚安!我是顯智。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直播。今天直播的題目是「黎明來到之前,我們如何與疫情共存:群體免疫前的公共衛生指引。
在開始今天的主題之前,讓我們歡迎今天的來賓。首先是台大公衛系教授,也是台大公衛學院前院長詹長權詹教授。教授好!
詹長權:顯智好,大家好,大家晚安。
邱顯智:詹教授是國內公共衛生專業的權威。大家可以看到這段期間以來,從去年到現在,針對Covid-19,很多媒體的報導都常常可以看到引用教授的見解或刊登教授的投書。今天非常感謝能邀請詹教授來分享您的專業。今天有很多重要的問題,希望您來為各位網友解答。
再來螢幕上這位年輕人,是鄭文柏藥師,藥師好!
鄭文柏:委員好。
邱顯智:小鄭是87年次,非常年輕,但是已經在新北開設藥局。同時也是台灣年輕藥師協會的成員。那也投入了高診次的居家藥事服務,社區服務、機構服務等等。那今天我們邀請小鄭來,除了政策方面之外,也要請小鄭跟我們分享,未來長照跟社區現場可能面對的狀況。
在今天的主題開始之前,先向各網友報告。前幾天我在立法院質詢居家快篩試劑的相關問題,這也是教授非常關心的。今天指揮中心的記者會已經正式回應。在鼓勵社區篩檢政策裡面的其中一項,已經看到宣佈鼓勵廠商引進在家快篩。其實這是台灣疫苗大規模施打前很重要的一步,我們也在這肯定衛福部聽到我們的聲音,也聽到社會各界的需要而從善如流,這個也是詹長權教授過去到現在一直在主張的。希望在這樣的態度之下一起成為臺灣防疫的力量。
邱顯智:首先,我們先請教老師,您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說一下,依你的專業與過往的經驗來看,過去一年來,臺灣在處理疫情的方式和態度,有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因為事實上,在面對現在,比如說疫情的調查、面對快篩、面對檢驗的能量,其實就是老師在去年四月的時候就曾經提過。
韓國因為推動大規模的篩檢,去年四月的時候,所以投入快篩檢測劑的研發,後來也很多國家向韓國購買快篩試劑。那臺灣這個部分似乎沒有這麼大量的投入。
就這部分,老師去年也同樣呼籲政府,這次的疫情應該把它當做第三次世界大戰。很多國安的工作不能停留在理論上,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個戰爭時期的研發。
這部分其實當時老師有建議,臺灣政府應該盤整相關法規跟歐美看齊,否則臺灣空有好的生產能力卻無用武之地。這部分現在回頭過來看,確實是一種超前佈署。就這部分,是不是請老師跟我們談一下,到底在過去的一年來,我們是不是有什麼可以值得檢討或將來更精進的地方。
#以病毒作為共同敵人的世界大戰
詹長權:這一次疫情到今天差不多是一年半,十八個月。一開始我就說這是一次我們一起經歷的一次世界大戰。這個敵人是病毒,是mRNA病毒,不是另外一個國家的國民。
二次戰後的一代,也就是現在所有的政壇或是我們社會的菁英份子、領導人,大概沒有人經歷過世界大戰。所以沒有辦法體會,在一個像世界大戰那樣的情境下,怎麼領導一個社會團結對抗敵人,更何況這一次的病毒所引發的世界大戰,跟前兩次不一樣。
前兩次用軍事產生的戰爭。敵我很清楚、結盟很清楚,有中立國。這一次的大戰,因為共同的敵人是我們看不見的病毒。所以呢,所有的國家都一起在戰爭。你幾乎很少看到一個國家可以是中立的,也就是說沒有喘息的時間。
那怎麼辦呢?一開始,我們很多國家都不曉得怎麼去因應,我一開始當初就跟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因為他曾經是我的學生,我就跟他建議。
#從SARS作戰經驗而來的邊境管制
詹長權:所以,12月31日2019年,臺灣採取了SARS時候,2003年對付另一個敵人叫SARS的經驗:登機去做篩檢、發燒等等。從此,我們就採取堅壁清野的邊境管制方式。
我們不知道敵人、病毒在哪裡,那我們把任何一個要進到臺灣的人當成敵人,其實是假設的敵人。就把它邊境管制,把它堵在那裡。
可是,你沒有找到真正的敵人,我們常常要等他發病了,然後就說我們去檢測他。檢測什麼呢?大家常常聽到的就是核酸檢測,核酸就是病毒的屍體。它可能在轉變的過程留下一些痕跡,我們就去找到它,可能這個敵人在這個人的身上。
我們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很不積極的想把這個病毒這個敵人找出來。我們只是說把這個人檢疫14天,我們就假設他沒有事,我們也不檢測就讓他出去。這是臺灣在那一個時候所執行的。
#速度是台灣去年的成功關鍵
詹長權:那為什麼臺灣會成功呢?因為防疫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速度。所以邊境管制要有效,要在非常早期,漏進來的病毒很少的時候就採取行動。
所以,當全世界都沒有邊境管制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對武漢來的飛機,我們對什麼呢?我們對湖北,後來對全中國,因為我們把它框的很大,我們覺得說所有都可能,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病毒在哪裡。
全世界很多國家都要到二月、三月才想到要邊境管制的時候,我們已經提早一個多月做。這造成速度給我們很好的緩衝時間。
幾乎一整年12個月,我們就用這個方式,來維持一個情形。我們看到全世界各地,從義大利、紐約,輪流的都在發生比中國當初發生的還大的疫情。在我們的周邊,我們也看到日本、韓國、新加坡,在這個中間都有一波一波還不算小的社區感染爆發。
#抗疫戰爭一定要主動出擊
詹長權:雖然這樣,我們就忘了,忘了還是那個四個字,世界大戰。這是一個全球大流行,全球的意思就是沒有一個國家是例外。我們的心態就認為我們是例外。我們指揮去做防疫的也好,一般的人民,就是在過去裡面,已經忘了我們在大戰當中。那大戰要做什麼,敵人一直在啊,就是那個病毒。
那要怎麼樣去找到病毒?如果有當過兵的,就知道說就是要哨兵。哨兵就是要去敵營、去刺探,你要知道有沒有人要偷偷的跑來。那我們要怎麼探呢?我們就要篩檢才能探查。否則我們坐著,我們就坐在那裡,我們永遠只有防守。
一定要攻擊,攻擊就要去刺探,刺探就要去篩檢。大部分國家都用這樣的原理,就是要去知道病毒在社會裡面的哪一個角落。
#篩檢是刺探敵情的武器
詹長權:為了這樣,就要研發很多的武器,這個武器就是各種篩檢的工具。所以一開始大家沒有,當中國公佈了這一個病毒序列以後,以人類過去20幾年來所研發的,所有的我們稱生物科技或是分子生物學的能力,我們可以在很快的時間找到怎樣去測它的工具。
這是史無前例的,幾乎差不多一、二個禮拜就做出來了。全世界就這樣開始做檢測,後來很多的國家的廠商都加入,他就可以去研發這個。
所以,在那樣一整年裡面,因為參與的國家不下四、五十個國家,都不斷的在研發想要去刺探敵營的工具。我們沒有啊,我們就停在邊境管制就好了。把每一個人關14天,我們就認為安全了,但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個國家會例外的。再怎麼嚴格的管制,都會漏掉。
邱顯智:所以在去年教授不斷發表文章,就是認為世界各國包括韓國,事實上對於快篩這個部分都已經有非常多的部署。
剛剛聽了教授的說明之後,我的理解是說,就好像要透過,有個概念叫做戰爭迷霧,舉個例子就說我們要怎麼打戰略遊戲的話,一開始地圖一片迷霧,戰場長怎樣都不知道。我們就是要一直要派斥侯去查探,透過資訊、情報展開來理解戰場的全貌。我這樣理解,教授可以同意嗎?
詹長權:當然,就差不多是這樣。你如果不試探,就有一個假設,它不存在,或是它存在的現象是腦子裡面的,可是永遠沒有去求證。結果一測了,就是說,如果這一次不這樣測,你怎麼知道萬華跟板橋是這麼嚴重?你可能就不知道。
邱顯智:教授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有哪一些國家,就其它國家的經驗在面對Covid-19疫情流行的措施,是我們值得參考的。不管是說疫苗或是篩檢的措施。臺灣現在的疫情是走到那個階段?適合用什麼樣的手段?
詹長權:有很多國家在不同的流行階段,都有很好的借鏡。
#韓國的檢測撲滅戰術
詹長權:我們最喜歡比的韓國,韓國跟我們一樣,他也都沒有很強烈的封城,他一直是用軟性封城的方式,也就是說勸你不要出來。
可是,他發展了很多的檢測、篩檢的技術。每次有發生,譬如說韓國很常常發生Club的聚會,然後就開始爆發,然後就可能在首爾裡面某一個區,他就把整個區封起來,然後每一個人都測,他就用這種方式。結果為了要這樣,他就要研發越測越快、越方便用。
他的策略就是:檢測撲滅、檢測撲滅。他用這樣的方式,所以他不斷的使用,這樣的過程裡面,他就研發出很多快速篩檢的技術跟能量,自己用也輸出。這個是很成功的例子。
#從韓國到美國的篩檢麥當勞化
詹長權:結果,美國紐約跟美國加州都開始發生流行的時候,他們就跟韓國取經。
韓國怎麼測的?譬如韓國創造了一個,就是說醫護人員不夠的時候,以前都是到醫院去測,到醫院去測很麻煩,很怕被測的人帶病毒去影響醫院,又很怕醫院的醫生跟護士被他感染,他就要換很多次的口罩跟衣服。後來韓國說,我們發明得來速的,被測的人不要下車,到的時候窗戶下來,你坐在駕駛座過,他們又發明了一些隔板,就用很快的方式去做。後來這個得來速,甚至說那就自己採,採樣的東西,開車先在一個關卡拿起來,他有一個影帶教你,你自己弄一弄放好,交給這個也不一定是醫師,他就在那邊收就好。
透過很多我們現代的作業流程裡面比較有效率的方法,他們就可以這樣,從一條線的,好像我們到麥當勞買東西的得來速一樣,一下變成十條線,把停車場變成這樣的方式。
那美國就是大的shopping mall的停車場,就把他改成這樣。這樣就可以很快速的,從一天可以做幾千人到幾萬人,到後來一天都可以做十幾萬人、二十幾萬人。所要大量檢測的目標就一個一個提昇了。韓國就是用檢測,為了來撲滅社區傳染,一直在精進的一個歷史。
#英國的社區篩檢與居家快篩包
詹長權:英國也一樣,後來英國流行得很嚴重,它也大概都用、大家都用這個方式。
英國他跟我們比較像,人口比較密集,也不是那麼多人開車,它就要發展另外一個方式。所以英國大概做的方式,都是在全民健保之下,讓人民可以很快速的到診所、到開業醫去取得檢測。他們也是靠著大量的檢測,然後他們覺得這樣還不行,後來就是在藥局,甚至就郵寄到家裡去給他們在家裡檢測。每個國家因為他的需求、對檢測的需求,就會發展出他的模式。
#居家篩檢在德國復學的應用
詹長權:那像德國,他開始流行結束、流行結束。很多邦為了要讓學生回去,它想一想說,我一定要發明在家檢測,讓學生上課前我先測一次,如果陽性就在家裡,然後幾天後再測一次,如果是陰性那就可能比較放心,如果繼續陽性那你可能就是真正的陽性,你就是居家隔離或是要觀察你有沒有惡化,然後可能要去就醫等等的。這個是他們的方式。
#在疫情中提升篩檢武器的新加坡
詹長權:我們周邊的新加坡,他的最大的一波就是移工。移工爆發之前,他也有幾波的爆發,那個時候他跟我們一樣都是措手不及,也沒有很多的檢測能力。
可是他就開始逐步,他知道他整個新加坡的國民跟在新加坡生活的人,包括白領的移工跟藍領的移工他通通要照顧。他準備好這個,結果在這個移工的大爆發的時候還是不夠。但是他們的做法就是到移工居住的場所,作為整個普篩的場所,一個一個檢測。檢測抗原、檢測PCR、檢測抗體。
他透過這樣的一個練習,讓整個檢測的能力大幅的提升。為什麼?因為他天天要測,那個時候每一個人一個禮拜至少要測兩次至三次。測到陰性的才可以、幾次陰性以後才可以回到建築工地去當工人、可以去到一些工廠裡面工作。
所以,社會有那個需求,需要我們要對抗這個病毒,然後讓我們的生活不要走向封城,大家都不能工作、不能上學的這個前提下,每個社會都因為需要檢測就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大概差不多到六月七月,去年的六月七月,這些技術都很成熟了。
#疫苗戰線的軍備競賽
詹長權:同一個時候,差不多一月底,有遠見的國家都已經投入疫苗。因為基因定序出來以後,其實就可以靠那個去製造疫苗的雛形,很多的經費就投入。現在你看到的輝瑞BNT,都是一月二十幾號疫苗就做出來,那開始要找機會去測試,要找怎麼樣去找到實驗室跟那個實地的場所,想要去做這個研發。
二月份,更多的疫苗都開始做了。所以這個的原因就是說,當疫情用公共衛生的手段防守到一個階段,最後一定要使用攻擊的武器。攻擊的武器只有一樣,就是疫苗。
所以,科學防疫上,一開始就開始在準備。這個事情就是人類史上是最難得的一個經驗,就是不到十二個月,幾乎差不多十到十一個月,第一支疫苗就是從,差不多已經在第三期人體試驗,已經做到快完成。不叫完成,就是他資料已經累積夠很多了。所以到十二月的時候,去年十二月的時後,就提前解盲,就知道有效。
#美國的疫苗開發大投資
詹長權:一個疫苗的開發可以這麼快。那怎麼成功的呢?就是美國。美國是一個科技大國,所以他大概每一支疫苗都投資在三百億到五百億台幣。他很大的錢,就告訴他們說你們就這樣去做,所以他同時投資了差不多六到十支。他不能保證都會成功的,每支都三百億到五百億台幣。
就是你就知道說,一個有用科學引導的指揮系統、防疫的指揮系統,他會看很遠。雖然他在那個過程裡面死傷累累,對不對,美國感染者死亡者都不少,可是他有一條主軸線,就是說他一定要找到打敗這個病毒的武器,那就是疫苗,他就去投資。所以美國這個大投資這樣走,所以美國為主的。那另外一個比較小支的,就是以英國跟瑞典為主,從牛津大學開始的AZ疫苗。美國是大宗其他主要的。那我們比較不熟悉的、資訊比較少的俄羅斯跟中國,一樣都這樣在開始做。
所以那樣的科學的防疫,是在去年一月就開始,那就是一個武器的競賽,看誰最能夠生產出來最好的、量最多的。大戰裡面,你要打贏對方,就是你的槍砲飛機戰艦都要比人家多,而且好之外要能夠量產。那些布局所動用的,都是在一個戰爭時代的工業生產。
每個國家,幾乎都動用到他的國防生產法案,那個都是在一次二次大戰以後,你要去戰爭的時候,你可以用國家法律授權給你緊急狀況下,去徵招私人企業來做你的事情,去控制重要戰略物資。那樣的過程是很有戰略性。我在那個過程裡面,我不斷提醒政府,這是一個世界大戰,一定要這樣布局。你如果不這樣布局,你就可能會打敗。
#新加坡的結盟投資之道
詹長權:那小國怎麼辦呢?這些科技經濟的大國這樣做,經濟跟科技沒有那麼大的國家,就要去把自己放在一個怎麼樣去結盟的角色。那我們就拿四個國家,來看看他們怎麼去結盟。
新加坡:錢很多、土地很小,也沒甚麼武器。所以他想的辦法是我拿錢去跟人家合作。所以我剛剛講的,一月開始以後,新加坡二月多就組成對抗COVID的特別委員會,由九個人左右,來自於各部會跟幾個大學,四十歲左右。他們都可以做非常重大的決定,去跟人家發展疫苗的檢測試劑,直接談判、拿錢做先期的投資,看到最原始的資料。然後他們做的報告,經過這樣評估以後,新加坡最有利的方式就是投資這個疫苗。
邱顯智:投資疫苗跟檢測試劑。
詹長權:對。他還沒有二期就已經看到,然後他就從那時候開始投資,變成合夥人。所以他當然拿得到疫苗阿。他的合夥的條件就是生產出來。
邱顯智:教授不好意思,他是投資美國的像是輝瑞或是莫德納?
詹長權:他是投資BNT。他就跟BNT講好,我會給你研發的錢,我事先跟你講。因為他已經判斷過成功的機率很大。
#日本韓國的代工路徑
詹長權:像韓國跟日本,他們一樣就跟人家講我來幫你代工。他還用很好的生產條件,來說你總是需要我們合作才能做成。
像莫德納這個疫苗,大概要有五千種化學物質,各種不同,林林總總,在他整個過程是相當繁複的。你的關鍵材料那麼多的時候,你的供應鏈一定是經濟工業的強國才有。那他們就能生產一些需要的,互補有無的時候,那工廠的規模又大,他就可以去代工。否則之前最早這些好的疫苗,都是在美國跟歐陸。因為好的廠,例如比利時法國荷蘭,有一些廠都跟輝瑞等等合作,為什麼?還有瑞士等等。因為原來藥廠很大的一些國家它才有。
可是亞洲這幾個,像日本跟韓國,特別是日本,他的藥界也是蠻強的,韓國也慢慢跟上了,他就這樣做。
#用健康資料談判取得疫苗的以色列
詹長權:另外一個國家像是以色列,他也是起步沒那麼早,可是他一起步,就是差不多五六月的時候,他的總理就去跟人家講。後來大家看到那個故事,就是他打了15通電話給輝瑞的總裁跟他談。他談就是用他的健保資料庫,讓這個疫苗到他那邊用的時候,可以取得疫苗臨床試驗的第四期。我們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就是說廣泛使用之後所發現的副作用跟效果。所以他用健康資料去跟人家談判,然後用高價買了以後,他就可以做。
所以布局看得遠,為什麼有那個決策的機制可以這樣做?不要忘了,每一個我提到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
#資訊透明程序完備才能團結國民
詹長權:這幾個國家,他們做這樣決定的過程,都非常充分地受到國會的監督。所以美國要投資的每一個事情、為何這樣決定,等他投資完,一定會被美國的國會叫去做聽證會。所以美國白宮的最高顧問佛奇,他的疾管署署長,他管疫苗採購的,每一個人都要到國會去接受國會議員的聽證。那個講出來的話都是有法律責任的。
他們一整天的聽證會,即使疫情那麼嚴重,一定要對,在民主體制裡面,對整個民意機構做很負責任的對話,這樣才會透明。一樣,以色列,都是受到國會的,不能說是制衡,就是說在疫情下,只有透過這樣才能夠團結,因為資訊是透明的。
所以,這個都是他們走的一些路徑。就是說,他們的準備與民主與治理,在一個戰爭時期,因為要有速度又要有責任。
這是我看我們台灣要怎麼借鏡,看看我們那些地方做科學的防疫、政府長期投資的決策,跟國會課責的負責任的雙向互動,是不是在過去一年多以來都比較不足。那不足之後,就會比較無法眾志成城,比較容易有紛爭。在碰到危機或是疫情爆發的時候,常常就會是對立跟社會的撕裂,這個都是給病毒最好的機會來打擊我們。
所以,我從這樣一個角度來告訴大家,檢測也好疫苗也好,這兩個在社區大流行一定要用的工具,我們沒有好好地提前佈署,是蠻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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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森林浴 ]
疫症讓人常常想要留在空曠之處,暫時脫下口罩,偷來的一刻解放。
於是十分自覺地散步到公園,然後記起年多前的一個訪問,被訪者曾經患癌,來到同一個公園,意外地忽然開竅:自然一直很近,一棵樹已是森林,是天地。
後來她成為「香港森林浴」創辦人,受過森林治療訓練的嚮導,香港暫時只有四位。
重貼訪問,有點長但此刻值得細讀。
無法呼吸的日子,更要懂得怎樣呼吸。
———————————————————
如果生活是一句句子,森林浴就是那逗號。
這是Amanda為森林浴(Shinrin Yoku)下的一個簡單註腳。
沐浴於林,聽來浪漫得過份。1982年,這概念由日本林業廳首先提出,參考日本神道教及佛教信徒的修行,鼓勵人們走進樹林,開放五感,與自然連繫,達到療養身心的效果。
Amanda是經過培訓的森林治療嚮導(香港暫時僅有四位),另一身份是「香港森林浴」創辦人,去年把森林浴帶到香港,揉合瑜伽、太極和正念修習,以深入淺出的方法,讓城市人了解。
最近她與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合作,七月開辦公眾體驗活動,帶參加者到龍虎山一帶,進行兩個半小時左右的森林浴,作為推廣。
最常出現(也是最大)的一個疑問:森林浴,估計就是走進山間,吸一點新鮮空氣,那跟行山有甚麼分別?反正都是被大樹包圍啊。
重點是空間使用與心態。「很多時候,我們會不自覺把郊野看成一個場地,去行山,燒烤這樣那樣,很有目的。」Amanda解釋,只看見終點,就會忽略過程:「可能會一面滑手機一面走,或者沿路聽著收音機,步行只為到達目的地。」
森林浴跟登山的最明顯分野,在於前者為了認識一個地方,步行時間可以短至半小時,到達適合地方後,會花長時間逗留,然後去建立關係,強調內心的修煉。
行山是體力勞動,過後會疲倦;但森林浴剛好相反,得到力量的補給,尤其精神層面的。
實際做法按不同環境作出調節,大概這樣:步行期間要打開自己所有感觀,去看,去聽,去嗅,去觸摸,去感受──那不是教科書式的生態認知,不用辨別昆蟲雀鳥品種,而是生命與生命之間的交往。
「去到別人屋企,當然得跟人傾偈交流。」Amanda如是形容:「何況我們是這個屋企一份子。」
走進樹林後,嚮導會先著參加者靜下來,花15至20分鐘時間,細細感受身處周遭,還有甚麼。
那可以是光影,任何聲音氣味,風掃過皮膚的溫度……等等,像龍虎山間有一條溪流,給大樹包圍,雨季形成瀑布,是進行森林浴的理想地點,因為有水之地,就有生命。
「水有潔淨心靈的功能,有聲,有冰涼感,它由天而來,落到海洋又會回到天上,是個自然定律和循環。」研究指有瀑布的地方,負離子含量強大,對身體也有額外好處。
安頓心神後,嚮導會為參加者挑選一種生物,可以是一棵樹一朵花,開始與其交流,對話,思考,從而發掘前所未有的感悟。
這環節難免讓慣於封閉的城市人尷尬──而這正正基於我們跟自然失去聯絡。
「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文化中,人與樹和石頭閒聊,是日常不過的事。因為『它們』從來不是物件,都有生命,並且和我們直接有關。」
分享也是森林浴不可或缺的一環,把所有突然湧現的情緒吐出來,被聽見,本身已經是一種治療。
最後所有人會在林中喝茶,把來自大地的產物,吸收進身體裡,同時象徵一種過渡,由個人的自然探索,返回群體社交和禮節。
回到文明,自然又會開始計算:這樣一種活動,對身體帶來哪些好處?
日本農林水產省曾進行為期三年的研究,發現森林浴的養生效用主要來自芬多精(Phytoncides),一種由樹木釋放、類似精油的有機化合物,本來是為林木防菌防蟲,我們吸收了,能提高身體裡的「自然殺手細胞」(natural killer cells),抵禦疾病,有助消除癌细胞。
另有實驗指出,森林能減低唾液皮質醇(salivary cortisol)濃度,達至鬆弛神經、紓緩脈搏、降血壓等功效,減少形成抑鬱的機會,而且短至30分鐘已開始見效。
2005年,日本醫科大學以問卷形式收集數據,結果顯示森林浴有效降低焦慮、抑鬱、憤怒、疲勞等壞情緒;較有趣的是,較多女性比男性因森林浴而得益,療癒效果更加明顯。
但,種種科學數據,大概還不及個人歷練來得刻骨銘心──對於森林浴嚮導Amanda而言,這是一場歷練,也是人生暫時最大的功課。
曾經她和許多香港人一樣,在鋼筋城市生活,是相對健康的一群:酷愛扒龍舟及獨木舟,工作以外就往郊外去,跑山涉水,挑戰體能。
當自以為人生處於頂峰,冷不防最大的雷轟下來,幾年前給確診為第三期卵巢癌,開始接受手術、化療和標把治療,體力與意志一下子墮進谷底。
沒能跑山的日子,她只能勉強支撐自己,走到離家不遠的中山公園,散個小步。
諷刺地,這個人工建設的公園,給她的震撼和感召,竟然較以往身處大山大海還要強烈;徹底靜下來,方發現感受更深,更實實在在。
「冬天見到樹葉掉下,塊葉死了,但大樹還在,春天再長出葉來,這是自然給它的力量。」
花開花落,平凡不過,直看到Amanda心裡去。「30多歲,忽然發覺死亡可以好接近。」
每天發生的生命循環,猛然成為及時提醒。「大自然每秒都在展示生死,而我只是成個系統的一小部分。」
微小,可不代表沒有可為。康復後,她對身體看法不同了,不再追逐體能挑戰,嚮往與土地進行安靜但深入的聯繫。
去年因為研究森林浴,飛到澳洲接受為期半年的培訓,正式成為森林治療嚮導。
培訓期間,她在原始森林、人工森林,甚至市區公園等地方上課,以應付可能出現的各種需要。
這靈活性,在香港非常適用:當我城連郊野公園也被虎視眈眈地尋求開發,沒有一望無際的參天樹海,怎樣進行森林浴?
「其實這樣挺好。」Amanda覺得,Hong Kong style的森林浴需要就地取材,運用已有資源,盡量去深化效果。
「如果動輒得飛到紐西蘭那種天然森林才能治療,那太夢幻吧,也不夠在地。每棵植物本身也是一個eco system,可能規模很小,但已經跟食物鍊和別的生物拉上關係。」
去年為她提供治療訓練的組織,是Association of Nature and Forest Therapy Guides and Programs(美國自然及森林治療嚮導及計劃協會),由Amos Clifford於2012年創辦,率先把日本的森林浴文化帶到美國。
創辦人70年代已當荒野嚮導,帶領問題青少年在野外受訓,改善情緒及操行;藉著開設森林治療嚮導培訓計劃,Amos Clifford希望把此變成正統專業,跟保險業及醫學界連結,讓更多人防患於未然。
事實上,森林浴漸漸由禪修演變成有待發展的療法:現時全日本有62個森林浴治療基地,提供嚮導,並設有小屋,為參與者在進入森林前後量度健康數據,作為科學分析,當中不少基地與附近醫療機構屬合作夥伴。
南韓政府亦已投放大量資源推廣森林浴,包括建設森林養生中心。英國西南部德雲郡(Devon)選定兩個國家公園展開為期三年的森林治療計劃,澳洲和新西蘭甚至提倡以森林治療作為green prescription,是藥物以外的處方。
回到香港,森林浴尚在萌芽,作為前線推手,Amanda想要強調的是謙卑:「我只是嚮導,森林才是醫生。」
而森林浴不獨關於健康,更是人和土地的well being,由外至內,尤其適用於讓人愈感絕望的城市:「香港人可能需要學會,在看似沒有可能的情況下,找到容讓自己安靜的角落。」她這樣總結。
當樹植在心,就能無時無刻滋養生命,找到堅持下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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