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9日
地點:涿州
人物:林則徐、跟丁、廚丁
事件:
林則徐一行人走至涿州,蔚牧晉芳來迎。
入城後,至南關外行館留宿(註1)。
當天走了約七十裡路。
註1: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九冊日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365 / 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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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史討論 | 皇帝權力有多大?摳門道光奈何不了奢侈內務府(下)
歷史春秋網
作者:喻大華
道光不僅在生活細節上吝嗇、摳門,在為政治國方面也是如此。
道光初年,新疆發生張格爾叛亂,數萬清軍萬里遠行,征戰數年,終於平定了叛亂。
道光八年(西曆1828年)夏,清政府在午門舉行獻俘禮,現場山呼海嘯般的「萬歲」聲令道光帝心潮澎湃、陶醉不已,他立即做出一件「壯舉」——宴請平叛有功的將士。幾天之後,宴會在清漪園(光緒年間改名頤和園)萬壽山下的玉瀾堂舉行。將軍們筷子一揮,幾碟小菜立即見底,吃又沒得吃,退席又不敢,只好面面相覷,呆若木雞。
後來,在探討新疆設防方案時,將軍們提出的佈防方案就是通不過。本來,將軍們已經考慮到了道光帝的吝嗇,準備上奏僅要一萬八千名士兵鎮守新疆,但道光帝一下子就給砍去了三分之二,只批准清軍留守六千人。將軍們憤然回擊,提出專守新疆東部,西部自治,不予設防的方案。道光帝又大罵他們放棄新疆防守,指責其居心叵測。
經過幾年的爭執,根據《清史稿》記載,最後決定於「各省綠營兵額內裁百分之二,歲省三十余萬,以為回疆(本名西域,又名新疆)兵餉」,方案才得以通過。此後,在鴉片戰爭中,道光帝急於妥協,也不能不說與吝嗇的個性有關。總之,在討論諸如海防、邊務、黃河治理等問題時,大臣一提到撥款,道光皇帝立即面露不悅之色。
道光皇帝崇尚節儉,一則是生性吝嗇,視節儉為理想、樂趣;再則,是以此作為挽救財政危機的一種對策。
道光初年,清朝政府面臨財政危機。
清政府國庫年收入從乾隆中期起就達四千余萬兩白銀,至嘉道年間,總收入雖未比乾隆朝減少,但日子卻越過越緊。顯然,這是因為支出的增加而造成的。
此時,國家財政上的黑洞越來越多,越來越大。
第一個黑洞是皇族人口日益增多。順治初年,皇族不過兩千餘人,到道光時期已達三萬餘人。這個龐大的貴族群體不勞而獲,全靠國家養活,並且需要提供優厚的待遇,每年耗資數百萬兩,日漸成為沉重負擔。
第二個黑洞是因物價上漲造成。道光初年的物價,已經是康熙年間的五倍,物價上漲的原因是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糧價上漲。這樣一來,國家機器運轉的行政成本大大提高,而清政府的賦稅標準卻定於康熙年間,不能調整,為什麼?祖制不許可,康熙帝不是說過「永不加賦」嗎?
而且,從嘉慶朝開始,每年按照祖制徵收的賦稅也不能保證足額上繳國庫,各省都有虧欠,每年全國虧欠數百萬兩,這部分錢大多挪作地方開支,一部分入了官員腰包。
第三個黑洞是從乾隆晚期開始,社會矛盾加劇,起義此起彼伏,用於鎮壓的軍費開支大增。從乾隆末至嘉慶初年,清政府為鎮壓白蓮教大起義,花費軍費2億兩白銀,這是有清一代「成本」最高的一場大征伐,幾乎耗盡了康乾盛世所積攢的家底,國家財政從此一蹶不振。而邊疆、內地的起義還時有發生,圍剿的軍事行動成了財政上的一大黑洞。
第四個黑洞是生態環境惡化導致災害頻發,救災支出大增。譬如,黃河年年氾濫,治理辦法就是一個——堵住決口,結果生生將黃河堵出了個「地上河」,從此,黃河更加容易氾濫,形成了惡性循環。此外,淮河、運河也是百弊叢生。乾隆年間,每年花在治河上的錢不到一百萬,而從嘉慶年間起每年動輒上千萬。嘉慶二十五年(西曆1820年),嘉慶帝猝死前夕,國家花了一千萬兩白銀才堵上河南馬家營決口,沒來得及松一口氣,轟隆一聲巨響,下游儀封三堡大堤又決口三十餘丈。嘉慶帝聞訊欲哭無淚,不堵了?千里澤國,哀鴻遍野;堵?要拿國家總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往黃河裡扔!
第五個黑洞是吏治腐敗,這增加了行政成本。比如,治河費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錢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連工帶料都扔到了黃河裡,你查都沒處查。
道光帝即位之初,財政上出現了平定三藩以來百年未見的窘境,國庫儲備僅剩下二千萬兩。在乾隆時期,國庫白銀儲備最高達八千余萬兩。考慮到治理黃河堵一個決口就要上千萬兩,就可知國庫儲備的確太少了。而且,不知道道光皇帝意識到沒有,這個國庫儲備餘額還僅是帳面上的數字,實際到底有多少,他恐怕連核查的勇氣都沒有。
怎麼辦?
當時中國是農業社會,財源有限,既然生財無道,便只有在節儉上下工夫了。
但是,絕不能高估這種近乎吝嗇的「節儉」的意義,道光皇帝的節儉主要是省自己,其影響的範圍更是有限,離開了北京,官場生活依然故我,梨園聲色,飲食精靡,變本加厲,官員、鹽商生活豪奢,是道光想都想不到的。
根據道光年間在西北任職的張集馨回憶:來往于西藏、新疆以及甘肅、四川的官員皆經過西安,西安地方官均竭力招待。「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製錢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斷不能少。其他如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大宴會則無月無之,小應酬則無日無之……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這就是道光帝節儉主義之下、官場腐敗的真實寫照。
光緒年間,做過中國駐英法等國外交官的薛福成在《庸庵筆記》中轉敘了道光年間一位治河官員的回憶:當時,南河總督(那時黃河從江蘇省入海,負責治理江蘇境內黃河的官員叫南河總督)設在清江浦(今淮安市),每年耗費治河經費數百萬兩,但實際上用在治河上資金的不到十分之一,其餘都被他們貪污或揮霍了。
貪官們的飲食、衣服、車馬之類,爭奇競巧,極端奢侈。就拿宴席來說,一種豆腐就有二十餘種做法;一種豬肉也能做出五十餘種花樣。豆腐需在數月前購集物料,挑選工人,細心製作。客人嘗了他們宴席上的豬肉脯,讚歎不已。
一個客人起身上廁所,見幾十頭死豬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追問這是何故?原來剛才所吃的一盤豬脯,就是這幾十頭豬的脊背上的肉。這種豬脯的製作方法更是聞所未聞:將這幾十頭豬關閉於室內,拿竹竿打,豬奔跑嚎叫,猝然死去,趕緊割取豬背上的裡脊肉一片,薈集幾十隻豬,才能供一盤豬脯。據說這樣打死的豬,其精華集中於脊背,割而烹之,甘脆無比,其餘的肉都腥惡失味,不能再食。
鵝掌這道菜的做法更是出奇。將鵝圈在鐵籠裡,籠下點著炭火,鵝環奔數周而死,其精華集中於兩掌,每一席所需幾十隻乃至上百隻鵝,而割去鵝掌後,全鵝棄之無用。還有一道菜叫魚羹,取鮮活的大鯉魚幾十尾,倒懸于梁上,下承燒得沸騰的水鍋,敲碎魚頭,魚血滴入鍋中,魚尚未死,為蒸汽所逼,搖頭擺尾,一刻不停,魚血直到滴盡為止,鍋中紅絲一縷一縷連綿不絕,廚師撩血調羹,而全魚就無用了……
據說,這種宴會食物種類繁多,一場宴席歷時三晝三夜,其間名菜佳餚連續不斷。伴隨宴席,聲色犬馬,歌舞昇平,奢華之極。
可見,道光皇帝的「節儉」對官場奢靡的風氣沒有多大影響,那麼,其「節儉」影響了他的兒孫嗎?試看咸豐縱情于聲色,兒媳慈禧大興土木的生活就可知,其影響力是多麼不值一提。這對道光帝的節儉形成了相當辛辣的諷刺!
那麼,道光帝的「節儉」有助於解決國家的經濟危機嗎?儘管道光皇帝為國家節省了一些經費,卻無助於經濟危機的解決,財政狀況也未見徹底好轉,反而每況愈下。以至有的大臣發出了這樣的質問:為什麼乾隆朝揮金如土而國庫充盈,如今日日節儉卻民生罕裕,「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吝耶」?這個疑問何嘗不同樣困擾著道光帝呢。總之,作為一國之君,不去大刀闊斧地開源興利,而在一飯一衣上錙銖必較,這就不是節儉,而是捨本逐末的摳門兒、吝嗇了。
有人說道光帝無能,也有人說他無辜。人無完人,歷史上的各大人物均是如此,普通人亦是如此,各個國家亦是如此,有其進步之處,亦存在些許問題。總而言之,看待事物時,盡量理性、全面地對待之,才可說是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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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亦山 心 之月名士 在 張哲生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13號,緊鄰安平街的陽明戲院已成追憶。上圖攝於2017年2月3日,當時陽明戲院正在上映《限制級戰警:重返極限》,下圖攝於2020年10月24日,陽明戲院已被夷為平地。(張哲生 攝)
2020年8月9日,在獲知2019年9月15日結束營業的士林陽明戲院已開始拆除的消息後,我馬上驅車來到文林路,攝影記錄她被夷為平地前的最後模樣:
照片: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vanity=ZhangZheSheng&set=a.10157953342794531
影片:https://www.facebook.com/ZhangZheSheng/videos/344092303437859/
1955年5月15日開幕的台北士林「陽明戲院」位於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13號,在2019年9月15日熄燈之後便暫停營業,將這座建築長達64年的歷史畫上句點。
這裡拆除後將會興建一棟地下2層、地上8層的商業大樓「陽明廣場」,預計在2022年5月完工,1~3樓與B1為商場,B2是停車場,屆時陽明戲院會在新大樓的4至7樓重新開業,共10個影廳。
昔日在陽明戲院尚未興建之前,士林夜市那塊地方是個大水溝,當時已經有小販在那一帶做生意。
1955年5月15日下午1點半,士林商業鉅子趙火木、蘇福忠、陳承岩等人集資一百餘萬元在文林路旁建立的陽明劇院,正式開幕。在當時設備算是新穎的陽明戲院很快就吸引了人潮,也帶動小販和生意人群聚周圍。於是,以陽明戲院為中心的商圈日漸茁壯,而成了士林夜市今日的風貌。
士林的陽明戲院在2019年停業之前是台北市仍在營業的戲院裡,歷史最悠久的,第二久的是西門町的樂聲戲院(1964年8月6日開幕)。
士林地區自古文風鼎盛,其名「士林」即為「士子如林」之意,也是因為現代士子愛看電影,士林曾創下在方圓不到一公里的範圍內開設五家戲院的紀錄。
陽明戲院開業於1955年,當時的士林已有位於大西路的士林戲院。當年,因為蔣中正總統定居士林鎮,政府便將士林與北投兩鎮合併為「草山管理局特別行政區」,翌年改稱「陽明山管理局」。那時候的文林路被稱做「大馬路」,其實僅是一條小石子路而已。1960年,洪聰敏取得多數股權成了負責人,此後陽明戲院一直由洪家經營。
洪家經營戲院的資歷可溯自日治時期,洪聰敏的父親與日本人合資經營淡水劇場。洪聰敏自幼在劇場長大,接掌陽明戲院後,他和妻子洪李惜帶著子女幾乎以戲院為家。長子洪傳統將他們一家人共同打拚的歷程娓娓道來:「一般戲院大約需要七、八位員工,我們都是自家人來做。媽媽、姊姊當售票員,我們四兄弟在機房做助理,臨時有放映師請假或離職,就輪流接手充當放映師。」 這番磨練造就洪家子女個個熟知場務大小事。
士林區戲院的興衰和夜市發展及學校遷設息息相關。
1961年,東吳大學啟用外雙溪校區。1962年,中國文化學院創校(1980年改制為大學)。1963年,銘傳商專遷到台北市中山北路五段250號(1990年改制為管理學院,1997年改制為大學);上述大專院校的出現,為士林地區帶來大量的電影觀眾,於是乎,統一(立峯前身)、民族、光華等新戲院相繼設立。
名氣遠播國外的士林夜市始於1959年,初時僅限於陽明戲院旁的安平街至慈諴宮廟口,四周仍是條條水圳。1970年代以後,圳溝紛紛加蓋為新路,攤販聚集更多,夜市範圍擴大,聲名漸漸在全市傳開來。
1960年代,士林地區共有五家戲院:士林、陽明(1955年5月15日開幕)、統一(1967年6月2日開幕,多年後改名為立峯)、民族、光華,均開在士林市場週邊,其觀眾大多是士林與北投地區的大專院校和高中學生群。
1974年1月1日,臺北市陽明山管理局降編為「臺北市陽明山管理處」,改歸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管轄。
洪傳統表示,因為片商仍視他們為郊區戲院,即使有心爭取也根本排不到首輪西片。所以在1970至80年代,士林地區的戲院都是以首輪國片為主,偶而上演二輪的日片,至於西片,還必須等東南亞戲院播映過二輪之後才能接檔,因此最快也得等上半年,不過有忠實的學生觀眾捧場,好片照樣場場賣座。
1980年代末,國片急速沒落,製作品質亦下降,面對觀眾不願意花錢買票進戲院的衝擊,士林區的戲院不約而同,紛紛專映二輪電影,訴求價廉圖生存。此外亦順應多廳院潮流,各家戲院開始將一廳隔成二廳,增加觀眾看片選擇,同時減低票房虧損風險。在低迷的電影業景氣之下,士林又遇上淡水線鐵路拆除與捷運施工,各家戲院莫不慘澹經營,這時洪傳統的姊妹都已婚嫁,他和四弟各自轉行,陽明戲院才開始聘入外籍員工。
隨著大型影城搶佔市場,老戲院生存更加困難。已有70年歷史的陽明戲院,如今面臨都更,將改建成地下2層、地上8層的商業大樓「陽明廣場」,戲院建物在2019年9月15日結束營業之後,已於2020年8月8日動工拆除,讓很多老士林人相當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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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繁華色相中
#吳士偉個展
#紫藤廬
暑假的時候,走訪一趟青雨山房拜觀吳士偉的作品裝裱。三位姓吳的,吳士偉、吳挺偉和我愉快的聊了一個下午。除了觀看士偉近期要在紫藤廬展出的作品之外,挺偉也拿出了許多裝禎用的材料,並分享了許多在書畫裝裱的知識。
我與士偉相識多年。觀察到他多年來對於書畫創作的歷程,只能說此人真是謙謙君子,而且畫如其人的優雅與飽滿。且書寫一篇短文,做為文字導覽。開幕日期為10/24日下午兩點。
〈不在繁華色相中─試論吳士偉水墨近況〉
文人畫在20世紀的發展困頓
隨著清帝國的衰敗,中國的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取消之後,整個文人階級也跟著在民國初年逐漸的消失不見。固然,文人的風雅與品味令人懷念,但過往那種將科舉、菁英文官與品味「三合一」的組合,已然無法在民國時代延續。
陳衡恪(1876-1923)在1921年所撰寫的〈文人畫之價值〉一文中提出「文人畫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陳衡恪出身於晚清的世家,其父親為陳三立(1853-1937)與祖父陳寶箴(1831-1900)俱為清代文人官員,其弟陳寅恪(1890-1969)則是20世紀中國之史學權威。從陳衡恪的世家背景可得知他在民國十年寫文章捍衛傳統文人畫價值時的家學淵源。無奈,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使得中國新一代的知識份子不僅強烈的質疑自身的文化傳統,更激進者甚至主張中國應該走向「全盤西化」的道路,才能振衰起敝。
從晚清開始,中國的留學生大都先前往「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之後的第二波則是前往歐美留學。雖然,陳衡恪也曾前往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博物學。他返回中國之後對於文人畫的倡議,顯然抵擋不住更多從歐洲與日本返國的藝術提倡者。徐悲鴻(1895-1953)的「中國畫改良論」,或是林風眠(1900-1991)的「東西方融合論」,如果放在「五四」與「新文化」運動的脈絡下,明顯的更能獲取年輕世代的支持。歷經1949年的共產革命之後,文人畫在中國的後續發展只能苟延殘喘的躲藏在階級鬥爭的陰霾裡。1980年後的「改革開放」固然帶來了一線生機,但是後來的「新文人畫」運動,在大量西方當代藝術移入後,也僅能曇花一現的凋零。
吳士偉與他的文人品味養成
吳士偉先後畢業於國立藝專(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之)、文化大學與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國立藝專時代所就讀的工藝科應用美術組,奠下了他日後對於古玩(長命鎖)、漆器、銀器與織物(緙絲、刺繡)的愛好。此外,當年席德進(1923-1981)對於臺灣民俗文物、建築的重視,也滋養了他的藝術底韻。除了古人之外,影響吳士偉水墨的老師包括了江兆申(1925-1996)、李義弘、蔣勳與倪再沁(1955-2015)。可以說,江兆申的秀麗筆墨、李義弘的攝影觀景構圖、蔣勳的人文素養與倪再沁所重視的文人筆墨,都構成了吳士偉畫作中的重要養分。
從20世紀跨越到現在,吳士偉的水墨創作一方面要抵抗臺灣藝術市場對於當代藝術的偏好,另方面則是要面對如何在當代的生活情境裡去蒙養文人畫的品味。舊時代的文人品味來自於書香官宦世家、來自於琴棋書畫、來自於四書五經與詩詞歌賦。這些文化條件,也就是陳衡恪在民國時代對於文人畫沒落的無力回天之憾。整個時代的風氣、社會政治與經濟結構都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之後,文人(官員)階層已然消逝。真正意義上的文人畫已經不存在;在我們這個時代,唯一能夠持續發展的只有文人畫的品味與精神。
無論是親自拜訪吳士偉的工作室,或是瀏覽他的臉書,都可以發現他對於古物的嗜好。時間所淬鍊出來的歲月痕跡與歷史記憶,無論是在他所收藏的長命鎖、銀器或是漆器上,都可以看到古香古色的斑斕美感。例如,此次展出的【浥清塵01】的畫心周邊就有銅綠的斑剝效果;【浥清塵02】的花瓶,還刻意的使用燒過的銀箔來暗示時間的流逝感。2020年的作品【瓊華】裡的漆器圓盤,也在珠紅色的顏料下,隱約使用墨色的暈染,來增添歲月感。此外,【平安長春】作品中,所使用的「全形拓」紙張是購自中國大陸的現成品,買回之後再添上竹簾、花卉與托盤。「全形拓」(把古代的青銅器利用特殊的手法來呈現青銅器的立體造型)盛行於清代金石考證學風的乾隆與嘉慶年代。清代晚期書畫篆刻家趙之謙(1829-1884)時常在「全形拓」的紙上做花卉。此後,無論是吳昌碩或齊白石等人皆有不少此類的作品。元代文人畫家趙孟頫(1254-1322)在論畫時說:「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以今日的角度而言,「古意」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詮釋與作法。吳士偉的古物收藏癖好,無疑的是他文人品味養成的重要養分。
繁華落盡見真誠
文人畫的技法可以仿效,但是品味卻難以學習。明代的董其昌(1555-1636)曾說:「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為山水傳神」(董其昌〈畫眼〉)。吳士偉酷愛旅行,足跡踏遍許多地方─除了故國山河之外,造訪臺灣北海岸的三芝、老梅等處之後,他以海藻綠畫下了【春渚】。此外,他在臉書上留下了大量他在臺北或新北市巷弄所見的花花草草,而這一些用攝影留下的影像,也常成為他眾多花卉作品的造型來源。
吳士偉的線條,來自於他長期的書法鍛鍊。本來,在文人畫的系統裡最講究的其實是以書法線條入畫,然後讓線條在畫面上可以言說自己,而非僅做為造型的陪襯。他對於筆墨線條的掌控,可見於【蘭香馥郁】裡的從容與自在,以及類似常玉(1895-1966)構圖【觀止】中充滿節奏感的飽滿與生機盎然。從趙孟頫之後,中國的文人畫甚少觸及顏色的使用。趙孟頫說「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艷,便自謂能手」;事實上,吳士偉的用色除了來自傳統的中國畫顏料,也運用到大量的日本畫顏料。在訪談中,他提及剛到東海大學研究所時就開始接觸了膠彩畫;他還特別提及廖瑞芬建議他使用日本畫的天然胭脂以及嘗試其他的膠彩顏料。因此,吳士偉畫作裡顏色表現,不僅層次豐富(有時會參用銀箔或黑箔),設色飽滿而不俗豔。
〈不在繁華色相中〉展覽,吳士偉展出了他最近三年來的精心之作。我對佛學並無研究,但「色相」或許可解釋為人們目光所能及的現象界。「繁華」的「華」字等同於「花」,也就是吳士偉最常繪製的題材。本次展覽中,他的花卉作品確有幾件刻意的在描寫花落花謝的過程,例如【抱香】裡那些以較黑的墨色所畫的蘭花,或是【綺蘭】作品中太湖石左側的枯萎蘭瓣。時間的流轉,會讓人有「傷逝」的感悟。王羲之在〈蘭亭序〉中也說「故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魏晉名士的風流,不在驚世駭俗,而在於真誠的理解生命的短暫與苦痛。吳士偉的〈不再繁華色相中〉不僅提供給我們豐富的視覺饗宴,也提醒了我們在於生命的虛幻與真實之間,一個重要的觀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