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維也納有幾個車站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歐洲浪漫夜車潮來襲，後疫情時代坐火車四處遊歐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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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25 日，ÖBB 開放荷蘭 Amsterdam 至奧地利 Innsbruck 和 Vienna 的夜車，每天都有班次，從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 (Amsterdam Centraal station) 為起點，途經荷蘭 Utrecht、Arnhem以及德國 Bonn、Frankfurt、Nuremberg、Munich 和奧地利 Innsbruck，抵達終點 Vienna 約耗時1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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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克羅埃西亞 各城市到 捷克 Prague 的夜車，已經在今年暑假完成試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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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荷蘭的鐵路公司 NS 計畫要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開始營運從荷蘭 Amsterdam 出發，最後抵達瑞士 Zurich 和 Basel 的夜車，如此一來，要在從這兩個地方前往瑞士或義大利其他目的地就更方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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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歐洲的大門再度敝開，未來大城市之間的長途旅行將變得更省錢也更便利。目前有好幾條夜車路線正在規畫中，未來有計畫要前往歐洲旅遊的你，別忘了把這篇貼文存起來（就算沒去看了心裏也爽，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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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底，巴黎 – 慕尼黑 – 維也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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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前，瑞典 – 德國﹑瑞典 – 比利時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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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起，蘇黎世 – 羅馬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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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起，布魯塞爾 – 巴黎 – 柏林 – 維也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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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起，蘇黎世 – 巴塞隆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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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期待要搭哪條線？趕快在底下留言跟偶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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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期待搭乘阿姆到瑞士和奧地利的夜車
#只要有荷蘭我都好XD

【反輕軌聲浪從何而來？政治失意人的反撲】
文：李雨蓁 Lí Ú-chin、好過日編輯部

高雄輕軌經數十場公聽會，經專家提出意見，工程師加班測試，改善方案獲7成以上市民支持，終於在停工686天後由陳其邁市長拍板興建。眼見態勢不對，中國黨少數議員嘗試發動市民抗爭，然而議員2人出席，只來4人響應。眼見市民不領情，中國國民黨方將戰場拉到媒體輿論，前天一篇《高雄環狀輕軌，完工即拆除倒數？》，文中充滿荒謬誤導言論，危言聳聽。這已失去交通專業論辯的真意，而是純粹流於意氣用事。


#市中心蓋輕軌當然沒問題！

要打臉這樣的文章非常簡單，市中心有輕軌比捷運還密集，反而郊區有捷運沒輕軌的知名城市，要找就一大堆！


舉例而言，維也納地鐵（U-bahn）有5條，長83公里，車站約100站，另有區域通勤鐵道（S-bahn）10條，延伸到較遠的衛星城市。。但路面電車（Tram/輕軌）有30條，路線長177公里，約1000站。市中心輕軌車站密度是地鐵站10倍，提供了接駁捷運、深入社區的密集網路！

義大利的米蘭、匈牙利的布達佩斯、捷克的布拉格...等等城市，也全都是市中心輕軌比捷運密集的案例。


市中心以「蓋輕軌」刻意去和私有運具競爭的案例更多，也有本來就有捷運，反倒新建輕軌的案例。例如法國里昂，從1974年開始建設捷運系統，採用類似台北文湖線的中運量機電設備，採地下化建造。然而在2001年開始，里昂從無到有重建新型LRT路面輕軌，直接通入城區。


而西班牙薩拉戈薩興建輕軌後大規模消減市中心車道與停車格，挪威奧斯陸市中心無車化，路面只能通行輕軌、公車，而限制車輛使用，波特蘭引入「大眾運輸優先區（Transit mall）概念，在市中心規劃輕軌等大眾運輸與行人為主的林蔭大道」。這些都是


不論何者，這些先進城市都是在市區密集興建輕軌和地鐵形成轉乘路網，反倒捷運、鐵道延伸到郊區衛星城市的都會區。「市中心不能建輕軌，市郊才行」這樣完全與先進運輸理念背道而馳的錯誤觀念，故意誤導市民，怠誤城市轉型，非常可惡！


#講過N百次了輕軌定位和傳統鐵道不同

輕軌相當於「升級之有軌多節公車」，其運能與效率，介於捷運與BRT之間，且有一定之擴充彈性。和A型路權的捷運，甚至傳統鐵道定位完全不同，需要互相搭配彌補，才能達到最佳效益。輕軌的特色就是和路面交通共存，彼此競合。建議中國黨年輕一代能多找一些懂得看資料的，畢竟路面交通環境營造、設計的外文交通專業書籍、文獻汗牛充棟，以中國黨目前似乎沒人看得懂，非常可惜。


大順路蓋了輕軌，也不表示三民區、左營區或市區內不能再蓋其他捷運路線，除輕軌與捷運路線持續建設，搭配公車與自行步行環境，才能完善高雄市內大眾運輸環境。當然，若過去中國黨政府能像建設台北一樣建設高雄，投資一兆元，在市中心蓋出十多條地下捷運，讓站點密集度直追巴黎，那麼確實高雄可以省下輕軌，全用密集地鐵覆蓋。但若客源、財政都無法負擔，可以提升路面交通運輸效率，促進使用習慣轉移的輕軌，則是補充路網的最佳選擇之一。


#反對方意識形態影響理性論辯能力

這位作者，常以「自由作家/不動產經紀人」身份投書，然而其背景不難查到：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學士，曾任中國國民黨台東縣鹿野鄉黨部代理主任、中國黨議員陳麗娜秘書，韓國瑜時代雞犬升天，被拉進市府擔任高雄市勞工局機要秘書（由首長直接任用，不需公務員資格之人員）。根據中共背景媒體「中評社」介紹，是藍營在高雄難得的青年人才，常投書媒體評論時事。而當韓國瑜被罷免下台，自然立即失業，必須另覓高就。


沈先生在韓國瑜任內，就曾隱藏任職韓市府之身份，署名「高雄市民」投書風傳媒五篇文章，在韓國瑜被罷免後，投書量大增，且日益激烈。光是風傳媒就登過十多篇文章，雖名為「讀者投書」，但幾乎等於由中國黨立場人士開闢的準「專欄」。


這些文章的主題有些非常離譜，例如包含「制定人口500萬計畫」的幻想文章來力捧韓國瑜；甚至紀念高雄改名建市100年的活動，都被他指控媚日，和「納粹」相提並論。顯然，中國黨因只有中國觀，缺乏國籍觀，反而無法理性看待專業議題，而貽笑大方。


#高雄需要有專業能力的反對黨

我們過去3年內多次提到，高雄輕軌存在轉乘便利性不足、人本環境不佳、機電系統如智慧號誌控制效率等等問題，需要積極改進，但這些基於都市規劃專業與運輸工程實務面的意見，反而在議會罕見有議員深入質詢。


原因之一，就是檢討有意義議題的時間，都被沒營養的無腦反對聲浪所霸佔。弔詭的是，雖然在野的中國國民黨在議會佔據多數議席，但因「在野黨缺乏專業能力」，造成的結果，反而是無法監督民進黨政府往更好方向前進，也無法提出一個更好的執政願景讓民眾選擇，而是拉著全體市民向下沈淪。


這樣缺乏監督能力的反對黨，就該被徹底消滅，趕快把機會讓給頭腦正常的人！

【從馬勒到希特勒】

馬勒是一位工作狂。眾所週知，在他接任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總監的十年，不僅是馬勒的黃金十年，更是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偉大十年。在這十年間，歌劇院因馬勒而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準，各式歌劇節目的演出品質也到達絕無僅有的高度；但也就是在這十年間，劇院裡無時無刻皆充斥著劍拔弩張、人聲沸嚷，甚至人心惶惶的緊張氣氛。事實上，正是馬勒的這十年，讓維也納歌劇院深深獲益至今，而那種非人、高標的要求，更讓這塊金字招牌屹立不搖，最終成為全世界歌劇院的翹楚。

對馬勒來說，歌劇院是他上班的地方。馬勒每日的工作就是在歌劇院的辦公室裡處理各類歌劇節目的流程安排，有時還得在女高音歇斯底里的尖叫聲中斡旋、排解藝術家之間的各種嫉妒與糾紛，除此之外每天上午固定進行的團練與彩排更是重要且永遠無法完成的「待辦事項」，因為促動整個樂團演奏水準提昇的基本功必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熬磨。中午十二點，馬勒總會準時回家午餐，小憩片刻後，便在下午三四點左右疾步前往歌劇院去指揮晚上準備上演的節目。以上，就是馬勒十年如一日的作息表。

小馬勒20歲的嬌妻艾瑪在初識馬勒時曾脫口而出：「天啊，這人簡直是純氧的化身！」，別以為純氧是多麼高潔的形容，其實艾瑪所指的是馬勒的工作態度與不斷燃燒精力的精神形象就好像在他的生命裡只有工作與音樂而已。而這種幾近自虐式的緊繃張力，馬勒不僅拿來「律己」，他也同樣地「施予他人」。馬勒為歌劇院的經營立下嚴格的典範，例如：聽歌劇或音樂會時不能說話、不能吃東西，團員每次的排練必須準時，音樂會嚴禁觀眾遲到，否則只能鎖在門外等節目中止時才能進場等這些在現代社會大家習以為常的音樂會禮儀，事實上就是馬勒當年所立下的。試想：對那些把聽歌劇當成是社交活動、音樂只是陪襯，來者是要看人、同時也是要給人看的，或者醉翁之意不在酒、醉酒之意也不在歌劇的上流社會來說，馬勒的鐵腕得罪了多少票友？他又承受了多少壓力？

但他不管！在馬勒的眼裡，這些不當的行為都是褻瀆，也是對音樂不虔誠，這和他一輩子戰戰兢兢奮鬥向上、視音樂與藝術為神祇的哲學有違。因此他改革的手法不只是在節目內容上大刀闊斧、指揮到一半從樂池裡爬上來要求觀眾噤聲，他甚至樹立了在節目開演前便將音樂廳所有燈光調熄的慣例。在他的音樂裡，觀眾只能乖乖坐在椅子上；在一片漆黑下，你只能專注於舞台上的一切，除了聽與看，什麼都不能做。

當嘴巴閉上後，靈魂之口才會開啟。這樣的轉變，不僅讓團員的日子不好過，甚至連管理戲服道具的工友都倍感壓力。曾有位歌劇院的樂手在日記上留下這段記錄：「馬勒給歌劇院帶來一種根本性的災難！整棟歌劇院從地基到樑柱，都被這空前且持續性的強烈地震給震的天搖地動。凡是不夠強韌、抗壓性不夠的，都只得灰飛煙滅...。所以在這段日子裡，歌劇院裡絕大多數的歌手都收拾包袱走人了。」

沒錯，不夠強韌、抗壓性不夠的，都活不下來，而這才是維也納深藏不露的真面目。馬勒以一人之力力抗歐洲樂壇數百年之積習，竟還能強撐十年之久，實在讓人驚嘆折服。這段期間，報社惡意杜撰的低俗樂評打不倒他、團員漫天飛舞的黑函攻擊整不垮他。但就在1907年，馬勒還是在維也納金廳指揮了他告別維也納的最後一場演出，那是他的第二號交響曲《復活》。最後一個樂章演畢，全場觀眾掌聲之熱烈、拋上台的鮮花之多難以想像、叫好的歡呼聲伴隨著淚水淹沒了整個大廳。然而馬勒必須走，因為他是猶太人。當然，他對歌手、樂手的那種嚴厲求好以及與劇院經營高層間的意見相左都是促成他必須走人的原因之一，然而面對維也納一波波來勢洶洶的反猶勢力，馬勒明白這裡已非他長久之地。最後，馬勒出走紐約，在異鄉捱了四年，容忍自己降低演出水準，甚至到最後，他在紐約放棄了所有的歌劇演出，僅指揮單純的音樂會。

馬勒的故事說到這兒，接下來我要說的是猶太人的故事。

馬勒死於1911年，那時候納粹還沒來。他，只是維也納在廿世紀反猶情緒高漲下的首波受害者罷了，廿年後，歌劇院被趕出去的人還多著呢。而且，也「幸好」馬勒只活了51歲，如果再讓他多活30年，他將會看到自己的外甥女艾瑪.羅瑟死在集中營裡，甚至連他自己可能也無法壽終正寢。

當年，馬勒的妹妹嫁給了維也納歌劇院的樂團首席羅瑟。在二戰爆發時，年屆七十五歲高齡的羅瑟流亡倫敦，他的女兒卻未能逃出來。之後不久，羅瑟得知自己的女兒命喪波蘭集中營後，哀痛欲絕的他承受不了打擊也隨之而去。然而老父不知道的是他們的女兒在臨死前，還在集中營裡組織女子樂團，娛樂德軍。原以為自己有活命希望的艾瑪.羅瑟卻在希特勒即將自戕之際，慘遭納粹黨最後一次的「大清洗」，逃不過這慘絕人寰的浩劫。

明明是講馬勒，為什麼會講到納粹？音樂跟政治又有什麼關係？

讓我們把時光往後推移到1936年吧！那年維也納歌劇院的指揮是馬勒的弟子布魯諾.華爾特，他在指揮華格納的《崔斯坦與依索德》時，一顆包裹著字條的臭雞蛋往指揮台上丟了過去，字條裡寫著：「下次丟來的不只是雞蛋了！」；而1938年希特勒尚未接管奧地利之前，維也納歌劇院裡便早早對歌手與團員作了一次「背景清查」，甚至連本身不具有猶太血統、只是與猶太人有姻親關係的歌手都被辭退。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裡，共有75位歌手、樂手以及20位的行政人員先後被解雇逼退。因為國家歌劇院裡的藝術家算是公務員，種族要淨化當然要從公家單位優先作起。

事實上，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到三零年代初期，馬勒的作品還時常被演出，受歡迎的程度甚至不下於理查.史特勞斯的交響詩，而且當時也有指揮家在完整的樂季裡指揮了馬勒的全套作品，可說是馬勒音樂確實被傳承的例證。只不過當理查.史特勞斯成為了希特勒的文化部長後，馬勒的交響曲便消失在音樂廳、同時也消失在樂壇了，一直到六零年代才因伯恩斯坦與華爾特的努力才讓馬勒的音樂逐漸復興。

1939年六月十日，希特勒現身在維也納歌劇院的國王包廂。那天是理查.史特勞斯新作歌劇《和平之日》的首演。「和平之日」？這真是個天大的玩笑，因為歷史告訴我們，再過不到三個月的九月一日，德軍便入侵波蘭，揭開了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而這齣歌劇演的究竟是理查.史特勞斯不黯政治的愚昧，還是希特勒狼子野心的低劣偽裝？世事之反諷，莫此為甚。然而值得讓人玩味的是，在當年《和平之日》的指揮總譜上，不知哪位歌手、或樂手竟在封面上留下了一個字：「戰爭」，真是了不起的洞燭機先。人類的良心並不會因為藝術的偽裝而被蒙蔽，在舞台上演出的人員心裡清楚得很，知道自己的雙眼將會看到什麼樣的未來。而那隨著歲月逐漸淡去的筆跡，就好似隆隆砲聲，在七十餘年後的今天仍讓人怵目驚心。

當時這些在歌劇院裡的當紅歌手、音樂家，在1938年維也納變色後紛紛流亡。腳步夠快的，在大西洋的彼岸找到了新機會，有些成了好萊塢裡電影音樂的奠基者、也有些人留在百老匯，為美國的娛樂事業投注新活力。而腳步慢一點的、或者政治嗅覺不夠靈敏的，註定要葬身在集中營裡。但更多的是那些人走得了、但「心」卻走不了的人，馬勒便是個例子，當年馬勒在紐約呼風喚雨，擁有他在維也納渴求不到的絕對權力，但在熬了四年後，他仍希望即將不久人世的自己能回到維也納落葉歸根。1907年，馬勒出走時，維也納街頭有人敲鑼打鼓送走了一位猶太魔王；但1911年，當他坐著火車一路從巴黎躺在病榻上回到維也納時，維也納城萬人空巷全都聚集到火車站，爭相目睹這位偉大指揮的最後一面、想要送他最後一程。這，就是維也納人的矛盾；也是人類的矛盾。

回首百年，馬勒的交響曲早已響遍世界，然而他瘦小的身影、焦慮的眼神與深沈的面容，將是維也納人最熟悉、也最陌生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