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龍應台深得國學精髓 只有最膚俗的「和平觀」】
在英殖末年，龍應台是在香港中文教育裡面被捧得很高的人物。良師益友都把她的東西視為知性讀物推介給後輩；在回歸中國前後的過渡懵懂時期，香港上一代知識青年對龍應台也是有一種懵懂的好感。所謂懵懂時期，就是心志還在孩童階段，對自己在世界的定位十分含糊，也因此對外部事物的鑑賞力，有著與年齡相稱的膚淺。也就是這種膚淺，才會覺得龍應台那種風格和定論人畜無害和知性。
依然是談論龍應台早前的「我反戰」貼文，這在台灣內部引出很多異議，而香港則只看到陶傑和李怡有談論的觸覺。無論如何，「和平」總是沒錯的。龍裝模作樣的反戰表述，就涉及一個中國學問的一個傳統問題——中國人在「西力東漸」以來，就自我定位為受害者，也因此錯誤以為自己向來是歡迎和平的；也接連將中國多年來的文化和歷史，解讀為多年來的平靜與和平被打破。
例如孫文生平的最後一個公開演講，就是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題為《大亞洲主義》。孫文在死前還是有泛亞主義的夢想，希望日本和中國聯合起來「興亞」；他壟統地將東方文明視為講仁義道德的「王道」文明，而西方近代則是講物質和槍炮的「霸道」文明。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在歐帝國主義陰影下的人，自然要化解天朝瓦解導致的內心痛苦，於是便如此解讀自身的過去，所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說法真是永遠沒有錯。因此在往後的一百年，中國人即國共雙方，也抱持「中國是沒有帝國主義，一直都是和平」的歷史觀。
然而魯迅早就說過，在翻書的時候發現每一頁歷史書寫的都是「吃人」。這也不僅是隱喻，而是每凡打仗，人口大糧銳減、吃人遭吃的事情還是不絕於史。而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不斷輪迴出現，也似乎並沒有令這片土地有多「和平」。體制內的歷史學家葛劍雄曾寫過一篇很大膽的論文，從傳統的「正統王朝」數起，由秦、漢、西晉、隋、唐、元、明數到清，發現實際「統一」的時間只有一半時間，甚至更少的33%，打破了「統一是常態，分裂是異常」的傳統說法；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發動「統一戰爭」，則統一時期「連33%都沒有」。
從具體觀察可知，中國一直以來未必很統一；過程絕不和平，則幾乎是肯定。然而由周人入主中原以來產生的中國學問，便是一種帝國主義學問，也就是對侵略的文飾和歌頌，令中國文化下的人，往往以為自己是和平的；不管是中國士大夫多數認為「三代」是和平、孫文認為東方是和平，或龍應台認為自己在反戰，也是一脈相承。例如儒家製造了堯禪讓給賢君、政權在聖王之間和平流轉的神話，莊子則針鋒相對地在《盜跖篇》予以瓦解，指出現實是「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一點也不和平，聖王全部是亂臣賊子出身。
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
然而黃帝是「炎黃之孫」的象徵源頭，他和蚩尤等九黎部落尚且談不攏而導致戰爭，殺人無數；然而勝者為王，此極不和平的歷史事件，以蚩尤的傳說形象不斷妖魔化告終；非信史時代的傳說，預示了信史時代的歷史模型。秦朝攻打百越，又是殺人無數，但也被歌頌為「擴大中國疆域」的好戰爭；儒生比較愛漢朝，但漢武帝也主動攻打了一直維持「兩制」的南越國，以及其他鄰近地區。然而戰爭完結之後，天朝對外圍地區的內化和吸收，則被視為和平的推進；漢人佔據非漢人的土地，則是「王化」的擴展，亦可說是王道遍佈宇宙的進程。戰爭者同時是和平者，大戰爭等於大和平。中國傳統的歷史哲學，已經有一點馬克思式辯證法和「new speak」的味道。
所以這個邏輯推向極端的話，中國其實沒有戰爭過，因為寰宇一體，並無內外之分，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也是應然的，是一個支條綁成束棒、世界由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因此事實上並沒有和平和戰爭之分。中國傳統學問中的道德心性，和大政治是截然而分的兩個層面。不殺人乃至仁義禮智，都是個人道德修養範圍，但如果是一族侵略一族，則反而是神聖的，是令國家擴大的好事；個人範圍的道德心性，對國家大事沒有指導和制約作用。
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主權和統一，比起個人和人權更重要。這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現實，也許亦是如此，但中國只是說得更赤裸，內部也沒有任何現代化孕育的制約機制。為了國家統一和擴大，殺多少人都是值得，仁義禮智的個人教誨在事關國家統一的場域下，不會發揮作用；正如蔣介石也是得人心的，為了不給日本人拿走他的統一，死多少人也是必需的代價。而古世以來，和平和戰爭是在一個你中有我的混沌概念之中。和平不是由和平而來的，而是鎮壓到沒有反抗之後的眾人衰弱狀態。也就是古代人和現代人的和平觀並不一樣。中國解決「所有人與所有人戰爭」的那個自然狀態的方案，是聖王擁有一切權力，在國境之內只有一個人，只有一個公民，即皇帝本人，其他人民都是無權者，那就沒有爭端，那就是和平。而怎樣削弱所有人導致他們沒有權力？方法就是戰爭。
所以龍應台在說和平，用一堆歐洲的文化名詞來染出一個文青的文字氛圍，然而自由世界的敵人，何嘗不也是想要「和平」？只是對方觀念中的那個「和平」，是持續的戰爭、持續的鎮壓、持續的緊急狀態。龍應台的言論為何給人一種深刻的偽善感，並不只是她表層消費的那些歐陸文化名詞，不只這樣，那種偽善是來自中國傳統，是戰爭者以為自己是和平者的古老傳統。龍是在敗者那方，即中華民國那一方，所以她就像孫文一樣，認為自己是和平的、反戰的；然而這只是掠食者被更高的掠食者掠食之時，就開始講起仁義道德和小確幸。事實上中國人在台灣島內的鎮壓，亦異常慘烈。
禮讚墨索里尼
這不獨是中國文化的問題，任何深厚悠久的文明，都具有這種蠻性。在歐洲，例如龍應台帖文裡面充滿甜膩味道的維也納，或者奧地利本身，就充滿戰爭的古性。奧地利出了希特勒不說，在納粹德國崛起擴張的時候，奧地利人有很多都是熱烈歡迎，泛德意志主義只是表徵，更深層的是一種期待「王者帶來永久和平」的渴望。也因此，他們同時是戰爭和政治狂熱，但也是「和平主義者」。
奧地利也出了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的創見是開始觀察人類潛意識的混沌和原始一面，雖然他的表層也是用人文和理性將之克制，作為治療；而瑞士人榮格則是「反向地繼承」他，非常反感佛洛伊德那怕只是餘緒的理性主義；據說榮格認為希特拉是「是一位巫醫、一具神靈之器、一位半神半人，甚至根本就是一則神話」，認為他在世界的作用，就像巫師在原始社會一樣，引發出所有人的原始一面和潛意識本能。
這些都是歐陸的大學者、大文化人，但「絕對的戰爭亦即絕對的和平」的古老概念，對他們也是充滿誘惑。榮格這樣回顧：「當希特拉攫取了權力時，我非常清楚地看到，集體歇斯底里已經在德國發作了。但我還是情不自禁地對自己說：這畢竟是德國，一個具有道德感、遵守紀律的歐洲文明國家。因此，在我看來，這場明顯的群眾運動最終結果仍然是不確定的，正如元首的形象首先讓我感到，他僅僅是善惡兼具的存在⋯⋯像我的許多同時代人那樣，我有我的懷疑。」有趣的是身為猶太人的佛洛伊德，也禮讚墨索里尼是「統治者中的文化英雄」。
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偉大意識，到了現代還是不斷發揮作用。例如活動到戰後的神秘主義兼納粹主義者 Savitri Devi，對希特拉便是頂禮膜拜，她用自身的文化信仰去解釋希特拉形象的方法，跟佛洛伊德和榮格也十分類似。Devi 簡單來說就是將印度教和納粹主義融合，在她的作品《The Lightning and the Sun》裡面，她根據印度教的說法，將歷史分為黃金時代、銀器時代、銅器時代乃至黑暗時代 (即現在)。基本上跟中國傳統認為世界是在一個不斷的衰竭狀態是一樣的；另外她將偉大的領袖分為三種，一種是「處於時間裡面」，代表是成吉思汗，即書題的「雷電」，帶來毀滅；第二種是「處於時間以外」，代表是埃及十八王朝法王阿肯那頓，代表書題的「太陽」，他的主要事跡是發起大改革，是一個抵抗時代衰竭宿命的仁慈形象，也很像中國古代「興滅繼絕」的那句話；第三種便是「抵抗時間者」，例子是希特拉， Devi 認為希特拉同時融合了雷電和太陽、毀滅與創造，是可以將世界由衰竭由拯救出來的神人。這跟榮格所說的希特拉「善惡兼具」的說法，竟然異常雷同。
從中國人到歐洲人，甚至非洲，這種深古的渴望都是共通，對一個無法用世俗道德 (仁義禮智) 解釋的強大領袖、一個神王，都是充滿了內心的渴望。歐洲乃至世界的統一，就是終極和平，基本上和共產主義認為要渡過血污海，到達天國的理想一樣。他們理性上知道他會帶來戰爭，但也渴望和平——即佛洛姆所說的人恐懼自己的自由，而「和平」就是自由被剝奪之後的坦然。聽來非常弔詭，但這就是人的民俗心靈。因此後來 Karl Popper 大力鞭韃的左派推崇的「劃一齊整解決方案」，便是古老文明所共享的異型，也是有一個追求大和平，同時在追求大戰爭的心理模式。
偽善的最高境界
於是回到龍應台。她肯定覺得自己被那麼多人炮轟很無辜，但又要保持優雅，不能表露出自己感到不快的實況。說到底，提倡和平有甚麼不對？然而偽善的最高境界，便是不知道自己偽善。而這種最高境界的偽善，不是單憑裝模作樣的天性就可以煉就，你必須承接古老世界的文化傳統，才能養出惡之華。就像要養出異型，必須有人類和抱臉蟲，缺一不可。她，或所有中國文人的問題，是不明白自己文化的好戰天性，誤以為自己十分和平，缺乏哪怕是一絲的反省。
一個文化長期在內部殖民邏輯之下孕養，對和平和戰爭的觀念都會變得極有辯證法味道，它的「和平觀」也只能是膚俗的——他們認為有一隻天真的貓、一張破沙發、有一堆「文明細節」、讀著書、喝著咖啡，就是和平——而事實上是被納粹佔領的巴黎，也做得到，也一樣具有法式文化風情，然而那是一個永久鎮壓的場景，而肯定當時法國也有很多人說不要打仗，邱吉爾底下的英國人也是，為甚麼要跟納粹地下反抗、打游擊，甚至是開戰，毀滅那麼多年累積的文明細節？事實上如果你只是想要喝咖啡和看書的話，來香港也能享受到，但沒有人可以說香港現在這個樣子就很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