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說「能有機會寫下這篇專訪的我，覺得非常開心」是有些不負責任。完稿之後，來往調整最多的是引句裡的用詞，什麼會讓一個人面臨危險，什麼會讓一個人身邊的人面臨危險；之間，又確實摻著「希望更多人看見」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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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覺得需要透過嚴格才能實踐的溫柔是不幸的，但終於有一天我需要選擇接受我們偶爾要被這種嚴格所保護。世界容易用言語判決使用者的心意，忽略言語和立場之間還隔著動機。明眼人或許看出這篇專訪每一個小標都脫胎自一首詩，而詩是我和阿報說話之後第一個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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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詩？上好稿之後丟網頁連結給他，結果在訊息匣中點擊連結的時候跳出視窗：「网页存在安全风险，为维护绿色上网环境， 已停止访问」。意思是，這個世界將有許多人看不見這篇訪問吧？有些事情可以改成暗號，有些事情一旦改成暗號就再也不是原來的事情。什麼事情是前者，什麼事情絕對不能改變，我知道詩就是思索這件事情的事情，然而詩往往不能消滅問題。詩只能給我們面對問題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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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報給了我一種姿態。能有機會記錄這種姿態的我，覺得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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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原来的『湾湾独立音乐速报』，现在的 ＠小岛音乐速报，主要发布台湾原创音乐、独立音乐新歌、MV、演出等等相关资讯，如果你也喜欢台湾音乐，欢迎关注我（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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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進小島音樂速報微博，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置頂文中這段自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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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介紹不到一百字，明眼人卻能看出端倪。2020 年 11 月 21 日，當屆金馬獎頒獎典禮隨主席李安步上星光大道揭序，這是中國全面撤出金馬的第二年，這邊觀眾習慣入圍名單裡不見中國作品的同時，那邊觀眾大概也習慣了轉播這檔事檯面上是看不見了。那晚，灣灣獨立音樂速報同步圖文轉播得獎動態，幾則發文都被新浪下架。速報頁面隨後出現一則新貼文，大意是對待一個頒獎禮，封殺到這般地步，真的至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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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則新貼文當晚即在微博遭到圍攻，相關博主及眾多網民紛紛開始舉報，認為他的微博名稱夾帶私貨；數天後，他甚至收到了新浪站台要求改名否則對帳號進行官方處理的私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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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出，三年來受灣灣獨立速報的資訊餵養、三十多萬追蹤者中，不少人挺身而出。有人是承著自己在這裡認識數不清台灣好音樂的情，有人是見得區區頒獎轉播被動刀的不平。這抗議竟真傳到新浪某位高管耳中，高管點了頭，不對這個匯集無數樂迷的站台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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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週後，灣灣獨立音樂速報的名字依舊被改成亂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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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寫「原來的」，是因這回終究不敵壓力，「灣灣獨立音樂速報」這個自 2017 年開站時就使用的名字，改姓成了小島。而之所以短短八十字裡「獨立音樂」、「原創音樂」並用，起因仍是「台灣」後面不能接「獨立」的潛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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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跟他們解釋斷句是 台灣 獨立音樂，要找你碴的還是找，後來很多媒體省麻煩，就用了原創音樂這個詞。」原創音樂，使用時概念幾乎等於獨立音樂，為避文字獄而衍的新名目，到頭來簡介卻還得反過頭把這詞給列上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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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螢幕裡的男子，唸「誰」的時候聽起來是「ㄕㄨㄟˊ」，說「年」的時候聽起來是「連」。他是原來的灣灣獨立音樂速報、現在的小島音樂速報始終唯一的經營者，更常把自己稱作編輯。熟的人都叫他阿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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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線給了我天線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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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阿報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聽見對岸」發表了〈台灣「獨立音樂」簡史〉。現在，你知道為什麼獨立音樂四個字要加引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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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從台灣的熱門音樂時期開始，順著解嚴後地下音樂萌芽、再轉化為如今獨立音樂概念的過程，約三十多年的歷史進行爬梳。文章一發，台灣社群上轉發者眾，除了史料本身激起的興趣，多少還有「這主題的文章出自中國人手筆」的詫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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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阿報第一篇掀起討論的寫作。2019 年，他在〈年終總結之現場篇〉一文中，統計該年度有多少台灣樂團到中國演出，得出「台團批量上大陸」的結論，數據被報導者〈那些席捲亞洲的台式浪子與浪漫──獨立樂團唱出厭世代的微抵抗〉一文採酌；2020 年 6 月，緊跟當年台灣文化部補助名單公佈，阿報另一篇文〈在台團熱潮背後，了解下台灣的音樂補助是怎麼一回事〉，則向中國聽眾說明台灣音樂圈習以為常的制度，「音樂補助是大陸沒有的嘛，對於大陸很多網友來說，政府居然發錢給樂團做音樂，他們想都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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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每篇長文末，總會導回小島音樂速報微博，「那裡比較熱鬧」。原有正職工作的阿報，寫長文是一年只幾次的事情，「聽見對岸」被他稱為年更號，比起小島音樂速報多時一天近十則台灣音樂情報的頻率，寫這樣有學究精神的論述，不是阿報最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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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他在福建出生。因為當地方言與台語高度相似，少年時期的阿報完全聽得懂電視上五月天唱的台語歌是什麼意思。阿報口音裡那份熟悉咬字，也原來是連上了我們對台灣國語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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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福建電視上有五月天？原因之一，是那個台灣音樂仍在中國舉足輕重的年代。阿報回憶 2006 到 2010 年間，身邊的人聽的是五月天、F.I.R. ，唱片行裡賣的是陳綺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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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原因乍聽有點玄，想想卻有道理：「就，我們家的電視天線，那時候收得到台灣電視的訊號。我可以看中視看台視看華視，我記得這三個電視台最主要⋯⋯」不對、先等一下，這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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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們離金門很近你知道嗎？那個電視信號到福建都清楚，大概就和廣東那邊常看到香港的電視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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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的阿報和家人搶遙控器，想看的是台灣樂團上節目打歌、廣告間的新曲 MV。為什麼想看？他說新世紀之初五月天《搖滾本事》演唱會，是自己第一次在螢幕上看見樂手操著樂器，有鼓、有吉他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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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帥吧，阿報說。就像許多少年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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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到二十多歲時，才發現台灣所謂「聽團仔」不少已把五月天劃到商業樂團的那一邊，這一點和阿報身邊的中國樂迷不同。包含阿報自己，至今都還對五團抱著當年獨立音樂啟蒙的好感。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沒有社群、自媒體，阿報心中的台灣音樂地圖描製除了電視，靠的是蝦米音樂和豆瓣兩大平台的音樂導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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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只知道五月天陳綺貞這種大名字，什麼絲襪小姐，什麼女孩與機器人、法蘭黛、先知瑪莉，都是因為蝦米音樂的推薦機制做得很好，我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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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辭去工作回到福建的阿報，電視台不再收到台灣訊號。養成他品味的蝦米音樂，也在今年二月終止營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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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誰還看電視呢？中國的唱片行一樣在倒，台灣音樂的影響力也在中國漸弱。少年阿報上了大學，那時躺在宿舍床上聽癡了的透明雜誌、甜梅號、回聲樂團，至今還是他的最愛，彷彿有什麼停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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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團時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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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速報發文消息之速、簡史鑽研之執著，很難想像阿報本人只來過台灣兩次。2018 年，回聲樂團休團後睽違兩年重聚《巴士底之日十週年》演出，26 歲的阿報心想，是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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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歲的阿報，大學上的是物理系，一入學就加入吉他社。「這邊的吉他社，相當於台灣的熱音社，是玩樂團、搖滾那種的。」社團裡都是音樂同好，只不過大家聽的多是中國搖滾，痛仰樂隊、萬能青年旅店，聽台灣樂團的有但不是很多。阿報只能靠著網路來尋找台樂同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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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都是打關鍵字，比如你在微博搜個安溥，搜到很多博文，那基本上提到的人都是喜歡安溥的，你就循著這些內容認識一些網友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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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點和線，總會想到面。微博上，阿報找得到日本音樂速報，找得到英國音樂速報，就是沒有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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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並沒有立刻著手一個以台灣音樂為主題的自媒體。他最早創的是一個發表「洋蔥新聞」的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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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蔥新聞語出美國一家生產諷刺新聞的媒體「The Onion」，後來詞彙延伸用於描述基於嘲弄目的所生產的新聞，多少包含造假和誇張的成份。阿報以音樂為題，寫了幾篇洋蔥，覺得沒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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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所謂音樂媒體，也就跟內容農場一樣，它可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文章，我想說沒有一個比較正規的音樂媒體來說一些事情，就覺得可以往這方面努力一下。原來那個號比較搞笑，寫了幾篇之後就放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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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阿報滿志躊躇，下定了決心。站台名字，他早在註冊前就擬好：台灣獨立音樂速報。他沒想到申請第一關就被系統自動拒絕，原因是「台灣獨立」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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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我完全沒想到這件事吔！那時我很急，想說哇靠那怎麼辦，我要改什麼名字，一下子也沒有什麼好的想法，就想那把『台灣』改成『灣灣』好了，結果就這樣註冊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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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逆料灣灣獨立這名字也只撐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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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他循自由行買好了機票，回聲演唱會的票約在台灣面交。第一次到台灣，一切新鮮，和合購門票的台灣歌迷一起排隊時，連坐下也讓阿報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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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邊排隊都是站著的，因為我們覺得說地板可能比較不乾淨。那個台灣樂迷就拉我說你要不要坐著、要坐著嗎？我還猶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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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許多。比方他和那人聊起自己當年在上海看了四十幾場演出，那人竟回「所以，上海那邊是只有台灣樂團可以看嗎？」比方他提起法蘭黛，那人竟回：「沒聽過欸，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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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時我向阿報嚴正澄清，上述行徑可能屬於該名歌迷的個人問題，從中倒仍延伸探討不少觀察：阿報直言，相對於他身邊的中國樂迷對台灣樂團的認識，台灣樂迷對中國獨立音樂的了解在他看來確實遜之；此外，台灣聽眾的分眾程度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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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他頑童是不是在這裡很紅，他說對，但那是聽說唱的人在聽的，他們是聽團仔，不怎麼聽頑童。但對我來說不是這樣，我聽台灣音樂不管你說唱還是搖滾還是什麼東西，只要是台灣音樂我都聽。反而在台灣，你們好像有分聽團仔是聽團仔，然後說唱仔是說唱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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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告訴阿報，這群人在台灣更常被叫做嘻哈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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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這趟台灣之旅的經驗不只有距離。走進 Legacy，阿報在台前熾熱，意外發現台灣歌迷比中國聽團仔冷靜太多，「特別像北京這類的搖滾重地，或者迷笛這樣的音樂節，在大陸聽現場大家是狂叫狂撞的，歌與歌之間會問樂手等等晚餐要吃啥，」在中國，衝撞喚作「POGO」，音樂節若辦在一片草地，演出結束後大家會站在一片泥地上，「我覺得台下大家好安靜啊，我在大陸是最冷靜的，在這裡變成最熱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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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柏蒼在台上問說『你們是從哪裡來的？有沒有人從新竹來？有沒有從桃園來的啊？』我就看說怎麼沒人舉手啊？在大陸假如台上喊到哪個地名，肯定就很多人舉手比大聲的。忽然心血一來，柏蒼問完一輪我就超大聲喊：我是從上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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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柏蒼嚇到了。那瞬間的阿報和身邊的人多不一樣，卻又多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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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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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聽團仔而言最幸福的事，或許就是待在音樂的世界裡。然而，現實是世界上永遠有音樂之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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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群趨勢，音樂人及其團隊也發展自媒體，將聲量與話語權從傳統媒體握回手心。對經營速報的阿報而言這一則以喜，他可以藉由翻牆使用 Facebook、Instagram 等社群追蹤音樂人，即時獲得新訊。阿報樂於在社群上追蹤台灣的樂評、音樂媒體，同時也信奉人肉推薦勝過音樂播放平台演算法。樂評在媒體的撰述、音樂人在社群上的互粉互推，對還有正職時一天頂多花一到兩小時整理速報題材的阿報而言，是重要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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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以憂，是中國對社群的管制再加上兩岸箭弦的繃緊，讓音樂圈裡的人常常彷彿是即將射出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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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沒有社群，很多事情是大家都不知道。那現在，大陸樂迷如果平常不會翻牆的話，可能並不會特別清楚台灣樂團在一些政治或者社會議題上的表態，結果就造成一些認知分裂的情況。例如前幾年，脆弱少女組在社群上發佈了台獨相關言論，消息鬧大之後很多大陸歌迷就哇啊脫粉啊，因為他們原本聽這個團的音樂，感覺就是清新啊可愛啊，不會想到政治立場是對立的。反而是和我一樣常翻牆的人，很多事情早就知道了，反應沒這麼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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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也不只對方。2019 年，台北市長柯文哲現身杜鵑花音樂節，上台獻唱音樂節主題曲，身後是傷心欲絕的官靖剛和美秀集團的劉修齊拿著吉他伴奏。阿報當天把影片上傳速報，後來卻看到劉修齊在 Facebook 上表示阿報只因他個人參與活動就把樂團的名字和柯文哲放在一起，會給人不好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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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個時候真的完全不懂台灣的政治你知道嗎？我想你一個市長出來講話，你樂手彈琴，這個有什麼啊？我完全無法理解。後來才知道台灣人對這個很敏感。」社群催化動輒炎上，但真正刺激神經警醒的仍是政治。兩岸情勢一動一靜，小島音樂速報信箱裡的檢舉信頻率可以說是地震儀了。早前因新疆棉事件，一系列藝人紛紛與品牌解約，事情鬧得沸沸揚揚，甚至有網民統計解約與沒解約的藝人名單，留言催促藝人解約，阿報發文表示希望藝人不需要被逼迫表態立場，隨即遭舉報禁言三十天；平素裡，發佈拍謝少年、盧廣仲新歌訊，總有人傳訊「台獨藝人的歌不要發了」，數量多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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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外的世界，阿報也並不快樂。音樂推廣工作，在中國環境裡越趨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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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做文化產業，在沒有創作自由的基礎上做這件事，經常遇到難以想像的荒唐事。我舉一個台團的例子，有台灣樂團歌詞裡面會寫抽菸，這很單純嘛，它甚至跟政治立場沒有關係，它就是講抽菸啊，但你這首歌在大陸有些城市就是不能演出，因為你報批的時候有關部門的人會覺得對青少年不好。我覺得哇這很莫名其妙吔？為什麼歌曲能在平台聽，演出卻不能演？類似的事情真的太多了，太多了，一次又一次削弱你的成就感。然後你就不想幹了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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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阿報終於遞辭職信。在上海聽了無數演出、度過一整段音樂職涯的他，又回到了福建，他最一開始聽見台灣音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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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他接案糊口，經營小島音樂速報的時間多了那麼一點點。上一份工作留給他的，是他身上的媒體素養與判斷眼光。他懂得某些行規，例如在中國封殺也分等級，「像盧廣仲，他是歌曲可以聽，但演出不能來，這是半封殺；那像滅火器，他是歌不能聽、演出也不能來，那它是全封殺；何韻詩，她歌曲不能聽、演出不能來，人的名字也不能出現，這是徹底封殺，又是分好幾個檔次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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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小島音樂速報的發文稍稍增多，幕後的阿報眉頭皺得也沒少。有些音樂人有流量，有些剛起步，發佈情報時會不自覺大小眼嗎？點閱一定會高的音樂人醜聞八卦，要發嗎？會不會因為每每發政治敏感情報就被罵，而下意識自我審查？這一切，阿報說他不知道，說不定他已經被改變了。至今抵抗著壓力的，是每每他遇難時現身的同等善意，那是對台灣音樂一樣有愛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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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還有愛。「有時候你聽到一首歌，覺得幹這真的太屌了，我一定要讓全世界聽到，結果發出去沒幾個人理你，這個沒辦法，沒辦法。你只能承認說，同一首歌真的每個人的感受不一樣。只是不管怎樣，你當時肯定會心情不好，肯定會低潮，這麼好的音樂怎麼會沒人給你反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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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麼辦？「沒辦法，就今天過了再想第二天的事情啊，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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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錯過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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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小島音樂速報微博有近 39 萬人追蹤。變現的可能，阿報是想過，但沒多久就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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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我就是一個搬運，我只是通過翻牆，把台灣的資訊轉移到大陸而已。我覺得這個稱不上是什麼多高明的技術，我只是做這樣一件事，讓更多人獲得資訊更方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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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成為了收到台灣訊號的那副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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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線的幸福是什麼呢？〈台灣「獨立音樂」簡史〉完成半年，阿報依然滿意，準備功課時他讀到「台客」一詞原來在台灣語境中經歷流變，從二十年前帶有土氣、流裡流氣的負面意涵，到如今大多偏向正面、支持台灣本土意識的形象，這是他原本不知道的。而因為他寫下，許多中國聽眾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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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時，他說還有幾個詞他不懂，例如 8+9 和 1450。「你寫中文我還查得到，你寫數字這個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意思啊！」我向他說明，他哦了好幾聲，說他懂了。他明白的表情，讓這場訪問其中的幾分鐘，也成為了他因愛而獲得的東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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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篇簡史，其實是在他被禁言三十天的期間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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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有很多想寫的，比方台灣說唱的發展，台灣電子搖滾的發展，但辭職以來也還沒有時間完成。他也依舊想念台灣——第二次、也是至今最後一次來台灣時，他除了參加簡單生活節，還看了好幾部電影。「我除了是音樂迷，還是電影迷。很多電影大陸看不到啊。」原來轉播金馬獎也是為了愛。今年，疫情成了另一道看不見的牆，和金門很近的福建忽然又顯得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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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現在的台灣音樂，和當年他隔海聽見的台灣音樂有什麼不同呢？他穿過鏡頭看著我，說下面這段一定要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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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現在疫情下到我們這邊演出必須要先隔離，然後你回台灣也要隔離，不像從前那麼方便，導致很多音樂人必須做選擇，要嘛長期待在大陸，要嘛長期待在台灣。」他說，「從前是有些流行歌手會常駐大陸發展，現在有少量獨立樂團也走上這樣的路，在這邊一待就是大半年甚至一兩年的時間，把幾乎所有的事業都放在大陸。那就會導致一種現象啦，說真的：台灣是一個創作自由的環境，就像 Leo王在金曲獎說的，他想唱什麼唱什麼，想寫什麼寫什麼，但有的樂團只單純依賴大陸市場，就不得不順從大陸這邊的規矩。比如剛剛講的抽菸，你寫一首抽菸的歌不能在大陸唱，以後你就不會寫抽菸的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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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覺得很可惜、很可惜。在台灣的話你可能會寫一些別的，但你在大陸你只會寫這些歌，你就變得跟⋯⋯其實跟一般的大陸樂團沒什麼兩樣說真的。除了你身份證拿的是台胞證之外，你跟其他大陸樂團又有什麼區別了？我覺得台灣人你要分析自己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你之前能寫那些歌⋯⋯我不反對正常的文化交流，但是音樂人自己的路要怎麽走，還是要好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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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自己可惜的，阿報為這些可惜了。因為那是他追逐著很久的地方。長大是發現原來自己想去的地方也有人想離開，這時到嘴邊的話倒只有淡淡一句「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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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不該說他是天線，天線是不懂追逐的。那年甜梅號到上海交通大學演出，阿報穿越幾十公里，從上海這頭追到那頭，只為了聽一場學生辦的音樂節裡在校園禮堂的演出，「我不是那個學校的人，沒有座位可以坐，只能站在很邊角的地方聽。那個場景想起來滿寒酸的，但還是很感動。那個時候音樂響起來，一切進入那個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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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他唯一一次聽到甜梅號現場，因為後來甜梅號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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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懂得錯過的滋味，直到今天仍努力不讓更多人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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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他聽五月天和陳綺貞長大 ——
專訪台灣獨立音樂微博「小島音樂速報」
facebook.com/biosmonthly/posts/491041744898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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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_ 蕭詒徽
插畫_ Penn⠀IG@yanjin
視覺統籌_ 潘怡帆 Crystal Pan Photography
責任編輯_ 溫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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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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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標題皆改自顧城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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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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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你看雲時很近。⠀——〈遠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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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結束／你避免了一切開始⠀——〈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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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仍明明白白，／但我們仍匆匆錯過，／因為你相信命運，／因為我懷疑生活⋯⋯⠀——〈錯過〉
看不見的手市場機制 在 [閒聊] 「看不見的手」究竟是什麼意思？ - 看板Economics 的推薦與評價
作者: yopoyopo (處女座痔瘡) 看板: AAAAAAAA
標題: [立報] 「看不見的手」究竟是什麼意思？（全）
時間: Fri Feb 22 08:32:38 2008
https://www.lihpao.com/news/in_p1.php?art_id=18496
「看不見的手」究竟是什麼意思？ 更新時間：2008-02-21 23:04:33
《國富論》作者亞當‧史密斯。事實上，「看不見的手」在《國富論》只出現一次，而
且並不是指市場的自我調節或供需價格機制。（圖／https://sunsite.utk.edu/）
■許寶強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是一個經常被引用，但卻很少被認真閱讀的思想家。
「看不見的手」：9種不同詮釋
「看不見的手」是史密斯經常被引用的概念。學者W.D. Grampp認為，「看不見的手」至
少有9種不同的詮釋，但影響較大的說法，主要是把「看不見的手」看作為能自我調節的
市場力量，或把「看不見的手」理解為指導市場供需的價格機制。不過，正如Grampp指出
，史密斯從沒有說過（或暗示過）足以支持這兩種詮釋的話。
事實上，「看不見的手」只分別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各出現了一次。在《道
德情操論》第4卷第1章中，「看不見的手」是指富人不自覺地把他們的經營成果分配給窮
人；《國富論》的第4篇第2章則以「看不見的手」來解釋建基於自己利益的交易，如何在
不知不覺間促進國內的社會利益。史密斯在這討論「限制從外國輸入國內能生產的貨物」
的章節中，明確提出只有在國內和國外貿易的「利潤均等或幾乎均等的情況下」，個人才
「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就是增
加國內社會的年收入。這是因為，在國內和國外貿易的「利潤均等或幾乎均等的情況下」
，追求自利的商人將寧願參與鄰近家鄉的貿易而放棄外貿，並會為利潤而努力促進國內的
商業，結果將會增加本國居民的收入和就業機會。換句話說，亞當‧史密斯的「看不見的
手」既非自我調節的市場力量，也不是指價格機制，而是描述在國內和國外貿易的利潤均
等的情況下（前提是沒有壟斷的完全競爭），商人追求自利才會促進國內的社會利益。
不少當代論者在重讀史密斯的著作後，也不接受「看不見的手」是指自我調節的市場力量
或指導市場供需的價格機制之說。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商學院教授沃哈恩（Patrica H.
Werhane）就認為，「看不見的手」只是市場力量的結果，因此其運作往往需要依賴一系
列的因素：受制約的自我利益、平等的競爭、受公正的法律保障的公平遊戲規則、完全自
由和合作的市場等等，也就是說，「看不見的手」只能在公平對待所有市場參與者的前提
之下才起作用。
英國劍橋大學歷史與經濟中心主任Emma Rothschild則進一步指出，「看不見的手」其實
並不是史密斯思想的重要概念，在20世紀之前，有關史密斯思想的評論，基本上絕少引用
「看不見的手」這概念，因此到了20世紀初，學者和公眾對「看不見的手」還是十分陌生
。
不幸的是，亞當‧史密斯的「看不見的手」，在本地的「自封自由派」筆下，卻被歪曲簡
化為放任主義的教條。
看不見的「打手」
倘若本地的「自封自由派」真的尊重亞當‧史密斯，信奉自由經濟，那麼在自己控制、標
榜自由經濟的報章雜誌，在大量發表支持新自由經濟教條觀點之餘，是否也願意「開放市
場」，廣邀馬克思主義、凱恩斯主義、古典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左派等不同觀點加入競爭
，讓消費者（讀者）有更多的選擇？相反，躲在暗角，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但卻利用手上
的媒體力量，以不講道理、民粹式的語調、嘩眾取寵的圖文設計，進行人身攻擊，還算不
算是重視理性、溝通、公平、容忍、尊重對手的「自由主義」？還是說，只是一隻「看不
見的（打）手」？
亞當‧史密斯最廣為人引用的一段引文，是《國富論》寫到的：「我們所需要的食料和飲
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麵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而對這段引文
最流行的解讀，是把史密斯說成是一個孟德維爾（Mandeville）主義者：人類的一切經濟
和公益慈善行為，都是根據自私自利的動機行事，只是只為了滿足個人的物質利益和想被
尊敬與贊同的虛榮，但卻會在不知不覺間促進公共利益。
然而，在《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史密斯曾明確批評孟
德維爾的觀點。史密斯指出，孟德維爾「把每種激情，不管其程度如何以及作用物件是什
麼，統統說成是邪惡的，這是孟德維爾著作《蜜蜂的寓言》大謬之所在。他就這樣把每樣
東西都說成是虛榮心，即關係到他人的情感是什麼或者他人的情感應當是什麼的那種虛榮
心；依靠這種詭辯，他作出了自己最喜愛的結論：私人劣行即公共利益」。儘管史密斯認
為，孟德維爾這種觀點之所以能引起廣泛影響，反映他的說法「在某些方面接近真理」，
但其所產生的後果，是「起碼唆使那種因為別的什麼原因而產生的罪惡，表現得更加厚顏
無恥，並且抱著過去聞所未聞的肆無忌憚的態度公開承認那動機的腐敗」。可以說，史密
斯與孟德維爾式的自私自利鼓吹者是毫不相關的。
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兩本書中，都把正面追求自身利益的自愛，與負面
的自私自利嚴格區別。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商學院教授沃哈恩指出，在史密斯的思想體系中
，除了自私激情以外，社會激情、自我限制和合作也同時是推動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並
認為個人的自利（或自愛）只是對其他參與交易的人的利益不表關心，但仍然會希望獲得
別人的認同，因此絕不等同只顧私利的貪婪或虛榮。
自利而不自私
在《國富論》中，史密斯的確認為自利能夠為社會經濟帶來正面的貢獻，但先決條件是必
須存在廣泛的自由競爭市場，否則，商人的自私自利只會危害社會的整體利益。而在《道
德情操論》中，史密斯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僅僅因為別人的幸福妨礙了我們自己的幸福
而去破壞這種幸福，僅僅因為別人真正有用的東西對我們可能同樣有用或更加有用而奪走
這些東西，同樣，或者以犧牲別人來滿足人皆有之的、使自己的幸福超過別人的天生偏愛
，都不能得到公正的旁觀者的贊同。」因此，要使自利不變成負面的自私行為，史密斯認
為有必要訂立能促進同情心和正義感的公義的法律。
倘若政府接受自由放任教條，甚麼也不做，各種充斥在現實世界中的自私自利，會否自動
轉化成對整體社會有利的自由市場和競爭？
史密斯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可從他對當時英國的具體狀況的批判看出：「不能期望自由貿
易在不列顛完全恢復，正如不能期望理想島或烏托邦在不列顛設立一樣。不僅公眾的偏見
，還有更難克服的許多個人的私利，是自由貿易完全恢復的不可抗拒的阻力。如果軍隊的
將校，都像製造業者反對在國內市場增加競爭者人數的法律那樣激烈和那樣一致地反對縮
小兵力，都像製造業者鼓動他們工人，以暴力攻擊縮減兵力的提議者，那麼要想縮編軍隊
，正如現在想在任何方面減縮我國製造業者既得的危害我們同胞的獨佔權同樣危險。」（
《國富論》下卷）
另一種對史密斯的經常誤讀，說成是反對政府任何干預的放任主義者，甚至會認同提高低
收入人士的物質生活等同「養懶人」的說法。然而，《國富論》明確提出，政治經濟學的
其中一個目的，是「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在《道德情操論
》中，史密斯也清楚指出他對政府干預的認可：「市政官員……可以制定法規，這些法規
不僅禁止公眾之間相互傷害，而且要求我們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行善。……立法者的全部責
任，或許是要抱著極其審慎和謹慎的態度合宜而公正地履行法規。全然否定這種法規，會
使全體國民面臨許多嚴重的騷亂和驚人的暴行，行之過頭，又會危害自由、安全和公平。
」而從他認為改善勞動者的物質生活並不會令工人懶散的討論，可猜想史密斯應不會認同
提高工人福利會「養懶人」的說法：「說生活資料略較平常豐富，也許使一部分勞動者偷
閒，那是無可置疑的，但若說大多數勞動者，都會因此怠於作業，或者說，一般人在吃得
不好時，比吃得好時工作更好，在意志消沉時，比興致勃勃時工作更好，在疾病時，比健
康時工作更好，那似乎是不大可靠的說法。」（《國富論》上卷）
近十多年學術界有關史密斯思想的研究，包括沃哈恩和英國劍橋大學歷史與經濟中心主任
Emma Rothschild的專書，對倡議「自私自利」和「放任自流」的史密斯形象，提出了有
力的質疑。這些研究指出，史密斯所強調的，是建基於公正／公義的自由競爭，而非反對
任何政府干預的教條；他所重視的是正面追求個人利益的自愛，而非損人利己的自私。這
些研究，讓我們能夠重新認識一個被遺忘了的、強調公義和關注工人福祉的亞當‧史密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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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hpao.com/news/in_p1.php?art_id=18497
沒有公正公義 何來自由經濟──告別費德曼，重讀亞當‧史密斯 更新時間：
2008-02-21 23:09:00
自由經濟的鼓吹者費德曼，被視為亞當‧史密斯信徒。這可能是對《國富論》的誤讀。
（圖／www-news.uchicago.edu）
■許寶強
經濟學家費德曼（Milton Friedman）逝世，香港傳媒紀念他的文字中，除了把費氏與自
由經濟連在一起外，也有不少提及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或指史密斯是費德曼的
「偶像」，或指費德曼是史密斯的信徒，更有論者斷言當代的經濟學家，沒有人比費德曼
更能繼承史密斯的衣缽。而據《華爾街日報》（2006 年7 月22 日）在費氏逝世前發表的
訪問，費氏最想邀請共進晚宴的已故或在世經濟學家當中，史密斯排名第一。
然而，費氏究竟承繼了史密斯的什麼「衣缽」？除了「無形之手」和「自由放任」等口號
之外，論者似乎並沒有為我們提供太多的線索。
公義與公正貫穿史密斯著作
專研史密斯思想的美國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商學院教授沃哈恩（
Patricia H. Werhane）指出，作為18世紀的思想家，亞當‧史密斯認為：
「社會只有在憲法、秩序和公正的制度框架內才可以運作，而這種框架則具有堅強的社會
道德和宗教基礎。」
沃哈恩進一步指出，公義╱公正的論題貫穿史密斯的所有著作中。對沃哈恩來說，「平等
對待」（equality of treatment）和公義╱公正是構成史密斯理想中的自由經濟的基本
條件，因為「離開公正的框架，任何一種市場都不可能運作」，而「只有當競爭在地位相
等的各方面（parties）之（間）進行，市場才最有效率，最為公平」。
沃哈恩認為，史密斯被廣泛引用的「無形之手」（只在《國富論》中出現了一次）之說，
是在公平對待所有市場參與者的前提之下才起作用，如果市場競爭不公平，或法律偏幫某
些群體（例如「出現了不誠實的契約、不公平的銀行操作、操控價格的陰謀」），造成壟
斷，那麼「無形之手」是無法起著有效率和公平地分配經濟資源的作用的。
非自由放任 有選擇地干預
另一方面，正如英國劍橋大學歷史與經濟中心主任Emma Rothschild指出，儘管經常被有
意或無意地誤解為自由放任的鼓吹者，但史密斯真正針對的，並非是所有的政府干預，而
是會造成特權和不公平的干預；而他所指的「政府」，也不僅僅是國家行政機關，還包括
教會、地方議會、行會和企業對個體的管規。因此，史密斯除了反對國家限制貨品入口，
造就本土企業的壟斷以外，還反對當時英國教區會和教會執事所定下的規條（例如限制窮
人自由流動）、反對地方自治團體和行會（guild）對學徒的不合理管制，以及反對東印
度公司的壟斷行為等。此外，他又支持對富人的馬車採取累進稅，使「富人的懶散和虛榮
，能以非常容易的方式轉化為扶貧的貢獻」。
史密斯反對的是各種壟斷和伴隨而來的權力濫用。對史密斯來說，壟斷是對自然秩序的邪
惡破壞，因此他極力鼓吹要讓成千上萬的小教派、小生產者、工人能夠自由地從事各種宗
教和經濟活動，這也是他理想中的自由經濟的真義。
史密斯贊成提高工資減少工時
換句話說，史密斯「質疑的是不公平的法律，並非管制本身」。對史密斯來說，普通工人
是最受壓迫的一群，受行會、地區議會和移民法壓迫。因此，《國富論》第5篇表述得很
清楚，「社會有責任為窮人提供能夠據以『改善他們狀況』或進行競爭的手段」。史密斯
明確指出，他認可某些對工資的規管。《國富論》第5篇這樣寫道：「當規管……對工人
有利，就是公義和平等；但當規管有利於老闆時，那就或許並非公義和平等了。」
此外，基於公平原則，史密斯贊成高工資。除了公正，高工資還有其他好處：「充足的勞
動報酬……豐富的生活資料，使勞動者體力增進，而生活改善和晚景優裕的愉快希望，使
他們益加努力。所以，高工資地方的勞動者，總是比低工資地方的勞動者活潑、勤勉和敏
捷。」
「對充足的勞動報酬發出怨言，就是對最大公共繁榮的必然結果與原因發出悲歎。」
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史密斯不僅贊成高工資，還倡議低工時：
「如果雇主聽從理性及人道主義的主宰，就不應常常鼓勵勞動者勤勉，應當要他們適度地
工作。我相信，在各個行業，一個能工作適度的人，能夠繼續不斷工作，不僅長期保持健
康，而且在一年中做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
與當代的一些所謂自由經濟學家相反，史密斯對高利潤不滿，遠甚於高工資。在《國富論
》第2版以後，他加了一段「現實中，高利潤遠比高工資更趨向提高工作的代價」，因為
他認為高利潤比高工資更容易阻礙競爭。史密斯批評當時的英國國會「並沒有法例阻止（
企業╱行會）合謀降低工作的價格，但卻有很多（法例）阻止（企業）合謀提升工資」，
而「所有地方的老闆有默契地以恒常和統一的合謀，把工資壓至其真實比率之下」，並指
出老闆只懂投訴高工資的負面後果，而對高利潤帶來的各種惡果卻不發一言。沃哈恩也指
出，史密斯批評商人和製造業雇主經常勾結壓低工人工資，而地主則儘量把租金抬高。
結語
不幸的是，強調公平和關注受壓迫工人的福祉的亞當‧史密斯，死後卻漸漸被後轉化成講
私利、不談道德、鼓吹放任自流和不干預政策的教條主義者。他對於宗教的壟斷及偏見以
及企業與行會對工人的不公義壓迫的批判，對政府干預以減少貧困的接納，均受到當代號
稱自由經濟信徒的有意歪曲或無意誤讀。
看見長期容忍（甚至支持）地產金融業的高利潤和壟斷踐行（例如地產商的內部認購、分
批推出、開售時間互不重迭的售樓策略和銀行公會長期的利率協定）、推出製造特權的優
才移民法、容許低收入階層工資不斷被壓低、不斷打壓以至消滅成千上萬小販，以至長期
封殺公平競爭法的香港，竟然被費德曼奉為自由經濟模範，我們這個終其一生反對高利潤
和各種特權壟斷、支持工人自由流動和提高工資、鼓勵成千上萬小生產者自由競爭、說出
「各個人的自由……全賴有公平的司法行政」的亞當‧史密斯，是否還願意接受邀請，出
席「繼承其衣缽」的「信徒」為他設下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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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的全球化 更新時間：2008-02-21 22:49:13
■許寶強
全球化已成為日常用語，不論是全球一體化的鼓吹者或反對者，都接受這既定的事實，不
同的只是前者歌頌全球化，後者則反對。
非一體化，而是經濟資源的集中化
據聯合國提供的資料顯示，20世紀90年代末，超過8成的全球貿易額（包括商品和服務）
和接近7成的對外投資，均集中在最富裕的2成人手中。被指為加速全球化的主要工具之一
的互聯網，超過9成的用戶是全世界最高收入的2成人。這些最富裕的人，絕大部分集中於
北美、西歐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地，絕大部分的國際貿易、直接投資和金融流向也是在
這些地區中進行。
換句話說，不論在地域和數額上，世界經濟距離想像中的全球一體化圖像仍然十分遙遠。
世界經濟格局在地域和階級上的集中，過去數個世紀，並沒有怎樣減少。相反，以聯合國
和世界銀行發表的數據看到，這兩極化的趨勢不斷增長。過去數十年的世界經濟並非趨向
一體化，而是經濟資源的集中化，不斷將全世界絕大部分人口排拒出「全球一體」的進程
。
與流行的論點相反，跨國企業恐怕並不一定願意推動全球一體化。試想，它們願意全球勞
工都享有像歐美等地一樣的社會保障和最低工資額嗎？願意全球所有地方都採納像歐美等
地的人權和環保法例？儘管表面上鼓吹自由經濟，但骨子不願意參與競爭，跨國企業要的
是壟斷和各式各樣的特權，以建立備受保護的「封閉社區」，透過縱向或橫向的企業整合
，使貿易、投資以及其他經濟活動均留在跨國企業的網絡中，確保肥水不流別人田。
倡導虛構的全球一體化圖像，將經濟從社會及文化脈絡中抽離出來，再化約為簡單的成本
效益計算，最終產生只有減省成本（裁員減薪）在全球化中有競爭力，這虛構的神話對跨
國企業自然有利，但對於關注弱勢群體的社會運動來說，以反全球化作為運動方向，恐怕
不僅捉錯用神，更可能與想要達致的目標背道而馳。
對跨國企業來說，愈多人使用全球化的概念，愈能夠散播全球一體化的神話，使原是虛構
的神話化為現實，這對於它們利用全球一體化作為減薪裁員的藉口，恐怕還是有利的。在
這種情況下，要反對的首先應該是由跨國企業設定的議題，指出事實，針對不負責任的跨
國營運、政府管治和金融投機等具體對象，避免被跨國企業設定的議題牽走，混淆社會運
動的真正訴求。
關於「反全球化」的社運策略
讀趙剛的《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話》（下簡稱
「反全球化」，刊於《台灣社會研究》，第44期，頁49～146），引發出下列的幾點思考
，希望對香港的文化社會運動有參考的價值。
「反全球化」的立足點，是一種反「國家式微論」的立場，召喚的似乎是一種爭奪改造國
家功能（而非傳統左派的奪權）的左翼社會運動。透過與布迪厄、哈維和巴柏等人的對話
，「反全球化」嘗試勾劃出一種建基於反思台灣現況的「反全球化」的社會運動策略，這
種激進的民主策略的前提是反對（民族）國家式微說，「反全球化」借用布迪厄的說法，
指出全球化只是一個迷思（但不完全是一個迷思），而（民族）國家式微說是這個迷思的
一個配套成份，也是個迷思，而這迷思在現實的層面上是有利於大資本跨國擴張的，與新
自由主義處於一種共謀的位置。
「反全球化」指出全球化的進程也就是區域、社會與城市的兩極化，而門禁社區就是這兩
極化進程下得利者所建造的「私托邦」，目的是製造階級分隔，結果是使社會的生活空間
依據報復、排拒和懲罰來重新打造，國家的功能也從再分配者的角色撤退，剩下只擔當經
濟發展和刑罰排拒的功能，社會保障結果為NPOs（非營利組織）和NGOs（非政府組織）接
手，甚至進一步為跨國企業滲透，慈善也商業化，成為跨國企業的營銷策略。
「反全球化」的一個重要觀點是指出「多樣性」、「獨立」、「志工服務」以至「在地特
殊性」、「社區營造」等「後現代激進民粹主義和市場民粹主義反諷地結合了起來，合唱
反權威、反中心化、反科層制的調子，讚揚立即性、彈性、個人自主、多元文化與雜種性
」等文化價值，因此「民粹主義，不管是極右的、文化左翼的，或是市場民粹派的，不但
無法提出適當的倫理與知識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挑戰，甚至可以和後者形成金光黨式
的互補關係」。
基於以上的分析，「反全球化」提出了幾條社運的策略。首先是要敢於提出左右的二元對
立（參照布迪厄），嘗試連結國家的「左手」對抗右翼力量，而「左」的定義是（參照哈
維）建基於「生存的基本保障與平等」和「追求正義地生產合乎正義的地理差異」；其次
是開展一種以社會性為根據的「真正國際主義」，例如建立一個「社會的歐洲」，而非像
美國總工會忘卻爭取國內的社會福利的提升，這樣才能為全球化的「奔向最低標」設置路
障；再就是倡議一種「慢的」或「反思」的社會學和回歸一種素樸的人本主義，以對抗市
場逼迫人們立即做出反應的時間策略和超越那種反智的妒恨認同政治或民粹主義，以及批
判與此相關的各種「激進華辭」，具體就是要「回到事實」、「回到理性」、「回到認真
」。「反全球化」的寫作目的並非是為了提供一個反計劃（counter-program），而要想
發展出一個「集體探究的結構」，以「提昇社會整體的反思能力與行動能力」。
在既存的現實中尋找矛盾的縫隙
此外，借助布迪厄，「反全球化」認為若要「完全切斷」新自由主義與各種激進措辭／概
念之間的關連，有必要「向魔鬼學習」：「培養一種不以反全球化為善，全球化為惡的末
世論心態」，學習資本家「於理論與實踐皆然的在空間上所表現的彈性」；而借助哈維的
「造反建築師」的概念，「反全球化」指出社會運動應該要「在既存的現實中尋找矛盾的
縫隙」，因為希望是在「資本主義之中，而非之外」。而「問題的關鍵在於零散在各地與
各文化的鬥爭如何能被適當地拉到一塊兒」，開展各層次多尺度的翻譯和對話，把「過去
工人階級之所繫的在地政治」與「一種多尺度的空間政治結合起來」。
最後，「反全球化」將討論拉回台灣，與「修正學派」對話，指出「修正學派」的最重要
貢獻是對國家的相對自主性的設定，「因為如果國家完全臣服於市場機制下」，是無法開
展各種公共政策的辯論，而「國家機器，喜歡它與否，原則上是可以講求責任歸屬的 （
accountable），市場，喜歡它與否，是不行的」。因此，對「反全球化」來說，「在資
本主義的現實條件下」，不僅在一國之內或全球範圍，唯有以「國家這個場域的存在作為
前提，我們才有希望能夠公共地討論什麼是社會可欲的經濟發展這樣的議題」。
「反全球化」對所謂全球化的現象和各種既存的反抗策略的分析批判是十分精彩的，特別
是指出了各種後現代主義的華美措辭和左右兩派的民粹主義、部族主義、民族主義、社群
主義和「鄉梓政治」等不僅不是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有效策略，更往往為後者吸納，成
為全球化的共謀，這對於在這紛亂的歷史時段，澄清各式各樣的雜音，是十分合時和必要
的。此外，重新指出「認真」的「科學」工作的重要性，在某種後現代「anything goes
」的政治脈絡下，也是十分重要的。再者，重新肯定國家可以扮演的積極角色，也是十分
現實和及時的。不過，儘管指出了（民族）國家的式微基本上是全球化迷思的重要組成部
分，但完全接受（民族）國家的存在作為反全球（資本主義）的前提，在台灣的特定政治
情境中也許有其政治上的合理性，但在理論的層面上，似乎還可以進一步討論。
全球化是「市場的暴政」？
將（民族）國家和市場完全分割對立，似乎是難以一般地成立的。更進一步的問題是，什
麼是（民族）國家？什麼是「市場」？為此，「反全球化」一文或可進一步討論一種關於
國家的理論，指出（例如在台灣）什麼部門或群體是國家的「左手」，什麼是「國家右手
」？回答這些問題顯然對更具體地理解「反全球化」所召喚的社會運動策略有所幫助。與
此相關的是對「市場」的理解。「反全球化」將全球化總結為「市場的暴政」，是「反民
主」和「反社會正義的」，但為什麼是「市場」的暴政？而不是「壟斷」（或「反市場」
）的暴政？
事實上，「反全球化」文引用了很多重要的「事實」，指出所謂「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
往往是有名無實的，那麼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現實之下的各種「反民主」和「反社會公義」
的現象，是否還能夠以「市場的暴政」來概括？是否還能夠以召喚市場的對立面──（民
族）國家來作有效反抗？是市場導致「反民主」、「反社會公義」，還是各種「反市場」
的力量──例如各式的政治經濟壟斷、規管和「反全球化」文也曾提及的「知識財產權」
？事實上，「私有產權」不僅不是市場的基礎，更往往是限制市場競爭的一種制度，商標
藥物（brand name drug）對非商標藥物（generic drug）的排拒打擊，正好印證了「知
識財產」的反市場競爭的性質。
因此，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問題是：市場與民主之間的關係、與社會正義之間的關係。這
與「反全球化」所倡導的「社會性」並非完全沒有關連。如果「社會性」不等同於社群主
義、部族主義、民族主義和「鄉梓政治」，如果「社會性」不排拒甚至鼓勵一種尼采式的
個人主義──一種含「敵意的冷靜」和能「延遲反應」的個體，那麼這種真正意義上的尼
采式個體如何在反對社群主義、部族主義、民族主義和「鄉梓政治」之下建立「社會性」
？特別是要在一個大範圍（全球化？）內建構這種「社會性」？在此，儘管市場確實不斷
強調當下即時的反應，將人還原為可交換的事物，但它是否也同時在建構一種讓人較易獨
主自主的距離，和有別於社群主義、部族主義、民族主義和「鄉梓政治」的人與人的交往
？對市場力量是否也可以像對（民族）國家一樣，找出它的「左手」而加以結盟？是否也
可以向市場這「魔鬼」學習？這些問題，也許同時值得香港的文化社會運動深入思考。
無論如何，「反全球化」是中文學界討論全球化問題一篇內容豐富、觀點新穎的論文，它
的意義不但在於梳理了關於全球化問題的各種觀點，還在於引發出新的理論想像和實踐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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