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昆汀塔倫提諾證實將第 9 號導演作品《從前,有個好萊塢》改編成書籍;今年年中,此書籍已經出版,昆汀目前正積極宣傳新書,在各節目中揭秘《從前,有個好萊塢》的相關幕後,其中包含原先屬意珍妮佛勞倫斯飾演達柯塔芬妮的角色;克里夫布茲的殺妻之謎等等,但最引人關注的,還是重新點燃的「李小龍」爭議。
2019 年 7 月,《從前,有個好萊塢》盛大上映之時,李小龍的女兒李香凝就曾表態昆汀醜化李小龍,李香凝不滿昆汀塔將李小龍描繪成「脾氣暴躁」、「傲慢惹是非」的混蛋,對此大嘆「令人沮喪」。 李香凝進一步說,身為 60 年代的亞裔美國人,李小龍需要非常勤奮的工作,付出比李奧納多、布萊德彼特飾演的白人角色更多努力,才有機會被看見。李小龍經常遇到挑戰和挑釁,但總是試著避免打架。在電影看到別人嘲笑我的父親,非常不舒服。
近日,昆汀則提及能理解李香凝的不滿(畢竟是她爸),但要其餘質疑此橋段的人「Suck a Dick」,聲稱是根據史實創造角色,同時說明當時許多特技演員都不喜歡李小龍,並解釋這場戲的意義。
昆汀的言論引起各界譁然,李香凝則於《好萊塢報導者》撰文回應,文章先是質疑昆汀根本不熟李小龍,而後強調受夠由好萊塢白人定義李小龍,因為他們總是將李小龍的自信、熱情曲解為傲慢自大,最後大聲疾呼希望昆汀別再評論評論李小龍。
從影像到文字,「李小龍」的幽魂似乎註定要在口水戰中跟著《從前,有個好萊塢》。然而,撇開李小龍的相關爭議,我個人非常喜歡《從前,有個好萊塢》,也藉此機會貼出舊評,提供讀者參考。此作目前也能在各大串流平台觀賞,會是防疫居家看片的好選擇。
🎬以下為《從前,有個好萊塢》評論:
《從前,有個好萊塢》充滿昆汀塔倫提諾的作者印記,熟稔昆汀的影迷,能在此作中發現許多昆汀的風格元素,並找到極大樂趣,武術、戀足癖、義大利西部片、美國老式 B 級片、非線性敘事手法、《惡棍特工》中火焰槍的惡趣味(將曼森視作納粹)等等。 片名《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1]更揭示了全片在寫實中充滿想像空間(與時間)的童話故事性(呼應充滿逆轉性的結尾),令人感受到昆汀對於曼森家族血案的浪漫憧憬,並帶著觀眾想像世界的未來能有一點不一樣。
要理解《從前,有個好萊塢》,得先從「時代」切入:此作背景設定於 1969 年。回望 1960 年代,美國社會經歷著諸多動盪導致人心惶惶:越南戰爭越演越烈;總統甘迺迪遇刺後,政治謀殺案一起接一起;「女權」主義興起;「黑人」運動高漲,對抗傳統價值與反社會主流的「嬉皮」文化於焉而成。
而在 1969 年 8 月 9 日,在不安的社會氛圍下,爆發了曼森家族對當紅女星莎朗蒂的謀殺案。當時莎朗蒂懷著 8 個月身孕,名導老公羅曼波蘭斯基則因拍片外出逃過死劫,此案震驚全美,當時的昆汀年僅 6 歲。
另一方面,在動盪的時代下,影視產業也存著極大矛盾,「電視」與「電影」間的競爭與對抗,讓許多片廠遭遇危機,電視機的普及也間接造成戲院的觀影人次下滑、營銷虧損,而且上游到下游「垂直整合式」的片廠制度早在此前瓦解;1960 年代末,一批新的創作者轉向更為私密的體制外創作,《我倆沒有明天》(1967)、《逍遙騎士》(1969)等挑戰美國正面形象的悲劇性電影逐漸出現,充滿疑惑、叛逆、徬徨、存在主義式的無政府主義者,取代美帝傳統英雄。
美國神話和傳統價值不復以往,勾勒出 1969 年好萊塢舊時代的疲軟,和反文化運動的興起,昆汀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書寫《從前,有個好萊塢》。
而昆汀與工作團隊極盡可能地還原這時代的好萊塢,街景採用霓虹、老式招牌;服裝則有嬉皮、西部牛仔、短裙長靴;音樂則能聽見 The Mamas & The Papas 的〈Straight Shooter〉、Los Bravos 的〈Bring A Little Lovin〉、Roy Head & The Traits 的〈Treat Her Right〉、Deep Purple 的〈Hush〉、〈Kentucky Woman〉等金曲。
此外,開場便能看見昆汀對於舊時代「膠卷底片」的著迷,可以發現「柯達 35mm」的影像質地,也能見到以「Super 8」和「16mm」拍攝的黑白影像,還有將李奧納多迪卡皮歐飾演的瑞克道爾頓塞進當時的各式知名影集;當然,更能看見特地重製 CBS 的知名西部電視劇《Lancer》(1968-1970)。透過這幾場戲傳遞出復古與現代的衝突與和諧,更讓昆汀的角色能活在這些影像中,別具意義。
角色的描繪上,昆汀創造出立體鮮明的雙人組合:李奧納多和布萊德彼特這對搭擋,有著與《虎豹小霸王》(1969)的保羅紐曼和勞勃瑞福相似的魅力與默契(片中也提及了日舞,勞勃瑞福的角色名稱)。此外,片中瑞克道爾頓演藝生涯的發展軌跡,似乎也與克林伊斯威特一樣。克林伊斯威特 1950 年代演出電視劇、1960 年代演出義大利導演沙吉奧李昂執導的「鑣客三部曲」,在大銀幕走紅;而沙吉奧李昂正是《狂沙十萬里》的導演。
照著這些歷史軌跡走,或許也可稍微洞見昆汀筆下的瑞克,未來會有何種發展。昆汀在瑞克與小女孩等待上戲的空擋一段中,呈現出瑞克在好萊塢新舊時代交替下,被迫從舊時代走進新電影的心理狀態,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細節。
昆汀也巧妙地利用李奧納多迪卡皮歐、布萊德彼特和瑪格羅比的居住地,製造出社會階層的上下關係,同時點出好萊塢產業鍊的上與下,甚至設計了布萊德彼特開車回下層的橋段,也靠著這場戲帶出鍾愛的洛杉磯往日風情。《從前,有個好萊塢》中的地域性對比,有著和《寄生上流》異曲同工的出色之處,這 3 個角色更有著昆汀對好萊塢「未來」、「現在」、「過去」的投射意涵。
當紅的莎朗蒂象徵好萊塢日後的光景;處在新舊時代夾縫中的瑞克代表了 1969 年影視產業的轉型;逐漸沒工作的替身克里夫布茲則是已經沒落遠去的好萊塢(所以倒閉的片場讓克里夫探視)。從這些側寫能望見昆汀在角色編寫的用心,電影前兩小時僅在 2 天的時間軸上進行,但這 2 天的資訊量已經豐富多變,在日常細節中說故事的電影,更顯見創作者的編導功力。
昆汀在舊好萊塢的致敬中找到新意,貼近老靈魂並賦予想像力,《從前,有個好萊塢》是一幅以懷舊為水墨潑灑而成的新畫作,昆汀大膽、奔放且柔情地獻給每位觀眾。如果說,艾方索柯朗敦厚、內斂地在 1970 年有《羅馬》和墨西哥城,那昆汀塔倫提諾則是絢爛、奔放地在 1969 年有《從前,有個好萊塢》和洛杉磯。
全片最令人感動的戲,私以為是由瑪格羅比飾演的莎朗泰在戲院與《勇破迷魂陣》(1968)合照。眾所皆知,這是莎朗泰被曼森家族謀殺前上映的最後一部電影(遺作《12+1》於死後上映)。昆汀大費周章地將莎朗泰進戲院觀影的戲完整拍出,讓片尾屠殺曼森家族逆轉歷史的結局格外動人,流露出昆汀對於莎朗蒂的不捨之情,也能看見類似《決殺令》、《惡棍特工》中濃厚的復仇主義。
如果從 2019 年坎城主競賽來看,西班牙名導阿莫多瓦藉由《痛苦與榮耀》,與過去的自己和解,用電影找到救贖之藥;昆汀塔倫提諾則藉由《從前,有個好萊塢》,與過往記憶共存,用電影讓私自的美好想像延續。
最後,在昆汀精雕細鑿的世界中,或許,瑞克道爾頓能與莎朗泰成為好友;或許,瑞克就能如願演出羅曼波蘭斯基的電影重振演藝事業(開頭即描述瑞克渴望與波蘭斯基合作);或許,歷史就能重新書寫。
至於一切的甜美,都活在昆汀塔倫提諾的電影夢中,永存在昆汀這封親筆寫給好萊塢的老派情書。《從前,有個好萊塢》是年近 60 的昆汀最溫柔、最成熟、最熱情同時最私密的作品,這是昆汀塔倫提諾的童年往事。
備註
[1]片名甚至也可看做對名導沙吉奧李昂的經典義大利西部片《狂沙十萬里》(1968)的致敬,此作英文片名為《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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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澤《人生不值得活的》──意象與節奏分析 ◎李懷
前言
本篇報告以楊澤第二本詩集《人生不值得活的》為研究對象,主要討論其意象使用與調整節奏感之手法。
第一節 意象分析
《人生不值得活的》共分五輯,囊括了對生死的理解、愛情的追逐與辯證、被置身於陌生城市的焦慮等,每一輯在寫作手法、意象使用與主題上皆有明顯不同,以下將進行分析:
壹、人生不值得活的
對楊澤而言,詩是屬於少年的,年輕人痛恨謊言與偽善、享受苦悶與憂鬱,用寫詩提煉回憶、救贖青春。開卷第一首同詩集名的〈人生不值得活的〉便基於此積極的風格為整本詩集定調,無論是年少當下的悲苦疾筆、事過境遷後或許坦然或許糾結的回顧,都在輯一「水」的意象下開展。
此輯共有八首詩,或多或少皆使用了水的意象:〈人生不值得活的〉、〈瓊斯海灘〉中使用了海:
愛與死的迷藥無非是
大海落日般──
一種永恆的暴力
與瘋狂……
(〈人生不值得活的〉)
天空是面陰鬱底牆
其上有海天──
最後迴光。一隻傘
一方無人眺望之窗口
生命的全部重量
倒懸於彼
(〈瓊斯海灘〉)
大海與落日,正對映著前句的死與愛,死彷彿一片汪洋廣闊而壓迫的存在著,而愛則若落日餘暉,雖絢爛卻是無比短暫。但對楊澤而言,這兩者其實都是永恆的,是早於任何理性、歷史的。愛與死以強大的張力互相拉扯著,死可以毫無理由的帶走人、愛上一個人也不需要任何邏輯推導,巧妙的是兩者也像海洋與夕陽倒影一般互為對方的因果。在〈瓊斯海灘〉中,天空如鏡映著大海,而傘似乎倒掛在上,其對應的卻正是雨中佇立的那個人,故事的主體往往在傘下,只是在楊澤顛倒世界的幻想中,由傘下孤零的一人轉成了倒掛傘中盛接的雨水。
兩詩皆用海作為世間萬事的盛載體,是一面凝望即可看見故事的鏡,而在物理世界中,我們稱之為「時間」。水在楊澤詩中的意象便是時間的流動、歷史的洪荒。〈克羅采奏鳴曲〉中以貝多芬的音樂帶著詩人流回曾經洶湧的青春、〈室外是雪〉以飄零的雨雪串起了異鄉子弟對故鄉地域的思念、〈霽〉以雨過天青與濃霧的對比、城與離城者之間關於留下與離去的行為,展現了眾人皆困於過往記(與霽諧音之設計)憶。輯一短短八首詩,雖皆有水的意象,楊澤卻巧妙的利用其不同形式詮釋各種對時間的理解、臣服與反抗。
貳、我已歌唱過愛情
氣候與花,追逐、放棄與釋懷。構成了楊澤以詩語言辯證愛情觀的輯二「我已歌唱過愛情」,我們在此輯中不斷見證愛情與生死、短暫現存與永恆記憶間:有限性與無限性、必然性與可能性的來回交錯。而「花(植物)」便是其中重要的媒介:
我已歌唱過愛情──
還有玫瑰、紫羅蘭、鬱金香的真理
但是為她,啊,單獨為她
我預支了我下輩子的愛情
(春天,落花,carpe diem
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
與我不再的七弦琴)
我已歌唱過愛情──
如今我將長久保持沈默。
喜悅以及悲傷──除非
大陸淪陷成海,海
淪陷成荒原,荒原
開出玫瑰而她向我走來──
我將,啊,永遠不再復活
(春天,落花,carpe diem
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
我不再沈吟愛情,髣髴在她的花園中……)
(〈我已歌唱過愛情〉)
對如今的詩人而言愛情已成過去式,而玫瑰、紫羅蘭、鬱金香雖如不同段感情有不一樣的顏色,其真理卻一樣是短暫的、是只屬於某特定時期的。楊澤浪漫的少年情懷卻不認同自己僅限於這樣的稍縱即逝,一方面他幻想著預支下輩子來換取此刻的永恆、一方面現實中他選擇停留,旅人在樹下稍作休息便會離去,楊澤卻甘願停滯在她的花園裡享受著他僅存的「永恆的愛情」。
末段表面上透過描寫時間進程以表楊澤對愛情長久而沉默的堅持,暗底下則展現了一種極致的融合觀,在時間恆流中不斷變換的地形與始終存在的詩人與樹、「永遠不再復活」中隱含「從未死去」與「甘願死去」這樣對愛情更高(也更狡猾)角度的視角,讓存有與逝去的界線模糊。讓我們感覺只要詩人能在記憶中永保18歲某場短暫而絢爛的愛情,即便分離後經歷年月摧殘,「愛情」本身也透過詩人的浪漫得以存續。
在楊澤的情詩中沒有純然煽情的情慾流動,更多的是青年對愛情本質的直逼叩問,〈伐木〉中春天隱密的繁花與透過伐木建築的愛的居室,引出自然而為與刻意為之的感情關係間的矛盾;〈告別1〉中從春天頹然倒下(感情破裂)後的自我懷疑、辯證,祈求與絕望下透過浪漫的遠離試圖保有僅存的愛情。
除了花等植物外,在〈告別1〉:「相對於我們,我們的戀情正在絕望地焚燒……我們的愛──如何像群樹那般不斷生長,像星球一樣永恆運轉……」、〈告別2〉:「像激流護衛一朵落花請為我為我護衛她/因為當黃昏遽爾落下,天井/再也無法護衛她的身影小小/因為當春天轉身背向離開/激流與落花/他的心中負荷有──/一千種難言的傷痛……」中,焚燒、激流、急雨,楊澤利用這些曖昧的詞彙營造了一場脫離現實、界線模糊、不負責任卻又純粹的「美」的愛情狂想。
參、與眾同禱、讓我做你的DJ
此為輯三與輯五,其並沒有特別多相同意象或如輯一、二那般具有貫串全輯的核心意象,在背景上而主要偏向異國、陌地、城市的氣氛營造、語境上則多有對自我存有、國族、生死的來回思辨,顧此二輯放在同一段談。輯三「與眾同禱」第一首詩〈在風中〉馬上構建了與前二輯截然不同的語境:
在風中獨立的人都已化成風。
在風中,在落日的風中
我思索:一個詩人如何證實自己
依靠著風,他如何向大風歌唱?
除了──啊,通過愛
通過他的愛人,他的民族
他的年代,他如何在風中把握自己
有如琴弦在樂音中顫慄、發聲
與歌唱……
……
在風中,在落日的風中
假如他逆風流淚奔跑,大風
將與他並行,並為他悄悄拭去
所有的淚……
(〈在風中〉)
沒有太多意象,而是較為赤裸的將思辯過程展現在讀者眼前,此詩或許在純文學性上並沒有太多進展,但卻嶄露了楊澤對詩的野心──也就是哲學性的思辨。比起將讀者直接丟入一個想像的詩空間中,楊澤更願意安排好一些命題、邏輯與線索,甚至像〈在風中〉一樣根本不多做包裝,利用其犀利精準的文字,將人置身於時代磅礡的大風下,如何發聲、如何證實自己?以愛、信仰做回應。即使「落日在風中,蒼茫墜落無聲……」即使在風中為了對國族的焦慮、對自我的渺茫,但當詩人大聲歌唱,此處的歌唱我認為指的便是各代文人的書寫,在時代狂暴的呼嘯中一個人堅守著愛與原則進行寫作能喚醒莫大的力量。此刻,原先掩蓋個人聲音的大風卻反過來悄悄拭去眼淚。
空間感,無疑是輯三、五中最能感覺到楊澤力筆營造的,風不僅作為涵蓋所有空間並改變其屬性的流體、同時也串連起所有曾佇立於風中的人,空間與時間被簡單的一個意象緊密交織在一起。當渺小的人開展思想,連結到興衰的落日、群星的運行下明與暗的對反、連結到陽光連結到愛。而詩末回收到淚這樣主體性的感受產物,將人最獨有的情感與時代做回應,閱畢此詩便能感受到在楊澤心中,存在本身便是一種極具張力且浪漫的辯證過程。
若說〈在風中〉給出了一個較明確且堅定的解答,〈在畢加島〉則停在一個較為開放性且困惑的結尾:
在畢加島,我在酒店的陽臺邂逅了
安塞斯卡來的一位政治流亡者;溫和的種族主義
激烈的愛國者。「為了
「祖國與和平……他向我舉杯
「為了愛……」我囁嚅地──
回答,感覺自己有如一名昏庸懦弱的越戰逃兵
(瑪麗安,我仍然依戀
依戀月亮以及你美麗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肉體……)
在畢加島,我感傷旅行的終站
我坐下來思索人類歷史的鬼雨
半夜推窗發現的苦難年代;
我坐下來思索,在我們之前、之後
即將到來的苦難年代,千萬人頭
遽爾落地,一個豐收的意象……
瑪麗安,在旋轉的童年木馬
在旋轉旋轉的唱槽上,我的詩
如何將無意義的苦難化為有意義的犧牲?
我的詩是否,只能預言苦難的陰影?
並且說──愛……
(〈在畢加島〉)
在私人的與國族情懷的愛是否有相同的基準點?或說兩者是悖反的?不相容的?在畢加島這個幻想的島嶼,楊澤清楚看見了其暴政歷史,但在這樣歷史的面前詩人該以什麼姿態面對?對愛國者囁嚅地回應,一方面反映詩人對私愛該在這樣磅礡且充滿道德意味的革命下如何自處、另一方面則受困於自身對苦難的無能為力。詩中「千萬人頭/遽爾落地」對應「人類歷史的鬼雨」,將歷史進程的殘酷與鬼雨相連結,讓讀者不禁思考究竟這樣的雨能否洗淨一地血流、或是雨的味道反倒掩蓋了血腥味?詩對於這個廣袤無邊且現實的世界究竟能起到什麼作用?相對前一首的堅決,〈在畢加島〉展現了楊澤陷於困惑與焦慮的模樣。
在大時代的交替下,知識分子對自我的定位是極度惶恐的,此本詩集收錄楊澤1977年至1990年的詩創作,此時政治動盪、文壇論戰四起,無可避免的楊澤除了書寫積極、愛情,也書寫「被置身」於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思想交戰下,文學寫作已不存在指標與真理,這點在輯三、五尤其如此。〈我曾在炎午的酷陽下注視〉是一首無論主題或語境皆展現對此刻與歷史的反覆論辯,詩中再度使用風中年代的意象,楊澤彷彿不得志的罪臣,雖抱有理想卻在中暑的城市中呻吟,一個有著愛與思想的人竟在這樣「信仰缺如的年代」顯得如此無助。黃昏、大廈窗前、無用的軀體、救火車,楊澤挑選了這些混亂或似乎待破碎的城市意象,深刻刻劃了一個踩在名為現代的道路上、卻只能渺小踽踽獨行……
輯五「讓我做你的DJ」較無輯三那樣沉重,但也因情感的渲染較足,時刻能感受到楊澤被置身於城市中的呼喊:
人間秋涼,雨日
薄暮不免有些感喟
徒然地立在回家的站牌前,看
施工中的對街大樓,在微雨中
一盞盞水銀路燈寂寞亮起
二三女子在一場黃昏雨中艷裝獨行
緊抿著紅唇趕赴人生的約會
在聖人不復的紅磚道上,我覷見
有人低頭抽手上的Kent牌香菸
歲月的驚愕與虛偽一如
嵌在無名指上的大粒鑽戒
在雨中淋漓發光
只一夜,那人須髮盡白,我
失落在路旁的朝代間,充滿了不合時宜的情懷……
城市的夜是激烈的搖滾不遠處爆發
我在霓虹的紅雨中為櫥窗的星星所射殺
世界在海變中向下沉淪
直到惡夜的中心
有人彎身撿起一支口紅
我發現你我的城市祇是
被丟棄在路旁的
一截再也點不燃的煙蒂
(〈雨日.女人No.12與35〉)
詩題中雨日似乎就是一種矛盾,而女人則一反身為人類的主體性,成為編號般的存在,帶著類似的戒指、風格無太多相異的服裝,在霓虹城市中豔裝奔走趕赴約會,但這樣的忙碌在楊澤眼中似乎並不存在什麼意義,相較楊澤詩中的救贖──瑪麗安,No.12與35顯得多麼扁平與單薄。
路燈逐漸代替了日光,只在開頭以無形容詞的狀態出現的「日」似乎解離成城市中一盞盞的燈光、絢爛的霓虹,走在這樣「聖人不復的紅磚道」彷彿有種究極的、真理性的消散。我們在此詩窺見楊澤較為尚古……或說崇尚可見道德規範的一部分。但這並非他沒有勇氣尋找新觀點、新視角,而是在太過紛亂的時代,亙古不變的「真理」最能令人有安全感,在一切準則盡失的現代城市裡,對某些詩人而言反倒是一種惡夢,我不確定此詩書寫的是楊澤在美國留學的時光抑或是回到故鄉後的悵然,但皆能深刻感受到他對外在世界的陌生、與那一份因純真仍在才導致的絕望。
第二節 節奏分析
楊澤的詩中充斥著刪節號、破折號與括號,修飾著詩中未完成的語氣、待補充的語境與解釋背景脈絡等功能。以下將逐段分析三者在詩中出現的位置與其作用。
一、刪節號(……)
刪節號在整本詩集共出現86次,使用刪節號的詩作有27首,超過了全集42首的一半。其功能分為三類,分別是「落寞語氣」、「待續語氣」與「延伸語境」:
(一)、落寞語氣
〈告別1〉:「相對於所有季節──我們的愛情顯得多麼有限……」
〈伐木〉:「感覺自己像去夏海濱所見/一座荒廢已久的建築鷹架在雨中……」
〈在馬賽〉:「像夏日午後的急雨,我匆匆避入的一間地下室café,妖嬈開放的燈色、音樂與人臉是一面遠遠的落地長鏡,我在其中找到我落寞的眼神……」
回想起某個雨中荒廢的建築如自己曾經的感情;想像各個季節的變化再與此刻的愛情相對應;五色燈光下人群中的獨身一人……此類刪節號常見於楊澤的情詩,求不得、回憶傷心事的寂寥、感傷,透過刪節號形成一種「詩人似乎無話可說」的語氣。當讀詩時來到這類段落,往往因刪節號的出現而略作停頓,而在此巨大的沉默中我們反倒能再度咀嚼前一句內容,具加強句子情感的功用。
(二)、待續語氣
〈在畢加島〉:「我的詩是否,只能預言苦難的陰影?/並且說──愛……」
〈詠懷〉:「憂鬱是消沈後的熱誠/關於我的靈魂,請相信/那始終不變的部分……」
〈里奧追踪〉:「我開車繞過,荒涼的菊花墳場,河流在左,在右,彷彿聽見一女子的傷心,不知為誰……」
在這些刪節號後讀者將期待詩人繼續說下去、或是語氣並未結束尚留存一些謎,那女子的傷心,不知究竟為誰而泣?在說完愛之後呢?是否還能有更多的意義?那始終不辨的部分是什麼?信仰?愛?痛苦?是何類的倔強?在楊澤充滿反覆辯證的詩中,透過刪節號的留白使的算式遺落了等號後的結論,讓讀者有更多的空間將自己生命的獨特性帶入。
(三)、延伸語境
〈母親〉:「那中年婦人的眼神始終/尾隨著我……」
〈人生不值得活的〉:「號角重返那最後/與最初的草原黎明……」
〈告別2〉:「而永恆是我離開她,留給她的一片/無盡的黃昏與等待……」
〈越過窗外暗雲湧動的天空〉:「彷彿我是她所遺棄、逐日枯萎的/一株向日葵;彷彿/我永遠是背對著她的雨季……」
第三類是楊澤詩中最常見的刪節號用法,當前句具有未完的旨意,楊澤便常常使用刪節號作為想像的延伸。最初的草原黎明……如何到達最後的?眼神始終尾隨著我……直到何時?現在嗎?還是會持續到永遠?後兩句更不用說,「永遠」與「無盡」皆指涉著往後提到的事物或狀態將一直持續。
透過這些刪節號,詩人一方面省去了筆墨描寫落寞、待續等狀態,也在此之上構了能做為讀者無限想像的媒介,刪節號後的世界楊澤交給了讀者,我們能因共鳴感到痛苦、也能擅自將未完的狀態在腦中延續或斷絕。在閱讀上,除了段落、句與句之間,我們多了一個煞車功能的刪節號,在連綿的情緒、意象堆疊中,有一個可以平衡動靜,讓思考暫時停歇下來回顧、深思的小棧。
二、破折號(──)
全集共有30首詩使用總計93個破折號,相比刪節號使用頻率甚至更高,破折號的運用在功能上就較為簡明,在連結前後兩句的前提下,以邏輯脈絡區分有二種主要型式之使用──「前後相輔」與「指涉後句」:
(一)、前後相輔
〈母親〉:「有許多窗鏡的陌生廂房/輾轉啼生了我──與我/終告分離」
〈霽〉:「青山彷彿昨夜/那人之髻──山後是/遽遽然不可逼視/珠簪般亂顫的光」
〈暴力與音樂的賦格──獻給Jethro Tull〉:「這是生存的/全部──全部的歡樂,全部的苦難/全部的春日,全部的愛……」
在這類句型使用中,破折號的前後二句並沒有明確的因果關係,而是補充前句未說明、或近意的重複敘述。
(二)、指涉後句
〈啊,我的祖國是一座神秘的電台〉:「但人車喧騰,那祇是──/失落在市塵中的/山河含恨……」
〈30路藍色巴士〉:「我看見──滿街奔跑,許多焦慮的父母/紛紛尋找他們二十年前遺失的小孩」
〈婚前曲(一九八一)〉:「驀然瞥見──你們暗中鼓動/靈慾的雙翼,於文明的夢寐中/巍巍誕生之秒密……」
相比前者,這類的使用佔據絕大多數,在語意未盡的前句後,以一種較緩慢、娓娓道來的口氣說明。
前面提到楊澤的詩邏輯性較強,少有純粹的意象堆疊,就算是意象較為豐富的〈暴力與音樂的賦格──獻給Jethro Tull〉、〈人生不值的活的〉等,也有許多因果、時間上的連接詞將整首詩串聯,破折號的應用便顯示了這點,唯有一個人的詩中需要大量的論述(儘管可能隱晦)才可能以這麼高的比例被使用。
三、括號(())
全集共有15首詩使用總計38個括號,以「動作描寫」、「背景補述」、「詩人獨白」為主要三個用法,以下將一一分析:
(一)、動作描寫
〈蔗田間的旅程〉:「多折的唱詞裡莫非便有/與她雷同的身世?/(五指輕撥過往琴弦)」
〈在格拉那達café(Castle in Spain)〉:「西班牙的哲學是音樂,與乎沒有哲學負擔的雲/他向我說(揮舞巨大的手掌在我眼前晃動)」
此種用法較少見於楊澤詩中,簡單敘述對方當下的動作以增加人物的鮮活與表明情緒。
(二)、背景補述
〈霽〉:「匆匆醒來的河流、車輛/逆向游走無聲/(遠行者離城而去,久久未歸)」
〈我已歌唱過愛情〉:「我已經為她/啊,浪費掉我的一生/(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與我不再詠嘆的七弦琴)/……(春天,落花,carpe diem/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與我不再的七弦琴)/……(春天,落花,carpe diem/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我不再沉吟的愛情,髣髴在她的花園中……)」
既然是作為詩背景的「補述」,那就表示這類括號中的句子通常將以一種潛藏在詩脈絡底下的形式展現,不讀括號看似對詩整體的結構沒有決定性的影響,但當這類的句子被特意的括起來,反而引發讀者將其與其他文字隔開,在腦中自成一個境地,讀者知道這是重要的背景資訊,否則詩人沒必要特別在此補充,因此可做到加強詩境渲染的效果。
在〈霽〉一詩中,黎明、青山、河流構成了一幅光景,離城者一樣放在段落中很可能被消融在豐富的畫面裡。但離城者這枚意象扮演一個極具重要的元素,楊澤因而將其放入括弧,將離城遠行久未歸的事實在他建構的黎明景色中凸顯,進而加強了全詩著墨濃淡的調配。而在〈我已歌唱過愛情〉中,三段中三個括弧以類似的結構出現,其作用便是詩經中的複沓手法,每段的論述不斷地前進的同時,躺在樹下的我身處的環境與心境也在配合三段情感的推演下逐漸出現。
(三)、詩人獨白
〈告別1〉:「不慣說謊的裸體也開始厭倦於/一襲過份精緻美好的衣服/(我們曾激賞過那份表裡合一的奢華感覺)」
〈夏蟲〉:「泰山其崩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漠漠風起,簌簌葉落,當下一個秋天來到──夫子哪,我們卻在那裡?)」
〈在格拉那達café(Castle in Spain)〉〉:「(站在一九七七年的櫥窗前,我是全然年輕的,而世界已頹頹老去,如一遲暮之妓……很多的不滿,太多憤懣,到後來變成只是些可笑的牢騷,微弱的聲音只有自己的喉嚨不清楚地聽見。假如我大聲呼喊,除了我的Echo──啊啊誰會聽見……)」
一首詩通常包含一條完整的敘事線,雖可能有詩人暫且的狂想,但基本上會在同樣的時空架構底下完成。而括號中的「我」以跳脫框架的形式存在於詩中有兩種可能,一是作為「詩中世界」的詩人對他寫下的故事的補充,〈告別1〉、〈夏蟲〉屬於此種。另一種則是作為現實中詩人的後設獨白,〈在格拉那達café(Castle in Spain)〉便是如此,是作為楊澤本人的聲音而非詩中的敘事主體。
楊澤的詩之所以充滿音樂性,便是他在使用意象展開論述的同時,將論述的過程以各種不同形式精巧的布置在各詩中,留白、待續、獨語、補述……而非滔滔不絕的從頭到尾使用類似語法,這樣的作法讓讀者在閱讀上多了些心思,類似拼湊積木一樣一塊一塊疊起楊澤浪漫而真實的詩世界。
第三節 結論
〈人生不值得活的〉傳遞就算面對苦悶的生活也要積極的生存姿態;〈告別1〉嶄露了只屬於少年的對愛的渴求、依戀與懷疑;〈在臺北〉我們窺見楊澤內心焦慮的、被置身於陌生時空的無所適從。《人生不值得活的》雖然以這樣厭世的詩集名出版,卻沒有任何一首詩要讀者消極、放棄。
文學性上,整部詩集並沒有非常創新的實驗筆法,但也透過楊澤精心的邏輯、脈絡安排使得沒有一首詩落於俗套,我們在楊澤的雄辯中直視愛、直視信仰、直視自我、直視焦慮,然後用一種少年式的浪漫予以回應。我們都曾、或現正處在後青春期成長與停滯間的矛盾地帶,一方面想盡可能的看清所有真相、一方面又有很極多部分的靈魂希望永遠保留著無知,我們與世界的爭鬥正如與自我的爭鬥,愛在這樣的辯證中是具有多麼強大的力量?我們對世界深深的絕望正因為我們如斯的愛著這個世界,只是有些人的愛走了岔路,而楊澤的詩正是將我們引回具修復與生長性的自我懷疑與肯定。
雖然,絕望可能在自我主體性開展的那一刻便已注定;雖然,自我的有限性與思想的無限性便是人類永恆的困境;雖然,即便書寫了也不一定能將苦難化為有意義;但至少,只要心中還記得楊澤理性而溫柔的文字,我們便能甘心的作一名千敗劍客、做一名深愛著無數缺陷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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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游佳真
圖片來源:游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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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無政府 主義 在 轉角國際 udn Global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在警察教堂放火 🇨🇱
「誰降了惡火?誰觸怒了天條?」2020年10月18日,智利首都聖地牙哥湧入了數萬的抗爭者,眾人一方面要紀念去年此時「智利10月大抗爭」的一周年;一方面也是為了7天後、歷史性的10月25日「智利制憲公投」預熱衝刺。儘管示威活動大致和平,但警民之間的緊張對立最終仍擦槍走火,演變成激烈的街頭武鬥。過程中,聖地牙哥市中心的巴克達諾廣場成為了暴力熱點,1876年建立的歷史建物——聖法蘭西斯科.博爾哈天主教堂——也在媒體眼前遭「示威者」攻陷、縱火焚毀。歷史教堂被毀後,不僅極度震驚的智利天主教會與智利警察,全都大力譴責「示威失控的暴行」;但在後續的新聞追蹤中,卻出現了令人困惑的複雜進展,而究竟又是怎樣的理由與可能動機,才會變成放火燒教堂?
被燒毀內殿的聖法蘭西斯科.博爾哈天主教堂,又名「智利卡賓槍騎兵教堂」(La iglesia de los Carabineros),是智利國家警察用於各種儀式與忠烈婚喪的宗教禮儀場地。此地原本建於1876年,但後來因為年久失修與聖地牙哥市中心的都會擴張,因此在1960年代一度遭遇「被都更」的命運,所幸在教會、智利大學學者與鄰里信眾的奔走下,最後才憑「交接給國家警察使用」為交換條件,以公署之姿免除了被拆命運。
由於國家警察的特殊使用地位,教堂才獲得了「智利卡賓槍騎兵教堂」的綽號。然而教堂轉型的交接期間,智利卻於1973年9月11日爆發了軍事政變,在美國政府的「兀鷹行動」支持下,由皮諾契特將軍(Augusto Pinochet)奪權,展開了長達26年的獨裁恐怖統治。而原本用於保護治安的警政單位,亦被吸納為追捕異己與白色恐怖的鷹爪系統。
不過與同期進入軍政府統治的阿根廷、巴西不盡相同的是,智利的天主教會在1973年政變當下與皮諾契特掌權期間,相對沒有一面倒地支持「獨裁統治」。譬如在阿根廷的「骯髒戰爭」期間,阿根廷天主教會就遭後世控訴「對軍政府暴行默不作聲...甚至配合迫害學生與政治犯」;但智利天主教會仍在一定空間之內出手,庇護被迫害的異議人士,甚至在皮諾契特當權末期,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都曾公開批評智利的恐怖獨裁,進而鼓勵了智利在80年代末期的民主化運動。
儘管智利後來在1990年代展開了漫長但相對和緩的民主化進程,但貧富不均與社會階級流動困難的狀況,卻仍因為過往「經濟新自由主義」的財團方針,屢屢引發政治危機。像是在2019年因首都捷運票價漲價的學生抗議,就因警察暴力執法與政府鎮壓的強硬手段,最終演變成了燒遍全國的10月大抗爭——當時的政治衝突雖然一度接近革命,但最終仍在政府讓步、展開社會溝通、並承諾公投展開「新憲法制定程序」下暫時緩解。不過智利警察與民眾之間的高度仇恨與不信任感,卻也自此成為彼此難以化解的對抗心結。
「不喜歡警察是一回事...難道就可以燒教堂嗎?」在聖法蘭西斯科.博爾哈教堂被燒後,相關爭議與辯論不僅在智利國內沸騰,就連其他國家的教會媒體也都對於聖地牙哥的「極左派暴行」痛心譴責。然而隨著事件調查的持續,除了「單純暴動」與「無政府主義者的惡意破壞」外,智利媒體之間卻也傳出各種複雜卻又模糊的事件陳述。
像是在《法新社》回傳的火場照片中,就能看到一名蒙面的示威者,在卡賓槍騎兵教堂內,揮舞著一面「馬普切民族旗」——馬普切人(Mapuche)是南美州西南部、分散在智利與阿根廷的美州原住民。在西班牙殖民時期,馬普切人的傳統信仰與種族身份,時常遭到征服者與傳教士聯手同化的文化迫害;而到了軍政府統治時期,智利與阿根廷政府也陸續透過強制手段驅逐馬普切人,並將其傳統領域以「國有地放領」的形式,成批出售給財團開發。
儘管在民主化時代後,馬普切人的原住民權與歷史正義問題已逐漸被重視,但傳統領域變成財團農場、富豪渡假村、或頁岩氣田的土地權問題,卻仍不斷引發官民衝突,至今仍是智利與阿根廷無法真正和解的歷史傷口。
但揮舞馬普切旗的,就真的是馬普切人嗎?在教堂的縱火現場,警方也逮捕了另一名身份爭議的「暴徒現行犯」——一名服役於智利海軍的「現役軍人」——相關消息已由智利國防部出面證實,確認被捕的縱火犯是一名效力於海軍航空兵基地的士官。
儘管全案已進入軍法調查程序,但「軍人被捕」的消息,卻在左翼示威組織中引發了各種「臥底內鬼」、「軍警聯手自導自演」的陰謀揣測與疑慮。這一方面顯示了政府與街頭群眾之間的高度不信任,二方面也顯示了社會撕裂後的政治和解,沒有想像中的容易。
智利的憲法公投將於10月25日舉行。根據當前民調顯示,智利超過7成的民意都認為應當制定新憲法,以取代由皮諾契特將軍於1980年強行過關的爭議舊憲法。但在周日公投過關後,智利預計還要1~2年的制憲討論與接續公投。因此不少左翼與反對派都懷疑,這可能是右翼總統皮涅拉「爭取時間...敷衍民意反抗」的緩兵之計。
Photo: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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