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國家裡，「活著」已經不是一個生物概念而已，如果沒有國家治理系統的認證，一個人即便生理上活著，也無法像其他人一樣享受國家所帶來的各項便利服務。同樣地，如果有國家體系的認證，一個原本不算生命的公司與組織，也能被認定為「法人」，享受與人類似的權利。所以，「生死」在今日社會之中的意義到以為何？
這篇來自【CUP】上的文章，帶我們看到印度為「活死人」爭取權益的「復活師」，也帶我們進一步思考在今日社會之中，「生死」的認定與國家系統間的辯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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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hari 家境貧困，7 歲時已在一家紗麗紡織廠工作，20 歲時決定在鄰近城鎮自設紡織坊。為取得貸款，他打算向銀行抵押由父親手上繼承、位於阿扎姆加爾另一村莊卡利拉巴德（Khalilabad）的土地。地方當局找到地契證明，也找到 Bihari 的名字，卻同時找到一份他的死亡證明。Bihari 當年的經歷與 Yadav 類似 —— 地方當局指，原由他繼承的土地、財產，已由叔叔的家人繼承下來。
仍兩腳站著的 Bihari，自然不願就此被「兩腳一伸」。他發現自己並非印度唯一活死人 —— 全國各地有很多人都被覬覦自己土地的親戚，以宣告死亡的手段奪取財產，單在北方邦就有約 4 萬名活死人，當中多數是窮人、文盲和低種姓者。Bihari 展開運動，包括在名字後加上 mritak（已故的）、與其他人一同抗議，嘗試引起媒體注意，但成效不大，「死人」的身份沒有改變。
Bihari 此後參加全國選舉，成功將自己的名字 Lal Bihari Mritak 列於選票上。但當局仍不採信 Lal Bihari 真的活於人世；Bihari 更三度絕食，幾乎真的絕食致死。絕望的他決定綁架叔叔的孩子，以觸犯法律手段讓警察拘捕自己。畢竟法律不能拘捕死人，一旦警方執法，意味承認自己活著的事實。偏偏知悉自己意圖的警方，卻拒絕介入綁架案。直至阿扎姆加爾新任地方法官重新審視 Bihari 的個案，並在他「死亡」18 年後的 1994 年，宣告他在生；Bihari 終於可以重新做人。
（以上引用網頁原文）
引用網址：https://www.cup.com.hk/2021/08/23/indian-living-dead/?fbclid=IwAR1KE30u8vylVv9W2c9Y8R-Fmy2SuTpJZznQwnMD3SkC0cwIYWSey7pA4Fw#.YSOKJTzsZf0.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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