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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跪著造反的出版人沈昌文】（本文在《報導者》同步刊出）
　
那年秋天，北京天高風爽，陽光燦爛。
那家飯店大堂，卻光亮不足，顯得陰暗。
從外頭走進來的人，有些背光，我設法看清他的面貌，揣測這是否我在等的人。
　
他不快不慢地走近，說：「郝先生嗎？我三聯書店沈昌文。」臉上帶一點淺淺的微笑。聲音不高也不低，音量很結實。他的頭髮是黑的，鏡框後的眼神不顯銳利，但讓人摸不準遠近。
　
後來，我談起第一次見沈公的情景，老說當時見到了一位活脫脫武俠小說裡「深蘊內斂的中年練家子」。
那時三聯書店的同事雖然都稱呼他「老沈」，我從開始就稱他「沈公」。
　
＞＞串糖葫蘆的神奇人脈
　　
那是1989年9月。我第一次去北京。
行前打探需要拜碼頭的人，各方訊息都指向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這個名字。
　
我很快就確認，那是個不只台灣，所有海外，以及中國內地各處要去北京的人，都要知道的名字。
不只因為三聯書店這個重要的出版品牌，也因為當時他在主編的《讀書》雜誌緊密呼應甚至引動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脈動；不只因為他努力為中國各界文史作者、學者提供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因為他有本領在改革開放之後引進戴尼提、蔡志忠這些風動一時的暢銷書。
沈公不是那種初見就熱情四射的人，但他的深蘊內斂像個黑洞，不讓人疑懼，而吸引人一步步接近。
　
對剛去中國的我，他的人脈廣得很神奇。
談起對中國（不只出版市場）的任何問題，講起任何我想在大陸認識的人，出版界的人就不說了，文化、藝術，甚至某些政界的人，他都能在言笑間輕鬆送出答案。直似劍光閃動，只見燭芯短了一截的行雲流水。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半基於好玩問他能不能介紹崔健，心想這他可沒轍了吧。但沈公只是淡淡地說一句「我來看看」，然後沒幾天我就見到了這位中國音樂界的大腕。
　
比較熟了之後，沈公說他自己就是愛「串糖葫蘆」，也就是趁著機緣把各方相干、不相干的人串聯在一起。
並且因為他出身上海，所以很服膺十里洋場時代做什麼事都「閒話一句」的氣派。
這些都不只基於他的個性，也因為他就是有這種本領。
　
沈公眼神讓人摸不準遠近的另一面，也就是對人不分親疏。
看著他交往的對象五湖四海，我也就一直謹守和一個武林高手相處的分際，保持客氣的距離。
不過，後來我們畢竟是越來越親近了，和別人不同的親近。
　
＞＞計劃經濟之下紮實的馬步
　
打從開始，沈公就給了我各方面的啟發。
在出版的領域，他讓我對中國出版的歷史和當時的現況，快速抓到些梗概。
　
1990年代初，中國的出版市場和國際還沒有接軌，書籍的許多印製條件也有待改進，然而我從沈公身上看到一個在計劃經濟之下做出版的人，受著種種限制，但他的馬步可以蹲得多麼紮實，內功可以練得多深。
　
我學著體會中國出版社裡所謂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種種微妙關係，也聽到沈公在他一把手位子上要管多少台灣同行覺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政治課題就不說了，社內同事的住房問題、入黨問題、婚姻家庭瑣事，簡直無所不包。
　
在那個中國社會和經濟環境都在轉型的階段，沈公在三聯書店總經理的位置上，既要小心翼翼地不能在政治上犯錯誤，又要維持三聯書店引動思潮的傳統和風格，還得自行創利，壓力很大。他引進的戴尼提固然造成巨大的暢銷，但也有人不喜；他出版的蔡志忠作品固然造成萬人空巷的熱潮，也得來有人說他只會「賣菜」的評語。
　
此外，在那個主渠道出版社對民營二渠道或者有敵意，或者根本不放在眼裡的年代，沈公又帶我對二渠道有了很多了解。我很好奇他怎麼有這些門路。後來得知他雖然貴為三聯書店總經理，但贊同一些二渠道年輕學者編輯的西方學術文庫，慨然允諾立場開放的合作出版，為支持二渠道民營出版立過典範。
　
總之，我在中國結識的第一個出版人就是沈公，很幸運。
沈公讓我看到中國出版界一個高標，也影響了其後多年我和中國出版市場來往的基調。
這麼多年來，台灣很多人在中國走過買書號出書的路，我從沒做過。一來是我不想走這類落人把柄的路；二來也因為我覺得認識沈公，不走這種門路也罷。
　
＞＞共產社會國營體制的實相
　
沈公也讓我對中國社會的一些特別情況有了直觀的機會。
有一次，沈公帶我去友誼商店買一台傳真機送他的作者。看好機種、價格之後，沈公留下一張空白的三聯書店支票，就離開了。
我很驚訝，就問沈公難道不怕商店亂填金額。
　
「怎麼會，我們都是國營機構啊。」沈公哈哈一笑。
沈公說，反正大家都是國營機構，不怕對方亂來。他要自己填金額的話，還得計算稅金之類，寫錯了還麻煩。交給對方寫，對方敢亂填，最後自有雙方國營機構的主管單位出面查證、解決。
　
我見識了共產主義國家裡，大家都是國營單位體制的實相。如果連友誼商店和三聯書店都因為是國營機構而難分彼此的話，那中國所有出版社、書店之間的關係，當然就更不在話下。
出版、印刷、發行、零售都要聽出版總署的，出版總署又要聽中宣部的，真是上下內外，渾然一體。
　
我學到了很重要的一課。
　
＞＞「打擦邊球」和「跪著造反」
　
來往中國多年，我始終保持一個原則，不主動找政治話題來談。和沈公也是。但沈公還是指點了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19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一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很多人說毛澤東仍然在中國有很大的光環，這下子以後我再去中國可能有麻煩。七嘴八舌的很多分析。
我問沈公。他聽了之後，說了一句話就不但讓我安心，也讓我開竅：「只要不是批評現在當政的人，談過去的事沒什麼問題。」
　　
沈公也跟我說過，中國有一個差點就開放出版的時刻。
改革開放之初，隨著中國社會各個層面都在鬆綁，出版也是。曾經擔任中共建政之後第一任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倡言成立形同民營出版的產銷合作社；人民出版社也準備了「東方出版社」的副牌，準備當開放的試點。
　
沈公說：就在大家都很興奮的時刻，中共的元老陳雲說話了。陳雲講了一句話：「你們都忘了共產黨是怎麼起家的嗎？」
開放出版的事，就此封箱；中國其他行業再怎麼開放，出版不在其內，形同國策。
　
不過，即使此後出版仍然一直在共產黨緊緊掌控之中，也設了重重禁忌，但是中國的出版和言論尺度還是持續有一些微妙的變化。像《讀書》之得以出現，正是代表。
聽沈公談一些兼有官職和知識份子身分的人，如何為他們雜誌巧妙而迂迴地創造空間；他們實際工作的人又如何善加體會，細加運用，是很動人的。
　
所以沈公介紹人給我認識的時候，最愛強調誰誰誰是個「自由主義」；他聊天最興高采烈的，就是談他在出版，以及主編《讀書》的過程中如何一次又一次打「擦邊球」，在一些禁忌議題的邊緣上行走的經歷。打擦邊球要打得有驚無險才高明，這固然要賭一些運氣，但更多的是要有膽識，有見解，還有一些幽默。
　
相較於有些人主張知識份子就當「敢言」，沈公這種擅打擦邊球的作法，有人稱他是「跪著造反」。
不論這麼說他的人是褒是貶，沈公毫不以為忤，一再轉述。的確是，對他來說，「打擦邊球」就是為了「跪著造反」，而「跪著造反」最重要的武器也就是「打擦邊球」。因此沈公引述「跪著造反」之語，是帶著一點自得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和「一僕二主」

在都是國營體制之下，在都歸出版總署和中宣部管轄之下，中國各個出版社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和演變，我們台灣人很難想像。
　
以三聯書店來說好了。
這個1949年前就卓有聲名的出版社，到中共建政後新成立旋即遭到撤銷，到1954年才又得以成為人民出版社底下一個「三聯書店編輯部」。三聯書店的招牌刊物《讀書》雜誌，是在1979年創刊的，但當時名義上是出版局研究室的刊物，由人民出版社代管。至於三聯書店從人民出版社分家出來，真正開始獨立經營，是1986年的事。
　
而沈公和他兩位關係密切的領導，陳原和范用的關係，都是從他1950年代初進人民出版社的時候就建立起來的。
　
陳原，人稱原老，是語言學家，是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室的成員之一，54年起兼任「三聯書店編輯部」主任，到改革開放開始，擔任商務印書館的首任總經理兼總編輯，但同時也是《讀書》雜誌創刊主編。
　
范用，人稱范老板或范公，在49年之後先在出版總署、中宣部工作過，調來人民出版社，歷任總編室主任、副總編輯等職位，在《讀書》雜誌創刊時，實際貢獻很大。
　
三聯書店還沒獨立出去的時候，范用兼任總經理，但是到1985年正式獨立前夕，他卻因故退休，改由沈昌文擔任了三聯書店獨立後的首任總經理。
沈公從工作的第一天，就一直受范用的領導，所以他說自己在組織上是范用的系統，但是他在思想和觀念上一直同陳原比較一致。
這樣，當沈公在三聯書店成立了編委會，范用和陳原兩位老領導又都在內，他就面臨了日後自嘲「一僕二主」的局面。
　
沈公在他的回憶錄《也無風雨也無晴》裡，有一段著墨不少。
《讀書》以創刊號上＜讀書無禁區＞一文發生轟動性影響，也同時成為另一派力量想要「打棍子」的對象時，兩位退休的領導給了沈公不同的建議。
范用跟沈公說要「敢於講話，不怕封」，說國民黨時代封過三聯書店的刊物，結果更壯大了三聯的聲名。
而陳原則認為歷史條件改變，今非昔比，情況已經不同，要怎麼說話可以研究，但不能走「不怕封」的路。
就當家者的立場，沈公同意陳原的見解，也從此發展他「跪著造反」的路線，結果也引來范用說他沒出息，認為沈公辜負了他的一手提拔。
　
沈公跟我講過一段六四期間的事。
那天，三聯書店開會，范用在會中慷慨激昂，主張大家都要聯署上街的聲明。開會的人傳閱聲明，沈公說他很猶豫，但是在范用的注視目光之下，也只得勉強和大夥一起簽了名。
　
這份聯署聲明傳到當時也在開會的陳原面前時，陳原拿在手裡看一看，微微一笑，就傳給下一位。
沈公說：「別人再給他，他就再微笑傳回去。如此來回三次。他始終什麼話也沒說，也什麼都沒簽。」
　
我問沈公，六四後來秋後算帳，那大夥簽的聲明沒事嗎？
沈公說他也很焦急，問了范用怎麼辦。開始范用沒回答他，問了兩次後，要他別管了。原來那個聲明范用後來並沒有送出去。
這個故事，沈公講了不只一遍。
每次講，他對陳原和范用都不下任何評語，但每說到陳原接過遞給他的聲明，再三微笑傳給下一位的那一段，他都會跟著頷首微笑；再講到范用說他後來並沒把那個聲明送出去，他又會再頷首微笑一次。
　
＞＞進入「打招呼」時代
　
沈公常講他在1996年1月1日怎麼得知自己在前一天退休的。
他說那天早上接到電話，電話那一頭跟他說：「沈昌文同志，你已經在昨天 12月31日傍晚六點退休了。」
　
沈公的個性和形象，都從退休開始出現些微妙的變化。
之前，雖然也海派，他的沉穩內斂多些；之後，他就交遊更廣，言談更無所禁忌。宴席上，他說編輯的工作就是要「談情說愛」、「坐以待幣」 等金句，妙語如珠，舉座皆歡。
　
在工作上，我和沈公也因此出現了兩個階段的關係。
他在三聯書店任內，擔任我的顧問；他退休那年，我也正好要創業，想在中國市場多探索一些可能，所以就邀請沈公一起工作，成為同事了。
　
大致從沈公退休時開始，中國政府對出版的控制也進入另一個階段。
之前，有命令，有肅殺，有邊界，所以有擦邊球可打。那之後，進入「打招呼」的階段。
　
沈公說：他接到的通知他已經退休的電話，就叫作「打招呼」。
之前，黨和政府會傳達正式命令或通知；之後，轉為私下打一通電話的「打招呼」。不必正式通告要禁什麼書、封殺什麼人，上級單位只要對出版社的領導打個招呼就好。而這個領導將來有沒有出路，就看上級眼裡的他是否識相，願意接受打招呼。
　
大致和軟性打招呼的年代一起開始，中國對民營二渠道的立場也有了變化。
改革開放之初，國營出版社把民營二渠道不是視為不法，就是不屑一顧。
第二個階段，大致是沈公說開始「打招呼」的年代起，為了應對加入WTO，國營出版社要集團化、上市，造大船出大海。於是容忍民間二渠道以「工作室」身分存在，把這些工作室的產出當作國營出版集團的資源。
　
這些遊戲都已經不是沈公自己所熟悉的了。但感謝有沈公的指點，我多少能看出點趨勢的變化。
當然，我也感謝他介紹于奇給我，讓我多了個不同世代的得力助手。
和沈公、于奇在北京一起工作的日子，是我人生中很美好的回憶。
　
＞＞看清「戰友」和「火力」的重要
　
除了對中國出版市場、社會的了解之外，我最感謝沈公指點了我為人處世的一課。
　
那年，我要離開上一家公司的時候，在一件事情上被人家設局，事後很不甘心，想要反擊。聞風而來，願意提供「火力」支援的人不少，該如何取捨，一時拿捏不定。
正好我去北京，就請教沈公。
　
飯店屋角有一柱立燈，沈公坐在沙發上聽我講了一大圈之後，幾乎沒經考慮就大致說了這麼一段話：願意提供你火力，想借你的手來打擊對方的人，肯定不少。但是你用了某人的「火力」，就等於承認此人是你的「戰友」。不過，你想要打擊敵人是一回事，但你也得考慮自己是否真的樂意和此人是「戰友」，是同一陣線。
　
這段話對我真有警醒作用，受益良多。
一般人在氣急攻心之下，只想打擊自己痛恨的對象，所以有任何支援火力都照單全收，不會考慮這些火力的來源。沈公的話，讓我冷靜下來，開始衡量究竟是反擊的快感大，還是事後可能因為和一些價值觀不同的人沾上邊而懊悔更大。
　
我檢查了一遍，發現是後者。我還真不願意就此和某些人當「戰友」。於是就婉謝了許多火力支援，也把反擊的事放下，從此不再回顧。
這真是我人生比較明智的決定之一。
行動之前，先評估戰友是誰，先看清支援的火力來源，也成了我日後行事的重要提醒。
　
＞＞氣功、羊蝎子、臭
　
沈公也是個追星族。追鄧麗君。
和中國70、 80年代很多人一樣，他從第一次聽鄧麗君的歌，就為之著迷。
他說每天清晨起來，最快樂的事就是自己在書房裡，把鄧麗君的歌放得很大聲，然後一面手舞足蹈，一面開始剪刀、膠水齊飛，整理各種資料。
　
他是個道地的資料控，講解過一些心法給我，端地是說來簡明扼要，但不是人人都能實踐。
再接下來，他每天的行程就是去搭公交車，去潘家園淘寶，找舊書刊。然後就是去親近熱愛的「傅小姐」——複印機了。大量複印他收集的資料，給一些人當「內參」，是他的樂趣之一。後來網路發達了，他則開始用電郵傳送。
　
沈公也熱愛吃喝。這應該歸功於兩點。
一是他練氣功，身體底子好。沈公少年時期體弱多病，因為練了蔣維喬的氣功方法而得益。他幾十年氣功練下來，大小周天、任督二脈都打通，平常聊天就不時兩手交握，左右大姆指來回交搓。所以不只精神恒常飽滿，頭髮一直不染也烏黑。
有一次他用辦公室的浴室沖澡，別人沖澡開心會唱起歌來，沈公讓大家聽到什麼是武俠小說裡的「長嘯」。于奇說他是練成了氣功的三花聚頂。
　
第二是他有一位當醫師的賢內助白大夫。白大夫知道沈公在外吃喝百無禁忌，每天關注他的身體情況，隨時調理他需要服用的保健藥品。沈公有這個憑仗，就更加吃得天南地北。
所以，想到沈公，就不免想到和他一起的吃喝。
從1989年北京夜裡找不到什麼吃的地方，到沙灘出現第一家「二十四小時都有飯」；從凱賓斯基的啤酒，到三里屯的酒吧。
　
猛地說起來最難忘的，還是去吃羊蠍子那次。
那家店是一面吃羊蠍子，一面把骨頭吐到地上。所以店裡地上到處都油膩膩的。
沈公很得意地說：吃羊蠍子就得這樣！還加一句：「這就要喝小二！」（小二指小瓶的二鍋頭。）
我難忘那家店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有件事後來怎麼都想不通：當時我還不坐輪椅拄拐杖，怎麼走得進地上那麼油滑的店裡？
　
沈公是寧波人，愛吃醃的臭莧菜梗，所以在飯桌上特愛講那些醃菜要臭到什麼程度，醃缸裡要看得到白白的蛆等等。大家要攔他，他才樂呵呵地轉移話題。
不吃臭莧菜梗，他就愛吃有臭味的美食。凡有台灣同事來，他就要推薦炸玉米窩頭片塗上王致和臭豆腐乳的美味。
結果引發過一場慘劇。
　
那年冬天，台灣有幾位同事去北京。聽他慫恿，其他人都掩鼻避之，有一人卻勇敢地嘗試了。勇敢的人不但吃了，還喝了杯可樂。所以稍晚她們幾人一起搭計程車出門，車子一顛簸，喝可樂的人打了一個大嗝，全車人包括司機都慘叫起來。
　
沈公真是喜歡逢人推介各種奇異的飲食。
　
＞＞因為反服貿而中斷聯絡
　
2013年7月，為了反服貿，我從寫第一篇文章起，就決定不再去中國了。
　
前面說過，中國官方對民營出版曾經有過兩階段的立場。最初，是對「二渠道」或者打壓，或者睜一眼閉一眼的階段；再來，是對民間「工作室」容忍利用，以便國營出版集團造大船出大海的階段。
而當時，已經進入更高明的第三階段。
　
有些國營出版社已經體會到不需要自己做大，而是提供養分讓「工作室」做大，把民營公司做大、做集團、做上市，再往海外伸足。國營出版社，及終極主導他們的中宣部，隱身在重重的商業包裝之後，幕後掌控就好了。
　
這樣做，最聰明的就是中國可以透過分身進入海外市場，卻不必相對地開放國內市場。而當時，早在服貿協議還沒簽之前，他們透過資助和投資等方式，就已經在台灣有一些相當活躍的代理人和合夥人。一旦服貿協議生效，他們可以更正式地往台灣投入資金和資源，兩岸出版業的不對等競爭，以及後果，都可想而知。
　
我們政府完全覺知不到這些。甚至連人家出版社都是國營，最上游的大老闆是誰的本質也意識不到。中國的出版社早就成長為出版、印刷、發行、零售各個環節一條龍發展，多頭一身的巨物，我們政府竟然以為這些環節像台灣一樣是各自獨立的存在，可以分割談判，還相信簽下服貿協議有助於換取中國未來開放出版。
　
至於對岸為了一手保護自己出版市場不要對外開放，一手又要走出海外，已經演化出多麼精細的攻守途徑和方法，根本不在我們政府的意識範圍之內。
　
用天真到像一張白紙來形容，不知算不算最客氣的。
　
而我寫了許多文章，雖然只是批評自己政府的愚昧，卻也決定從此不要再去中國。
　
我立刻和許多人都不再聯絡。不必讓大家為難。
其中，當然包括沈公。
不只沒再通電話，連電郵我也再沒寫給沈公。
我知道那裡對一切聯絡的掌控有多嚴密，也可以想像他應該已經接過不少打招呼的電話了。
這樣，沈公和我斷了五年聯絡。
　
偶爾，想起和沈公在北京的種種，恍若隔世。
中間，只有從共同的朋友那裡聽來一些消息。
大家都說沈公生活依舊，還是常去潘家園，還是常坐公交車到處亂逛；餐宴照去，吃喝依舊，精神好得不得了，唯一就是耳背越來越嚴重。
　
聽著朋友的形容，沈公頷首微笑，雙手交搓姆指的神氣，就在眼前。
　
＞＞「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2018年春天，我突然接到沈公在紐約的女公子來信，說沈公會在那年夏天去美國，想見我一面。
大喜過望。
我安排了行程，濶別五年後，和沈公在一家義大利餐廳見面。
　
那一天本來我以為和沈公會有很多話要說。
　
過去沈公雖然不怎麼談六四，但是對1949年後，一直到文革的種種經歷倒談了不少。他會講他是多麼忠貞的共產黨員，各種鬥爭都相信黨是對的。毛澤東發動各種運動時，半夜發表一個什麼文稿，大家都要激動地上街遊行等等。
　
我聽他活龍活現地描述那些場景，也聽他說過林彪之死對他造成多大衝擊。
連永遠的林副主席都會背叛黨和國家，這使得他對過去所有堅信不移的事情都產生了動搖。
　
也因此，沈公常說他感謝鄧小平，不論別人怎麼評價，他認為中國文革之後的發展，以及他所能過上的日子，都是這位總工程師的功勞。
而我每次問沈公，文革有沒有可能再次捲土重來的時候，他都會微笑，也搖搖頭。
　
所以那天要去見沈公之前，我準備了一些問題，想問他對這幾年中國的看法。
只是見面之後，那天是我和沈公話說得最少的一次。
　
主要是，一見面就覺得，不必多問了。
另外，沈公確實耳背得厲害。雖然他仍然精神奕奕，但是必須靠著他耳邊很大聲地說話才行。他自己一開口，音量也非常大。
　
沈公問我最近在忙什麼，我說趁五四一百周年紀念的時候有個出版計畫。
「你有什麼書，有什麼資料要找的，就告訴我吧！」在那家義大利餐廳裡，他聲若洪鐘，然後又加了一句，「我願意永遠幫郝明義工作！」
　
我問他家人怎麼不試一下助聽器。她們說再好再貴的都買了，但沈公都說適應不了，不肯戴。
「其實戴一戴就會習慣，但是他就是不肯。」她們說。
　
「沈公，你怎麼就不試試呢？」我靠近他耳邊大聲說。
　
這時沈公又使出他那個可能是跟陳原學來的頷首微笑的絕招了。

那天，他對助聽器這個問題就一直保持微笑和沉默。他不回答，誰也沒辦法。
　
直到餐後上甜點的時候，沈公突然對著我又中氣洪亮地說了：「我早上出門，搭上公交車就坐到總站再坐回來。我可以一路看北京的風景，練自己的氣功，別人說些什麼我可以什麼都聽不到，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我聽了之後，忽然覺得聽懂了，就大聲地回他：「享受！享受！真享受啊！」
　
＞＞不屑老化、三花散頂
　
去年底，于奇告訴我沈公前陣子腿腫、腹水，住院檢查。
一周後出院，于奇去看他，沈公要她錄一段視頻給我。
幾經輾轉收到視頻後，我看沈公對著鏡頭還是中氣十足地說：「郝先生，我等你來北京吃辣的啊！」沈公從初識我開始，就一直封我是台灣最會吃辣的台灣人。
然後沒幾天，得知沈公去世。
　
我和于奇通電話，聽她所知道沈公去世前兩天的情形。
　
沈公回家後仍大致如常生活。元旦前後，北京遇上寒潮降溫。但沈公還是堅持要出門自己去買膠水，好回來剪貼整理資料用。
去世的前一天，他沒有像往日一樣在家喝啤酒。他大女兒看他氣力很弱的樣子不放心，就留下來在他家裡陪他。半夜去看他還睡得很熟。到早上再去看他，身體微溫，人已經走了。
　
我們兩人得到的共同結語，就是這真是個永不服老的人。
年紀再大，他也不怕喝醉摔跤。
風雪再大，也攔不住他出門準備工作。
他一定要盡情把自己的生命之火燃燒到徹底的乾淨。
絕不留下任何牽絆。
他不肯戴助聽器，不只是因為他圖個耳根清淨，也因為他根本就不想讓自己跟任何老化的象徵相聯接。
　
沈公不只享受生命，不只是不服老，還根本就是鄙視老化。
他根本沒法接受自己戴助聽器的形象，更不會等到自己可能要用手杖、用輪椅，甚至必須別人照顧的那天。
所以他必須用氣功把自己的狀態保持到最好，然後在無法持續的時候，就三花聚頂也三花散頂，把所有的精氣神一次耗用殆盡。
　
在他滿九十大壽的時候如此離開塵世，實踐了他期盼的無疾而終，用他自己的話説：「這不是很享受嗎？」
　
＞＞也無風雨也無晴
　
沈公走後，回顧和他來往這三十多年，最感欣慰的，還是為他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本回憶錄。
當年邀他寫回憶錄，有多重理由。
　
他目睹自己家庭從富裕而敗落，經歷上海從十里洋場到進入社會主義，很有時代感；
他個人從1949年前在一家銀樓當學徒，到考進出版社當校對，再一路成長為出版界的標誌性人物，過程很勵志；
在他一路成長的過程中，由秘書而編輯而管理者，對不同領域的工作都有自己獨到的心得；
他學習與見識的許多政治、文化、學術界人物，有太多精彩的軼聞和傳奇；
他經歷1949年後的種種運動，又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版路程的實際開拓者之一，必定對這段出版史有很深刻的觀察和總結。
最後，他還是資料控，想必可以整理出一些他人忘記或視而不見的資料，讓人拍案驚奇。
　
沈公最初都是打哈哈，不當一回事。
請他吃飯、喝酒，邀著其他朋友一起遊說，也不成。
像是要栓住孫行者般鬥法良久，最後終於說動他了。但是到實際寫出來，又是漫長的路程。
同事共同押著他簽下不只一張承諾書，還是一拖再拖，不知何時才會真正兌現。
這樣熬了至少應該有個十年吧，沈公終於交出了書稿。
交稿後又顧慮這裡敏感那裡敏感而一再刪節、調整，最後終於在九年前，在台灣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新書發表時，他還和家人一起來了一趟。
　
回頭讀這本書，雖然知道他還是隱去了許多地方，但發現所有當初邀他寫書的理由都有相當完整的回應。
這本書不只寫出了沈昌文個人在大時代裡的足跡，不只寫出了三聯書店的歷史，也寫出了中共建政之後的社會環境，還有思想、文化界許多不同領域的人物面貌。
更重要的，是沈公透過註解、關鍵時刻的重要政策文件和書信，留下了一些線索。這些線索不只有助於讀者勾勒過去的一些樣貌，也可能有助於理解當下，甚至對未來有一些想像。
　　
謝謝沈公。
再會。
　
《報導者》網路版 https://bit.ly/3c2IcQ0
　
#沈昌文 #三聯書店

袁世凱怎成「近代中國勝日第一人」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現代一些歷史愛好者認為，袁世凱是近代中國戰勝日本的第一人。但殊不知，他所謂的勝日是什麼成色。

這話就要從頭說起了。

早年袁世凱的成敗都發生在同一塊場地上。

這塊場地就叫朝鮮半島。成也朝鮮敗也朝鮮，這句話對袁世凱可謂刻骨銘心。

查考歷史，中國的國際地位，從與朝鮮的關係上，可見淋灕的體現。而中日之間的強弱對比，也不可或缺這麼一塊試金石——朝鮮半島的宗主權。

從公元前的西漢開始，朝鮮就一直是中國最親近的藩屬國，進入明朝中後期，中朝兩國的關係走得越發近了。因為明萬曆年間，中國挽救了一次朝鮮亡國危機。

這事就與日本有關。歷史上中國與日本有四場大戰，其中三場都就圍繞朝鮮半島展開。這三場戰爭分別是：白江海戰、萬曆朝鮮戰爭，甲午戰爭。戰爭的發起方，不是泱泱大國中國，而反倒是島中之國日本。

因為從古至今，日本一旦羽翼稍豐，總是要先拿朝鮮試刀。所以進軍朝鮮，便成為它崛起的一個象徵。公元1592年，大明中國進入萬曆皇帝統治的中後期，國力漸衰，而日本這個時候卻走入上坡，四分五裂的戰國日本被草莽英雄豐臣秀吉統一，國力大增，就任關白(相當中國攝政丞相)的豐臣秀吉躊躇滿志、野心外露，於是率20萬兵征討朝鮮。應朝鮮的請求，宗主國明中國萬曆皇帝派兵援朝抗日東征，雙方斷斷續續打了七年拉鋸戰，最後日軍因領袖豐臣秀吉猝逝而撤軍，明軍付出很大代價，幫助朝鮮取得「壬辰衛國戰爭」慘勝。統治朝鮮的李氏政權保住了，尊明朝為「永世的父國」，故此朝鮮人對明朝的感情非常深厚。今日半島尚有「明朝在韓國」之說。

而時光流逝到袁世凱所在的清朝，情況就發生了很大變化。滿洲八旗征服中國以後，朝鮮曾一度自詡為正統，認滿清為夷狄，不向滿清稱臣，且決心為明朝報仇。後清朝派兵橫掃朝鮮半島，朝鮮也不得不服，與清朝重修了宗藩關係。1832年，英國人胡夏米前往朝鮮，要求與其通商，朝鮮方面的回覆是「朝鮮服事大清國，只尊大清國的旨」。顯然，朝鮮甘居大清國附屬國。

如果把國家肢體化，那麼東北是中國的右膀，而此時朝鮮則是中國延展的右臂。二者確實已經達到「打碎骨頭連著筋」的親密程度。因為歷史原因，朝鮮對中國大哥罩著小弟的能力從來是不曾懷疑的。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會變的。十九世紀中葉，朝鮮一部分人對清朝的宗主國能力產生懷疑動搖。在此之前，大清在與西方的交戰中處於完敗，分別向英國、法國甚至葡萄牙賠款割地，本土香港、澳門分別淪為英國、葡萄牙屬地，一個政治落後、無法自保的國家，有什麼資格再做他國的宗主國？可憐的老大連自己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護自己的藩屬國？

於是，朝鮮政府內部，親清派已非鐵板一塊的主流派，親清派之外，新起了一股親日派。親日派中以朝鮮少壯派精英為主，他們希望脫離清朝，改革國政，組成開化黨。

這些少壯派的特點是敢說敢幹、且說幹就幹。1884年12月4日，開化黨發動政變。控制了王宮，殺了一批親清保守派大臣。成立了親日改革派政權，這就是朝鮮號稱的甲申政變。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朝鮮的這場政變，就給了大清國青年才俊袁世凱露臉機會了。

當時清朝在朝鮮設有駐軍，他們是兩年前應朝鮮王室要求入駐朝鮮的。原來進入十九世紀末葉的弱肉強食時代，困守半島的朝鮮李氏政權想偏安也不成，國內動盪不斷，兩年前就已經經歷過一次震盪。1882年7月23日，朝鮮發生壬午兵變。也稱漢城士兵起義。一群不滿外統治的軍人和市民，聯合起來攻入王宮。朝鮮王室向兩國求援。得到清政府積極響應。8月17日，清政府令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率三千人馬赴朝鮮平亂。

在派往朝鮮的清軍陣營中，有一位年僅23歲的青年軍官，他便是袁世凱。師從淮軍將領吳長慶，籍籍無名。而朝鮮突發的兩場事變，令他時來運轉。在第一次平息壬午兵變事件中，袁世凱已經小試牛刀、嶄露頭角。事後吳長慶在給清廷的呈報中特別表揚了袁世凱，說他「治軍嚴肅，調度有方，爭先攻剿，尤為奮勇」。事後論功行賞，袁世凱被授予五品同知官銜。「壬午兵變」後，朝鮮王室重新編練新軍，袁世凱因在平息事變中表現突出，也受到王室器重。以幫辦朝鮮軍務身份駐紮朝鮮。大清的這支遠征軍也以幫朝鮮訓練新軍的名義全部留下來。

兩年後，即1884年12月4日，身處多事之秋的朝鮮再次發生政變，就是這場「甲申政變」。袁世凱再次大顯身手。

開化黨因為是親日派，所以得到了當時日本的配合。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他率領150名日軍趕到王宮，與開化黨的50名士官生徒一同，控制了王宮。

開化黨組成的新內閣，並在12月6日，對外宣佈十四條政綱。其中第一條就明確提出要脫離與清國的宗屬國關係，建立獨立國家。他們宣佈「外結日本，內行改革，聯日排清，脫離中國，朝鮮獨立，實行君主立憲」。

客觀評價，甲申政變實質，既是親日派與親清派之爭，也是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可謂朝鮮歷史第一場憲政革命，帶有推動朝鮮歷史發展積極意義。領導政變的開化黨應屬朝鮮進步政治力量。

然而，開化黨雖屬進步力量，但得到的外援很少，開化黨加日軍，總共不過200號小股軍隊，基本屬於孤軍奮戰。而當時清朝入朝軍隊人數在3000人左右，十倍以上於對方。

幫辦朝鮮軍務的袁世凱，是在政變發生第二天才得知確切消息的。他權力有限，清朝駐朝軍號稱「慶軍六營」，主帥當然就是吳長慶。

因為顧忌到宮中還有日本軍隊，起初吳長慶表現得較為謹慎，不敢擅自行動。即便遭開化黨清洗的中間派大臣紛紛跑到清軍大營，「痛哭乞師」、要求出兵，吳長慶也一時猶豫不決。而此時袁世凱起到了鼓動作用，在吳長官猶豫不決的情況下，力勸吳行動，並自告奮勇，表示自己願率清軍入宮鎮壓開化黨。為了打消吳長官及群僚的失敗問責顧慮，袁世凱承諾：「如果因為挑起爭端而獲罪，由我一人承當，決不牽連諸位」。

勝利功勞歸大家，失敗責任我獨抗。應該說，年輕的袁世凱此時還是體現了一定的勇氣和血性。最重要的，評過一次朝鮮內亂的他，曉得對手的戰鬥力，心裡有底。12月6日，血氣方剛、信心十足的袁世凱率領約2000名清軍，聯合擁護國王的朝鮮軍隊一道進入王宮，經過幾個小時的「激戰」，擊敗了總共不到二百人的開化黨人和日軍，重新控制了王宮。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自焚公使館，率部逃亡仁川的日本領事館。後帶開化黨殘餘幾人，逃回日本。開化黨政權僅存在3天，便告流產。

事後，清廷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與日本簽署了《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確定「朝鮮若有變亂或者重大事件，清、日兩國如果其中一國要派兵入朝，應先行文知照對方」。這項條款事實上第一次確立了日本在朝鮮同清朝對等的地位，也使中國的宗主國地位發生了根本的動搖，被公認為是清朝外交政策的一次巨大失敗。

但是，作為朝鮮內政的實際控制者，這場政變最大的贏家卻是袁世凱。這場以十倍之力，平小股之敵的事件，事後被袁世凱聯合吳長慶上報朝廷，描述為重大勝利。1885年11月，年僅26歲的袁世凱被清政府任命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員，左右朝鮮政局，儼然朝鮮太上皇。



為什麼袁世凱會在朝鮮成功呢？

一方面，是他的果決成就了他。當時清政府接到甲申政變、清軍捲入的消息時，十分震驚。不過還沒有想好對策之時，又得知袁世凱率清軍已及時平叛，而沒用國內派一船一艦、添一兵一卒時，清廷實在是大喜過望。

而另一方，袁世凱的成功還有賴於日本的成全。

袁世凱此時的日本對手竹添進一郎，只是個外交家，並非政治和軍事強人。史料稱他「態度和行事風格都偏靈活」，他與清軍駐朝統帥吳長慶交情融洽，反對「中國威脅論」，不是一個強硬派。朝鮮開化黨領袖金玉均說：「金某無義，又無智識」，「竹添素性怯懦，即一書生」。可見，袁世凱的對手，不是日本士大夫中的佼佼者，只是一介書生文人而已。

而且，這裡還有日本國策幫忙。當時明治政府鑑於本國維新大功尚未告成，軍隊羽翼還未豐滿，命令駐朝日軍對這次朝鮮變局採取了有限介入方式，140人一個連的隊伍，怎麼能抵3000人的六個營清軍呢？這在一定程度上讓袁世凱撿了便宜。從而得到「近代中國戰勝日本第一人」的誇世資本。

甲申平亂後，袁世凱在朝鮮過上了太上皇般的風光好日子。但到了1894年，朝鮮又生東學黨內亂，袁世凱錯判時局，誘發中日甲午戰爭，結果差點被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活捉，最後不得不臨陣脫逃，退回中國。

對手十年前的韜光養晦，十年後就找回來了。甲午戰爭令袁世凱「近代中國勝日第一人」光環迅速消褪，聲望一度一落萬丈。

作者：(程萬軍)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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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期劉備帳下著名謀士 軍師中郎將：龐統｜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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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統（１７９－２１４年８月２９日），字士元，荊州襄陽（今湖北襄樊）人。東漢末年劉備帳下謀士，官拜軍師中郎將。才智與諸葛亮齊名，道號「鳳雛」。在進圍雒縣時，統率眾攻城，不幸被流矢擊中去世，時年三十六歲。追賜統為關內侯，謚曰靖侯。龐統死後，葬於落鳳龐統墓坡。


詳細介紹

龐統（１７９—２１４年８月２９日），３６歲，字士元，東漢末年劉備部下著名的謀士、將領。

籍貫：荊州襄陽今湖北襄樊

容貌：歷史無記載

官職：軍師中郎將、追賜關內侯謚曰靖侯



家族資料

子女：龐宏

兄弟姐妹：龐林

叔父：龐德公

曾效力過的勢力：蜀漢


龐統的歷史評價

司馬徽：南州士之冠冕。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陳壽：①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於時荊、楚謂之高俊。②儗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

魯肅：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楊戲《季漢輔臣贊》：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諸葛亮：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

早年便以「鳳雛」（就是鳳的雛，小鳳凰，假以時日，一定會高翔於九天，清鳴於雲中，這是別人給他這麼一個綽號。）之名與諸葛亮（伏龍）齊名於荊州。當時徐庶曾對劉備評價他的經典言語是：「臥龍鳳雛，得一而可安天下也！」曾與東吳陸績、顧劭等臧否人物，自謂曰「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龐統傳》）。赤壁大戰後，龐統來投靠孫權。但是，由於龐統太小看周瑜，而孫權平生最喜歡周瑜，所以孫權發誓不用他。魯肅就推薦他去劉皇叔（劉備，漢獻帝的叔叔）那兒，龐統聽取了建議，就來投靠劉備。但未得重用，不得以領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其後經諸葛亮、魯肅極力推薦，劉備方才再度召見龐統，與之談論軍國大事，大為器重，於是拜龐統為治中從事，不久又與諸葛亮同為軍師中郎將。諸葛亮和魯肅舉賢薦能的寬廣胸襟固然令人欽佩，但龐統本身具有的非凡才華，恐怕才是其最終脫穎而出的根本原因。

加盟劉備

更重要的是，龐統正是實現隆中戰略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才，他的加盟，為劉備集團提供了進一步飛躍的契機。按照「隆中對」的規劃，取得荊州、站穩腳跟是第一步，其次是西取巴蜀，跨有荊益，然後兵分兩路，消滅曹操，最終統一天下。劉備聯合東吳，在赤壁之戰中打敗南下的曹操，又趁機取得荊南四郡，進駐南郡，可以說已經實現了「隆中對」的初步目標。龐統的職位變化，也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因為軍師中郎將不是一般的軍師，後者止絕軍謀，而前者既參謀決策，又統御兵權。劉備設兩個軍師中郎將，意味著要將兵力分成兩部分，去執行兩個大任務了。

不久之後，經過精心策劃，再加上益州內部張松、法正、孟達等人的策應，入川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諸葛亮、龐統各司其職，前者負責留守荊州、鞏固後方（但後來因入川阻力較大不得不調諸葛亮帶兵出征），後者負責輔佐劉備，進佔益州。兩人之所以作出如此分工，也是有著重大意義的。在當時的情況下，進佔益州和鞏固荊州是同等重要的大事，不進佔益州，則不能實現一統天下、興復漢室的大業；不鞏固荊州，則進佔益州的行動缺乏可靠的後方保證。要同時完成這兩件大事，必須要有諸葛亮一流的人才協助劉備才行。綜觀劉備早期的謀臣團，「糜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三國志·蜀書》卷８陳壽評曰），但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實非其所長。毫無疑問，鞏固荊州與攻取益州，諸葛亮均是最適合的人選，但他分身乏術，只能顧一頭；而龐統不但學識淵博，善於鑑別人物，而且有「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的本事，正適合協助劉備進佔益州。在入川過程中，龐統不但協助劉備作出了幾次意義重大的正確決策，而且以其獨有的聰明才智，使劉備擺脫了信義寬仁等觀念的束縛，為日後平定西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不幸的是，龐統在圍攻雒城時中箭身亡，年僅三十六歲。

出使吳國

吳國將領周瑜幫助劉備攻取荊州，兼任南郡太守，龐統仍為功曹。周瑜去世，龐統送葬到吳地。吳人多聞其名，因此，當他要西返荊州時，眾多知名人士齊會昌門，為他送行，陸績、顧劭、全琮都參加了聚會。龐統又開始品評人物，他說：「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接著，他又對全琮說：「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陸績、顧劭對龐統說：「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三國志·蜀書·龐統法正傳》）於是，龐統跟他們深相結交而歸。

事後，有人曾問龐統：「照您看，陸績比顧劭好嗎？」龐統說：「駑馬雖然精良，但乘坐的只是一人罷了。駑牛一天走三十里，所負載的哪裡只是一個人的重量呢？」據說，顧劭去見龐統，住在龐統那裡，兩人談論起來。顧劭問：「您有善於知人之名，你說說，我和您相比，誰好一些？」龐統說：「講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我比不上您，但是，如果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我可就比您強一點了。」顧劭認為龐統的話有道理，和他親近起來。


受到重用

劉備佔據荊州，任荊州牧，龐統以從事的身份試署耒陽縣令。在任不理縣務，治績不佳，被免官。吳將魯肅寫信給劉備，推薦龐統，信中說：「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三國志·蜀書·龐統傳》）諸葛亮也對劉備說起過龐統。於是，劉備召見龐統。兩人縱論上下古今，劉備對他大為器重，任命他為治中從事。此後，劉備倚重龐統的程度僅次於諸葛亮。龐統和諸葛亮同為軍師中郎將。

有一次，劉備與龐統閒談，問他：「你曾經擔任周瑜的功曹。聽說那次我到吳國，周瑜曾上秘信給孫權，讓孫權扣留我，不知是否真有此事？在誰的手下，當然就該忠於誰，你不必隱瞞。」龐統回答：「確有此事。」劉備慨然嘆息：「當時我正在危急之中，有求於孫權，所以不能不去見他。去了，竟差一點落到周瑜手中！」劉備還說：「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孔明那時也勸我不要去，而且一再堅持，想來也是怕孫權扣留我。我當時卻認為孫權所要提防的是北面的曹操，應該希望有我做他的援手，所以才堅持去見他，一點也沒有疑慮。現在想來，這確實是一步險棋，並非萬全之計。」


獻計徵蜀

建安十六年（２１１），法正奉益州牧劉璋之命到荊州，迎接劉備入益州共拒張魯。法正私下向劉備獻秘計，請劉備藉機謀取益州。劉備猶豫再三，不能決斷。龐統進言，他說：「荊州荒蕪殘敗，人物流失殆盡。且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有大的發展。益州戶口百萬，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如果真能奪取此地，以為根基，當可成就大業。」劉備仍然擔心：「如今與我水火不同的是曹操，曹操峻急，我便寬厚，曹操暴虐，我便仁慈，曹操狡詐，我便忠誠。凡事與他相反，就有可能得民心、有成就。如今為得益州，失信於天下，能行嗎？」龐統說：「如今正當亂離之際，凡事不能墨守成規，要隨機權變才好。況且吞併弱小，攻擊暗昧，逆取順守，報之以義，正是古人所重視的。只要事定之後，封還他一塊土地，還有誰能說您有負信義呢？不趁現在攻取益州，到時就會被別人佔了先機。」劉備認為龐統說得有理，決定留諸葛亮、關羽等鎮守荊州，而自己則帶領龐統，率領數萬兵士進入益州。益州牧劉璋和劉備在涪城相會，龐統獻策：「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劉備說：「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三國志·蜀書·龐統傳》）劉璋隆重地招待劉備及其部下，增撥給劉備不少人馬糧草和軍用物資，連戰略要隘白水關也交給他督理，命他率兵去進擊張魯。劉璋交代完畢，就回了成都，劉備則率部到了葭萌關。

此時的劉備實力大增，已有部眾三萬多人，車馬整頓，兵甲鮮明，糧秣充足，士氣振作。但他並末立即去進攻張魯，而是停在葭萌，厚樹恩德，以收民心。

建安十七年（２１２年）十二月，劉備在葭萌關屯駐已經一年。龐統就戰略問題，向劉備獻上三條密計：「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劉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三國志·蜀書·龐統傳》）。

劉備認為中計有道理，依計而行。斬楊懷高沛，揮兵直指成都，一路勢如破竹，所經過的地方都順利攻克，很快便打到了涪城。在涪城，劉備大會將士，置酒作樂，志得意滿。他乘著酒興對龐統說：「今日之會，可謂樂矣。」龐統卻說：「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時劉備已醉，怒道：「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龐統起身而退。劉備馬上後悔了，請他回來。龐統回到原來的位置上坐下，不看劉備，也不道歉，飲食自若。劉備說：「向者之論，阿誰為失？」龐統說：「君臣俱失」（《三國志·蜀書·龐統傳》）。劉備大笑，酒宴上又恢復了歡樂的氣氛。

裴松之評價劉備和龐統的這次爭論說：「謀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酣宴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言‘君臣皆失’，蓋分謗之言耳。」


不幸隕落

214年，劉備調諸葛亮、張飛等人帶兵攻克白帝、江州、江陽。不久，劉備包圍雒城（現今的德陽廣漢一帶）。龐統率眾攻城，被飛箭射中，死去。時年三十六歲。劉備極為痛惜，一說到龐統就流淚。為表彰他的功勛，任命他的父親為議郎，後升任諫議大夫。劉備追賜龐統為關內侯，定其謚號為靖侯。

龐統死後，葬於落鳳坡，墓地只有簡單的維護，據說這是劉備為其親選的墓地，可府北看南，是一塊風水寶地，現有墓碑一塊。

在龐統墓約２公里處，有劉備為其建的祠墓，三進四合佈局，石木結構（石牆、石柱、石漫、石柱廊、石窗），古樸惇厚、肅穆莊重。依次排列著山門、「龍鳳」二師殿、「棲鳳」殿、龐統陵墓。祠內存有龐統及諸葛亮雕塑像，歷代匾聯、碑刻、字畫等大量珍貴文物史料。宋代文人陸游路過龐統祠墓時，曾作詩一首：

鹿頭山過龐士元墓

士元死千載，淒惻過遺祠。

海內常難合，天心豈易知。

英雄千古恨，父老歲時思。

蒼蘚無情極，秋來滿斷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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