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民粹例子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連澳洲政府都正在幕後積極與日本、加拿大和其他國家一同合作，努力為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尋找途徑。

台灣的白藍教還在用核食抹黑加入CPTPP的目地，當中國外交部跳腳：堅決反對台灣申請加入CPTPP ，就知道加入CPTPP的重要性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681344

引述：
台灣為了加入CPTPP準備了5年時間，跨出了自由貿易的一大步，但是回頭看看台灣接近反智的社會，實在不太有樂觀的本錢，台灣加入貿易協定的障礙始終來自於台灣社會本身。

美豬、福島食品的問題，本身只是一個民眾選擇權的決定，卻總是被有心人操弄成罔顧民眾健康的民粹，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在台灣婆婆媽媽最愛的團購消費市場，有多少未經過檢驗的中國製品，也根本不知道產品本身有多少的黑心化學藥劑殘留，只因為價格便宜，大家一窩蜂的搶購，也不會有人在意耐用度與實用性如何，這就是一種自主的選擇性。

但是回到美豬、福島食品，就好像政府拿槍抵著頭逼民眾吃下肚一樣，更何況，產品本身是經檢驗合格，就如同應該用科學跟醫學專業來探究的疫苗，被操作成政府罔顧人命、袒護廠商的一場陰謀，整天在鬼吼鬼叫台灣不如別人的華寶巨嬰，每到台灣面臨一個蛻變的時機，總是成為絆倒台灣那一根繩索。

一樣吵國際認證的那群人，永遠把政治凌駕在專業上，接近集體反智的盲從政治信徒，一邊喊著要國際標準認證的疫苗，一邊反著國際認證標準且安全的美豬與福島食品，你們不會錯亂嗎？

＃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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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神父父打來一通電話，問神父莫德那有第二劑了，什麼時候可以幫他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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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看到某政論節目還在吵莫德那怎麼可以混打高端，第二劑在哪，實在是恍如置身在平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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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某政論節目最好搞清楚自己的議題走向，到底是反對莫德那混打高端，還是反對莫德那混打高端的實驗，如果是後者，那基本上就是在反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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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進行混打實驗，無論是ａｚ混打ｂｎｔ，或是ｂｎｔ混打莫德那，或者先打莫德那然後混打ａｚ，這都是足夠幫助科學家了解疫苗的效能，不是說莫德那混打ａｚ，沒有這個需求，就沒有實驗的必要，只要實驗ａｚ混打莫德那就好了，或是你做了這個實驗，就是在鼓吹要打莫德那的人混打ａｚ，或者是實驗結果還沒出來，無論結果如何，一律不允許莫德那混打ａｚ，因為我們不想，因為ａｚ看起來是廉價的，這個實驗是在冒犯我們的感情，而不是看她的結果，中和抗體效價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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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不是繞著莫粉，堅持非打莫德那不可的人旋轉的，或者是所謂深藍族群而旋轉，如果貴節目是為這些人服務，我建議最好做個加註，本節目在世界各國普遍缺乏疫苗的時候，以堅持非莫德那不打的人為優先，無論外在環境條件是如何，疫情是否嚴重，人們是否有足夠的保護力，曝露在風險之中，政府都有義務在短時間內去滿足每個挑選疫苗的人的慾望，不只要疫苗，而是要在特定時間內，提供大量、足夠、特定品牌的疫苗，不管疫苗廠商是否出現問題，他們能否供貨，不管是不是莫德那疫苗在日本出現鐵鏽，而需要重新審查，一律限時、大量，把疫苗端到我面前，像是在吃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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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節目的心態，簡單來說，就是傲客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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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否要莫德那混打高端，進行莫德那混打高端的實驗，都是有必要的，這就是為什麼國外也會有人進行莫德那混打ａｚ的實驗，這是一個對照組，如果ａｚ混打莫德那，可以提高相當大的保護力，那麼，作為一個科學家，你就會去實驗莫德那混打ａｚ的情況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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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你有一支次蛋白單位的疫苗，而別人沒有，你不拿來進行相關實驗，那才奇怪，這不但是科學家的探究心，也是研發疫苗必然的過程，以先前四叉貓去驗抗體作為例子，許多人藉機說什麼驗出來的抗體低，高端第一劑等於沒用，這就挺白癡的，事實上，ｂｎｔ第一劑也是如此，而國內驗中和抗體的機構只有一家，然後他們的實驗室人人搶著排隊去檢驗疫苗的各種可能性，一般人去診所驗抗體，每個人驗出來的抗體都是不同的，並無準確性，而實際上，所有疫苗大多數是以打兩劑以後的抗體為預設目標，所設計的實驗也多是如此．所謂「第一劑就有保護力」，也是科學家後來藉由其他實驗和觀察，得到的附加結果，是「多出來的」發現，我們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人「走在最前面」，各疫苗第一劑的保護力是多少，基本上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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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樣說嗎？因為你是某某疫苗，所以你沒有資格，你不能也不允許做第一劑保護力的研究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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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如果你想知道某某疫苗混打某某疫苗是無用的，也依然需要實驗，沒有實驗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不會有可能性，任何國家有經濟實力或研發疫苗的能力，都會「走在世界前面」，因為走在前面，才看得遠，才能看到各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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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情況是，有些人壓根兒就不把台灣當成是國家，例如柯文哲，美國的次單位蛋白疫苗還沒上市，台灣怎麼可能呢？台灣不可能成功，所以台灣的疫苗連過ｅｕａ都不行，也沒有研發的必要了；同理，台灣怎麼可能走在世界前面呢？你沒有那個資格，所以，各個國家再尋常也不過的混打實驗，就台灣沒資格做，你一做，就是要逼我們莫粉混打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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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種基於對特定疫苗的偏見，所產生的不理性，我想只有台灣才會有，而且專門針對自己的國產疫苗，這也是長期以來操著「捧中貶台」的中華民國人的不正常心態，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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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傲慢，也是一種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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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你憑空生出一堆疫苗，來滿足我，然後將自己土生土長的疫苗，又給打壓殆盡，誠如同當初中華民國把台灣當成殖民地一樣，我不需要你預防天花的技術，也不允許你醫界的菁英人才存在，我只要不斷的剝削你，提供我們反攻大陸的資源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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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莫德那混打高端的實驗，是否等同於要逼人民混打高端？可以想見，這是不相干的謬誤，凡做個實驗就是要想像政治上結果就是如何，照這種民粹的想法，任何實驗都沒有進行的必要，任由中國來的病毒進行肆虐，而人們只能被動的等待其他國家現成的結果就好，這種蠹蟲似的想法，正是在妨礙人們得到拯救的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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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政府為了這種民粹，強迫民間的機構禁止實驗，這才是為反對而反對，反對到把自己的腦給撥下來生吃一樣，光無腦都不足以形容之，因為害怕被逼迫，所以乾脆逼迫其他人，不能試圖進行任何讓人命獲得拯救的行動，只為了滿足自己的被害妄想，一邊指控獨裁一邊進行獨裁者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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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說，該節目要紮稻草人來打，也要有個限度，疫苗都已經進來了，還打個不停，只能說，該節目像中天電視台一樣，是專門愚弄民眾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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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那混打高端的實驗，有兩個好處，若能證明莫德那混打高端，有不錯的中和抗體，甚至等同於其他疫苗混打的結果，那麼，這就代表高端至少有一定的保護力，而非像是其他人所想的那樣，一點保護效果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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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台灣不開放高端混打，其他國家也會對高端產生更大的興趣，若疫苗外銷到其他國家，在國外多數打了一劑的情況下，國外的人們也會試著用高端來進行混打用途，賦予高端更多的可能性，別忘了，次單位蛋白是相對安全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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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節目荒謬的地方在於，黑完了高端混打以後，後續接著便聊起台北市的健康通行證，疫苗沒打兩劑就標註紅色，打兩劑疫苗就綠色，例如你憑這個綠燈，就能重新參加老人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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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更具有爭議的東西，侵犯市民隱私和自由的政策，節目下標居然是「出招！北市健康通行證，辨識接種完整度」、「超前中央！」，由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進行推銷，說什麼中央同意的話，將來各縣市可能會比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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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像是中共獨裁制度下的東西，你不會去懷疑是否有侵害人權，導致沒打疫苗的人，生活自由受到剝奪，反而去懷疑正常的疫苗實驗，是在逼迫人民施打高端．對這種不正常的政策，像是在推銷什麼偉大領袖的德政那樣自然，完全的接受，而不會有任何不良的想像，對於正常的民間實驗，就產生各種奇怪的聯想，這種雙重標準，實在令人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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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台民黨議員高虹安才在該節目夸夸其談，標題為「７月９日打莫德那族群等無第二劑，最快１０月底有望混打高端？」，主持人問，「今天陳時中部長講說，對，現在專家已經在研議，很可能就是莫德那混打高端，像這樣的打法，你覺得一般打莫德那的民眾會怎樣？」，高虹安回答「....他們說，沒關係，你們有福了，打不到第二劑的，第二劑的可以混打高端，我們辦公室收到滿多的陳情，現在疫苗是患寡又患不均，患不均的時候大家就會去比較，為什麼第二類的疫苗可以第二劑比較快打到」，接著用輕佻的態度說，「今天陳時中又講了一個名言，不是他們比較先打到，只是他們打得比較早，但是打比較早也是指揮中心做的決策，在這個情況下，打了第一劑沒第二劑的民眾他們心裡會覺得難過，不是長幼有序嗎？為什麼第二劑不讓他們優先施打」、「莫德那是ｍｒｎａ疫苗，當時選擇打第一劑莫德那的人，他有很大的比例是對於其他疫苗『稍微』有點擔心，如果第二劑給他打高端，他可能以後罵你就是說，你就是挑疫苗，我不是沒給你疫苗，我疫苗都夠...我覺得民進黨政府也不能夠用一種好像是說疫苗都足夠，都是國人挑，我覺得不能用這樣的方式一直好像在打壓他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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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種假議題，可以不斷延伸／擴展，然後到達指控政敵在打壓人民的選擇，實在是滑坡謬誤與稻草人謬誤最佳的示範，特別是主持人與台民黨立委一唱一和，把不存在的事情說的跟真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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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時中說的是「歡迎更多本土資料，並重申結果出爐後，都會由專家討論，再決定施打方式．」，而今天，１０８萬劑莫德那從美國運送而來，就算算上非莫德那不打的四百萬人，這些非必要的需求，這個數字已經滿足了四分之一人，並非杯水車薪，而１０月底，不是混打高端，而是有４百多萬莫德那會繼續送抵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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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從上面看的一連串莫德那混打高端的討論，幾乎都是建立在虛假的前提之上，居然，可以討論這麼久．莫德那開放登記，今年７月９日前已接種第一劑莫德納疫苗，７５歲以上的長者，可接種第二劑莫德那，就不存在什麼「７月９日打莫德那族群等無第二劑」的問題，更遑論１０月叫他們去打高端，這用常識來想，即使高端混打實驗成功，也不可能會在１０月馬上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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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認為，作為一個政論節目，一個主持人，乃至於一個不分區的在野黨立委，真的不要再藉由疫苗炒作人民的恐慌，購買疫苗讓民眾施打，是一個嚴肅的國家防疫政策，他是有時序性的，在各國缺乏疫苗，疫苗廠開始出現良率問題的情況下，進來的，跟實際買的，是兩回事；買到的，就會進，不是像叫熊貓外送，今天買明天就到，每個國家都是有貨，才會分批，一批一批到送達目的地，今天到一些，明天到一些，這個月不能來，下個月就會進來，各國都是如此，人民耐心等待，政府努力催貨，遲早都會來的．而不是一群偽裝成知識份子的極端人士，把少數人的幻想當成多數人的普遍認知，把個人背離常識的認知，當作是一種事實來談，鑽時間的縫隙，這一秒沒看到疫苗，下一秒就在哭喊人民等不到疫苗，今天沒來，今天就炒作，然後明天就被打臉，被打臉了還不道歉，繼續羅織不存在的故事，國家疫苗政策不是這樣搞的，彷彿你沒有辦法馬上把所有疫苗都擺到我面前，堆積如山，我就可以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訴諸恐懼，要所有人接受自己錯誤的信念當作唯一的選擇，詛咒人們已經退無可退，只能跟從自己一起哭嚎，把日常變成災難，摧毀人們的信心，相信每一天都是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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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線的人忙著救火，尋找水源的時候，後頭的人卻不斷地添柴火，燒房子來取暖，ｓａｙ，「因為大家心中都結凍了，人們感到寒冷阿，為什麼你都感覺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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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不是一種力量，而是一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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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無知的，卻假裝自己有知，前來妖惑眾人，只能說，是罪上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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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醒吧，不要在文明國家之中，當一個落後粗鄙的反對者，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要求別人也像他們那樣無知的活著，不只可悲，而且可惡，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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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神父的菸　矯正中華巨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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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歡迎收看范琪斐的寰宇漫遊，假新聞聽很多，但你知道厲害的假新聞是怎麼操作出來的嗎?今天的琪斐大放送我們要來談談俄羅斯的網軍。

大家好，我是范琪斐。距離美國總統大選只剩下不到兩個月，現在看選戰激不激烈，只要看假新聞就知道了，選戰越激烈，假新聞越精彩，假新聞更是滿天飛！川貴人一天到晚嘲笑對手拜登年紀大，講話講到一半就「我是誰？我在哪？」一副老年痴呆的樣子，還幫他取了個綽號叫做「瞌睡喬」，最近川普的白宮社群媒體總監史卡維諾（Dan Scavino）更直接在推特上分享了一段影片，聲稱拜登接受電視採訪的時候，竟然當眾睡著了！女主播努力叫拜登起床，但拜登只回她陣陣打呼聲，這段影片在網路上瘋傳了好幾天，結果被多家事實查核網站打臉：根本假新聞！

原始新聞其實是2011年美國歌手「哈利．貝拉方提」（Harry Belafonte），接受地方電視台KBAK訪問，被拍到在等待連線時閉目養神，結果有心人士就把「哈利」剪掉了，還找來今年4月28日，拜登和希拉蕊線上會談的畫面，故意定格在拜登眨眼睛的地方，移花接木一番，再配上不知道哪裡找來的打呼聲。這段影片還被配上中文標題喔，叫做「滑天下之大稽！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Biden)接受採訪時睡著，鼾聲震天，主持人嘗試多次叫不醒！」哇～這個人根本下標王，應該找他來幫我們下標，點閱率應該不錯。

這段影片乍看之下真的很難發現其中的破綻，我己經是專業人士尚且如此，一般觀眾真的很難察覺，更別提一一去查證，很多人就這麼照單全收，你看堂堂白宮社群媒體總監不就跟著轉發了嗎？好啦，我們就當他也是被騙的好了，蠢到這樣也可以在白宮當長官？總之像這種花時間花精力製作的「升級版」假新聞，你要說它背後沒有「幕後黑手」在操作嗎？我是不太相信啦！

不過這個例子，只是現在成千上萬的假新聞裡，比較紅的。大家還記得之前，我們報導過俄羅斯的「鹹豬手」嗎？就是美國的情報單位點名警告，俄國現在正在用各種技巧，幫助川普對付拜登。最近又有新發展。這次是臉書和推特也跳出來說，曾在2016年干預美選的俄國網軍集團「Internet Research Agency」（IRA），再度利用假帳號試圖影響選情，不過這次他們不是靠「內容農場」、用Google翻譯產出文章喔，俄羅斯直接創了一個乍看之下「很左的」新聞媒體網站，還聘請母語是英語的人來寫文章，顯示這隻「鹹豬手」更進化了，很懂得隱藏自己的身分。臉書和推特先前被外界罵說，四年前的美選期間，沒有積極對抗假新聞，甚至連他們自家員工都批評高層反應遲鈍，這次他們皮有稍微繃緊一點，聯手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揪出幾個俄羅斯IRA掌控的假新聞網站。其中一個叫做「Peace Data」，我們就來介紹這個網站到底是用什麼手法來唬弄讀者的。

Peace Data自稱是「非營利國際新聞機構」，主要宗旨是「闡釋國際議題、聚焦貪污、環保危機、濫權、武裝衝突、社會運動及人權意識」。裡面除了有英文稿子，還有以阿拉伯文寫成的文章，看起來超有國際感。他們用各種手段把自己包裝成合法新聞媒體的樣子，不過網站裡的資訊全是虛構的，網站上的6名「編輯」的大頭照也是利用AI技術合成的，全都不是真人，然後他們再打著假編輯的名號，到處招搖撞騙募集了幾十個美國人、英國人來幫網站寫作，讓讀者以為他們看的是正港美國記者寫出來的真新聞，更輕易跌入政治操弄的陷阱。

社交媒體分析公司Graphika的報告指出，這個網站共有大約500篇英語文章，當中有5%明顯針對今年的美國大選和候選人，還有部分聚焦在「佛洛伊德事件」，主要是吸引左派讀者，以民主黨社會主義者、環保主義者和不滿的民主黨人為目標，文章內容雖然不支持川貴人，但對於拜登以及他的副手賀錦麗更是砲火猛烈，例如指控兩人「屈服於右翼民粹主義」，主要目的是為了分化民主黨的支持者。俄國IRA在5月時建立了13個臉書帳號和兩個專頁，專門用來宣傳網站，外加引導網友前往Peace Data，相關帳號累計有1.4萬個追隨者。目前臉書已經把這些帳號和專頁統統刪除了，推特也關閉了5個屬於Peace Data的帳戶。Peace Data的網站一直到9月初都還持續運作中，不過可能是看到「紙包不住火」，最後自己把網站關了（9/5），所有的資料全被刪除，最後一篇文章還指控他們被主流媒體霸凌！

後來國外就有「真正的」媒體循線訪問到Peace Data先前聘請的「美國寫手」，他們說Peace Data的人會透過Twitter、LinkedIn或電子郵件跟寫手連絡，每篇稿費不一，有的開價75美元（約2250台幣），還有人領到每篇250美元超高薪（約7500台幣），天啊～我都想去寫了，我們知道很多人因為肺炎疫情丟了飯碗，這些寫手看到有錢賺，而且幾乎是「躺著賺」，當然就先答應了再說，最後網站會透過電子支付系統來支付稿費。這些寫手寫的主題包括，質疑拜登是否代表民主黨的價值觀、拜登是否值得美國左派投票給他；還有人寫美國陰謀論運動「匿名者Q」（QAnon）、COVID-19等，但最後往往會被要求把文章修改得更加符合網站需求，也就是更激進、更具引導性，你拿人手短吃人嘴軟啊，人家要你改什麼，你當然就得改什麼啊，改到最後根本就不是公正的新聞報導。

大部分的寫手在發現受騙後，都感到很驚訝、非常不真實，自己竟然無意間成為俄羅斯網軍的幫兇！但也有寫手受訪時說，當初在與「網站編輯」交涉時，發現對方「露餡」了，電郵裡面的文法怪怪的，看起來不太像美國人，後來才知道對方疑似羅馬尼亞人。不過俄國幹嘛這麼大費周章干預美國總統大選呢？因為俄羅斯總統普丁很希望川普當選，民主黨執政時期，美國一直把俄國當成頭號公敵，「通俄」就是十惡不赦，但川普上任後，讓美俄關係出現一絲轉機。

川普瘋狂主打「讓國家再次偉大」，恰巧呼應了普丁的主張，而川普也擺明了反對全球化，退出各種他認為「浪費錢」的國際組織，減弱了西方同盟的力量，川普本人也曾經大力稱讚普丁有夠man！希望兩人能成為好麻吉，讓俄羅斯見獵心喜，當然要卯起來挺川貴人啊！這次俄國網軍算是「鹹」出一個新高度，這隻鹹豬手不但有照片、有身分，還跟你講一樣的語言，而且就算殺了一條豬，恐怕還有千千萬萬條豬等著要接手。
今天琪斐大放送的關鍵字是：
#俄網軍新招
#假新聞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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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消息傳出，中國要求港台藝人「表態愛國」，並保證10年內「政治正確」，否則將下令中國境內各大影音平台及影視公司不得聘用。雖然國台辦回應說，這樣的說法純屬捏造，但是又說不允許少數人一面在中國大陸賺錢，另一面卻支持『台獨』分裂活動。擺明了就是要藝人選邊站。在民主的台灣，不論你要支持統一或獨立，那都是你個人的言論自由，不然也不會有統促黨趴趴走。但是為了自己的想法就跟中國道歉的藝人那是例子一大堆，言論自由遇上了中國的愛國主義好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藝人無祖國，如果又牽扯到中共最敏感的台、港、疆、藏、蒙五獨，那更是一場泥巴混戰。真的要談言論自由遇上中國愛國主義這個題目，可以從一個作家的遭遇來看。中國武漢有一位作家叫方方，她在武漢封城後用日記的形式記錄當時發生的事，內容很全面，包括當地政府防疫的舉措，疫情如何得到控制，也寫了方艙醫院、醫護人員、志願者等人的努力的，還有武漢九百萬市民對抗疫情的過程，裡面她也寫到了中國官僚體制在疫情發生後打壓吹哨者，欺瞞老百姓、缺乏透明度、對應機制運作不力等種種問題，而且要求中國政府負起責任。

雖然日記內容本身當然也有一些細節的爭議，不過內容真的很平常。真正火爆的爭論是在這本日記要在美國跟德國出版後，網路上都出現了大量對方方進行人身攻擊和謾罵的言論，說她給西方遞刀，日記是人血饅頭，說她是漢姦賣國賊等等。其實只是因為她對執政當局有批評，掀起了熊熊愛國批鬥戰火。

但大家可以想想看，一個強大的國家怎麼可能會因為一本書的出版就坍塌掉。看起來只會讓人覺得這個政府很沒自信，拿作家轉移焦點。如果只是小粉紅在那邊亂就算了，還有南京書法家錢詩貴說要找朋友雕塑一座方方跪像放在秦檜的跪像旁邊，罵她是漢奸。還有一個打太極的紅人雷雷更在網上號召武林說要拳打方方。

目前這整起事件還在繼續延燒，連支持方方的不少中國知識分子也都被人舉報，像是聲援方方的湖北大學教授梁豔萍，海南大學退休教授王小妮也被網友圍攻。兩人都被翻出說之前因為支持太陽花學運或是香港佔中還有反修例，又被說是台獨，港獨。

其實這種民粹換一種形式在台灣也滿普遍的，只要有重大凶殺案就去罵廢死聯盟，甚至把肺炎疫苗研發不出來怪給廢死跟同志，這種民粹還有網路霸凌是舉世皆然。這也是持續深化民主重要之處。

但是中國在威權統治下，各種審查更加緊縮，像是六月要上路的網路審查法，又是以國家安全為由，行全面控制網路之實。拿愛國還有民意來綁架言論自由。

在中國網路社群上，有人以下文字表達對方方武漢日記爭議的看法，也是我目前對於中國言論自由的想法「在消滅了尖銳的批評之後，溫和的批評就成了最刺耳的聲音，在批評被消滅後，調侃成了無法容忍的聲音。在聲音都被消滅之後，沉默又被視為無聲的反抗——接著就會要求讚美，然後消滅那些讚美得不起勁的。最後大家用力鼓掌，掌聲無法停下來，因為誰先停止鼓掌，誰就先被消滅...」

方方的武漢日記全文網路上都看得到，而且我們直接就可以讀中文版的。大家都可以去讀一讀。這個討論最後我們想用被中國封為烈士，因為新冠肺炎病亡的李文亮醫師所說的一句話來做為今天的結論，「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你對言論自由碰上中國愛國主義有什麼想法，請留言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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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搞局是非常明顯，他找梁振英最心痛的事來講，他是挑釁梁振英，講連任問題，然後又推舉兩個人可以做特首。他話公務員治港好一點，林鄭和曾俊華，正所謂那壺不開提那壺。梁振英最忌憚的是林鄭月娥和曾俊華選特首。吳康民特地去支持他們選特首。

最近梁振英很多說話是針對曾俊華，像批評積極不干預政策，其實積極不干預政策的代表就是曾俊華。而梁振英所講當然也是廢話，因為積極不干預不等於放任。這是夏鼎基和郭伯偉的分別。郭伯偉主張政府不理事，盡量不要做。而夏鼎基話如果有人積極干預，便會平衡利益，雙方利益講出來，需要時也可以干預，那不是放任政策。積極不干預是平時不干預，但必要時也要積極做一些事。而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和今日的「適度有為」，梁振英把那些概念搞錯了。社會有特殊需要的時候，如奶粉供應不夠，便會用行政手段作暫時的干預，然後讓市場恢復。而雙辣招不是從經濟角度去想的東西，以民粹角度去想的東西，要抑制樓價以平民憤。那是一個政治考慮，所以適度有為就是政府意圖帶領經濟，令某些行業要怎麼走。像尖東海濱就是一個好例子。這就是一個不公平的競爭，或者政府帶領市場資助一些行業。像梁振英話要成為超級聯繫人。甚麼叫做超級聯繫人？別人不會打電話到北京嗎？梁振英不知自己講甚麼事。如果話香港成為一帶一路的融資平台，代國家發行債券，那也是一個實在的東西，才是有點意義的事。又或者香港作為中間人，整合雙方的技術法律意見，作出專業意見。這樣講話才有點sense。講「超級聯繫人」簡直是白痴，講完等於無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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