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
《三權分工趕客 法治精神蕩然》
一、
香港回歸後的特大新聞,筆者認為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和林鄭市長,環環相扣地指出香港根本沒有「三權分立」這回事!過往全港上下,莫不以為英殖時期香港法治是基於「三權分立」精神,所以有此「誤會」,據昨午林鄭市長的開導,是港人誤把「分工」當「分立」所致。特區兩位決策高官說香港根本不存在「三權分立」,明顯跟終審庭前任及現任大法官李國能、馬道立,以至終審庭常任法官陳兆愷的有關看法互異;林鄭市長和楊局長沒有宣諸於口的是,在他們心目中,馬大法官、李大法官和陳常任法官一樣,俱為孤陋寡聞之輩!
筆者是法律門外漢,只知道經濟硬體一流的上海和深圳,搞了這麼多年、投入那麼多人力物力,竟無法與經濟增長同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所以如此,核心問題便是三權不分立而是「互相配合」有以致之。沿此路進,本港通識教科書經教育局的「專業諮詢服務」後,把向來被香港人奉為圭臬的「三權分立」摘掉,如今決策高官「有膽」把「正確的話」即「香港沒有三權分立」講出來,在筆者看來,等於向國際社會發出「逐客令」!
五十年前筆者開始月旦時事,便認為對中國來說,香港的存在價值,皆因有把內地的垃圾變為外滙的市場機制,此機制所以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功能,關鍵在於以「三權分立」為基礎的法治社會。
港人和國際人士,都以為香港實行「三權分立」制度,李國能和馬道立兩位大法官以及終審庭常任法官陳兆愷,均先後在公開場合指出「在普通法制度中,司法獨立是最基本的特色;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也是一樣,司法獨立是權力分立概念的核心。權力分立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衡。」(李國能二○○一年在報業公會的午餐會上的致詞);而馬道立則強調「《基本法》清楚訂明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三權分立的原則,並以頗為明確的字眼,界定三者的不同角色……」(在二○一四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致詞);至於陳兆愷,於二○一一年一個講座上以「權力分立」形容香港法治制度;陳氏且引述《基本法》第五十九至六十五條、六十六至七十九條及八十至九十六條,分別由三權機關執行各自職能,而分工則「取決於每個國家個別的政治架構或司法權限,關鍵在能否互相制衡」。三位備受港人敬重的法界權威,對香港行之百餘年「憲制秩序」的理解,昨天被林鄭市長一言「DQ」!
林鄭市長昨天在主持行政會議前,循例對記者「吹風」,提及教育局局長刪除通識教科書中的「三權分立」,正確無誤;她認為過往港人以為香港有「三權分立」,是因為「我哋的宣傳教育不足、部分人認知有限,亦可能係有人故意誤導以製造矛盾」,但現屆政府「好重視『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正確的說話要有膽講出嚟,否則一路被不正確混淆的說話傳播,就會失去原來的意義,香港憲制秩序的原來意義,對香港是否能夠繼續有效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至為重要。」市長不愧是年年考第一的中學生,她學習京腔的訓話「似到十足」(肯定考第一),可是,她有否想到「分立」變為「分工」後,香港已非沒有內地政經法人脈的本地和國際商家及炒家所敢棲身之所、所想「搵食」之地……。
「分立」變為「分工」,與京腔合調合拍,然而,不必「長期而言」,香港將於可見的短期內,失去為國家創滙的功能和地位!
二、
指香港根本沒有「三權分立」的「高論」,當此疫情未消、經濟低迷、且明年度肯定重見久違的財政赤字以及國際間對香港的態度從友善變為敵視之際提出,何異落井下石、傷口撒鹽,非常不智。
近來有一種看法,認為不習慣「港版國安法」的外資和本地商家,紛紛結束所業或「遷冊」,以行動對香港投下不信任票,然而,此舉對本地經濟包括物業市道,不足為患,因為內地官企民企及一眾先富起來的官民會「趁低吸納」,取而代之,因此,短暫「震動」之後,香港經濟便會再上層樓!「一國兩制」不復存在的香港經濟,會否經歷這樣「換班」仍安然無恙?存走着瞧心態者,料為大多數。可是,如今「三權分立」變為「三權分工」,等於香港遭逢根本性致命重擊,社會秩序和營商環境必有翻天覆地之變,這種變化,當然不全屬消極、負面,惟日後香港「三權」皆向內地看齊,則屬必然,那意味香港有條件無縫地融入大灣區,對於看好中國政經前景及有內地政經法人脈關係的人,這當然是大好機會,然而,那些習慣在「三權分立」下生活和經商的人,便只好另覓去處。事實上,這種情況已隱隱然形成趨勢、蔚成潮流,仲量聯行的一項市況報告,指出迄今年六月底,中區「超貴」(Uber-expensive)商廈的空置率為百分之五點七(或一百三十萬平方呎),七月底且升至百分之七點九(二○一○年以來最高);再看看昨天本報有關商業及住宅樓價走勢偏軟的報道(A9及A8版的多則新聞),總體而言,香港物業現況和前景均不太妙——如今加上「三權分立」失蹤、「三權分工」悍然登場,已呈弱勢的市情急轉直下的可能,不容抹殺。
行之有年、港人世人皆額手稱善的「三權分立」,可以像魔術般於剎那間失蹤失聯,香港還有什麼可以保持不變?想到此處,筆者真的望着稿紙興歎!
潮流趨勢通識 在 潘小濤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轉)
林行止
一、
香港回歸後的特大新聞,筆者認為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和林鄭市長,環環相扣地指出香港根本沒有「三權分立」這回事!過往全港上下,莫不以為英殖時期香港法治是基於「三權分立」精神,所以有此「誤會」,據昨午林鄭市長的開導,是港人誤把「分工」當「分立」所致。特區兩位決策高官說香港根本不存在「三權分立」,明顯跟終審庭前任及現任大法官李國能、馬道立,以至終審庭常任法官陳兆愷的有關看法互異;林鄭市長和楊局長沒有宣諸於口的是,在他們心目中,馬大法官、李大法官和陳常任法官一樣,俱為孤陋寡聞之輩!
筆者是法律門外漢,只知道經濟硬體一流的上海和深圳,搞了這麼多年、投入那麼多人力物力,竟無法與經濟增長同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所以如此,核心問題便是三權不分立而是「互相配合」有以致之。沿此路進,本港通識教科書經教育局的「專業諮詢服務」後,把向來被香港人奉為圭臬的「三權分立」摘掉,如今決策高官「有膽」把「正確的話」即「香港沒有三權分立」講出來,在筆者看來,等於向國際社會發出「逐客令」!
五十年前筆者開始月旦時事,便認為對中國來說,香港的存在價值,皆因有把內地的垃圾變為外滙的市場機制,此機制所以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功能,關鍵在於以「三權分立」為基礎的法治社會。
港人和國際人士,都以為香港實行「三權分立」制度,李國能和馬道立兩位大法官以及終審庭常任法官陳兆愷,均先後在公開場合指出「在普通法制度中,司法獨立是最基本的特色;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也是一樣,司法獨立是權力分立概念的核心。權力分立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衡。」(李國能二○○一年在報業公會的午餐會上的致詞);而馬道立則強調「《基本法》清楚訂明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三權分立的原則,並以頗為明確的字眼,界定三者的不同角色……」(在二○一四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致詞);至於陳兆愷,於二○一一年一個講座上以「權力分立」形容香港法治制度;陳氏且引述《基本法》第五十九至六十五條、六十六至七十九條及八十至九十六條,分別由三權機關執行各自職能,而分工則「取決於每個國家個別的政治架構或司法權限,關鍵在能否互相制衡」。三位備受港人敬重的法界權威,對香港行之百餘年「憲制秩序」的理解,昨天被林鄭市長一言「DQ」!
林鄭市長昨天在主持行政會議前,循例對記者「吹風」,提及教育局局長刪除通識教科書中的「三權分立」,正確無誤;她認為過往港人以為香港有「三權分立」,是因為「我哋的宣傳教育不足、部分人認知有限,亦可能係有人故意誤導以製造矛盾」,但現屆政府「好重視『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正確的說話要有膽講出嚟,否則一路被不正確混淆的說話傳播,就會失去原來的意義,香港憲制秩序的原來意義,對香港是否能夠繼續有效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至為重要。」市長不愧是年年考第一的中學生,她學習京腔的訓話「似到十足」(肯定考第一),可是,她有否想到「分立」變為「分工」後,香港已非沒有內地政經法人脈的本地和國際商家及炒家所敢棲身之所、所想「搵食」之地……。
「分立」變為「分工」,與京腔合調合拍,然而,不必「長期而言」,香港將於可見的短期內,失去為國家創滙的功能和地位!
二、
指香港根本沒有「三權分立」的「高論」,當此疫情未消、經濟低迷、且明年度肯定重見久違的財政赤字以及國際間對香港的態度從友善變為敵視之際提出,何異落井下石、傷口撒鹽,非常不智。
近來有一種看法,認為不習慣「港版國安法」的外資和本地商家,紛紛結束所業或「遷冊」,以行動對香港投下不信任票,然而,此舉對本地經濟包括物業市道,不足為患,因為內地官企民企及一眾先富起來的官民會「趁低吸納」,取而代之,因此,短暫「震動」之後,香港經濟便會再上層樓!「一國兩制」不復存在的香港經濟,會否經歷這樣「換班」仍安然無恙?存走着瞧心態者,料為大多數。可是,如今「三權分立」變為「三權分工」,等於香港遭逢根本性致命重擊,社會秩序和營商環境必有翻天覆地之變,這種變化,當然不全屬消極、負面,惟日後香港「三權」皆向內地看齊,則屬必然,那意味香港有條件無縫地融入大灣區,對於看好中國政經前景及有內地政經法人脈關係的人,這當然是大好機會,然而,那些習慣在「三權分立」下生活和經商的人,便只好另覓去處。事實上,這種情況已隱隱然形成趨勢、蔚成潮流,仲量聯行的一項市況報告,指出迄今年六月底,中區「超貴」(Uber-expensive)商廈的空置率為百分之五點七(或一百三十萬平方呎),七月底且升至百分之七點九(二○一○年以來最高);再看看昨天本報有關商業及住宅樓價走勢偏軟的報道(A9及A8版的多則新聞),總體而言,香港物業現況和前景均不太妙——如今加上「三權分立」失蹤、「三權分工」悍然登場,已呈弱勢的市情急轉直下的可能,不容抹殺。
行之有年、港人世人皆額手稱善的「三權分立」,可以像魔術般於剎那間失蹤失聯,香港還有什麼可以保持不變?想到此處,筆者真的望着稿紙興歎!
潮流趨勢通識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沈旭暉隨緣家書】北京的策略,我自然全不認同。但也要先理解其計算方式,才能找到破解之道。其實北京研判的每一點,都有漏洞。集思廣益,然後出下篇。💪
《國安法》:中國眼中的「二次回歸」,與北京的二十大部署
北京以全國性法律《國安法》直接放進《基本法》附件三,不少人覺得非常突然,其實早前跡象並不少,筆者月前也曾撰文警告,但主流輿論始終見樹不見林。後發如何制人,必須冷靜思考。北京這次不似一時衝動,而似部署多時,不是當作普通鬥爭處理,而是提升到「香港二次回歸」的高度。真香港人,必須知己知彼:
1. 北京認為疫情製造了強勢解決香港的理想時機,在於一個基本假設,就是西方被疫情影響比中國大、經濟恢復比中國慢,不會動真格和中國decouple,反而急需中國資金和市場。無論是「戰狼外交」、銳實力全方位出擊、還是香港《國安法》,都是現實主義brinksmanship的示範。就像南海填海造島,無論國際怎樣譴責,只要沒有行動,就是既成事實。
2. 北京作為過去二十年全球化的大贏家,早就和各國精英結成「命運共同體」,雖然明白反華逐漸成為國際潮流,但「中國精英朋友」一代,還會在各國掌權十年,為了自身利益,很容易拉攏,甚至會出現「親華發大財」一類政綱。價值觀主導的新生代掌權前,這是中國的最後戰略機遇期。
3. 北京深信各國商會只關心實利,只擔心《國安法》令每天接觸「外國勢力」的自己被勒索,但只要在關鍵時刻以訂單籠絡、施加恩寵,商會就會動用自己的遊說團,在國內反遊說,就像九十年代的「賣港」英商那樣。
4. 在國際層面,最有資格發聲的其實是英國,但北京深信英國國力今不如昔,只會在中美之間博弈,不會有行動,也不會有大姿態去給予其他國家mandate,例如就《中英聯合聲明》被中國單方面改變作出申訴。中國近月除了部署企業從美國撤回,更建議改到英國上市,正是各個擊破;特朗普對盟友苛刻,信奉單邊主義,也是北京計算西方不會盲從美國的憑藉。
5. 美國的反應可以很多,加上11月大選在即,各級政客都會爭相打反華牌,但他們的目標是選票,做的往往另一回事。基於中共對人性的認知,認定美國頂多制裁幾個次級官員(以新疆書記陳全國為例),屆時可以輕易以權位安撫有關人等;但說到不承認香港為單獨關稅區、制裁在港上市的中國企業、乃至更進一步的金融戰,北京相信美國政客計算了自身代理人得失,就會輕輕放下。
6. 即使美國大力制裁,在國際博弈,籌碼交換不一定要在爭議本身。例如金門炮戰,中國官方理由是支援中東、牽制美軍;世人以為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投降,殊不知美國也撤回了在土耳其的導彈。北京認為,香港是中國最核心利益、但不是美國最核心利益,就算要讓步,也有其他步可讓,保持宣傳在香港大獲全勝。
7. 在本地層面,北京基本戰略是不讓2003年反23條、2019年反逃犯條例的議會攻防戰出現,以免溫和建制派因為顧忌選票而倒戈或同情。從歷屆選票可見,「泛黃」基本盤大約六成,唯有上述兩例加上「淺藍」,民意才出現landslide,北京正盡全力確保不再出現,因此才有「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涵蓋全體商界的非常規格,那其實就是實質上的「二次回歸籌委會」。
8. 以往建制派撐23條、逃犯條例時,都視之為苦差,這次北京製造了「再回歸功臣」加官晉爵的真實希望,這是過往沒有的。建制派基於利益也好、擔心不夠左被陪鬥也好,都比從前更有積極性,除了全體「何君堯化」大賽,連好些建制派最開明的智者,這次也會以極左姿態示人。
9. 面對「泛黃」、一切廣義反逃犯條例的香港人,北京的策略是以「攬炒派」劃一標籤,從而分化。雖然自稱「攬炒」者,不少只以此為借助美國討價還價的策略、而非目標,但不少認同香港核心價值的淺藍、淺黃中人,會條件反射認為「攬炒」令自己資產化為烏有,結果慢慢走回建制,這正是北京建構話語權的算盤。
10. 北京明白「反國安法、支持五大訴求、拒絕暴力、拒絕攬炒」這條中間路線是有市場的,擔心他們和非建制派完全合流,令9月立法會選舉,變成就國安法單一議題的變相公投。屆時證明了國安法有七成民意反對,就難自圓其說。因此,北京樂見非建制派對「自己人」的定義越劃越窄、以「財政懸崖」為共同綱領,屆時就能證明「堅決反對二次回歸」的只是少數。
11. 昔日最容易彰顯民意的方式,除了選舉,就是遊行。但在新香港,就是沒有限聚令,和平遊行獲批也越來越難,加上遊行會出現起底一類後果,參加者在牆內被無差別標籤為「港獨泛暴派」;一般人也擔心出現衝突、而避免扶老攜幼出席。如此「國安」操作,令遊行基本盤不可能再現二百萬,而這自然成為主事官員的政績。
12. 昔日運動成功,社交媒體功不可沒,北京也作出針對性部署,例如對公務員私人社交媒體審查,並通過國泰、通識老師一類案例,令各行各業親建制派都「自發」以同一方式管理員工網上活動。今天即使在私人空間表態,也有大數據監控的無形壓力;反送中前千帆並舉的社交媒體聯署,可能已成絕唱。
13. 北京研判一旦缺乏critical mass大規模支援,激進力量、青年人更有成為condom的焦慮,訴諸激進行為的誘因更大,也會以「一了百了」心態直接以「港獨」為口號。《國安法》不斷強調分離主義、恐怖主義,文宣甚至把「反送中」與顏色革命、9/11、ISIS相提並論,要多荒謬有多荒謬,卻是正式定性,和處理、重構1959年西藏「騷亂」高度相似,當時毛澤東指令就是「越亂越好」。
14. 《國安法》最令人意外的,在於國安直接設立香港辦公室。雖然他們一直存在,但粉墨登場,必然反映了利益再分配。以反恐之名行事,相信是未來一段時間的主旋律,無形、但難實證的白色恐怖,已陰魂不散。
15. 疫情過後,中國經濟也百病叢生,急需民族主義轉移視線,動員全國民意強烈支持香港《國安法》,也是救命稻草。疫後牆內對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抹黑,反而比運動期間更「進取」;特區政府早前還嘗試以獨立檢討委員會、監警會報告等回應民意,現在也跟從「戰狼外交」,連721也歸咎「濫用999」,明顯是為了配合「香港的後真相」這個「大內宣」,目標受眾早已不是香港人。
16. 既是「二次回歸之戰」,「參戰」資源自然源源不絕,而資源可以做甚麼,自然你懂的。陽光下的例子,包括製造民意:和那些「支持逃犯條例大聯盟」簽名不同的是,這次和中國「抗疫成功」大外宣、國內民族主義「大內宣」連成一氣,資源只會更多。
17. 忽然實質終結「一國兩制」,也不會沒有政權內部質疑,如何解釋,只能提升至民族主義高度。例如這樣說:香港新一代的中國人認同極低,趨勢和台灣過去三十年相若,只能以「霹靂手段」「拯救」再下一代香港人,也就是徹底放棄這幾代,讓今天的香港認同到此為止。這說法,最合中國主旋律脾胃。
18. 「二次回歸」說,也為北京「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合法性」,暗示統一在望,對領導人的內部威望,「利多於弊」。
19. 《國安法》來臨前,香港特區政府已喪失任何意志,並有了重新演繹基本法22條開路,此刻誰在管理香港,已經賢愚共知。
20. DSE試題、立法會內會、《頭條新聞》、黃色經濟圈等批鬥,從現象看本質,不過是在不同範疇製造全方位打壓,不讓任何範疇置身風眼之外。以「全民被運動」,制衡以往反23條的全民運動,也是昔日所未見。
北京相信以上部署,足以在香港社會瀰漫無力感,而根據毛主席矛盾論,從來都是一手軟、一手硬。只要國際反彈有限,《國安法》訂立初時應用克制,只以個別(幾乎已事先公告的)人士祭旗,令一般人覺得如己無關,樓價、股價不跌(其實市場早就和物理香港關係有限),「二次回歸」,就大功告成。
劇本如此,如何回應,每個部署漏洞如何,只能集思廣益。Be Water,大家努力。
明報,2020年5月25日
▶️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P-HGiwbT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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