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橫 道 世 之 介 名言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說來慚愧，出版超過半年的書，近日才慎重將最後一頁闔上。閱讀過程中幾度壓抑不下內心的波濤洶湧，如此激昂情緒也出現於 2020 年觀賞同為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Taiwan Film and Audiovisual Institute 策劃的「4Ｘ相識」巡迴影展。他們精選四部具有代表性的經典臺語片，邀請年輕導演延續劇情時空，拍攝發生在 40 年後的故事，世代對話隔空展開，新舊價值觀隔空碰撞，三代人的命運隔空交錯，影像鮮明記錄著時光流動的痕跡，那時深深領悟到，追尋這些逝去的記憶不但關乎我們身分的認同，也關乎未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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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是從『社會』中分娩，進而又回過頭來詮釋『社會』，甚至介入『社會』後續軌跡的一種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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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難以得知多數觀眾對臺灣電影的認知多寡，亦理解電影無法客觀呈現歷史全貌，然而 ——「電影」，此項既商業又藝術的文化表現形式，卻是一道窺視集體記憶的窗口。在世界的脈動、時代的風裡，我們得以接軌不同世代和背景的創作者，映照自身景況與抱負，披荊斬棘奮力凝鍊出的歷史切面。曾經這些碎片散落一地，而《#看得見的記憶》將殘頁一片一片拾起，依循臺灣社會發展之脈絡，於阡陌縱橫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變化中梳理出一條主流，順著時勢或起或伏，有的受當權者左右、被政治牽著鼻子走，有的奮力於山重水複的盡頭另闢蹊徑，有些人展現出文人的傲骨與氣魄，有些則不得不向現實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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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書收錄的 24 篇文章得以觀察到，愈拉愈遠的視線彷彿俯瞰無數真實生活的軌跡，不僅關於這個島嶼彼時與此刻、光明與暗影共同勾勒而成的立體輪廓，更是這一代看遍形形色色電影的我們未曾低首凝視的來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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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的記憶》博客來：https://bit.ly/2TnfA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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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捧起《看得見的記憶》時，查找目錄後率先翻開的是後面的章節，也是絕大多數對臺灣電影稍有涉獵的觀眾，時而流連，時而佇足的年代 —— 叛逆青年們在 80 年代成群掀起的臺灣新電影風潮。他們普遍受文學啟蒙，強調情感寫實，貼近生活經驗，且不只是耳熟能詳的年輕一輩導演的崛起，更包括當今無人能出其右的攝影師李屏賓、錄音師杜篤之、剪接師廖慶松等優秀的相關技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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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慶松強調：『新浪潮的導演們，是我這輩子工作過最有肩膀的電影人，他們事實上很強烈地傳達自己對社會、對很多事情的觀點，而且從頭到尾堅持，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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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有志之士曾經嘗試團結創造更多可能，卻因資金困難而不得不分道揚鑣，危機意外成為轉機，萬仁、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一一闖出自己的一片天，不但提攜無數後輩，更真正為臺灣電影掀起一個又一個的浪頭，守護著金穗獎、金馬獎，引領著李安、魏德聖、蔡明亮無數後浪的身影，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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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臺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臺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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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昀燕《再見楊德昌》書裡一篇小野訪談提及《恐怖分子》的段落，闔上《看得見的記憶》後感觸更為深刻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那些反叛的氣息，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理想主義者的殞逝，成為這群電影從業人員未曾動搖的改革和創新力量來源，反觀我們的此刻，近年來華語電影有多少自覺、共同認知能夠彰顯時代意識，並引領大眾對眼下的大環境展開深層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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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鄭秉泓〈大導演的起手式：李安、短片、金穗獎〉一文所寫，他形容，相較於金馬獎的成果驗收，金穗獎的存在好比大海撈針、挖掘璞玉，更是許多新導演的搖籃；然而，在參與由金馬執委會主辦的第 43 屆金穗獎之評選過程，我們從 66 部入圍作品中確實看見了許多「從點連成線」的批判力道，例如移民和新住民，成長迷惘，社會底層，並未真正成為過去的白色恐怖，但仍稱不上所謂全面性的集體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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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置身這個最好亦最壞、不舊亦不新的浪尖上，我們所能做的，或許是應暫緩腳步，端詳過去的文化脈絡，一如《看得見的記憶》點亮的歷史路徑，設法鑑往知來，並重新思考當前最重要的課題：該如何擦亮雙眸，推波助瀾，尋覓屬於新時代的文化顛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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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文章寫於 博客來OK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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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 ── 讀《看得見的記憶》
　https://bit.ly/3zhpz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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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 春山出版

【認真聽】#說真話與後真相 | 陳時中部長的政策溝通 | 風險時代的語藝 | 說真話的勇氣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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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連結」，這句話突然變成「年度金句」，人們讚嘆，他的講話總是令人同意也可以接受，這句「真話」同時是一種技巧，也是一種倫理。回顧這一年多以來，阿中部長的每場言談，總有許多令人欣賞的部分，像是2月時「#部長落淚」、4月時「#部長帶粉紅口罩」，當然還有更多是在直播記者會上與記者們的對話，時而嚴正指明，時而溫馨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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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者開始對陳時中部長的「發言」、「政策溝通」進行分析，想要把握阿中部長的「語藝」（rhetoric）技巧。但就筆者自己的研究，部長的個人風格（Charismatic Leaders）應該佔語藝技巧的大部分比例。也就是說，天時地利人和（疫情風險中的領導期待）加上本身的人格特質與說話習慣，讓他的溝通成為某種典範。今天的節目中，我想指出，「#說真話」（parrhesia）的重要性，也簡單討論與之相伴隨的「#後真相」（post-truth），它們同時都指向民主體制，也是在我們這個疾病風險時代，可以深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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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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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人的連結
▶ 部長的政策溝通
▶ 語藝學的傳統
▶ 傅柯的權力與論述
▶ 說真話的勇氣
▶ 說真話與後真相
▶ 疫情時代中最需要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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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onj5y3w9rpd0816spjpnypl?ref=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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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box 聽這裡：https://podcast.kkbox.com/episode/Pat9P9A4vBG_v5Ks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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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ify 聽這裡：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6hNr2xExQuCW01m154STIb?si=H6wmKVqJSNiFDbi047ye6w&utm_source=copy-link&dl_bran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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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聽這裡：https://podcasts.apple.com/us/podcast/ep-45-%E8%AA%AA%E7%9C%9F%E8%A9%B1%E8%88%87%E5%BE%8C%E7%9C%9F%E7%9B%B8-%E9%99%B3%E6%99%82%E4%B8%AD%E7%9A%84%E6%94%BF%E7%AD%96%E6%BA%9D%E9%80%9A-%E9%A2%A8%E9%9A%AA%E6%99%82%E4%BB%A3%E7%9A%84%E8%AA%9E%E8%97%9D-%E8%AA%AA%E7%9C%9F%E8%A9%B1%E7%9A%84%E5%8B%87%E6%B0%A3-%E6%9D%8E%E9%95%B7%E6%BD%94/id1516956557?i=100052165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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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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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中，我們每天都看到部長在談疫情，在危機時刻，或許我們不得不信任，但整體而言，他的講話總是有著特別的說服力。他連續得到前所未有的超高民調，顯示人們對他有著高黏著度的信任與喜愛。有人批評這是一種造神或是偶像包裝，但我覺得不如仔細觀察與分析他的談話，可能對我們的人生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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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的政策語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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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部長講出「人與人的連結」，真是絕妙，文字精準帶有情感，溫暖幽默又不失正確性。一時間也成為社群媒體上瘋傳的名言佳句（當然有各種解讀啦）。相關的例子很多，他總是可以用沉穩冷靜的語氣，說明數據，鼓舞士氣，像是流下淚說出：「雖然不希望在統計上有相關確診病人，但反過來想，也等於是我們救他一命，讓我們的醫療界盡最大努力來幫助他」，或是，戴上粉紅口罩鼓勵正確的口罩使用習慣與扭轉性別意識形態，其他像是「人與人之間不信任，病毒就有機可趁」，「媒體在做利己利人的事，社會安定很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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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者會上，他總是非常「真實」，是整個人格氣質、數據論點、口條表達上的真實。這正是語藝學中所強調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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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藝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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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介紹一下西方的語藝學傳統。語藝學（rhetoric）是個起源於古希臘時期的一門學問，這可說是最古老的傳播學與傳播教育。而我們人類最基本的溝通方式是以語言符號進行溝通。在古希臘誕生的傳播知識我們稱為語藝（rhetoric）；在希臘開始的傳播教育我們稱為「語藝教育」，主要以說服為目的。這個語藝傳統包括創作、組織、風格、記憶、演述的技巧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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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藝之所以重要，是因當時的公民因在民主體制與精神下，在參與公共事務時可以自由的發揮，因此思辯與表達能力也得以受到重視。語藝可以說是民主的基礎之一，但語藝與真實的關係也時常是哲學爭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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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像，雄辯滔滔與真實之間可能是有衝突，甚至是水火不容的，語藝技巧並不以真理或事物的本質為基礎：真理，信不信由你，都是語藝的效果。只要你能成功達到說服，那就成為某種真實。正因這個弔詭，法國的哲學家Foucault，在晚年便針對「語藝」與「說真話」進行區隔與辯論，兩者相互衝突，卻又模稜兩可，也同時是民主機制中的基礎與派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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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柯的論述分析與權力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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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大概是二十世紀後半最有影響力的歐洲知識份子，有學者認為，他是一位｢改變所有學者的工作基礎｣的重要思想家；你可以說他是社會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在1955~1969之間，Foucault在法蘭西學院有著一段知識的輝煌時間，而在1984年時，卒於自己的死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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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Foucault的的主要學術工作有三，首先是新史學範疇下進行｢瘋狂｣概念的系譜分析，如《瘋癲與文明》(1961)，第二條路線是對人文科學發展史的研究，如《詞與物》(1966)，第三條路線是進行知識論述的語言學研究，為《知識的考古學》。此外也有一些單一主題，例如《臨床醫學的誕生》等等。而晚期Foucault則從是《性史》三大卷的艱鉅工作，並轉向自我的倫理技術探究，思考人的存有問題，包含《說真話的勇氣》、《主體詮釋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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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Foucault而言，權力無所不在，這是一個文化中最複雜的論述實踐。因此，他並不會問：「誰是掌權者？｣而會是問：｢權力如何被配置，以及生了什麼物質效果｣。例如，什麼標準被認定為患有精神病？需要如何被治療？這些問題持續成為Foucault工作中重要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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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們探究權力問題時常會問的｢制定法律者是誰｣、｢法案如何通過｣，傅柯會認為這些問題預設了權力關係是穩定的、可預測的客觀事實；從其觀點來看，權力並非通過社會結構而下放的，相反的，權力是流動的，且透過論述蔓延開來，在特定的學科或實踐範疇內，我們的知識本身構成了經驗世界的真實，也內含了力量的運動。從此來看，Foucault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追尋權力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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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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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去世前一年，1983年在法蘭西學院開了一堂討論班：「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課堂中，他進行了此生中的最終回思辨，直指「說真話」（fearless speech）在論述形構、論述實踐、與主體詮釋上的歷史與作用，試圖解開「權力」的謎題與提供一個面對「權力」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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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話」也是古希臘時代的一個政治行為的概念，意旨坦率直言、自由言說、思言不二，面對暴政權力時，依然敢直言不諱。Foucault在他的「主體詮釋學」講座課上，對「說真話」（Parrhesia）的分析已經提出了幾個深具意涵的問題，特別是在論民主體制之時也將是關鍵的：「說真話」與「語藝」（rhetoric）的區辨，以及「說真話」與逢迎者（flatterer）「說好聽話」之間的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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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說真話」牽涉了我們對自身的主權（egkrateia），也因為作用於他人，而更是一種言說的倫理。但「說真話」必須審慎於情境時機（kairos），需要選擇與決斷可與之言的對象。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掌握說服技藝的人能夠藉著話語而支配他人，「說得好聽」可能成為「講真話」的可怕敵人。另一方面，單是真理本身又未必足以說服人，仍然需要表達的藝術，才能發揮說服力，「令人相信」。（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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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Foucault認為，「說真話」對真理的擔保，不在於理論與技巧，而是必須對照於說者實際生命格調的態度與行止。相對比，說服群眾的雄辯，不在於訴諸邏輯與真理的判斷，而在於召喚出聽眾的強烈情緒，就如同劇場裡的戲劇成分。以說服為目的，「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看似跟從聽眾的討好姿態，其實在召喚聽眾的跟從。而「說真話」，不僅表現說者對自身的主權，也在鼓勵、支持聽者自主與獨立的判斷，助益而不操控，是一種對他人的慷慨。因此「語藝」說服裡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和「說真話」是絕不能相容的敵對者。（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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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在1982年3月3日講課結尾時用了很模稜的表述：「說真話」是一種特別的，「非語藝的語藝」（nonrhe- nonrhe torical rhetoric）；既是一種技藝，也是一種倫理，既是一種判讀情境對象之藝，也是一種道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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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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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Foucault在「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講座課上，提了兩個概念「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與「說真話」（parrhesia）之間曖昧的關係。在專裁體制下，我們看見「說真話」的陰影：謊言、遮蔽、言不由衷、集體錯覺，所有人民注定要被擺佈。Foucault說，民主的基本特徵是「說真話」。但，奇怪的是，民主與「說真話」之間的惡質關係也可能毀壞民主，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發表，尤其當多數聲音代表主要意見，甚至我們去討好多數意見，產生民粹，卻也消滅了「說真話」與其主要的區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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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回到另一個與「說真話」相關的概念：真相。一口氣可以拿出三個層次關於「真」的討論，即事實（fact）、真相（truth）、真實（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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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實，就是指實際發生和實際存在的事物狀態或狀況，某個程度上無法解釋，也比較難理解，無論是哪一種制度都無法完全承擔起呈現事實的重量，事實是自己存在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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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相，其相對於假象，是現象之下的二級概念，真相是指真實地表現了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因此，真相和本質是一致的；假相則是指沒有真實地表現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相反，假相是那種遮蔽了、掩蓋了一定對象實際情況的現象，因此，假相是和本質不一致的。具有交互主觀性，真相是透過觀察、理解、判斷等詮釋過程所得來的，是在（醫療、媒體等）論述下生產與再生產出來的「事情的面貌」，其包含了假象與真相，而呈現真相、符合事實是這些論述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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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真實，真實是個認識論概念，是指認識結果與認識對象間的一種關係。如果作為結果的認識與認識的對象符合，就說認識是真實的，如果不符合，就說認識是不真實的。也就是說，當呈現的真相與事實符合時，我們可以說我們創造了一個可以認識到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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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能夠動用的是「真相」層次，主要的著力點也就是呈現真相或是排除假象。但是，真相不是自為的，而是人為的。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我們究竟要的是甚麼真相？如果真相如此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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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裡有一種「真相困境」。所有參與到疫情關係中的我們，都會從不同的角度訴說真相，形成一個程度式的真相，既然真相是一個光譜，那我們老百姓們所期望的是真相嗎？還是，我們要的是希望他們「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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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無畏的直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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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問題的癥結點不在於真相如何，因為真相終究是論述的。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是否展現了「說真話」的民主特徵。民粹主義這字眼在當代的語境中有點負面，就像我們表示每個人都有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權利，可以「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不管其知識、美德之類的條件如何，這樣一來，無法區辯是否為真話，無法保證是否為真相論述，淪為民粹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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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認為，要確認是否為真話的條件有二，其一是要接受學習與教育（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是教養的意涵），其二是要「重返自己」，不僅是有勇氣對他人說真話，還要有勇氣揭露關於自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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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阿中部長的政策溝通技術，以及前幾波疫情全民的安穩處理，除了語藝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外，做為一個「無畏的直言者」，有足夠的「學習」與「重返自己」是非常關鍵的成功因素。疾病議題關乎生死，與「自己」密切相關，而密集的「健康傳播」也讓大家都擁有審時判斷的能力。而部長的「說真話」，不只是一種技巧，更直接地反映了風險時代道德主體的倫理態度。這一切才能運作的如此美好順暢，我相信之後也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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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真相與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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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的疫情升高，比定會相伴隨各種「假訊息」，這些訊息不一定是刻意造假，而是一種「平等的自由言說」下而形成的「後真相」。「後真相」（post-truth）一詞作為前年的代表詞彙，也與風險社會的局勢變化相關。所謂「後真相」指的是「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情況」。換句話說，隨意散播驚悚的言論，比起事實真相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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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隨著民粹主義的興起，愈來愈多政治人物以此方式對待人民。對政治人物而言，奉行的是「有用者為真！」（what works is true!）（就像語藝學般），對「我的政治利益」有用的就是真理真相，沒有什麼永恆的價值與意義存在。如此的心態，加上大眾傳播媒體也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推波助瀾，刻意扭曲的造謠、橫空出世捏造及帶風向的假新聞與假資訊等，搖身一變被包裝成為「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而獲得了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地位。（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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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這些「另類事實」經不起時間與查證的考驗，但在資訊氾濫至內爆的網路時代中，根本沒時間去考驗，因為更多、更新的另類事實持續不斷地湧現，覆蓋著前面的另類事實而不斷將其壓縮；且在速率的催趕下，公民及閱聽大眾無力、無心也無時去逐一檢視另類事實是否為事實。但是面對人類共同的敵人，所有的資料與資訊都應該完全公開、透明與真確，並能不經加工製造的真實傳播出去，以讓人民知曉真相，據以自主判斷。在這個「瘟疫蔓延＋後真相」的時代中，「說真話」（fearless speech）更顯其價值與重要性，我們必須明白「無懼地說出真話」的真諦。（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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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阿中部長早在2月13日的記者會上，說過「唯有選擇說真話，防疫工作才有可能成功」。分享給大家，也請大家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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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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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元鴻. (2016). 說真話與民主, 傅柯的最後一課. 思與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54(2), 57-91.
2. UT, I. C. K. Truth-Telling in the Era of Post-Truth: Two Cases of Parrhesia for Democracy.
3. 楊洲松. (2020). 學在瘟疫蔓延時: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的教育思考.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5(1), 1-14.
4. Foucault, M., & 鄭義愷. (2005). 傅柯說真話. Fearles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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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加油
#很好睡的一集

《同理心》/陳文茜

*如果你總覺得人生就很苦，而你又不是難民、不是乞丐、不是無家可歸者，甚至你仍擁有家人、擁有健全的四肢，我想大膽地說：你的痛苦，可能不是來自於痛苦本身。

你的痛苦與憤怒，可能一大部分來自你欠缺「同理心」。

你無法換位思考，你永遠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觀看他人與社會，並且因而放大了自己的「不幸」與「不平」。

托爾斯泰有句名言：「每個幸福的家庭，故事都是一樣的；每個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現代人的仇恨，或者輕微一點說，彼此之間的「誤解」與「隔閡」，許多正來自於欠缺同理心。

我們看到一個老榮民的背影，刻薄者稱其「中國難民」，勢利者認定他們是「底層窮人」。有多少人在一個榮民擦身而過時，想到他所屬的時代悲涼，感念他們的奉獻與卑屈，反省我們的殘酷與冷漠。

「同理心」的建立如此匱乏，小從家庭內部的親情，職場彼此的互動，擴及社會不同群體。

世間有這麼多的兄弟鬩牆、社會仇恨……

因為「同理心」不是我們的本性，也不是我們社會教育的主題。

我們的本性是觀照自己，不是理解他人；我們的本性在不知不覺中自私且無情。

除非透過反省、經由學習，承認且意識此種「人性的匱乏」，我們的本性才能盡量避免「平庸之惡」。是的，平庸之惡，當我們將人性停留於直覺的平庸時，我們的本性便會有惡罪隱藏其中。我們甚至不會自覺，理所當然。

這是著名的學者、也是我研究所第一任校長漢娜 · 阿倫特（Hannah Arendt）對極權主義起源的精准描述。

人，不用太壞，只要沒有為他人設想之心，只要愚魯且自私，便可能成為邪惡之人。

而克服這種人性之惡的方法，正是「同理心」。

我人生第一個同理心的「大事件」，來自外婆的重病。

十一歲之前，外婆對我疼愛照顧，無微不至，直到她突然心臟腫大，住進了台中中山醫院加護病房。那是某一個傍晚，外婆突然喘不過氣來，四阿姨一看不對勁，趕緊帶著外婆住院。我看著救護車呼嘯，笛聲回鳴，好像準備穿透我的一切，永恆隔下一道分割線。

之後，我又跑又走了約莫三十分鐘的路程（在那之前，我出名也可笑地連過街都要大人牽手才敢），經過了十幾個紅綠燈，穿越了許多不熟悉的街道，不斷問路邊人：「請問中山醫院在哪裡？」

那是我的第一次「流浪」，我知道我往哪裡來，卻不知道自己的遠方有多沈重。我明白一個十一歲孩子在醫院裡不能做什麼，但是我必須抵達那裡，那是我在人間唯一的依靠，她躺在隔著一個高牆厚門的病房裡……她正被急救，醫生說她可能度過不了。

我不是一個節儉的孩子，外婆給多少零用錢我從來只有透支，沒有存餘。深夜，茫然地回家，口袋裡只有五塊錢台幣，飢腸轆轆，到了家門對面的麵攤子，下意識走進去，點了一碗陽春麵。

麵攤老闆是一個外省退伍老兵，煮得也擀得一手好面；外婆疼愛我，常常瞞著阿姨們帶我至麵攤子點滷蛋、海帶芽、滷豬耳朵，加一碗陽春麵。

那個深夜，老闆看我一個小孩走進來只點陽春麵，便慣常地問：「滷蛋？」我平靜回答：「不要。」

第二天，中午當然沒有人幫我準備便當，正在長大的孩子，到了下課放學，已飢餓難忍。又走進麵攤，問老闆：「我可以只要半碗陽春麵，付一半的錢嗎？」我的聲音平靜，表情更平靜；可能自小倔強，做任何事遇任何狀況都不輕易流露情緒吧！

老闆想了一下：「好。」

沒有多久，他給了我一整碗陽春麵，我愣了一下，因為我狐疑他耳朵是否聽不清，而且我口袋鐵定付不出一碗陽春麵的錢。沒敢動筷子，走到正熱騰騰煮面的攤子，我拉拉他的手，「老闆你搞錯了……」

他立即以濃重的四川鄉音回答我：「你先吃，我忙，待會兒再說。」

我坐下來，還沒吃完半碗，老闆突然扔了一個滷蛋到我碗裡，轉身又走了。

我靜靜坐在那裡，想等他忙得告一段落，再問怎麼回事。

約莫黃昏五點，客人少了些，他走過來問我：「小女孩，你的外婆呢？」我據實以告。他立即說：「你以後天天來，外婆會好起來，你不要怕，她回來了，我再和她算錢。」

那一夜我的三阿姨從台北趕回來探外婆，我趕緊告訴她我欠麵攤老闆錢的事，她當晚帶著我向麵攤老闆致謝，並還了錢。

隔幾天麵攤老伯伯告訴我，自己十六歲就在田裡被抓伕來當兵，一路打仗逃難，就靠許多不認識的人一次又一次接濟，才能活到今天。「你這女娃兒聰明，好好讀書，孝順外婆。」

十一歲的我沒有太多同理心，受到一個來自中國大陸戰亂孤窮老兵的照顧。我沒明白，當他說「好好讀書」時，是因為他沒有讀書的機會；當他囑咐「好好孝順外婆」時，是因為他被迫和父母離散，已無孝順的機會。

那「孝順」、那「叮嚀」是遺憾，是另一種想家的表達，是深沈的嘆息。

四川外省麵攤老闆在我們這個本省家庭口中，一直以來綽號就叫「老芋仔」。芋仔是一種不需要施肥的根莖植物，扔在哪裡就長在哪裡。長相不好，烤熟吃起來卻甜甜鬆鬆，削皮時手摸著，有點發麻。滿山遍野，只要挖個洞，就可找到幾顆鬆軟芋仔。

芋仔命賤，「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

過去光顧他的麵攤無數次，我們沒人關心他從中國大陸哪個省份來，怎麼和爸爸媽媽失散的，好似他是個石頭裡蹦出來的怪物。他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只有陽春麵特別便宜好吃、一個夜市裡搭個違章建築從早賣麵到晚、白天也蜷曲攤子內睡覺的孤伶攤販。

外婆後來果然安然回家，牽著我向「老芋仔」麵攤老闆致謝。

一年後，有天麵攤門口特別熱鬧，原來娶親了；姑娘從梨山山上「娶買來」，清瘦嬌小的女子，沒隔多久也生了小孩，小姑娘常背著小孩在攤前燙麵；麵攤老闆難得經常帶著笑意對人說話，這遲來的幸福，滋味應該特別甜。

我之後常常特別光顧麵攤，標準菜色「陽春麵加滷蛋」，像一種感念儀式。

幾次聽到他在旁邊教太太，麵要煮得好，放下去的時候，得立刻撈起來，再擱回去；千萬不能一次燙太久，否則湯糊了，麵也爛了。

有天麵攤老闆不做生意了，關了門，哭嚎的聲音，穿透薄薄的夾板，凡路經夜市的人都聽到。

隔壁雜貨店老闆娘轉告外婆，「老芋仔」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兒子也帶走了，還把他長年積蓄、擺在床底下的現金全偷個精光。

我望著緊閉的門，有幾次衝動想敲大門，但又覺得突兀……就這樣過了三天，老芋仔上吊自殺了。

上吊時，繩子掛在違章建築梁上，臉就對著後牆的蔣介石遺照。

這是我的第一堂「同理心」之課，我的「同理心」導師。

我不知道他識不識字，上了多少學，我甚至寫不出他的全名。但他教導我的「同理心」之課，我終生難忘，恩情似海。他的故事以如此悲慘的驚嘆號結束，更令我難以忘卻他曾在我寂寞困難時給我的溫暖。

他是個小人物，而他的一生，在哭嚎中、在一切絕念中、在一切棄絕後也就結束了。

最後，經過警察局收屍者認証，沒有送行隊伍，沒有人為他至少煮一碗麵，丟個滷蛋送行……

一個卑微「老芋仔」，一朵比雲還輕的生命，走了。

他的身影，那些溫暖的囑咐，帶著鄉音的安慰，打破了我們家中許多長輩灌輸在我腦海因「二二八」事件而深植的族群偏見，也使我後來絕不同意任何族群的政治語言。

當然也自然形成我後來與島嶼上曾經熟識的朋友們，重大的政治隔閡。

近日因某一事件，人們又談起了榮民，談起了那些被時代徹底犧牲的人。

我想說的是：其實他們一直在我們身邊，每個人不管是本省、外省，富貴貧賤，都會遇見類似的人物。

他們開出租車，當大廈管理員，在河床搬石頭做苦力，為了橫貫公路的開通而做了冤魂……那些悲慘時代的卑微人物，一直在我們身邊。

而我們對待他們的方法，大半是擦身而過，因為我們的社會不只沒有教導我們「同理心」，相反地，它教導每個人觀看的都是自己的、家族的、同一村落或者同一族群的痛苦。

漢娜 · 阿倫特曾特別指出，那些信奉納粹主義的屠殺者，「只是沒有深度」，他們沒有我們想像的邪惡，單單只是「不願意設想他人的處境」。

「因為所謂的人性，如果完全不設想他人的處境，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

同理心，知易而行難。甚至有時候教育體系的大道理，例如「民族」，恰巧是相反的「非同理心」，我們的「團結」來自於拒絕理解和我們處境不同的人；「我們」的認同，凝聚於排斥驅逐「他者」的行動。

同理心，不僅要「捨不得」別人，更要「捨得」自己。

不去苦苦追問自己曾經的痛，而設身處地理解別人的苦。

同理心，不需要偉大的理論，它是一種學習，一種徹悟，一種跨越人性的障礙，理解和你不同的人。

這個世界、社會、哪怕一個小家庭，都是由不同的人組合而成，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難處。

我們在提出任何一項主張或結論時，至少要有一種警覺心，世界若由一個人、一群相同血統或語言的人作主，這個世界一定有邪惡的排它性。

同理心，不需大道理，就是暫時放下自己，換位在他人處境思考……有時候它只是一顆滷蛋、一碗熱騰騰的陽春麵。

同理心，不需要語言，它就是一個使自己變得更有人性的過程。

如是而已。

——摘錄自《給逆境中的你》

特區政府為何連港台一個叫利君雅的記者也要不斷「追殺」呢？對於一個獨裁政權而言，官方傳媒就應該是宣傳喉舌，試問怎可能容得下一個當面叫特首「講人話」的記者？香港人面對每天這些荒謬的新聞，感覺很抑鬱糾結，是因為大家心態仍然停留在昔日的香港。

今天介紹一本認識香港新常態的作品，書名叫《暴政史：二十世紀的權力與民眾》，作者徐賁，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自公元前四世紀，柏拉圖便將「暴政」視為雅典時代的邪惡，在西方的歷史、政治、文學及哲學史之中，對極權專制暴政的探索，從來沒有停止。無論在歷史上這些暴政表現的形式如何不同，但背後的管治邏輯卻是相同，都是採取暴力、恐怖、謊言和欺騙去維持暴政。暴政的邪惡並不在於掌權者的橫行無忌獨行獨斷，而在於對人性的戕害。堅持信念，分黑白是非的人，受到懲罰加害，而卑劣手段的加害者，得到獎賞，道德價值由此顛倒，最後變成了卑劣才是王道，人人低頭，互不信任、精神萎靡，「人性戕害」就是這意思。作者引述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阿甘本的名言；極權暴政下只有兩種人：獸人和牲人一一要麼是野獸，要麼是牲口。

影片:
【我是南丫島人】23歲仔獲cafe免費借位擺一人咖啡檔 $6,000租住350呎村屋：愛這裏互助關係 (果籽 Apple Daily) (https://youtu.be/XSugNPyaXFQ)
【香港蠔 足本版】流浮山白蠔收成要等三年半 天然生曬肥美金蠔日產僅50斤 即撈即食中環名人坊蜜餞金蠔 西貢六福酥炸生蠔 (果籽 Apple Daily) (https://youtu.be/Fw653R1aQ6s)
【這夜給惡人基一封信】大佬茅躉華日夜思念 回憶從8歲開始：兄弟有今生沒來世 (壹週刊 Next) (https://youtu.be/t06qjQbRIpY)
【太子餃子店】新移民唔怕蝕底自薦包餃子 粗重功夫一腳踢 老闆刮目相看邀開店：呢個女人唔係女人(飲食男女 Apple Daily) https://youtu.be/7CUTg7LXQ4M)
【娛樂人物】情願市民留家唔好出街聚餐 鄧一君兩麵舖執笠蝕200萬 (蘋果日報 Apple Daily) (https://youtu.be/e3agbTOdf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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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細良 #城寨 #暴政 #香港電台 #利君雅
#果籽 #StayHome #WithMe #跟我一樣 #宅在家

特區政府為何連港台一個叫利君雅的記者也要不斷「追殺」呢？對於一個獨裁政權而言，官方傳媒就應該是宣傳喉舌，試問怎可能容得下一個當面叫特首「講人話」的記者？香港人面對每天這些荒謬的新聞，感覺很抑鬱糾結，是因為大家心態仍然停留在昔日的香港。

今天介紹一本認識香港新常態的作品，書名叫《暴政史：二十世紀的權力與民眾》，作者徐賁，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自公元前四世紀，柏拉圖便將「暴政」視為雅典時代的邪惡，在西方的歷史、政治、文學及哲學史之中，對極權專制暴政的探索，從來沒有停止。無論在歷史上這些暴政表現的形式如何不同，但背後的管治邏輯卻是相同，都是採取暴力、恐怖、謊言和欺騙去維持暴政。暴政的邪惡並不在於掌權者的橫行無忌獨行獨斷，而在於對人性的戕害。堅持信念，分黑白是非的人，受到懲罰加害，而卑劣手段的加害者，得到獎賞，道德價值由此顛倒，最後變成了卑劣才是王道，人人低頭，互不信任、精神萎靡，「人性戕害」就是這意思。作者引述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阿甘本的名言；極權暴政下只有兩種人：獸人和牲人一一要麼是野獸，要麼是牲口。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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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夜給惡人基一封信】大佬茅躉華日夜思念 回憶從8歲開始：兄弟有今生沒來世 (壹週刊 Next) (https://youtu.be/t06qjQbRI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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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少年理想很多，尋覓四海天涯，找天邊烏托邦……」老調輕哼。
穿梭過棟棟靜舊高樓，擦身與芸芸平庸婦人，來到老邨的一個天井處。驚詫，這裏宛如曲中的樂土。並非澄空藍頂，也無花馨鳥喃。怎麼說，眼前是琳琅一片，左方有疏落竹葉，右方堆砌了木製廢料及輪胎，說是廢料，它卻是經過一番修飾，加上正前方的一塊木匾，以扭扭歪歪的字體，寫了「盛記麵家」數字，倒覺玩味。越過第一扇門，猶踏進了一個小花園，有盆栽、有素畫、有藤椅。倘若此算桃源，她必然存在於世內，非脫俗，卻寫意。
桃花源主，是一名身穿青裳的大叔，人稱B哥，名字撇不清的江湖味。他說，市井就市井，反正小店只是瀝源邨的一個六十餘年老井，他則是井裏的蝌蚪，一直守護着小井，假如有人來打水，小蝌蚪無任歡迎，僅此一輩子。

仙境為何
「昨天的少年期望一天，成就美好所有，過活在蓬萊……」趟開玻璃門，暗忖蓬萊何貌，嗯，或許如斯。
右則一幅貼滿黑白照的牆身，夾雜着好些勵志句子。B哥興致不錯，前來解說。照片是隨心亂鋪，字句則出自他與家人手筆，雖然是偷改前人的名言，但旨在引導眾生，以正能量面對前路，滿懷信望。他領頭往前走，沿路上，身旁飾物擺設盡是單車輪、破椅、殘鐘、舊畫框，看得出樣樣都經過精心修補，重填油漆，他坦言，這裏所有裝置都是沙田街坊的廢物，他們有家品要丟掉，都會聯絡小店。這樣一來，悅目裝潢就不用加諸於食物價格之上；二來，他強調環保不是信口雌黃，而是以身作則。說着說着，已置身於數列書架之間，猶如圖書館，這些書籍都是供借閱，這裏可以自由出入，任意把書籍拿走，毋須登記。他徑自拿起一本書，自顧自地解說：「其實每本書，你一個人睇完之後，放喺屋企係冇意思，作者都希望你傳閱開去，愈多人認同愈好。」長此下來，街坊都習慣把看畢的書本拿到小店，支持這股心思。本來經營一家麵店，專心賣食物，輕鬆得多，但B哥非得要把所有空餘時間來弄東弄西，為的，就是老街坊一張張滿足的笑臉。


此舉，其實是愛屋及烏。B哥步入廚房，打開鍋子察看炆煮已久的牛腩，說他喜歡下廚，還不如喜歡沙田。對於一地的鍾情，由一九六二年開始。娃兒於沙田落地，當時還未有這個屋邨，至於小店，早於五十年代，由他祖母開辦，取其父親「張盛」之名，叫「盛記」，同樣於沙田土生土長。小屁孩由睡山上受蚊叮蟲咬，不知自來水為何物，再看着這裏填海﹑建屋，直至這條邨落成，瀝源邨，是沙田區的第一個屋邨，當時是七十年代。一家人決定把小店遷來天井處。當時，這裏共有六間食店，賣燒味的、賣糖水的、賣小食的，他們則賣雲吞麵，反正沒有競爭，大家關係要好。他猶記得，當年要當沙田區居民，三個月就審批完成，他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居民搬至，畢竟是四十年前，以前八人住一個單位，現時人口大減，賺到錢的已經搬走，剩下的，都變成七旬老人。


約十五年前，食店亦開始收縮，由六家減至只剩一家。滄海桑田，唯一不變的，是感情。這個屋邨實在殘舊，很多老人需要幫忙，多年一起成長，一同生活，B哥自覺要尊重這些老人：「佢哋為咗生活，都去執罐仔同紙皮，好辛苦。」當時一位八旬婆婆，每天都來這裏拿啤酒瓶，賣給同區五金鋪，五毛錢一個，他眼見婆婆吃力地推着小車子，瓶子愈多，車子愈重，她反倒更開心，於是B哥嘗試給她錢，着她不要那麼辛苦，她卻一口拒絕，他模仿那老氣橫秋：「B哥，我唔係嚟乞錢㗎，我希望用自己勞力交換少少錢啫，你畀我啦。」這下子可啟發了B哥，既然老人家也如此有尊嚴，不貪小便宜，他能否做點甚麼呢？於是，便有了開心長者日。「如果世上多一點愛，仙境已存在……」唱片機轉動之時，已經是早上九時正。

世內桃源
廚房早已炊煙裊裊，準備迎接門外湧湧老人。啊，今天是九月的首個星期天，正是每月一次的開心長者日。由九時開始到十二時許，免費為長者提供午膳。這個善舉由二零零八年開始，開初因為能力所限，限制一百個名額，如今有大班義工幫忙，再沒有限額。魚貫的長龍陸續進入小店，公公婆婆排久了，總有爭吵，左一句插隊；右一句催促，火花四起，臉上卻是漾着笑意。畢竟多是獨居長者，冷漠孤獨，平時連吵架都沒有機會。坐到席上的老人，有的盯着餐牌，有的老練地點餐，他們吃的東西可自己選擇，並非小店限定。

故此，B哥及其大哥凌晨四時半就回來炆煮，五兄弟姊妹在此幫忙，確保店子運作順利，及保持質量，他嚴肅謂：「雖然係免費，但都唔可以要人食品質差嘅食物，所以我好忙。」語畢，他就為一名婆婆端上一碗熱騰騰的雲吞麵。只見，婆婆邊吃着麵，邊口沫橫飛，聊着哪裏東西便宜、今日吃甚麼餐、哪裏看醫生好，老街坊難得相聚，猶如趁墟。反倒是B哥，幾乎沒有停下來的時間，因為除了吃麵外，他還要準備送給長者的小禮物，有生果、包點、麵餅，臨近中秋還有月餅。與此同時，他要求義工團多與老人聊天，看他們有甚麼需要，例如家居問題，找可以幫忙的朋友或機構，上門幫他們處理。他希望幫助老人家之餘，同時讓年輕一輩多跟老人家溝通，這是身教。
這世上，沒有完全的人，縱是桃源，也不過在人間。這俗世啊，多少還是會有人質疑B哥。總有人問他，是否想做區議員、做政客。他也不介懷，只笑笑地回答：「我賣麵㗎咋，字都唔識多隻，善長人翁都太抬舉我。」他自嘲麵店不算大，日頭生意不太理想，於屋邨內賣麵食的也賺不了多少錢。不是說說，這位老闆打拼多年，現時仍然住公屋，踏單車上班，但他不會因此而覺得羞愧，因為他所做的事，只想令身邊的人更有尊嚴，看到老人家一個滿足的笑容，他就十分開心，就是如此簡單。是的，所有人和物都是一步一步地歷煉成長，B哥也不例外。

那時，年少輕狂。回想起自已二、三十歲時，也曾心雄過，想擁有跑車、想賺大錢、想住豪宅。他人生中，有兩個死黨，認識了四十多年。仍然深刻，他們一起追女仔、賺錢、計劃未來，他調侃：「一齊諗要揸咩車，仲想起樓，你住A座，我住B座，佢住C座，你哋今日煮咩餸，今晚攞嚟我度一齊食。」他們心野，卻念舊，有空就相聚於沙田唱卡啦ok，反覆唱着 Beyond的「海闊天空」，提醒大家不要背棄理想。青狂由他們起，清心也由他們生。記得十年前一個晚上，那是十時許，他們仍在聊是非，朋友忽而說心口不適，B哥着他回去休息。翌晨五時許，B哥接到電話，他走了。頭尾才不過七個小時，好端端的聊天，怎麼會走。受了打擊的B哥停止了手上所有工作，到山上送別朋友，他問朋友，為甚麼那麼快就走，明明甚麼都未實現。就在這霎眼間，他叮一聲想到了：「人生到底要啲咩？係咪錢？係咪名譽？咁多年，我掌握到啲咩？」他才悟到，原來富貴與否不重要，可以令人歡樂，做到想做的事情，才是無價。「紅日照月兒俏，開的心真的笑，就是世內桃園……」他喃喃哼哼，細唱塵世沒有兩全其美，他，選擇放棄物慾。

送別最後一位公公，義工團已經圍到桌前，執筷吃午飯。B哥仍然忙於收拾，背影盡見疲憊，今年五十有六，說老倒也不老，只是比起年輕時，力有不逮。他邊洗擦爐具，眸裏卻是一片前塵：「生老病死係必然，執玻璃瓶個婆婆都過世啦，有開始有終結，係唔知幾時啫。」對於命運，他已經處之泰然，如今只餘一個願望，就是讓這家無後繼的老店，留低最好的印象，方才離開。
終於完成工作，他抹抹手，關掉喇叭。唱片機停下以前，留下這麼一句小調：「願昨天的少年，來日一天，明白人間天堂，就在心的深處。」
惟願，歲月靜好，生生歡顏。

盛記麵家
地址：沙田瀝源熟食中心5號鋪
電話：2692 6611
營業時間：6am-4pm；6pm-11pm
詳情： http://bit.ly/2PVaXBC

採訪：黃寶琳 拍攝：胡浩賢﹑謝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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