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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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隨緣家書 】「一國兩制3.0」系列:毀滅企業自由的「國家法團主義」
「香港走不回去了。」這幾個月來,一部機器正全速啟動,駕駛往越來越一國化的香港,除了我們談及的警政暴力、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白色恐佈,還有商業世界的異動。月前有多間與香港有關的跨國企業出現人事變動,先有匯豐銀行、國泰航空多名管理層離職,後有新鴻基地產首次委任內地企業家為獨立非執董,再是其他大中小企寒蟬效應。但最為港人關注的,始終是多名國泰、港龍機組人員被裁,包括一位我的好友,而他不過在Facebook上載了黃絲帶;自此類似案例如恆河沙數,已成社會新常態,相當恐怖。執筆期間,身處三萬呎高空的國泰航空,空少、空姐悄悄走過來說「多謝發聲」、「現在甚麼也不敢說」,只能給我一個杯麵答謝。這樣的對白,極其可悲:我們的香港,香港人的航空公司,甚麼時候淪落到這樣?
墨索里尼與今日香港:功能組別的前世今生
資深編輯Tom Holland早前在《南華早報》撰文,直言這是「未來香港法團主義」(future of corporatism)︰今後入職與離職不再唯才是用,而是政見先行;國家機器以不同方式介入私人企業,藉控制商業社會,控制民眾的經濟及政治自由。
法團主義不是新鮮事。早在19世紀末,為抗衡共產主義的激進改革,同時回應資本主義下工人階級的艱困,歐洲有知識份子選擇中間落墨,提倡引入不同法團(corporation),通過協商、共識,解決社會資源分配及權力問題。法團主義有別於資本主義強調「個體競爭」、共產主義強調「集體鬥爭」,讓不同法團「推舉」精英代表屬下階級、意識形態及利益,與其他界別的「法團」精英議政議事,達成共識後,再以國家機器,全面落實協議,將利益回饋社會。透過法團,這機制理論上能將精英及民眾有機結合,由具智慧及仁心的社會賢達牽頭,制定政策,反映界別民眾意見,最後以「理性討論」方式,得出最切合大眾利益的政策,既保障資產階級利益,亦顧及工人階級感受……
單以文字表述,法團主義高大全、真善美。但綜觀多個被學界視為法團主義的政體︰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拉的納粹德國、佛朗哥的西班牙、瓦加斯(Getulio Vargas)的巴西、貝隆的阿根廷等,均與法西斯、極權政府掛勾。雖然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James Q. Whitman 也以「法團主義」形容羅斯福新政,但國際社會不會將之與法西斯扯上關係。那兩者有甚麼分別?
政治學者Philippe Schmitter認為,法團主義政治Vs法西斯政體,就是後者組織的「法團」、被推舉的「法團代理」,幾乎全是政權代理人、持分者。墨索里尼的「功能組別」國會,可說是這模式的典型,Schmitter將之命名為「國家法團主義」(state corporatism)。與此同時,也有另一種法團主義,例如歐陸民主國家的傳統政黨,多有工會、商會背景,比例代表制選舉及因而衍生的聯合政府體制,令這些國家需要同時向商家及工人階級釋出善意,否則必然面對下次選舉的懲罰。這種由下而上、再回到下的「社會法團主義」(societal corporatism),正是戰後西歐不倒向蘇聯的一大原因。
我們與極惡的距離:急速惡俗化的「國家法團主義」
港英管治期間,議會早就出現功能組別,希望透過將殖民時期主要經濟持分者引入立法局,透過局部有競爭的選舉,一方面回應民主化的壓力,另一方面不至於因全面民主化而「引狼入室」,避免激進親中人士坐大。對當時北京而言,功能組別將商界精英留在建制,成為過渡期穩定人心的手段,欣然接受。以行業功能來區別「法團界別」,對長於建立工會、善於統戰的共產黨而言,自然不是壞事,令不少原在六七暴動後地下運作的工會及行會,重新組織起來,等待加入建制。即使如此,在回歸後的「一國兩制1.0」,功能組別議員仍保留開明工商派如田北俊、周梁淑怡等,總算有「社會法團主義」的影子。
但近年特區政府(和背後的中聯辦)越來越傾向以忠誠度扶植界別領袖,而不是接受他們自行選擇的真精英;委任這些人進入諮詢、決策機構,一方面代表不了界別,另一方面也令不同業界之間的利益平衡被「個人利益」(你懂的)打破。結果,這大大強化了民間對「官商勾結」的觀感,政權與界別利益似是更緊密,但政府的「界別中立性」(sectoral neutrality)開始成疑,最後就跌入一個有趣循環︰政府既要向界別利益傾斜,以確保施政暢順,以免出現如商界廿三條倒戈的情況;商界也要考慮自己會否「落錯注」,往往等到有清晰指示,才敢公開表達意見。然而這樣的政商共同體,和社會真正的利益持分,處於平行時空,連維穩也無效。到了最後今天,就只能訴諸純粹粗暴的高壓。
大換血:需要香港,不需要香港人?
這樣的改變,比誰當特首、交通燈能否運作如常,影響大得多。港英和特區早年那種「社會法團主義」,與法西斯仍有極大距離:一方面,即使競爭如何微不足道,選舉依然被視為有一定競爭性,「雖不完美、但可接受」。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即使公共政治生活逐步窒息,經濟領域的生活、私人領域的政治自由,理論上,在2019年6月前,仍得到《基本法》保障。
可是到了今天,特區政府推廣極權國家下的國家法團主義,卻是以控制公共及私人領域為大前提,以控制民眾的政治、經濟生活為管治基礎,從而達至史學家Stanley G. Payne強調的Fascist goal:建立專政的經濟社會制度。且看國際前輩的智慧:法西斯意大利的商會代表Confindustria與法西斯工會相互認證彼此為「合法代表」,將非法西斯工會排拒於體制之外;軍政府時代的葡萄牙,則以國家企業及公私合營,控制國家發展命脈;不少極權國家還通過企業設立秘密警察,24小時監控秩序。表面上,這些企業組織是協助國家發展;實際上,卻是要落實由政治到經濟生活的「全面管治權」,防止任何企業縱容員工行使自由,成為逃避極權的避風港。
2012年梁振英執政以來,雖然曾嘗試收緊自由,但整體而言,社會抗體依然充足,傳統商界、專業界、法律界精英牢牢控制香港這個金融機器。但中國經濟崛起後,FDI從香港引進的比例不跌反增,對香港的依賴程度更多,這也是為什麼北京始終需要「二次回歸」的原因之一。為了拓展「全面管治權」,界別換血、扶植忠誠於國家的法團,就變成理所當然。2019年的反逃犯條例運動,也有商界在背後的大力支持,北京對此特別不是味兒;現在加強整頓,正是希望「社會法團主義」終結、一國主導的「國家社團主義」登場,一片混亂,正成了大清洗、大換血的契機。
黃色經濟圈:反抗國家社團主義的時代革命
換血手法層出不窮,既可通過「企業信用評級」,確保非嫡系企業難以得到合約;也可直接以市場進入限制方式,強制他人合作。至於如何達到「合作條件」,理論上,自然是企業決定,與人無尤,反正「要賺我們的錢,就要守我們的規律」,正是國家社會主義面對境外投資者的精粹。香港回歸前,反對派到深圳設廠工作,俯拾即是;但近年港人即使要到內地做網店,也不得不當「護旗手」、分享習近平講話,否則就會被「篤灰」。當經濟活動、私人領域動輒得咎,「一國兩制」的灰色地帶、經濟自由,只會不斷褐色。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當北京堅定不移,攬炒香港昔日成功的一切明暗制度,又能如何?
即使今天我們仍是自由經濟體,當經濟生活要仰賴政治正確,與極惡的差距,已經不遠。「黃色經濟圈」崛起,更多是回應「國家法團主義」,讓一般人逐步脫離對建制及大企業的依附,否則沒有可持續性,一切只是空談。各行各業開始意識到新工會的重要性,除了因為不少現存公工會淪為「國家法團主義」既得利益者,也因為在新時代,斜槓族越來越多,他們組成工會,支援大企業同路人,也是突破控制的蹊徑。至於檯面上的傳統商界領袖,表面上自然響應主旋律,但他們對惡俗本質一清二楚,國企購入香港的戰略性資產清單亦人所共知,明白自己早晚是大清洗對象,假如不能「光復香港」,資本的流向、心裏的話兒,早已和我們#WeConnect。
明報筆陣,2019年11月25日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區別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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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走不回去了。」這幾個月來,一部機器正全速啟動,駕駛往越來越一國化的香港,除了我們談及的警政暴力、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白色恐佈,還有商業世界的異動。月前有多間與香港有關的跨國企業出現人事變動,先有匯豐銀行、國泰航空多名管理層離職,後有新鴻基地產首次委任內地企業家為獨立非執董,再是其他大中小企寒蟬效應。但最為港人關注的,始終是多名國泰、港龍機組人員被裁,包括一位我的好友,而他不過在Facebook上載了黃絲帶;自此類似案例如恆河沙數,已成社會新常態,相當恐怖。執筆期間,身處三萬呎高空的國泰航空,空少、空姐悄悄走過來說「多謝發聲」、「現在甚麼也不敢說」,只能給我一個杯麵答謝。這樣的對白,極其可悲:我們的香港,香港人的航空公司,甚麼時候淪落到這樣?
墨索里尼與今日香港:功能組別的前世今生
資深編輯Tom Holland早前在《南華早報》撰文,直言這是「未來香港法團主義」(future of corporatism)︰今後入職與離職不再唯才是用,而是政見先行;國家機器以不同方式介入私人企業,藉控制商業社會,控制民眾的經濟及政治自由。
法團主義不是新鮮事。早在19世紀末,為抗衡共產主義的激進改革,同時回應資本主義下工人階級的艱困,歐洲有知識份子選擇中間落墨,提倡引入不同法團(corporation),通過協商、共識,解決社會資源分配及權力問題。法團主義有別於資本主義強調「個體競爭」、共產主義強調「集體鬥爭」,讓不同法團「推舉」精英代表屬下階級、意識形態及利益,與其他界別的「法團」精英議政議事,達成共識後,再以國家機器,全面落實協議,將利益回饋社會。透過法團,這機制理論上能將精英及民眾有機結合,由具智慧及仁心的社會賢達牽頭,制定政策,反映界別民眾意見,最後以「理性討論」方式,得出最切合大眾利益的政策,既保障資產階級利益,亦顧及工人階級感受……
單以文字表述,法團主義高大全、真善美。但綜觀多個被學界視為法團主義的政體︰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拉的納粹德國、佛朗哥的西班牙、瓦加斯(Getulio Vargas)的巴西、貝隆的阿根廷等,均與法西斯、極權政府掛勾。雖然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James Q. Whitman 也以「法團主義」形容羅斯福新政,但國際社會不會將之與法西斯扯上關係。那兩者有甚麼分別?
政治學者Philippe Schmitter認為,法團主義政治Vs法西斯政體,就是後者組織的「法團」、被推舉的「法團代理」,幾乎全是政權代理人、持分者。墨索里尼的「功能組別」國會,可說是這模式的典型,Schmitter將之命名為「國家法團主義」(state corporatism)。與此同時,也有另一種法團主義,例如歐陸民主國家的傳統政黨,多有工會、商會背景,比例代表制選舉及因而衍生的聯合政府體制,令這些國家需要同時向商家及工人階級釋出善意,否則必然面對下次選舉的懲罰。這種由下而上、再回到下的「社會法團主義」(societal corporatism),正是戰後西歐不倒向蘇聯的一大原因。
我們與極惡的距離:急速惡俗化的「國家法團主義」
港英管治期間,議會早就出現功能組別,希望透過將殖民時期主要經濟持分者引入立法局,透過局部有競爭的選舉,一方面回應民主化的壓力,另一方面不至於因全面民主化而「引狼入室」,避免激進親中人士坐大。對當時北京而言,功能組別將商界精英留在建制,成為過渡期穩定人心的手段,欣然接受。以行業功能來區別「法團界別」,對長於建立工會、善於統戰的共產黨而言,自然不是壞事,令不少原在六七暴動後地下運作的工會及行會,重新組織起來,等待加入建制。即使如此,在回歸後的「一國兩制1.0」,功能組別議員仍保留開明工商派如田北俊、周梁淑怡等,總算有「社會法團主義」的影子。
但近年特區政府(和背後的中聯辦)越來越傾向以忠誠度扶植界別領袖,而不是接受他們自行選擇的真精英;委任這些人進入諮詢、決策機構,一方面代表不了界別,另一方面也令不同業界之間的利益平衡被「個人利益」(你懂的)打破。結果,這大大強化了民間對「官商勾結」的觀感,政權與界別利益似是更緊密,但政府的「界別中立性」(sectoral neutrality)開始成疑,最後就跌入一個有趣循環︰政府既要向界別利益傾斜,以確保施政暢順,以免出現如商界廿三條倒戈的情況;商界也要考慮自己會否「落錯注」,往往等到有清晰指示,才敢公開表達意見。然而這樣的政商共同體,和社會真正的利益持分,處於平行時空,連維穩也無效。到了最後今天,就只能訴諸純粹粗暴的高壓。
大換血:需要香港,不需要香港人?
這樣的改變,比誰當特首、交通燈能否運作如常,影響大得多。港英和特區早年那種「社會法團主義」,與法西斯仍有極大距離:一方面,即使競爭如何微不足道,選舉依然被視為有一定競爭性,「雖不完美、但可接受」。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即使公共政治生活逐步窒息,經濟領域的生活、私人領域的政治自由,理論上,在2019年6月前,仍得到《基本法》保障。
可是到了今天,特區政府推廣極權國家下的國家法團主義,卻是以控制公共及私人領域為大前提,以控制民眾的政治、經濟生活為管治基礎,從而達至史學家Stanley G. Payne強調的Fascist goal:建立專政的經濟社會制度。且看國際前輩的智慧:法西斯意大利的商會代表Confindustria與法西斯工會相互認證彼此為「合法代表」,將非法西斯工會排拒於體制之外;軍政府時代的葡萄牙,則以國家企業及公私合營,控制國家發展命脈;不少極權國家還通過企業設立秘密警察,24小時監控秩序。表面上,這些企業組織是協助國家發展;實際上,卻是要落實由政治到經濟生活的「全面管治權」,防止任何企業縱容員工行使自由,成為逃避極權的避風港。
2012年梁振英執政以來,雖然曾嘗試收緊自由,但整體而言,社會抗體依然充足,傳統商界、專業界、法律界精英牢牢控制香港這個金融機器。但中國經濟崛起後,FDI從香港引進的比例不跌反增,對香港的依賴程度更多,這也是為什麼北京始終需要「二次回歸」的原因之一。為了拓展「全面管治權」,界別換血、扶植忠誠於國家的法團,就變成理所當然。2019年的反逃犯條例運動,也有商界在背後的大力支持,北京對此特別不是味兒;現在加強整頓,正是希望「社會法團主義」終結、一國主導的「國家社團主義」登場,一片混亂,正成了大清洗、大換血的契機。
黃色經濟圈:反抗國家社團主義的時代革命
換血手法層出不窮,既可通過「企業信用評級」,確保非嫡系企業難以得到合約;也可直接以市場進入限制方式,強制他人合作。至於如何達到「合作條件」,理論上,自然是企業決定,與人無尤,反正「要賺我們的錢,就要守我們的規律」,正是國家社會主義面對境外投資者的精粹。香港回歸前,反對派到深圳設廠工作,俯拾即是;但近年港人即使要到內地做網店,也不得不當「護旗手」、分享習近平講話,否則就會被「篤灰」。當經濟活動、私人領域動輒得咎,「一國兩制」的灰色地帶、經濟自由,只會不斷褐色。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當北京堅定不移,攬炒香港昔日成功的一切明暗制度,又能如何?
即使今天我們仍是自由經濟體,當經濟生活要仰賴政治正確,與極惡的差距,已經不遠。「黃色經濟圈」崛起,更多是回應「國家法團主義」,讓一般人逐步脫離對建制及大企業的依附,否則沒有可持續性,一切只是空談。各行各業開始意識到新工會的重要性,除了因為不少現存公工會淪為「國家法團主義」既得利益者,也因為在新時代,斜槓族越來越多,他們組成工會,支援大企業同路人,也是突破控制的蹊徑。至於檯面上的傳統商界領袖,表面上自然響應主旋律,但他們對惡俗本質一清二楚,國企購入香港的戰略性資產清單亦人所共知,明白自己早晚是大清洗對象,假如不能「光復香港」,資本的流向、心裏的話兒,早已和我們#WeConnect。
明報筆陣,2019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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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拋開那些「一大套」的說法。抓讓我簡單腦筋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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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的概念集合比較大,共產主義比較小,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中的一份子。
社會主義的癥結點在社會上的各個生產工具(土地、資本)公有,不屬於任何成員私有。
這樣的國家就構成理念型上的社會主義國家。
至於社會各成員使用這些公有生產工具生產出的成果如何分配,或者共產、或者不共產,
不置評。也可以是將自己的生產成果留在自己身邊,然後要怎麼交換,那是另外一回事。
而共產主義的癥結是:在生產工具公有的前提下(所以必然屬於社會主義),而且各個
社會成員的生產成果,不是歸於各個生產成員自己留著,而是要先歸公,再按需分配。
這樣的國家就構成理念型上的共產主義國家。
ps.想到一點補充一下,馬克思主義也就不全等於共產主義囉?如上所述的邏輯,共產主義
就算生產工具公有且按需分配,但可以是搭配階級鬥爭的理念或不搭配,不搭配階級鬥爭
理念的某些版本的共產主義,就可知不是跟馬克思主義完全同路。馬克思主義則較為複雜
,比如說就必然搭配了階級鬥爭理念,畢竟這是馬克思的著作中明寫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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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高手幫忙看看,我把教科書上好幾頁的大套內容,濃縮成上方波浪線之間的簡述,
大致沒理解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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