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翹談未來城市規劃
「過去100年來，城市規劃一直圍繞着一個主題：在全球政治經濟環境下，我們如何透過城市規劃，令人生活得更好。」
信報全文：
城市未來規劃 民眾有Say 上層要聽
作為人為建造的永久聚居地，全球各地的城市結構在本質上大同小異，大抵都是按地域分工，劃出不同的功能區，再以交通網絡將這些功能區連接起來。城市這樣設計看似理所當然，但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講師李家翹博士就指出，這種功能區劃分的規劃原則其實在1950年代才盛行全球，而這城市規劃方式並非完美，實在有可改善之處。
「過去100年來，或是由二戰後至今，城市規劃其實一直圍繞着一個主題：在一個全球政治經濟環境之下，我們如何可以透過城市規劃，令城市人生活更好。」李家翹說，功能區劃分的概念源於「高階段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這個價值觀並非在1950年代憑空出現，只是當時的國際大環境驅使高階段現代主義成為當年主流價值觀：「當時全世界很多國家的政府其實都是左傾的，甚至是革命政權。而左翼革命性的思潮，往往認為舊的就是不好的，要用全新的方式建設城市；另外，當時一個很重要的設想，就是認為城市空間規劃能改變人的習慣，繼而重塑全新且理想的人類生活模式。」
李家翹指出，高階段現代主義最理想的城市規劃形式是一切由零開始，完全離開舊有的城市基礎，在處女地拔地而起建造全新的城市；而如果是對舊城市重新規劃，也應將所有舊有建築和元素盡數移除，才能使城市能夠營造出更好的新生活模式。至於何謂「更好生活」（Better Life），歸根究柢其實是出自政府城市規劃師的構想：「極端一點來說，他們（規劃師）把自己視為上帝，建造一個新世界並將人類塑造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新人類』。」而他們認為新人類的城市生活應該包含什麼，就在城市劃分出相應的功能區。
李家翹稱，在規劃學上這是一種「Rational Approach」，所有規劃背後都有數據支持，非常理性的；而實質的規劃操作，就是在白紙上描繪城市總體藍圖，並且是從大處着眼，只劃分出少數宏觀的大功能：「（城市）最核心的是政府功能，因此城市中心通常是公共行政區域；然後一般而言會有一個大廣場，讓民眾參與國家的公共活動；再來就是居住功能，而除了讓人居住外，這種規劃也着重社群生活，所以房屋區當中還會有各類社區設施；另外就是重要的經濟生產功能，所以就有工商業區；再數下去還有教育功能讓民眾接受教育、購物功能以滿足民眾買賣需要、休憩功能讓民眾有地方做運動，過健康生活等。最後就是用交通網絡，將以上的功能區連結在一起。」
換言之，這種城市規劃讓人的生活單純且井井有條，就是在工作、回家休息、工餘做運動當中循環，而且民眾之間生活模式相對平等。這種規劃方式由上而下，民眾則沒有參與的空間。李家翹坦言，這是一個精英主義甚至極權主義，但當時的國際大潮流就是由政府扮演絕對的領導角色，為民眾規劃一切。
舊模式規劃師自視上帝
他指出，巴西首都巴西利亞（Brasilia）是高階段現代主義城市建設一個很好的例子：「巴西當時的大城市是聖保羅、里約熱內盧等，但當時巴西的新政權認為這些舊城市文化『污穢不堪』，不希望受其影響，於是鏟平了一大片熱帶雨林，建造巴西利亞。巴西利亞的城市設計主要考慮政府功能，所以其規模不大，主要人口是公務員，人的質素亦相對較高。」
高階段現代主義主導全球城市規劃半世紀，而問題也逐漸浮現出來。李家翹指出，這種規劃的最大問題，就是在於用上帝視角來理解人的需要：「（在這種模式中）規劃師其實不需要走進城市，他們甚至只須在辦公室內畫圖就能完成規劃。作為領導者，他們確實有相當的智慧；不過他們終究不是上帝，對世界的認識必然會有偏頗，甚至過分簡單地理解整個世界。每個人在現實生活中有千百種不同的需要，這些需要很多時無法簡單分辨是好是壞……而這種規劃，就將這複雜的需要高度簡單化成寥寥數種功能。」他形容，這確實能夠滿足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要，但同時讓生活變得十分單薄。
全球出現3種思考方向
因此，這驅使全球重新思考何為理想生活模式，以至城市規劃的方向。李家翹稱，西方大概到八十年代左右，城市規劃理論出現了3種思考方向，分別是「溝通模式」（Communicative Model）、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正義城市（Just City）。當中溝通模式與高階段現代主義完全相反，是由下而上讓民眾參與城市規劃，透過溝通凝聚共識的方法；規劃者最好僅是聆聽者，頂多負責平衡各方的利益和思考。新都市主義大抵介乎兩者之間，有由上而下的規劃亦有一定程度的民眾參與，而最終目標，是要在城市建立一種「社群生活」（Communal Life）。正義城市講求市內不同社群，不論性別、貧富、種族等，都在城市內享有同等權利，讓所有人都有同等機會享用城內所有設施，在市內任何地段共同生活。
這3種思考方向當然有各自的限制：「溝通模式最大的壞處是議而不決，因為城市利益多元，要平衡所有利益達成共識極為困難；另一個問題是所謂NIMBY（Not In My Back Yard）問題，一些城市必須但厭惡性的設施，例如香港的焚化爐等，不論安置在哪也會有人反對……新都市主義提倡社群生活，但這種社群關係是否城市民眾想要的也是個疑問，例如現代的中產大部分時間都放在工作上，工餘時間則是投放在家人或自己的朋友圈中，絕少有上述的社群生活……正義城市的想法則是過於理想，事實上不同社群的人即使在同一區域生活，也不會相互接觸交流。」李家翹指出，事實上並沒有一種全新的方法能完全取代高階段現代主義式規劃，但上述的3種思考方向均有一定影響力，驅使現今的城市發展模式已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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