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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法院，哥講的是證據！蛤！這麼硬啊！

告狀俠和當事人案談時，當事人常常站在自己的立場而認定關乎訴訟勝敗的主要事實存在，而有所誤解，其實重點往往不是在於這件事情發生的過程看起來有多麼合理，有多麼的天經地義，而是你能不能向法院證明這件事情存在。

事情是這樣的，
在民事訴訟中，原則上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這就是舉證責任分配的「原則」。

你應該有的基本概念：
你是原告，本於法律所提出的請求(請求權基礎)是否成立，要看你所主張的具體生活事實和提出的證據，是否該當(符合)該法條的抽象法律要件？若經法院「認定事實」符合法律要件，你才可能獲得勝訴判決。

如果你上法院提告請求甲，還給你之前借給他的借款50萬元…
簡單來說，那你要向法院證明
1. 你和甲之間有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就是你有借錢給甲的意思，甲也有要向你借錢的意思)
2. 借款已經交付甲之事實
此時，如果你和甲之間没有寫下清楚的借據，又没其他人在現場見聞知悉這件事的話，甲只要否認(相信我，通常會)，那你就有相當的困難去舉證證明你和甲之間存在消費(金錢)借貸關係…
這涉及到舉證責任之歸屬，也就是江湖上流傳的一句話：「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

有人會說，律師，我有匯款給他的單據或銀行轉帳的紀錄啊！這總行了吧?
我如果没借給他錢，我幹嘛匯款給他？

Hen抱歉，單純只有這樣的證據還是不行…
各位想想，你會匯錢給甲的原因可能有百百種，可能是你跟他買東西、可能是你上星期和甲一起去夜店没帶錢，甲先幫你墊付，你要還給甲、也可能是你贈與給甲的(蝦毁？我送給他？給他買藥啦！)(原因還有很多種，就讓各位自行想像)，總之，甲只要否認這是借款，就算他答辯的零零落落，舉證責任還是你身上，單純的匯款事實，無法推論出『1. 你和甲之間有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
不當得利？只怕是更難，你要舉證證明你匯給甲的金錢「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蛤？？文字都看不太懂了，怎麼證明啊！）

回到本案，林翁是主張民法第412條第1項規定：「贈與附有負擔者，如贈與人已為給付而受贈人不履行其負擔時，贈與人得請求受贈人履行其負擔，或撤銷贈與。」（另外主張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2款部分，本文暫不討論）
那麼林翁就要證明：
『兩造於贈與系爭土地時已有約定孫子需要扶養林翁至終老之負擔』

可是，林翁並没有將此附負擔的贈與契約製作成雙方合意的書面，也没有任何證人可以證明雙方確實有這樣的約定，就算孫子曾有匯款給林翁的事實，從上面的所舉金錢借貸的案例，可以知道，匯款的原因有百百種，也無法推論出雙方有這樣的約定意思；所以，導致法院最終無從認定雙方之間有這樣約定的事實存在，也就没法子撤銷贈與。
更何況，林翁也有在法院審理時說出：
「我跟被上訴人之母說要把土地贈與被上訴人，我心裡想被上訴人應該要扶養我到百年之後，但沒有說出來，也沒跟被上訴人說叫他扶養我，我錯就錯在忘記跟被上訴人說叫他養我」(雖然律師已經很用力想要拗回來，但是難！)

說了這麼多，就是要告訴大家，小心駛得萬年船，心想不一定事成，進了法院，證據為王。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819/1516007.htm

到底能不能偷錄音來當作證據？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許多陷入糾紛的人。
在通姦、和解或是其他談判過程，往往雙方在面對面談判時會因為環境、情緒而口吐真言，但到事後又改口甚至是偽造事實，而做出完全不一樣的陳述。
因此，能不能在溝通的過程中「偷錄音」，還原真實的對話，就變得相當重要。
　
🎸原則上，依照刑法第315-1條第2款，無故竊錄他人非公開談話，是構成犯罪的，而且也可能同時違反通訊保障與監察法第24條的違法監聽罪。
　
不過，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3款有一個例外的免責規定。只要
1⃣你是通訊的一方
並且
2⃣不是出於不法目的
那麼偷錄音的行為，就有可能不罰。
　
因此，如果你利用與對方談判的機會，為了正當合法的目的而在談判過程中偷偷錄音，就有可能合法。
反過來說，如果你是竊錄「他人的對話」，例如配偶與小三的通話紀錄、對話過程，就算目的正當（例如抓姦），仍然是違法的。
　
🎸還有什麼情況算是正當合法的目的呢？
　
舉例來說，在台灣高雄地方法院第106年度自字第3號刑事判決中，被告在原告的診所任職，但是為了工作與薪資產生糾紛，為了在勞資調解與訴訟程序中能夠保留有利事實，便在與雇主（原告）對談的過程中偷偷錄音，以求自保。
每次的錄音，被告都是通話中的一方，法院認為被告又是為了保全訴訟證據，因此符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的免責例外，因此判決被告偷錄音的行為無罪。
　
🎸而最常見偷錄音但違法的情形，就屬竊錄「他人的對話」了。
例如，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第105年度上訴字第1722號刑事判決，被告為了要抓姦，就在配偶的手機安裝錄音功能，竊錄配偶與小三的對話。被告雖然主張自己是為了要提告妨害家庭才進行蒐證，但法官認為被告並不是通話的一方，就算目的有所正當，但不符合免責規定，因此判決被告有罪。
　
碰到任何糾紛，如果有正面對談的機會，通常我會建議把過程紀錄下來，加速問題的解決，不僅日後談判能夠拿出來辨明是非，在訴訟上也能成為有力的證據，永遠都要記得「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

意外？不意外？漫談意外保險之八

案例：意外保險的被保險人A下班回家後進浴室洗澡，卻久久未出，家人破人而入，發現被保險人已氣絕身亡。屍體經法醫相驗後發現，後腦有明顯外傷，死亡證明書紀錄直接死亡原因為腦溢血。請問受益人該如何爭取理賠

問題：再談意外保險的舉證責任

生命可以有多強韌？許多冒險家攀上喜馬拉雅山的聖母峰，潛入太平洋馬里亞納海溝；但是，生命會有多脆弱？我曾經有朋友坐在客廳看電視時，安詳地離開世界，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上面的案例，也是生命脆弱的一種表現形式，只是洗個澡，可能家人還等著他出來一起看電視呢，但，他硬是走不出來了。

這是一件相當棘手，也是非常常見的理賠糾紛案例。家屬遲遲等不到A走出浴室，在外頭叫門又沒人回應，只得破門而入，但被保險人A已經氣絕身亡。死亡時，被保險是躺臥在地上，全身赤裸。後腦部經與地面撞擊，致有撞傷及挫傷之傷口，且留有一些血跡。檢察官的相驗屍報告主要有以下的紀錄：

一、死亡的直接原因甲為「腦溢血」，乙為「後腦鈍力傷」及丙為「洗澡中跌倒」；這種記載方式，意思是說A先發生跌倒，導致後腦受傷，最終引起腦溢血死亡。

二、對其死亡方式勾選為「病死或自然死」。
法醫開出這般的相驗屍體證明書，A的家屬想要申請意外保險的理賠，實在不太可能了。姑且不論法醫對於A死亡原因的描述如何又如何，單就死亡方式的勾選「病死或自然死」，保險公司就不願意理賠了。

然而，檢察署法醫進行屍體相驗的目的，只是在確認死因有無他殺的可能性，換言之，法醫是從刑事偵查的角度來查驗死因，只要明顯沒有他殺的嫌疑，且家屬在相驗屍體時對於死因亦無爭執的狀況下，法醫多是勾選「病死或自然死」。所以，這樣的勾選方式，不過是種司法行政上的便宜措施，以免每一個相驗案件都要進行屍體的解剖，以查明真正的死因，造成地檢署相驗屍體工作的無謂負擔。

如此說來，保險公司實在不宜以相驗屍體證明書勾選的死亡方式為「病死或自然死」，就貿然以事故非意外所致拒賠的。不過，這樣的案子對保險公司也有查證上的困難，造成會有先拒賠再說的結果出現。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實務運作方式呢？這麼說吧，類似A這樣在家人發現時已經沒有生命跡象時，人送到醫院只是盡人力地急救一段時間，沒有恢復生命跡象就不會有進一步的醫學檢查與救治動作出現。因此，除了法醫的相驗屍體證明書之外，對於保險公司理賠判定的需要而言，醫院的急救紀錄幾乎是毫無意義的。

承前，既然除了相驗屍體證明書之外，並無其他可以參考的文件資料，而對於意外發生的舉證責任，依法又落在請求理賠的受益人身上，保險公司當然是先拒絕理賠了。

所幸，這種案件到了法院，法官並不會單看相驗屍體證明書的記載，就判決受益人敗訴，而是會傳喚法醫到法庭作證，說明死因認定的過程及理由。通常來說，法醫是不會涉入保險公司與死者家屬的訴訟紛爭，斬釘截鐵地說明死因為何，大概都是把相驗當天所見做一個說明，確切死因則多推說屍體未解剖，不願隨意臆測判斷。

於是，法醫作證完畢後，這種案件就會被打回原形，由請求理賠的受益人舉證證明被保險人的死因。若以本文的案例而言，爭執的焦點會在A是因腦溢血發作才跌倒，還是因為跌倒才引發腦溢血？此時，被保險人過去的病史，就是勝敗的關鍵所在了。如本案，被保險人過往的病歷記錄若無任何心臟血管之相關病史，則其突然中風的機率就不高了。

此外，法醫或者其他鑑定人是否能完全排除「被保險人是因為跌倒才引發腦溢血｣的可能性，也是法官會調查的重點。倘若無法完全排除，再加上被保險人過去無心血管疾病的病史，法官判賠的可能性相對地也提高了。

意外？不意外？我們下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