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來寫】日本的陰暗面:部落民『穢多、非人』歧視現象與文學描寫 //鄭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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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時候,『鬼滅之刃的文化導覽』提到日本對「鬼」的定義(兇惡的活物)是先民對野蠻人的想像,有讀者詢問是否與部落民「#穢多」階級(えた,eta)有關?雖無明確關聯但頗有討論價值。本文將淺談古代賤民階級的形成脈絡、現代仍存在的不平等、文學作品描寫的實例。日本雖貴為文化與自然資產寶地,但也暗藏諸多不光彩的面相,適度理解可避免過度浪漫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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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封建階級的最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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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可考的「穢多」最初始於平安時代《和名類聚鈔》記述的「屠兒」(えとり,etori),即『屠宰牛馬之肉作為鷹雞之餌』的卑微職業,鎌倉時代《名語記》則加上了通常「居住在河邊」的特性。江戶時代為止,社會階級已定型為「教化階層、武士、百姓、町人、賤民」(王歡歡,2016),此時文獻明確地將賤民定義為「穢多、非人」(eta、hinin),由此可見,穢多顯然不是溫羅或酒吞童子那樣驍勇善戰、神出鬼沒的野蠻人,而是在特定地區從事著屠宰、皮革、殯葬…等職業的 #古代賤民聚落;「非人」則有乞丐、流浪賣藝人、奴隸或痲瘋病患的說法。賤民卑下的程度,據說遭武士階級「試刀」殺害也完全不會被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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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級意識仍持續侵害後裔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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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佛教與神道教觀念,民眾通常將從事屠宰、皮革業的人家聯想為與血肉共處的「#不潔」職業,加上環境貧困,導致歧視根深蒂固,並被迫與其他階級隔離,不能與平民直接接觸,甚至不得到學校受教育(林燕婷,2014)。明治4年(西元1871),政府廢止封建制並正名「穢多、非人」為「#部落民」,但因為穢多為世襲制、聚落雖有都市重劃但有地緣可考(幾乎是常識,如 #大阪西成區 ),後代縱使融入社會仍在檯面下承受各種排擠,1970年代,人權團體「#部落解放同盟」揭發黑市流傳著徵信社蒐集的『部落地名總鑑』(黑名單)供企業與大學剔除部落民,人權團體雖成功倡議促使政府立法禁止,社會上仍不時傳出婚姻、就學、求職遭「暗中清查家譜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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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社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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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常有證據不足的文章,猜測與祖先職業有關的奇特姓氏(例:犬飼、豬股)就是部落民,實則不然, 1963年琦玉縣女學生遭侵犯棄屍的凶案「#狹山事件」,遭冤罪的養豬業者石川一雄(部落民後裔)便是一例,法律界普遍認為歧視心態使警方便宜行事。據筆者在日友人(30代,留學後任服務業)轉述當地同事看法,融入職場的部落民後裔會設法隱藏血緣,改名、搬家,也有搭電車故意迴避家鄉(聚落原址)後繞行返家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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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部落解放同盟」1993年報告指出,真實存在的部落民全日本約有300萬人。BBC記者Mike Sunda(2015)報導也提到部落民的血統、外貌與一般人並無差異,在屠宰業有許多工人便是其後裔,算是相當體面的職業。他們在 #東京芝浦市肉品市場,以匠人級的嫻熟技術與巨大的勞動量處理高級和牛、享譽國際,但也諷刺地不斷收到動保團體與素食者的抗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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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民歧視在現代的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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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Sunda也在報導指出,2009年Google Earth在衛星地圖標出了東京、大阪的部落民聚落原址,遭日本民眾劇烈抗議,有部落民支持者認為不該在國際上公開、也有人表示不希望住家地緣扯上關係。證明了血緣仍然是個「櫃子」(人權運動家住田一郎用「come out」形容這種處境),縱使人權組織能涉入政治、立法反歧視並提供救濟金(住田一郎,2014)、開明的青年世代與學術界也樂於接納,但作為後裔的當事人仍 #無從得知哪裡暗藏著保守主義者的異樣眼光(例如企業主、結婚對象的家族),這種封建遺毒構築了台灣人難以想像的 #潛在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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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時代的文學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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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島崎藤村1906年長篇小說《#破戒》描寫成為小學教師的部落民「瀨川丑松」獲新平民身分後的境況。彼時許多地區因不願改革而爆發抗議(反解放起義、公寓驅趕、反對通婚、強迫徵稅與兵役),故事開頭就寫出大財主因為穢多身分曝光被驅逐的慘狀。丑松離家前被父親告誡應「隱藏身分」,提防學校白色恐怖般的監視及派系鬥爭。鼓勵了主人公的思想家「豬子蓮太郎」便是穢多身分曝光遭免職的學者,丑松與蓮太郎之間的友誼也不斷在父親囑咐的「守戒與破戒」中掙扎,形成了 #本我與自我的拉扯 而貫穿整部作品(楊姣、羅明輝,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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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Google Earth引起的巨大反彈,恰好證實明治改革並未消弭保守主義的反動,「新平民」充其量只是假友善的蔑稱、一種「我把你當人看」的偽善修辭。即便在思想進步的現代,日本這方面的敏感與禁忌仍然存在,也難怪筆者好友會從同事的態度得出「心照不宣、不惹事就好」的結論(據說詢問時氣氛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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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道與人權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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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部落民也常往黑道發展。在日從事犯罪報導20餘年的美國記者Jake Adelstein指出黑道組織成員有高達三分之一比例是部落民,這是因為黑道不計出身低、對忠誠者予以庇護。大家不妨對照1960-1970年代美國性別運動的背景,同志族群往黑道在紐約市格林威治村經營的 #石牆酒吧 聚集、尋求慰藉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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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黑道也常反過來濫用 #部落民補助制度 ,表面上與人權團體一起抗議歧視,檯面下則榨取暴利讓成員坐享優渥生活(陳毅龍,2019)。部落民除融入一般職場、投入屠宰業「操舊業成達人」與皈依黑道外,也有無法融入社會而靠補助金度日、甚至露宿街頭的極端案例。政府基於愧疚與補償心理,通常會默許黑道的牟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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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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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台灣,不時也有不同類型但脈絡類似的狀況,我們不妨借鏡這些「他山之石」,看看能為自己土地上的弱勢議題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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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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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長潔:[聖與俗] 熱鬧的四条河原町,與卑賤的河原者
(早年賤民階級的其中一種形象)
www.facebook.com/Pseudoscholarship/posts/796939963826964
◆鄭雋立:鬼滅之刃的文化導覽(一):鬼的起源、鬼退治物語的敘事原型
www.facebook.com/Pseudoscholarship/posts/160362290982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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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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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Mike Sunda.(2015).”Japan's hidden caste of untouchables”.BBC News. 23 October 2015
02.住田一郎(2014)〈部落問題解決に向けた被差別部落民の当事者責任: 全国水平社創立90 周年を迎えて〉《関西大学人権問題研究室紀要》 2014
03.王歡歡(2016)〈關於日本近世“被差別部落民”的若干問題考察〉
04.楊姣、羅明輝(2016)〈解讀《破戒》——以瀨川丑松的焦慮心理為中心〉
05.林燕婷(2014)〈破戒:破除賤民歧視〉《喀報》第203期
06.陳毅龍(2019)〈你賤民,你全家都賤民!歧視代代相傳、隔離在「非人」社區…揭日本社會禁忌「部落民」傳統〉《風傳媒》2019.07.17
07.部落解放同盟官方網站:www.bll.gr.jp(2020.12.05瀏覽)
浦戶之町在哪一國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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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志
去年萬聖節,台北市天母、信義區都有熱鬧變裝應景活動同樂。圖/北市府提供
日本浮世繪畫家葛飾北齋,非常喜歡搬家,他曾經說:「有個叫做寺町百庵的人,一生搬了一百次家,我也要效法他搬個一百次。」北齋到了七十五歲時,發現自己才搬了五十六次,之後就卯起勁來搬家,直到他過世為止,總共搬家搬了九十三次,雖然沒有達到目標,但是也真夠讓人吃驚的了!
中國歷史中,「孟母三遷」算是比較有名的搬家案例,孟母搬家是為了教育問題,有點像是現代社會為了明星學區搬家的作法,不過比起北齋的搬家次數,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人們逐水草而居,為了更好的生活環境、工作機會而搬家,是人之常情,不過不能否認的是,生活成長的環境,的確是會影響一個人的人生觀與性格塑造。
我從小搬過幾次家,每次都是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最早家住在師大附近的浦城街,平日小孩奔跑放風就在師大校園,周末父親則會帶我去牯嶺街舊書攤看書,在那個年代裡,牯嶺街可以找到許多一般書店找不到的外文書籍雜誌,甚至被禁的書籍等,可說是一個另類資訊供應中心,而我就在書堆中漫遊,看看漫畫或故事書,住在浦城街基本上就是一種文青養成的溫床。
後來父親到當時位於士林的台北美國學校任教,我們就搬到士林中正路的華僑新村居住,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搬家。華僑新村是一個封閉的社區,只有一個入口大門,竊賊如果進入這個社區,很難找到其他路線逃脫,因為社區四周都是圍牆環繞。
華僑新村的住戶背景都非常有趣,我家隔壁是海軍總司令家,出入都是隨從與侍衛官;對門大宅院則是經營萬金油的東南亞華僑,我們小孩子只有在棒球掉進他們家時,假借撿球的名義,進入大宅院見識一番。
每天下午我都喜歡站在中正路巷口,看著不遠處的北淡線列車通過平交道,看著列車上的乘客面容,想像著這些人到底是要往哪裡去?他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那段看火車的日子,造就了日後的我成為一位鐵道迷,以及一位喜歡搭鐵道旅行的人。
人生第三次搬家,從士林搬到當時是美軍眷村的天母社區。住在天母等於是沉浸在美國文化中,周邊鄰居都是外國人,小朋友雖然不會說英文,卻也一起玩得開心。在天母過的是美國節日,一年當中,耶誕節、萬聖節及感恩節,都是社區重要的節日。每一家都有廣大的庭園,室內都有壁爐,耶誕節每家都會布置真實的耶誕樹,然後在壁爐上掛著裝禮物的襪子;萬聖節每一家則會準備糖果發放給前來搗蛋的小鬼們,我第一年裝扮成蝙蝠俠出去要糖果,要到的糖果一年都吃不完!或許是住在天母的關係,後來去美國留學,一點也沒有感受到所謂的文化衝擊。
出國離家之後,關於搬家就不再是父親的決定,而是自己的需求與判斷。
在不斷地搬家中,我想到舊約聖經中,「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的人生,就是所謂「帳篷的人生」;他的人生是居無定所,常在移動搬家,對他而言,在世上的生活,並沒有真正的家,他盼望的是天上的家鄉,因為地上的家是短暫的,天上的家鄉才是永恆的;他不在乎短暫人生的享樂與安適,因為他追求的是永恆的價值。
我們在世上的年日短短幾個秋,終究會要回家,回到那永恆的天家!(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