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人人都會宣稱獨立判斷很重要，這本身似乎也成為套話了。但你是否明白，獨立判斷的重要性究竟何在呢？阿倫特的回答是，因為在現代社會，只是服從主流規則，已經不再能夠防止人們作惡。
阿倫特注意到一個事實：在德國最早支持納粹興起的人群，並不是社會底層或者邊緣人群，而是像艾希曼一樣，是有文化、有教養的所謂「值得尊敬的人們」。正常的社會中，這樣的人一般不會去犯罪，因為「不能殺人」是公認的道德法則。但是，納粹建立了新的法則，重新定義了道德：只要是為了種族利益，殺人也能成為一種「道德義務」。那些所謂「值得尊敬的人」竟然很容易就接受和適應了這個新法則，結果導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災難。
在阿倫特看來，大屠殺的災難表明，舊有的道德模式已經失效了。傳統的道德學說著眼於習俗、習慣和規則，道德教化就是讓人循規蹈矩，能遵守道德規則就是有道德的人。但20世紀的歷史讓我們看到，傳統的習俗和規則完全可以被顛覆。在納粹德國就出現了這種新的現象：人們依法作惡。
這裡有一個極為嚴酷的道德困境：遵紀守法可能迫使你作惡，如果想要行善，卻可能觸犯法律。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道德和教化變得自相矛盾。所以阿倫特發現，道德的真正涵義不是循規蹈矩，而是自己獨立做出關於是非對錯的判斷。
為什麼獨立判斷又很困難？
好了，現在我們得到了一個答案，那就是要保持獨立判斷，反對盲從。這個答案聽上去好像沒什麼深奧的，很清晰，但實際上卻極為困難。
首先，「獨立」不等於「正確」。循規蹈矩是有章可循，但如果你要獨立判斷，就得拋棄對既定規則的服從，自己確立標準，自己給自己立法。但在前面的課程中我們已經知道，現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就是，它瓦解了傳統的價值規範，卻無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價值標準。所以，盲從當然不行，但你獨立判斷，就一定能做對嗎？誰也無法擔保。
結果，獨立判斷就成了一件責任風險極大的事。如果你循規蹈矩，做對了當然好，做錯了，你也能很方便地為自己辯護，你可以說「這不怪我，規矩就是這樣定的」或者「大家都是這樣做的」。可是如果堅持獨立判斷呢？做對了，那是應該的，做錯了，就是你自己導致的。你沒有任何托辭，沒辦法推給規矩，也沒辦法躲到「法不責眾」的後面，你必須完全為自己承擔全部責任。
你看，保持獨立判斷，說起來很簡單，實際上這個任務太艱巨了。一個清晰的答案，帶出了更難的問題：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做到獨立判斷呢？
獨立判斷，究竟應該怎麼做？
對於這個難題，阿倫特也沒有給出完整的解決方案。但她提出了一條線索，她提示我們：儘管這件事很難，但仍然有人做到了。那我們就去看看這些人是如何做到的，從他們的身上尋找啓示。
阿倫特提到過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一名普通的德國士兵，名字叫安東·施密特。他雖然沒有多大權力，卻盡了自己的力量幫助猶太人逃亡，為他們提供可以逃命的證件和交通工具，最後這位士兵被納粹逮捕，審判處決了。
另一個例子是集中營里的一名醫生，名叫弗朗茲·盧卡斯。為了救助奧斯維辛的囚犯，他從黨衛軍的藥房裡偷藥品，用自己的錢給囚犯買食物，想方設法從毒氣室中救下一些人。戰爭結束後，他也被送上了審判納粹的法庭，當艾希曼這樣的人在大言不慚地為自己辯護時，盧卡斯醫生卻認為自己是有罪的，他說他無法從集中營的經歷中平復自己。
阿倫特問道：士兵施密特和醫生盧卡斯這樣的人，他們與艾希曼的區別究竟在哪裡？
據施密特的朋友說，他是一個寡言笨拙的男人，沒有什麼哲學氣質，也不怎麼看書讀報。納粹審判施密特的時候，他的律師為他辯護說，救助猶太人是為了給國防軍保存勞動力，但施密特本人卻否認了這個辯護理由，他坦言自己幫助猶太人就是為了拯救他們的生命。結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臨刑之前，他給自己的妻子寫了最後一封信，信中寫道：「親愛的妻子……請原諒我，我只是作為一個人類來行事，我不想傷害別人。」
阿倫特認為，施密特和盧卡斯這樣的人始終要求「忠實於自己」，他們做出獨立判斷的前提是，始終保持「與自己相處、與自己交談的傾向」。他們選擇不作惡，不是為了服從於納粹之外的某個戒律，而是因為他們無法接受作為殺人犯的自己，他們不願意與這樣一個自己共存，為此他們甘願承受危險、乃至付出生命。
在阿倫特看來，這種獨立判斷的典範，在西方思想的源頭中就存在，那就是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說過「寧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願行不義」，這樣他至少能夠與自己和睦相處。達到這樣的境界並不要求有多麼高深的知識，多麼聰明的頭腦，只是要求你始終過一種自我反思的生活，不斷與自己的內心對話。這就是所謂「道德正直」，英文就是moral integrity，integrity這個詞最初的涵義就是「完整一致」，後來用來形容一個人品德高尚。因為這樣的人能夠坦然面對自己，不用規矩和套話來自我欺騙，他保全了自己人格的完整。
自己的思考
現在，讓我們回到阿倫特在臨終時刻寫下的那個標題，「判斷」。獨立判斷究竟要怎麼做？阿倫特曾經說，「就各種特殊情況作出判斷而言，沒有什麼恆常的通行標準，也不存在什麼確定無疑的規則」。我們只能在具體的處境中，冒著風險，真誠地去做出自己獨立的判斷，並為此承擔責任。
我自己閱讀阿倫特的作品有近30年了，在過去15年，每年都要給研究生講解阿倫特的政治思想，每一次我都會重讀她的作品。我一直感到，阿倫特的思想非常令人著迷，也令人困惑，因為她的思考是未完成的、探索性的，從未給出完整的答案。但也許這本身就是一個答案：它要求我們，必須和阿倫特一同思考，必須自己來思考，如同蘇格拉底那樣，用思考恢復我們作為人的存在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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