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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死於非命，會對城市氣氛有多大影響？香港人有一個耳濡目染、習於日用的想法：作為壞孩子的《蘋果》，一天能篤眼篤鼻，普通人一天也相對安全。蘋果存在與否，成為廣義政治自由的風向。
這兩三年集體意識經歷了多次崩潰。19年之後，人們發現日常生活有應該找警察的問題，也不敢/想找警察。某程度上，是人身安全和私人產權的概念蒸發。我們以前一向相信很多事情有險可守。身處階級越高，就越被照顧得舒服。層層疊疊的法條和機制似乎能給人安全感。就算是警隊，也有監警會，善男信女跟官府沒有真正衝突，也會覺得總算萬事都有相制度制衡，「唔會咁得人驚掛」。
法律和法庭也一向是人們心之所依，但安全感也很快被摔破。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會為法庭的本質給出最現成的真實例子。就算內心多想世上是有險可守的，最終也會在新聞消息日日轟炸過後，接受政治先於法律的事實。目睹法庭救不了人，而是治人，公意必然又再走向崩潰和重整。人們會擔心自己離港後不能再使用本地銀行服務，甚至擔心自己的「戶口安全」。當然《蘋果》亦是一條巨大的心理防線，在這條防線之後會是甚麼，相信香港人自己都不知道。因為這是大家一齊第一次進入「沒有蘋果的香港」。
資訊安全、戶口安全、人身安全、言論安全，這些都是以前香港人不用擔心的。香港在兩三年間，火速由多年來極度安穩而盛產「港豬」的「福地」，變成不能再肯定任何事。香港人雖然自覺見過世面，賺很多錢，十分國際化，但繁華原來是水月鏡花。《蘋果》創刊社論曾經說到，舉世觀望，誰人敢單方面改變 97 後的香港？是的，我們曾經也注視著注視香港的國際社會。我們知道黎有國際友人，《蘋果》同樣是在「舉世注視」之下被腰斬。這條防線過了之後，香港人會怎麼改變，相信香港人自己都不知道。因為這是大家一齊第一次進入「沒有蘋果的香港」。
一百個人有一百份《蘋果》。每個人基於政治信仰、經歷、閱讀方法不同，而得出各自不同的蘋果印象。我對它最深的印象，是在 2010 年代之初水貨、自由行問題的取態。當時我讀大學，香港各地受港貨走私中國活動和遊客人數困擾，有些社區終於不堪其煩發動示威，但《蘋果》社論當時大力反對遊行，並以香港有商業自由、人口流動自由、搶奶粉客都是中國毒奶粉受害者等等。生氣啦，怎麼不生氣。也有投稿去鬧。在論壇版鬧社論主筆 (當時執筆的不是李平)，也就試過這一次。黎在那個季節，也自爆在公司發出通告，指令編採人員不要讓人講咁多本土化的東西，就沒再跟「執返正」的《蘋果》有聯絡。
那些年還有選舉，由 14 年的素人到之後的泛本土，外面的人不知道新版塊，《蘋果》一方面代表了很多人對政治的全部認識，亦會投其所好，做出黨同伐異的攻擊報道。又有一次，我發現六四前夕他們找了一個學聯老鬼大談盧斯達思想之害，逐句解讀玩藍色窗簾。我當時讀了還是一言不發，因為我知道他們要找一個對立面，他們要維護自己那個世代或者支聯會的權威。自然《蘋果》也是單方面的刊登，裡面沒有我或第三者的回應。雖然，我在這裡欣賞《蘋果》對付對手的冷酷無情。
說甚麼，被《蘋果》輾到的人千千萬萬，其他受苦更多，所以這幾年也很少張聲。最大的壞孩子倒下，其他孩子也會感到寒意。這是 16 年他們不懂的，正是從他們不懂唇亡齒寒這個反面教材，因而令我更覺得不能不懂。
97 年主權移交時，《蘋果》頭版也是表示「信有明天」；五區總辭時，民主黨也反對；那次政改，《蘋果》也是比較中間，反正民主黨就不玩；16 年魚蛋，報道和評論自然也是不解、陰謀論和劣評，還有攝記不顧上法庭人士不願露面而爭執；文化上，《蘋果》也比較喜歡「中國用語」，也關心中國。
以前會一直以為，《蘋果》和黎會繼續走向中間和溫和。時常懷疑黎的愛國民主派政治取態是避險操作。因為有「有險可守」的前題，因而自由派再自由，都會有大局和避險意識，都有一個溫和的位。據說，現在狂屌《蘋果》的國家領導人，以前也會寫信表揚他們的戰地記者做得好。上一次政改，政府和《蘋果》(及民主黨) 也並非沒有連合位。還有吹捧曾俊華那一期，也好像很合大體。那些年，中美關係還是較好，香港就比較風平浪靜。
《蘋果》的大廣告被截之後，嘗試轉營為大眾課金。還有很多事情陸續發生。不知不覺，它的內容和方向都好像發生巨變。看到後來，又覺得黎雖然固執，但可能真是真心相信一些理念的。
19 年之後的《蘋果》對我來說，是另一張《蘋果》，不再只是自由派，不再能容於今天。突然發現很多地方其實無險可守，會大為刺激本來很保守的主流群眾。也許《蘋果》有一個時刻也是如此被大為刺激。過去有險可守的共識，變成今日宣諸於口的「盡做」，便揭示了一種大大改變的心態。
這條防線過了之後，香港人會怎麼改變，相信我們自己都不知道。因為這是大家一齊第一次進入「沒有蘋果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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