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能看熟、看懂、看透，是您的福氣。
大家好，我現居於德意志維也納這個國家，兩年沒回台灣了。作為一個不接地氣的犁地菁英，我想談一個完全不接地氣的問題：
一系列在選舉和公投中全部槓龜的民主理念和開放社會的價值，是怎麼在過去歷史中生根的、又是怎麼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的。
我試著粗略地抓出一條主線，分段說明。大家有閒的話，就當故事聽聽。我沒有什麼好建議，就是寫寫故事。全文5700字，懶得看完也沒關係。
1、這些理念和價值，於歷史上站穩基礎，是在二戰後的北美和西北歐。我暫時限定在歐洲來談。當時人們為了避免二戰前的覆轍，著手處理引發戰爭的兩大癥結：民族衝突和階級衝突。關於民族問題，抓緊戰爭所造成的大規模流亡遷徙潮，順勢重新整理歐洲各民族的邊界，穩固了各個民族國家。關於階級問題，由民族國家出面，以大政府的姿態主導經濟、並且作為仲介的平台，讓勞資雙方達成共識。
2、此時勞資雙方是能互相妥協的，因為戰後急需重建與和解。勞方獲得了工時、穩定工作與社會福利等保障，有時也會接受不調漲薪資的條件（例如奧地利刻意將薪資成長壓在比通膨還低的水準）。資方則接受工會協商、投資改善工作環境、保障員工福利等等。工會與政府關係密切，而且由於大型企業多由國營，政府和資方有相當程度的重疊，所以國家事實上就是一個大型的勞資橋事場。
3、我們現在所想到的很多「左派」的勞權概念，就是在這時候開始大規模落實的。之所以能落實的最主要理由是：此時國家經濟命脈，是各種大型工廠，而社會的中流砥柱，就是工廠的技術勞工，國家要靠他們生產、市場要靠他們消費，講話當然能大聲。
4、這時候人們對經濟運作的想像是：盡可能追求經濟成長，而要經濟成長，關鍵是要不吝於投資，甚至要靠舉債來投資，盡可能提高工廠的生產力；在生產之外，同時還要不斷開發市場、提高產品銷量，怎麼開發呢？就是讓勞工分潤利益，他們工作和生活被保障好、有錢有閒，就會大量消費。大量消費又回頭促進資方投資的意願，形成良性循環。良性循環剛好就表現在每年維持1~2%合理的通貨膨脹上（這時候人們才跳脫20世紀前30年的那種對通膨不由分說的恐懼、以及「遇到經濟不景氣就要撙節開支、減少投資」的迷思）。這種舉債、投資、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模式，以及勞權和社會福利的保障，在民族國家大政府的介入主導下，成功形成平衡。然後大家就在1950~60年代間爽過了十幾年。西方復活啦～
5、然而，這種經濟模式，是會隨著發展逐漸改變的，然後就動搖了原先的完美平衡。促發改變的關鍵點，剛好就是追求提高生產力的動機本身。要極致提高生產力，工廠的生產技術和生產流程的組織都要不斷改進。改進的方向除了砸大錢成立研發部門外，也要把生產流程化整為零、追求每一步驟的專精化，甚至針對一個環節就成立一個公司來做。當產業朝這個方向發展後，科技、管理、溝通，就成為產業運作的重點，而這三項都和一件事有關：資訊／知識的傳遞與交換。所謂的「知識經濟」就出現了。（「知識經濟」不單純是指靠科技知識和「高知識人才」來發大財，而更是指「依賴資訊交換來運作」的經濟方式，秘書和總機的工作，都是最典型的知識經濟型的工作。）隨後，坐辦公室的白領、經理人、研發人員，就變得越來越重要，並逐漸排擠了生產線上的技術勞工。（對此有興趣的人可查詢關鍵字：Fritz Machlup）
6、「知識經濟」模式所追求的是打破原有產業和社會的框框條條，化整為零，然後用傳遞訊息的網路把所有單元都串連起來（1950~60年代，這時候人類社會早已跨進「網路時代」了，只是那時候的網路技術不是光纖和行動通訊）。同時，促進經濟成長的切入點，還從原先針對企業組織更往下突破一步，對焦到個人身上，要求個人要盡可能地發展才能、提高個人的產值。隨著企業生產方式的多元、分散和彈性化，原先「工會 + 資方 + 政府」主宰一切的社會鐵三角也就被鬆動，並且因應地出現了一系列針對個人的新教育理念：讓個人適性、自由、多元發展。相應地，就要提倡改變社會，提供讓不同個性的人、不同的生活風格、不同的文化價值、乃至於不同的家庭形式，都能共存的社會環境。而這一切的背後，有個很基礎的經濟理由：個人的適性解放，是為了促進生產力極大化、消費量極大化。如果以前每個個人都是大工廠裡的小螺絲丁，有上級規範的框框條條和保障；那麼現在，就是強調個性化的「人才」，而這背後的意思就是：每個個人都被鼓勵成為一座迷你工廠，並且崇尚的是在職場競爭中自負盈虧的責任制。大家各自發大財喔～
7、此時差不多就是1960年代後期了，也出現了所謂「新社會運動」，高舉的就是我們現在最熟悉的那些「左派」理念、開放社會的價值：女性解放、同志運動、素食運動、環保運動、少數族裔運動（例如黑人運動）、反核運動（50~60年代的經濟信念是和崇尚核能綁在一起的）、以及「歷史清算」（也就是後來說的「轉型正義」）......等等，並且同時都拒絕一直以來的「工會 + 資方 + 政府」那套權威代理人橋事情的模式。我們要知道，50~60年代運作得那麼棒、讓大家都吃飽飽的民主，不是我們現在理想的「審議式民主」或「參與式民主」，而是在大家都怕戰爭（二戰之後還接著冷戰）、想要和諧穩定的社會共識下，靠權威代理人來橋事情的民主，所以在我們現在看來都是滿滿的「父權」和威權的。而當時那種以男性技術勞工為主的硬左派，跟我們現在很多人喜歡的那種軟左派，是天差地別。左派文青們如果穿越到當時，你喜歡的應該會是你原本很討厭的右派中的自由主義者（這也是為什麼，當今有些老左派的信徒，會嘲笑文青左派是拿著Apple蹲咖啡館的假左派真小資）。
8、「新社會運動」從根源上看是當時產業轉型所帶來的趨勢，但實際上則表現為追求新文化和多元價值的運動。容我先簡化地下個評斷：因為搭上正確的浪潮（亦即「知識經濟」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轉型），性別平權、反核、轉型正義......等價值，即使還沒成為政治上的主流，但它們都成了經濟和文化上的主流，在社會生了根，而且聲勢也難以撼動。在70年代初期，我們就看到一連串的政治翻轉：德奧的社會民主黨都收割了這場運動（以68學運為高潮）的紅利而上台，翻轉了過去長期由保守派主導的政治，也開啟了一連串的改革。配合著70年代前半經濟大好的局面，邁向「開放社會 + 社會福利國」的體制。這一段發展，就是我們常常羨慕他們好「先進」的關鍵時期。
9、這段發展的背景，其實正好是知識經濟的白領族群成為產業中堅、而技術勞工逐漸退場失權的時期。這也反映在這件事情上：「新社會運動」的各種開放多元的價值觀，和老左派階級鬥爭路線的價值觀，兩者彼此橋不攏。一個例子就是70年代德國的同志運動，他們曾經嘗試把爭取平權理解為階級鬥爭、並和老左派結盟，但隨後告吹，同運和老左派分道揚鑣。
10、新左派和老左派彼此橋不攏，除了反映兩者在經濟背景和政治想法上的競爭關係外，也反映在兩個族群的不同性質上。白領不像過去的藍領那樣能形成緊密連繫的階級，相反地，白領崇尚的是個人自由、個性表達、和個人生涯成就，這特別表現在新左派運動的特徵上：他們依賴一系列不尋常的詞語和概念來表達自己、並且區分異己。對他們而言，道德價值，與其說像老左派那樣是表現在集體行動上，不如說是先表現在每個個人對詞語的使用上。每每用錯一個詞，你就要有成為眾矢之的的心理準備。要學習正確的詞語使用法，就要訴諸一套政治審美觀、一種特定的生活風格姿態。而這種種不同的生活風格姿態，正是被知識經濟下的「人才社會」所保障。（這些政治審美姿態，隨後就變成現在貶義遠大於褒義的「政治正確」。）如此的白領新左派，既難以形成一個具體且行動一致的「階級」，也難以統一橋出一個窗口和別的階級合作。內部小圈子派系林立、要合作則難有共識、外面有事時則先關門審查隊友的情況，則是常態。
11、就在知識經濟、人才社會、新左派政治成為主流時，遭遇了歷史的偶然（以巴衝突），爆發了兩次石油危機。1950年代以來的那套「大政府 + 凱因斯主義 + 社會福利國」的經濟模式宣告失靈，80年代後期，以柴契爾和雷根為首進行改革，大家把希望寄託在自由市場的自癒能力上。（蘇聯解體、新興市場......中略）從此，實體經濟逐漸讓位給金融經濟，白領族群在經濟上的權力，也逐漸讓位給菁英經理人族群。白領的生產力隨時可以替換，國家經濟命脈靠的不是你土里土氣的才華，才華是留給會玩金融煉金術的菁英經理人在講的。
12、這樣的發展，形同讓本來就沒有固定政治領地的白領新左派，其經濟根基也被釜底抽薪了，新左派逐漸變成了檯面上的紙老虎、沒穿褲子的泳客，就等著被戳破、海水退潮的那一天。而老左派早已死在沙灘上兩次，其中不少人隨時都可以轉投極右派的懷抱。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正好是歐洲又開始零星出現右翼民粹的時候，例如奧地利自由黨（FPÖ）的Jörg Haider。
13、時至1990年代，終於進入了我們現在所稱的「網路時代」。網際網路的普及和突飛猛進，是金融經濟融入知識經濟後，所必然發展的結果。它需要更徹底的化整為零、高速連結的技術。於是就回頭找到了網際網路，這個早在數十年前就被開發出來的技術。頓時，我們才有「網路時代突然降臨」的表象。事實上，「網路時代」早在1950年代就隨著知識經濟而降臨了，1990年網際網路普及後的其社會效應，都是過去發展的延續。
14、網際網路是最適合白領這種生活型態的工具：人際關係可以針對個人客制化、高度流動性、沒有組織綁定、點與點之間可以自由選擇連結或隔離、不必拉起一個點就連起一大串粽子。
15、但是，網際網路的普及，也加速了以白領為基礎之新左派的自我分解：網際網路為形塑各種高度分化的小圈子提供了最方便的工具（例如，有空可以看一下，FB提供了多少性別選項供你選擇）。這一點不必多說了，以當前台灣的台獨運動和性別運動為例，我們可以數一數，至今在社群網路上可以看到多少小圈子和多少派系，以多少不同的風格姿勢和多少不同的詞語習慣，在進行多少不同的唇槍舌戰。處在外面的人，大概都會以為所謂「進步派」是鐵板一塊，事實上遠非如此——從50年前的西方社會開始就不是這樣了。
16、當前，人們面臨的處境是，無論老左派、新左派、還是哪一派，都不再是經濟趨勢所眷顧的天之驕子。在同樣都失去經濟上的主角光環的情況下，白領的整合則更為困難，因為他們之間除了過去的學校和現在的辦公室之外，缺乏共同的組織平台。他們可以有一致的政治理念，但是無法像以前老左派工會那樣，落實成有力的組織行動。因為經濟生活的形式與此不容，用大家都聽得懂的話——啊就上班沒空啊。他們的政治參與，落在經濟生活之外、排擠休閒時間，並且以網路參與為主（所以當然只剩下鍵盤參政啊，不然還能怎樣？工會嗎？），流水席式的政治嘉年華、以及不綁約的小清新講座為輔。但是這樣虛飄無力的白領，卻得負擔撐起過去所有「左派」所累積下來的理念：民主、人權、勞權、性別、環保......。這也許是最沈重的一代。
17、白領本質上其實就是「不接地氣」的族群。「接地氣」事實上應該是指，在一個固定的領地裡你說了算，別人要辦事橋事的話，都要以你的姿態、你的語言、你的腔調為標準，過來「接上」你。換言之，得要進入那些位置、那樣去營生、過那樣的生活、牽起那樣的人際網路、進入那樣的行會組織，然後你的政治觀念就會變成那樣的形狀，因為政治觀念的後面都牽扯到你的利害和動輒得咎的人際網路，於是你就接地氣了。辦公桌、派遣式、接案式的經濟生活是接不了其它行當的地氣的。嚴格地說，白領不是不接地氣，而是自家的「地氣」天生就稀薄。當今歐洲左派一片慘兮兮，所遭遇的根本問題是同一個：多數人感覺社會不公、經濟不好、難民太多，左派剛流失了藍領鐵票（多有轉投右翼民粹者）、又無法組織整合起白領、給予他們穩定的經濟和政治基礎，社會游離出不小的一群曖昧搖擺者，又不知道該怎麼吸納，到最後都變成民粹和「另類勢力」的版圖。這問題目前無解，歐洲人沒辦法，我也不覺得在台灣講「接地氣」就真的會有什麼辦法，因為我們面對的根本上不是說服和溝通的問題，是經濟變化造成社會解離的問題。溝通的姿態，主要作用是讓社會解離的情況不要進一步惡化、或是產生不必要的反效果。但根本的處境，也許必須等到全球經濟轉型、階級洗牌後的下一次穩定期。另外，台灣還面臨一個不可說的「佛地魔」問題，非常嚴峻。
18、總體來看，台灣的情況，就像是《怪醫黑傑克》漫畫裡有一個單元，一個10幾歲的少年因為嚴重意外，在病床上昏迷了70年，昏迷期間都保持少年的樣貌。結果他被動手術醫醒的那一刻，幼小的心智都還弄不清楚狀況，就瞬間快速經歷了全面老化的過程，最後還沒反應過來就死了。台灣是個心智幼稚、身體早衰的社會：人家從前民主進入成熟民主再到後民主，我們民主還沒成熟就後民主了；人家從前事實政治（就是50~60年代的政治橋事場）進入事實政治（70年代的新左派政治）再到後事實政治，而我們才剛要邁向事實政治就又掰了；人家老左、新左、高階經理人一個接一個上下台，完成各階段的政治任務、理念與價值、並留下政治後遺症，我們在短短幾年內得要一次搞定，結果還搞不定就也瞬間都掰了，後遺症則一個不漏地一次爆發。
19、最後，敷衍地談一下我們能怎麼辦：前述那些理念與價值的支持者，也許該做的是增加自家的「地氣」，而不是接上別人家的地氣。所欠缺的是一種半政治式的共同生活平台，能提供台灣人一般欠缺的社會支持（例如照顧小孩小狗......），又能形成政治認同和政治力量的平台。這次歐巴桑聯盟從親子共學起步，我覺得是個很好的模範。
20、在做事之前，「認識你自己」總是好的。我們所追求的那些理念和價值，都有讓它們生根的土壤、成長的氣候、以及枯亡的氣候。過去這一段歷史，可以說是人類社會曲曲折折地前進，發現並肯定這些理念的過程。去了解這些經濟、政治、社會的變遷，以及理念與價值的實現與困境，我認為會讓自己比較坦然一點、也會知道怎麼理解不同意見、乃至於說服不同意見者，而不是空泛地談「同理心」。另外，對自己的理念知道得越多越深入，就比較不會一遇到反駁時就氣急敗壞。因為氣急敗壞，往往都是急著要反駁又臨時組織不出理據，然後就見笑轉生氣了。
以上是我臨時記寫，不可避免地會有缺漏、誤判、或錯誤。談這麼多，不是要宣教，只是想向大家介紹，我們可以從這些角度去理解我們所擁抱的這些理念、我們的位置、以及問題的癥結。然後檢視一下，我們是不是對台灣過去至今所走的路，理解得都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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