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專訪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Angus Deaton，談：不平等、富國的對外援助及貧窮人口
Angus Deaton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的消費研究影響到了世界各地的政策和學術研究。
從「不平等」到「對外援助」，這位69歲的蘇格蘭裔學者毫不猶豫地一頭扎進一些敏感問題的辯論中，這些問題與他40年來的研究課題息息相關。
得知自己獲獎消息幾小時後，迪頓與英國《金融時報》分享了他對自己所研究的三大課題的看法。
《不平等》
英國的新任工黨主席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等左翼民粹主義者的崛起，到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所著《21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意想不到的暢銷，不平等已成為當下十年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政治經濟議題之一。
迪頓贊同這一議題具有重要性，但與一些同樣也研究經濟不平等的經濟學家相比，他的觀點更加微妙。
他說：「不平等是一件極為複雜之事，有利也有弊。」
這位任職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學者認為，過度不平等會產生一些副作用——從公共服務的缺失到民主遭侵蝕。但與此同時，不平等也可以是「成功」的產物，比如當它們是創業成功的趨動力。
他還懷疑很高的所得稅稅率等措施無法解決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
「我們早已有了再分配政策」他說，「比方說，即使實行85%的所得稅稅率，也不大可能增加多少財政收入。」
《對外援助》
圍繞對外援助有效性的爭議，是發展經濟學中的一大問題，包括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的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內的一些學者認為，對外援助或許弊大於利。
迪頓承認，援助可以帶來極大的幫助，如幫助援建醫院、救治那些如果不治療就會死去的兒童。
他說：「這是件好事。」
然而，與伊斯特利的觀點相仿，他也認為過度的對外援助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可能導致腐敗並在統治精英與民眾之間造成社會關係緊張。
在《逃離不平等》（The Great Escape，2013年出版）一書觀點的基礎上，他提出了兩點具體建議。第一是對一個國家所能接收的外國援助金額與其財政收入的比例設定上限，比如說50%。
第二是制定一份「全球公共品議程」，確保援助資金更多地被用於應對絕症等長期存在的問題，即便這意味著把資金更多地投入到富國的科研上。
「我支持不僅僅向非洲捐款，更要把錢用到符合非洲利益的地方，」迪頓表示。他這裡呼應了另一位學者賈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的觀點。
《貧困的衡量標準》
上個月，世界銀行(World Bank)將官方的貧困線標準從每人每天1.25美元生活費上調到每人每天1.90美元生活費。長期以來對貧困線持批評態度的迪頓認為，世行此舉體現了進步，但仍值得懷疑。
「關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數量，就好像是在森林中捕獵一頭獨角獸，」他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我不確定世行在這方面投入這麼大精力是否明智。」
他認為貧困不僅僅是錢的問題，並舉印度為例：該國的人均收入已大幅升高，但國民教育和健康狀況仍經常令人沮喪。
他說：「我非常認同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想法，儘管我與他相比可能對如何衡量貧困更感興趣。」哈佛大學(Harvard)經濟學家、同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瑪蒂亞•森主張，人們應當跳出錢的視角，去理解福利的變化。
「我們不能僅僅衡量收入水平，顯然還可以衡量其他方面。」
他還批評了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那是上月由聯合國(UN)倡議、世界各國領導人承諾實施的一組減貧目標與舉措。
「我不是特別贊同它們，沒有辦法對它們進行衡量。提出這麼多目標，不過是人們試圖讓自己感覺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