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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不虛南謫八千里 ，贏得江山都姓韓

歷史春秋網

作者：彎彎

韓愈的人生，與潮州有著不解之緣。

說起他，潮州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雖然他治理潮州的時間並不長，可潮州人卻以一切方式表達對他的思念和紀念。韓愈的潮州之行，是他人生的貶謫之旅、苦難之旅，可對潮州人民而言，卻是一件幸事，一種福分。他最終也在潮州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朝奏夕貶 命運多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說這句話的人就是韓愈，他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

韓愈言其心志，也吐露了天下所有讀書人的心聲。他步入仕途的路，走得比誰都艱難。從前期的科舉考試，到後期的博學宏詞科，韓愈屢次落榜，經受一次次的失意和打擊。長安求仕，蹉跎十年，抑鬱不得志。他明明是千里馬，奈何遲遲遇不到賞識他的伯樂。可他從未認命，永不服輸，一心只想入仕救國。最終，他憑一己之力，促進了古文改革運動，一掃頹唐氣息。

韓愈大半生仕宦坎坷，五十歲才因參與平淮有功而擢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唐憲宗派使者將鳳翔府法門寺的佛骨迎入宮廷供奉，一時間，長安上下掀起信佛狂潮，官民無不敬香膜拜。以復興儒家文化為己任的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書《論佛骨表》。他建議「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言辭足夠激烈，觀點犀利至極。憲宗看後，龍顏大怒，要將他處以極刑，後經裴度等人多方求情，最後韓愈被貶為潮州刺史，責求即日上道。

宋朝有一位詩人徐鈞，他曾為韓愈寫了一首詩，很好地評價韓愈這個人和這件事：「排斥異端尊孔孟，推原人性勝荀楊。平生膽氣尤奇偉，何止文章日月光。」韓愈早晨剛把一封諫書上奏給皇帝，晚上就被貶官到路途遙遠的潮州，朝奏夕貶，算得上最神速的貶謫了吧。他倉促收拾下就開始上路，走到藍關時，侄兒韓湘趕來送行。此時，陰雲壓頭，籠罩秦嶺，回首遙望，家又在哪裡？大雪紛飛，雪擁藍關，連馬兒也踟躕不前了。他寫下這首《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一朝被貶，回望長安的那一刻，請問他該如何去悲嘆這多舛的命運。一切是那麼猝不及防，可痛斥佛骨，他絕無怨悔。他想為帝王除去禍患，怎麼還會顧惜自己時日不多的殘生餘年呢。潮州距離長安八千里之遙，唐時還是個蠻荒之地。他叮囑侄兒，恐怕此去凶多吉少，再活著回來的希望很渺茫了。倘許這一別成為永別，到時記得在潮州瘴氣瀰漫的江流邊把他的屍骨收斂吧。「時運不齊，命途多舛。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王勃在《滕王閣序》裡的句子，用來形容韓愈是這般貼切。韓愈就是這樣一個義憤填膺的人，縱然出身孤寒，卻一身膽氣，縱然屢遭磨難，依然敢為人先。

女兒喪命 百年慚痛

不知是政敵伺機報復，還是有司落井下石，這次貶謫，韓愈的家人深受牽連。有司衙門以他們是罪臣家屬，不讓他們逗留京師，責他們也速速上路。韓愈在後來寫文說：「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正值隆冬，天寒地凍，一家老幼，受盡顛沛流離之苦。當時，韓愈十二歲的女兒生病在床，這一路顛簸勞頓，風餐露宿，又得不到治療和照顧，在途中就病死了。到潮州的路，韓愈一下子走了近一百天，這一程跋山涉水，落寞至極。因通訊不便，他抵達潮州後，才得知小女病逝的消息，禁不住掩袂淚下，痛心疾首。韓愈給唐憲宗上了一封言辭懇切的奏章，奏章中訴說了他一路的艱辛，潮州地域環境的凶險。憲宗也有悔意，認為對韓愈的處分太重了，想重新啟用。就這樣，韓愈任潮州刺史僅僅八個月，就被改授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刺史。

元和十五年（820年），江山已經易主，唐穆宗下詔調任韓愈為國子祭酒。返京途中，原本興高采烈的他卻忽然情緒低落，原因是他經過了去年埋葬女兒的層峰驛附近。他看著那一方矮矮的墳冢，睹景思人，內心湧動著悲痛和內疚。灑淚憑弔之餘，他寫了一首詩《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峰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

數條藤束木皮棺， 草殯荒山白骨寒。
驚恐入心身已病， 扶舁沿路眾知難。
繞墳不暇號三匝， 設祭惟聞飯一盤。
致汝無辜由我罪， 百年慚痛淚闌干。

標題長達四十七字，將韓愈這兩年的傷痛經歷都包含進去了。女兒死後草草殯葬，屍骨在這荒山野嶺之中與山魈為伴，聽山風悲鳴，成為無人祭祀的孤墳。身為人父，不能保全心愛的女兒，反倒因自己政治上的失利，致使年幼的她無辜受到連累，這的確是令人肝腸寸斷的傷心事。韓愈深知，這都是他這個老父親的罪過，一時間老淚縱橫，自責萬分。

道濟天下 福惠萬家

韓愈曾三下嶺南，少年時就跟隨兄嫂南下過。做官後，又兩次被貶廣東，一次是貞元十九年（803年）被貶為陽山縣令，一次是被貶潮州。陽山天遠地偏，虎豹成群，癘疫肆虐。潮州民生凋敝，學廢日久，還有鱷魚侵擾百姓。思國憂民如韓愈，縱然突遭橫禍，前途渺茫，卻廣施善政，解民之苦。即使遠居嶺南，身處僻壤，也甘願鞠躬盡瘁，為民造福。在潮州一上任就為老百姓辦好事，驅鱷除害、關心農桑、釋放奴婢、興學育才。其中，韓愈振興潮州教育的影響最為深遠，他曾帶頭捐出薪俸，用於辦學，還親自授課。他靠著興辦教育、清廉為政，為這塊蠻荒之地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在潮州短短幾個月，他的政績早已造福一方，惠及後世。至宋代時，潮州已成為人文鼎盛、重禮崇儒的「海濱鄒魯」。他的精神和氣質，伴著歲月的迴響，就像江流中那起伏的浪濤，在那片土地上日夜澎湃。滔滔韓江，奔流不息，韓江之上有湘橋，韓江之畔有韓山、韓堤，潮州人民還修建了韓文公祠，昌黎路上還有昌黎路小學。
正是韓愈懷著一心為民的初衷，腳踏實地務實進取，才讓潮州人民感念他，也讓那裡的山山水水都跟著他改了姓。

正如趙朴初先生所言：「不虛南謫八千里 ，贏得江山都姓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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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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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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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文明遷移，部族戰爭，國家誕生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 新浪博客作者：讀歷見聞

地球在距今4000多年的史前時期發生氣候變化，引發了全球性的嚴重洪水災害。在這個漫長的大洪水時期，我國黃河下游的山東龍山文化和長江下游的江浙良渚文化，都因為遭受洪水災害而逐漸衰微。華夏文明的重心被迫向黃河中上游的中原地區遷移，我國最初的夏王朝便是出現在這一地區。

當時我國正處於堯舜禹時代，許多古籍對大洪水都有記載，也提到了先民為躲避水患而遷徙的事蹟：

《孟子 ·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

《淮南子·本經訓》：「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

《淮南子·齊俗訓》：「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

堯舜禹為了躲避大洪水，先後分別建都平陽 (今山西太原)、蒲坂 (今山西永濟)和安邑 (今山西運城)。但事實上在他們之前的三皇五帝，大都居於江河下游的東部地區，王國維就曾說過「堯舜之前如神農、黃帝、太昊、帝嚳皆居東方」。

可見這場大洪水的暴發，影響了華夏文明的落腳點，成就了開啟居中之國的夏王朝。否則，隨著山東龍山文化和江浙良渚文化的發展融合，我國最初的王朝極有可能出現在東方的近海地區。

一開始負責治理水患的是「有崇氏」鯀。鯀其實很善於治水，他修築堤壩圍堵洪水的「堙障法」並非一無是處，治水失敗的更主要原因還是嚴峻的氣候和落後的物質條件。鯀被追責後，他的兒子大禹接過了治水的重任。

《山海經·海內經》：「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大禹上任後改「堙障」為「疏導」，但是仍然見效緩慢，因為他花了漫長的十三年時間才「成功」。對於這樣的成功，屈原就不大相信，他在《天問》中質疑「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河海應龍，何盡何歷?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

屈原大概覺得，以他通達天地的高超思維都想不通的事情，很可能是假的。

大禹如果有機會親口回答屈原的質疑，他至少能夠說出兩大理由來證明治水確實需要耗時十三年!

第一個理由就是打贏部落戰爭、一統天下需要這麼長時間。大禹是禪讓制轉變為世襲制的關鍵人物，這十三年時間是他為江山傳子，助兒子啟開創一代王朝創造條件的關鍵時期。

其實經過堯舜時代向高海拔地區的西遷之後，水患對先民的威脅已經不那麼急迫，否則也不可能給大禹十三年的時間去治理。換句話講，大禹能夠在治水總指揮的位置上坐穩十三年，事實上是另有原因的。

這個原因就是部族衝突和戰爭。只有消滅敵對部族，有效地控制不同部族，以中央集權為特徵的國家才能夠建立起來。三皇五帝都在做這樣的事情，但都沒有取得最終的成功。上古時期部族之間衝突與戰爭的記載，在古代史籍中非常多見：

《山海經·大荒北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

《史記·五帝本紀》：「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

《荀子 ·議兵》：「堯伐讙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

《荀子·成相》：「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

所以大禹並不是像他父親鯀那樣，傻傻地只想著設法治水。他的成功並不是治水方法的成功，而是藉治水之名不斷擴充自己的實力，實力壯大才是真實的成功。當時華夏大地上的主要矛盾，是水患的威脅與先民渴望安居之間的矛盾，子承父業、接班治水的大禹是大多數部族都能接受的人物。

大禹被舜任命為司空，並兼任總領聯盟事務的「百揆」，有權指揮各個部族的人力物力進行治水。在治水大權之下，大禹也就能以妨礙治水為名，征討不順從的部族，「禹伐共工」就是例證。

共工氏在我國上古時期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歷史的部族，女媧、顓頊、帝嚳以及堯舜等人都和共工氏發生過戰爭。古籍提到共工氏時，最常見的說法就是「振滔洪水」，只要一發生洪水就說是共工氏作怪。

所以大禹完全可以說，三皇五帝都沒有擺平共工氏，他自然更需要一些時間去搞定共工氏，才能把水患的禍根除掉。

就這樣在治水的十三年時間裡，手握大權、可以號令四方的大禹以治水之便，將各個部族的民眾按照地域劃分，建起早期的社會管理組織，具有國家意義的管理機構也在這基礎上逐漸形成，成為其後正式建立國家的基石。

大禹要說的第二個理由絕對是重量級的。水患是天災，天不降災，人間自然無禍。大禹完全可以說，經過他十三年來的努力，上天深受感召而決定不再讓災禍降臨，於是水患自然根除。

事實真相是這樣嗎?根據現代科學的推斷，確實很可能就是這樣的。

地球上多雨時期一般發生在暖期氣候向冷期氣候的轉變，這個變化過程相對緩慢，所以多雨時期常常持續很長時間。而大禹恰恰趕上了氣候發生相反變化的時期，冷期氣候開始向暖期氣候轉變，這是一個快速突變的過程，有雨過天晴的效果。因此，隨著氣候的快速好轉，氣候帶北移離開華夏地區，季風、降雨變得正常化，植被逐漸得到恢復，洪水災害也就自然得到消除。

所以說，大禹的成功並不是隨隨便便得來的。在等著聽天命的過程中，必須竭盡人事，奪取並鞏固地位和權勢，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是鯀以生命為代價，給他講清楚的道理。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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