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想像與虛構】
之前有個說法，大概是說散文和小說的區別，在於散文是真實的，小說是虛構的。
這次分享的這篇文章，討論的也是散文，作者王充閭提到「生活的真實是基礎，藝術的真實是手段」的看法，甚至舉了《史記》《左傳》中的例子來說明散文寫作時的創作技巧。
一起來看看他的說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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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想像與虛構 / 王充閭
一
如何處理好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這是歷史文化散文寫作中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散文必須真實，這是散文的本質性特徵，一向被我們奉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藝術，惟其是藝術，作者構思時必然要借助於栩栩如生的形象和張開想像的翅膀；必然進行素材的典型化處理，作必要的藝術加工。兩者似乎存在著矛盾。尤其是，歷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獨一以「當下不再」為條件的存在。當歷史成其為歷史，它作為「曾在」，即意味著不復存在，包括特定的環境、當事人及歷史情事在整體上已經永遠消逝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在場」的後人要想恢復原態，只能根據事件發展規律和人物性格邏輯，想像出某些能夠突出人物形象的細節，進行必要的心理刻畫以及環境、氣氛的渲染。因此，海德格爾說，歷史的真意應是對「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史學家選擇、整理史料，其實就是一種文本化，其間必然存在著主觀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沒有經過處理的史料。這裡也包括閱讀，由於文本是開放的，人們每一次閱讀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
很難設想文學作品沒有細節描寫，因為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情感與個性。《史記》中寫漢初名相「萬石君」石奮一門恭謹，就採用了大量細節。石奮的長子石建謹小慎微，有一次書寫奏章，皇帝已經批回來了，可是，他還要反復檢視，終於發現「馬」字有誤：這個字四點為四足，加上下曲的一筆馬尾，應當是五筆，現在少寫了一筆。他驚慌失措，唯恐皇帝發現了怪罪下來。石奮的少子石慶，一次駕車出行，皇帝在車上問有幾匹馬拉車，他原本很清楚，但還是用馬鞭子一一數過，然後舉起手說：「六匹。」小心翼翼，躍然紙上。太史公通過這些細節，寫出了當時官場中那種終日戰戰兢兢、恭謹自保的政治風氣。
明代思想家李贄講到藝術創造時，說一個是「畫」，另一個是「化」。畫，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觀的、物質的東西化作心靈的東西，並設法把這種「心象」化為詩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飛翔。這就觸及到散文寫作中想像與虛構這一頗富爭議的話題。近年來，隨著新生代作者的闖入，小說家、學者的加盟，以及跨文體寫作的出現，散文創作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特別是作家的主體意識在不斷增強，已不滿足于傳統散文單一的敘述方式，而是大膽引進西方的多種表現手法，吸收其他文學門類的寫作特點，輔之以象徵、隱喻、虛擬、通感、意象組合等藝術手法，意識流動，虛實相間，時空切換，場景重疊，使散文向現代性、開放性拓展。
事實上，早在「散文的想像與虛構」成為問題之前，有些作家已經在悄悄地進行著大膽嘗試了。出現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散文家何為的《第二次考試》，是一篇優秀的散文作品，曾經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可是，許多人都知道，它卻是經過想像與虛構，對真人實事進行大膽加工的產物。1956年上海合唱團招考新團員，一名女青年報考，由於考試前夕她在楊樹浦參加一場救火，弄倒了嗓子，以致影響了考試成績，但合唱團還是破格錄取了她。何為當時正在醫院休養，聽家人講述了這件事，便在事實的基礎上進行了藝術加工：設計出第二次考試的情節，加進了蘇林教授這個關鍵性人物，改換了女主人公的名字；文中陳伊玲身著「嫩綠色的絨線上衣，一條貼身的咖啡色西褲，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樹」，實際也並非如此，是作者為了加強形象的感染效果，從所住醫院一位實習醫生那裡移植過來的。
這個典型事例說明了，生活的真實是基礎，藝術的真實是手段。前提是散文是藝術，而且是一種側重於心靈表達的藝術。黑格爾指出：「藝術作品既然是由心靈產生出來的，它就需要一種主體的創造活動，它就是這種創造活動的產品；作為這種產品，它是為旁人的，為聽眾的觀照和感受的。這種創造活動就是藝術家的想像。」「在這種使理性內容和現實形象互相滲透融會的過程中，藝術家一方面要求助於覺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還要求助於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氣的感情。」
二
今年三月中旬，我率領大陸作家代表團訪問臺灣，到日月潭觀光，接待我們的是南投縣文化局長，他是一位文學博士。在同我們交談時，他直率地說，總覺得作家們想像力不足，有時過於拘謹。他說，有一次訪問日本，見到了楊貴妃的墓，便問有關人士「根據何在」。答覆是：「你們中國古代的白居易寫得很清楚嘛！」博士反詰：「楊貴妃不是死在馬嵬坡嗎？《長恨歌》裡分明講：『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答覆是：「《長恨歌》裡還講：『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海上仙山在哪裡？就是日本嘛！」博士說：「這種顛倒迷離的仙境，原都出自當事人與詩人的想像。」答覆是：「什麼不是想像？『君王掩面』，死的是丫環還是貴妃，誰也沒有看清楚；所以才說『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就這樣，生生造出一個「貴妃墓」來，結果還振振有辭！
歷史散文創作講求真實，關於史事的來龍去脈、真實場景，包括歷史人物的音容笑貌、舉止行為，都應該據實描繪，不可臆造；可是，實際上卻難以做到。國外「新歷史主義」的「文學與歷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歷史脫離不了文本性，歷史文本乃是文學仿製品」，「歷史還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種虛擬」的論點，我們且不去說；這裡只就史書之撰作實踐而言。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有過一段著名的論述：「《左傳》記言而實乃擬言、代言」，「如後世小說、劇本中之對話、獨白也。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當然耳」。「上古既無錄音之具，又乏速記之方，駟不及舌，而何口角親切，如聆罄咳歟？或為密勿之談，或乃心口相語，屬垣燭隱，何所據依？」原來，「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其實，早在先秦時期，孟軻讀過上古時的典章文獻彙編《尚書》中關於「周武王伐紂，血流漂杵」的記載，就曾提出過疑問，從而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盡信書，不如無書。」到了宋代，當學生問到「《左傳》可信否」時，著名理學家程頤的回答是：「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我們再來看被奉為信史和古代散文典範的《史記》。司馬遷在《項羽本紀》中詳細記錄了鴻門宴的座次，說是項羽和他的叔叔項伯坐在西面，劉邦坐在南面，張良坐在東面，範增坐在北面。為什麼要作這樣的交代？因為有范增向項羽遞眼色、舉玉玦，示意要殺掉劉邦的情節，他們應該靠得很近；還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而項伯用自己的身體掩蔽劉邦，如果他們離得很遠，就無法辦到了。司馬遷寫作《項羽本紀》大約在西元前94、95年前後，而鴻門宴發生在西元前206年，相距一百一十多年，當時既沒有錄相設備，而戰爭年代也不大可能有關於會談紀要之類的實錄，即使有，也不會記載座次。那麼，他何所據而寫呢？顯然靠的是想像。
三
中國文學史上還有一個典型事例。《古文觀止》中有一篇《象祠記》，作者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當時，貴州靈博山有一座年代久遠的象祠，是祀奉古代聖賢舜帝的弟弟象侯的。當地彝民、苗民世世代代都非常虔誠地祀奉著。這次應民眾的請求，宣慰使重修了象祠，並請流放到這裡的王陽明寫一篇祠記。對於這位文學大家來說，寫一篇祠記，確是立馬可就；可是，他卻大費躊躇了。原來，據《史記》記載，象為人狂傲驕縱，有惡行種種，他老是想謀害哥哥舜，舜卻始終以善意相待。現在，要為象來寫祠記，實在難以落筆：歌頌他吧，等於揚惡抑善，會產生負面效應；若是一口回絕，或者據史直書，又不利於民族團結。反復思考之後，他找到了解決辦法：判斷象的一生分前後兩個階段，前段是個惡人，而後段由於哥哥舜的教誨、感化，使其在封地成為澤被生民的賢者，因此死後，當地民眾緬懷遺澤，建祠供奉。《象祠記》就是這樣寫成的。其中顯然有想像成分，但又不是憑空虛構。因為《史記·五帝本紀》中，有舜「愛弟彌謹」，「封帝象為諸侯」的記載。據此，作者加以想像、推理，既生面別開，又入情入理。用心可謂良苦。
這在西方也早有先例。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中，演說辭佔有四分之一篇幅。修氏自己承認：「我親自聽到的演說辭中的確實詞句，我很難記得了，從各種來源告訴我的人，也覺得有同樣的困難，所以我的方法是這樣的：一方面儘量保持接近實際所講的話的大意，同時使演說者說出我認為每個場合所要求他們說出的話語來。」
顧頡剛在《古史辨》中說：「我以為一種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當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確，何況我們這些晚輩。」這話不假。我們都看過《羅生門》這部影片，對於事件的真相，在場親歷者言人人殊。所以，有人說，「史，就是人們口上的一撇一捺。」看來，堅持歷史事件包括細節的絕對真實，「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當然，這種想像必須是有限制的，要在尊重客觀真實和散文文體特徵的基礎上，對真人真事或基本事件進行經驗性的整合和合理的藝術加工，必須避免小說化的「無限虛構」或「自由虛構」；特別是有些散文種類是不能虛構的，比如，關於現實中的親人、友人、名人的傳記以及回憶性、紀念性文章，都是寫作者同時代的親歷親見親聞的事，與事涉遠古或萬里懸隔迥然不同，必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絕不應隨意地想像、虛構。須知，這類散文美學效果的實現，是借助於其內容或主體的豐富而特殊的客觀意蘊，真實與否，影響是至大的。
楚懷王項羽 在 Re: 項羽是個背信棄義的混蛋（相關議題） - 看板historia 的推薦與評價
我也來分享自己的看法
先引一段史記的原文：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臺。項梁自號為武信君。
毫無疑問，楚懷王是項梁從民間找來的，原本只是為人牧羊的牧童。然後項梁做了兩件事：
1. 自號武信君。
封君是戰國晚期特殊的建置，多為王室親族，如戰國四公子等等。年表記載，項梁自號武信君，是在秦二世元年九月，翌年六月，才立楚懷王。然而在項羽本紀裡，司馬遷卻寫反了，先寫項梁立楚懷王，再寫項梁自號武信君。會是司馬遷搞錯嗎？顯然不是，寫自號，又特意將時序調換，可能是太史公意有所指。我認為意指的，就是項梁表面尊懷王，但根本也沒把他當一回事，這點很多人說過了。
2. 陳嬰為楚上柱國，都盱臺。
上柱國是一種保衛國都的職位，也是楚國武官的最高階。在後來項羽大封諸侯的時候，又提到了另一個柱國共敖，原文如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
首先先提共敖。在後來項羽滅秦的霸王大分封裡，故楚地的核心城市江陵，被分封給共敖，號臨江王。而除了項羽自己的西楚，就是英布的九江王，與英布丈人的衡山王。這四塊地合起來差不多就是舊楚國的國土。而後來共敖之子，在英布等人降漢後，仍堅不肯降而戰死，可見跟項羽關係是非常深厚的。
再回到陳嬰，雖然范增說立楚懷王，能讓「楚蜂午之將皆爭附君」，然而陳嬰是陳涉死後，項梁立懷王前就帶兵來投靠的，顯然也不在上述慕懷王而來的峰午之將，乃是自慕項梁而來。
換句話說，在楚懷王的都城中，項家都放了不少自家兵馬，雖稱其保衛都城，為柱國，其中用意是不是防範、監視？史並未明載，但司馬遷講完項梁立楚懷王後，特別提到陳嬰「與懷王都盱臺」，其理不言可喻。而由此觀之，後文提到當項梁戰死，「懷王恐，從盱臺之彭城」其可能的額外政治意義是什麼，也就不難理解了。
因此，要說項梁與項羽尊楚懷王為君，我想是有待商榷的，大概也就跟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差不多吧。
繼續爬梳史記原文：
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臺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
先說呂臣。呂臣本為陳涉部將，陳涉死後，聞項梁立楚懷王，特來投靠，正是范蠡所謂「蜂午之臣」，可視為楚懷王人馬。
從盱臺之彭城，是由後方跑到前線。彭城是項梁死後，餘軍由項羽等所領退卻的城市，是權力的真空地帶。懷王趕來，一舉卸下項羽、呂臣兵權，然後給予呂臣家族豐厚的爵位，以手上除了名聲，什麼東西都沒有的懷王來說，能夠做到這些，顯然不是件易事。令尹更是楚國最高官，相當宰相的位置，戰國時候楚國的吳起、春申君、屈原的政敵子椒等，舉足輕重的大臣，都曾任令尹一職。從細微處想，懷王可能跟呂臣做了什麼交換。
再談劉邦。高祖本紀載前事如下：
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
記載可知，劉邦也是先從項梁的，項梁還賜給劉邦五千兵。而後項梁死，劉邦在彭城，才受懷王封武安侯。
與項羽相對，劉邦既封侯，未拔其兵權，又受懷王之命，「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史記接著寫懷王跟部下的討論，內容更露骨：
項羽為人彊悍猾賊…今項羽彊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
雖然攻關中也並非易事，劉邦終究還是得憑著自身實力，但從中也可看見楚懷王對於劉邦的器重。對照項羽拔兵權，以及對於項羽的評價，這次的彭城之會，意義重大。
總之，楚懷王從盱臺到達彭城，一口氣解了項羽跟呂臣的兵權，可能是一次奪權政變，楚懷王拉攏了呂臣、劉邦，以架空項羽。
而後，就是宋義了。宋義的來歷並不十分清楚，史記載了一個宋義諫項梁，不成，而獲得楚懷王賞識的故事。這個賞識，就讓宋義當了大將軍，故事未免也太詭奇。如果細細爬梳之下，有幾個線索：
集解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
儀禮：諸侯之子稱公子。
宋義遣其子襄相齊，送之至無鹽。
由此觀之，這個宋義確實有些來頭，不僅自己出使齊國，還有讓兒子去齊國當宰相等等的能耐，更有時人號之卿子的褒美之辭。而從他勸諫項梁，項梁不聽看來，跟項梁關係大概也不會很親密。有些文章提到宋義是故楚令尹，不過我找不到這則線索，但總之，宋義是頗有身份的楚國貴族，應是可能的解釋。
而後，就是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的救趙，接著項羽在此次進軍中再奪兵權，並且大破秦軍，接著入關中，鴻門宴等等，在此就不表了，總之項羽還是憑自己能耐奪回這些兵權與勢力。
而在項羽如日中天之時，懷王跟項羽的關係。同樣引這句：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
項羽立懷王為義帝又是何種概念？真是諸侯的精神領袖，項羽奉之高台為帝嗎？從這段的上下邏輯看來，應該是有問題的。
楊慎《丹鉛總錄》： 項羽立楚王孫心為帝，以從民望。不曰楚帝 ，而曰義帝 ，猶義父義子之稱。
謝肇淛 《文海披沙》：項羽尊懷王為義帝 ，猶假帝也。一說，眾所尊戴者曰義，故稱義帝 。
顯然，義帝這概念是有很多面向解釋的，我的解釋也只是其一，讀者可自行解釋，然而項羽之後這段話說得更白：
「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
從這段誓詞，再回頭看懷王的「如約」，實在意味深長。連劉邦都乖乖的退出關中了，項羽因破秦而號為諸侯上將軍了，懷王還是死硬的說出如約，頗有幾分蒼涼的豪氣。奪兵權，阻止項羽為項梁報仇等，都已經是巨大的嫌隙，事已至此，懷王大概也破罐破摔了。最後就是身落放逐而死的下場。
最後再多補充一下關於殺楚懷王以及霸王大分封一事，提出對於項羽立義帝，而自己不稱帝可能的解釋。
殺楚懷王一事，在各列傳裡皆不同，項羽本紀寫：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黥布列傳寫：乃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
若非抄錄錯誤，則兩邊關於殺義帝的出入，可視為司馬遷的草蛇灰線，與英布動向有關，在此姑不深入。這裏提的這幾個王，皆是故楚國的封王，差不多表示了項羽的勢力範圍，換句話說，項羽封地只為西楚，但已握有舊楚國的全部號令權，代楚之勢很明顯。
由這裡再觀之，才可知道項羽不入關中而回楚，其所代表的政治意象為何。
司馬遷評價項羽：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號為「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在史記裡，項羽稱為霸王，漢書稱伯王。這個霸、伯，應視為春秋以降的王霸概念，也就是春秋的諸侯共主。
皇帝這詞彙，在秦楚之際還是新興的詞彙。秦末年，陳涉吳廣起事後，六國殘餘勢力的大舉反撲，正是項羽親身經歷的時代，從項羽的作為觀察，對於稱帝，他可能沒什麼興趣，他的霸王大分封，也並不見中央集權的成分，還是尊崇古典的封建體系。他雖然是老大，但不見想要對各封國有直轄權，然而諸侯各就國，因分封不平，國內吵個沒完，造成了項羽的威信統治危機。所以之後的楚漢相爭，各諸侯國見風轉舵，也就見怪不怪了。
司馬遷認為項羽逐義帝，導致眾叛親離，我認為關係不大的，倒似是政治體系形成前的必然反動，如周代有三監之亂，或漢初有七國之亂，也像法革後短暫的維也納體系。封建的政治體系，正是項氏等身為舊楚國貴族之後的包袱。在我看來，項羽與西楚霸王之死，象徵舊時代的正式終結，而毫無包袱的劉邦，則開啟了中國進入穩定中央集權帝系的巨輪。義帝空有帝名，也只是可憐的卒子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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