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吉仲:這三年風調雨順,哪有產銷失衡?
(聯合)近年風調雨順 陳吉仲:請問有哪個農產品產銷失衡?
👉 https://udn.com/news/story/8423/4902643
摘要:
陳吉仲受訪時表示,2016年有霸王級寒流以及三個颱風,2017年到2020年非常感謝老天爺,我們風調雨順,因為風調雨順在這兩三年,他要請問有哪一個農產品有所謂的產銷失調?
根據農委會基金預算決算資料顯示,台灣去年就啟動了包括高麗菜、柑桔、鳳梨、香蕉、芭樂、火龍果、芒果、檸檬、文旦、麻竹筍、生食甘蔗等收購或補貼,農委會稱之為產銷調節措施;此外,為了穩定豬肉及大宗養殖魚產銷,也進行產銷調節,一共支出6億7016 萬99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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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仲老師:2017以來風調雨順,哪有產銷失衡呐❗️😠
只有 #產銷調節 沒有 #產銷失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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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加映:
(聯合)陳吉仲駁產銷失衡 農民傻眼
👉 https://udn.com/news/story/8423/4904341
摘要:
台大園藝學系退休副教授許明仁說,農糧署今年羅列廿多項易感、產銷失衡作物進行監控,若沒有產銷失衡幹嘛要監控;文旦柚、香蕉幹嘛要收購?「#可能主委對於產銷失衡的定義與我們不一樣」。
#陳吉仲
產銷失衡定義 在 巷仔口社會學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最近幾天有平面媒體開始質疑高雄市長韓國瑜上任以來主打農產品外銷的政策動機,理由是高雄市農業產值佔全市GDP比例極低、農業從業人口也不到5%。面對這個議題,也許我們可以回到更根本的一個現象去思考,為什麼「貨出得去、人進得來、OO發大財」能夠成為政治人物號召選票、打動人心的農業政策牛肉?這句口號背後反映的是對於台灣(或高雄)農業、農村、以及農業從業者的何種想像?農村與農人所需要的,僅僅是不斷擴張、不限對象的產銷市場嗎?
中研院社會所的鍾怡婷老師指出,農業就業人口與農業佔總體GDP比例的減少,是近半世紀以來台灣農業發展的整體趨勢,且自1990年以來,農業就業人口始終以「兼業農」為主,這種「半農半X」的從業型態,模糊了農村的界線與農人的定義。怡婷老師以日本綾部市與歐盟農村的經驗為例指出,這些規模不大、非全職的「小農」,反而是使農村重拾活力、帶動改革與社會創新的重要行動者。
面對台灣農業所面臨的結構性衰退問題,我們似乎不該再平版式地將農村僅僅視為農產品的生產基地,這樣的「農村想像」讓我們直覺地認為農村唯一面臨的問題就是「產銷」問題。如同怡婷老師在本週文章所提出的,更重要的問題也許是--「什麼樣的農業型態才能讓農村有活力?」農村與農業是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不僅僅是一張張產銷契約背後的生產者而已。
文章連結: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9/03/26/chungy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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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錢克綱/(中研院社會所)】水產養殖:一個半X半Y的領域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9/02/05/chienkokang/
克綱老師這篇同樣刊登在本站的文章,從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視角切入具有共通點的水產養殖與產銷問題,文中指出:「『銷售失利、政治契作』的質疑儘管有力,卻也忽略一個重要問題:兩岸契作成功地『轉譯』了產銷失衡的『社會-自然』秩序問題,而成為『外銷中國市場與否』(或說,貨出不出得去)的問題。儘管在此之前,臺灣的虱目魚從來不是為外銷目的而生產的食物或商品.......但是此後,『產銷失衡』的舊現象置放在『兩岸契作』這個概念之下獲得了新的意義:臺灣的農漁產品失序需要中國市場的解決方案。」值得讀者一併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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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由本文作者提供授權,若需轉載使用,須經作者同意
產銷失衡定義 在 賴清德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聽見人民的聲音,行政院對2018選舉的檢討」
2018年九合一選舉已經結束,每張選票不僅是人民對政府的期待,也應視為對政府施政的檢驗。選舉結果明白顯示,人民對施政並不滿意。身為行政院長,難辭其咎,自應與團隊虛心檢討,方不辜負人民藉此次大選所傳達的強大聲音。行政院會從人民的角度,檢討敗選的原因,也必須按人民的需求,調整施政。
今天的報告分三部分:
第一、人民最期待政府做什麼?
人民最期待政府改善經濟。
很多人努力工作,省吃儉用,生活仍然拮据,真能存錢也不多,生活品質不易改善,遑論買車、買房。年輕人不太敢結婚、生子。
大家希望優質工作多一點,薪水高一點,生意好一點,房租、房價低一點,每個月多存一點錢,吃健康一點,生活品質好一點。這些需求如果能滿足,成家立業就比較容易,為人父母者也比較不用擔心孩子將來找不到好工作,無法過生活。
我相信經濟不是人民唯一的願望,但大家最期待政府把經濟顧好,這樣才能安心追求其他目標和價值。
第二、政府過去兩年多的施政,是否符合人民最急迫的需要?
政府這兩年多來,並未滿足人民最急迫的需要,讓人民失望、不滿的施政包括:
一、未能深刻體會人民生活的辛苦
全球資本主義拉大貧富差距,數位、平台經濟創造的新商業模式對傳統產業產生衝擊,都對台灣的經濟發展發生影響。過去兩年多,台灣的總體經濟表現不差,政府公布的數字指標也都是真實呈現,但經濟成長的成果並非人人受益,尤其是部分產業承受轉型的陣痛。低薪加上物價,內需型服務業營運困難,基層民眾對經濟成長無感,政府未即時察覺並即時改善。
農產品產銷失衡,雖然是長期存在的問題,但近年來因氣候變遷影響更顯嚴重,而政府過往措施已系統失靈,不但沒有超前佈署,預作調控,訊息掌握也不足,農漁民權益沒有得到即時關照。
過去兩年來,中國以減少陸客數量作為抵制台灣的手段,造成以觀光產業為主的縣市流失許多商機,新生客源包括新南向客源雖然補足缺口,但遊客多停留於中、北部,而南部、東部地區深受影響,觀光業者業績滑落自有怨言。
二、政策規劃不夠周延完善
勞基法一例一休的初次修法倉促,未顧及台灣勞資狀況及台灣中小企業面臨數位經濟新商業模式帶來的挑戰,勞資權益的平衡欠缺輕重緩急思維,造成中小企業作業困難,基層勞工生活也受到衝擊,雖然經過再次修法給予彈性,但民怨已成!
台灣每年秋冬季節所面臨的空污及P.M2.5懸浮微粒影響民眾健康,其中牽涉專業及科學問題。能源開發與空污防制本應循序漸進,逐步達成,但因空污法規劃不周,期程訂定操之過急,授權環保署嚴格執行老車污染物排放標準,引起抗議不滿及社會不安,顯見事先規劃與溝通皆有不足。
選務公開、公平、公正是台灣最引以為傲的事蹟,然而今年九合一選舉合併公投,整個規劃未臻完善,民眾等待排隊時間過長及一邊開票一邊投票的現象,均惹民議。
三、改革做法引發重大爭議和不滿
2016年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與立法院多數席次後,首次完全執政。基於人民對改革的期待,開始啟動年改、勞基法、轉型正義、司法改革等工作。改革用心雖獲民意支持,但大部分民眾在不瞭解實質內容情況下多有誤解,以致於在執行時引發爭議,尤其在假訊息的攻擊下,只有負面效應,改革沒有呈現正面的支持力量,司法改革尙未有明顯進展,也招來民怨。促轉會的「東廠事件」,更嚴重挫傷政府的公信力,使改革進一步蒙上陰影。
能源政策力推再生能源,但能否靠再生能源和其他非核發電,達成2025年非核家園,儘管政府有決心,但社會有所保留,尤其是環保團體對深澳電廠和觀塘天然氣接收站的興建有不同意見,即便深澳電廠採用超超臨界機組,觀塘天然氣接收站則盡量降低生態衝擊,但反對聲浪仍大,讓社會和企業相當憂心,對台灣未來的電力供應,沒有足夠的信心。
四、假訊息攻擊來勢洶洶,政府欠缺有效、快速的因應能力
傳統文宣及訊息澄清因應方式,在本次大選中已完全失靈,網路已重新定義媒體及輿論。對於假訊息的流傳與不實攻擊,在第一時間無法遏止,部會處理態度不夠積極,政府部門也缺乏在網路有效的說明,讓政府在數位時代中無法掌握民眾的偏好與需求。
五、立法與行政的互動要領及政府用人皆有待改進
依據現行憲法,總統及立法委員民選產生,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但政策與法案擬定則由行政與立法部門共同形成,目前立法行政互動與溝通顯然不足,民意無法及時反應在政策的檢討上,亦應從速檢討與改進。憲政制度上,也應有另一番考量。
政府能否用對的人做對的事,也經常受到社會批評。日後應正確判斷、用人唯才,方不致造成施政問題。
第三、接下來政府該怎麼做?
此次敗選原因是民進黨政府沒做好,失去民心,但並不代表台灣人民願意用犧牲主權和自由、民主、人權的生活方式,來換取經濟利益。
未來政府各項施政,應輕重緩急掌握得宜,完整規劃並有效執行,包括人民最關心的經濟、教育、環保政策等,除了專業的考量外,也都要從人民的角度思考:這項施政對多少人民有幫助?有什麼樣的幫助?是否能即時幫助人民?會不會帶來負面衝擊?有符合人民迫切的需要嗎?以此進行各項施政檢討,並在追求經濟繁榮的過程中,不忘公義價值。
政府應該記取這寶貴的一課,誠實面對過去兩年多來的錯誤和問題,並根據人民的需要,來調整政策,用實際的行動和改變,再度爭取人民的信賴和支持。
總結而言,民主政治的精義在於廣大人民第一,安居樂業至上。在政黨輪替已步上常軌的台灣,任何執政黨都只是階段性存在,然則國家生機無窮。政府深刻體認,唯有與廣大人民同一呼吸,與廣大社會同一脈動,俾不愧對台灣人民的託付,才能對國家作出貢獻。
去年9月我堅定地來接任行政院院長,因為當時的執政已經出現問題,我願意協助解這個難局,但很可惜,經過一年的努力,並沒有成功。11月24日我堅定地留下來穩定政局,民進黨已經大敗,但不能夠敗不成軍,不能夠潰敗,更何況在我任內發生的普悠瑪事件,立法院已經排定要我到立法院報告,我也希望能夠就後續的公投事項,跟立法院共同妥善處理,也希望讓立法院審議中的預算跟各項法案能夠持續順利地推動,現在我也要跟社會報告,時間一到我也會堅定地離開,負起政治責任,不讓檢討流為空言。
11月27日我重新回到我曾經服務12年的國會殿堂,全國最高的民意機關接受備詢、接受質詢,我深刻感受到,民主政治肩負起政治責任是最高的價值,任何人都不可違背,更何況我是「民主萬歲」的人。但是在此之前,我與我的行政團隊都會全力以赴,不會讓行政空轉,不管是我堅定地來、堅定地留下、或堅定地離開,都不是為了我個人,我不計毀譽,我都是為了大局、都是為了台灣,也只有我離開,總統才有可能大破大立,新的局面才有可能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