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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唬爆米花教室-314雙流空戰與道德的勇氣】 #福編

3月14日 是歐美的白色情人節，2021.3.14那天福編本來想寫的歷史文章其實是福編心中真正的空軍節，3.14雙流空戰紀念日。但每一提指頭(現在打鍵盤不拿筆)就嚎啕大哭不能自己。因為那天的先烈，每個都是天之驕子，家世好，面容俊，卻為正義與國家選擇上天必死之路。直到3月14日最後一小時才突然決定改成寫1988.3.14赤瓜礁海戰。雖然那是中共海軍打的，但至少不是讓人一直哭一直哭的中華民族烈士日，而是輝煌勝利日。

1940年9月13日壁山空戰，國軍空軍一如往常攔截進入四川盆地轟炸陪都重慶的日本機隊，卻首次遭遇零式機，遭到0:13(或24，因有11架重創)的大敗，13架遭擊落，11架被重創。國軍充分體認到日本裝備與我方的嚴重差異。幸而四川盆地馬上進入霧季(通常為10-4月)，故日軍對我後方基地的轟炸隨之停止。

但到了1941年3月14日，四川盆地卻意外提早放晴，日軍遂再度派出機隊轟炸視野良好的次核心成都市。國軍空軍明知敵強我弱，仍視死如歸，以殘存的蘇聯援助但過時之兩大隊I-15戰機 31架分三編隊上前攔截，然而一如預料，日零式機在纏鬥中輕易耍弄國軍戰機，國軍總領隊黃新瑞大隊長很快頭部中彈殉難，二領隊副大隊長岑澤鎏接著也以身報國，數十分鐘內三領隊周靈虛中隊長步上忠烈之路、其他還有任賢、林垣、江東勝、袁芳炳、陳鵬揚等5位飛將軍陣亡。國軍當天又被擊落10架，重傷7架。國軍空軍至此幾乎可說付之一炬。直到陳納德將軍帶來那群理由不一的美國大男孩與P-38戰機後，中國的天空才稍微復晴。

雙流空戰是絕對的慘敗，但真正的意義是在壁山空戰後，陳納德將軍的援助抵達前，空軍先烈明知敵我裝備差異懸殊，但為了護衛國家與百姓，發揮道德的勇氣，毅然赴死的一戰。

所以在我心中，3.14才是真正的空軍節，因為那天證明了中國空軍與中華民族的道德勇氣。

#中華民國萬歲

(福編心中一直記得每個字的高中課文，有三篇，分別是正氣歌並序、黃花崗烈士事略序，最後就是羅家倫的 道德的勇氣)

**********附錄 道德的勇氣

要建立新人生觀，第一必須養成道德的勇氣(moral courage)。
道德的勇氣是和通常所謂勇(bravery)有區別的。通常所謂勇不免偏重體力的勇，或是血氣的勇；而道德的勇氣，乃是人生精神力量最好的表現，「匹夫之勇」與「好勇鬥狠」的勇，那能相提並論？

什麼是道德的勇氣？要知道什麼是道德的勇氣，就要先知道什麼不是道德的勇氣。第一、衝動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衝動的行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時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審慎的計畫，所以不免「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他的表現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與堅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堅毅愈差。細察社會運動的現象，歷歷不爽。第二、虛矯也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虛矯的人，絕不能成大事。所謂「舉趾高，心不固矣。」我們所要的不是這一套，我們所要的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對事非經實在考慮以後，絕不輕易接受，而一經接受，就要咬緊牙根，以全力幹到底。他所有的勇氣，都是經內心鍛鍊過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舉一例來說明罷，我有一次在美國費勒菲亞(Philadelphia)城，看一齣英國文學家君格瓦特爾(John Drinkwater)的歷史名劇，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當林肯被共和黨推為候選大總統的時候，該黨代表團來見他，並且說明因為民主黨內部的分裂，共和黨的候選人是一定當選的。他聽到這個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應。等代表團走了以後，他又一聲不響的凝視壁上掛的一幅美國地圖。看了許久，他嚴肅地獨自跪在地圖前面祈禱。我看完以後，非常感動，回到寄住的人家來，半夜不能睡覺。心裡想假如一般中國人聽到自己能當選為大總統的消息，豈不要眉飛色舞，立刻去請客開跳舞會嗎？中國名劇牡丹亭中，寫一位教書先生陳最良科舉中了，口裡念道：「先師孔夫子，猶未見周公，老夫陳最良，得見聖天子，豈偶然哉！豈偶然哉！」於是高興得滿地打滾。但是林肯知道可以當選大總統的時候，就感覺到國家重大的責任落在他雙肩上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樂的事，凝視國家的地圖，繼之以跪下來祈禱。這是何等相反的寫照！

道德的勇氣是要經過長期的鍛鍊纔會養成的。但是要養成道德的勇氣，必定要有兩個先決的條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體魄的雄健。就第一個條件說，一個人有無作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說看人是否能擔當國家大事，就是我們結交朋友，也要先認定他天性是敦厚還是涼薄，才可以判斷他能不能共患難。凡對自己的親屬都刻薄寡恩的人，是絕不會對朋友篤厚忠誠的。自然這樣的人，也絕不會對於國家特別維護，特別愛戴的；所以古來許多政治家用人的標準，是寧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鄉間的農夫，看來雖是愚笨，卻很淳樸誠懇，到患難的時候講朋友；祗有那戴尖頂小帽，口齒伶俐，舉動漂亮的人，雖然一時討人喜歡，卻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別無可靠之處。就第二個條件說，則體力與膽量關係，實在密切極了。二者之間，繫數極大。體力好的人不一定膽子大；體力差的人，卻常常易於膽子小。一遇危難，倉皇失措，往往是體力虛弱，不能支持的結果。左傳形容鄭國的小駟上陣，是「張脈奮興，陰血周作，進退不可，周旋不能。」所以把戰事弄糟了；用他們駕戰車上陣的國王，也就誤在這些馬的身上。馬猶如此，人豈不然。我相信膽子是可以練得大的，但是體魄是膽子的基本。擔當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它嗎？

具備這兩個先決條件，然後才可以談到如何修養道德的勇氣。修養就是把原來的質素加以有意識的鍛鍊。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對於修養工作最好的說明。從這種修養鍛鍊之中，才可以養成一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一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沮，黃河決於側而神不驚。」的從容態度；修養到了這個地步，道德的勇氣才可以說是完成。但是有什麼具體的辦法，來從事於這種修養呢？
（一）知識的陶鎔　真正道德的勇氣，是從知識裡面產生出來的，因為經過知識的磨鍊而產生的道德的勇氣，才是有意識的，而不是專恃直覺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這還是指本性的、直覺的方面而言。在現代人事複雜的社會裡，一定要經過知識的陶鎔，才能真正辨別是非，才能樹立「知識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識的深信，是一切勇氣的來源，唯有經過嚴格知識的訓練的人，才能發為有系統、有計畫、有遠見的行動。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盤，祗是把他算盤看透了！
（二）生活的素養　僅有知識的陶鎔還不夠，必須更有生活的素養。西洋的哲學家把簡單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simple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聯在一起說，實在很有道理。沒有簡單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發揮的。社會上有些壞人，並不是他們自己甘心要壞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標準，一時降不下來，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虧。那占有慾(posse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個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時候，有兩個大臣相約殉國，兩個人說好了，一個正辭別回家，這位主人送客出門，客還沒有走，就問自己的佣人餵了豬沒有。那位客人聽了，就長嘆一聲，斷定他這位朋友不會殉國。他的理由是世間豈有豬都捨不得而肯自己殉國之理，後來果然如此。中國還有一個故事，說一個貪官死去，閻王審問他的時候：「你太貪了，來生罰你變狗。」他求閻王道：「求閻王罰我變母狗，不要變公狗。」閻王說：「你這人真沒有出息，罰你變狗你還要變母狗，這是什麼道理？」他說：「我是讀過禮記的。禮記上說：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所以我要變母狗。」原來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讀成「母狗」，以為既可得財，又可免難。這雖是一個笑話，卻是對於「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慾者一個最好形容。須知一個人的行動，必須心無所蔽，然後在最後關頭，方可發揮他的偉大。這種偉大就是得之於平日生活修養之中的。
（三）意志的鍛鍊　普通的生活是感覺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屬於聲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種境界，祗有特立獨行的人才能過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堅韌不拔的操行，所以「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他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動搖他的信念。他能以最大的決心，去貫徹他的主張。他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挾長，不挾貴」，而在這個年頭，更能不挾群眾，而且也不為群眾所挾。他是堅強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遇愈困難，而他的精神愈奮發，意志愈堅強，體力愈充盈，生活愈緊張。凡是脆弱的人，最後都是要失敗的。辛亥革命的時候，民立報的一位編輯徐血兒，以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編，慷慨激昂，風動一時。等到二次革命失敗，他便以為天下事不可為了，終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為真正的「血兒」。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養的結果。至於曾國藩一生卻是一個堅強意志的表現。他辛辛苦苦，接連幹了十幾年，雖然最初因軍事敗衄要自殺兩次，但是他後來知道困難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堅強的意志去征服困難，才有辦法。所以絕不灰心，繼續幹下去。等到他做到了「韌」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臨危的訓練　一個偉大的領袖和他的偉大的人格，祗有到臨危的時候，才容易表現出來。世界上那一個偉大的人物，不是經過多少的危險困難，不為所屈，而後能夠產生的？俗語說：「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鍊。」修鍊的時候，是很苦的。時而水火，時而刀兵，時而美女，一件一件的來逼迫他、引誘他。要他不為所屈，不為所動，而後可以成佛。這種傳說，很可以形容一個偉大人物的產生。從前全國人對於委員長蔣先生還不能有深刻的認識，等到西安事變發生，他在極度危險的環境當中，依然保持他的尊嚴和氣度，然後大家才都能真正認識他、信仰他、崇拜他。甚至連反對他的人也都受了感動，不得不對他肅然起敬了。因為在這樣九死一生的危險時機，他的偉大的人格和精神，都充分的表現出來。中國人常說：「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張睢陽臨刑前說：「南八，男兒死耳，不為不義屈。」這種臨危的精神，是不因為他死而毀滅的。黃黎洲先生在他的補歷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說：「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這段沉痛的文字，豈僅指危素而言，也同時是為錢謙益輩而發，要知不能臨危不變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祗有強者才不怕危險，不但不怕危險，而且愛危險，因為在危險當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發揮。

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少偉大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可以積極表現道德的勇氣的。(****以下特別重要，福編作夢時還會夢到)十年以前，我和蔣先生閒談。我說，我們在開國的時候，何必多提倡亡國成仁的人物，和文天祥、史可法諸位呢？蔣先生沉默了一會，他說：「文天祥不可以成敗論，其百折不回，從容就義的精神，真是偉大！」我想文天祥的人格、行為，及其留下的教訓，現在很有重新認識的必要。他最初不見用於亂世，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時候，才帶新兵兩萬入衛，元朝伯顏丞相兵薄臨安，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講解」。他以抗爭不屈而被拘留。他的隨從義士杜滸等設計使他逃出，準備在真州起兩淮之兵，又遭心懷疑貳的驕兵悍將所扼，幾乎性命不保，逃至揚州，旋逃通州。路遇伏兵，飢餓得不能走了；杜滸等募兩個樵夫，把他裝在挑土的竹籃中抬出，航海到溫州起兵；轉到汀州、漳州，經廣東梅州而進兵規復江西。漢奸吳浚來說降他，他把吳浚殺了。江西的會昌、雩都、興國、撫州、吉安和廬陵的東固鎮都有他的戰績。他的聲勢，一度振於贛北和鄂南。兵敗了，妻子都失陷了，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再在閩、粵之間起兵；又由海豐、南嶔打出來，在五坡嶺被執。自殺不死，路過廬陵家鄉絕死不食；解到燕京，元人起初待以上賓之禮說降他，以丞相的地位引誘他，他總是不屈，要求元朝殺他。若是不殺他，他逃出來，還是要起兵的。元朝也為這個理由，把他殺了。他在獄中除了作正氣歌之外，還集杜詩二百首，這是何等的鎮靜！何等的從容！他就刑時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幾句話，不獨留下千秋萬世的光鋩，也是他一生修養成功的「道德的勇氣」充分表現。他本來生活是很豪華的，經國難舉兵以後，一變其生活的故態。他的行為，有兩件特別可注意的事。第一是他常是打敗仗而絕不灰心。當然他是文人，兵又是烏合之眾的義兵，打敗仗是意想得到的。但是常打勝仗，間有失敗而不灰心還容易；常打敗仗而還不灰心，實在更困難。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第二是他常逃。他逃了好幾次；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他逃了還是去舉兵抗戰的。這種百折不回的精神，是表現什麼一種勇氣？做事祗要是對的，成敗有什麼關係？「若夫成功則天也」，也是他最後引以自慰的一句話。文天祥出來太晚了！文天祥太少了！若是當時人人都能如此，元朝豈能亡宋？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而且是民族對外抗戰的模範人物！

必須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才能做建國開基的事業。進一步說，若是真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一定能完成建國開基的事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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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編想到3Q陳柏惟和他的僕從們，整天談著天方夜譚的話題，吹噓暴虎馮河的勇氣，大概是就學時課本即使還有這篇課文，八成也用這是中國課文不是「台灣」課文的理由說服自己不去讀吧。一個吹噓自己能1打35，然後先動手卻馬上被老人打敗，寄望這種人搞什麼建國開基事業，還是算了吧。

#請大家一起刪Q

#澄清唬夥伴會為道德的勇氣繼續堅持
#我們沒有800壯士但50小編與板手沒那麼容易屈服或收買

#本是人生勝利組的空軍先烈連命都敢搏
#我們打打字爆爆肝又算甚麼

#空軍軍歌是最多大陸人也認同的中華民國軍歌
#空軍軍歌藝術成分非常高

厚厚一部二十四史：權臣歷歷 篡位自立或抄家滅族 二

歷史春秋網

作者：梅毅（赫連勃勃大王）

首先上場演出的是田舍夫劉裕。老頭子歲數大，把晉恭帝立了幾個月就逼其遜位，封為零陵王。怕被毒死，恭帝和褚妃自己在床前煮飯吃。劉裕讓褚妃的哥哥褚淡把妹妹騙出來，兵士乘機跳牆進去，讓恭帝喝毒藥。

恭帝說:「我信佛教。佛教自殺的人轉世不能為人身。」兵士們就用被子把恭帝活活悶死；六十年後，蕭道成把宋順帝立了三年就廢掉。禪讓大典時小皇帝害怕，嚇得躲在佛蓋下不出來，年輕的「太后」嚇得帶領太監們四處搜尋，讓小皇帝最後一次充當新皇帝就職典禮的道具。典禮完畢，小皇帝的身份已成為「汝陰王」，他自己不覺，臨走時問左右:「今天起駕時怎麼沒有像往常那樣奏樂？」無人回答。不多時，汝陰王門外有人跑馬，守門人怕有人劫持這孩子搞復辟，入堂一刀，然後上報說小王爺病死了。蕭道成知道真實情況後，很高興，對殺小王爺的人「賞之以邑」；又過幾十年，蕭衍命齊和帝禪位於己，封其為巴陵王。不久，蕭衍派親信鄭伯禽到姑孰，給和帝一塊生金讓他吃下去。

和帝說：「我死不需要用金子，醇酒足矣。」大醉以後，伯禽上前把這十五歲的少年生生掐死(也恰恰在同一年，幾十年後把蕭衍老頭子餓死在台城、並誅殺他上百子孫的侯景出生在漠北)；陳霸先當皇帝後，封梁敬帝為江陰王，未幾就派劉師知去殺人。兵士追得卸任的小皇帝繞床狂跑，邊跑邊哭:「我本不願當皇帝，陳霸先硬立我為帝，現在為什麼又要殺我！」沒跑幾圈，劉師知就抓住少年的衣帶，兵士白刃交下，頭落於地……

宋武帝劉裕東滅鮮卑慕容超，西滅羌族姚泓，北朝大名鼎鼎的拓跋嗣和赫連勃勃皆望風而潰，以此大功而有天下，於情於理說得過去，但「其為神人所憤怒者」，莫過於弒君。自曹魏以來，一代篡一代，已成俗例，但弒鴆前代君王，則是自劉宋為始。晉恭帝欣然讓出國家，劉裕忍於殺戳，而殺人者自己想子孫後代免於被殺，這種想法則流於天真可笑了。一代一代，以前朝君王鮮血的豔紅作為開國顏色，估計每位開國帝王在鑼鼓歡慶聲中都有心存徬徨顧慮的黑色意念：我家子孫何時何處會怎樣被何等臣下所弒？

權臣們如果不做皇帝，報應更快，下場更慘，其中以霍光、張居正、多爾袞最為典型。

霍光身歷三世帝君。漢武帝死後，孝昭帝襁褓繼位，霍光匡安社稷身當大任，沒有異心。昭帝二十一歲死去。霍光迎立昌邑王劉賀。劉賀荒淫迷惑，無帝王禮儀，亂漢制度，霍光率群臣廢之，轉擁武帝嫡曾孫、被武帝殺掉的戾太子的孫子、時年十九的劉病已，是為宣帝。

這位漢宣帝即位前一直生長於民間，熟知世事，英果剛毅，「小來惟射獵，興罷得乾坤」(李商隱詩語)。但對霍光敬仰有加。霍光臨死前曾歸政，宣帝假裝謙讓不受。同時，霍光的醜老婆霍顯又買通人毒殺宣帝結髮之妻許皇后，霍光知而隱之，並依霍顯之計把自己女兒送進宮內作皇后。霍光死後，霍顯和女兒又千方百計想毒殺許皇后所生的皇子，最終闔族被殺，並連坐誅滅十多家。
霍光之禍，其實早在宣帝初立時已經種下。「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權臣陪同皇帝乘車，讓青年天子敬憚如此，滅族之禍，確實不遠。

霍光在漢朝兒皇帝孤立無援之際，擁昭帝，立宣帝，比周公伊尹差不了多少。「然光不學無術，暗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後，以增顛覆之禍，死才三年，宗族夷滅。」(班固語)司馬光對霍光的悲劇分析得十分清楚:霍光忠心耿耿輔助漢室，然而他最終不能全其宗族，為什麼呢？因為威福之權是人君的專利，人臣掌握，久而不歸，沒有好下場的；漢宣帝十九歲即位，知民疾苦，霍光大權久專，不知避去，多置私黨，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他自己能得善終就不錯了。接著，司馬光話鋒一轉，又客觀、委婉地批評漢宣帝:如果宣帝只以高位虛官任用霍光子孫，讓他們食大縣的俸祿，不掌實權，也足能報答霍光匡扶漢朝的盛德。可是宣帝給他們大權，任之以政，授之以兵，遂至怨懼以生邪謀，這不僅僅是霍家自招，也怪宣帝醞釀以成其禍。霍顯、霍禹、霍雲、霍山雖然罪應夷滅，但霍光的功營不應該抹殺；最後霍家被殺無遺，連一張吃飯的活口兒都沒留下，漢宣帝也真可謂刻薄寡恩呵。

有明一代，張居正功勞最盛。萬曆皇帝孩提登基，張居正已傾心盡力，使大明朝的國力達至鼎盛。同時他還身兼帝師之任，親自給小皇帝授課。太后、小皇帝接見張居正的母親，常常「行家人禮」，也真夠得上榮華富貴到頂了。萬曆十六年六月，張居正病死；第二年三月就被追奪一切官階，轉年又被抄家，兒子上吊，老母挨餓，一家人無尺寸立錐之地。神宗皇帝剛剛還講「待朕沖齡，有十年輔理之功」，轉眼卻恩將仇報，一切功名皆化為罪狀。其慘烈情景，不亞於霍光。(張居正之事，坊間多有著述，故不詳敘)

清王朝的多爾袞身為皇帝之子，皇帝之弟，皇帝之叔，本來在皇太極死後自己當皇帝沒有任何問題，但他力排眾議，仍舊扶持皇太極第九子六歲的福臨為帝，是為順治帝。

作為一代輔政明王，多爾袞降吳三桂，進軍北京，建立清朝，滅李自成餘部，射殺張獻忠，絞死南明弘光帝，擊破金聲恆、李成棟、姜瓖三位明舊將的反叛；他又革除前朝弊政，交好漠西蒙古，把藏原回疆一收宇內，實現「以漢治漢」的統治方針，又令滿漢官民可以互通婚姻，實現「滿漢一家」的治國大計，可稱得上是文武全才，智勇雙全的一代人傑。隨著權力巔峰的到來，本來就多癖好色的多爾袞忘乎所以。他以侄子福臨皇帝的名義給自己建碑記功。加封自己為叔父攝政王，自己的冠帶、帽頂、服用、坐墊、房基均專門設立一個級別，明顯與皇帝無異。後來，他又加自己封號為「皇叔父攝政王」，皇族見他都要叩頭，禮儀倍於其他王爺。

順治五年，封號又改為「皇父攝政王」，不僅僅是皇帝他爸，還兼攝朝政，此真比皇帝牛多了一大截。本來私下就傳他和福臨生母孝莊太后「有一腿」，這樣一來風影可觸，更加授人以柄。此後，此公還私役內府公匠，大修府第，廣徵美女，甚至向朝鮮搜求公主，而後又嫌人家不漂亮隨意丟棄。順治七年，三十八歲壯年的多爾袞暴死於喀喇城。死後第十七天，被追尊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哀榮達至頂峰。第二年二月，秋後算賬開始，大侄子福臨開始公佈多爾袞罪狀，共有九條，皆是「逆謀果真，神人共憤」的大罪，屍體被挖出，鞭打，砍去頭顱，原本壯麗的陵墓化為塵土。一百年後，乾隆皇帝才為多爾袞，「追諡曰忠，復還睿親王封號」。死人無知，宗族零落，仍舊大悲劇結局。

由此可見，權臣秉政，如果依據古禮，不篡位，即使嫡親叔侄之恩，扶立之功，也難免死後掘墳挖墓之伐，宗族覆滅之慘；篡位吧，幾代輪迴，子孫骨肉又無孑遺，還不如平常百姓能百代不絕。這種歷史的黑色幽默，荒誕之中寓示著無盡的人生大道理。中國自古崇尚儒家倫理，使得一幕幕悲劇大同小異，走馬燈般旋轉不停。羅貫中基於君臣父子之義，把曹孟德大英雄描畫為千古奸雄。現在文學編劇大興「翻案」風，潘金蓮成為婦女解放先驅，朱元璋乃仁德天子，洪秀全也成為愛民如子的英明帝君……如果以荒誕劇的手法編排曹操，以倫理虛幻的劇情套用曹操，假設他芟夷群雄之後，歸政於帝，謙遜平和，高風亮節，像諸葛亮一樣，最終結果，又會怎樣呢？！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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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為剿太平軍四次陷入絕境 卻終死於清廷之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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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以一介書生而成為軍事集團首腦，鎮壓太平軍挽救了清王朝，四次遇險，最終均有驚無險，於是成就了一代名臣。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1811年11月26日（清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出生在湖南省長沙府湘鄉縣南一個名叫白楊坪的偏僻的小山村裡。他在世時，兼有「中興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頭」、「曾屠戶」、「賣國賊」的罵名。1853年1月，曾國藩以在籍禮部侍郎的身份任湖南團練大臣，編練湘軍，從此成為太平天國最強勁的對手。曾國藩從一介書生，搖身一變而為一個軍事集團的首領，指揮湘軍四處征戰，最終鎮壓太平天國，挽救了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這也使得他的名聲威望達到頂點，一度官至直隸總督，成為清王朝最為倚重的漢族官員，死後被清廷追贈為太傅，謚號文正。曾國藩雖然取得了輝煌的個人成就，但是在他十幾年的軍事生涯中也並不是一帆風順，其中，有四次遇險差點使得他功業未成而命歸黃泉。

第一次，靖港大敗。1854年2月，曾國藩已練成湘軍水陸兵勇各十營五千人，雄心勃勃地進行所謂的「東征」，臨出發之際，還發佈了著名的《討粵匪檄》。然而，這次「東征」出師起初並不順利。當他還駐軍長沙時，太平天國西征軍石祥禎部就已經佔領岳州、湘陰、寧鄉等地，兵鋒直逼長沙。曾國藩派軍進攻寧鄉，損兵折將，大敗而歸，初戰敗績。然太平軍情報偵察不明，見湘軍來勢洶洶，以為清軍主力將至，連夜撤到靖港等地。曾國藩急忙派軍進佔岳州，以圖扭轉湘北敗局。適逢太平軍湖北援軍大至，與湖南太平軍一道圍攻岳州，殲滅守軍大部。湘軍水陸傷亡慘重，逃歸長沙。不久，曾國藩也抵達長沙，以保全省城。是時，長沙清軍「二三千有餘，僅敷守垛之用」，力量較為薄弱，而且，由於出征以來連連受挫，官兵心驚膽顫，士氣低落，「人自以為必敗」，「聞吹角及火光，皆自驚」，惶惶不可終日。後來靖港民團前來報告說，那裡的太平軍人數較少而且沒有防備，「可驅而走也」，並稱已經搭好浮橋，願意為湘軍助攻。於是，曾國藩決定對太平軍實施反攻，並改變原先制定的陸路進攻湘潭的計畫，於4月28日親率大小戰船40隻、陸師800人奔襲靖港，妄圖僥倖取勝。但是，由於太平軍已作好戰鬥準備，更加上天時不利——風速過快，湘軍戰船無法在靖港停泊，只得停靠在靖港對岸之銅官渚。太平軍順風勢焚燬湘軍水師戰船10餘隻。曾國藩驚悉水師慘敗，急派陸師分三路進攻靖港，企圖挽回敗局。然「陸勇見水勇失利，心懷疑怯」，亦潰散而逃，「爭浮橋，橋以門扉、床板，人多橋壞，死者百餘人」。曾國藩見士卒反奔，親自仗劍督陣，並豎令旗於岸邊，上書「過旗者斬」。可是湘軍兵敗如山倒，士卒都從旗邊上繞道而奔。曾國藩又羞又憤，遂決定跳水自殺，一死了之。幕僚陳士傑、李元度見他支開隨從，神情有異，遂指使「小委員」章壽麟乘小船悄悄跟在他後面，以備不虞。曾國藩行至銅官渚，章壽麟見他跳水尋死，急忙搶救，將其背負船上，與陳、李一起勸回大營。曾國藩靖港大敗之後，受到長沙眾多官員的參劾。他悲觀到了極點，甚至密令弟弟曾國葆買來棺材，準備自殺以謝喪師敗北之罪。幸而湘軍悍將塔齊布率陸師於湘潭擊敗太平軍林紹璋部，獲得大勝，使得咸豐皇帝對湘軍刮目相看，救了曾國藩一命，也正由於此，曾國藩遂在湖南士紳官員中站穩了腳跟。

第二次，湖口慘敗。曾國藩從靖港逃回長沙之後，即進行嚴厲的整軍，將在戰鬥中潰散的營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僅留下敢戰之士，連他的弟弟曾國葆也在裁撤之列。長沙整軍使湘軍的戰鬥力大為提高。在經過添募新勇、修補戰船等一系列的休整、補充後，湘軍重新發動攻勢，經岳州城陵磯和武昌兩次大戰，給太平軍水師以毀滅性打擊並奪得上游重鎮武漢。咸豐帝被突如其來的勝利沖昏頭腦，賞給曾國藩兵部侍郎銜，並命令他迅速順流東下，進攻江西、安徽的太平軍。湘軍經過惡戰，亟需休整，但是在咸豐帝的嚴旨逼迫下，曾國藩只得硬著頭皮繼續進攻。田家鎮一戰，湘軍再給太平軍水師以重創，使其基本瓦解。湘軍陸師乘勝連陷湖北廣濟、黃梅，兵臨江西九江城下。太平軍方面，由於上游戰局惡化，石達開再度受命主持西征軍務，督師安慶，與猛將羅大綱共同指揮九江、湖口會戰。太平軍在九江、湖口防線深溝高壘，堅壁不出，使湘軍寸步難行。1854年12月8日，湘軍陸師進攻九江，拉開戰幕，但進攻多日沒能破城，形成相持狀態。

1855年1月3日，湘軍水師進抵湖口之八里江一帶，太平軍早已嚴陣以待。兩軍經連日作戰，均傷亡慘重。太平軍用於防守湖口的木簰水城被摧毀，石達開立即重築湖口防線，命人將大船鑿沈載江中，「實以砂石，僅西岸留一隘口，攔以篾纜」。但湘軍也被太平軍的「驚營」戰術弄得疲憊不堪，由驕而躁，急於求戰。不久，戰端重啟。29日，湘軍水師貿然衝擊湖口水卡，斬斷用以攔截湖口的竹篾纜繩，一百二十餘艘長龍、舢板等輕便船隻衝入鄱陽內湖，橫衝直撞，焚燬太平軍大量戰船。石達開抓住時機，令將士在湖口再行設卡築壘，修築兩座浮橋，橋下填上泥土，構築炮台，斷敵歸路，切斷內湖、外江湘軍水師之間的聯繫，準備各個擊破。同時，他出動小划20餘隻，圍攻外江湘軍快蟹大戰船。湘軍水師作戰，必須快蟹、長龍、舢板等大小戰船相互配合行動。快蟹、長龍火力猛，舢板機動性強，這樣大小相依，火力與機動性相結合，才使得湘軍水師戰鬥力較強。但是長龍、舢板既陷於內湖，「外江所存多笨重船隻，運掉不靈，如鳥去翼，如蟲去足，實覺無以自立」。快蟹大船無法應付太平軍機動靈活的小划襲擊戰術，敗退回九江大營。石達開決定乘勝對九江城外湘軍水師實施第二次打擊，以徹底解九江之圍。2月11日，石達開乘月黑無光、天色迷漫之際，命令三十餘隻裝滿引火之物的小划火攻湘軍水師，另派三十餘隻小划圍攻曾國藩的拖罟坐船，搜獲曾國藩的家書、奏章、地圖和咸豐帝給他的上諭。危急之中，曾國藩再次投水自殺，又被幕僚救起，「急掉小舟駛入羅澤南營」。他遙望江內水師紛紛潰散，念及自己慘淡經營數年的水師竟落得如此下場，既羞憤又心痛，欲倣傚春秋時晉國大將先軫的榜樣，策馬赴敵而死，慌得羅澤南、劉蓉緊緊抓住韁繩，眾幕僚寸步不離，經過好一番拉扯勸解才作罷。

第三次，困守南昌。太平軍自從九江、湖口大捷之後，主力乘勝直搗湘軍後方，力爭向上游進軍，收復武漢。湘軍另一頭子胡林翼這時署理湖北巡撫，要求曾國藩撤回在江西的湘軍主力，回救武漢。而曾國藩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害怕被政敵參劾，更害怕受清廷責難，堅持固守江西。他駐紮在南康府，與內湖水師相互依存，繼續指揮湘軍圍困九江，僅派遣悍將羅澤南迴救武漢。湘軍前期陸師的兩大將領分別是滿人塔齊布和漢人羅澤南。此時，塔齊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已嘔血而死。羅澤南一走，曾國藩手上就沒有得力的將領了。這期間，他在江西主要依靠的是被困在南康的內湖水師和塔齊布的舊部（由塔的助手周鳳山統領）。1855年4月，太平軍三克武昌。在穩定了湖北的軍事形勢後，石達開便帶兵回到江西，乘羅澤南回援湖北之機，在江西展開強大攻勢。自1855年11月起，石達開聯絡廣東天地會起義軍，連下江西瑞州、臨江、袁州等府，並圍攻吉安府城。曾國藩只好從九江撤圍，調周鳳山部陸師駐紮在戰略要地樟樹鎮，以圖南下救援。但是曾國藩對能否解救吉安並沒有把握，而且又擔心省城南昌的安危，便命周鳳山在樟樹鎮堅守，以觀望形勢。石達開利用周鳳山軍舉棋不定的時機，於1856年2月攻克吉安，並乘勝攻破樟樹鎮湘軍大營。潰兵紛紛湧入南昌城，曾國藩也只好進入南昌城收拾殘局。

到1856年4月，西征太平軍佔領了江西13府中的8府46縣，曾國藩哀嘆說：「自鄂渚以南，達於梅嶺，賊蹤綿亙數百里，眾號數十萬。」為了挽救江西的危局，曾國藩急調在武昌城外攻堅的羅澤南回救。羅澤南為迅速攻破武昌城以回救其主子，加緊攻城，卻被太平軍擊傷致死。這樣，曾國藩所依靠的湘軍陸師兩大悍將雙雙斃命，處境愈加艱難。曾國藩困守南昌，文報不通，聯繫中斷，連送家書都不得不用隱語蠟丸，化裝潛行，即便如此，送信人往往還是被太平軍識破，被捕殺者達百人以上。曾國藩後來描寫當時的情形說：「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徬徨」，「方其戰爭之際，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群疑眾侮，積淚漲江，以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可見曾國藩當年的處境是何等狼狽。石達開在樟樹鎮擊敗周鳳山軍後，大可乘勝直搗南昌，活捉曾國藩。很可惜的是，正當曾國藩在南昌城內岌岌可危的時候，太平天國東王楊秀清將石達開調回天京參加攻破清軍江南大營的戰鬥，並帶走大批太平軍，使曾國藩得以死裡逃生。1857年3月，曾國藩接到其父的死訊，於是奏請回籍丁父憂，並且不待諭旨到來便委軍而去，離開江西回到老家，借此擺脫困境。

第四次，祁門被圍。1858年7月，曾國藩在家守制未滿，即奉清帝諭令再次出山，先後奉旨增援浙江、福建，將石達開驅入贛南、湘南，遠離主要戰場。8月，清廷應胡林翼疏請，詔曾國藩與胡林翼共圖安徽。曾國藩提出圖皖的戰略總方針：「……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之所必救。」根據這一「翦除枝葉，並搗老巢」的戰略總方針，曾國藩決定發動安慶會戰，與陳玉成決戰皖北，以奪取戰爭的主動權。為此，曾國藩制定了四路進兵的具體計畫，並始終貫徹執行之，甚至因不救蘇、常而受到清廷朝野上下責難也不為所動，終於在1860年6月將安慶嚴密包圍。為便於指揮，曾國藩將大營移至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的皖南祁門。太平軍方面，在二破清軍江南大營之後，領導者們即制定了分兵兩路合取武漢以解安慶之圍的計畫，稱為「二次西征」。根據這一軍事部署，太平軍決定兵分五路援贛，其中有一路便是攻打曾國藩的祁門大營。

1860年12月1日，李秀成帶2萬人「突由羊棧嶺竄入，圖解休寧之圍，斷鮑、張兩軍糧路」，但是被湘軍悍將鮑超、張運蘭擊敗，被迫退出羊棧嶺。李秀成的這一次進攻，對曾國藩震動極大，因為羊棧嶺距曾國藩祁門大營僅60餘里。祁門防守兵力單薄，他的身邊僅有三千餘人，而太平軍卻是人多勢眾。當時，曾國藩料定難以活命，連遺囑都寫好了，向弟弟曾國荃和曾國葆妥善安排了後事。然而，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並非欲爭此處，實上湖北招兵」，尤為重要的是，他對「二次西征」始終不感興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實力，故而被擊敗後，便退出了羊棧嶺，致使進攻祁門的大好戰機喪失，使曾國藩絕處逢生，白撿一條性命。不過，曾國藩並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困境，太平軍在皖南的實力還是要優於湘軍。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軍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門地區發動進攻，曾國藩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驚恐之中。他在家書中說：「自十一月以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可見當時情況已十分危急。後來，曾國藩急調悍將鮑超救援，擊敗了太平軍，恢復了糧道，暫時渡過了危機。可是，此後不久卻又發生了更為嚴重的情況。1861年3月起，太平軍連續對祁門大營發起進攻，多次擊敗湘軍的抵抗，進至離祁門僅僅二十餘里的地方，又使得曾國藩文報不通，餉道中斷，陷入絕境。此時，他悲觀到了極點，在日記中寫道：「是以憂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悲矣。」在給兒子曾紀澤的遺囑中寫有「此間局勢危急，恐難支持」、「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面梗塞，接濟已斷，如此一挫，軍心尤為震動」、「爾等長大以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針氈」。可見他當時的心情是何等灰暗，情緒是何等沮喪。恰在此時，湘軍另一首領左宗棠於江西景德鎮一帶大敗太平軍，威脅著圍祁門太平軍的後路，迫使其撤圍而去，曾國藩再一次撿回了性命。

至此，太平軍的五路援贛戰略計畫徹底破滅。自到祁門以來，曾國藩就沒有一天輕鬆過。一波三折的戰局使他恐懼不已，經常處於一日數驚的境地中。乘太平軍撤圍之機，他趕緊離開了祁門這一險地。1861年5月6日曾國藩從祁門出發，10日抵達東流，將大營設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由水師護衛，這樣，就再也不用擔心會遭到太平軍的圍殲了。

這四次遇險沒有要了曾國藩的性命，卻使他最終得以指揮湘軍鎮壓了太平天國，建立「不世之功」。但是，同歷史上許多功臣一樣，「功高震主」的曾國藩也並沒有逃脫「兔死狗烹」的命運。從天京被攻下的那一天開始，清廷便積極對他進行打壓，提拔和扶植他的部下，使之與其地位相當，以便與他分庭抗禮，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最突出的一個例子便是曾國藩推行「防河」戰略圍剿捻軍遭到挫折後，清廷便以李鴻章取而代之，諭令他回兩江總督原任。而李鴻章接手「剿」捻事務後，仍舊推行曾國藩的「防河」戰略並取得成功。對於清廷的這種做法，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情由。1868年9月，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1870年6月，著名的「天津教案」發生，天津的愛國群眾打死法國殖民者二十餘人，並焚燬了一些外國人的建築物。曾國藩在處理這次事件時對法國侵略者卑躬屈膝，以極為屈辱的條件接受了法國人的要求，極大地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利益。一時間，斥責之聲充滿朝野，愛國官紳對他的痛罵不絕於耳，甚至有人當面把他比作秦檜，給他戴上了「賣國賊」的帽子。曾國藩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打擊。本來曾國藩的做法是秉承了清廷的旨意，但在全國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清廷不得不讓曾國藩做了替罪羊，而且，清廷借此機會再次對他進行打壓，又派李鴻章來接手「天津教案」。李鴻章對曾國藩先前處理的結果幾乎沒有大的變動，卻得到了清廷的肯定。1870年8月，清廷將曾國藩調回兩江總督原任。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在一片「千夫所指」中，死於兩江總督任上，時年6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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